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寻找和反思

管季超0712

赵瑜：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寻找和反思
记者 | 田伟青



2009年5月20日，西安市内的一座民居里，90岁的赵梅生老人和女儿迎来了几位来自山西的陌生访客。主宾坐定，其中一位体格魁梧、方脸盘的汉子，即迫切地向老人发问，“老人家，你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老人不假思索地给予了肯定。方脸汉子顿时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

这个方脸汉子就是著名作家赵瑜，他以《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报告文学作品蜚声中国文坛。至此，他已经用了近3年时间来寻访这位曾使用“赵黛莉”作为别名的前民国女子。而这一切都源于7封70多年前的旧书信，信的收件人正是眼前这位银发老妇人，而写信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巴金。

1936年年初，32岁的巴金收到寄自“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一位名叫赵黛莉的读者的信件，开始了与这位年轻女士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当时已在文坛声名鹊起的巴金真诚地关怀读者，坦诚地与她分享自己对于时代与人生的思考。通信因一年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从此，巴金与黛莉在历史的颠沛流离中继续各自的命运轨迹，7封书信成了他们曾经的生命交集的唯一见证。70年后的2006年冬天，这批信件被赵瑜在一个同是姓赵的山西古董商处看到，他费尽心力地购买到这些已经泛黄发脆的纸张，并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追寻。

见到黛莉的2个多月后，赵瑜笔下一部名为《寻找巴金的黛莉》的纪实文学作品脱稿。他写道：“也许，我想在黛莉那坎坷的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先生和他的 《家》？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赵瑜在其中公布了巴金的7封信件，并用侦探小说的笔法讲述曲折迂回、充满传奇色彩的寻找过程。又因为其中关涉历史车轮下个人命运的流转，以及作者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历史的反思等多个主题，作品去年一经《中国作家》杂志连载，便引起文学界和众多读者的注目，并获得2009《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部作品整理出版，作者赵瑜接受了《出版人》杂志的专访。


生活比小说更传奇

《出版人》：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赵瑜：在我看来，读者关注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被新发现的巴金信件吸引，有的是关注书中对我国现当代历史的重新认识，还有的则关注中国女性解放的话题，或者山西整个北方大家族破灭和衰亡的过程，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二战区的精彩片断；再一个就是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以及我采用的侦探写作手法吧。

我记得国外一位美国导演曾被记者追问“对自己的电影哪段最满意”。他回答说，它像一个打碎了的镜子，在阳光下灼灼发光，哪一片都是亮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也很受启发。所以，我不能说这部作品哪个小碎片能闪光，而最好是碎片多一点，反光点也能多一点。

《出版人》：这部作品最初在《中国作家》刊登时叫《寻找黛莉》，出书为什么改成了《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不是“改成”，而是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在《中国作家》发表前后，当时巴金的亲属对于有这样7封信一时还难以相信，需要一个考察过程，为了不至于引起过多的麻烦，采取了一个规避的办法。后来，他的家属看了我的作品和信的彩印件以后，又转而非常感谢作者和编者，所以，出书的时候就恢复原题了。

《出版人》：你平时就有古玩收藏的爱好。你觉得这7封信跟自己其他的收藏有什么不同吗？

赵瑜：应该这样说，相对于中国古代璀璨的文明来说，这7封信并不算什么。但是，由于它是巴金先生的信件，跟文学史有很大的联系。而我是个职业作家，也很喜爱巴金先生，所以愿意把它披露出来，公诸社会。同时，通过它们，我也多了一个触摸历史的机会。其实，在作家的工作和生活中，这种事情是很常态的。

《出版人》：《寻找巴金的黛莉》的关键词是“寻找”。但是，整部作品中你似乎更多是对很多问题的反思。那么，“反思”才是它真正的主旨吗？

赵瑜：其实，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这一点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寻找和反思。事实上，我们整个中国知识界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程中都是在追问和寻找：寻找我们文学的真谛；追问我们知识分子本身的功能；重新考察和认识我们国家走过的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历史；寻找在东西方结合的背景下，如何走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而这也是百年来现代化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

《出版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为什么要以此结尾呢？

赵瑜：主要是出自一种悲悯之心吧。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时怎么就这么难呢！包括黛莉、巴金，还有赵氏家族的命运，等等。其实，我认为他们那代人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失误，但你不能否认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人们追求真理的这种精神是没有错的，所以，只能是尊重他们这种选择吧。但是，这也警示我们后人，需要用更加理性和科学的目光地去看待我们的历史，看待今后的变革。

《出版人》：人们都对作品的传奇色彩津津乐道。你原来也拍过电影，这么好的素材，有没有想过再拍一部电影？

赵瑜：这个历程的确很传奇。比如说寻找过程中柳暗花明的变化很多，还有古董商老赵怎么两个多月以后就被人杀害了，等等。所以说，在某种情况下，纪实文学的真实比小说的虚构还要奇特，甚至编都编不出来，这种魅力源自生活本身。

至于电影，已经有人谈过合作了，但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黛莉母女特地打电话嘱咐不要泄露她们的地址。她们一个90多，一个60多，年龄太大了，而且一回忆净是些痛苦的事儿，对老人很不好。其实，最初寻访的时候，山西电视台新闻部就想跟拍，可问题是如果找着了挺好，找不着怎么办，你电视怎么播？所以，没能成行。其实，这件事对一位作家来说可以做到，对一个摄制组来说就很难，影视生产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后来之所以搞了一段纪录片后就不干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大容易调度那么多人跟着你一个人转，你一个人疯也就罢了，还要那么多人都跟着你疯，吃什么，喝什么啊？

《出版人》：你去寻找的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将来要写本书？

赵瑜：也没有专门想。我还是想更多地去探知历史，而并不是去猎奇。我在写作或者拍片的过程中，一直都强调过程的愉快。包括和出版社的合作，最好不要考虑太多商业目的。其实，要是合作的整个过程愉快的话，那么结果往往也是好的。所以，我比较重视过程，重在“搀和”，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乐趣。国外有一个统计说在职业化的人群当中，真正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只有7%；又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导致其中5%的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能够找到喜欢的工作，又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只有2%，而我就属于这2%。所以，尽管非常疲惫，却仍欢乐地进行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写作跟母鸡生蛋一样

《出版人》：山西出过著名作家赵树理和他的“山药蛋派”。你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都跟故乡山西有关，例如《太行山断裂》《革命百里州》，包括《寻找巴金的黛莉》。你觉得地缘和作家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赵瑜：土地给予了我们丰富的滋养。就我而言，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的确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化集大成地区，能带给作家很多营养。但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例如长江文化带，还有古都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都会对作家有所滋养。所以，我认为既要热爱自己的土地和家乡，更要关注我们的整个国家，要从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就像古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是老是猫在那个县里、那个村里，即使读了万卷书，也就算是个藏书家吧，还是得出去四处行走。

我30岁以前一直在晋东南工作生活，30岁以后调到省里当专业作家，从此开始了我的行走。你不能总说什么都是咱家乡好。咱家乡肯定不错，但你一定要反过头来看她，当你认识了更多的外部世界，再看家乡就看得更清楚了，也会更加热爱她。我觉得是要经历这么三阶段：一开始觉得哪都不如家乡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觉得外面好了，想出去，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可到了外面后又想回家乡，这就真正进入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阶段，看这个山更加雄奇，看这个水也更加深远了。你看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就非常好，他用的是晋东南的语言，但是非常干净。他没有把土得掉渣的地方语言过度使用，而是讲究它的音律、节奏，获得全国读者的喜爱。这说明他深得此道，我也非常想向他学习。

《出版人》：你的写作一直兼顾关照现实与历史。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赵瑜：在我的写作中，现实与历史一直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要想写好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关照，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从来不存在所谓单纯的现实题材，它们一定是互动的关系。同样，写历史也是为了当今，为了当下的变革，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

《出版人》：你的写作很注重描写时代剧变下个人命运的流转，这是你着意追求的吗？

赵瑜：也不是着意去做的。其实，我们的整个文学有一个手法和样式的发展过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作家一段时间内还转不过来，仍继承了二元对立的写法。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着对文学的不断认识，人们发现文学还是以人的命运和他的喜怒哀乐为主体的，作者应该变成一个自由的主体向社会发言。所以，隅于公共话语、二元对立的作品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进入了一个对个人命运挖掘的时代。

当然，那些公共话题的写作不能说没有意义。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想的就是共同的问题，就是想国家怎么变革强大，我的《强国梦》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是，如果沿着这个思路不变，那你就没有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核心还在于创新，在于适应人们新时代的要求。可以说，我较早地认识到了以人为中心的写作方法是文学的核心。后来的《马家军调查》就是围绕一支女子运动队展开。所以，我们既要坚持面对现实，怀有对国家和民众的一种责任心，还要坚持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同时要强调对人的挖掘，这相互之间如果结合得好，就不会矛盾。

《出版人》：在报告文学领域，你已经获了很多奖。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最高的目标，或者说希望自己将来写一部怎样的作品或者达到怎样的一个高度？

赵瑜：我没有多去想更遥远的未来得什么奖之类的。我只希望我写的作品都能够顺利发表，被广泛地传播。我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至于说获奖不获奖，并不很重要，我的《强国梦》发表了15年后才开始获奖，《马家军调查》到现在一个奖都没获。获奖不是唯一的标准。

《出版人》：你凭借纪实文学成名，可《寻找巴金的黛莉》中运用了很多虚构文学的写法，将来有没有想过转到虚构写作上去？

赵瑜：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是非常需要的，写纪实文学的也要向优秀的小说、散文学习，向古典戏剧学习，甚至向电影和纪录片学习。我就特别喜欢中国的戏剧，它能表现出一种多意的美。就说《寻找巴金的黛莉》这本书，可能吸引大家看下去的是那个结果，但有个问题，假如知道了结果，读者还爱不爱看这本书？你看中国戏曲，老百姓都看了几百遍了，早就知道结果了，可他还要看。为什么？因为他要看中间这个角色的思想变化，他每次都产生新的联想，生发出新的审美来。这就很值得学习。我希望我们的纪实文学作品也能有这种多意的美，也能成为经典。

一个作家要选择自己的文体和题材，年轻的时候可以多做尝试，但那种尝试只能是一种积累。当你真正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我的选择是纪实文学。但当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了，也完全可能又反过头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出版人》：你在寻找黛莉的过程中收集了很多材料，很多都没有展开，比如说晋商的兴衰史这方面，这会不会成为你将来新作品的发力点？

赵瑜：也不一定，因为作家写作跟母鸡生蛋一样，卵巢里面怀着很多小蛋，什么时候成熟就生一个，所以很难说。我刚写完一个东西以后，就会比较忙乱，需要调整，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晾一晾，看看这个想法能不能更成熟一些。

《出版人》：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赵瑜：我的下一部作品是给青少年写的。我非常热爱篮球，也非常喜欢打篮球的孩子。所以，想要给青少年写一本关于篮球的书。近年来，广东东莞地区的篮球事业非常兴旺，我会集中调查其中的缘由，然后对中国篮球和国外篮球的发展做个比较。


中国纪实文学方兴未艾

《出版人》：20世纪报告文学曾在很长时间处于黄金期，可是这些年来却好像慢慢平淡下去了，不再成为被读者关注的热点。对此，你怎么看？

赵瑜：从大的方面讲，报告文学的创作地位本就不应该像在一元话语的时代那么高，它只是一种文学样式，当时占据话语主导平台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从小的方面讲，则是因为公共话语的多元化。当下的公共话语再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关注的问题趋同，比如说对独生子女问题的焦虑，比如说我写的《中国的要害》就是大家迫切关注的中国修建高速公路的问题，还有关注体育强国的《强国梦》等。这些都是全国共同关注的话题，整个社会生活相对一元，这类作品就容易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引起共振。但是，今天的社会它多元化了，比如你在任何一个小区，都能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的思想变化更大，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写自身感受最深切的内容，然后从中找到大家共通的东西。大变化中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一直不变呢？比如说友情、忠诚、人的故乡情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对共同历史的反思，这些都可能是不变的，往往从中能找到一部作品与大众的契合点。

《出版人》：你刚才分析了很多关于外部环境的原因，那么报告文学作家自身呢？

赵瑜：其实，这里面有个个体差异的问题。比如，同样坚持在这条道路上，有的朋友就觉得特别累，这么多年抛家舍子，跟家人聚少离多，实在是受不了那种风风雨雨的田野调查，就放弃了。可我就并不以为苦，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乐趣。但我对我的报告文学朋友们是尊重的，他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就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贡献来说，我个人认为，在新时期的30年来已经很巨大了。你不能要求一些老大哥、小兄弟，人人都长时间不停地四处奔波，还能不停地创作出打得响的作品，太难了。即使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抗难救灾的前线，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有之前不久的王家岭透水事故，我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是最多的，而且也有大批优秀作品诞生。

《出版人》：那么，在写作题材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吗？

赵瑜：有的。比如说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很好地去解答，因为整个政治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你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写作上就只能猜测，因此很难突破，这就是很大的局限。我过去写《马家军调查》就曾经一放两三年，最后是由于个别编辑坚韧的努力才发表出来的。但是，虽然社会生活固然有它自身存在的局限，对于作家而言，对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应该有点宗教情怀。就算写出来发表不了，物质不灭，它也跑不掉。

《出版人》：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事报告文学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作家，年轻人比较少。你忧虑它的未来吗？

赵瑜：这种情况完全不奇怪。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干这个的，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诗歌、散文、小说，都尝试过。报告文学本身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有一定的阅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能有个基本的认识。年轻人一般来说历练少一些，有很多人生局限，这也就会局限他对于社会事物观察的穿透力等等。所以，报告文学阵容里面年轻人比较少，他们更专注于虚构文学创作。但是现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中老年作者，他们年轻的时候同样有过激情，也有过其他的创作实践。所以，这是个规律，到了一定程度、够火候的时候就行了。我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能够重视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多做一些尝试。而对报告文学的未来走向，我觉得它是方兴未艾，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出版人》：近两年有个趋势：一些纪实类的作品重新受到关注，例如从去年延续至今一批足球内幕揭黑的作品，还有一批描写大城市“蚁族”和农民工的书，这是纪实作品复苏的迹象吗？

赵瑜：纪实文学的创作跟时代的大气候还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你说的足球揭黑作品的出现，那一定是由于足球打黑出现了一种相对的公开化，允许大家言说，如果没有这种打黑的决心和透明化，你怎么去调查？当然，这也与读者的需求有关。读者是非常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的，这是中国阅读的传统。想象力阅读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你看就算是《聊斋志异》也写的是赴考、赶考，也离不开现实；《西游记》算是中国最浪漫的作品了吧，可它天上的政治结构和地上都一样，都是有所投射和象征的。尤其是在这个鱼目混杂的时代，读者更想读到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