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剧的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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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剧的儿女们
－－作者：史航
向开始致敬！向结束致敬！向沉默致敬！向真话致敬！向死去之后彻底死去的人致敬！向现在活着永远活着的人致敬！向无中生有致敬！向反败为胜致敬！向面对现实穿透生活的人致敬！向两手空空粉碎规律的人致敬！致敬，致敬，致敬！
——题记
在网上的搜索引擎中，我填进去的词是“先锋戏剧”，结果就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高行健率先提出‘先锋戏剧’的观点，在国内博得了青年学者孟京辉、青年作家马原的高度迎合。……先锋戏剧在当时获得了最为出众的艺术地位，这种崇高和艺术的博大性让中国的舞台剧作者们深刻的感受到了一种带有潜流性质的光芒前途。1987年，孟京辉导演的《等待戈多》在北京人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茶馆》和《四世同堂》，而1988年高行健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的演出则获得了让世界都为之震撼的成功。”
这文字引自一篇名为《浅论经典力量的非单独性影响》的文章。真是个壮观的名字，让你不得不茫然又肃然。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往往会有一两幅这样的图画，旁边写的是：“找一找，里面到底有多少常识性错误？”
也就这样想起了从前的时光，那些隔靴搔痒的论文和著述毕竟不能到达的时光。还有东棉花胡同39号，我们的戏剧学院，我们打发青春，误解生命以及贡献热忱的地方。虽然宿舍楼一再整修，爬山虎悄然褪去，校门也被改造成黄世仁家的黑漆大门。
毕业的时候，想过要写一部小说，刻画四年的生活，一年一卷。第一卷叫《倦恋》，第二卷叫《比爱情还美好》，第三卷叫《恻恻清寒》，第四卷叫《名剧的儿女们》。自己喜欢的是第四卷的题目，像是一部不见经传的苏联小说。
我们真的是名剧的儿女们吗？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曾经离舞台很近，离剧场很近。
《亨利四世》中，已入暮年的浪荡爵士福斯塔夫说：“我们一起听过午夜的钟声呢，夏禄爵士。”我喜欢这句话，一个挤眉弄眼的老爵士，说给一个乡村法官听。他们是会心的，他们知道这午夜的钟声，说的是哪一段青春。
最初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我知道我会遭遇许多奇怪的瞬间，但是，1991年1月那个夜晚，学院的黑匣子剧场里，我还是被惊着了。台上五六个演员，刚才还狂躁的叱骂，跳到凳子上撕书，背《陋室铭》，这一刻却不知道接了什么讯号，都僵在那里，僵在那里任时间流逝。观众开始窃窃私语，却不甘心退席。我不记得演出怎么继续下去的，那不重要了。演员在享受这一刻的停顿，挑衅的却也是充满魔力的停顿。
这一刻，我真正算是与戏剧狭路相逢了。我开始等待一些事情的发生。
这出话剧叫《秃头歌女》，导演孟京辉，当时是导演系的研究生，成天在操场里踢球，还张罗着让所有人的跑动都更加积极，他是北京人；那个扯着嗓子背《陋室铭》的，叫戈大立，戏文八九的，多年以后成为风华正茂的戏剧制作人，与老孟合作至今。
这个本子是高行健翻译的，字里行间并没有那么鲁莽的挑衅之意，但是，老孟的版本就是这样排的，其实那时候排演的荒诞剧都有些走形，青春的气息有意无意地冲击着剧情，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沮丧和出神，不是失语和失忆，而是意气风发的书写着荒诞，百折不挠的排演着绝望。
《秃头歌女》的演员里，我当时只留意过扮演马丁夫人的邹倚天，因为她在就读表演系之前就主演过影片《红衣少女》，算是表八八里有点名气的女孩。后来她演些中国霸王花之类的角色，后来出国求学，后来在凤凰卫视的职员表中，又见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其实在《秃头歌女》之前，孟京辉一伙就已经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了。那次是《送菜升降机》，写两个杀手闲极无聊等指令的故事，最后，指令来了，一个人奉命干掉了他的同伴。两个杀手分别是韩青、胡军，表八七的两个帅哥，后者给实验戏剧扛了多年的长工，慢慢在《蓝宇》和《天龙八部》里红了。但《升降机》的上演是十五年前的1990年元月，同志恋情和金庸世界同样与先锋绝缘 ，大家还是要规规矩矩演杀手，演那样一个杜琪峰可能会喜欢的故事。
这部戏的作者是哈罗德·品特，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编剧，2005年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愤怒，由于抗议，由于这些我们已经疏远但理应尊敬的字眼。可是当初我没喜欢过他的剧本，尽管荒诞派剧作家里面，他的作品被搬上中国舞台的最多，一部小剧场的《情人》还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开启酒吧剧白领剧的纪元。
我要说的是《升降机》的结尾，胡军杀了韩青，指令就此完成，舞台就是命案现场。这时候从观众席冲上来一位，头上蒙着丝袜，像个银行窃贼，对着死尸拍了一张又一张。这位客串的就是日后的青年导演张扬。张扬咔嚓完了，舞台上就没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戏演完了。
问题是，没有人出来谢幕，观众也就不明究竟。他们只能等等人，鼓鼓掌，鼓鼓掌，等等人，最后纷纷散去，还悄悄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时候，剧组那堆人，已经在后台开始庆祝演出成功了。
不谢幕，是《升降机》给人的最强烈印象。
再往前数，就是我瞪着眼睛错过去的那次演出了，奥尼尔的《大神布朗》，导演牟森。有一段。国内的先锋戏剧号称是“MM时代”，MM说的就是牟森和孟京辉。这出戏的海报就贴在学生宿舍楼门口，我记住了“蛙实验剧团”这么个名目，但因为戏不是在学校里演，腿懒就没有寻去。这出戏看职员表有两个印象，一是出现了“面具化装设计”这个职衔，二是张有待第一次参与实验戏剧的音乐设计，九十年代以后，他是一个很著名的DJ。
说到MM时代，牟森应该数在前面，因为两人“从艺生涯”虽然开始在同一年，但牟森是导演，孟京辉只是演员。那是1987年，就是本文开头所引那篇梦幻长文中号称孟京辉的《等待戈多》火遍人艺的年头，其实那时候，牟森是毕业后从西藏刚回来，孟京辉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第二年他才会考到中戏，去念导演系张孚琛老师的研究生。
牟森和孟京辉合作的是《犀牛》，这是一头不曾恋爱过的犀牛，所以作者不是廖一梅，而是写过《秃头歌女》的尤涅斯库，孟京辉扮演一头爱讲哲学的犀牛，名字叫让。
下面就是一个我只想传播而无心考证的段子了。据说，让在舞台上狂吼乱跳，质疑生命的意义，结果，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一个绳套（那场布景非常省钱，就是在空中荡来荡去的各种绳套，意即绞索），孟京辉当然是说不出台词来了，他开始挣扎，越挣扎观众越鼓掌，观众再鼓掌他也还是要挣扎……最后怎么脱身的时候我没听说，但我知道那些老实巴交的先锋戏剧研究者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舞台小事故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
现在结束道听途说，回到我被彻底震住的1991年。那年的元月，不仅有《秃头歌女》。
《飞毛腿或无处藏身》是一个原创剧，编剧刁奕男，西安人，戏文八七最帅的男生，后来和别人一起写了最早的本土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这个原创我当时没太看懂，只记得舞台上的黑暗和烛光。现在，又一直回避去阅读文本（已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先锋戏剧档案》），我是怕自己看懂了，怕自己看懂了当初的脆弱，共悯与自怜吧。导演是导演八七的施润玖，他后来拍MTV，张楚的《姐姐》、何勇的《垃圾场》，魔岩三杰我偏爱这两杰，而他们的代表作都有老玖的手笔。后来老玖导过电影《美丽新世界》、《走到底》，陶虹姜武莫文蔚张震岳都被他用得生龙活虎。可惜他终究不像别的同窗那么顺遂，但我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犹如对北电的路学长。
张扬导演的《黄与黑》，写的是一战时期士兵在战壕里发疯的故事，作者是意大利的基蒂。我记得一个厌战的矮胖列兵对着观众席狂喊：“我想做个中国人，留条长辫子！”这是戏文八九的顾岩同学唯一参与的舞台剧演出，在歇斯底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佩服的还有他自己设计的一个观察生活小品，描述一个男生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桌子上多了一元钱，然后就猜测起是哪个女生的好意还是哪个男生的陷害，然后一步步推导，断定自己终究会因此身败名裂，退学，犯罪，入狱，押往青海，“青海那边可是很冷的啊，我一定会越狱，最后，最后我会被人家击毙在陇海铁路上！”我太喜欢这个小品了，觉得这才是东棉花胡同39号出产的本土荒诞剧，一个上海籍同学能对自己患得患失的内心世界揭示到如此程度，是极可尊敬的。后来，此人成了我电视剧事业的核心搭档，他神经兮兮的幽默感也一次次绽放在我眼前。
还有一个士兵的扮演者是张越，藏文名字雅特，现在基本用后面这个名字行走江湖。他是顾岩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跟着张艺谋赵宝刚等著名导演学习，后来担任过《走向共和》的执行导演。很多实验戏剧的职员表中都有他的名字，他是中戏的著名闲人。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在网上查雅特的艺术简历，总是把《黄与黑》称为表现主义力作，但是按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划分，这出戏应该算是未来主义戏剧——肯定是雅特误导了人家，然后以讹传讹。
最后要提到《风景》，这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没脾气的荒诞剧，作者还是品特。一位先生一位太太对着观众闷坐，叨叨一些空洞的话题，当观众是闪着雪花的电视，或者冒着火星的壁炉。真正的优美是由舞美柳青和灯光胡耀辉完成的，因为演员身后的窗外打了一束光，让我们清晰看见胡同里老树的枝桠，还有晕黄的夜空。台词空洞，背景温暖，宛如岁月本身。看那出戏，就像看一幅剧照，一帧幻灯片。这出戏的导演是戏文八七的蔡军（后改名蔡尚君），还有戏文八六的张晓陵（后改名张一白），戏文系的两位师兄，就是比导演系师兄沉得住气，拍了这么一个沉静如水，洗洗就睡的剧目，而且够坦白，在节目单上留下这么一句老实话：“大家来看戏，很遗憾，今天没有戏，只有一些东奔西撞的回忆。”
现在，大家可能会理解，孟京辉版《等待戈多》的出现，是多么强烈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出戏不再是剧本朗诵或者与观众的僵持，这回是真的荒诞和真的深情，是第一部让你想哭的荒诞剧。
感谢贝克特，祝贺孟京辉。
其实，这出戏也是磨难最多的。最早计划在1989年的12月31日公演，算是彼此心目中的八十年代的收尾。地点就安排在中戏操场的煤堆上，那是我们心目中荒诞与诗意的双重巅峰。然而机警的校方及时干涉。演出被迫取消，无从发泄的几个年轻戏剧人就穿着军大衣在图书馆门口和煤堆之间走来走去念剧本，一个叫王世同的朋友拿机器拍了一些片断（这片断后来用在《孟京辉先锋戏剧作品》里面，算是1991版《等待戈多》的花絮了）。
后来读剧本读得冷了，需要活动活动，大家把剧本一扔，开始踢球。
孟京辉还是谆谆教诲着大家：“跑动要积极！”
是啊，跑动要积极。老孟一辈子就是靠这句话撑着。
他和他的伙伴们，怀揣一个死死信赖的外国剧本，遭遇着最本土化的麻烦，每天与学生处教务处校卫队甚至宿舍管理小组周旋，寻觅所有排演的时机。后来成为孟京辉夫人的廖一梅，曾经偶然在办公楼的窗前，看见孟京辉追着表演系一位女老师苦苦恳求，从操场这个角追到剧场后门，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整个操场，他一直没犯急，一直在好说好商量，从背影都能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么诚恳。老孟当时求的就是一个成全，让一个男演员晚几天参加汇报，好把《等待戈多》多演两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当然未遂，《等待戈多》就演了三四场，但是，已经是胜利。
学校毕竟愿意借出四楼礼堂（然而，灯是不肯借的，还要另外想办法），演员胡军、郭涛、雅特、王涛均已到位。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四楼礼堂，看见的是暮色中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他们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到了1991年的《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胡军郭涛这两位男主角，每晚演到结尾，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像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
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
也许吧，也许能理解荒诞的人，总得有点私人恐惧。
到了结尾，跟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剧场灯暗，外面走廊的灯却亮了，于是有长长的投影，一个瘦小的男子走进来，没说话，然后，两个流浪汉过去，把他静静的掐死了。也许他就是戈多，也许戈多来了，但是来了又怎么样？来了我们也要把你弄死。
这个绝望而粗暴的处理，是另一重境界，至今思之难忘。
被掐死的瘦小男子，扮演者是西安人，名字叫张楚，这出戏的音乐也是他的创作。那时候他老在我们宿舍楼里晃，这屋睡两天，那屋睡两天，穿一件深蓝色的海军大衣，不酷，像个来寻兄长商量什么家事的弟弟，像一个文静的中学生。
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等待戈多》的T恤衫，紫色的，上有作者贝克特的头像，不知是谁的创作。我不是剧组里的人，T恤是硬要来的。
还有一件纪念品是该剧的说明书，孟京辉的导演阐述实在是用词华丽，结尾倒引了一首朴素而深刻的小诗：“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诗的作者是法国的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先驱。
这出戏衍生的另外一个八卦就是，期末戏文系学生口试，八九班的顾岩同学什么剧本不好提，偏偏提的是《等待戈多》。他遇上的正是一位自诩深悉现代派奥秘的老师，人家就哼了一声，意思是同学你怎么可以关公面前耍大刀呢？
老师要顾岩背几句《等待戈多》的台词出来，也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了这个剧本。
顾岩嗫嚅半天，最后开口一句：“你读过《圣经》吗？”
老师大怒，拍案：“我当然读过！”
顾岩更加谦恭的补了一句解释：“老师，我刚才说的是《等待戈多》里的台词。”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标准答案和玩笑，恭谨和叛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到了1992年，张扬导演《蜘蛛女之吻》，这话剧源自阿根廷一部好小说，作者曼努埃尔·普伊格，也拍过同名电影，威廉·赫特主演，也是上品。一个同性恋者和一个革命者的故事，信仰与背叛，戒备与牺牲，凄楚卓绝。同性恋是贾宏声演的，这个在八十年代独往独来的小生，表八五的，巩俐史可张鹭伍宇娟的同班同学，当年主演过多少电影啊，《北京你早》、《夏日的期待》、《陕北大嫂》、《银蛇谋杀案》，他是可以好好做偶像的，可是他没有，他找到了最小最黑的屋子，把自己关了进去——他后来再被媒体关注，是因为主演了自传影片《昨天》，一个吸毒青年的忏悔录。
我曾被那部影片触动，是因为主人公喃喃自语的提起披头士乐队，谈起自己一年只听那一盒磁带，我甚至隐隐听得出他的东北口音。
后来我在网上查贾宏声的简历，原来真的是同乡，我是吉林长春人，他是吉林四平人。在我们小时候，要是想讽刺什么人，往往就说，你赶紧买车票去四平吧，那是个小城市，因四平精神病院而全省闻名。
口音，籍贯，一一刺痛着我，这个贾宏声，年轻的孩子将只是通过《苏州河》来认识你吧，而他们也许是因为喜欢周迅才去看那个片子。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八十年代那一拨人中最接近《嚎叫》的人（“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不是因为他有多帅，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持久付出代价的人，为了自己相信的音乐，相信的生活方式——就像许鞍华的影片《千言万语》中那些信仰左翼思想而默默陨灭的身影。
《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伯格，曾把母亲内奥米（美国共产党员）的遗言写在自己的诗篇中：“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我看《昨天》的时候，想到过这首诗，却也知道这诗句，甚至比这诗句更强大的诗句，都无济于事。能救助我们的，只有我们心中的亲人，以及亲人心中的我们。
回到《蜘蛛女之吻》上演的时刻，好像是在电影学院的小剧场，演出效果是卓越的，所有的观众静静瞩目着贾宏声，看他在囚牢里荡着秋千，讲述自己的爱情幻境——那时候幻想还不需要付出代价。
演对手戏的革命者是表八七的李洪涛，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个带口音的妹夫李木勺。编剧刁奕男，宣传策划和服装则是霍昕，我的同班同学，后来嫁给了导演张扬，后来参与创作了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电影《功夫》，还有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向日葵》。这几个名字也是张扬的奋斗记录，使他成为这一拨戏剧人里最与大众接近的影视创作者。
1992年对我自己也挺重要，因为我终于混进了剧组，而不是纯粹的观众。其实不是因为我的热忱，而是因为我有房子——作为1992年从戏剧文学系毕业的青年教工，我有一间十八平米的宿舍，房号414。现在，我不仅是剧组的成员，还是剧组的房东了。最多的时候，屋子里睡六个人，上下铺各一，地铺四个。这边演员在对词，那边舞美在刻版，出出入入的煞是热闹。
那出戏叫《思凡》，那出戏悄悄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舞美八八的齐立一直痴迷于节气，相信那是我们祖先与大自然的约会，只是后世子孙失约已久，于是，一年来每个节气他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纪念，悄悄履约。有时候是在楼梯扶手上刷小广告，有时候是在布告栏里贴版画，有时候是在露天的垃圾桶上留言，有时候则是他自己白衣白裤，伏在操场堆砌的几条大冰块上面（都是齐立自己买来，用三轮拉到学校），号称冰葬——齐立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今日春分，今日立夏，今日清明，今日大暑。我们喜欢他的这些提醒，宿舍管理小组和校方不太喜欢，嫌他公器私用，窃据宣传栏。
大雪是齐立心目中最有意思的节气，他觉得应该隆重庆祝，隆重到排一出戏，就像农闲时乡间该响起锣鼓唢呐。于是他找到戏文八九的关山，找到孟京辉，也找到《思凡双下山》的昆曲剧本。
1992年12月7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的台历都是我从图书馆馆长办公桌上撕下来的，然后复印在了说明书上。关山在“演出者的话”里这样宣告：“前世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
那一天从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录音机和音箱搬到宿舍窗台上，重复播放着那些饱含雪意的歌曲，从《一剪梅》到《北国之春》。我们盼望真的下起雪来。晚上演出更是沉醉的狂欢，小和尚小尼姑在结尾团聚，剧场外已经有人点起了鞭炮，演员们谢幕的时候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舞台似乎直接暴露在星空下。
那天晚上没有下雪，但是散场以后约二十分钟，外面下起了大雾，我跟齐立在操场上摸索，也走到胡同里，看不见彼此，高兴得乱喊对方的名字。
那时候我已经读过《神雕侠侣》了，却忽略了里面的一句宋词：“雾重烟清，不见来时伴。”
是的，很快就看不见齐立了，他在演出一周后默默自戕。理由可以被分析出多层，但，伤痛只有一种。
我们这些朋友聚在我的宿舍里，点上蜡烛，给齐立唱很多他喜欢的歌，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也唱侯牧人的《兄弟》。
后面这首歌也有些来历，据说，来自侯牧人与张楚的一次碰头，那还是“面的”遍布北京街头的时代。老侯小张坐在里面，谈着闯北京的辛酸。
下车了，司机喊住张楚，说了一句：
“兄弟，你好好混，不要太着急……”
老侯拿这句话，写了这首不错的歌，并收入了《红色摇滚》专辑：
噢………噢………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兄弟
我的好兄弟，
噢！哥哥惦记着你，兄弟
我的好兄弟
就在这盏路灯下，我告别了你
兄弟我的好兄弟
你歪着脑袋，拈紧拳头，挺着胸膛
向着你的天下走去
兄弟我的好兄弟
今后的事要靠你自己
兄弟我的好兄弟
你好好混，不要太着急
兄弟我的好兄弟
今后的事要靠你自己
兄弟我的好兄弟
哥哥我祝福你
兄弟你有出息
兄弟你有志气
兄弟……
那一年的圣诞夜，在团结湖的九月画廊举办了齐立的木刻遗作展，题目是《平安夜·四季轮回》。
然而，这还不是结局，一个叫王小帅的人找到中戏，找齐立的朋友打听他的死因，我信不过这个人，没说什么。不久，王导演拍摄了一部叫作《极度寒冷》的电影，男主角定名齐雷，由贾宏声出演。他要讲述的是一个行为艺术青年如何把死亡作为自己的行为艺术，一再预报而终思逃避，最后却又神秘死去的故事。这个畏生怖死的故事，我知道与齐立无关，但别人未必知道——既然王导演把一个虚构故事尽量拍得像个纪录片，既然王导演已经铁了心要利用好一个陌生人的死亡。
我是不懂行为艺术的，齐立告诉过我，行为艺术的核心一定是爱，是想和别人发生交流的痛苦渴望。我信任他完成的那些行为艺术，我记得雨天走过操场，看见撑开的雨伞上面写着“今日雨水”的景象。
无论今时今日的行为艺术家已经完成了多少惊世骇俗的试验，我依然只信任齐立的行为艺术，我也想念他那些雨伞和冰块……
《思凡》后来又出现过两三个版本，也是孟京辉执导，不过换了国家话剧院里很优秀的演员担纲，但是我想老孟一定和我一样，确信最好的男女主角就是1992年12月7日一同下山的那两位。男主角吕小品现在投身情境喜剧事业，也演也导，《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里都有他的身影，而女主角刘天池一直留在舞台上，《切·格瓦拉》《风帝国》都见她的风采。
而与齐立一起策划《思凡》的关山，在第二年执导了《安道尔》，还是吕小品刘天池主演，讲述暴政下的爱情和不幸。我至今还记得刘天池在洋灰地上艰难的爬行，她一身朴素的衣裙，她被迫害，她牵挂爱人，她筋疲力尽，她是我们灾难深重的姐妹，在异邦守着自己的爱与不幸。
剧中许多吟唱段落让人至今回味。全剧作曲是由张广天和三宝协力完成，这个阵容现在想来还真是奢侈。我私心里最记得的是控诉暴政哀悼死难者的《伯明翰儿童之歌》：“大街上橱窗里玩具很贵，看着它们你不要伤悲。记着你是你妈妈的宝贝，天色已晚你要把家回……”
后来关山走向中国的腹地与边陲，采访着底层的爱与怒，写下了《一路奔走》这本书，也写了一出又一出印证他自身审美的舞台剧、音乐剧。
那次演出还有一个小小花絮，就是剧情发展到抒情段落，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从观众席从容站起，吹奏口琴，这个人就是戏文九一的陆亮同学，现在任职于国家广电总局，追随诸领导的电影审查工作，我们也常常拿他说事，把国产电影的不景气归罪于他。当然，他和他的领导们一样无辜。
孟京辉调进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中国国家话剧院）以后，首先是复排了《思凡》，然后搬演的是法国作家日奈的名作《阳台》。这出戏让话剧的票价涨到了三十元钱，当时，北京人艺的票价可能还是个位数。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译者沈林，刚刚归国的戏剧博士，中戏戏剧研究所的所长，管辖着姜文巩俐王志文李保田一干人等，后来又调任院刊主编。沈博是真正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烂漫轻信，好凑热闹，却又激烈偏执，爱憎分明，几乎能激起任何年龄段之女性的爱怜，他却恍然无觉——这也是中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吧，反正他在我宿舍里，大家争论戏剧的时候，还有外人以为这是一个学问渊博的考生。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说的就是他。
每到夜深无聊，我们往往会走到办公楼窗下，朝着三楼第一扇窗户喊着“沈博”“沈博”，他基本都在，而且总有时间请我们喝茶，或者大家一起去钻胡同里的小馆子。
《阳台》里面汇聚了与孟京辉并肩战斗过的各路好演员，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扮演妓女之一的夏力心，扮演嫖客之一的周迅（这个周迅是男周迅，表演八九班）。他们在阳台旅社里遭遇，他要扮演将军，她就要扮演战马，有点甲方乙方的味道，但是，两人演得神采飞扬，处处妖娆。周迅一直沉溺教学，很少参加影视剧拍摄，夏力心一直没有真正走红，但是我们知道她的本事，知道她在舞台上的狡黠和妩媚。其实我觉得她创作的角色中，《大撒把》里那个跟葛优约会却始终惦记见作家王月（影射王朔）的文学女青年，没几句台词却颇让人回味，回味她出没其中的八十年代。
此后就是对我个人最具意义的时刻吧——1994年年底，我参与了《我爱×××》的创作，合作者包括本剧导演孟京辉、流浪歌手黄金罡，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王小力。总共写了三稿，从1994年7月30日，到10月23日。本来是想写个好端端的爱情故事，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故事能让我们真正信任，索性把未来的演出当作肆意的表白，每句台词前面，都要冠以“我爱……”试试吧。
“拥抱贫乏”“审判历史”“挑衅观众”“轰然倒地”，一个又一个口号划过，宛如流星，我们经常会被自己的舞台狂想吓着，随即忘了自己本来要说什么。最早的草稿中曾有一句让我们大笑：“我爱各省纷纷独立，我爱各省纷纷放弃独立。”讲的是辛亥年间的景象，却让我们自己联想更多。
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真是个精彩世纪，大师死去可是明星辈出，该发生的不发生，不该发生的几乎都来了。在此要鸣谢吉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大博览》，我们从中找到了太多灵感和笑料。史籍铭刻的某某大罢工旁边，就是一条新闻“纽约一美男子在地铁口遭枪杀”。这种让人精神分裂的排版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本质。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查阅历史，是为了验证自己清白，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好好把自己生下来。
于是1994年的冬夜，在东城区一个仓库模样的排练场里，我们搞了一次没有许可证的话剧演出，匆匆忙忙演了三场，有如飞行集会。不卖票，就那么聚了满场的人，听五男三女八个年青人在那里不断吟诵：“我爱光，我爱于是便有了光，我爱你，我爱于是便有了你……”
这个句式一直持续下去，从1900的新年钟声，一直爱到了我们童年中的白衬衫蓝裤子红药水。因为，我们终于出生了——“我爱一百万尼克松等着接管美国的时候，我出生了，我爱一百万克格勃等着监视我的时候，我出生了……”
当时最打动我自己的，还不是那些坚定而忧伤的咏叹，而是如此咏叹之时，八个演员穿着白衬衫白裙子，站在墙边，像是等待枪决——那些一战二战冷战内战的历史画面，就由放映机投射在墙上，还有他们的脸上，身上。
士兵在行进，列车在行进，坦克在行进，他们就碾压过那些青春的面庞，碾压过那些专注的神情。历史就这样成为青春的磨盘。
在编剧的话里，我自己写的一句是：“不是通过否定，你才能到达坚强”。是的，千疮百孔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衰老的家长，像张楚歌里唱的：“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我们就拉扯着历史，一起长大吧。
黄金罡后来在《美学通信》中更清晰地论断：“革命与反革命都不曾带来自由。那些自称要养育我们的，早已经离我们而去。”
还有一个真正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作家王朔。当时他还在时事文化咨询公司的名头下运筹帷幄，他无私的赞助了八万块钱，因为不能卖票的演出当然谈不上商业回报。他还好心提醒我们，现场可以免费赠送小吃，但是死命加盐，最后观众咸得冒火的时候，我们剧组再高价出售饮料，以求略有收益；至于观众可能中途退场的问题，他比我们还操心，建议场灯熄灭之后，马上落下铁闸门，上厕所都不让出去，让全体观众与演员死守在一起。我至今记得这些起哄架秧子的超现实主义建议，也记得王朔老师摩拳擦掌的风采。
女作家林白在长篇小说《守望空心岁月》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1994年12月27日，我和平面设计家旺忘望，《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赵彤宇到中国美术馆后面的一条地形复杂的胡同里观看话剧《我爱×××》，沿途有一些红色箭头，后来我发现这些箭头越来越多，布满了整个剧场的四面八方上下左右，我们进去没多久，演出现场的铁门轰然落下。”
这部小说里大段摘引了《我爱×××》中的台词，却疏于联络我们，产生了事后的一点涟漪，然而双方都是老实厚道之人，所以很容易沟通。最后，人家送来几百块钱，我们四个编剧在操场就给分了——那是我第一次从实验戏剧中捞到一点报酬。
这出戏的舞蹈是金星，那时她还是一个爽朗的哥们儿，带点东北口音，衣着鲜艳，爱打手势，排练时真心投入。
排练场里还有个游荡的闲人，就是麒麟童子何勇。那时候他刚惹一点小麻烦，因为赴香港红馆演出前，他对外界说了四大天王都不怎么会唱歌之类的谬论。这会儿事情已经平息了，但是，何麒麟还有点不忿，所以演员们吟诵“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江南第一才子，我爱已经受够了的文坛先知”之时，黑乎乎的观众席深处响起一句：“我爱已经受够了的四大天王！”
这次演员共计八位演员，郭涛赵环宇都是表八八的主力，戈大立是最后一次参加幕前演出，戴明宇这个导演系的大眼睛哥哥，已经成长为著名编剧，代表作品就是《天龙八部》，王锦鹏是表九三的实力派，也许你们会记得他在《浪漫的事》里面演的那个结结巴巴的环保主义热血青年。
女演员首先要提到李梅，她是表演九○班的大李梅（后来孟氏戏剧中还有一个极具喜剧天分的小李梅），后来还演出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的警花。她是让你感觉很十三点的女性，大眼睛总透出惊奇，走路跌跌撞撞，笑起来不管不顾，然而神奇的是，她自己一直自诩是个细腻的女性。我曾受女性杂志《都市主妇》之托，向一百个熟识的女性提同一个问题：“在你生命中，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样的？”李梅的回答是：“阴雨天时，听着最爱的CD，泡一壶清茶，朋友们在闲扯，猫咪靠着我打着小呼噜，幸福的感觉便洋溢在全身的每个细胞里。”天哪，她还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是个平庸的小资。
茹鲜是个开朗自在的女孩子，李梅的同学，她们那个班叫新疆班，陈建斌李亚鹏王学兵都在其中。
还有一个参演的女生，来自电影学院的徐静蕾。她那时的声音条件还不够让她自信，所以，她在排练的时候格外练功，生怕被中戏这群粗人比下去。回过头来看录像，她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啊。
好像那次演出开始，孟京辉就拉起山头自称“穿帮剧社”了，命意大概是“别人属于无心露怯，我们属于有意穿帮。”
随后不知怎么的就过了三年，我埋头写电视剧，都不知道老孟在忙些什么，就知道他带领《我爱×××》出过一次国，还为此写了检查。再看他的戏，除了1995年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居然就是1997年的《爱情蚂蚁》了。
《爱情蚂蚁》，那是一出多么好的戏啊，据说才花了两万七千块钱，中戏的戏剧研究所出品。在孟京辉的作品中，这也是被忽略的天才之作，只因为现场的录像效果不佳，没有出碟，以至埋没。
以色列作家韩乐闻的原著我无福分享，但是知道他被称为“以色列的良知”，精于刻画生命中的哀伤，此公1999年骨癌去世，他的遗作《安魂曲》，前一段也曾来京演出。
翻译者改编者黄纪苏的文字，我是叹服的，“文心译胆推纪苏”，我就是那一次结识了这位谦谦君子。那个剧本在《外国文艺》发表过，应该还能找到，名字好像是《亚克比与雷旦头》，我知道，黄纪苏还有一种译法，那就是《假泼皮与赖蛋头》。
关山参与了歌词创作，张广天的作曲更是悲慨大气的抒情——每当男女主角歌唱他们未来将如何甜蜜厮守，共渡黄昏的时候，全体演员就冷冷合唱：“这一天不会来临，我亲爱的人……”就这样被否定，就这样被断送，蚂蚁的爱情，爱情的蚂蚁。
“不刷牙不梳头不洗脸，那时候我还是个小青年，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那时候我还是个小青年……”这首则纯粹是广天的口气，上海人的口气，那么亲切寻常，亲切的寻常的怅惘。
“桔子黄了，就要熟了，狐狸老了，眼睛暗了，生锈的钥匙，打不开房门，风吹过沙漠，不留下脚印……枕头破裂，飞出了羽毛，河水涨起，淹没了大桥……”  
“我知道这是结局，我已经永远失去。我知道这是结局，一切都无能为力。风一样走近，又云一样走开；雪一样凝固，又水一样流去。暮色重了，却没有一丝睡意；天光亮了，却还要起床穿衣。用脂粉把自己层层包起，用笑容掩不住脸上的哭泣。”
这样的歌词，在那个清冷的舞台空间唱起，犹如冰洞溶解的第一声滴答，不知道是吉是凶，然而，你明白，改变已经发生，意义日久自明。
这部戏的主演陈建斌，数年后因为电视剧《结婚十年》而走红，走红以后也没有褪去自己占领话剧舞台的野心，另一主演是男周迅，现在还在戏剧学院辛勤教学，虽然他从《阳台》开始，就证明了自己是这一代话剧演员的中坚力量。女主角陶红，大陶红，独特的嗓音，还有那种不管不顾没心没肺的风采，让这部三人出演的戏剧没有任何遗憾了。
本剧作曲和现场演奏者张广天。也正式踏入了戏剧圈，他与黄纪苏以及本剧策划沈林合作了史诗剧《切·格瓦拉》之后，又独自前行，走向《红星美女》《鲁迅先生》《圣人孔子》《风帝国》《左岸》……而沈林则完成了《盗版浮士德》，黄纪苏带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两个戏让主演陈建斌充分满足。
值得一说的是，《意外死亡》的文学本带有鲜明的黄纪苏风格，是以大资本家收购了剧场，然后宽容和蔼的要求上演一出讽刺资本主义的戏剧来开头的，但是孟京辉的导演台本没法这么处理，除非不思公演，所以我们最后在剧场里看到的，是另一个更稳妥更机智的开头，失去了黄纪苏原本的共讽意味。
其实，这些年还是看了不少难看的戏，用黄纪苏的话说：“名义上是看戏，实际上是看表。”
但是1998年，刁奕男编剧蔡尚君导演的《保尔·柯察金》让我重新振奋，主演胡军还是当年风采，更重要的是，编导懂得怎么提炼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双目失明后的奋力写作，没有组织上的电话、处女作的出版和读者的热烈反馈，那些篇章正像《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的小俗尾巴，其实完全与保尔无缘。
老刁的这个版本，结尾就是保尔与爱人达雅的父亲丘察姆的对话：
丘察姆：那就告诉人们为什么而活吧，人总得有梦想吧？
保尔：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用生命去换取真理。
丘察姆：去死，那什么时候活呢？
保尔：活着，就是要斗争。你问得好，什么时候活呢？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可以说，你刚才的那番话，逼着我要找到答案！
答案是什么？
就是全体演员最终走到台前，吟诵我们每个人都听到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这是答案，也是剧终，朝闻道，夕死可矣！
所以戏剧在这里落幕。
是落幕的时分，也是驻笔的时分。
《恋爱的犀牛》的深情与流传，《切·格瓦拉》的尊严与震撼，已经无须赘述。
因为一切都近了，近了，随着回忆，久远的日子已经近了，快要跟眼前的岁月融在一起了。所以理应驻笔，让一切还是泾渭分明的对峙，过去与现在。
海子在他的汉俳《文艺复兴》中这样写道：“那是劳动的时光，朋友们都来自采石场。”
我感念曾与他们邂逅，同谋，我感念自己曾经目睹的幕启幕落，感念那舞台上诞生的一切——就像黄金罡唱的“走得出的岁月走不出的队列，想得起的诺言想不起的似水流年”，一切都应深切致意。
钱穆老人说过：“能存吾记忆中，方为吾生命之真，其在吾记忆之外者，皆非吾生命之真。”所以我不遗憾于忽略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一个网友读了我这篇文章的雏形，跟了一句说：“鹦鹉在晒命啊。”
鹦鹉是网友对我的称呼，我喜欢夏虫的这个比方。
确实是在晒命。
就像金斯伯格的诗句：“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我们的青春，正和钥匙摆在一起。
（感谢廖一梅女士提供的回忆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