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话“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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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话“语文”　　

（山西大同大学师范分院 张毅 030039）

　　

摘要：现今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认为“语文”一词从1949年才出现，而对于何谓“语文”几十年来学界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语文学科的建设中忽视了基本的历史考察。“语文”，即是“语言文字”的简称。追溯厘清“语文”一词的本义，有助于语文学科的建设，有助于把握语文教学改革的正确导向。

关键词：语文；考察 ；本义   

   

中国现代语文独立设科已逾百年，但何谓“语文”仍然争论不休。因此，有人认为几十年母语教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对课程的名称正名，以致于我们在对学科名称的阐释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偏差，还有论者认为由于“语文”概念内涵的不确定以及由此造成的学科名称不能集中体现学科的本质特征致使语文教育没有相应的专业支撑，这是造成我国母语教学效率不高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很奇怪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一词的历史考察为何如此忽视！甚至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学论教材和有关论文都认为“语文”一词是1949年才开始使用的，由此可见当今语文学术界研究的粗疏。翻阅现代语文教育史，发现“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这一词汇在解放前被论者经常使用，例如1925年魏冰心就曾主编过《高级语文读本教学法》，1925年，朱自清在其所写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有二：一是“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和能力”，一是“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又说：“我赞成胡适之先生的办法，先将法式部分赶紧教完，然后特别处所，随时提出研究，以选文文句为例。这种文法纲要，最好着重语文共通一点，俾以后可常作比较研究，更易明瞭文法的意味。”可见朱先生是把“语文”视作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一个概念的。1935年，朱自清又作《语文杂谈》一文讨论国文教学问题。1931年程其保在《初级中学课程标准之讨论》中也提出：“本国语文一科，实包括国语与国文两种科目”。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刊印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名著《修辞学发凡》，书中大量使用了“语文”一词，诸如“汉语文”、“语文分离”、“语文合一”、“语文正常关系”、“语文改进”、“语文的体式”、“完美的语文”等比比皆是。1934年文逸又编著了《语文论战的现阶段》，宣浩平也主编了《大众语文论战》一书。其后，黎锦熙先生将母语教学分为“语文方面”和“心意方面”，他将图书分为十大部，其中将哲学、社会科学、语文学和文学等并列，把语文学视为包括“说文、字典、文法、音韵等”的“旧式小学”，而将文学视为包括纯文学（诗、辞赋、乐府、词、戏曲、小说）和杂文学（散文、骈文）在内的八体文艺。叶圣陶在解放前也多次使用过“语文”一词，例如他在1940年8月18日写的《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文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在1942年8月1日发表的《认识国文教学》中又说：“说人人都要专究语文学和文学，当然不近情理；可要养成读书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专究诚然无须，对于大纲节目却不能不领会一些。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从这种认识出发，国文教学就将完全改观。”叶老在这里将“语文学”与“文学”并列，足见叶老也是将“语文”视为语言文字训练学科的。不仅教育学家频繁使用“语文”一词，抗战后期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其《文学与语言（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也说过：“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几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种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可见朱光潜在解放前也认为“语文”即“语言文字”。在建国后，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等一直是“语言文字”说的坚定捍卫者。现今仍在出版的《中国语文》《语文研究》也都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刊物。新加坡和香港目前将“语文”（新加坡为“华文”）和“文学”分置两科，也可以说是秉承了“语文”之“语言文字”说的传统。




把母语课程命名为“语文”始于1949年。据吕叔湘回忆，将解放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合二为一，无以名之，叶圣陶先生提议命名为 “语文”。但“语文”作为课程名称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莫衷一是地阐释着，口水大战至今未能停息。





大致来说，建国到如今对“语文”的理解大致有包括“语言文字” 说在内的“一语四文”等七种说法，解放之初，“语文”被确定为课程的名称时被解释为“语言”和“文章”，所谓“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但按着文章学的教学思路，在实际教学中，文艺性的作品被当成了文章的范例和学习“起、承、转、合”文法的材料，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因素被贬抑了，因此遭到了当时文学教育倡导者的批评。



在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教育界对语文这个概念的理解很快又有了“语言文学”之说。1950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材在《东北教育》发表的《改革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说：“语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学是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形象表现”，“中学的语文课，实际上包括中国语文和文学习读两部分，而这两部分东西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学会了解与运用中国语文，获得一般的文学修养；同时又从学习语文与文学中获得革命思想与道德品质的教养”，“文章的内容唯有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才合适。就在这样的讲解中解决学生思想、语文、文学方面的问题，巩固其思想、语文、文学方面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语文和文学的水平”。将语文和文学并称，可以说代表了50年代初许多人对于语文和文学关系的认识。但是在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的情况下，这种将“语文”和“文学”并列与语文课程实际上包含着文学教育内容的关系又存在某种程度的抵牾。在50年代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中，受时代风气影响，叶圣陶曾经也设想以文学作品的教学来包容或代替实用文章的读写训练。他说：“‘应用文’有程式，这些都极简便，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并不需要特别指导。所以所谓‘应用文’也是一般的散文”；“写所谓一般的散文跟写文学作品不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读了文学作品，就能够学会写一般的散文，而且比仅仅读一些一般的散文学得更好。”但分科教学试验的结果表明，由于文学教材不提供实用文章的范例，再加上学生的实用言语方面得不到有效的训练，导致了实用文写作水平的下降，有的学生甚至在写总结、调查报告时还用着文艺的笔调。随着1958年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的终结，“语言文学”说也就被否定了。洛寒（即吴伯萧）在1963年指出：“在中小学必须突出识字、写字、阅读、作文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他提出了“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但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作为一段客观真实的历史存在，对后世将“语文”理解成“语言”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许多人还是把“语文”即“语言和文学”看作是毫无疑义的，这就反映出了人们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和期盼。经历过分科教学的北师大附中的特级教师时雁行在80年代就明确认为，“中学语文课的内容应该是‘语言文学’”，“（应该）把中学语文课的内容看作‘语言文学’，也把阅读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内容来要求、检查。”一直坚持把“语文”释为“语言文字”的王力80年代也似乎无奈地感受到：“好象大多数人的理解应是语言文学。”王尚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在援引1954年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中的文字后也认为“……把‘语文’界定为‘语言文学’却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语文课是进行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语言文学课”，后来他再一次明确地讲“语文课就是文学课”，主张将语文课上成“以言语为主的文学鉴赏课”。又说“语文课程是语言与文学的复合”。胡尹强在《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中更是指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但在教材和教学中如何处理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关系，“语言文学”说论者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对于“语文”一词还有着其它的理解。叶圣陶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答滕万林》一文中追忆“彼时同人之意”时将“语文”解释为“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合称，于1980年7月在《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中又提出“语文”的得名源于 “语体文”和“文言文”，但是叶老的这些解释也未能赢得学界同行的普遍认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语言文化”说，但此种说法明显大而无当，因为文化的范畴过于宽泛，历史、地理、宗教、科举制度、民族习俗、建筑文化等等无所不包，这是语文一科所难以承载的。因此，“语言文化”说难以成立。另外，还有人将“语文”之“文”阐释为“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的统一体”， 试图一词弥合各种阐释的分歧，这更有着界定不清、无限扩大的明显缺陷。





作为母语课程名称，“语文”一词必须概念清楚周全，现在到了必须明晰语文内涵的时候了，应该是结束无谓的口水之争的时候了，因为再不明晰，语文课上那种“教师想教点什么，就教点什么，能教点什么，就教点什么，语文课程内容的囫囵、虚泛是普遍的事实”（王尚文语）的情况就会始终延续。不利于实际教学，不利于学科发展，不利于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




语文课程的教学目的其实早在1932年国民政府审定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已经做出明确规定：“使学生从本国的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使学生能够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培养其民族意识”。



“语文”即“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上语文课就是要紧紧抓住“语言文字”这个抓手，学习语言文字的成品——实用文章和文学作品，通过分析文章、鉴赏文学作品的言语活动，学会运用语言文字，提高书面表达和口语交际水平，并且学习文化和传播文化。当前，语文教学既要防止陷入过去那种琐碎的技术性语言分析的迷阵，也要防止当前有些教师以“教改”为名义胡乱发挥而偏离了语言文字运用教学的架空了语文的做法。



立足“语言文字”说，是正本清源、还原“语文”本义的需要，是保证语文学科工具性落实的需要，是在华语圈统一“语文”认识的需要，也是使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师获得专业自信的需要。尤其是在学科建设上，“语文”将不仅有着确实的名分，也将拥有自己确定而扎实的基点，站稳脚跟，语文学科才会有实质发展。　　

文章出处：《语文教学通讯·D（学术刊）》201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