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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语文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2010年10月28日 作者:张向东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湖北 张向东
【内容摘要】新课改实施以来,虽然我们在素质教育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摸索了一些经验,但当前语文教育依然问题重重。本文通过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三种主要错误倾向进行分析,强调在把握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强化语文基础知识与理论的教学,继承传统优秀教法并大胆探索创新。
【关键词】语文教育 问题 任务 继承 创新
素质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以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为根本宗旨的教育。语文学科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学科,是“奠基工程的基石”,“基础的基础”,它在素质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前的语文教学还未完全走出高耗低效、縻费寡功的困境,要改变这种现状,不仅是教育主管部门、教材编写单位、教育科研机构所要承担的责任,更是我们语文一线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重任。现就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语文教育应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举,适度强调其工具性特点
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与人文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工具性与人文性孰轻孰重却是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
纵观历次课改,大家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语文学科的改革历来都是改革中争议最多,难度最大,影响最远,社会反响最剧烈的。究其本原,就是学科的定位问题:工具性是首位,还是人文性更重要。这一定位直接影响到教材的组织编订、学科知识体系的编排、学科教学阶段的统筹安排等,并直接影响到一线教学的组织与评价体系的变革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素质教育实施以来,作为新课改重要的阶段性标志之一的新课标、新教材出台充分反映了当前教育主管部门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与思考。这套教材以其鲜明的人文性,比如关注人的心灵、贴近儿童生活、同步成长历程、紧跟时代步伐、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这种以话题为特色的单元组织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教材编写体例,打乱传统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格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组织模式。有人欢呼,这是语文学科本原的回归;也有人痛心疾首,这是语文教育末日。公婆谁有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两派交锋的焦点来寻找答案。
关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就提出“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种,在生活上是必要生活中的一种”,树起了“语文是工具”的大旗。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又详尽地阐述了语文的这一特性。1955年他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报告中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又说,“语言是形成思想的工具,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语言是吸收各门科学知识的工具”。1963年他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978年,他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随后在1980年叶老又说:“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无疑推动了我国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及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顾振彪先生也身体力行,促进了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也确立了语文工具观的牢固地位。
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有人指出首次提出是在1985年,而在这之前一般称之为语文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是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之后,尤其是针对应试教育流弊并伴随新课改的深入开展,得到重视而渐成主流话语的。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骄人成就,为我们今天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储备,打下扎实的人才基础。比如原子能领域、航空航天领域、生物工程领域等长足进步。关于这一点,甚至是号称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赞赏有加。虽然这一点,国内一些妄自菲薄的人反驳说,为什么我们连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拿到呢?但大家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等其它几个奖项的颁布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才是中国人得不到这些奖项的最大障碍。所以,评价的标准不是什么奖,也不是什么协会的声明,更不是什么杂志的几篇文章,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三维综合形成的我们自己的参照系。正如票房是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一样,好莱圬不是最高标准,如果以好莱圬为标准,中国是没有电影的!同样,如果没有大量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的加入,美国所标榜的小学四年级都不会算术的基础教育,也很难让美国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我们也很难认同其教育的成功,从而被国内某些自以为是的“专家”泊来奉为经典。
但是,我们基础教育很快步入一个死胡同。由于我们的教育评价机制、社会的人才分配机制等方面改革的滞后,从而产生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教师为了个人利益,学校为了社会声誉,政府为了地方效益,老百姓为了“农门”,多方的利益纠葛压迫得教育越来越朝急功近利的深渊滑落。同时,教育理论的陈旧僵化,教材过度被肢解,教学实践无法、也无变革的土壤。为了减少学生评价方面的误差,一度甚至在语文考试评价中使用标准化的做法,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如:秋天来了,树叶( )了。学生答“红”、“飘落”等为错,因为课本上是“黄”了。语文教育也完全抛弃了其应有的思想文化传播功能,成为肢解文本、图解文本的空洞说教,我们的教育完全钻进了应试教育的死胡同。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素质教育应时而生,人文性也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各方面言论,归结起来,人文性要求我们的教育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独特的心灵感受,自己观察,独立思考,言自己所思,言自己所言。而教材的选择上也以贴近学生生活为主,更多的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科技与社会、人自身精神与心理成长探索等,而不是象以往的部分篇目一样内容过于单调,或成为图解语文知识的范本,或成为政治思想的宣传符号。一句话,人文性更多的体现是对人的关注,以人为本。从而淡化处理词的辨析、语法、文体、修辞、篇章段落的解析等语法规则、文章章法、文体结构方面的知识。这一变化的直接表现是考试指挥棒的改革,就是试卷中文学题、感悟题等所谓“活题”的比重增加,同时舍弃对语法、文章章法等方面知识掌握程度与能力的检测。一时间,令很多一线教学工作者无所适从,甚至于有了“一年不学语文照样考100分,初一学生能考高考卷”,“棒槌画个眼镜也能教语文”的笑谈。语文学科的学科特点完全的迷失了。
统观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焦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兴起于上世纪的语法教学还要不要保留一席之地,一是语文教育中要不要进行思想政治诠释与教育的问题。在工具论者看来,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感、思想的传承,正是通过特定的载体,如文字、文章、文物等的得以实现的,而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这一精神传续的重要手段,是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具体体现。“中学语文学科的基础工具性质,要求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文道统一也要求体现这个特点。……语文课中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是在读、听、说、写的训练过程中提高认识,陶冶性情,不象政治课那样对思想观点、政治理论进行系统的教学。”①;而语法教学,正如英语教育或其它语种的教育一样,母语语言规律的有意灌输,是有利于语言的掌握与运用的。因为,“语言生产终归分为两大方面,即语言知识的获得和语言的充分表现。语言知识的获得是被动性的输入过程,而语言表现帽是创造性的输出过程,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前者是基础,是后者的前提。”②而在人文论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它学科的任务,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教材是文化的传承,内容应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文即生活,生活即语文,而对教材内容的诠释,无异于对知识的生吞活剥,从而否定了人性,强奸了人的意识,进而要求让学生自己去感悟,谈自己的感悟。学生没必要成为语言学家,学生学习语文是运用语文,只要会用就行了。我们没理由要求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语言家,成为文学家。乍一听,都有道理,真伪难辨。可细细探究,问题出来了。
有人讲,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两次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一是,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一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的标点符号、拼音字母、语法修辞的吸收与引进,为语言文化真正的平民化和文化的传承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标点符号的引进,才从真正意义解决了困扰读书人多少个世纪的“句读之不知”的问题;正是语法的引进,才让国人反思自己的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日常语言,使语文真正成为一门独立于其它学科的科学。才让贾岛式的自发“推敲”,演进为今天我们自觉的且有理论作科学指导的“语言锤炼”。从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到段落篇章的逻辑结构,文体的选择运用,以及新词语的创造等,都从自发走向了自觉——马克思称之“自发到自觉”的“自由”。如果我们抛弃了传统,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语文学习上跟着感觉走?是否意味着我们语文知识体系的当然解体或对语文科学的背叛?如果我们忽视语文学科的这些属性,而放弃学科知识的学习,那么,我们不是在抛弃传统中迷失自我,就是在追求缥缈中走向虚无。
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克服语文学科性质的单一性取向,注意二者并举,适当强调工具性,让受教育者掌握这一工具的特点,即授人以“渔”,让每一位学生培养更多的“语文素养”,从而让其有能力获得更多的“文化素养”或“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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