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塑造公民，让这个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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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塑造公民，让这个社会进步
　　《这个社会会好吗？》，熊培云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几年前，有论者造出一句话，“围观改变中国”，指的是互联网条件下，跨时间、跨地域对事件的讨论(围观)乃至意见的表达成为了可能。网民线上、公民线下、媒体串联线上与线下，使得围观变得有力量，改变了许多事件的发展轨迹，甚至本身成为“制造”事件、现象、公众人物的一种模式。而据有关统计，在亚洲各国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公民网络行为的政治参与程度最高，当然可以归结为“围观改变中国”。
　　“围观改变中国”的进程还在继续，最新的例子除了网民曝出的各地“房叔(姐、爷)”等事件，还有重庆十一位厅官被一商人用同一名美貌女子“钓鱼”拍下不雅视频以敲诈的惊世丑闻。在围观网民的舆论推动下，后一起事件中涉事的十一位厅官被悉数罢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除了监督政府和官员，围观网民还在监督社会。
　　归结起来，“围观改变中国”具有不容低估的正面意义。这其中，就包括常被忽视的一点在于，“围观”现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过程。尽管网络上时常曝出官员、商人、文人乃至平民的背德行为，网民围观加速了这类消息的传播，但背德行为并不是“围观”者制造的，在被曝出、被“围观”前也并不是不存在。曝光和“围观”在一时让人感到难堪，但从长远而言却净化了道德环境。
　　尽管如此，包括“围观改变中国”的论者及赞美者也承认，在缺乏共识、规则和底线的情况下，“围观”的负效应与其正面作用一样显著。知名学者、畅销书作家熊培云在其新著《这个社会会好吗?》一书中，在对互联网文明带给中国社会正向影响作了条分缕析的探讨后，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指出包括“围观”在内， “互联网社会”存在的诸多乱象。“围观”现象在发挥部分净化作用的同时，也在显著解构道德基础。熊培云说，“任何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都不会贬斥道德。对于身处转型期的国家，道德与法律更可以互为良药，同舟共济”，但偏偏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对道德的冷漠，“只围观，不救人”。有的人认为只要守法，万事就无不可，问题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一部没有道德内核的法律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运行?”
　　“围观”从本质上看，属于熊培云在《这个社会会好吗?》书中定义的“中国式的自由”经互联网平台的放大式运行，即“上有天花板，下面无底线”，既没有制度上的自由底线，也没有价值观上的不自由底线。网络“围观”没有底线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于给一个人随意加上标签，同一个人的几句话从原文抽出来，就可以为之带来各种充满侮辱含义的标签。“围观”时，常可见到网络对骂，对骂者双方其实也存在共识，但人们往往“宁愿为差异而奋斗，而不是为共识而努力”，久而久之，共识(最基本底线)反而被遗弃。
　　更让熊培云感到忧心的是，“解构与嘲笑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旋律……没有敬畏，没有尊敬，没有神圣，没有向上的力量”。如前述，互联网社会出现的现象，往往只是现实生活的集中化体现，网络“围观”中许多人流露出的嘲笑一切严肃认真的“痞气”。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戾气——戾气并不单单表现在行为上，也指话语，是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对政治失序与社会失序的一种畸形反抗形式。熊培云指出，“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不仅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刚刚过去的2012年，诸多政治、社会事件均掀起(部分)围观者“喊打喊杀的话语暴力”，就恰恰说明包容异己的公民之德的缺失。
　　前面已经提到，“围观”过程的惯常情节是，给人贴标签。书中引述了阿玛蒂亚·森的名言“诋毁别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对应来讲，要改变“围观”，进而让“围观改变中国”这样的过程发挥更多的净化等正向作用，就需要人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和他人摒弃对他人、事物给予单一标签化的做法。在此基础上，要确保努力促进、匡扶政治上社会公平正义的导向，并培育你、我、他在内众人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观念、责任观念，做到托克维尔当年所期许的“(成为)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有关公民的责任观念，《这个社会会好吗?》这本书也给出了明确答案“你即你选择”。将一切(有悖道德、挑战规则)的选择归咎于环境、制度，是当下的流行语，借以规避个人责任。熊培云的看法是，“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可以选择，仍有希望……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来源：新华悦读 | 作者：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