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学术体制何时能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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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中国学术体制何时能回到正轨?

年底了，各单位都在总结。在高校中，这一年中最值得总结的工作就是本单位今年申请了多少项目、拿到了多少基金、赢得了多少奖励、发表了多少论著。 　　抗战期间，有人高呼：“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今天，我们惊呼： 　　“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今天的中国高校，与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让人不得安宁、惶惶终日，人们天天在项目、资金、奖励、头衔、荣誉等等的追求中奋斗、挣扎。多少人费尽心机拉关系、搞项目、出成果，多少人绞尽脑汁发文章、争荣誉、求奖励。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在这种完全无视科研规律的思路下管理科研，把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在这种忙于完成项目、急于创造成果的气氛中引导科研，让整个学界一天天走向浮夸、短视、功利。 　　我总结今日高校及教育部门对于教学科研队伍管理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相信利益激励，不断地用基金、项目、奖励等为诱饵，吸引大家注意力； 　　二是相信竞争机制，不断地用排名、评比、荣誉等为手段，刺激人们积极性。 　　在这种思维背后，还存在一种动机，就是要操纵、控制人们的研究过程，使之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前进； 　　在这种动机背后，还存在一种心态，就是怀疑下属不听话、担心人们不自觉，故要用指标来监督、用数据来管理。 　　且不说这套用硬性成果、量化指标来衡量个人成就的管理思路，与管理者怕事偷懒、追求简单的心理需要有关；最可怕的是，这套相信利益激励和竞争的管理思维，最大的失败就是让人们无法沉下心来搞研究、放慢脚步去思考，最后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成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和真正的科学家来。 　　老子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不要以为古人愚昧，这段话反映了古人管理的大智慧！ 　　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们的领导期望中国多出诺奖获得者、多产杰出科学家的诚意，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的管理者希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中国大学走上一流的真心。但是，国家对科研部门的管理、教育部对高校的领导，投入了多少资金、耗费了多少物力，为什么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什么不能引领人们安安静静地思考，从从容容地探索，而是相反，搞得大家情绪日益浮躁、动机日益功利、精神日益贫乏、思想日益衰竭？他们的思想误区究竟在哪里？ 　　我想可能部分根源于一种错误的管理思维，那就是认为利益刺激和相互竞争是催生成果、增加绩效的最有效措施。然而，它可能忘了，对利益激励和竞争机制的信赖，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低级的管理思路，现实中往往彻底失败：首先，它给好名爱利的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导致贪图虚名、不务正业、工于心计、好玩手段的人大行其道，而真正的人才却被排挤；其次，它造成了极端功利的风气，让多数人都在不自觉中被卷进，根本没办法有一种从容、安静的心态，自然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有意义的成果。所以这套管理思维违背了科研规律；其三，它对于真正的天才和人才可能没用，因为天才通常是出自人性内在的巨大激情去从事研究，绝不会完全为了利益和荣誉去研究。而人品正直的人才，则由于不好媚上，不愿屈己，而无法适应那些项目、指标要求，导致被排斥和边缘化。 　　这种管理思维的另一致命问题是就对人的不信任。这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法家的性恶论思维，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偷奸耍滑的倾向，所以都要管。这样一来，管理者就要想办法去对付自己的下属，制定尽可能严密的防范措施，设计尽可能严厉的惩罚手段，于是各种数据、指标、规定纷纷设置，各种统计、评比、选拔纷纷出笼。它可能忘记了一点，严密有效的管理措施可能防范一个不听话的常人，但也同时毁掉了少数卓越的天才。没有一个天才能容忍被怀疑、被防范、被监视，在严密的监控、严格的审查和严厉的要求之下，可能一个天才也不能脱颖而出。一旦天才全部被毁，即使培养出再多听话的普通人才，也不过是一些本份的匠人而已。这样下去，会让一个民族的科研水平永远落后于人，难以进入世界一流。 　　这种管理思维的另一深层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学术自身的价值不够了解。多年来，在某种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很多领导在内心深处认为，学术的价值不过就是服务于社会，为生产力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乃至于中华民族复兴服务。这些固然是无比正确、无可置疑。然而，他们可能忘了，这些仅仅是学术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而后者才是学术的真正基础。相比之下，前者是末，后者是本；前者是流，后者是源。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植根于人性，源于研究者无穷的求知欲，来自天才们无尽的创造力，出于思想家不息的正能量。这些东西，都不能用各自功利目标和国家、民族及社会需要来制造。比如，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为了给希腊人民争光而取得巨大成就，牛顿不可能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有了重大发现，爱因斯坦不可能为了报效德国而发明了相对论…… 　　正因为管理者自己对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认识肤浅，有时会颠倒学术研究中的本末、源流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规律。他们一方面误认为人们的科学探索热情可以用爱国主义来制造，用功利主义来主宰；另一方面由于不会欣赏科学、艺术和学术内在的美，不知道科学不朽的价值、艺术永恒的魅力、学术辉煌的境界来自何方，所以宁愿看到一些有形可见的成果，大而无当的实绩，和轰轰烈烈的效应。一种外行又要管理内行、不懂又要垄断权力的心理，导致在他们内心深处时刻有一种焦虑和不安：他们不仅时常担心下属是不是又在偷懒、糊弄，而且对于自己的管理能否达到成效缺乏自信，于是急切地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和实绩……功利的成果越多，他们心里就越踏实。一言以蔽之，是因为管理者自己心态浮躁、空虚、功利，所以才导致整个学术界的浮躁、功利！！ 　　很多管理者和领导正因为一种错误的、不信任的思维方式在先，因为不懂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在先，有时无法从内心深处尊重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人。相反，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不放心和不耐烦，使得他们随时可能对一些真正有风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进行怒骂、指责、批评或责难，从而把他们的心凉透，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斯文扫地。这种荒唐可笑的科研管理方式，今天主导着学术界，流行于高教界，导致多少科研经费被浪费，多少垃圾成果被生产，多少宝贵青春被耗尽，多少优秀人才被埋葬…… 　　多少年来，我们的大学天天高喊着要走向世界，可是在管理教学研究队伍时，却又往往不懂得尊重科学规律。如此下去，如何能出得了世界一流大师？天天都喊着要创新，可是当人们的情绪被各种指标所主导、动机被各种利益所蒙蔽，他们何来细水长流的积累、厚重扎实的功夫？当人们的心灵已无法平静似水，精神已不能自我主宰，他们如何能创造不朽的成果，实现伟大的创新？多少年来，我们的大学总是在喋喋不休地细数自己曾经出过的名人、经历的辉煌、享过的荣光。这种靠过去的历史来自慰的思维，除了反映领导的不自信，和对于学术神圣性的无知，究竟还说明了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已难找到一片宁静的天空，和一处悠闲的人们。我们的生存环境，宛如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所有的人都席卷了进去。无数刚刚进入学术的年青学子们，就不得不学会在这个巨大而无比功利、可怕而势不可挡的漩涡中适应。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在单位熬出头，得到想要的利益，就必须随波逐流，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们今天可怕的生存环境，它决不是培养大师的环境，也决不利于生产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 　　当前中国学术体制究竟将去向何方？该如何来改革它？我认为，中国学术体制之回归正轨，必须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敬畏之心。领导者、管理者必须学会欣赏学术自身的价值，包括科学自身的永恒魅力、艺术自身的辉煌境界以及学者自身的神圣尊严。做领导的不懂得欣赏这些，会导致研究功利化，价值空心化；导致学者缺乏神圣感，学术缺乏神圣性；如此一来，自然能做出辱骂学者人格、伤害科学家自尊的事来。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一切从实用、功利的需要出发，用外部需要统率一切，主导一切。只要学术的自治确立不起来，就难于培养思想大师和科学巨匠。 　　二是尊重科研规律。如果领导懂得欣赏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会认识到真正的艺术品不可能用功利的方式来创造，伟大的学术成就需要在安静、从容、悠闲、自由的环境中完成，真正的科学创新不可能用搞工程的思路来追求。因此，领导者、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创造条件、培育气氛和耐心等待。如果好大喜功，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只能是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另外，那种指望用利益激励和竞争手段来实现创新的思路，不仅违背了科研规律，而且容易导致名利盛行、甚至小人盛行，破坏学术研究应有的气氛，把大批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的人才排斥于主流之外，妨碍真正的学术创新。 　　三是要实现从以管理常人为主的管理模式，到以发现天才为主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多年来，我们的管理者常常把主要目光盯在小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可能不听话、不自觉的奸滑之徒身上，所以想尽办法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或引导。把目光盯在小人身上，容易使领导者产生某种变态心理，那就是一方面对谁都不信任，总是以狐疑目光看人；另一方面是对下属产生嫉妒心，不希望下属超越自己，担心自我优越感被打破。然而，这些还不是这套管理思路最大的坏处，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可能把真正的人才、特别是天才毁掉。由于对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让真正的人才和天才人格有时受到侮辱；由于对整齐划一的指标的追求，让真正的人才和天才没有驰骋想像的余地和展示锋芒的空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学术的进步，伟大的发现，完全取决于真正的人才和天才能否脱颖而出，让他们尽情、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施展自身的才能。对于普通人的监管诚然必要，但当它以埋葬天才为代价时，就得不偿失了。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认识：对真正的人才和天才没有发现和驾驭能力，是领导和管理最大的失败。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