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福潮：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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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福潮：史家的良知与责任

● 范福潮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至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性的束缚，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分为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两部分，收入1999年以来的文章、访谈、演讲30篇。这些文章，在谈及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民初政局、北洋政府、广州政府、国民党北伐与党国体制的建立及慈禧、孙文、袁世凯、宋教仁、蒋介石等人时，思维依然敏锐，言辞依然犀利，胆略和锐气不减当年，但他毕竟年迈，有些力不从心，对许多问题，只能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难做细致的考证和推理，也无力就某一专题、某一细节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作为二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和心得，对现在和后世的读者、学者依然有着启示录的作用。 　　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灾难深重，战乱频频，后党、帝党、保皇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党、官僚、军阀轮番执政，列强交相干涉，许多人物和事件与国内国外各方势力的介入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难以理清头绪，对于既无亲身经历、又无缘接触原始史料的普通读者来说，只能从教科书、报刊和文艺作品提供的信息和评论来认识历史，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一些读物的长期影响下，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被脸谱化、妖魔化，许多重大事件被标签化、概念化，“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愚弄国民”，“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人民公敌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这些已成为上世纪后五十年国人的集体记忆，无人去深思“义和团”杀洋人与“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内在联系，无人去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诸多举措与民初宪政体制的关系，无人去探索“临时约法”对民初乱局的影响，无人去分析孙中山“二次革命”对民国政治造成的恶果，更无人去考证清末十年、北京政府十七年、南京政府头十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成就，错综复杂的历史被一句“万恶的旧社会”一笔带过。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有责任把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向读者讲清楚。说“尽可能”，是因为受史料的局限，有些人物和事件无法核实，难以恢复事实真相，只能根据掌握的史料做出推断。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通过公式计算获得精确的数据和结论，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对动机和起因的推论，对结果和影响的分析，都需要作出主观的评判。有些学者倒果为因，先设论点，再找论据，有些学者，为了推倒他人的成论，也挖掘史料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就涉及史家的指导思想和治学态度问题。 　　对史家来说，不在于你怎么描述、解释人物和事件，不在于你得出了什么结论，重要的是，你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是什么。以清末的改革为例，有些史家喜欢说清政府是假改革，袁先生认为，“这个评价不够客观。真假怎么判断？对政治家或者政治组织的真假，从主观上判断很难。唯一的办法是客观上，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根据行动来判断。”他举例说，清政府有三个改革影响非常深远：第一个是废除科举，实行新学制；第二个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改革，“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大陆法系，不但法典上这样做，而且司法体系都变了。《新刑律》、《新民律》（草案）、《诉讼法》制定出来了，那是跟国际接轨的。建立新的法院系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和司法不分的体制，这个改革了不起。所以，说它假，说不过去。”“第三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清政府也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宪政教育，民主选举的教育，在19、20世纪的近代政府当中，这是空前的。另外，它确确实实有张预备立宪的清单，应该做什么，都是按部就班在做。 　　“根据行动来判断”，也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怎么建立？这是影响到近代史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袁先生只说出了一部分，愚以为，这个标准应该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为坐标来建立，以政体为例：从帝制走向君主立宪制，是一大进步，如英国、日本、晚清政府（虽未成功）；从帝制走向共和政体，是一大进步，如法国、中华民国（初期）；而逆潮流而行则是违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如孙中山“二次革命”破坏民国宪政体制，北伐后国民党师法苏联建立党国体制等。依理类推，能让公民享有平等、尊严、民主、自由、富裕、安乐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了标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离开了这个标准，“历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是无所适从。”（p400） 　　即使是这样的标准，若想得到国内史家的共识，也并非易事。总有人固守僵化的观点，而国民潜意识里被标签化的历史记忆，也绝非几篇文章、几本著作可以纠正得了。“文革”结束后，若没有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便没有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袁先生孜孜以求，大声疾呼，“要从世界文明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史家的良知，也是史家的责任，他寄希望于读者，“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路”，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八十老翁，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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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话史家
作者：聂鑫森



　史，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辞海》），又称历史。同时，也是官名，商代设置，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西周时有太史、内史，春秋时更有称外史、左史、南史的。《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自古以来，我国的史书极为丰富，或通史，或断代史，或皇帝的起居注，还有一些并非史官的文史大家所写的史著。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史》、《新唐史》、《二十四史》、《清史稿》、《湘军志》、《湘军记》等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王朝的太史令。子承父业，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袭父职，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并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并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班固评曰：“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史官或治史者，应该具有的基本品格是什么呢？

　　孔子曾这样评价董狐：“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

　　所谓“书法不隐”，是说史官董狐刚正不阿、直书不隐的精神。故史官之大忌，是出于一已之私利，不敢直面所发生的史实，特别是对于皇帝和有权势的人，为他们隐恶掩丑，歪曲事实真相，进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董狐直笔”成为一个有名的成语。

　　其事件内容：春秋时，晋国将军赵穿袭杀晋灵公于桃园，身为晋国的正卿赵盾（赵穿之族兄）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作了记载：“赵盾弑其君。”

　　这种秉笔直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董狐毫无畏怯之态。他的这种史家风范，得到后人的由衷赞美：“董狐常直笔，汲黯少居中”（宋·黄庭坚《王彦祖惠其祖黄州制草书其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宋·文天祥《正气歌》）。

　　写史的人，还忌胸怀窄小，目光短浅，缺乏主见，人云亦云。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撰《陈涉世家》，肯定了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叙了少数民族的活动。这都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所具有涵盖古今的胸襟、气度和胆魄，以及他阔远的视域和独特的评判水准（古人称之为“器识”）。

　　到了清代咸、同时期，曾国藩所率湘军起于垅亩，在与太平军长达数年的征战中，屡败屡战，但最终砥平天下。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曾国藩辞世，其长子曾纪泽遵父遗命，请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至长沙议修《湘军志》。

　　在湘军将帅的心目中，军志撰修的目的当然首在颂扬湘军功烈。但王闿运则不这样认为：“军志近始创稿，大约冬杪可成，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与广督刘坤一信）。

　　《湘军志》耗时七年乃成，全书约九万字。

　　“曾门四子”之一的文史大家黎庶昌，曾这样夸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于长叙事理意，近世良史也。”

　　真实可信，不浮夸其功，不隐讳其过，而且文采风流，体现了王闿运的治史态度和渊深学养。

　　但是，此书却引起存世的湘军要人的极力反对和批评。“曾国荃看到《湘军志》，认为书中‘虚诬’之处，不一而足，当面责骂王存心和他过不去，扬言要杀王闿运泄恨；郭嵩焘、郭崑焘斥《湘军志》为‘谤书’……一时群小嚣嚣，吠声一片”（尹铁凡《湘潭历史名人——王闿运》）。

　　钱基博说：“其书《湘军志》实无大讥弹，自曾国荃以谤书相抵，而向声背实，不悦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司马迁）目之矣”（《近百年湖南学风》）。徐一士在《王闿运与湘军志》一文中也说：“（梁）启超称《湘军志》以‘翔实’，非无当也。”

　　《湘军志》在当时虽遭毁版，但马上又被人重刻重印，购者蜂拥，好评如潮。一直到今天，《湘军志》依旧光彩四射，一版再版，颇受人赞誉。

　　尹铁凡在他的书中，作了这样的评断：“虽腐鼠啾啾，毁怨百端，江河万古，何损一代‘太史公’之名！我们惊艳闿运之文笔，更膜拜其高尚之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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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书名:《史记》的明镜之鉴——细读史家经典200句




作者:沈智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1


ISBN：9787547002353


字数：180,000






编辑推荐 读史明智，借古鉴今，把脉时代，体悟史家智慧，200句《史记》精华为佻诠释历史的兴替玄机。走进历史，领悟做人、立人、达人之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名主持人、策划人阿忆教授作序推荐，简读之可含英咀华，精读之可参悟灵修，完全图解《史记》的明镜之鉴，通过故事直析名言，深刻内涵，《史记》的智慧就在这最经典的200句中，这本书让您轻松地读懂《史记》。内容提要/h2> 千古之绝作《史记》纵述三千多年历史。本书集腋其经典名句200句。读此书，《史记》所蕴涵的千年　智慧便可以了然于胸，让我们以史为鉴来把脉现时代。本书查证诸多古注今释资料，旁征博引了深入浅出，又通过讲故事、图解的方式对《史记》的经典名句加以解析，让您在200句内通晓一本智慧经典。读《史记》，悟兴衰之道，明进退之度，知福祸之由。目录 第1章　德篇　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　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齐太史书日“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　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　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人之好德，克明显光。　君不可以言利若是。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　不敢以其富贵骄士。　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　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　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娼生患，竟以灭国！　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　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　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第2章　人篇　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　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项羽为天下宰，不平。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　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　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　窃人之财，犹日是盗。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　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　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　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　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何乃罪地脉哉？　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　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　何相见之晚也？　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入之将死，其言也善　汉孰与我大？第3章　政篇　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汤乃改正朔，易服色。　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王与孟说举鼎，绝膑。　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　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　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　其道无由也。　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　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　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礼由人起。　礼者，人道之极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　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　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　贫视其所不取。　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　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　宽而粟，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　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毒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　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第4章　术篇　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　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日傅说。　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先王耀德不观兵。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　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　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　必世然后仁。　……第5章　策篇作者介绍暂无文摘 第1章　德篇　　综述“德”的本义是走路时目不斜视，不偏离于正道，后来引申为内心的端正，从而与今天所说的“道德”意思相近。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所以《德篇》收录了《史记》所载的有德者之言行，以期彰显太史公的美德与智慧。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所以《史记》中出现了大量弘扬高尚道德情操的文字。司马迁曾师从著名学者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后来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他对孔子学说十分赞赏。太史公撰写《史记》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宗旨，从未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品评历史人物。古之优秀史家以秉笔直书为美德，春秋时齐太史兄弟三人不畏强权，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记录下崔杼弑君的事实。此举备受后世史官言官的钦佩，我们从司马迁的身上似乎也可以窥见齐太史的浩然正气。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司马迁在对吴太伯、孔子、伍子胥、魏公子、李广和霍去病等仁义之士进行描写时不吝溢美之词，既表现了他本人崇高的思想品质，也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对美德的推崇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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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4月20日,利比亚米苏拉塔,战地记者赫瑟林顿(画面居中者)正在一名利比亚反对派人员帮助下爬出一幢损毁的楼房。几小时之后,他与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另一名战地记者洪德罗斯,均遭炮击身亡。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2月22日,美国记者科尔文和法国记者奥克利克在叙利亚霍姆斯的炮火中不幸丧生。
　　他们的去世再次证明,战地记者确实是离死亡最近的人。战火燃起,难民逃离,记者却端起相机循着枪炮声追踪而去。这样的画面,很多人都看到过,有人惊叹,也有人不解。以生命为代价追逐新闻,是否值得?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取决于某一条新闻当时的价值,而在于我们怎么认识记者这个职业。
　　确实,无论供职于哪一家媒体,写稿或摄影都是记者谋生的一个手段。如果只是为了糊口的“饭碗”,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当然得不偿失。但是,如果能深刻地认识到记者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那么所有为新闻而做出的牺牲都重如泰山,因为他们践行了真正的职业精神。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即便是面对同一场战争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所有负责任的媒体都必须维护自己的公信力,简单地说就是要让媒体受众相信自己的报道。
　　为了这一个“信”字,战地记者就必须穿梭于枪林弹雨中,无限地接近现场。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 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还不够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新闻不是来自现场就有谬传的可能。所以,每个珍惜职业操守的记者都会努力奔赴现场。对战地记者来说,既然选择了在刀锋上行走,就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
　　刚刚去世的科尔文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落得满身伤痕,一副独眼的形象更是让人心惊,但她也不是对这个世界无牵无挂的女人,她也经常自问,为新闻受伤或者付出生命值得吗?最终,她认为“值得”。如果她的在天之灵还有机会再次自问,答案一定是不变的。因为,她有幸见证和记录了历史。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战地记者所记录的历史往往更为紧要,因为后人对一场战争的评价,必须基于对真相的了解。记者的记录往往比当事方的陈述更客观、更真实。所以,战地记者不仅在报道新闻,也在书写历史。“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无论何时何地,为真相,史家必须秉笔直书。在战地记者身上,不屈不挠的史家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果我们把战地记者与真相和良知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记者为了新闻不惜生命。虽是战地记者,也不一定就是天生勇敢的一群人,他们的无畏只是源于一种责任,那就是让公众知晓真相。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才能为一个“信”字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