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者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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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者的人生境界

刘毓庆

姚奠中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现在人们只知道他是当代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是山西省文化界的泰斗，还曾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却鲜有人知道他的古道热肠与人生追求。他本是山西省稷山县人，早年在太原求学时期，就曾因发起学潮，被阎锡山政府驱逐回老家，下令永不许再到太原。怀着救国求学之心 ，他辗转南下，最终转入章太炎先生之门，成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关门弟子。太炎先生去世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辗转于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高校。他曾经亲赴前线，写下了“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的豪迈诗篇；他曾经创办学校，手定教条，要求学生“以从义为怀”；曾经把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教室里赶走；曾经为抗议国民党安徽省委主席侮辱老师，发起罢课；曾经因反对军统特务任院长而被解聘；曾经因直言无讳而被误划为右派。姚先生三十多岁即晋升为教授，在常人看来，可说是少年得志，可在他的笔下却出现了“念平生，江湖落托，问壮怀，前路复迢迢”的诗句，因为他有更为高远的理想。如今他已是95岁的高龄，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锋芒，而那种传统士大夫“兼及”“独善”、担当道义的精神，仍然充乎其中，溢乎其表。他的学问，他的诗，他的字，他的印，他的画，展现出的无不是传统学者以道自任的精神与情怀。 　　孔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指阅读典籍、研究学问，目的是为了自身的人格修养，追求一种高境界的人生；所谓“为人”，则是指向人卖弄、炫耀，以求取悦于世。即《后汉书·桓荣传论》所说：“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荀子在《劝学》篇中把孔子的这个意思，通俗化为君子、小人之学，他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所谓“禽犊”，即馈献之物，就是说，“小人之学”是把所学得的知识作为一种馈献之物，向人讨好。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尽管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功利主义观念，但以学美身的理念，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因而传统的中国学者，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格，追求一种人生境界，他们一方面从经、史、子、集中寻求道的领悟，并把这种领悟以讲学或著述的方式，传授给后学，由此而担当起了传承文化的使命；另一方面则通过诗书琴棋等，丰富自己的人生，达到修养人格与提升人生境界的目的。故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姚奠中先生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是当代中国少见的能将传统学术与诗、书、画、印集于一身而且皆臻于很高境界的学者，但这一切，对他来说不是获利之器，而是修身之道。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完善人格、担当道义的精神，更亲沐太炎先生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熏陶，故而身上既体现出了高深的国学素养，又体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他一方面博于文，反于约，依于仁，游于艺，淹贯经史百家，出入诗书画印——诗书画印被同道誉为四绝，而融汇于四者中的高深学问，又展演出了一种超越于书画艺术之上的内在精神，从而体现出了一种“虽到尘中不染尘”的人生境界，树立起了博学鸿儒的“君子风范”。另一方面自己又带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中。 　　《姚奠中书艺》与《姚奠中讲习文集》（全5册）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京的部分书法家曾就姚先生书法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共同的评价是：姚先生的学问支撑他的书法达到了当代书法艺术的高峰。有的书法家称：姚先生的书法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它的技巧是人们可以努力达到的，而其中基之于学问的深邃内涵，则是当代众多书法家难以企及的。关于姚先生的《讲习文集》，更多人看到的是其知识之广博，因为它涉及到了经、史、子、集多方面的内容。故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以“通儒”、“鸿儒”视姚先生。而我从中看到的则是传统学者的人生境界。他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即表明这并非有意著述，而是在“传道授业”中为“解惑”形成的文字。中国文化之道贯于经史子集之中，故而他不隅于现代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之类的学科分畛，而是从国学的浑圆中，寻绎道脉。我们从姚先生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对问题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论证，更没有像许多学者那样，用堆积文史材料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学问的渊博，而是点到为止，惜墨如金，密集观点，金针度人。这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可能会误认作没有学问的表现；然而从文集每一短札中所披露出的慧识，却使人感到了无处不存在学问，其中似蕴有许多长篇巨制。对于长篇巨制，先生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由此我想到了当代中国学术与书画的一种倾向。不可否认，20世纪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术与书画艺术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现代评论家习惯用“发展”一词来表述这种变化。但在科技与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无论书法、学术，都出现了产业化的不良趋向。有出息的学者把“著作等身”认作了一个追求目标。相当多的学者则考虑的是职称、津贴、考核指标等问题，拿起书来就想到为写文章寻找题目，几乎无心思考读书对于人格修养的意义。本来二千字足矣，则要衍义成上万字；万字可矣，则要敷衍成20万字的一本书。真有点像《汉书·艺文志》中所指责的那些“便辞巧说”的学者，“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从电子版的图书中，搜索、剪贴、堆积、拼凑资料，已成当代学术的基本手段。书画界则追求作品的市场价位，并将此认作自己价值的体现，于是媚俗与求怪求奇之风，盛行于一时。传统学术与书画艺术不仅完全剥离，而且变成了当代人改变生存条件、获取物质利益的特种技术，丧失了完善人格与提升人生境界的功能。于是出现了闻见杂博、却不知仁义，技法纯熟、却难脱俗气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曾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姚先生的一幅字多少钱？”也有人在我跟前遮遮掩掩地说：“姚先生的著作并不多么！”是的，从字数上讲，姚先生的著作只有170万字，并不算多；姚先生的书法市场价至今我也不知道。但我从他的诗书画印中，却看到了“至善”、“至高”的人生境界；从他的文集中，看到了担当道义、传承文化的人格力量。可以说姚先生基本上是属于“述而少作”的学者。他无意为文，为文也多是为了清除在理解经典文本与经典作家中存在的障碍。他旨在把握中国文化的要义，丰富自己的内在精神，铸就君子人格，并以之影响后学，使中国文化精神得以传承。孔子曾经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这种治学原则遭到了我们时代最彻底的否定。但我从姚先生的身上，找到了这句话的新诠。“述”是对古典文化的传承，也是将古典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过程，只有“述”才能使“学”达到“美身”的目的。而“作”，则是要把内向的追求变化为外向的展示。在“述”基础上的作，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可以帮助对古典文化精神的把握与领悟。而以著述为终极目的的“作”，则会把本来作为人生修养的古典知识，变做向外张扬自我价值、炫耀才华的资本。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讲学”是述，“修德”要“述”，因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述”上所用的工夫要远大于“作”。这就是姚先生“述而少作”的缘由。

《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