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误读《论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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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误读《论语》了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8日   10 版）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来清华之后做出土简帛和《周易》比较多。近年来我对《论语》比较重视，对儒学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当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开始读《论语》，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负面的东西，对儒学没有多少好感。后来书读得多了，慢慢地对儒学有了感情，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当初切入的时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继承。
    我原来觉得《论语》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讲出新东西来，所以一直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因为给学生开《论语》课，一投入，一深究，发现问题其实还很多，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以为大家的释读没问题。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大家通常都认为这是宣传愚民思想，所以对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读了郭店简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简《尊德义》篇对这句话有解释，认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我原来不太理解，为什么郭店简要用强迫的“强”来解释“知”？后来想起荀子的《劝学》篇才明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一名句，到《大戴礼记·劝学》篇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写作“锲而舍之，朽木不知”。原来“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诗》：“既明且哲。”陆德明《释文》曰：“哲，徐本作知。”《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释文》曰：“折，马云：智也。”这说明从“知”之字和从“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学之“哲”，也可称之为“智”，哲学也可谓之智慧之学。为什么？因为“哲”字从“折”，“智”字从“知”，“知”通“折”，自然“哲”与“智”也可通用。在《论语·泰伯》此章中，有两个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简《尊德义》作引导的“导”，可知当读作启迪的“迪”，这是我的学生李锐指出来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为什么“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简单。孔子是个教书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知教的学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说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学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么“诲人不倦”也没有用。我们只要肯定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是“有教无类”的，就势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把这段话读懂了，就知道孔子这句话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强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导（迪），不能以暴力去强迫、去压服（折）。为什么？因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夺志”。
    《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关于父子互隐的问题，这些年来争议非常之大。刘清平、邓晓芒他们因此批评孔子以亲情为上，置国法于不顾，导致司法腐败。郭齐勇等学者维护孔子，认为儒家讲父子互隐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释中国的这个问题，说这就是直系亲属拒绝作证，让亲人从证人席上走开的精神。上课时，有学生告诉我，说《浙江学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的“隐”不是隐瞒的意思，这个“隐”原来是木字旁的那个“檃”。“檃”原本是一种可以使曲木变直的工具，作为动词，则有纠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是说父亲包庇儿子的错误、儿子包庇父亲的错误，而是说父亲要能纠正做儿子的错误，儿子也要能纠正父亲的错误。我非常赞赏这一解释，著文做了补充证明。《荀子》和《孝经》都有“诤子”的记载，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跟“父为子隐（矫正），子为父隐（矫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儿子能够纠正父亲的错误，父亲就能够少犯错误。如果相互包庇，问题就会越搞越大。父亲替儿子隐瞒错误、儿子替父亲隐瞒错误，这怎么能够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学说中，家国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孔子为什么重视孝道？因为在家不孝，为国就不能尽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为国之忠臣。所以孔子强调孝道，其实是为治国服务的。古人说“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基于家国同构这一精神。《大学》所谓修齐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父子之间可以互相包庇，隐瞒错误；到社会上，还能坚持公平正义，还能“天下为公”吗？显然，孔子是不会同意的。“修道是谓教”，在社会上是如此，在家里也当是如此。基于这些了解，把“父子互隐（隐瞒）”读为“父子互檃（矫正）”，显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于基于误读而攻击孔子搞“司法腐败”，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释为畏惧。这是讲不过去的。实际上，“畏”是“敬”的意思，《广雅·释训》：“畏，敬也。”不是说君子害怕圣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圣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讲“后生可畏”，也不是说害怕后生，而是因为后生表现突出，所以他敬重他们、看重他们。
    还有，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们以前都把这句话理解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无所谓了。这种理解也是不对的。孔子不是以求“知”为第一要务的人，相对于“道问学”来，孔子更重视“尊德性”。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对道是什么心里很清楚，他是去推广他的道，要君主们接受他的道。因此，这里的“闻”，决不能训为“知”，而应训为“达”。“闻”有“达”之训，最熟悉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闻达”并举，“闻”跟“达”就是同义词。《论语·颜渊》篇里面孔子跟子张也有过讨论，子张认为“闻”跟“达”是一个意思，但孔子认为“闻”跟“达”不同。孔子这种讲法在当时有特别的用意，是临时措意，而非一般义。在一般的语境中，“闻”跟“达”是同义词，所以子张以“闻”释“达”。“朝闻道，夕死可也”即“朝达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说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说达到、实现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游列国前早就死了。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求“道”、知“道”，而是为了达“道”，为了推行他的治国之道，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这些例子在《论语》里面是有普遍意义的。很多人以为《论语》好讲，实际上并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读懂《论语》。要读懂《论语》，就要解决《论语》的误读问题。这几年我已经就《论语》的误读问题写了十多篇文章，以后准备再写一些，到一定时候出一个论文集。力争还原真相，将《论语》一些事关孔子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的误读解决掉。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