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岳阳楼记》有关的两件轶事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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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岳阳楼记》有关的两件轶事 (光明网)

眭达明 一 　　宋代名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代表作，他用浓墨重彩，描写了在岳阳楼上所能见到的景物，通过不同景物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描写，借“古仁人”的形象，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活理想，大大超出了一般“迁客骚人”的思想境界。文末议论部分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十分难得。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曾联合富弼、欧阳修等提出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择县官等十条建议，因受守旧派的反对排挤，未被采用，反被降到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去作知州，《岳阳楼记》就是他被贬官时写的。一般来讲，“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宋?周?（yun）《清波杂志?逐客》卷第四）。而范仲淹在遭受挫折打击时，却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洒脱自如，毫不介怀，确实难能可贵。 　 　如果能进一步了解此文的写作背景，还会发现，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的理想，实际上还含有对朋友进行劝勉这一层意思。范仲淹的这篇文章是应朋友之请而作的，他就是文中首句提到的滕子京。滕与范是同年进士，又是气质相近的朋友。在范仲淹贬官的差不多时间，滕子京也被贬到岳州做知州。滕是个很有个性脾气的人，到岳州后，虽说做了不少有益于当地百姓的事，口碑不错，但他对自己的无端遭遣始终耿耿于怀，常常口出怨言。据说，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祝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宋?祝穆《事文类聚续集》卷七）本当高兴之际，滕子京却万般悲伤涌上心头，可见这场打击对他的伤害确实太深。作为滕子京的朋友，范仲淹怕他祸从口出，总想对他进行规劝。但滕是一个刚愎自负的人，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范仲淹也就一直无缘开口。后来滕子京给范仲淹去信，要他为岳阳楼写一篇记文，范仲淹才有机会为老朋友进言，文中写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些话，范仲淹与其说是自勉，倒不如说是勉人，可见他的用心十分良苦。 　　这一点，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在《过庭录》中讲得再明白不过。他说：“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滕曾任庆州帅），愤忧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谥文正公）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公?之说因是得之家传，其可信度应该说是很高的。所以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含有对朋友的规劝之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滕子京是否听进了朋友的劝诫呢？看来没有，因为数年之后他即去世了。他如果听进了朋友的规劝，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遇事想得开，也许就不会忧郁成疾，英年早逝。由此看来，范仲淹的良苦用心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当然，作为朋友，范仲淹应该称得上是净友了。 二 　　作家写文章，偶尔出现个别字词的差错，是难免的。但如果所写文章内容完全失实，纯属子虚乌有，这样的文章哪怕出自大作家之手，也要为世人所讪笑。 　 　欧阳修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这一点为历代所公认。尤其是他在写作上的审慎态度，更为世人所称道。宋人何?在《春渚纪闻》中说：“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吕希哲在《吕氏杂记》中也说：“欧阳公每为文，既成，必屡自窜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宋人另一部笔记《寓简》上说：欧阳修晚年常为改文章所苦，他夫人说：“你何必自苦如此呢，难道还怕先生训你吗？”欧阳修笑说：“不怕先生训，却怕后生笑。”正是因为怕后生笑，所以他写文章无不精思细改，如被传为美谈的《醉翁亭记》一文的开首句“环滁皆山也”，就是经过反复多次修改才定下来的：“欧阳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然而就是这位作文十分严谨的人，在他的集子里也有一篇内容完全失实的文章。 　 　北宋时期，与范仲淹同时中进士的滕子京，因被人诬告“枉费公用钱”而被贬为岳州知州。任上的第二年，他重修了岳阳楼。楼修好后，请范仲淹写了一文以作纪念，这便是宋代名文《岳阳楼记》。之后，滕子京又想在洞庭湖边筑一道堤，方便来往船只靠岸停留。这回他想请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来作堤记，于是派人带着他的信和图纸向欧阳老先生约稿，欧阳修欣然应诺，写下了《偃虹堤记》一文。文中详细记载了这条堤长1000尺，高30尺，宽度上下不一样，堤底为32尺，向上逐渐收缩，堤上面的宽度是20尺，为高度的三分之二。还说修这条堤用民力15500工，不超过原定的工程时限就修建完工。又说如今来往船只到岳州都停靠在偃虹堤下，到城里办事既方便又安全。接下来的一大段话便是对滕子京的颂扬和推崇。此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载于《欧阳文忠公集》。 　 　《偃虹堤记》虽说没有《岳阳楼记》有名，但因为它是出自欧阳修之手，又是为滕子京筑堤所写，所以在当时也为众人所关注并传为美谈。20年后有一位叫王得臣的人，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到岳州做官，因为读过欧阳修的那篇记文，所以一到岳州就去看那有名的偃虹堤，却不料当地人告诉他说：堤还没有施工，那位滕大人就调走了！原来所谓的“偃虹堤”，还停留在计划中，建筑在图纸上，纯系子虚乌有！王得臣便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入他那颇有名气的笔记《麈史》之中，欧阳修这次作文疏失也就难免为后人所讪笑了。 　 　但与其讪笑欧阳修，倒不如讪笑滕子京。因为古代的碑记文，其内容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者亲临实地的感受；二是根据请托写记的人所绘图景或所开节略敷衍成文。《偃虹堤记》显然属于后者。滕子京派人去请欧阳修写记文，后来计划未能实施，本应及时同欧阳修打个招呼，说明原委，以欧阳修作文之严谨，他自然不会出现这种疏失。但欧阳修的记文写出后，对于“偃虹堤”末修的事实，他显然毫无所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偃虹堤记》一文才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并最终被收进他的文集中。如果说欧阳修写作《偃虹堤记》出现疏失是情有可原的，那么，滕子京的所作所为，却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了。 　 　同样是应约为朋友作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成了千古名文，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却为别人所讪笑，两文虽说有高下之别，但总不会悬殊到如此不成比例的程度。应约为别人作文，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