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研究的历史反思与当下选择

教师之友网

原文地址：语文教育研究的历史反思与当下选择（1）作者：球球

潘庆玉

一

我国语文教育有着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但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则仅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近百年来，语文教育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潮起潮落、迂回前行，几经跌宕与沉浮，历尽洗礼与荣辱，历史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与传统嬗递的时代征候。而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自现代语文教育诞生之日起，便自觉地充当起历次语文教育变革的鼓动与激发力量。从读经修身到统一国语，从白话文运动兴起到读经复古回潮，从大众语文到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语文载道论与工具论之争到语文教育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与融合，再到当下对语文教育文化价值的张扬，每一次变革尽管都带有时代躁动的痕迹，但其根本的动力无不来自于语文教育的理性反思与学术批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历经百年的探索与积淀，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也赢得了相应的学术声誉和尊严。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理论方法的广泛吸纳与融合，研究层次与境界的逐步提升，语文教育的研究视野和思考空间已经从诞生之初狭窄的国文教学法的“天井”中超越出来，不断地廓大与敞开。研究者逐步从泛滥的经验主义、廉价的概念移植、生硬的理论借鉴中破茧而出，进入愈来愈开放与自由的“发现”与“创造”境域，展露出学术理性的生机与希望，支撑起越来越阔放敞亮的思想空间。语文教育哲学研究是对语文教育研究的元研究，是对语文教育思想的再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都带有哲学的性质，因为任何研究都必须奠基在一些不言自明或难以言说的前提性假设之上，遵循一些只能诉诸信仰而不可证实的价值原则，无论这种原则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还是建立在情感之上。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哲学性格往往被一些更为迫近、更为功利的目标和愿望所遮蔽和掩盖，造成了哲学的“空场”。也就是说，哲学往往成为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的隐性因素，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渗透在语文教育科学研究、历史研究、实验研究、比较研究乃至应用研究中。在这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哲学尚不是一种自觉的力量，远远没有构成语文教育理论中的基本内核。即便是在一些带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的有关语文教育性质、价值、目标等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也较少地借助于哲学作为一种基础方法论的力量来分析问题，更多地还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是经验与效用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迟到”的智慧，就像密阿发的猫头鹰一样，“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语文教育哲学研究，作为对语文教育历史与实践、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性反思与批判，对语文教育本体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的揭示与澄明，必将紧紧尾随在语文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之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的就是落伍的，正是这种“迟到”，才能更深刻地揭示未来，预示希望。                            二在我国漫长的古代语文教育发展长河中，语文教育的专门性研究一直是在小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小学是相对大学而言的。大学是心性之学，关乎道统承传和人伦教化，因而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小学只不过是为大学服务的疏通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学问。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小学很难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小学的研究被牢牢地限制在文字、训诂、音韵三个领域。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尽管我国的小学研究达不到西方语文学研究的形式化高度，但确实适应了我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系统的文化特征。也可以说，正因为中国有这么漫长而执著的注疏传统，我国的语文教育才得以保持了它在人文文化上的高度繁荣，古代的经典著作才得以在每一个时代都能不断地上演着时尚话题，成为阅读热点。也正因为大多数学者经过这种小学上的训练，才对语言文字产生了无比丰富细腻的心理-文化感觉和理性省悟，因而文字在他们的笔下便常常跳出能指的局囿，获得丰厚的文化与历史内蕴。总的来看，古代小学传统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有以下几点需引起注意。一是对语言文字的不信任态度。无论是轮扁斫轮的典故，还是言意之辨、象意之辨，以及佛家的不立文字，都植根于对语言文字作为思想工具的普遍性、准确性、确凿性的反思和怀疑。二是，正因为对语言文字怀有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因而才加强了对语言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只不过这种研究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带有较强的技术性，从而使小学形成了绵密而庞大的注疏体系。第三，因为语言文字研究需要理性的分析与推理训练，这使得小学带有了某种科学实证色彩。但由于在形而上方面缺乏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缺乏学科独立意识，在形而下方面缺乏形式逻辑这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帮助，因而小学研究很难达到较为成熟抽象的理论高度，经验性、内省性、离散性构成了其基本特点。作为有益的补充，这些理性上的缺陷却在文学家、著作家的笔下变换成了瑰丽奇妙的诗性特征，使中国的文论研究走上了以体验感悟、诗意想象、意境构造为中心的阐释道路，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小学传统在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狂飙中无奈地划上了休止符。尽管自清末以来语文教育就开始了白话文转向，逐步迈上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之路（清末新学制的推行标志着语文教育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的诞生），但是文言仍然是当时教育的霸权话语。随后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才算得上是现代语文教育诞生的真正标志。在科学与民主时代旗帜的召唤下，语文教育逐步走上了以白话文为主体，以工具性、实用性为价值观、以课堂班级授课为主要教学模式的现代语文教育之路。不仅语文作为学科是西方教育体制影响下的产物，现代语文教育研究，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西方教育科学文化的模仿物。尽管语文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丰厚的文化性，但它们常常被排除在研究者视野之外，研究者关心的是如何基于从西方（先是通过日本）引进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理论构建全新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框架。解放前语文教育研究主要体现在“国文（国语）教学法”的理论构建上，对语文教育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问题、基本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白话文在语文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以“科学”、“民主”为价值导向的现代语文教育观，初步划定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范围，尝试构建了语文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当然，任何时代的研究都是一种矛盾多元的统一体，在科学化的语文教育研究思潮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传统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则以一种或激进或温和的态度在边缘地带对数典忘祖的进步潮流进行反思和批评。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种辩论和斗争则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基本上摆脱不了实用与文饰、进步与复古、科学与玄学、大众与经典等范畴的争论。这样一种对立和互动的倾向，在建国前还处于比较均衡和开放的态势，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强烈干扰，则呈现出了比较单一的工具论趋势，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建设与语文教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尤其以优秀语文教师的教学经验的总结与宣传为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广度都增加了，逐步从语文教育的方法论层面深入到语文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文化学层面，研究视角也从单一的经验与思辨研究发展到从众多相邻学科角度来分析阐释语文教育的问题，尤其是系统科学、西方文艺理论、阅读学、写作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现代教学理论、教育人类学等学科知识与理论在语文教育研究过程中的渗透和借用已经使语文教育研究开始散发出较浓的哲学味道。20世纪末由《北京文学》所发起的一场语文教育的大讨论更是对语文教育实践与研究活动的一次较为彻底的清洗与批判，它所达到的哲学反思高度与批评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似乎又让我们重温了“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文白论战的那种极端冲突和矛盾状态。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哲学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对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的反思与批评；对语文教育价值观功利主义导向的反思与批评；对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呼吁与辩护；对语文本质内涵的重新思考和探讨；关于语文教育学科性质“工具性”与“人性文”的争论；对汉语文民族特性的认识与挖掘；对削足适履的语法教学的批评；对丧失诗教传统的文学教育的反思；对“假大空”写作教学的批评；对机械性阅读教学的反思；对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的反思与批评等诸多方面，可谓全面开花。这些研究成果尽管尚构不成完整而系统的哲学研究，但却打开了通向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的许多重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