国学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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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美无处不在

如何赏析古典诗词之美 作者： 胡中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代诗词是座美轮美奂的文学殿堂。但当前国人在诗词常识方面有严重缺失，走进“围城”有五把钥匙——识字、识人、识世、识物和识法。 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首诗歌，对卢纶的《塞下曲》提出批评。卢诗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先生写了首诗：“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唐诗提出了批评。意境是古典诗词的灵魂，看古诗，不要老盯着某些“科学”瑕疵。 走进“围城”的第一把钥匙——识字。汉字有多少？8万左右。你能识多少？算4000，再加1000，5000个字到顶了。打开一本大字典，10个字里你不能识一个字。 对一个字你认识到什么程度？20年前高考出过一道题，问“坐”是哪个部首？答案是“土”，古人席地而坐。这一步，仅是高中生水平。古人怎么坐？把臀部放在脚后跟，叫坐；臀部离开脚后跟，叫跪；臀部在地上，两脚伸直，叫箕踞，比较正规的场合，绝对是跪坐。理解到这一步还不够。“坐”为什么是两个“人”？《说文解字》里说“凡坐狱讼，必两造也”。“坐”的本意是打官司，至少有原告和被告。至此，才对“坐”有真了解。古代诗词里有时用的就是本意。 古代单音词为主，千万不要用现在的双音词去理解，词义一定要准确地把握。 走进“围城”的第二把钥匙——识人。了解贾宝玉，先要了解曹雪芹。这两者不等，但有联系。诗歌也这样。 李白的天才是写诗，在政治方面非常幼稚，两次政治赌注都失败。李白最吸引人的是平交王侯。再大的官，跟我平等。 杜甫的性格很褊，固执到极点。杜甫肯定不如李白讨人喜欢，在长安十年，一无所获。杜甫是各体兼长的大师，他的诗歌都经过严密推敲，一字不能改。李白靠天才，有时写得比杜甫好，但平均下来，杜甫的实力略强于他。杜甫诗歌的力量植根于整个社会审美观的变化。他用很笨重的东西来讲，以丑为美，胆子很大，能写出丑恶的东西，造成心灵振荡，这跟时代的变迁有关。人跟诗歌、作品关系非常密切。 走进“围城”的第三把钥匙——识世。对时代要了解，但绝不能形而上学。为什么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屈原？屈原是有些可以怀疑的地方。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爱国没爱到这个程度，那时很多知识分子有奶便是娘，如苏秦张仪。大前提是中国内部斗争，秦、楚、齐，谁统一中国都一样。屈原这么执著的爱国思想，不大能够产生在战国，大一统的国家方有爱国主义。 走进“围城”的第四把钥匙——识物。物的范围广，包括所有名物、制度，了解得越多越好。随着时代的推移，“物”会发生很多变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东汉就不知道雎鸠的内涵，只知道雎鸠是水鸟。但它跟爱情有没有联系？肯定有，但这条链已经断了。中国大量神话失传，这或跟孔子的破坏有关，孔子不喜欢神话，“子不语怪力乱神”。 没有背景，物也难以理解。有个英国人结婚，我送他一对木头做的鸳鸯，我自认为寓意很好，没想到他打开一看说“这么漂亮的野鸭子”，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爱情的寓意，鸳鸯在英国不代表爱情。 走进“围城”的第五把钥匙——识法。写诗词有格律、有规律。这就是“围城”，诗的平仄、对粘、对仗、用韵、古今体的分类这些基本的东西要把握。还有词牌（字数、句式、分段、用韵、平仄），它规定了词的所有方面。掌握这些并不是要你成为一个诗人。掌握了，欣赏时不一样，能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 韵味是一种境界，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尤其不能翻译。我很反对诗歌翻译。翻译古诗更难，要翻译古诗的韵味难上加难，基本不可能。要么就不要欣赏古诗，千万不要去读翻译过的古诗，特别是古典诗词。我们不能偷懒，一定要欣赏原作。 上一页 书画之美：或创造典范，或张扬个性 作者： 徐建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012-12-30 识中国书画，先要识国学。通过认识中国画的美和不美，反过来也可以认识国学的美和不美。 读书人分两类，文人与士人。士人读书做官，文人读书做诗。士人做官，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其志在道。士阶层的价值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人做事讲究规矩，先有规范，再谈创新。士人的规范是孔子，画家的规范是画圣吴道子。 一个人的画成了标志，就叫体。顾恺之、吴道子、张僧繇、陆探微四个人画得非常好，大家都学他们，称作疏密二体。士人也创新，但跟着典范走。长处是画得很美，创造经典，短处是个性色彩不够。 明中期后，文人成为主流。他们的价值观是自我中心。诗文不是治理国家大事，用自己的性情写，这是他们的长处。明清的诗文叫性灵派，思想代表是李贽，他强调人欲就是天理。文人创新，要改变由圣贤奠定的共性规范，讲究个性创造。晚明开始，主要代表是文人画。 晚明前，主要强调服务社会的真善美，规范性很强。最强的规范就是造形，成形莫善于画。造型的基本前提是形神兼备，前提是真，神建立在形的基础上，所以说成形莫善于画，但并不是要画得一模一样，要有典型性；晚明的文人画主要是表现自我价值，个性特别强，创新跨度特别大。绘画本身的基本规范越来越弱，许多是表现丑。 敦煌壁画教育大家善恶各有报。敦煌莫高窟的画工很苦，有种献身精神，他们绘画是为教化大众。唐代以吴道子为集大成者，他是学壁画的。 五代西蜀画家黄筌的画被称为黄体，北宋一百五十多年，花鸟画就是照着他的样子画的。他教化大众，不是政治教化，是心理教化，使人身心健康，向善向美。 从五代开始，人物画不如晋唐；山水花鸟画，古不及今。山水花鸟画，五代两宋开始兴旺起来，晋唐是比不上两宋的。 《清明上河图》是不朽之作，北宋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张择端不是显赫的人，但画出了大作品。他的创新观、价值观还是儒家士人思想：为社会服务；做事要有规范；不求回报，不追求个人名利。这种心态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的风气，但扼杀了个性创造。从晋顾恺之到南宋扬无咎、元代黄公望、明代中期唐伯虎，都是这一路。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璪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形象一定要从生活中去找，要用心提炼。立意高不高，关键在用心。 明中晚期，隆庆万历后，风气全变。袁宏道、李卓吾讲要“恬不知耻”，他们自我欣赏，讲究创新。 中国画的现代性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徐渭，表现主义；一是董其昌，结构主义。这两个人比较典型地认同人活着要为自己。 徐是李贽思想的信仰者，他拼命追求功名富贵，但出身不好，从小备受欺负，科举考试老考不上，一生不幸，但从小很多人说他的学问好，是神童。 徐渭通过画来发泄不满。他画的葡萄不像，底线都没达到，但创造了一种新的个性规范。通过墨晕的变化、线条浓淡粗细的变化、用笔的快慢、轻重变化，把个人的感情、对社会的不满全部抒发出来。强大的心理能量得到了尽情发泄，艺术境界很高。这种作品，推动了我们对社会的反思。 天才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创造出的作品，并不是牛奶，不是精神的食粮，而是精神的药物。董其昌画的兰花，从形似的角度，不能和宋人的画比，但又是新规范，是一种书法型规范，以笔墨为中心，形象配合笔墨。两者的关系是“削足适履”，笔墨是鞋子，形象是脚。脚穿不到鞋子里，就把它削掉一点，所以形象都是程式化的。 用董其昌的话来讲，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生活，而论笔墨之精妙，生活绝不如画。文人画家强调的中心不是造型而是笔墨。这就创造出中国画的新方向，我称之为书画型绘画。用写诗写书法的方法来创造，也是一种创新。把书法中的很多线条拉出来，书法就是画法，画法就是书法。 董其昌悠闲，在其位不谋其事。他做官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使自己过好日子。他创造的每幅画上都有长题跋，通过画画写字来打发日子。他有句话叫以画为乐，不能身为物役，画画的目的就是自娱。 中国画现在主要是两路，董其昌、四王这一路是结构主义，徐文长、扬州八怪这一路是表现主义。吴昌硕也是这一路但他知道不能自命清高，不能同社会对立，要融入社会，雅俗共赏。齐白石虽然也是文人画，但它有世俗化的表现。 节日，天地神人沟通的时刻 作者： 陈劲松（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 2012-12-30 节气是一年中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节”与竹子有关，“气”是风的意思，在古人眼中，就是阴阳之气的激荡和相争。节日和天气运行、气候变化、万物生长有关，寄托着生命感悟、人类欲求和心灵安慰，是人神沟通的时刻，是传统民俗之美的绝佳体现。 节日功能有三个。一、春祈秋报，祈祷农作物迅速成长。二、男女的情爱欢好；三、关乎生命。节日，让古人天人合一，顺时而动。原先有很强的巫术意味，后来创造出很多花样。狂欢让大家有沟通交流的机会，把平时积累的怨尤释放掉。 在古代中国，时间具有文化和政治属性。东亚文化的根底是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国历法既反映了太阳的四时变化，还据此有了二十四节气，根据月亮阴晴圆缺，有了月、大月、小月，适合东亚社会，对农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韩国、日本、越南都过。韩国到了春节要回家乡，也有春运。元宵节，中日韩都“踏”，踏歌、踏桥，镇除疾恶，招福纳吉，把地底下的灾难全部踏进去。 韩国女性在中秋节晚上，手臂挽着手臂跨成个圈，边跳边唱“强羌水越来”，意思是“快快降下来吧，月亮，快快降下来吧”，多有诗情画意。 我详细讲讲端午节。 “端午”一词出自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端”是开始，“端”字放在前面是说，注意了，这个午开始了。汉代太初历以天干地支记时，午正好是五月。汉魏以后人们用数字记时取代天干地支记时，就五代替了午，但还保留了“端午”，这就是端午节的来历。 古人眼里，“五”不吉利，五月是个恶月，五月五日连在一块，简直万劫不复。五月也是死亡之月，江南一代在这个季节死的男子特别多，“丈夫多夭”。仲夏五月临近夏至，夏至是太阳光照最强的一天，接下来阴气就起来了。五月阴阳交替，要特别小心。端午节是采药佳期，五月五日午时采的药是取了天地至阳之气，对于阴虚来说有很大好处。 中国端午节的元素也被别的亚洲国家所用。南洋一代，娘惹粽子把虾米和辣椒放一块，用肉馅与糯米包裹，加香料，口味重，有热带风味；越南粽子用芭蕉叶包裹，有圆有方，圆形代表天，方形代表地天地合一，是大吉大利。 越南人过端午节，一家之主要早起先拜祖先和土地公，然后叫醒其他成员杀虫，戴五色丝，女孩子这一天穿耳洞还要染手指和脚指，用芫荽沐浴，就是用香菜汁倒在盆里沐浴洗衣——这个习俗现在越南也失传了。此外，还有午时采药，采的树叶治病疗效好，能对付感冒、阴虚。越南还保存了我国宋代已经流失的水傀儡。订婚但没有结婚的男子，有到岳父岳母家拜访的习俗。还有一些地方喝黑豆汤。 随着城市化进程，宗族社会的瓦解这些共同体活动越来越少。中国、越南等东亚各国民俗传承，都遇到了瓶颈。 儒家：爱的艺术 作者： 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2-12-30 国学之美就是国学之善，也可说是国学之真。孟子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爱心。儒家文化告诉我们，爱是人的本质。 儒学是躬身修己之学。亲身实践，实现内在的道德价值。它又是生活的智慧学，儒学不是神学，是人学，告诉我们如何过有修养的生活。儒学是道德理想主义，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考点落实为道德。德从天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德性是天给予的，人就应该效法天道，不负天德，要“自强不息”。地德博厚，效法地德，要“厚德载物”。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儒学讲内圣外王”。内圣是内在地成就自己。外王是“外往”，积极入世。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价值。 点滴细节，体会国学之美。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重爱的是墨家，但最会爱的是儒家。爱是墨家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但我把墨家叫“爱的幻想主义”。儒家的爱能落实，它爱得艺术、爱得美，爱得不像墨家那么不近人情，所以能流传。儒家的博爱和墨家的兼爱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践方法上不一样。 博爱就是仁爱的“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仁是人的本质。孔子讲仁者爱人。儒家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爱的学问。 首先是自爱。自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点光亮，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爱人，也是爱其德。“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 由自爱到爱人，由爱人到人爱，是由及外的过程。反过来，由人爱至爱人，由爱人回归自爱，这是由外而内的过程。这种爱双向回环，构成了儒家爱的逻辑。自爱是爱的起点，也是爱的终点。没有自知自爱，无论是爱人知人，还是知己爱己，都会落空。 仁的最高境界落实于自爱，而不是人爱或爱人。智的最高境界也不是人知知人，而是自知。不能自知，何以知人？儒家认为：认识自己，也就认识了所有的人。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儒家不仅要自爱，还要爱人，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众生、爱天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天地”今天叫爱护大自然。 中国人的爱分别得非常细致，很艺术化。如何爱家？家庭中有几种最基本的关系：父子、夫妻、兄弟。父亲对儿子的爱叫慈，子女对父母的爱叫孝。作为中国人，不仅要爱家，还要爱国。传统社会在各种关系中处理好你的角色，就实现了爱，这是人的基本人文教养。 儒家文化是意义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颜氏家训》说“父母威而有慈，子女则畏而生孝焉”。“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妻不顺矣。”颜之推认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是“自上而行于下”，“自先而施于后”。“自上而行于下”是说社会风气是从上往下流播，上行下效；在政治上就是“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自先而施于后”是说长辈流传下来的家风民规对后辈有深刻影响。这种教主要不是言传，是身教，父母的行为对儿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颜氏家训》讲《教子》：“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父子之间有严格的界限，父母和子女永远血脉相连。“简”就是简慢粗暴，依恃是骨肉关系，不去培养、经营、护持，反而一味践踏这一关系。不讲求爱的艺术，要求对方必须慈或孝，这样，父子的感情就没了。不狎不简，就“威而有慈”。 处理社会问题不同，“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家庭关系重在感情。感情在，苦、累、贫、贱都可以共同走过，都心甘情愿。“门外之治”是处理社会问题。“义断恩”，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感情要不得。公共领域讲私情，社会还有公平正义？ 现代社会，自由生活如何可能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12-12-30 这里有名家云集，妙语连珠间引领你进入思辨的圣地。 问：我感觉，庄子的逍遥难以实现，郭象的逍遥容易实现。逍遥跟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由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努力学习，找好工作，能不能自由？什么是自由？ 刘笑敢：庄子的逍遥的确比较难，经过“心斋”“坐忘”修炼后才能达到，跟宗教修炼有类似处，是游于四海之外的境界。郭象讲，自足就逍遥。这两种逍遥跟现代社会讲的自由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没有那种西式的自由概念。但是，从现实生活的自由一直到庄子的逍遥，可以打通。 庄子的逍遥还有稍现实的版本。在岸上，两条鱼互相用唾液来滋润对方的鳞片，这很好，但如果到大江大海，不需要这么辛苦。大江大海就是“道”。 道家追求现实的超越性，儒家强调在现实中修炼自己的道德修养。不是说庄子的逍遥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 它们讲的不是在现实中取得现实利益的自由，这和西方所讲的自由不一样。 问：《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还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到底是什么？ 陈鼓应：老子第一章就讨论万物起源、宇宙本源问题。西方哲学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涵盖了万事万物。“道”有创生意义，因为道生万物，“道”后来成为生生者。“道”生“一”，是一切的存在；“道”也有境界意义，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问：按佛家的观点，人间世事无常，所以不要有执著，这算是自由吗？ 刘笑敢：庄子的逍遥，第一步要安之若命，看起来太消极，他说这是任何人都会遇到的，在这点上，每个人都不自由。于是，不要被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干扰心境。庄子太太死后，惠施去看他，他坐在地上，打着板唱歌。惠施说，不像话，不哭就罢了，为什么还唱歌？庄子说我本来和大家一样很哀伤，但世界上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太太死了是回到大自然，她在那里睡觉，我为什么要哭？如果我哭，就是对大自然不了解。他是看透了，但和佛教不一样，他有点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思考，世界就是这样循环的，他的悲伤痛苦就是消除了。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心斋”“坐忘”，达到庄子的逍遥，即使达不到，也能够缓解内心的痛苦。 问：阅读老庄，可以体会到“道”和“逍遥”的高深奥义，但现实生活很矛盾，如何拿老庄哲学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不自由？ Gunter Wohlfart：如果你只是读它，而不去践行它，这不好。我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实践庄子的“心斋”和“坐忘”，建议大家也试试，是可以让自己心灵平静下来的修炼。 问：怎么才能自由遨游在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 陈鼓应：真正的自我要有开放心灵，去掉功利心的“我”，这样的我才能跟外在相互沟通。但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带有情绪，有“成心”，日益遗失了真我。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才能遨游在“无何有之乡”。 问：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好，很难过。请问你们心里是什么感觉？消极、愤怒还是超脱？现代人面对事业困难时，如何逍遥？ 陈鼓应：道家很重要的是归根，你掌握了生命的主轴，生活中的枝枝叶叶要有舍弃。郑板桥《竹石》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我有很深的感慨，我在台湾成长，那时看世界地图只有台湾和美国，看到高鼻子的就以为是美国人。1986年，我到英国、法国、苏联、意大利，我一路自嘲以前的视野。到欧洲后让我震撼的是，如果把欧洲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抽掉，还剩下什么？尤其是法国，每个国民都被古典文化培养熏陶，一个中学生可以读将近18本典籍。 在现实困境里怎么逍遥？我经历过战乱，眼睛睁开，看到日本轰炸福建。我教书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到任何地方，绝对不会为小事情斗来斗去。 我五十几岁在北大西门的宿舍突然心脏病发，能够活到现在，很开心。庄子的逍遥主要是精神的自由。有很多物质丰富的国家，国民经常去做心理治疗。 道家绝对不是消极的，尼采的精神也贯穿我一生。 陈支平：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问题，老想些和自己过不去的东西。北大有个很著名的教授，发现他妈妈很容易快乐。为什么？他妈妈没读书，不识一个字，初一十五跑到土地庙拜拜，拜后脸上笑得像开了桃花一样。 今天好几个女同胞向我恭喜，说穿得很帅。我在厦门基本都是短裤背心，今天没办法，只好穿西装领带。穿西装是苦差事，我现在工资不低，买套西装没问题，但现在穿的短裤是七年前地摊上100块三条买的。幸福和快乐是相对的，我最喜欢回归本性。 访谈嘉宾： 陈鼓应：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刘笑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 Gunter Wohlfart：德国汉学家，乌帕塔大学荣誉教授 陈支平：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像诗人陶渊明那样生活 作者： Gunter Wohlfart（德国汉学家，乌帕塔大学荣誉教授） 2012-12-30 我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山庄，牧羊、喝酒、写诗，以陶渊明为榜样。从前我梦想希腊爱智慧的哲学，觉得它们可运用到生活中。经过二十年的哲学教授生涯，这个梦想破灭了，太多的口头和精神上的技巧，对养生根本没用。 遇到老子，我太震撼了，经常和一些年轻的汉学家们研究《道德经》。有位老朋友问我，为什么你总在说老子，你应该试着看看庄子。太对了！我看庄子后就爱上了他，他是我最爱的哲学家，我出了两本小书，希望把庄子介绍给德国人。 西方对道家的理解还令人惭愧。比较开明的西方人会使用中国的针灸和中药，甚至有人开始看风水、练气功、太极拳。哲学家会研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但不会研究中国的老子和庄子。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位在德国教授道家哲学的教授，有句拉丁文名言：“光明从东方升起”，对我来说，智慧之光，确实来自东方。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得很对，如果未来有一种哲学，一定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哲学思想碰撞产生。非欧洲不是指美国，而是指东方，中国。那些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迟早会抛弃偏见。 2009年在香港，我批评了康德主义，赞扬了孔子，许多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孔子的黄金律是一致的，我认为不一样，是两码事。欧洲的同事对我感到失望，中国的康德主义者则为康德辩护，描绘了一幅康德站在孔子肩膀上的画面，这不是真实的。在上海、绍兴、台北，我又批判了康德主义，赞扬了庄子和淮南子。所有中国康德主义者都勇敢地为康德主义辩护。在中国许多地方，学生和老师都太热衷于现代西方的思想，不仅是康德哲学。 当然，《论语》里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勿庸置疑，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西方思想是最好的吗？我怀疑。 《道德经》说，“为道日损”。中国学生要回到根去，学习国学经典，不要总去赶西方哲学的潮流，只有归根，才可以大跨越，跳到西方思想中，进行扎实的比较哲学研究。 《庄子》第26章有个著名寓言，对我影响非常大。“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通常都有意，意指向与语言自身不同的某种事物。“月亮”这个词语像手指指向真正的月亮，看到月亮，要忘记手指，忘记“月亮”这个词。 《庄子》里有句话：“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有的事物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诗人把语言当做橡皮，随写随擦，他们渴望进入到“无言之言”的境界。我也如此。 两种逍遥及其现代启示 作者： 刘笑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 2012-12-30 打通国学传承之脉，实现根与叶的对话。 郭象出名是因《庄子注》，这个注释创造了他自己的逍遥理论。这就有了两种逍遥。 庄子：“命”与逍遥 先讲庄子的逍遥。为什么要逍遥？因为现实中无法逍遥。庄子的感受是：人生下来是不自由的。他说，我们“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每天不知忙什么。有人非常希望能一天背下来唐诗三百首，就是背不下来。人有欲望，但未必能实现，这是不幸。 庄子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命。 中国传统认为，命好不好，取决于父母祖先是否积了德。佛教传过来后变了，命好不好不取决于父母祖先，而是取决于自己前世的修行。如果前世造的善业很多，这一世可能就当教授。如果我前世修行不好，也许就变成猫狗，甚至下地狱。 庄子讲的“命”完全不是这样。他说是没办法改变的境遇。甚至是不是真的命也不重要，你可以把它当做命，要“安之若命”。这个命不值得悲伤，就像白天黑夜变化一样，自然而然。因为有“命”，所以庄子强调要逍遥。逍遥游的形象代表是鲲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飞就是九万里。要冲出现实牢笼，达到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这是庄子逍遥游的重要特点。有两种小鸟感到大鹏很奇怪，说你飞那么高干什么，我就飞到树梢上，飞不动掉下来也不会摔伤，你何苦？作者说，你们这两个小鸟，哪懂得鲲鹏的志向。赞扬鲲鹏、批判小鸟的立场非常明确。 在哪里逍遥？“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再看“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游乎天地之一气”，“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就是要超现实。这种游，是心的游，保持内在心境的平和。这个游，是中国传统，特别是文人自由自在的传统。 郭象：自足，即是逍遥 郭象的逍遥是另一种。庄子是经过修炼达到忘却生死、忘却一切的痛苦、忘却一切荣誉，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的逍遥。《庄子》秋水篇说：百川流入河，一到秋天，河非常宽，黄河的河神就非常自得，“天下之美尽在我也”，结果一到东海，发现东海比黄河大多了，觉得很惭愧，不知道东海有这么大。但东海算什么？四海在天下之间也算不了什么。 但郭象注说：百川、河、海、天地，看起来好像是在说看到大就觉得自己渺小，其实不是这样。一般老百姓担忧自己小，看着别人大就羡慕，大的自以为了不起，小的自以为很悲观。郭象说，这只是外在标准，其实有内在标准。 按照郭象的标准，什么是大？大就是自足，足够就是大，不够就是小。狗、猫秋天身上刚长的细毛叫秋毫， 秋毫极小，但如果足够了，那就是大。泰山再大，如果觉得不够，总觉得自己不如衡山高，那泰山就算小。这就颠覆了大小的定义，是大是小，就看自己足不足。 举个庸俗的例子。我有十万块钱，够花，就是足，就是大。李嘉诚找银行借钱投资，钱不够，就是不足，是小。这就改变了大小的定义。穷、富都可以逍遥，皇帝、扫街道的都可以逍遥。这是重大改变。 庄子的逍遥太难吗 郭象注《庄子》，也讲“逍遥”“游”“安命”“齐物”，都承认和接受现实中未如人意、无法改变的情况，以及应如何回应这种境遇，不涉及对现实改造的问题，这是共同处。 还有不同。一是逍遥处所不同。庄子主张游于尘世外，追求精神的超越。郭象主张立足于现实中，皇帝安心做皇帝，大臣安心做大臣，是现实身份中的逍遥。 另一个是逍遥主体不同。庄子的逍遥，是少数人经过修炼后才可到达的境界，郭象的逍遥，人人万物都可以，是万物自足其性的结果。 从郭象的角度看庄子，会说庄子的逍遥太高了，一般人达不到。我问学生喜欢哪一种逍遥，出我意料，很多学生喜欢郭象的逍遥，因为可以实现。 可以补充现代自由理论 从现代理论来看，庄子和郭象的逍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现状。萨特的自由是一种选择式自由。人一生下来就是自由，但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绝对自由让人感到荒谬、恶心、孤单、绝望；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柏林的自由是自主行动的可能性。 柏林的自由理论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讲的自由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演讲，也可以下台去，不下台是我的选择，并不是我没有下台的自由。 柏林也讲到一种自由，就是不去抗拒或移除加诸身上的压力，将它们内化，超越恐惧和怨恨，保持超然的距离。这也是一种自由，但却不是我所说的自由。 柏林讲的自由是西方主流的自由理论，包括言论自由、政治自由、选择自由。如果现实境遇对你的束缚比较小，你就可以有无限定的自由，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有限定的自由中生活，当限定的圈越来越小，在限定中的自由就越来越小，不仅在学校没有自由，在家庭里也没有自由。个人没有自由，就只有到意识世界享受精神的逍遥。 郭象和庄子的逍遥，是在限定的范围越来越小时，只好退到意识世界享受精神的逍遥。从现代自由理论来看，这种逍遥很虚假，在现实中没获得任何东西。 在面对有些没法改变的既定境遇时，现代人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否可以寻求某种解脱？获得某种形式的自由，从而改善生活的素质？这就涉及古今中西的对话、交流与互补。 我觉得，郭象和庄子的理论可以弥补柏林式现代理论的不足。“尽人事听天命”，一个人不努力是不对的。现实不如意，又改变不了，怎么办？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去领略游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的精神境界。郭象主张，满足于自己本性中所有的东西，自足，就可以逍遥。 这启发我们，在无可改变的既定境遇中，要选择较好的态度，追求自由体验。唐吉诃德是自不量力地去当英雄。如果我们不想当烈士或唐吉诃德，庄子和郭象的逍遥就还有启示意义，可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选项。 盛世之美，贞观之治 作者：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12-30 我陪孩子读经典，朗朗书声中，让国学成为亲子沟通的纽带。 唐朝是中国人最扬眉吐气的时代。唐帝国不是儒雅之士建的。李世民是贵族子弟，但16岁就上战场拼杀。唐朝平定天下最艰巨的六大战役，一半由他指挥，可谓一流的军事统帅。 武夫治国怎么治？第一是德治。 中国有个坏传统，“乱世用重典”——超越法律、制度，用苛法和暴力治国——立竿见影，但不能常做。唐朝伊始，大臣都说乱世之后必用重典。只有魏征一人不同意：乱世人相杀，制度稍好，人民就会遵守。不是乱世难治，而是乱世好治。“行帝道之帝，行王道之王”，把老百姓当成有道德的人去治理，才能得出一个文明的国度。只有李世民赞同他。结果，贞观七年就天下大治，短短三年，唐朝成就盛世。 以德治国不是喊出来的。唐朝特别注重对官员的管理。一部《唐律》，主要规定不是怎么管老百姓，而是怎么管官，把官管好了，民就管好了。 以德治国，李世民从诚信做起，君臣不能相疑，要诚。除了皇上以诚信服人，还要有法制保证。唐朝建立起严格的法律制度，分成律、令、格、式四大块。律，是成文法；令，是因时因地制定的国家临时法律条文；格，是隔一段时间就对以前颁布的政令大清理，把不合适的剔除掉，把成功的政令变成长久法；式，是对每个政府部门的严格程序细则规定。 唐朝的制度、行政，成为整个亚洲的里程碑。亚洲大面积唐化，周边国家纷纷主动来学。 唐朝对官员的法律审判，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追究制度，杜绝了法官违法判案。严把这一关，才能建立起国家诚信。此外，不能朝令夕改，决策要有科学性。唐朝设计了优良的制度。 一是破除人治，设立宰相集体制。国家最高的行政部门叫尚书省；将决策剥离出来，设立中书省；再设一个部门专门审议决策。这三个部门的头是宰相，组成宰相会议，讨论成熟的政策，才作为国家政令发布。 不仅如此，在政令贯彻中，权力也被一分为二：有吏、礼、兵、户、刑、工六部，但六部只有制定政令的权力，行政贯彻的权力在九卿。把决定权跟执行权剥离开来，可保证政府廉洁，不滥用权力。效率和公正是治国的两难。如何平衡？三省制就是在制度上杜绝官员滥用权力和腐败的设计，最精粹的地方，就是权力制约与权力的分层架构。 贞观之治非常开放。首先统治者不要恃才傲物。唐太宗极聪明，他最差的就是文化，但他能采信文治，以德治国，这是用他的短处来治国，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收长补短。 国家要做什么事？不是去做企业，与民争利，是做学术文化。国家要把大学办好。人才第一，没培养出一流人才，永远不可能做出一流的物质文明。唐朝办学之盛，历史上无与伦比。唐朝还集中了一百多万外国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 唐朝还有个重要经验，藏富于民。官员考核，税收不断增长得不到表扬，反要问责。为什么？隋朝的惨痛教训。隋朝灭亡，就是因为过度与民争利，国家的税收无限制增长，国家不停新建工程。 唐朝的文化也高度繁荣。音乐、绘画、艺术都达到了鼎盛，文化多元，风气开放。大气磅礴的背后，是很严格的法律、制度。 不妨两句唐诗来表现贞观之治：“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如何进入“道”的精神家园 作者： 陈鼓应（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2012-12-30 来源：infzm.com 我的人生有两个面向， 一是学术人生， 一是现实人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台湾哲学界主要研究西方哲学， 我在哲学系， 学习的课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 每个哲学家构造的庞大体系， 最后都要抬出一个虚构的上帝， 作为其理论的最后保证。在这种无所不包的思维笼罩下， 让人深觉失去了真实的自我。直到接触了尼采， 他的酒神精神和冲创意志给我重要的人生启迪和巨大鼓舞。后来我教书、 研究学问，又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老庄哲学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尼采哲学到老庄思想的学术研究，是我学术人生的历程。但同时，他们对我的现实人生，有更深刻的影响。 我求学到教书的台湾，是被岛内知识分子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代，笼罩在美国的冷战思维和儒家的道统意识下。1949年后，台湾进入戒严时期，长达38年。民主和自由思想受到遏制，没有言论自由，敢于直言的杨奎、陈映真、柏杨、李敖等作家都受到迫害、被捕入狱。我不久前从台湾的“白色恐怖”基金会得知，当时被捕的政治犯的案件竟然高到13000个，实在让人吃惊。 在美国的冷战思维主导下，蒋介石在台湾一面反共成狂地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一面以排斥异端的道统意识来宣扬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尤其儒家讲求忠孝，可当时儒家思想被当局严重政治化，成为宣扬严格的封建家长制的片面思想，蒋介石以此来加强他的统治，所谓“移孝作忠，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感到很压抑，就进入到尼采的世界里去。尼采有句名言：“上帝死了。”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所做的一个价值转换，引起我很大共鸣。 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的神学的血液”，我借尼采反思西方神本主义及其独断论、对上帝之笼罩一切而无所不包的思维方式进行价值重估。 与此同时，当代西方产生一股存在主义思潮，反省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均发生在西方，由此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危机意识的反思。我也借存在主义思潮，检讨极权宗教信仰的历史根源。 因此，对台湾现实政治的不平感，对等级价值体系的不认同，很自然地，我又由尼采的价值观转换进入到了老庄的道的世界。 接下来谈谈从老庄的视角来看当今东西方世界之间异质文化的对话。 《老子》第一章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落实到现实世界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道”，是全球设立一些规章法则，而第二个“道”，是要透过各种方式进行东西方对话，来建立永续发展的准则。 《老子》第二章，谈到“有无相生”，还说在道的世界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现实世界里，对立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是绝对矛盾的。绝对的矛盾，始终只是相互排斥。所以，不要绝对性地来看对立的关系，要相对地来看待对立的关系。 庄子的《齐物论》说得更为透彻，“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任何事情都有此和彼的对立，在此立场，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对方，都是片面的，此和彼是并生的，好比在今天的全球，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所以，不能片面思考，不能搞单边主义。比如说现在地球暖化，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不签署，全世界都批评它的这种单边主义。 总结老庄的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秘籍，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道通为一”。 道法自然，就是道遵循自然，遵循自然存在的方式，依据自身的存在方式来自由运行，这体现了“道”的自发精神。 道法自然不仅仅强调“道”的自发性、自觉性、自主性，也呈现出“道”的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互通，“道”是一种共通性，也就是“道通为一”。 今天全球应该如何对话？我觉得，从热爱生命的角度，尼采可以和庄子会通；在文化上，很欣赏老子的罗素也可以和道家相通。罗素说，西方有三个文化渊源，其中，宗教和伦理来自排他性和不宽容，所以才会一方面讲自由民主，一方面搞军事演习，这对他们来说不矛盾。美国打伊拉克，打完后说给你们带来了自由。有天我看电视，有个妇女的丈夫和儿女被炸死了，她在那里号啕大哭，电视正好拍到她，她说：自由是我希望的，但战争带给我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惧和死亡。 所以我们要记得《道德经》说过的话：“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庄子更是提倡破除自我中心，包括个人自我中心、族群自我中心、人类自我中心。现在全球面临的共同灾难之一，就是地球生命不停被毁损。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人类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不仅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也殃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对生态资源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遭遇灭顶之灾。这并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子。东西方的思想者们，应该共同发出声音。 （黄建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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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孔孟之道的恒常价值
作者： 郭齐勇
2012-12-07 来源：infzm.com





“五四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孔孟之道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我们生在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把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落后挨打完全归咎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因此总觉得孔孟之道是落后保守的，是和现代没有现象相干性的死亡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呢？
什么是孔孟之道
孔孟之道讲到了仁爱。
中国文化非常平易，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文化是由很多代母亲传承下来的。先母在世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抚育了我们七个兄弟姊妹，她给我们的主要是身教。一代一代的母亲教我们怎么爱人，怎么工作，怎么尽职。儒家文化就是在百姓日用不知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孔子讲的仁爱，和基督教的博爱不一样，他说：“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他用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仁、义、礼三个范畴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清末明初，蔡元培先生为中学生写修身教材，从孝亲讲起。孝德、孝道是一种美德，我们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长，这就是所谓的孝悌。把孝悌之心慢慢扩充，学会怎么尊重人。他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注重孝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大家庭中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兄弟姊妹间学会了谦让，学会了在家庭的伦理中健康成长，然后走向社会，把这些思想带到公共事务中。所以中国的伦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我们华夏族群的核心理念，无非就是从孝道、孝德的学习开始的承德之教。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什么？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一个是忠心耿耿的“忠”，“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 ；还有一个字叫“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我们要积极为别人着想，“恕”就是我们怎样体谅别人、宽容别人、理解别人。重视孝亲，那只是培养我们的一个起点；但儒家的爱要推广出去，要将心比心。国父孙中山先生总结中国文化的八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仁爱是他的核心，仁爱有两个方面，一个“忠”，一个“恕”。这两方面相结合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

为什么孔孟之道具有恒常价值

孔孟之道何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恒常价值？因为它是文化认同，是具有凝聚力的价值理念和我们的信仰系统。
中国有很多文化机理，其实都是儒家的理念。汉代有很多文明的制度，都是儒家理念慢慢形成的制度。现在我们看可能有些过时，但一以贯之的精神价值却在其中，这就是一种政治的公平。为什么今天高考还不废止呢？像我们这样的平民子弟，要是没有高考不可能上大学。“有教无类”。孔子这四个字的思想力量，奠定了开放教育、开放政治到民间的基础。哪里不是孔孟之道在起作用呢？
今天很多反对儒家、儒学的人，其实还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的积极入世，他的忧国忧民完全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实际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西方社会有了宗教。我们不用宗教表示它，其实它是具有宗教性的，它是安身立命之道，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轴。
儒家所具有长久的、永恒的价值，在伦理共识方面、终极关怀方面以及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孔孟之道都是核心。虽然今天的伦理和古代的不一样了，仁义理智信的内涵也可以不断被完善或扬弃，但精神不变。这是我们民族伦理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社会非常重要的终极关怀的基础。
孔孟之道的现代意义
环境保护
儒家之道，在天人关系上的确有其长处，天人关系包括人和超自然神灵的关系，也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几乎是我们古代伦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古人甚至不剪窗前草，因为草木、鸟兽、瓦石都是我的兄弟，用过的器物都是珍贵的，为什么？他的爱不只是爱人，还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古人的智慧是长治久安的智慧。什么叫“天长地久物我同春”？物和我共同拥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要打怀孕的兽？因为觉得头上有神明，我们有敬畏。
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看，儒学的确有很多思想资源。今天的人太急功近利，只顾当下，既不管列祖列宗，也不管子孙后代。对土地和生态的破坏完全是在犯罪。现在的科技发展已经完全没有限度了，这是人类自己战胜自己之道。人类要往前走，一定要回到孔孟之道，因为孔孟的智慧是永恒发展的智慧，而不是只顾当下。
现代管理
松下幸之助先生回答松下公司的管理理念，一是老子的无为之道，一是儒家的爱心、纪律和团队精神。松下电器管理学院每年要轮训5万高管和员工，怎么轮训？不是住五星级宾馆，而是住在破庙和简易宿舍，早上喝稀饭前要面向父母之邦遥拜父母，双手合十背《孝经》。为什么？是感恩。
纵观当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什么是以民为本？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意思？主要还是要德治。孔夫子讲，你要治理好这个社会，如果只是用政令、用刑法，那是治标不治本。你可以用政令引导、用刑罚威慑，来管理公司，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孔子提倡德治，不是单纯的文治或法制，是导之以德，行之以礼。
最好的管理是发挥员工的羞耻心，懂得耻德、耻感。什么时候你的团队有羞耻感，什么时候这个团队就最有战斗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什么要有耻感、耻德？现在中国的问题不就是有很多为官的没有羞耻心吗？儒家在管理上并不是就事论事的管理，而恰好是调动人心的管理。从心性培养、陶冶人格出发来谈管理，这种管理才是久远的。
国民素养
今天的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的科技要昌明，一方面我们的国力要强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的民族慢慢站起来了。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浅薄的、没有文化根底的国度，我们的国民不是没有教养的国民。
所谓软实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其实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拿什么走向世界？拿什么走向西方、和别人对话？应该从自己的精神文明中，通过扬弃、批评、转折和创造性的转化，拿出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真东西、真精神，才是养育子孙后代的精神文明。将之继承、发展下来，这才是你的软实力。软实力不是GDP有多高，而是你的修养，你的德化，你的性情，是一代一代国民的素养。而素养中最重要的不是知性、单面、知识的一面，而是具有人格力量、具有陶冶性情的东西。
孔孟之道安定人心，指导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人生的智慧。
面对世界乱象，我们重讲孔孟之道。它是人心的建筑，它真正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培养国学班的孩子读经典，是要培养读书的种子。我们号召大家编国学教材，我们也参加了“方太青竹简国学计划”，向民间推广国学，是要使一代一代知道我们文明的最核心价值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对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对于我们每个人，甚至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