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故乡诀别 {文化自由谈 }

鲁林涛

鲁迅：与故乡诀别

　　■丁国强
　　《故乡》发表在1921年5月号的《新青年》，这份杂志的读者主体是背井离乡的青年学生，所谓“四合院共同体”。这个建立在地缘关系的新知识阶层介于城市与乡村、传统习俗生活与现代生活、背叛与怀念、理想与现实之间。故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情感对象，一个永远都无法突围的城堡。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通过对《故乡》文本被阅读的历史的描述，考察了文学对国家政治的想象演变过程。阅读史不仅是对文本的接受、解读、体验、批评的历史，而且也是一个作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心灵史。藤井省三先生发现从阅读鲁迅入手，追溯20世纪中国迈入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复杂心态，是一种意味无穷的阅读方式和批评方法。
　　知识者既是故土的怀恋者，又是故土的批判者。在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死气沉沉的观念背景之间，出走的知识者不得不面对选择的痛苦。隔膜的故乡已无法为处于灰色现实之中的知识者提供情感慰藉和回归理想。故乡给予知识者的绝望感是本源性的。与故乡诀别，在导致个体生存的孤立无援的同时，也赋予知识者一种清醒，一种“叛逆的猛士”的执著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故乡为知识者提供了本初的民间经验，其实，无须刻意强调“到民间去”，每个人身上都打着民间的烙印，故乡是一种“原型”。鲁迅用残酷的现实目光完成了对故土情结的消解。引起外出求学的五四青年共鸣的《故乡》，用凸现日常生活的方式直面现实人生。遭遇了辛亥革命的挫折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之中，等待着微弱的希望之光的出现。主张“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鲁迅提醒人们，不必指望从故乡寻找精神出路，否则，极有可能“走了一圈又回来”。鲁迅在闰土的生计问题和知识者的精神追问之间寻求一种价值同构。艰涩的世道和凄苦的人情考验着感觉“愿望茫远”的启蒙者。
　　藤井省三考察了自1923年顾颉刚等人编辑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将《故乡》收入教科书以来，《故乡》被师生解读的历史。一篇文章的命运凝结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学语文教育史。过度的推敲和牵强附会的解释大都是为了迎合现实政治和教学功利的需要，从而使《故乡》的教学风景黯淡无光。为了回答被设置得“别有用心”的题目，鲁迅的心思被生硬地肢解和歪曲了。曾经用《故乡》来描绘为寻找应走的路而品味着灵魂痛苦的鲁迅，变成新的圣人之后，其作品被政治公式衡量来衡量去。在“政治挂帅”的语文教学模式下，人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故乡》，在杨二嫂究竟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到底闰土在灰堆里面有没有藏碗碟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好像鲁迅写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阶级斗争的素材而已。“文革”时期，《故乡》因为“是一篇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教材”而被放逐于教材之外。改革开放时期，语文教师开始为“豆腐西施”平反，并且复活了“闰土＝小偷”的观点，确认“《故乡》的基调是悲凉”。捆绑在《故乡》上面的概念绳索被解开，自由解读成为基本的阅读方法。健康的语文教学显然不是进行生硬的思想灌输，把阅读者设置成任人摆布的思想容器，只能使阅读者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的依附者，这正是鲁迅先生所竭力反对的。
　　《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