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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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寻根
——答友人
袁伟时

友：关于孝悌，从孔子起一直被名儒大德列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作为先哲，会把孝悌认为是基石？道德观念上说“百善孝为先”，这个是从孔子起而创建的还是远在老子时代就有的？这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还是孔子自我哲思的产物？
？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
袁伟时：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是某个圣人创建的伦理观念。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永言孝思，孝思维则”等句；《尚书·酒诰》据说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也提出要“用孝养厥父母”。也就是说，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已形成了孝的观念。
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论语》多次提到孝悌。有位史学家说得好：“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政治，存在着‘孝’与‘为政’并行不悖的内涵，尚未将孝与忠直接统一起来。”（赵裕沛：《两汉家庭内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版）更没有提出“百善孝为先”的极端概念。
有治国用兵之术……勿有所遗。”（《曹操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乔布斯拒绝生父一再提出的会面请求，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背离孝道，但丝毫无损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声誉。 友：对于现在学校教育中，屡见不鲜的“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的大型孝顺活动，对德育来说有没有帮助？孝悌现在是缺乏宣传还是过分宣传了？ 袁伟时：有些学校组织“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等活动，是中国教育弊端的集中表现。 1.热衷形式主义。这是多年“搞运动”的余毒。优良的伦理道德，需要“润物细无声”，长期培育，这类表演徒增困扰，鲜有实效。 2.不懂现代教育的蠢举。 现代教育首先要培育现代公民平等、自由意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在孝道掩饰下强调对父母的恭顺，实质是继续维护宗法父权思想，与历史前进方向不符。现在不少学校强迫儿童背诵《弟子规》，口口声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亲所好，力为具。”这是传统的孝道教科书。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一群唯尊长之命是从、谨小慎微甚至言行不一的顺民将遍布神州大地，唯独没有敢作敢为的自由、创造气息浓烈的现代公民！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刊登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14日D2版
孝悌作为伦理规范广泛流传，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关系的产物。血缘关系的亲密和等级不可逾越是它的基本内涵。一个血缘关系没有被工商业和政治发展充分冲破的东方宗法社会，国是家族宗法关系的扩大，“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便应运而起了。
友：孝悌既然作为国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它的“美”的核心在哪里，又如何能让人们感受到？“二十四孝”所记载之事，大多需要极端付出，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有无美学基础？
有治国用兵之术……勿有所遗。”（《曹操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乔布斯拒绝生父一再提出的会面请求，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背离孝道，但丝毫无损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声誉。 友：对于现在学校教育中，屡见不鲜的“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的大型孝顺活动，对德育来说有没有帮助？孝悌现在是缺乏宣传还是过分宣传了？ 袁伟时：有些学校组织“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等活动，是中国教育弊端的集中表现。 1.热衷形式主义。这是多年“搞运动”的余毒。优良的伦理道德，需要“润物细无声”，长期培育，这类表演徒增困扰，鲜有实效。 2.不懂现代教育的蠢举。 现代教育首先要培育现代公民平等、自由意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在孝道掩饰下强调对父母的恭顺，实质是继续维护宗法父权思想，与历史前进方向不符。现在不少学校强迫儿童背诵《弟子规》，口口声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亲所好，力为具。”这是传统的孝道教科书。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一群唯尊长之命是从、谨小慎微甚至言行不一的顺民将遍布神州大地，唯独没有敢作敢为的自由、创造气息浓烈的现代公民！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刊登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14日D2版
袁伟时：秦汉之际，托名孔子遗言的《孝经》面世，把儒家关于孝的理念系统化；加上朝廷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悌”成了历代巩固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之一。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就其积极一面而言：
1.它适应农耕自然经济，巩固家庭、家族关系，按血缘关系结合的宗法团体有助于抵御自然和社会风浪；有的且筚路蓝缕，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2.提升血缘关系的内涵，注入新的感情和伦理因素，升华成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所谓光宗耀祖）和温暖、多彩、高尚的道德图景，催生了历代文人吟咏的激情。
而其消极方面则在禁锢个性，强化等级、服从和恭顺。
？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
至于所谓“二十四孝”大都是极端片面和愚昧、残忍的故事，显露宗法关系的丑陋一面，不足为训，说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
友：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往大了说，对国家尽忠也是大“孝”，这句话是不是错的呢？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
“孝悌”寻根 ——答友人袁伟时 友：关于孝悌，从孔子起一直被名儒大德列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作为先哲，会把孝悌认为是基石？道德观念上说“百善孝为先”，这个是从孔子起而创建的还是远在老子时代就有的？这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还是孔子自我哲思的产物？ 袁伟时：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是某个圣人创建的伦理观念。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永言孝思，孝思维则”等句；《尚书·酒诰》据说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也提出要“用孝养厥父母”。也就是说，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已形成了孝的观念。 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论语》多次提到孝悌。有位史学家说得好：“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政治，存在着‘孝’与‘为政’并行不悖的内涵，尚未将孝与忠直接统一起来。”（赵裕沛：《两汉家庭内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版）更没有提出“百善孝为先”的极端概念。 孝悌作为伦理规范广泛流传，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关系的产物。血缘关系的亲密和等级不可逾越是它的基本内涵。一个血缘关系没有被工商业和政治发展充分冲破的东方宗法社会，国是家族宗法关系的扩大，“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便应运而起了。 友：孝悌既然作为国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它的“美”的核心在哪里，又如何能让人们感受到？“二十四孝”所记载之事，大多需要极端付出，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有无美学基础？ 袁伟时：秦汉之际，托名孔子遗言的《孝经》面世，把儒家关于孝的理念系统化；加上朝廷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悌”成了历代巩固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之一。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一面而言： 1.它适应农耕自然经济，巩固家庭、家族关系，按血缘关系结合的宗法团体有助于抵御自然和社会风浪；有的且筚路蓝缕，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2.提升血缘关系的内涵，注入新的感情和伦理因素，升华成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所谓光宗耀祖）和温暖、多彩、高尚的道德图景，催生了历代文人吟咏的激情。而其消极方面则在禁锢个性，强化等级、服从和恭顺。 至于所谓“二十四孝”大都是极端片面和愚昧、残忍的故事，显露宗法关系的丑陋一面，不足为训，说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 友：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往大了说，对国家尽忠也是大“孝”，这句话是不是错的呢
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 袁伟时：就前现代国家而言，所谓“移孝作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统治者凭借宗法关系，收揽人才，团结内部，为自己服务的理念。19世纪以降，中国步入国家和社会转型期，这个理念就过时了。历史洪流追求的是中国人要冲破宗法关系的羁绊，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政府则是保卫公民自由的工具。正确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历史已经证明，从蒋介石鼓吹的“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到文革期间震耳欲聋的“三忠于”，都是愚民术。 友：现代人都市人多把“孝悌”视为负累，“家和万事兴”也往往偏重了小家庭而偏离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传统意义上的孝悌在这个日新月异和世界地球村化的时代需要改变吗？ 袁伟时：现代人需要自由结合的小家庭。这是公民的港湾和不容侵犯的堡垒。在这里需要和睦与挚爱。传统的孝悌，经过净化后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仍然会被人们认可为家庭美德。大家族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公共空间建立后的必然结果；不必惋惜。有些人冀图以大家族为建构所谓中国式的民主的基层组织，这是对过渡期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度观察产生的幻觉。友：国外父亲节母亲节的引入，是对传统孝悌的增补还是削弱？ 袁伟时：节日之类的爱好和参与，完全属于公民私人空间的内容，他人毋庸置喙。从本原上看，这些洋节日是取代固有风俗的新习惯；对传统的孝悌既非增补，也谈不上削弱。在我看来，愿意接受西方父亲节、母亲节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渗入了某些孝悌的合理因素。 友：河北魏县把“孝道”作为官员考核的必须指标，这样是不是就能提高领导班子的水平呢？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
袁伟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总的说来，一个领导干部或领导班子的水平与“孝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少就是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在新时期，一个连父母都不愿意关怀的官员，其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如果强调过分，可能重蹈汉代的覆辙，制造弄虚作假的孝道故事。应该考虑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多种复杂因素，出现问题完全责怪子女，未必公允。
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清楚：孝悌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甚至在古代也有压抑人才的负面作用。公元217年，雄才大略的曹操有见于此，下《举贤勿拘品行令》，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勿有所遗。”（《曹操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乔布斯拒绝生父一再提出的会面请求，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背离孝道，但丝毫无损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声誉。
“孝悌”寻根 ——答友人袁伟时 友：关于孝悌，从孔子起一直被名儒大德列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作为先哲，会把孝悌认为是基石？道德观念上说“百善孝为先”，这个是从孔子起而创建的还是远在老子时代就有的？这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还是孔子自我哲思的产物？ 袁伟时：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是某个圣人创建的伦理观念。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永言孝思，孝思维则”等句；《尚书·酒诰》据说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也提出要“用孝养厥父母”。也就是说，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已形成了孝的观念。 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论语》多次提到孝悌。有位史学家说得好：“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政治，存在着‘孝’与‘为政’并行不悖的内涵，尚未将孝与忠直接统一起来。”（赵裕沛：《两汉家庭内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版）更没有提出“百善孝为先”的极端概念。 孝悌作为伦理规范广泛流传，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关系的产物。血缘关系的亲密和等级不可逾越是它的基本内涵。一个血缘关系没有被工商业和政治发展充分冲破的东方宗法社会，国是家族宗法关系的扩大，“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便应运而起了。 友：孝悌既然作为国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它的“美”的核心在哪里，又如何能让人们感受到？“二十四孝”所记载之事，大多需要极端付出，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有无美学基础？ 袁伟时：秦汉之际，托名孔子遗言的《孝经》面世，把儒家关于孝的理念系统化；加上朝廷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悌”成了历代巩固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之一。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一面而言： 1.它适应农耕自然经济，巩固家庭、家族关系，按血缘关系结合的宗法团体有助于抵御自然和社会风浪；有的且筚路蓝缕，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2.提升血缘关系的内涵，注入新的感情和伦理因素，升华成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所谓光宗耀祖）和温暖、多彩、高尚的道德图景，催生了历代文人吟咏的激情。而其消极方面则在禁锢个性，强化等级、服从和恭顺。 至于所谓“二十四孝”大都是极端片面和愚昧、残忍的故事，显露宗法关系的丑陋一面，不足为训，说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 友：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往大了说，对国家尽忠也是大“孝”，这句话是不是错的呢
友：对于现在学校教育中，屡见不鲜的“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的大型孝顺活动，对德育来说有没有帮助？孝悌现在是缺乏宣传还是过分宣传了？
“孝悌”寻根 ——答友人袁伟时 友：关于孝悌，从孔子起一直被名儒大德列为做人做学问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作为先哲，会把孝悌认为是基石？道德观念上说“百善孝为先”，这个是从孔子起而创建的还是远在老子时代就有的？这是时代背景的产物还是孔子自我哲思的产物？ 袁伟时：孝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是某个圣人创建的伦理观念。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已有“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永言孝思，孝思维则”等句；《尚书·酒诰》据说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也提出要“用孝养厥父母”。也就是说，早于老子、孔子时代已形成了孝的观念。 孔子及其弟子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论语》多次提到孝悌。有位史学家说得好：“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就可以影响政治，存在着‘孝’与‘为政’并行不悖的内涵，尚未将孝与忠直接统一起来。”（赵裕沛：《两汉家庭内部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第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版）更没有提出“百善孝为先”的极端概念。 孝悌作为伦理规范广泛流传，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关系的产物。血缘关系的亲密和等级不可逾越是它的基本内涵。一个血缘关系没有被工商业和政治发展充分冲破的东方宗法社会，国是家族宗法关系的扩大，“百善孝为先”的观念便应运而起了。 友：孝悌既然作为国学的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它的“美”的核心在哪里，又如何能让人们感受到？“二十四孝”所记载之事，大多需要极端付出，令人望而却步，其中有无美学基础？ 袁伟时：秦汉之际，托名孔子遗言的《孝经》面世，把儒家关于孝的理念系统化；加上朝廷宣布“以孝治天下”，“孝悌”成了历代巩固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之一。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一面而言： 1.它适应农耕自然经济，巩固家庭、家族关系，按血缘关系结合的宗法团体有助于抵御自然和社会风浪；有的且筚路蓝缕，开拓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2.提升血缘关系的内涵，注入新的感情和伦理因素，升华成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所谓光宗耀祖）和温暖、多彩、高尚的道德图景，催生了历代文人吟咏的激情。而其消极方面则在禁锢个性，强化等级、服从和恭顺。 至于所谓“二十四孝”大都是极端片面和愚昧、残忍的故事，显露宗法关系的丑陋一面，不足为训，说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 友：有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往大了说，对国家尽忠也是大“孝”，这句话是不是错的呢袁伟时：有些学校组织“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等活动，是中国教育弊端的集中表现。
1.热衷形式主义。这是多年“搞运动”的余毒。优良的伦理道德，需要“润物细无声”，长期培育，这类表演徒增困扰，鲜有实效。
2.不懂现代教育的蠢举。
有治国用兵之术……勿有所遗。”（《曹操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乔布斯拒绝生父一再提出的会面请求，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完全背离孝道，但丝毫无损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声誉。 友：对于现在学校教育中，屡见不鲜的“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的大型孝顺活动，对德育来说有没有帮助？孝悌现在是缺乏宣传还是过分宣传了？ 袁伟时：有些学校组织“给父母洗脚”、“给爹妈捶背”等活动，是中国教育弊端的集中表现。 1.热衷形式主义。这是多年“搞运动”的余毒。优良的伦理道德，需要“润物细无声”，长期培育，这类表演徒增困扰，鲜有实效。 2.不懂现代教育的蠢举。 现代教育首先要培育现代公民平等、自由意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在孝道掩饰下强调对父母的恭顺，实质是继续维护宗法父权思想，与历史前进方向不符。现在不少学校强迫儿童背诵《弟子规》，口口声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亲所好，力为具。”这是传统的孝道教科书。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一群唯尊长之命是从、谨小慎微甚至言行不一的顺民将遍布神州大地，唯独没有敢作敢为的自由、创造气息浓烈的现代公民！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刊登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14日D2版
现代教育首先要培育现代公民平等、自由意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应该是平等的。在孝道掩饰下强调对父母的恭顺，实质是继续维护宗法父权思想，与历史前进方向不符。现在不少学校强迫儿童背诵《弟子规》，口口声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亲所好，力为具。”这是传统的孝道教科书。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一群唯尊长之命是从、谨小慎微甚至言行不一的顺民将遍布神州大地，唯独没有敢作敢为的自由、创造气息浓烈的现代公民！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刊登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8月14日D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