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方：我是六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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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方：我是六零后

图：小酒鬼

我是六零后
－－作者：荆方
我出生在1968年。我出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红色的中国一片沸腾。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的童年生涯。
我们家是五口之家，我们姐弟三人。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两岁。本来，父母是不打算要我和弟弟的，双双医科大学毕业的他们，只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姐姐生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知识分子“靠边儿站”，他俩除了频繁地进“五七干校”学习之外，没太多工作要做，这时候奶奶就要求妈妈再生一个男孩。于是妈妈接连生了我和弟弟，看到弟弟出生，奶奶一颗心才放到肚子里。
我父亲是开封人，妈妈是北京人。所以我和姐姐从小在古城开封长大，而弟弟七岁以前被寄养在北京的姥姥家。
九岁之前，我和姐姐跟父母都住在奶奶家，当时在奶奶家住的还有：没结婚的小姑和小叔，寄住的堂弟和表弟，我们是典型的大家庭。粉碎“四人帮”之后，爸爸单位给他分了房子，我们接回了北京的弟弟，搬到了单位家属区，这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才团聚。
单眼皮女生
小的时候，我是小眼睛单眼皮，而且有点肉眼泡。在审美多元化的今天，单眼皮女生也是可以独领风骚的，但是在当时，大家都以大眼睛双眼皮为美，而且我的姐姐和弟弟全部都是大眼睛双眼皮，这就使妈妈替我备感压力。好在我天生很白，且生下来体重八斤，之后也一直保持胖乎乎的身型，胜在一个“可爱”上。又何况我自不懂事起，就经常语出惊人、做事无厘头，经常让家里人爆笑不已，所以我这个单眼皮女生轻易地取得了大家的宠爱。
第一首诗
礼拜天，爸爸偶尔会骑着他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带我去龙亭湖边兜风。
在一个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上午，爸爸骑车带我来到湖边。路边几只大白鹅正在草丛里捉虫吃，吃完虫子又摇摇摆摆地跳到湖中洗澡，很是惬意。
我见此情景，不禁“诗兴”大发，望着水中的大白鹅说：“鹅，鹅，鹅，你吃虫。”
爸爸听了惊喜非常，立刻飞快地骑回家。进门就大声宣布：“这孩子会作诗了！”
妈妈立刻迎上来问：“作的什么诗？”
爸爸掩饰不住满脸的自豪，说：“鹅，鹅，鹅，你吃虫。”
那年我两岁。
玩具
姐姐出生在1962年，又是家中头一个孩子，所以她拥有属于自己的玩具。而我出生的时候，狂热的中国已经忘记了“玩具”这种东西的必要性，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玩具。
姐姐有一套北京大姑送的塑料手术刀、腰果盘、听诊器等玩具，在当时是一套十分贵重的玩具。有一天下大雨，我们不能出去玩，于是姐姐领着我在堂屋地上“过家家”。她拿出那套珍贵的玩具，很难得地邀请我一起玩。谁知我刚上手就把那漂亮的塑料手术刀掰成了两半！姐姐勃然大怒，但她又不知道该如何惩罚我才能消除她的心头之恨，于是她选择了大人经常惩罚她的办法——罚跪。
等到妈妈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个啼笑皆非的场面：两岁的我踡着胖乎乎的身体，若无其事地跪在地中央，手里还毫无羞耻感地玩着手绢。八岁的姐姐愤怒地站在旁边，一边哭泣，一边勒令我“反思”自己的“罪行”。
早请示
我出生在“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那时候，工厂小到班组，机关小到科室，都组成“早请示、晚汇报”的小组。在居委会的督促下，我们院子里的老人和孩子也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早晨，上班、上学的人都走后。院子里所有的老人和孩子，就要集中站好，面对墙上的像齐声高呼：“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请示工作！”高呼完毕后，由院子里出身最好、表现最积极的一个人，朗读一至两段语录。我们院子由贾老太朗读，她不识字，但是家里三代都是工人。朗读完毕，全体人员手举=语录，齐声高呼：“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当时我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只会蹦单字。每天被奶奶抱着参加“早请示、晚汇报”。有一天“早请示”的时候，大家说“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话音未落，我突然晃着小脑袋流利地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奶奶听了大喜。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长句子。
车祸
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怀弟弟已经七八个月，挺着大肚子，在“五七干校”劳动。
干校劳动期间是不许回家的，所以妈妈经常星期天早晨偷偷溜回家，把我接到干校玩一会，到下午再骑车把我送回家。干校在市郊，距离我家骑车大概二十分钟。
那天，妈妈骑车送我从干校回家，顺便带了两个干校自己种的大西瓜。又是西瓜又是肚子里的弟弟，所以我就被放在车后座。拐弯的时候妈妈为了躲避迎面来的自行车，把车猛地一拐，坐在后座的我一个没防备，被从车座上甩了下来，顺势一个屁股墩，“咚”地一声坐到了地下。
被甩到地下的我既没哭也没叫，所以妈妈也没发现我被甩下来，还在一个劲地往前猛骑。
幸好路边一个老太太及时发现了我，她大声叫住了几米开外的妈妈。妈妈下车一看，我已脱离了“组织”。妈妈马上把坐在地上的我认领了回去。
三岁生日
我三岁生日那天，奶奶特意为我煮了一个鸡蛋。
奶奶家是一个大家庭，和我一同成长的不光有我的姐姐，还有住在一起的堂弟、表弟。在那个副食品凭票供应的年代，能吃到单独为自己煮的鸡蛋，这不但是一种罕见的享受，更代表了一种格外的宠爱。
我小心翼翼地举着被奶奶剥去了皮的煮鸡蛋，慢慢踱到院子里。我一边走一边考虑：在哪里享用我的生日点心？我的目光扫过院子，看到了一架乘凉用的凉床。
凉床的床面是用橡皮条绷成的，夏天睡觉很透气、凉爽，也很轻便。此刻凉床靠墙竖立，四条腿朝外，在两条腿之间有一条横梁，那横梁的高度刚好是我一欠屁股就可以够着的。
我当下就决定，坐在这个横梁上享受我的煮鸡蛋。于是我走过去老练地一欠屁股，坐在了横梁上。结果凉床被我压得翻扣过来，我被凉床来了个“乌云贯顶”，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凉床是四腿着地压下来，我在床下安然无恙，只是受了巨大的惊吓，大哭不止。但光滑的煮鸡蛋被我牢牢拿在手里，纹丝没动。
黄昏
在我上小学之前，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一直住在奶奶家，全家老少八口人，住在一明两暗三间房里，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房子越来越紧张。有一次，父母为房子大吵一架，然后母亲负气住在单位宿舍没有回来。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经历父母吵架，也是第一个母亲离我而去的夜晚。
黄昏来临，我照例站在胡同口迎接妈妈下班回家。暮色中，同院的叔叔阿姨都陆续回来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渐渐的，胡同里没有人了，奶奶来叫我吃饭不见我回去，索性不理我了。我倔强地站在黄昏的胡同里，小小的心里已感觉到妈妈今天不会出现了。但我不愿回家，与其说我在等待妈妈，不如说我不愿意面对“没有妈妈”的恐惧。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单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了他两间平房，我们全家第一次住上了自己的房子。但那个等妈妈的黄昏给我心里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烙印，直到现在，每到黄昏来临，我的情绪总会莫名地低落，孤独和伤感会把心攥得紧紧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泥里面有棵葱
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从有线小广播和收音机里频繁听到“尼克松”这个抽象而陌生的名字外，平静的生活没有被搅起任何波澜。
尼克松访华时正是冬天，我家堂屋的墙角里照例用泥土埋着一簇过冬用的大葱。当时已经被收音机和小广播耳濡目染的我，有一天看着墙角的葱，突然醍醐灌顶，手指大葱郑重地告诉奶奶：“尼克松就是泥里面有棵葱！”我的话一出口，立刻在家人中引起一阵爆笑。我丰富的、无厘头的联想，使“尼克松”这个遥远的名字，生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桔子罐头
小时候的我体质很差，经常发烧。有一个周日，家里人都出去了，我因为发烧留在家里，妈妈在家陪着我。到了下午，我午睡醒来，就见妈妈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瓶桔子罐头！
在那个年代，水果是奢侈品，普通人家一年也难得吃几回水果。水果罐头更是只在看病人、走亲戚的时候才会出现。
妈妈用螺丝刀很费劲地把玻璃瓶上面的铁盖打开。顿时，满满一瓶黄澄澄的桔子瓣跃然眼前。第一口桔子进入口腔，味蕾被震惊了。过了半天，我才小心地用牙压碎一瓣桔子，软软凉凉的汁液铺满我口腔的刹那，我知道了什么叫珍馐美味。
当时是夏天，房间里阴凉而安静，我们母女席地而坐，妈妈喂我一勺一勺吃着。我独享着温存的母爱和美味的桔子罐头。这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让这个浸泡在桔子罐头里的温情下午，像一枚珍珠，牢牢嵌进我的记忆之海。
旅程
第一次坐火车，是四岁那年跟随奶奶去看望远在外地的二叔。为了让我体面地见人，奶奶还给我赶做了一双绣花虎头鞋。我穿着崭新的虎头鞋登上了火车。
在车厢里，我有问必答，语惊四座，成了旅客们的“开心果”。奶奶乘兴让我给大家唱首歌，当时我已经上了几个月的幼儿园，粗通文艺。奶奶的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我还被抱上了小桌子。我站在桌子上毫无忸怩，双手叉腰，单腿后踢，大声唱：“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继光，我讲董存瑞，雷锋王杰杨子荣，革命故事放光辉！”一曲唱罢，大家纷纷鼓掌，接着要求再唱一首。于是我再次双手叉腰，单腿后踢，大声唱：“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话音未落，人群里爆发一阵大笑：“这个唱过了！”我等大家笑完，镇定地说：“还没唱完呢。”大家只好忍住笑说：“好，唱吧！唱吧！”我依然双手叉腰，单腿后踢。这次我格外卖力，把腿用力甩向后面。突然感觉脚上一松，虎头鞋被甩出了窗外！随着列车的奔驰，虎头鞋顿时无影无踪。
刚上脚的新鞋就这么丢了，是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奶奶哭笑不得地瞪着我，众乘客无趣地纷纷散去，只剩下光着一只脚站在小桌上的我。
美味的油渣
荤油，猪油是也。为了避免直接叫猪油的不雅，我们叫它荤油，或者大油。
那时候凭票供应的菜油都不够吃，所以每年春节将至，家家都会把平时省下的肉票买成肥猪肉，将肥猪肉炼成雪白的猪油和金黄的油渣。猪油基本用来炒菜、炸丸子，油渣的用处则每家不同，院里一家邻居，每年都会把炸出来的一盆油渣，用塑料袋装上寄给农村的亲戚，这油渣对于农村亲戚来说，就是一道过年的大菜。
我们家炼猪油的日子，就是个小小的节日。炼油时，奶奶安详地坐在灶台前，用长筷子翻动着锅里的油渣，我和堂弟逡巡在灶台旁。奶奶一声：“好了！”爸爸应声而出，将油渣撒上盐和花椒面，放在小饭桌上，我和堂弟欢呼一声一齐扑上。油渣金黄酥脆，大家用手捏着吃，你一颗我一颗，一会儿工夫，一碗油渣就见了底。
小酒鬼
有一年夏天，北京的小舅舅出差顺路来看望我们，爸爸带小舅舅逛街，也带上了我。很少被大人带出去的我感到非常骄傲，有点得意忘形。
我们走到位于鼓楼附近的一家饭馆，爸爸请小舅舅喝啤酒。那家饭馆除了卖炒菜、面条，还外卖散装啤酒和三色冰糕。三色冰糕有三种颜色，还有很浓香的奶味，是每个孩子心目中奢侈的美味。冰镇啤酒装在一个个刷干净的玻璃罐头瓶里，摆在窗台改成的柜台上，金黄的啤酒在罐头瓶上沁出冰凉的水珠，看着就很凉快。
爸爸为小舅舅和自己各买了一瓶啤酒，给我买了一根三色冰糕。这在平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我得脸上鼻梁，非要喝爸爸的啤酒不可。爸爸拗不过我，就把自己喝了一半的啤酒递给了我。我捧起啤酒“咕咚”就是一大口，啊！又苦又呛，噎得我眼泪差点没下来。但为了逞能，我硬着头皮“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我惊世骇俗的举动不但吸引了其他顾客，连售货员都探出头来看我。在众人复杂的目光里，我干掉了半瓶啤酒，然后挺着小肚子，若无其事地姗姗离开。
被吓哭的“粉丝”
姐姐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排演现代京剧《沙家浜》，她有幸被选中扮演沙奶奶。
演出那天，姐姐带着化好的妆回家吃午饭。她脸上画着横七竖八的假皱纹，身上扎了一条小围裙，脑袋后面还用假发梳了个小纂儿，一副小老太太的样子。
姐姐兴冲冲地走进胡同，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一群孩子蜂拥而上，殷勤地问这问那。姐姐一言不发，矜持地绷着脸走在前面，我得意洋洋地紧随其后。快走到家门口时，姐姐回头冲我粲然一笑。脸上的假皱纹突然狰狞地挤在了一起，当时就把我吓住了，不由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奶奶听到哭声，颠着小脚从厨房走出来，见状，扬手就给了姐姐一巴掌：“画的什么破玩意，把孩子吓成这样！”姐姐头上的小纂儿被奶奶拍得应声落地。眼看着好不容易梳的小纂儿付之东流，下午的演出也要泡汤，“沙奶奶”悲从中来，也“哇哇”大哭起来。一场“粉丝”见面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院子里来了上海人
我们的院子里住着一家南方人，都说南方人爱干净，但是他们家却是院子里最邋遢的。他们家在床底下养鸭子，满屋鸭屎臭；他们家水缸里养着钓来的草鱼，然后又用水缸里的水熬粥、沏茶、和面蒸馒头。
但是这家南方人，却有一门当时最尊贵、最时髦的亲戚——上海人。
上海亲戚到他们家那天，全院的孩子都跑到他们家门口，爬在门框上向屋里看。
那个上海来的女人很年轻，她正在堂屋里洗脸，一边洗脸一边跟家里人拉家常。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红碎花的的确良衬衣，下面是浅蓝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黑色丁字皮鞋。这些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那样干净、素雅。她淡眉细眼，皮肤白嫩、透明，脸颊上隐着两团粉红。她说话时声音娇柔婉转，抑扬顿挫间透着令人酥软的甜滑。
她全身上下并无过人之处，却又让人感觉她处处都与众不同。她使那间肮脏的堂屋显得更加肮脏、灰暗，也使我感觉出了我们院子的破败和凌乱。而她是这一片暗淡底色中唯一一抹“闪闪发光”的亮色。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闪闪发光”的感觉，就是“气质”。
一双绣花鞋
当大家的耳朵被“黄继光”和“董存瑞”的故事磨起老茧时，一个另类的文学载体“手抄本”，悄悄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手抄本”这种靠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全凭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存活于民间。是谁创作了第一篇“手抄本”作品？是谁传抄了第一本“手抄本”？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清。但是“手抄本”一出世，即呈井喷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谁没听说过《一双绣花鞋》？
《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一百零一张美人皮》、《绿色尸体》……光听名字就能让胆小的听众魂飞魄散。何况这些故事大多冠以真实事件的名义，让人听了感觉格外神秘，毛骨悚然。话说有一个深夜，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出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她请求驻守南京长江大桥的解放军战士帮她抱一下孩子，当解放军战士接过孩子，却突然发现孩子是个死孩子，再一检查，孩子肚子里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这时候再找那妇女，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多了这些故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晚上不敢上茅房。尤其是冬天的晚上，阴暗、冷寂的公共厕所，成了一个令人心悸的“黑洞”。那时候有个问题经常困扰我：如果脱了裤子刚蹲下，就看见墙角有一双蠕动的绣花鞋，咋办？！
《卖花姑娘》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放映时，神州大地哭声一片。当时谁要是看《卖花姑娘》不哭，是很丢人、很没觉悟的。我们胡同里有个妇女看了九次，次次哭得象泪人。
我看《卖花姑娘》没哭，因为我完全被吓坏了，根本忘了哭。这部片子全片都贯穿着诡异的复仇和阴森的迫害，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它无疑是一部恐怖片。
有一场戏，狗腿子白万奉命将小瞎子顺姬背到山里冻死。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阴森、死寂。白万背着顺姬往大山深处走，不明真相的顺姬信任地问白万：“叔叔，还有多远啊？”白万一回头，三角眼露出凶光，狞笑着说：“就快到了。”我的心当时就被揪紧了！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极度的绝望。第一次感觉到：被信任的人出卖，下场将是万劫不复。因为无法提防。
小广播
小时候，家家都有一个有线小广播。“最高指示”的发布、“苏修美帝”的新动向，都靠它来传播。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广播站。小广播一年三百六十天全天播音，基本都是新闻摘要，摘要内容永远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小广播每天早晨六点钟开始播音，晚上十点钟全天播音结束。开始曲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国际歌》。
我们城市的小广播，发生过一个很惊心动魄的事件。在搞武斗的时候，两派红卫兵激烈争夺市广播站。一天，一派红卫兵占领了广播站，广播里立刻传来一个激昂的女声：“革命的群众们，我们终于占领了……”声音突然嘎然而止，原来是另一派红卫兵闯进了播音室，他们掐住了正在播音的女红卫兵的脖子，当场把她掐死了。全市人民都听到了这个女红卫兵最后的声音。
自从听说了这个事件，我对小广播里面那激昂而高亢的声音又怕又敬。每天晚上十点钟，万籁俱寂，我躺在黑暗中听着悲怆的《国际歌》，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死去的女红卫兵。
晒豆豉儿
我小的时候，开封家家腌豆豉儿。豆豉儿的学名是西瓜酱，但是真正的开封人都叫它豆豉儿。
开封是西瓜之乡。我记忆里最便宜时西瓜卖到两三分钱一斤。用西瓜腌制的豆豉儿，成了那个时代家家必备的副食。谁家的新媳妇如果不会腌豆豉儿，那她立刻就要向资深的老奶奶请教。是不是能腌一盆香喷喷的豆豉儿，就是考验新媳妇会不会过日子的标准之一。腌一大盆豆豉儿，半年都不用买菜。每次吃的时候挖一勺出来，放上葱、姜、蒜和干辣椒，用油一炸，全家人用它夹馒头、拌面条，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豆豉儿做法就是把煮熟的黄豆拌上干面粉，捂到长“毛”，然后将西瓜瓤连肉带汁，掺到长“毛”的黄豆里，再放上花椒、大料等香料，还有大量的粗盐。接着就是暴晒，直到晒得飘出淡淡的酵香，就算成了。
晒豆豉儿，是那时候夏季最常见的一道风景。大太阳天儿的午后，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端出蒙着白纱布的、装着豆豉儿的大瓷盆。摇摇晃晃地走到家门口的树下，将瓷盆放到太阳下的板凳上。微风过处，是各家门口一字排开的豆豉儿盆子。
红小兵
自从上了小学，“自由散漫”这四个字，总是如期出现在我成绩单的评语栏里。不管我转学还是升学，这四个字如影随形，和我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当“红小兵”真是一个孩子的骄傲。那时候，如果你是一年级上学期当上，那你肯定是学习的尖子、老师的“红人儿”。如果你是二年级上学期当上，那你至少是学习比较好的；如果你是二年级下学期当上，那你也还算可以。如果你是三年级当上，那大家都知道，那是“撮堆儿”的。因为到了四年级，就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全班都是“红小兵”。
我是三年级下半学期当上“红小兵”的。我戴上红领巾的时候，看到我们班那些一年级入队的同学们，明显地露出“受伤”的情绪。
粉琴
我唯一的布娃娃，是北京的表姐送给我的。虽然是旧的，但在同龄的孩子中也不多见。我很爱它。我给布娃娃起了个名字，叫粉琴，因为我们胡同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阿姨叫粉琴。我经常用旧衣服和碎布头给粉琴做衣服穿；我还爱抱着粉琴到处串门；生气的时候，粉琴还要挨我的老拳。
我和粉琴的“死别”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粉琴已经很旧、很脏了，橡胶做的脸蛋脏得快看不出肉色了，眉毛也秃了。妈妈决定扔掉她。
我发现妈妈的“阴谋”时，粉琴已经躺在胡同口的垃圾箱里了。我哭得惊天动地，跑到胡同口的垃圾箱里把粉琴拽出来，搂在怀里，伤心欲绝。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粉琴还是被妈妈扔掉了。我失魂落魄了很长时间，总是感觉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有粉琴的“音容笑貌”。
洗澡
我儿时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洗澡。因为洗澡就意味着几十个陌生人光着屁股挤在一个闹哄哄、骚乎乎的空间里，为争抢淋浴喷头吵架，被热蒸汽熏得头晕脑涨。
当时洗澡是每个家庭周末的隆重活动。星期天一早起来，女人把家里能带的孩子都带上，男孩子七岁以前也归母亲带着洗。带齐人马，母亲用尼龙网兜提上毛巾、脸盆、肥皂、梳子和换洗衣服，一家子浩浩荡荡就向澡堂子进发。
那时候洗澡的地方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共浴池外，再就是各国营大厂和大机关的内部澡堂。内部澡堂条件稍好，人也少，但查票严格，没关系的很难混进去。公共浴池则永远人满为患。当时开封市里条件最好的公共浴池只有新华楼浴池。每次我一进女部的大门，孩子哭、大人叫；穿衣服的和光屁股的都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一看到这些我就神经紧张，还没洗已经累出一身汗。
妈妈每次洗澡都会带上姐姐、堂弟和我，自顾不暇的妈妈洗澡时脾气格外暴躁，每次都用最短的时间把我搓得浑身通红，然后不管我浑身火辣辣地生疼，就把我往热腾腾的淋浴下推，把我塞进一堆滑腻腻的裸体之间——喷头下通常聚集着三到五个人。然后妈妈就开始给姐姐搓。搓灰对于洗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不搓干净就等于暴殄澡票。
每次走出澡堂大门，呼吸到干爽、新鲜的空气时，我都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觉。
臭美妞
我家对门有姐弟五个，老五是唯一的男孩。他们家生活比较拮据，只有老大才有资格做新衣服，所以每件衣服都要从老大穿到老四。
他家的老二比我大两岁，是个极其爱漂亮的人，姐姐下放给她的旧衣服，她决不像我们一样逆来顺受地穿，每件衣服她都要自己动些手脚，把裤管改窄、把腰身改瘦等等。反正她身上穿的永远像是为她单做的。上小学四年级时，家长不让她动剪刀，她就把姐姐下放的一条肥裤子，用针全部缝一遍，把肥的地方都叠进裤缝儿缝了起来。裤子经她一改，穿上特别合体。
有一次，她去服装厂拣来一堆边角布料，挑出一条花纹鲜艳的布条，偷偷缝在自己白衬衣的袖口和领口上，在一起玩的时候，她得意地伸出袖口向我们“显”，把大家羡慕坏了。可惜好景不长，老三出于嫉妒向妈妈告发了她，妈妈立刻勒令她把花边全部拆掉。
从此，她得了个外号：“臭美妞”。
红缨枪
看完电影《闪闪的红星》后，我迷恋上了红缨枪。那一阵子我最渴望的装束就是穿一身真正的军装，腰里扎一条宽宽的牛皮带，胸前飘着红领巾，肩上扛一条银光闪闪的红缨枪。
有一天，我在奶奶的床下翻出一个涂了银漆的旧枪头，是小叔叔参加民兵训练时用过的。枪头虽然已经斑驳不堪，但我欣喜若狂。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木棍儿，用旧毛线把枪头缠了上去。接下来剩下最重要的一项：红缨。像电影里那红绒绒、飘飘然的红缨肯定是找不到了，别说妈妈不可能给我买，就是想买街上也没有卖的。
我魂不守舍地在院子里踅摸了好几天，终于发现罗大妈家晒了很多准备打袼褙用的碎布，其中一块碎布的颜色是鲜红的，大小也合适。于是，我趁罗大妈午睡时，把那块红布偷到了手。我把红布撕成布条绑在了枪头下面，红布条的长度和密度正好挡住枪头和木棍儿之间的毛线。虽然没有红绒绒的感觉，但是飘飘飒飒的也很招摇。
一条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出世了！我扛着它立刻跑到胡同里走了一圈，引来了所有孩子们的羡慕。在大家的簇拥下，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勇敢、机智的儿童团员。
冤案
弟弟七岁以前一直住在北京姥姥家，该上小学时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弟弟刚回来的时候，撇着一口京腔，穿着掐花边的条绒裤子，完全是个道地的“北京人儿”，让我非常嫉妒。
弟弟有一双浅黄色的尼龙袜子，袜腰上绣着彩色的花纹，是小姨在北京给他买的。我从没见过尼龙袜子，自从看到了这双黄袜子，我就起了“歹心”。终于有一天，弟弟洗脚的时候，我把他脱下来的黄袜子藏了起来。妈妈找了半天没找到，把弟弟训了一顿。弟弟丢了袜子还挨了训，“呜呜”直哭。
偷来的袜子我也不敢穿，就藏了起来。星期天大扫除的时候，“赃物”在我的抽屉里被发现。弟弟当场被平反昭雪，我头上则挨了爸爸几个“爆栗子”。
杨子荣
刚上小学时，我有一阵跟妈妈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医院深处有个小跨院，里面住着母子俩。孩子的父亲原来是医院院长，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因为孩子父亲的原因，妈妈不让我跟那个小男孩玩。那时的单身宿舍也没有孩子跟我玩，于是我经常背着妈妈溜到小跨院找那个男孩子玩。小男孩每次看到我都很兴奋，对我非常巴结，我很享受这份巴结，也很乐意和他玩。
有一天下大雪，我突发奇想，要扮《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小男孩立刻从屋里扯出两条雪白的床单！我非常惊喜，当下决定，每人扮一回杨子荣。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因为道具的真实，我俩玩得很是尽兴。我们的动静终于惊动了妈妈，她气急败坏地找到小跨院，一把扯掉我身上的床单，脚不沾地儿地把我提溜到院外。
临走，我只来得及看了一眼我的“战友”，他被眼前的变故弄得有点发懵，怯怯地看着我妈妈，脚下堆着一堆肮脏的床单，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飒爽英姿。
后来，我的战友“杨子荣”就搬到乡下了。
雷锋叔叔到我家
我十岁那年，妈妈被抽调去主持全市妇女健康普查，吃、住在单位。爸爸当时在外地进修，那段时间家里只有我们姐弟三个。姐姐学校远，中午不回家。所以每天中午，我负责把头天晚上姐姐做好的饭菜，放在蜂窝煤炉子上热好，然后和弟弟吃。我个子矮够不到炉台，所以经常踩着凳子热饭。
一天中午，我正站在凳子上热饭，爸爸的老战友孙叔叔来了。孙叔叔当时还没复员，在外省当军医，和爸爸多年不见，我和弟弟并不认识他。那天孙叔叔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领章、帽徽、黑皮鞋，煞是威武。他一进门看到这个情况，就把我抱下凳子，二话不说就给我们做起午饭来。饭做好，他没吃就走了。
我们家属院里头一回来了个货真价实的解放军，消息传开，我和弟弟感觉非常有面子。当院里的孩子们追问这个解放军是谁的时候，弟弟骄傲地回答：“他就是雷锋叔叔。”
几天后，妈妈结束工作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已经知道，我们家来过一个叫“雷峰”的解放军。
偷嘴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殃及全国。我们院子里房子比较结实，所以没有搭防震棚，但是家家都让孩子睡在桌子底下，以防夜里有动静跑不出去。
我和姐姐被分配睡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一天晚上，大人都睡下后，姐姐突然从桌子底下爬了出去，过一会儿又神秘地爬进来，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托着两块黑乎乎的东西。我连忙从被窝里爬起来，问她拿的什么？姐姐不说话，示意我张开嘴，等我把嘴张开，她捏起其中一块放进我嘴里。啊！原来是红糖块！我突然想起旁边的柜厨里有一大罐红糖。
从那天起，我和姐姐就开始不定期地偷嘴吃。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糖和凝脂样的荤油。把食指伸进装荤油的罐子里，狠狠一挖，一块雪白的荤油就被挖出来了。荤油在嘴里慢慢融化的滋味，温润绵厚，味道好极了！
姐姐则跟我不同，她什么都要尝一下。最离谱的一次，她弄了一小撮白色的晶体，用小手指沾几粒放在嘴里，满脸陶醉地咂摸着。我看了她的样子，心里就馋得很，就用一个手指狠狠地全沾满了晶体往嘴里送。啊！苦得我直打哆嗦，原来是味精。
我和姐姐断断续续在厨房桌子底下睡了好几个月，我们尝遍了厨房里所有能入口的东西。包括胡椒面和辣椒面。
买带鱼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不爱吃带鱼的。那时候带鱼是唯一能吃到的海鲜了，如果不算海带和虾皮的话。
那时候买带鱼就像一场战役。每次水产门市部来的带鱼数量有限，所以听到消息就要立刻行动，慢一步你连鱼腥儿都别想嗅到。除此以外，购买带鱼还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能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给家人打这一顿牙祭；第二，购买带鱼需要相应票证，如果你的票证借出去了或者丢了，那就买不到。
在奶奶家住的时候，买鱼的事情是奶奶包办。搬出奶奶家后，买鱼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身上。每年快到春节时，妈妈上班前就把钱和票放在桌子上，叮嘱放寒假在家的我注意“来鱼”的信息。带鱼神出鬼没，我要支起耳朵听着。一听院里人说“水产公司来鱼了”，我就抓起桌上的钱和票，箭一般射到街上。跑到水产公司门口，看到长龙一样的排队人流，我才会定下心来，站在队尾。
排队是很无聊的事情，夹在一群老太太和家庭妇女里面，还要不时提防插队的人。因为不会挑选或者售货员欺负我小，所以我买回来的鱼总是又小又烂，经常被妈妈责怪。
抢军帽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七十年代的中国，头戴一顶真正的军帽，那是无比时髦、无比荣耀的事情。军装，是每个男孩子的一块心病，因此抢军帽就演变成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游戏。
在我的记忆里，戴军帽的只有三种人，一是现役和退伍军人；第二是孔武有力经常打架或者不怵打架的青壮男子；第三就是纯粹的小流氓。我们城市曾经宣判过一个流氓犯罪团伙，他们最主要的罪行就是因为抢军帽而斗殴，捅死了两个人。
有一次放学，我亲眼看见两个初中男生，一个骑着自行车，一个坐在车后座上，他们骑到一个头戴军帽的男孩子旁边时，坐后座的那个男生猛地一把抢走了那个男孩子头上的军帽，随着一声狂笑，骑车的两个初中生呼啸而去。被抢的男孩子刚要哭，从后面又来了一群骑自行车的大孩子，显然是在旁边高中上学的，而他们中的一个就是被抢男孩子的哥哥。哥哥见状并没有下车，支起一条腿蹬在马路牙子上，把弟弟叫过去问了几句话，然后他一招手，一伙人就上车急追而去。
等我走到下一个路口，就看见他们一帮人正把那俩个抢军帽的初中男孩按在墙上猛揍，其中一个孩子的鼻子被打出了血，大声求饶。我吓得一溜小跑绕路回了家。
白球鞋
在我的小学时代，白球鞋不但代表时尚和漂亮，更是隆重活动的必备服饰。但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允许，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白球鞋，比较常见的是得到一双姐姐哥哥穿剩下的，穿之前要用白鞋粉厚厚地涂擦一遍。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学校要上街进行庆祝游行，班主任要求我们届时都要穿白衬衣、蓝单裤、白球鞋。我们班里有一个叫宋文卫的男孩，平时穿得最邋遢，衣服和书包也都破破烂烂的。游行那天早晨，他上身穿了一件破旧的白衬衣，下面是他常穿的一条打补丁的蓝裤子，脚上穿了一双深兰色的旧球鞋，球鞋的大脚趾那里还破了个洞。班主任看到他这身装束很生气，让他回家去换了白球鞋再来。结果直到我们出发他也没来。
游行是连续三天，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才看见宋文卫气喘吁吁地跑来。他身上还是昨天那身旧衣服，脚上的旧球鞋却用白粉笔用力涂过，还可以看到一条一条的粉笔印。连脚指头部分也被粉笔涂白了，脚指头一动，粉笔末就往下掉。看到这双企图蒙混过关的“白球鞋”，班主任火冒三丈，她用手指点着宋文卫的脑门大声呵斥道：“滚回去！没有白球鞋就不要来了！”宋文卫被她点得踉跄了几步，地上立刻留下了一串白粉笔组成的脚印。
游行事件之后不久，宋文卫就退学了。
骚乎
我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十分流行跳皮筋、踢毽子等游戏。这些游戏是一个女孩子在同伴中表现能力、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即便你学习成绩平平，只要皮筋跳得好、毽子踢得好，那你就是女孩子们追捧、巴结的对象，可以成为小圈子里的“大姐大”。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笨的孩子，学习不好，跳皮筋、踢毽子也不行。我踢毽子最多踢五个，我们班的最高记录是一气儿踢四十个；跳皮筋皮筋放在腰部这个高度，我就很吃力了，而我们班跳得最好的可以跳到“大举”（就是拿皮筋的把胳膊举过头顶）。
一到课间大家自由结帮，组成小组进行对抗赛，技术不好的我只有干看着，因为我和谁一伙就会拖累谁。后来，不知谁发明了一个角色，叫“骚乎”。“骚乎”的意思就是骚来骚去，不管哪组玩，她都跟着玩，但她的成绩不记入各组总分。这个略带歧视的角色却让我很有归属感，从那以后，五年小学生涯里，我一直称职地扮演着“骚乎”的角色。
直到现在，我都对那些能轻松将腿举过头顶，把一人多高的皮筋勾下来、踩在脚下的女同学心存敬意。
防空洞探险记
我们大院家属区的后面，有一个荒芜的假山，假山上长满了杂草和野花，除了有一小片空地被开掘出来种了点儿蔬菜外，其余的无人问津。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假山下面发现了一个被杂草和土石掩盖的洞口，经过研究发现，这就是传说中的防空洞！
还没有建立家属区的时候，单位曾组织“右派”分子挖防空洞，有一个“右派”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洞里。后来，这个防空洞就被封死、废弃了。为此，这里成为单位的家属区后，大人们依然对防空洞讳莫如深。
无意中找到了防空洞的洞口，男孩子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大军立刻布置了任务，留下一队男孩继续挖洞口，另派一队女孩回家拿手电、铁锹等工具。工具拿来后，没费什么劲就撬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进洞时，以大军为首，其他男孩和几个胆子大的女孩形成一列纵队，迂回进洞。防空洞里伸手不见五指，很空旷，说话都有回音，脚下还有很多积水。大家越走越深，感觉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这时，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右派来了！”哇，队伍顿时炸了营，大家撕下了强做镇定的面纱，鬼哭狼嚎地往洞口跑去。一个叫小三儿的男孩不幸绊倒在地，被众人踩得鼻青脸肿才爬出去。
傍晚，小三儿妈领着满脸涂着紫药水的小三儿，找到了大军家。不久，就听到大军家里传出大军爸的怒吼，还有皮带击肉的脆响。
盗窃团伙
因为北京的物资供应比我们要好得多，我儿时的记忆里，北京的姥姥家经常给我们寄糖果、饼干、粉丝等紧俏商品。每次收到包裹，妈妈只是分给我们几颗糖果，其余的东西全部锁在高低柜的柜子里面。
高低柜的上层有几个抽屉，卸掉最下面的一个抽屉，就可以把手伸到锁着的那扇门里面。姐姐通过实验知道了这个窍门，于是她卸掉那个抽屉，将手伸到了藏着糖果和饼干的“宝藏”里。这个秘密肯定瞒不过我和弟弟，不久，大家就都尝到了甜头儿。渐渐的，从高低柜里拿好东西吃，变成我们姐弟的一个秘密享受。到后来，东西越来越少，拿的时候需要弟弟把上半身钻进去才能拿出来，我还要在外面拉住他的腿，防止他栽进柜子里出不来。这种行动比较复杂，必须家里没大人的时候才能进行。
一天，家里要来几位北京的重要客人，爸爸妈妈认为用北京的糖果招待北京的客人，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于是他们打开了放糖果的柜子，打开后却发现，凡是我们胳膊能够到的地方，早已空空如也，只剩几颗话梅糖，可怜巴巴地蜷缩在我们胳膊所能到达的势力范围之外。
用北京糖果招待北京客人的计划落了空，爸爸的愤怒可想而知。我们姐弟三个排成一排，罚跪在屋子中间。爸爸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咆哮，我记得爸爸的咆哮中带出了“盗窃团伙”这样的字眼，这让我们三姐弟深感事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