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新年的梦想”

管季超0712

一个时代的“新年的梦想”
周为筠

上世纪30年代是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开端，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迅速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中国军民的反日情绪高涨。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中日淞沪会战，日本人在第二天就做出一个惊世之举：轰炸中国当时最大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遭到了灭顶之灾，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近三十年来所藏的几十万中外图书善本全部化为灰烬，使得整个上海飞舞起漫天的纸屑……日本人的暴行没有吓退商务人，1932年秋商务印书馆在废墟上重建复业，总经理王云五邀胡愈之主编之前被迫停刊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是旧中国寿命最长的一份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杂志，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这份生命力顽强的杂志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胡愈之接手《东方杂志》后，新生的杂志带来新生的梦，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推出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特刊。所谓“梦想”实指对未来的展望。既然谈的是未来，就不能不立足于当下。

由于选题新颖独特，吸引了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在这国危世乱社稷飘零的日子里，国内各界人士同做一场“中国梦”。他们随心所欲，畅所欲想，或表达新年感言、个人理想，或预见国家前途、社会走向，或干脆不敢做梦、拒绝做梦。

这是个已被遗忘的年代和梦想，参与其事的先辈都已早归道山。他们的梦想哪些已成现实？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仍旧是梦想？还有哪些已被历史所抛弃？这样的梦想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重温旧梦后唯有唏嘘不已。

梦想是神圣的权利

商务印书馆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让胡愈之采用承包方法承办老牌的《东方杂志》。胡愈之这位资深出版人，自己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从兵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起来创出刊物的新生。

在复刊的卷首语中，胡愈之写道：“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在胡愈之主持下杂志面目一新，积极鼓吹抗日救亡，宣传进步思想。

然而在“一二八”战败之后，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加紧对思想文化围剿，整个中国万马齐喑。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沦陷区同胞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整个国家与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生存，还是死亡？成了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

在禁锢言论的禁地里，不如来说梦。如鲁迅所说：“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虽然是梦，但有梦就有希望，如果想到梦是代表未来，这多少可以鼓舞在黑暗中踯躅前行的人。显然梦想背负了太多的寄托。

为了在1933年的新年，让大家都来做一回好梦。1932年11月1日，胡愈之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另一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杂志向全国各界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稿函约400份，在函中充满憧憬地说：“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这次征稿得到各界名流的积极响应，应征者全部来自各大城市。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其中142份答案刊登如期在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总第30卷第1号）“新年特大号”上刊出，作者共计142人。

这142份答案的作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合计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无论形式、内容、参加的人数和产生的影响，在当时中国均为绝无仅有。

这些作者的名字很多大家耳熟能详，柳亚子、郑振铎、巴金、郁达夫、林语堂、邹韬奋、周作人、马相伯、金仲华、张君劢、周谷城、俞平伯、章乃器、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施蛰存、傅东华、叶圣陶、谢冰莹、夏丏尊、徐悲鸿、张申府、老舍、洪深、钱君匋、楼适夷、周予同、孙伏园、冯自由……

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生发出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和个人生活的梦，胡愈之称之其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梦想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共同话语，不仅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所思所求，也反映出时代的心声。他们从现在展望未来，是有喜有忧，有美梦也有恶梦。

梦想的中国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是第一个寄来稿件的，他梦想未来中国是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无独有偶，在这各色的梦里有20多位的梦想未来的中国是和柳亚子一样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度、实现了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如《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燕京大学郑振铎也梦见个人为群众而生存，群众为各人而生存的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谢冰莹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郁达夫也梦见“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由于当时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成为梦想集中地。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整个的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精诚合作。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梦想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在孙中山陵墓前开临时紧急会议，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在积贫积弱的惨淡现实面前，他们仍对民族未来充满信心。金融界人士章乃器：“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决不怕没有出路。不独中国民族会有出路，连印度、朝鲜、安南的民族，都会有一天走上了光明的大道。”梁漱溟说：“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一步一步走……”

他们对未来政治制度的也充满梦想。94岁高龄的马相伯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也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实业家穆藕初也梦想未来“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的法治国家。北大教授李宗武希望中国的司法能真正独立，“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有”，而能成为“民众全体的政府”。《论语》主编林语堂梦见：“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的巴金，梦想可以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利用。

不少人特别梦想能改善中国人贫困生活。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孙伏园梦想有“大批的窝窝头送到嘴边，大堆的破棉絮送到身边”。《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梦见未来中国个个有饭吃，人人有工做。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则是“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尽管“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在许多国家已普遍，但当时在中国还是少数人的专利。

也有诅咒的梦出现，比如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丐尊：“我常做关于中国的梦，我所做的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花……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我梦见中国要人都生病。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而有的干脆拒绝见到周公，比如茅盾认为“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在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的陶孟和：“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我国人做梦的人很多，对于如何达到梦想，却是很少的计划实现，实在是最重要的。”

由于应征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幸好还有丰子恺的几幅漫画，多少代表了他们的梦想。丰子恺共为征文画了五幅漫画，分别是《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老师之梦》、《投稿者的梦》。这次特刊封面也是出自丰子恺之手，画了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这无疑是大有深意。

梦想是危险的

说梦者中没有鲁迅，鲁迅以前也做过很多梦的人，后来大半都已忘却了。当他看到这些“痴人”说梦时，就在《申报》上写下《听说梦》，把这些“梦”的概括为两点：“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

“越轨”当然是国民党政府所不能容许的，因为胡适的挚友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他不喜欢这次“梦想”的创意，所以在这个“梦想中国”的行列里少了胡适的身影。其实在胡适遗稿中有一篇《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胡适这样说梦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公元1968年）的双十节，是那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

翁文灏当时尚未从政，胡适此梦可能与翁正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有关。该委员会成立后，一批学者与蒋介石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使得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可见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但王云五却拒绝了他公布梦想的机会。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惹事，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就清醒地看出：梦想虽是所有人神圣权利，但在这昏黑的年头里，假如你关起门、蒙着被做孤独的梦或者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不识相，认为自己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家公开，那么极有可能掉脑袋。所以他虽爱做白日梦，却拒绝了杂志说梦的要求。

商务印书馆历经风雨，深知其中利害。所以，在“新年的梦想”专号清样刚出来时，“老板”王云五就找到胡愈之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胡愈之当即顶了回去，坚持要求按原样发出来。结果两人自是谈不拢，一拍两散。

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他因“梦想”而丢失这块有影响的言论阵地，直到晚年他回忆起，也觉得鲁迅所说的没必要搞这样一个梦是对的。也许正像茅盾与陶孟和所言，梦想是危险的事情，要不多年后远在大洋彼岸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黑人马丁路德金，也不会为梦想而被刺杀。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梦想，回望历史尘埃深处放飞的希望--或描述大同世界，或提出改造中国的想法，或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或憧憬民主文明照耀神州……其中的世事沧桑、民族忧患、文化血脉、情感趣味真是气象万千，抚古思今，未尽的仍是梦想。

2012-12-22
本文原载：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