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未完成稿-----个人档案资料，不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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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管1994年撰写的一份《调查报告》未完成稿（摘录）

文/孝南区教学研究室小学语文教研员
管季超

▲笔者识：1993年10月——1996年10月，笔者在孝南区教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撰写区教委领导讲稿、文件、报告，兼作新闻报道。
这份调查报告是1994年9月笔者为作孝南区教育状况的分析研究，根据各教育组（现改称“学区”）提供的数据及到基层访谈了解到的情况自发整理而成（未完成稿）。
《调查报告》草成后，从未示人，一直存在家中。
翻检旧物时，重新细读了这份未能最后完稿的《报告》，觉其保留了一个时间段的历史真貌，有史料价值（须知道，中国有“史”的传统，但若干年来也不乏纂改历史、粉饰历史的例子），决定摘录上传我的个人网站《教师之友网》。凡是真实的历史（哪怕只是残片），都会有其价值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调查报告》（初稿）不是为完成领导布置的具体任务而写的，而是笔者个人试图对教育的实况作出独立判断和分析而写的立足于研究性“私人文本”，所引数据均经多渠道核查，应是“信史”。但据实况作出的分析和预测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了实际意义。此次上传时剔除了笔者的分析性文字。让笔者欣慰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有许多印证了当初的分析。
在1993年10月之前，我是一个专注于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一个工作十分认真的中学班主任，业余时间喜欢看的书刊是《语文学习》（上海）、《美术》（北京）、《书法》（上海）、《江苏画刊》、《读者文摘》（甘肃）及各种文学类书刊。1993年10月之后，则连续16年一直在阅读《中国教育报》、视域从语文教学和文艺扩宽到对整个教育状况的了解；写作范围从语文教学、书画赏评到教育问题的较为宽泛的方面。从只发乎个人兴趣到为应付工作而去完成各种各样兴致勃勃的或无可奈何的写作。
1993年10月—1996年10月的这三年里，我从对公文应用类写作一无所知到较为熟悉乃至可以麻木地应付，其间的变化对我个人而言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从对一个班的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激情投入，不断有成功感，至对“机关氛围”/“行政工作方式”由全然陌生到大致了解，并由于“了解”了而生厌倦，其间的变化对我个人而言，也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能说是“一段经历”，一种“时间的走过”。
不善事上的毛病（或优点）从没改变过，每一种工作角色必然全身心投入去完成的优点（也即缺点）也一以贯之，不愿事事“从众”总希望保留内心的一份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优点和缺点的集合体）也从未想过要改变，喜欢直言，不愿意违背内心的真感受曲意取悦他人的言说方式大概也会终其一生。
每一个人在“单位”这部大机器上都只是一个零件，在“社会”这个清清浊浊的大池塘里都只是一滴水珠。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也主要是由其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人交往的方式造成的，不能用“好”或“不好”这样简单的词来概括。
说得白一点，各人选择了各人的活法。
只有一点，谁都不会有不同观点：世界的每一个活人最后都会死掉，无一例外。

一、民办教师工资
1、朋兴乡：编制内的民师，其报酬标准逐年增加，国拔每人每年200元，每月兑现16.5元；集体部分按职称高低，依次是850、800、750，每年分两次兑现。
2、陡岗镇：民师年均收入1100元。
3、毛陈镇：近几年都是年底发放，一次兑清。92年按人平月工资95元标准发放，93年提高人平月工资100元。
4、东山头：实行结构工资，即基础工资人平60元，另加教龄工资，最低60元，最高113元，国补16.5元已兑现。93年拖欠0.9546万元民师工资（二村：4492元；三村：660元；四村：2570元；八村：1824元，涉及23人）。
5、祝站镇：92年至93年镇应收取教育费附加71万元，用于民师工资20600元，办学拔款80000元。
6、肖港镇：93年应拔192元，实拔140.3元自筹48.7元。
7、卧龙：全乡民办教师180人，其中区教委承认在册的118人，乡级聘请47人，村级聘请15人。

二、公办教师工资
1、陡岗镇：93年财政实拔42.7万，总支出46.6万，欠拔公用经费3.9万元。人均年收入0.21万。
2、毛陈镇：94年6月份起，按新工资标准（扣除每人津贴部分，人平约90元）发放。
3、东山头：93年应拔19万元，实拔17.5万元，教育组自筹1.5万元。93年10月工资套改后至12月新增的还欠教育组1.8万元，人平320元；94年元至7月按套改工资应拨16.8万元，已拨9万元，下欠7.8万元，人平欠1500元。
4、祝站镇：93年应拨756066元，实拨60000元，下欠156066元（其中欠奖金60404元，煤气、降温、生活共67122元，退休人员补助17144元，其他10396元）
5、书院街：94年元月至6月财政应拨款498281.65元，实拨405500元，尚欠92355.15元（其中基本工资8000元，资金津贴84355.15元），另欠工改后新增工资32万元，教师医疗费长期未落实。
6、三汊镇：由于经费不足，工资难兑现，目前公办教师“下海”的13人中，大专学历8人，中专4人，高中1人。
7、祝站镇：92年、93年下欠公办教师工资（奖金等项），共计196347元，人平147元。

三、这份《调研报告》（未完成稿）中存留的其它历史性资料：
1、朋兴乡外语教师短缺，学校自请代课教师4人。
2、毛陈镇区3所学校建有教工宿舍楼4栋，解决了78名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其余办公教师大都住在简易的平房内。
该镇民办教师近40人离散，“在册民师”仅占民师总数的51.3%，有些村小甚至只有1人是在册民办教师，如东海小学。
3、祝站镇初中英语、政治、语文、物理等主要学科都缺任课教师。
部分小学学生人数减少，现有100名以下学生的学校66所；不足200名学生的学校6所。
4、三汊镇目前没有一所小学达到“八配套”。41所小学中，学生数在60人以下的占14.8%，60—100人的占22%；100—150人的占44%；150人以上的学校占19.5%。
目前有5所中学，其中草店中学校舍破旧，校园狭小，5个教学班220名学生。其它中学除三汊中学教师有住房外，其它学校几乎无教师住房。
5、闵集乡目前有两所中学（闵集/下新），共13个班，在校学生747人。
小学22所，其中公办小学一所，民办21所，分布在全乡26个村，共111个班，3623名学生。
全乡现有公民办教师248人，其中公办教师83人，民办教师165人（在册民师1254人，不在册民师40人）。公办教师83人中有8人不在岗（乡政府借用5人，都在行政任职；因病“内退”3人）。
6、卧龙乡目前有4所中学，在校学生数1570人；小学29所，在校学生5764人；一所幼儿园，在园儿童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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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教育修志的理念与业务浅识

作者：储朝晖

“存史、资政、育人”是一般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教育志除了有这些基本功能外，还具有“旌表”功能，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宣传功能。第二轮教育修志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大事，既关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也关涉到将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发展未来的教育。所以第二轮教育修志工作本身不只是文字、篇章结构运用的问题，还是对人、对事、对待历史的方式和态度问题，是整个中国教育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唯有着眼于教育发展，编纂出教育理论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准确、体例完备、文风朴实、语言流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佳志、良志，方可不辱修志者的历史使命。 一、教育志书的属性与定位 第二轮教育修志是历次修志的延续，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延续教育历史文化的一项特殊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教育志书的基本属性，也就是明白什么是教育志。 1、教育志具有一般志书的特性 志书是公器，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志书的基本属性。大量丰富真实的资料是一部志书成功的基础，没有充分的资料就不能进行比较鉴别，就不会写出一部质量上乘的志书。“资料性”是其客观性的一面，“著述性”又体现出其具有思想性和科学性的人文性一面；“志”的“著述性”又不同于论文和小说，主要体现“记叙性”。志书最显著的三个特性是：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此外还要有全面性、系统性、真实性、权威性、实用性等等。 作为史、志、记、鉴、考、典中的一种，志的写作要求很高，它要求在一条确定的主线基础上对大事记和年鉴进行加工提炼，从而形成比较准确简练的记述文本。在已经出版的一些志书中，既有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未能收入，也有夹杂太多与科学性、思想性不相符的个人观点的问题，在第二轮教育修志中要尽可能减少这种遗憾。 那么资料性与著述性是什么关系呢？志不是简单的资料汇集，不同于年鉴、百科全书、资料汇编，它是编纂者按照一定的思想观点、编纂体例、记述方法来统率资料编写而成，所以具有著述性。资料性与著述性相比前者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了方志的基本特征和记述内容。为了适应内容上的需要，便于将资料分门别类的加以记述，也就产生了地方志这种特有的著述形式。 为什么还要提教育志的科学性呢？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的科学性，要显示出对历史的见识。二是框架和篇目设计的科学性，特有的框架结构是志书科学性的具体体现。三是资料取舍的科学性。通常入志资料是所收集资料的10%左右才有比较好的资料基础，对所有资料必须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准确地选取能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舍弃那些非本质、偶然、表象的资料。四是资料分析与考证的科学性。要将繁杂细琐、孤立无序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提炼；必要时还要对资料进行考证。资料考证需要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态度。 志的思想性体现在收集资料和修志过程中，如坚持全面系统、求实存真、用博取精。当代人修志必然反映当代人的思想、观点，而修志人员又应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记述，不能用狭隘、错误的观点去记述，体现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 2、教育性 教育志的教育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志本身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教材之一，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教育功能。二是指教育是人类千万年的专业积累，所以它具有专业性，教育志要能准确反映教育的专业特色。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专业特色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教育的整体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使写出来的内容符合教育基本原理。 例如，在写民办教育时说“民办学校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实行小班教学、寄宿制、全封闭、外语教学。”可能民办学校确实是这样做的，如果就这样写进志书，是不是说明志书的写作者也认同这就是高质量的教育，这些就是教学改革？背后的假定是否靠得住？ 教育志首先是给从事教育的人看，专业性可以强些，但要考虑专业性太强了一般读者看不懂，因而应少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语言，在不影响科学性的前提下尽量写得通俗些。 3、分支性 教育志书记述的对象不是社会整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部分。因而它属于部门志，是记载一个方面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独立志书。部门志相对于该类属以外来说要专，相对于该类属以内来说要全。就教育志来说，相对于省志县志是比较专业的，相对于它边界范围内的教育来说要全面，不能仅仅写教育部门直接管理的教育，还要写社会各部门办的教育，要将它当成一个整体写，不应有疏远轻重，也不应因为编辑和总纂时深加工不够，存有较重的条块痕迹。编辑和总纂时要从全志角度对各部门编写的志稿进行深加工，即按照志书的总体设计来修改篇目、取舍资料、安排内容、确定写法。 教育志的上述特性决定着它的定位是专业性的分志。所以在第二轮教育修志过程中，要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及专业特色；同时又要避免仅仅从教育部门立场出发加以记叙。比如教育收费，如果仅仅讲教育投入增加而不顾及家长能否承受就会存在问题。 二、教育志编写的境界与追求 如果将教育志的编写仅仅当成一项工作任务，也能写出一部教育志，但不可能写出十分优秀的教育志。要想提高教育志的质量，就必须将它既当成一项工作任务，又当成一项对精湛技术、高雅艺术和完美人生的追求，使编纂出的志书可信、可用、可读、可赏。因此写好教育志首先要解决好一个“入境”的问题。 （一）教育志书的“境” 教育志编写的境界是指教育志编纂者应该具有的一种心态和期望、追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信。所写的内容是可信、真实可靠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保证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即资料不仅要大量、丰富，还要真实、可靠、完整，数字准确。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出“豆腐渣”。 现在写教育志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资料来源单一，主要来源于行政部门的文档，不能相互印证，不能鉴别比较，因而也难以做到去伪存真，这样就大大影响了缩写志书的“信度”。在第一轮修志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事，书都出版了，但是发现有多处因资料不真实而造成的硬伤，只好先封存，后报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教训十分深刻。这是发现得比较早的，还有没发现要留待后人发现的，危害更大。 2、简。表述的方式是简明的 因为一个省、市每天教育上所发生的事都是很多的，不可能事事都写入志书，所以首先在内容上就要把好精简关，写重要事件、主要事件，描绘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从目录开始精简；第二关就是在表述方式上要言简意赅，文字高度精练浓缩。再复杂的事都可用简约的语言表述出来，现在一些志书文字堆积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没有对所要写的事件理解透彻，没有抓住关键和本质特征，没有从材料中走出来，没有经过由博返约的多次反复，于是不能简明扼要地将它表述出来，写了很长，类似于记流水账，对发展趋势没有表述清楚，别人看不明白或看起来很费劲。 字数应服从内容的需要，不能为减少字数而砍掉必要的内容。但那些因记载了不必要的内容或语言不精炼而造成篇幅过长的现象确实太多了，它反过来将有价值的内容淹没了，所以必须精简，宁可少一字，不要多一字。造成志书篇幅膨胀的原因主要有：片面理解志的资料性和“志贵周详”的提法，误认为方志应无所不包，无所不记，因而事无巨细都写上。或认为志书越长资料就越多，质量就越高；总想在篇幅上超过别人；对好不容易收集来的资料，舍不得割爱，总想都用上。事实上将不必要的内容去掉更能提高志书质量，故而该舍弃的资料就要舍弃。一些人没有掌握精简篇幅的技巧，不知道应如何精简，表述时穿鞋戴帽太多，也就写长了。 3、实。记述的内容是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 “实”主要体现为内容和文风两个方面，如何将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写进志书，反映人和事的原貌和全貌，这需要反复权衡。体现“实”就要求多写事实，少发议论，少写口号，少作判断，少用不恰当的形容词，让事实本身表达观点。有些志书仅仅作了发文记载，也就是只写了某个部门什么时间发了什么文件，这样写太片面，没有抓住教育这样一种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也不是主要特征，而只是一个局部的表现。 4、雅。尽可能体现志书的艺术品位和教育特性 各地第一轮志书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少志书还难以说得上“雅”。 志书的“雅”首先表现为志书所体现的精神、风骨之雅，也表现为结构的独具匠心，表达手法的多样和谐、图文并茂，装帧设计美观大方，电子排版后又出现更多的表现手法，如各种图表和图片。志书雅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高其可读性，但又不仅于此。 第二轮志书的彩页可借鉴年鉴的办法，设计得富于变化。护封是志书的脸面，其设计无论色彩还是图案都要精心构思，多种方案比较，充分体现当地特色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首轮志书护封和彩页设计大多古板、沉闷，新一轮志书应有比较大的改进。 （二）教育修志过程中如何保“境” 英语中有句谚语：态度决定一切（Attitude is everything），教育修志能否入“境”首先是个态度问题，修志者要能吃“三苦”（辛苦、困苦、清苦），甘坐冷板凳，耐得寂寞，方能修成良志，留下真经。此外还必须有条件和方法保障。 1、广开“材”源渠道收集资料 胡适有句名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志书的资料是志书编纂的最大难点之一。要求全面、系统、完整。写志的资料可谓多多益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文档当然还可作为主要来源之一，还可利用报纸、书刊，必要的时候也可做访谈，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可以请他们谈，也可让他们写回忆文章，还可以就某件事向社会公开征集资料。现在还可以利用网络，虽然可信度较低，但可以作为印证线索之一。同一件事能有几个方面印证，将收集的资料先编成资料长编，这就提供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面整体准确把握的机会，“失真”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第二轮修志还出现与首轮修志不同的新情况，首轮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修志资料由有关部门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掌握的资料比较全，动员力较大。第二轮修志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随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和行业主管部门职能的变化，再像首轮修志那样依靠行政方式提供全部资料的做法难以完全奏效，民办教育的资料搜集相对较难。如果依据提供的资料有多少记多少，或没有全面资料的就采取以点带面的写法，以一个学校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反映整个教育门类的发展变化，会存在一些问题。至少要做到点面结合，才可避免较大的失真。 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保证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困难。由于受历史和思想的局限，有些珍贵的资料没有收集上来，有些珍贵的资料收集上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全部入志，还有一些资料或遗失或收集困难。在第二轮修志中要尽可能避免首轮志书编纂的局限性框住自己的思想，志书质量评价标准，特别是资料选择标准也应与时俱进，在资料收集时要充分发挥专业的基础作用，要秉着“三新”（新角度、新方法、新视野）原则去搜集资料。个案资料可以由具体单位提供，可以从报刊上选辑，也可以由修志者调查撰写。 确立新的资料观就要以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收集、整理、分析、归纳和研究资料，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这是确保第二轮志书质量的前提。必须看到，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保密不能入志，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不敢入志，由于当事人健在或其他原因不便入志等，第二轮修志的资料收集工作一定要有专业见识、早动手、早准备。因为第二轮修志的资料不是缺的问题，而是太多太细，有些资料尚未经过历史的沉淀，有些事物还没有发生或正在发生。这些资料一旦丢失是无法弥补的。 第二轮修志的资料收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年代久远的历史资料，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资料。因为近十几年来机构人事变动大，资料流失也相对严重，尤其是背景资料、反面资料往往不容易保存。但是现在的资料存储和收集的办法多样化，如电子文档、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在给收集资料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不利，如比较多的人没有保存电子文档的习惯，一经删除就无从查找。 2、实地查勘重大事件 关在书房里写志书肯定存在局限，建议写教育志的同仁多到教育现场，更多地通过自己的直接感受了解教育中的真实情况，找到各件事的内在关联。在写作过程中，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景进行实地查勘才有可能避免人云亦云，在纷繁复杂中理清头绪。 3、科学组织，讲究方法 修志本身也是一项专业工作，很多问题要在工作的源头、起点、过程中消除其产生的可能条件。比如资料收集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才能全面、系统、有序，这里面都有章可循，事先必须拟定提纲，明确要求，分工负责，部署到位。如果让不懂志书整体思路的人员去收集资料，质量会大打折扣，所以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必须讲究方法。在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专业人员或者骨干分工负责。 4、严谨下笔 志书行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准确、规范，历史上有司马迁、董狐秉笔直书，“只写事实不转弯”的典范。但现实中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现在的志书中写会议的内容较多，写领导的活动较多、写获奖的内容较多。有时只有大篇幅的叙述过程，其效果如何只字不提；有时讲了很多结果或成绩，这些结果如何产生的则缺乏必要的交代，这些都是不严谨的表现。 在实际修志过程中，坚持修志规范的严谨态度与突出地方特色的关系往往比较难处理。一些地方领导习惯于将工作业绩作为特色突出。志书需要写出特色，但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特别显著的个性、征象和标志。修志工作中所指的地方特色主要包括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所特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或本地具有古、大、多、稀等特点的事物。需要认真筛选、严格把握，避免过多泛化的特色。 三、第二轮教育志编撰的原则 志书是政府主持编纂的出版物，国内外公开发行，存史资政，留传后世，为千秋大业，必须质量第一。在形而下的层面，教育志的写作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1、服务教育发展 教育志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后人提供一个地方教育历史沿革真实的第一手记录。它是当地教育发展形成共识的历史基础。因此在修志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更加有效地为当地教育的未来发展服务。一是为教育的发展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和参照，包括经验和教训；二是充分发挥以志育人作用；三是提高教育志的可用性，为未来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四是如实记录当地教育遇到的突出问题，如素质教育、教育公平等重大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必要的资料积累。 2、明确志书主体 教育志书的主体是谁？应该是教师和学生，教学活动是教育的中心工作，也应该是教育志书的中心内容。这个问题若要让大家回答可能有人能回答正确，但实际上很多的教育志书发生了偏离，客观上写成了教育行政志，而不是教育志。一本教育志，当然应该将教育行政活动写进来，但不应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它的主题应是当时当地的所有教育当事人。 3、坚守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是修志的传统，教育修志应该坚持这个传统。志书是资料性著述，以资料见长，修志者的任务是真实准确地记述当地、当代教育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用事实说话，用资料说话。代代都需用志，其可用性在于志书真实准确的资料，不同的用志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利用志书资料、研究志书资料。有人认为“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资料之中”不过瘾，要体现编者的学术水平，志书应该写编者的观点，编成一部研究性的著作。这样它就不是政府主持编修的志书，而是个人著作，这样社会利用面不会很广，也不可能一代代地修下去。当然，这不等于说志没有编者的观点，而是寓观点于资料之中。资料的选择、剪裁、编排实际上体现了编者的观点。坚守述而不作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所收集的资料中别人已经夹杂其中的“作”，编写时要依据保留原貌的原则剔除“作”的部分。修志者的组织能力、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就体现在资料的搜集、取舍、剪裁、编排及能否编纂出名志佳作上。 4、明晰时空边界 地方教育志记述的内容限定在本地地域范围内教育的人和事，地域范围应以志书下限的行政区划为准。教育志的界限还表现为教育志不宜过多写行政或与教育没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不越境而书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境内的事不管其行政隶属关系如何都应入志，中央、省、市属单位在本地的有关情况均应收入志书，以体现地情的完整性，资料的利用上，上级驻地单位宜略不宜详；二是非本境域范围的事物不记，有些事和人，历史上公认是本地属有的，由于区划变动划出去了，志书不应再记，由划入的地方记述，特别是一些历史名人，划入的地方理所当然要记，划出的地方不记又舍不得，往往出现争抢名人、记述重复、矛盾抵牾等问题。三是严守内容的边界，超越教育内容的记述和应属内容范围的重大事件漏记都将导致边界不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改制学校、教育集团、大学在外地办分校之类的情况为明晰边界带来一些新问题，既要坚守不越境而书的原则又要保持事物记述的完整性。人物入志以本籍人物为主，一生都在外地任职，其事迹亦应入志；客籍人物，只记与本地有关的事。志书不应以分析、对比的需要而收入地域外资料。 　　5、保持体式得体 志书的体裁一般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记又包括大事记和专记，要善于对不同的内容采用合适得体的方式去写，并注意遵守规范。 行文规范：志书要使用规范的书面语体文，不要使用文言文或半文言半白话文体，也不使用方言行文；文字要严谨朴实，杜绝浮词、空话、大话、套话，使用形容词、判断词和定语词时，要掌握分寸；用词要明确，不要使用概念不确切或容易引起歧义的词语，如：考虑到各种因素、有人反映、也许、估计等。在志书编写前就必须明确。 称谓规范：1、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用第三人称。例：“甘肃省”不能写成“我省”；2、记述地区单位名称时，一律不用“我区”、“我局”、“省上”等，应直书其名；3、同一名称在志稿中多次出现时，要防止前后不一；4、书写人名除引文外应直书其名，不加“同志”、“先生”等称呼，或其他褒贬之词。人名首次出现时应有单位和职务；5、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以后出现时可用规范的简称；6、时间久远之后容易产生误解及有歧义的简称不要使用，应写全称。 结构规范：不同人对采用章节体还是纲目体、条目体有不同的看法，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之所以不能形成共识，是因为各有利弊。章节体讲究的是志书的整体性、逻辑性和科学性，条目体讲究的是志书编写的方便性、灵活性和条目的完整性、系统性。比较而言，条目体好写一些，但篇目制定工作量大；章节体篇目可以全国各地的篇目做比照，但写起来难度较大。首轮志书运用条目体的很少，第二轮教育修志可能主流的还是章节体，如能在当地达成共识，条目体也可以尝试。采用哪种体式最终应由志书主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索引规范：首轮修志只有少数志书开始编制索引。志书编了是给人用的，为了方便读者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有用的信息，有利于扩大志书的社会利用率，有利于全社会读志用志，编制索引是必要的。一部志书少则100万字，多则几百万、上千万字，编制索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工作量很大。与其他工序相比，编制索引更是一件艰苦、辛苦、清苦的差事，现在有了电脑检索要方便一些。从志书的完备性考虑，第二轮教育志不仅要编制索引，还要严格依照规范编好索引。 相关的规范还包括图表使用的规范、注释的规范，这些规范使全书构成完整、同一、协调的整体。 6、多种表现手法相得益彰 因科技的发展，新一轮修志手段要更加多样化。 首先是资料收集手段多样化。除了原来收集文字资料外，还可采用数字化、录音录像、资料扫描、互联网上下载等现代化的手段。数字化办公、无纸化办公为收集资料、查询和检索提供了方便。但一些本应入志的资料因单位数字化办公、无纸化办公后，那些认为没有必要保存的资料就被删除掉了，而每一次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都可能使大量原始的背景资料没能保存下来，为收集和保存资料带来不利影响。 其次是编修手段多样化。其中最基本的要做到图文并茂，文字资料、图片资料都是历史资料，对修志来说同等重要。志书本身就是从图经、图志发展而来。这里要注意图、照、表与文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互补的关系，是作为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可选择时要选择一种最为简洁的方法。文字表述中的数据和表中的数据不宜较多重复。各种图、照、表的大量使用应是新一轮志书与首轮志书在编纂手法上的一个标志性区别，在编纂形式上的突出特点。图文并茂既可实现表达的简洁性，又可增加可读性，深受读者欢迎，搜集资料时就要做系统考虑，图照表资料与文字资料同时部署，同时编辑，精心挑选，保证入志图照表有典型性、对比性、资料性，发挥一照（图、表）抵千言的功效。统计图是表述统计资料的重要方法，形象直观，在新一轮教育志书的编纂中要尽可能利用，必要时在统计表下面尽可能有相应的统计图，现在有电脑软件做这类图并不难。 此外，第二轮修志中对一些健康的、积极的、有教育意义民谣收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这方面的内容还不少，当然要注意筛选。 四、第二轮教育修志实践中的问题 在阅读一些教育志稿的过程中，发现第二轮教育修志存在一些带共性的问题。 （一）抓不住教育主体和本质 志要注重文字精炼、内容丰富，即文约事丰。有的志稿口语多，还有一些虚话、套话和泛泛而谈没有具体内容的语句，拉长了篇幅，干扰了阅读。志文要反复修改，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努力达到惜墨如金。同时将内容写清楚完整，总纂后期可由文字水平较高的主编或副主编专门把文字关，或聘请文字水平高的人对志书文字进行修改。常见的现象有： 1、重视对事的表述，轻视对人的描写。 2、细节描述很多，整体概要不足或不到位，使人看不清一个地方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向。 3、引用了很多文件，基本事实记叙太少，从而看不清某一地区教育发展的真实情况。 4写了很多例行工作，关键性的变化和发展没有突出，让人感到该写的没写，不该写的写了不少。 5、众口一词的套话多，能体现当地教育真实状况和个性特色恰到好处的表述少。 （二）纲目设计的相互交叉和内容重复 志书的纲目必须具有相互独立性，互不饱含，才能较大程度的避免内容的交叉重复。 由于很多地方都是众人修志，造成篇章结构层次不清、重复、缺失、分类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还有相同的引文在不同处多次重复。有些事涉及两个或多个部门，各方面都全面详细地记了，甚至连文字都几乎一样。但作为一部志书，各部分的内容是不允许出现重复的。处理内容交叉重复问题总的原则是允许必要的交叉，避免简单的重复。处理方法主要有三：一是对交叉内容不记，不妨碍对主体事物记载时采取一处记一处不记的方法，但要避免两处互让时漏记。二是交叉内容在有的分志中虽不重要，但一点不记也不好，可采用一处详记一处略记的方法。三是交叉的内容几处都需记载，各处记述的角度各有侧重，不可求全。 避免重复须从精简篇目开始，即拟订篇目要尽量减少层次和类目。事物的复杂程度不一样，记载各种事物的志书各篇章的层次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设计篇目时要实事求是，灵活掌握。一般设编、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的还要设子目，但也有的设到节就够了。到底设几个层次，要以内容的多少和复杂程度决定，不宜机械地一刀切。 常见的重复还有：1、概述和分志重复。有些内容分志记了，概述又写，处理方法是概述要“概”，不能将分志的文字成段地移植到概述中。2、大事记和分志重复。造成这种重复的主要原因是大事记采用了纪事本末体。处理方法是：方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提纲式写法，写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即可，不必详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3、表与文字记载的重复。某些内容用文字记了，又制成表，造成重复。用表本就为了清楚醒目、节省篇幅，凡已制成表的内容不要再用文字重复记述。 恰当运用专记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交叉和重复问题，专记即专题记述，对志书正文未能充分记述，或不好列入章节的内容，或专项调查和专题报告可采用专记单列条目进行集中完整地记述。能够在志书正文中详细记述的事就无须专记。专记的要求一是专门记述某一件事，与该事无关的不记；二是具体完整地专题记述某一件事，相当于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专记的内容应是本地独有、体现地方特色或者是特别重要。第二轮教育修志应增加专记体裁的运用，如典型事物记述、典型经验介绍、典型单位简介、重大问题记述、专题调查报告、专题研究文章等。专记一般列在有关篇章志书正文的后面，以条目的形式出现。这样就将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起来，各取所长，各避所短。专记不是附录，是对志书正文资料的补充，实际也是志书正文的一部分。这样能浓缩大事、要事，彰显当地精华。 （三）人物的刻板化 由于思想的局限，所写人物共性的表述多，个性的表述少，可用的信息也就大大减少。教育志写人物首先在人数上要精简，对要写的人也要依据其在志书中价值的大小分成传、简介、名录几个层次，不同人的排列次序依照姓氏笔画或出生年月，全书要统一。 （四）可读性有待提高 志书的资料性与提高可读性之间并不相互矛盾，要提高志书的利用率就要增强可读性，尤其是现在进入信息时代，志书可上网，全国、全世界都可以检索、查询，利用志书的人群在不断扩大，更应该提高可读性。 影响可读性的主要因素有：西化的句式，句子过长；段落过长，有的一段连续几面，成了“铁板段”；还有一些段表述中主语多次变换，让人弄不清行为的发出者究竟是谁。为此，要尽可能句式工整、句型匀称、段落层次分明简练。 （五）如何写好承前 第二轮志书是对首轮志书记述内容的延续，一定要认真研读前志，熟悉其优点和缺点，长处和不足。承前志内容不能没有，又不宜过多，达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就行，但做到提纲挈领、前后贯通并不容易。这就要求志书编辑要反复阅读、熟悉首轮志书的有关内容，主编要通读、钻研整部志书，达到融会贯通。 承前简述可采用的方式有：一是在志书的总概述中对首轮志书的编纂情况作一概括交代，或设前志简介（述）；二是在有关编章的总述中简要介绍历史发展脉络；三是在记述某一具体事物的文字段落前面增加前志对该事物记述的简要情况；四是对已经感到的前志不足作必要的补记、纠正，弥补、修正首轮修志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 对前志的补遗、纠误是修志的优良传统，应本着“续、补、创”的原则进行，“续“乃接续，前志的下限为今志的上限，要将前志和今志无缝衔接。“补”因种种原因前志不尽完善、疏漏之处，今志有责任补前志应记而未记、或记而不详的内容，要把新发现的资料、新考证的资料补充到新一轮志书中去。“创”乃创新，主要是指对修志体例、方法的创新，志书的编纂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体例与内容都需要在前志基础上有所创新。 但由于种种原因，补遗、纠误在志书中所占篇幅不大，工作量却相当大，需要修志者有很高的识别能力、历史知识和文化功底，需要细心、耐心、恒心，有时要看若干遍才能找出一两处错讹，还有可能得罪人，所以人们不愿做。但为了对历史负责，补遗、纠误的内容最好不能少。纠误应该是对史实、数据、图表、引文等重大差错进行订正。要重新查找资料，认真核实、分析、考评。    （六）述体运用不够娴熟 述体是志书运用得比较多的表述方式，“述”相当于一部志书的经络部分，有概述、综述、无题述等，它能使全志由繁杂呆板变得活络并且各部分相互呼应。述作为开篇之章和点睛之笔，它统摄全志，沟通各类，反映特点，提示规律。述源于志文，高于志文，对志文的编写起到提纲挈领、提要勾玄的作用。有时尽管没有文字上的概述、小述，但实际上编者胸中有述。并在内容腹稿基础上纂修志稿，述的内容即使不用文字写出来也要思考出来，理出头绪。述虽篇幅不大，但文字精炼，内涵丰富，编者需熟悉、把握大量资料，认真消化吸收，然后博观约取，提炼升华。述体常常最难写，述体写好了，其他部分自然能得心应手。写好述体是修志者的基本功，第二轮教育修志须在写好述体上下功夫。 （七）如何写教育改革 首先在篇目设计上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育改革放在哪里写。教育改革是第二轮教育修志时间段的一个重要主题，必须要写。如何记述，涉及到几个难点：一是改革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改革的当事人还健在。经验和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志书里往往成功的资料相对好收集，记成绩、记成功的经验容易，而失败的资料就不那么好收集了，记述曲折和失误、失败的教训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志书的性质要求必须用资料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人既要汲取成功的经验，也要记住失败的教训。唯一的选择是做到情况熟悉、立场独立，这其中涉及以什么标准评价成功和失误。二是如何界定教育改革，因为教育改革总是与社会各项改革同步，与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开展，如何做到不越界，避免题目太大、涉及面太宽、重复太多，这些方面难把握。三是不好处理与有关篇章记述重复的问题，改革的内容是集中还是分散到各部分写，哪些该集中，哪些该分散？从已出版的其他部门续志来看，有的志书说是集中记述，其实只是把相关的内容集于一个编内，具体还是分别记述的，因而还是出现有关篇章的重复，多数志书采取分散记述改革的办法，各篇章均以改革开放这条主线统领资料，在总概述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阶段重点、突出成果和观念的变化。这种记法可以借鉴。 （八）避免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体式 志与教科书、学术著作写法上最重要的不同是志只记述具体事物及其发展情况，而不阐述理论、说明道理。但由于一些志的编写者对志的写法没掌握好，混杂了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文式的写法，既增加了篇幅，又使志书不伦不类，这种情况包括：1、解释概念、定义的文字。2、介绍一般理论性知识的文字。3、论证、考证性文字。一般志不记论（考）证过程，而直接记论（考）证结论，对纠正前人错误等的特别重要的考证，可收到附录中。4、记载专业技术的文字。志书要记载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达到的科学水平，一般不记各地通行及教科书或学术著作中已有记载的工艺流程和生产方法，主要应记特有的技术和发明创造（需保密的不记）的特点、功能及推广后的效益等。5、展开记载事物发展过程，按记流水账的方式详记事物发展经过、工作方法和日常业务活动等的文字。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志的体例不熟，片面理解志书记事纵不断线的原则，对工作总结之类的资料没有进行消化并按编志要求进行取舍和提炼，而是不分主次和有无价值全部抄入志书。或由于资料不足，事物发展的结果和各关键阶段的情况不明，便用记发展过程的资料充数。因此有必要收集丰富的资料，下功夫进行消化，理清事物发展线索，记下带有质变性的转折阶段的情况和结果，删除记载一般发展过程的文字。 （九）其他难点 一是生人入志问题。志书就是要写事记人，见物不见人不是完整的志书。首轮修志时有关当事人比较多的已经过世。但在第二轮教育志中多数当事人还健在，按史志写作的原则，生人不能立传是修志的传统原则。这样可入传的已故人物不多，于是有人提出生人也可立传或立传略。因为立传牵涉到对一个人一生行状的记述和评价，对生人很难做到，在现实社会中还受到一些相关权利的影响。所以生不立传的原则还是要坚持，同时可作些变通，在第二轮志书里设人物简介，记述生人的基本情况和突出事迹，先将相关的信息保存下来，留待后人使用评价。 二是第二轮修志下限的确定比较难，一方面许多事情还没有发生或正在发生，这些资料怎么收集；另一方面，一些现任的行政领导都希望下限定得靠后一些。有的志书曾多次后延下限，断限虽只延长几年，但收集、分析筛选并补充这几年的资料到志稿中工作量很大。如果多次改变下限，则会给志书编写造成被动，延缓志书完成的时间，形成整体的不一致。变通的办法是下限不变，但大事记可适当收入下限后的重要内容。下限后的大事记，置于志后附录中。把材料留下来，让后人去筛选。 一般下限确定后不要轻易改动，更不能多次改动；下限到志书出版年分相隔不太长的，下限后的内容可不记；下限到志书出版年分相隔较长的，下限后的内容可设大事记（编年体）和大事记述（纪事本末体）记载，前者紧接志书的大事记后，后者置附录中。下限还是不能定得太近，越近越难把握。 三是如何写会议。现在的会议多，什么会议不写，什么会议写；怎么写，必须定下明晰的原则和要求。 四是如何写评奖。因为志有旌表功能，一些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得奖能否入志，特别是近些年，奖项特别多，还有人将升学率奖写入了志。什么奖不入志，什么奖入志，必须有明晰规则。 五是相关内容的一致性问题。如各种数据要一致，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也可能会有某些记载不完全一致，这个问题目前很大；还有专业术语、表达方式，如“五四”学制就有不同写法，这些会造成志书中的“硬伤”。因此要注意严格核对，使用数据要注明来源，发现问题要认真处理，核对原资料，不能允许不一致的数字和记载存在。 以上内容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本文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在《甘肃省志·教育志》评议暨全国第二轮教育修志工作研讨会议上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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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退休前开课要求学生调查教育怪现状
发布时间：2014-02-21
作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郑也夫在讲授《批判的教育社会学》

       这堂名为《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的课程开设于2010年9月。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老师传授的是理论，但课程的核心内容却是要求学生们进行一项社会调查，“翔实地描述教育领域中的某一个博弈、现象或勾当”。

　　用郑也夫自己的话讲，“教师中一个眼光毒辣的异端，凭借身上的少许感召力，调动出一个个后生的热忱。后生来路各异，故事五花八门，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比如，一所乡村学校如何倾全校之力迎接检查。

　　比如，一所高中如何通过鼓励学生弃考制造升学声誉。

　　比如，一个制造高考[微博]神话的超级中学如何以分钟计算、精确控制学生。

　　2014年1月，这些年轻人的课程论文结集出版，题为《科场现形记》。在书里，郑也夫亮明自己的观点：“中国久有科场，演至清代习八股被冠 名曰‘制艺’。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说成是‘敲门砖’。不期科举废弃百年之后，敲门人成山成海，敲门砖诡异奇绝，便是清代科场鼎盛之时亦不可比 肩。”

　　除了展现教育之种种怪现状，在郑也夫眼中，学生们从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里带回的这些故事其实还牵涉着他未竟的社会学教学，“我希望 学生可以从中训练出一种对待问题的思维，不能光从书本到书本，不要人云亦云，要养成做点实情研究的习惯，要动手动脚去调查，把现状搞得水落石出后再去发 言。”

　　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当郑也夫开始形容自己在教育领域里的角色时，他先后称自己为“怪物”、“边缘人”以及“超龄愤青”。

　　事实上，这些词的确可以概括出这位社会学教授的行事作风——他反对科研腐败，为此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他发现北大运动会上存在体 育特长生冒名顶替参赛的现象，便给副校长写信要求体育部整改；他甚至不惮于公开抨击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试题出得“太过垃圾”——在考试培训机构的“帮 助”下，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读过的学生也有了进入面试阶段的可能，郑也夫将此视为出题者同考生博弈中的完败。

　　“老爷子不是争胜，而是争理。只要他认为在理的东西就会力争到底。”一名硕士生这样评价郑也夫的性格。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性格部分促成了郑也夫在60岁的时候决定开设一门全新的课程。“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攥着全世界多大比重的基因库？按 照正态分布，在顶级大学里面的学生应该是才能非常之高的，能让全世界惊叹的。然而在我所接触的学生里，我没有看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我没有看到哪个学生对 哪个门类特别上瘾，没有少年曹禺这样的人了。为什么？我觉得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大把大把的学生在后天被修理坏了。”

　　提起开课的动机，郑也夫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愤懑”这个词，“这应该是你最熟悉的领域，不用研究就知道很多事情，如果一个搞社会学的人对教育问题失语，说不过去。”

　　颇具意味的是，原本郑也夫初拟的课程名称是“教育社会学”，却因为教务部要求避免课程名称重复而不得不加上了“批判的”三个字。至今，他仍 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两位教授不可开设同名课程，并坚持将此也视为中国教育之荒诞的最小证据。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自嘲道：将风格做成标签贴在脑门上，好生无趣； 以批判的旗帜邀集好事者，不失为策略。

　　选课开始后不久，这门能容纳150人的选修课便已经满员。在郑也夫的从教生涯里，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从来不开必修课，“凭什么我的课你就必 须来，必须学？我不愿意发生这种误会，所以我只开选修课，选我课的，都是自愿上贼船，有点兴趣了，再加上点缘分，咱们就同舟共济一段。”

　　郑也夫上课的方法同样很特别——不管讲授什么样的课程，他的课堂一向是两个旋律并行：理论传授与学生的社会调查作业。而且，郑也夫对于学生 完成一份有价值的社会调查的看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他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作者的一个观点令他印象深刻：学校教育研究， 长期以来在德国是以“教育实情研究”的名义进行的。

　　“德国学者的话让我知道了，此一做法可以‘上纲上线’，它不是一个‘侏儒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称是首要的工作。实情不知晓，谈什么道理，搞什么方案，构造什么理论？”郑也夫说。

　　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十几年，郑也夫发现，长期不当教育养成的“八股思维”严重影响着一茬茬的年轻人，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一写作业就愿意掉书 袋，“全是大话空话玄之又玄的废话，言必称卡尔·马克思，要么就是马克斯·韦伯，学生读了多少书，能和哪个大师对话？不是一定要有这个节目吧。”

　　一位学生记得， 郑也夫在第一堂课上就强调这门课“不伺候八股”，而学期作业也不是“论文”，而是一项“实情研究”，“他说想要我们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教给你不单一的价值判断

　　智楠是北京大学[微博]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一年半之前，她选上了郑教授的这门课。她记得郑也夫当时曾说过，“你们的作业不用写成标准的论文格式，做一个调查就可以”。

　　当时智楠通过社团活动结识了来自衡水中学的几名同学，她决定以衡中为调查主题。这所连续13年成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超级中学”如此有 名，以至于智楠过去所在的省重点高中老师还专门前去观摩学习，然后长吁短叹地向学生们介绍衡中的学习方法。此前，智楠对衡中的印象停留在“跑步喊口号、升 旗背古诗”这样的传闻中，“就觉得学校太变态了呀！”

　　她清楚地记得，在对衡水中学展开访谈之前，自己曾经通过数据库查阅了所有关于衡中的文献资料，结果发现人们对于衡中的评价往往容易走向极端，“校方或者政府部门发表的文章往往是一边倒的褒奖，而媒体报道的资料则是一边倒的抨击”。

　　“我就是想客观地做一个记录。”智楠回忆，自己先后采访了5位2010年毕业于衡中的学生，他们对于衡中最为一致的印象是——量化一切。

　　其中一位受访同学就向智楠回忆起，自己平时的作息安排是，不能早于5点半起床，但要在5点36分赶到操场跑操；可以在12点半结束上午的学 习，但12点40分就必须躺在宿舍的床上；晚上10点左右结束晚自习，但必须在10点07分进入宿舍并在10点10分前躺在床上。

　　这种对时间精确到分钟的控制，并不只出现在作息表上。在衡中，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有一扇小窗户便于老师检查，任何有可能被视为不按时睡觉的行为，都有被记违纪的风险。

　　“曾经有个人被记违反午晚休纪律，记的是10点20分某某宿舍某某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一个学生提起。而另一名学生则记得，“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玩手指头，然后路过的老师就看见了，记：某东南下(铺)女生玩手指。”

　　一位姓刘的受访者直言不讳地告诉智楠，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她几乎整整三年睡觉时都没有脱过衣服，即使冬天也只是盖着羽绒服睡觉，“在衡中这样的现象也不是少数”。

　　在同学们的回忆里，衡中的严苛并不仅限于对时间的安排，任何有可能被视为影响学习的行为，包括抖腿、转笔、靠墙坐乃至在自习课时抬头都有可能被记过。

　　但令智楠感到意外的是，伴随着高考的成功，大部分接受采访的衡中毕业生都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一位曾经“在高中想要挑战它”的同学 如今已经转变了看法，“其实衡中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抗压能力。”另一个明确的支持者则提出，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能让学生在3年 的时间里只认真干学习这一件事，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会送他去衡中学习”。

　　在受访者中，一个叫何天白的学生是为数不多的“批判者”之一。这名被保送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写过一本以衡水中学为蓝本的小说《重点中 学》。他告诉智楠，衡中给他带来了一些东西，却也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网上加我。但是我看到一些师 弟、师妹发的评论，觉得他们的许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教给你 不单一的价值判断，但是衡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个阶段，用不着你褒贬，你要做就做一个范儿比较正的东西，把事情运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后来，智楠给自己的作业起了一个题目，叫《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但在通篇文章里，她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具有价值判断的个人评价。除了引述何天白的观点，文中再也找不到一点“批判”的影子。

　　“这就是我想要的。”郑也夫说。尽管他在讲课时不乏批判姿态，但在指导学生作业时却“最忌讳批判”。

　　他强调道：“在这个阶段，高水平的批判你还达不到，廉价的批判你就别来了，用不着你褒贬。你要做就做一个范儿比较正的东西，去呈现复杂，去表现细节，把事情运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就是最大的意义。”

　　2010级本科生李利利记得，自己的选题是“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出于惯性，她在开题的提纲里摆出了自己的预设观点，“我一开始真有看法，觉得均衡生制度治标不治本，想从公平的角度议论一下，结果就被郑老师批评了”。

　　“我只是希望学生们不要急于诟病某个局部的畸形，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也容易走向偏激。”郑也夫说，自己更希望学生认真地做一个研究，看看这样的故事是发生在怎样的背景中，“讨伐当事者大可不必。当事者有太多选择吗？”

　　他的提醒部分成为了2008级本科生张灵(化名)确定选题的初衷。

　　2009年，“重庆考生少数民族身份作假”事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有31个学生因为被确定为伪少数民族考生而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当 年的“文科状元”何川洋。来自重庆的张灵记得，在那场风波中，几乎所有的舆论矛头都指向了造假者，“都是要求曝光造假学生的名单，揪出其后台”。

　　“我就想，其实可以去调查一下少数民族考生的事情，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身份为什么说改就改？后面还隐藏着什么故事？”后来，张灵通过老乡会找到了许多来自重庆的少数民族考生，其中不乏依靠身份造假涉险过关者。

　　一个往届考生告诉她，自己担任某局局长的父亲为自己运作了少数民族身份。因此，尽管他裸分只排在第27名，却成功进入了北大在当地的22人 录取名单。这个年轻人提到，因为加分这件事，自己始终对一个高中同班同学心怀愧疚。在那一年的高考中，那名出身农村的同学裸分原本排在重庆市第9名，但所 有考生算上各种项目加分后，他却因为只有一个三峡库区的5分加分而被挤到了第25名，与北大失之交臂！

　　在2009年少数民族加分事件曝光后，这名始终对那段往事耿耿于怀的男孩子一度想坦白自己的经历，但是最终没能鼓起勇气。他告诉张灵，在当时的重庆，各种隐性加分泛滥，其实他们的成绩都有可能考入北大，但却担心自己不办假加分就会被其他人的假加分挤掉。

　　通过深入的访谈，张灵发现，在这场加分博弈中，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往往是下下策的选择，“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体现在获取加分的能力上，大部 分加分项目的分配名额都被超级中学、市区中学占据，市区学生还可以伪造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对于偏远的县城，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则是为数不多的竞争路径之 一”。

　　事实上，这种被迫性的造假不止存在于背景相对强势的家庭。她所访谈过最难忘的一个学生来自一所县城中学，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唯一的希 望就是儿子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个学生告诉张灵，在自己参加高考的那一年，重庆市区的几所好中学，很多人都有国家二级运动员加分，因为怕儿子“不明不 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试的机会”，他的父母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其找到了一户子女众多的人家，并设法将他过继到了该家庭名下。为此，他不仅更改了户籍，也更 改了法律上的父母。

　　直到今天，每当申请贫困补助或者需要填写父母状况时，这个男孩子都不得不写上假父母的名字。

　　“网友在抨击少数民族身份造假的时候，是否想过每个考生加分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有别的路子的话，谁愿意通过伪造民族身份来获得加 分？如果谁也没有加分，或者加分机制分配及评选公平，还有谁会背弃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来获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在这篇题为《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的学期作业里，张灵在综述分析中写下了上面这段话。

　　他们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在编者按中，郑也夫曾经提及自己对弟子们的期待：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

　　“有时候连我都以为是编出来的。”郑也夫记得，有一次在看到一位学生的作业后，他急切地要与对方见面。

　　“这是真的吗？是在你的小时空发生的吗？不是传闻吗？”他一口气抛出了三个问题。原来，这位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 里，每逢高考，有权势的人便会打听清楚谁的学习成绩最好，并安排自己的子女坐在其旁边抄袭试卷。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县城里的优秀学生不得不纷纷以高考移民[微博] 的方式逃离此地。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郑也夫说。

　　最终收录书中的学生作业共有43篇，书的封面上用黑体字印着这些话题的关键词：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移民自述、北京示范高中的借读生、高中招生大战、一所中学教改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为奥数殉葬的北大人……

　　教育学者杨东平[微博]在序言中将这几十篇作品称作对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令杨东平印象深刻的是一篇题为《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的文章。在这篇社会调查里，作者揭示了一所西部名校的成名之路——在高考前动员那些 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考或弃考，从而通过压缩学生分母的方式制造升学声誉。作为回报，弃考生可以免费免试进入该校当年的复读班，而转考生则会被介绍到愿 意接纳他们的学校，因为那里的“校绩”是以三本或专科上线人数来计算的。

　　另一篇被郑也夫津津乐道的作业是《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记录的是一个乡村学校如何迎接“省教育督导室”检查的故事。

　　根据校领导的讲述，从5月份的动员大会开始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名教师平均每天要多加班两个小时。这意味着，全校教师要为了这次迎检足足多工作72000个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9000个工作日的工作量。

　　时间用在了哪里？答案是素质教育。

　　据接受采访的教师回忆，为了符合上级的要求，学校需要新建造十几个专室，包括音乐室、美术室、微机室以及图书室等，而这些工作在此前全部处于空白状态，“学校只看升学率，根本不会关注那些所谓的素质教育之类的话题”。

　　除了时间，金钱是顺利迎检所必须付出的另一项成本。

　　“检查说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够了没。花够了就万事大吉，没花够就凡事遭殃。”在访谈中，县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提到，检查经费的开支包 括基础建设、招待费用以及打点领导的送礼费用。事实上，据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回忆，就在检查之前，县长曾经专门去过省里一趟，“拜访”教育厅的几位领导干 部，“其实就是到省里送礼去了，主要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开展做铺垫”。

　　值得玩味的是，一旦“准备工作”做到位，检查当天的工作便简单起来——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的检查竟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在一番汇报之 后，督导小组给出了颇高的评价，尽管他们并没有看到学生——为了避免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学校临时将课间休息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郑也夫对这篇作业给出的评价是：如果你不谙上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还算不上了解吾国教育的生态。

　　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

　　这门课讲完第五轮的时候，郑也夫也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看得出来，63岁的他仍然很留恋这个讲台。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是如何在“暴土扬长的黑板前”，将学生们报来的题目写上个几百次，点评个 几百次；也会哈哈大笑着回忆，每逢期末打开邮箱，“发现哎呦这么厚的一沓子作业”；他还津津乐道于同事对自己开的玩笑，“没有调查费，也没有课题费，恐怕 只有你才能把他们忽悠成这样”。

　　“这只是一门选修课，所以我和学生们的深入接触并不多。但我希望他们上了这门课，能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生机的人。不盲从一个东西，就说明已经上路，就好办了。”谈起自己教师生涯里的最后一门课，郑也夫这样说。

　　2007年入学的褚文璐是郑也夫这门课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了郑也夫的研究生。她坦承，上大学之前，自己是个不太爱思考的学生，“对主流话语比较信服，就连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随大流选的经济学”。

　　某种意义上，郑也夫的治学风格部分影响了褚文璐的大学生涯。在一次读书会上，郑也夫提到自己是77级的老三届大学生，他记得那年的高考录取 率是4.8%，现在则是60%以上，但他却感到“那时的高考竞争都没有现在这么激烈”。“郑老师对我们说，有很多人觉得他太激进，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体 验或见识过不同的制度，失去了想象，见怪不怪，所以才接受甚至认同现状。”

　　“经过那门课的训练，如今我对一些社会现象不会再那么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也更聪明了。”褚文璐说。

　　同样是在研究生阶段开始深入接触郑也夫的李海蓉，也对那门以“批判”为主题的教育社会学课程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愤懑，但我觉得愤懑只是态度，他想带给我们的东西是理性”。

　　李海蓉来自农村，接受采访时她正在老家过年，电话里还能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在郑也夫的课上，她的选题是“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借着操 作选题的机会，她结识了多位来自台湾的北大学生。在对他们的访谈中，李海蓉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NGO。也第一次了解到，在台湾学生的暑期生活里，“做义工 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

　　“在此前的大学生活里，我从来没有这样系统地去了解过其他大学里的事，更谈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于是逐渐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在李海蓉看来，这门课让她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再把学习看做评判教育成败的唯一标准”。

　　与她们不同，2010年毕业的汤宁如今已工作了3年多。但她依然能清楚地记起，郑也夫喜欢说自己是“精神的贵族”，还经常告诫学生要多给思想“做体操”。她说，郑也夫教会自己很多东西，比如“生活上的顺从和精神上的批判可以同时存在，顺从不意味着要被洗脑”。

　　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大[微博]多不知道，这个嗓门很大、坐在教室里最后面都能听见他声音的“超龄愤青”已经退休了。他们也并不知道，为了这门课的学生作业可以结集出版，郑也夫先后找了好几家相熟的出版社，“我说如果你们想出版我的新书，就得把学生们的作业也捆绑出版”。

　　某种意义上，将每门课的学生作业结集成书，已经成了郑也夫的习惯。加上这本《科场现形记》，他已经为学生编辑过16本文集。“就当是留下一份沉甸甸的记录吧。回过头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很踏实，我们没有虚度。”

　　五六年前，清华[微博]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对他说：“你学生的文集，是我课上的必读书，有时候读他们的文章，比读你的书还有乐趣。”去年，北京电影 学院副院长谢晓晶也找到郑也夫：“我要求我们学习写剧本的学生必须来看你学生们的文集。时下的剧作家总是胡编乱造一些故事，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什 么。”

　　当捧着《科场现形记》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郑也夫高兴得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