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读书民刊《书香》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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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在民间——解析民间读书报刊现象

2007-12-14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大批民间、准民间的读书报刊开始“浮出地表”，以其平易、朴素却不失博雅书香的品格受到广大读者的亲睐。她们逐渐凸显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举其可观者，有《芳草地》《书脉》（北京）、《博古》《东方书林》（上海）、《读书人》（成都）、《书友》（十堰）、《书人》（长沙）、《书香》（合肥）、《清泉》（呼和浩特）、《文笔》（进贤）等等。有的极为小众化，如以收藏为主题的《博古》、专门弘扬日记文化的《日记》、致力于研究书信文化的《书简》，但大体以谈书论书为中心。而究其内涵，这些民间读书报刊的共同特点，就是其民间性或准民间性，以及由此流溢出的书香趣味、书卷情怀。她们的主办者有的是出版社、书店的读者俱乐部，更多的是纯粹的读书爱好者，但她们在读书界往往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她们大多是内部印刷物或干脆是素面朝天的油印本，却魅力无限地联接起了一个庞大的读书群落，以至于网上流传这样的段子：季羡林先生九十高龄，每天除了看《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外，还一定要看《开卷》；她们不少地处偏远小城，但丝毫不影响她们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她们刊载的文章无法为参评职称提供砝码，甚至大多没有稿费，却丝毫不影响投稿者的积极性。她们的作者队伍，既有普通读书人，也包括于光远、朱正、钟叔河、流沙河、范用、袁鹰、谷林、董桥、曾卓、何满子等众多文化界耳熟能详的人物。 　　民间读书类报刊对于当下阅读界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她们所自觉倡导的平易近人的文风的积极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文坛流行起李泽厚先生尖锐批评过的那种“把人转到人仰马翻、天昏地暗却仍不知道它到底说些或想说些什么”、“弯弯曲曲似通非通的‘团团转’文风”时，提倡具有中国本土意味、凝结着中国情怀的行文风格，凸显为读书界潜在的呼声。民间读书刊物所普遍奉行的与读者贴近、平易近人的态度与儒雅之风、书卷气息，自然令人耳目一新。她们大体以“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的书话体文章为主，不求所谓的“学术性”。有的用稿要求甚至近于别致。比如为了让《清泉部落》达到“少发空言，多做实事”的境界，主编张阿泉亮出八条原则，其中包括：“特别提倡写短文；反对空洞抒情，要求虚言务去，减少泡沫，只以白描笔法直接表述；正文内酌情滤掉‘著名’、‘最’、‘非常’、‘辉煌’、‘大师’、‘泰斗’、‘永远’等超级词汇；慎用标点中的叹号和省略号。”短小精悍的文章、视角独特的定位与平易的行文态度，吸引了大量读者。 　　近年来，国民阅读率持续6年走低，终于跌破百分之五十，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与传统理性的阅读相比，随着商业主义、世俗化以及后现代浪潮的席卷，近年中国的大众阅读开始呈现出大面积异化的倾向，前所未有的功利性阅读与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大行其道。民间读书类报刊的重要贡献更在于其对构建书香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消费主义、实利主义与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倾向的潮流夹缝中，民间读书报刊践行着一种真正的读书人的“第三条道路。”这个圈子多是忠实的纸质图书阅读者，倾心于朴素温润的纸香墨韵。他们不紧不慢地闲翻图书，而从不气喘吁吁地追赶着畅销书；他们不追求轰动效应，有了感触与话题就说点什么，随兴而起，兴尽辄止。民间读书报刊似乎只是求得在一小撮好书者中间流传着一些小众化的书事，共享一种别致的书趣，营造出一种清风细雨般的书香。他们甚至公开主张趣味主义的读书态度，经常沉迷于旧年读书人的爱好，如自制藏书票，赏玩毛边本。刊物大多毫无浓妆艳抹的张扬之气，而别有小荷翠露般的雅致之神。由这些民刊选编出的《笑我贩书》，《开卷文丛》、《我的书房》、《民间书声》、《答客问》等，成了读书人争相传阅的趣味之书、性情之书。钟叔河曾经在《书人》上提出三条忠告，其中之一即“必须植根于基本读者，关注读书人，少讲大道理，着重培养读书情趣”。自发自费组织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成了近年来国内读书界极具代表性的公益读书活动，迄今分别在南京、十堰、北京、呼和浩特四个城市举办了四届，其宗旨即在传播中华文化，营造全社会良好的书香气息。今年刚刚在“毛笔之都”进贤举行的第五届读书会上，培育书香文化仍然是与会者的强烈心声。民间读书报刊不以“学问”为己任，但她却从没有放弃营造读书氛围的良苦用心。 　　钱钟书先生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但说到底，读书不应存在民间与非民间一说。事实上，民间读书报刊多数无法像正式报刊那样月旬周日地按时出版、长年挺立不倒，而多是随意兴办随缘放下，甚至不乏旋生旋灭者，抱着一种“我来过，笑过，哭过，幸福过”的存亡观。即使以坚持长久的《开卷》来论，也不过七八年光景。除了报刊创办体制、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这种命运还与民间读书类刊物本质上闲散的生存态度有关——这也是许多同仁刊物的本质特点。但不管如何，让民间书声琅琅，是读书人的莫大幸福。 　　张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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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错版书引出的佳话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18日   08 版）

    “无错不成书”几乎成了当下大陆出版界的“潜规则”。网友“一条沉没的鱼”就曾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买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有严重的印刷错误，中间有好几页没印上字。去书店要求换，但是那家店的这本书都是这样。”我当即跟帖：“前些日子在当当网买了杨葵先生的《东榔头》（湖南文艺），200页的书，有16页开天窗。”这样的书已经严重影响正常阅读了。爱书人买到这样的书，其心情的沮丧程度不难想象。但也有例外的惊喜。我就曾被这“例外的惊喜”击中过。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11年12月5日凌晨，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条帖子：“爬山。逛琥珀、晓风书店。五折购得：《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吴相湘《三生有幸》、胡旭东《江南访古》、吴茂华《明窗书话》、吕剑《双剑集》、绿原《再谈幽默》、章品镇《自己的嫁衣》。有趣的是，《自己的嫁衣》从序到目录都错成了龚明德的《书生清趣》。这可是@子聪的开卷闲话主编的开卷文丛哦。”
    “子聪的开卷闲话”是南京爱书人董宁文的网名。董先生把一份薄薄的民刊《开卷》办得风生水起，所发文章“短小简洁，不作套话官腔，读来轻松自如，趣味盎然”（钱伯城语），其知名度和好口碑不亚于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董先生在《开卷》开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传递着全国各地读书人、爱书人的各种与书有关的信息，现已结集到第六编，陆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他还主编出版了在读书界广受好评的《开卷文丛》、《开卷读书文丛》、《凤凰读书文丛》、《开卷书坊》等丛书，我差不多是见一本买一本。他编的“我的”系列丛书《我的书房》、《我的笔名》、《我的闲章》、《我的书缘》，每一本我都爱不释手，并主动为每一本撰写了书评予以推介。可以说，我虽然与董先生缘悭一面，但对他仰慕已久，并在新浪微博上偶有互动。我写上面这条微博，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向他通报一下信息而已。上次在当当网买到他编的那本封面与内页倒装的《我的闲章》，也没有想找当当网或出版社退换，自己悄悄收着。
    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董先生的回复：“你那本可是错版啊，如果有兴趣，我有机会可请龚明德和章品镇两位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不过章老已九十高龄了。”
    章品镇先生和龚明德先生都是我非常崇敬的读书人。章先生曾任《雨花》和《钟山》的主编，那是我曾经特别喜爱的两本纯文学刊物。成都“六场绝缘斋”斋主龚明德先生对书更有一种宗教的情结，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敬畏和虔诚，在他眼中，书简直比什么情人还要情人。据彭国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个人的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而是多得抬头是书，低头是书，闭上眼睛还是书，近百个平米的房子内，你想插进去一只没有文化的脚，那都是异常困难的。”我的书房里分别收有两位先生的多部著作。因此，对董先生的热心提议，我怎么能不动心呢？于是我当即回复说：“呵呵，太有兴趣了！”好像生怕董先生反悔似的，我未得到董先生的确认，便径直给他寄去了那本错版的《自己的嫁衣》。
    2012年3月6日，我收到了董宁文先生寄还的《自己的嫁衣》。小心翼翼地翻开，但见书的扉页上不仅有九十一岁高龄的章品镇老先生在病床上颤颤抖抖写下的亲笔签名，还有龚明德先生和董宁文先生深情款款的跋语。
    龚先生写道：“这部《自己的嫁衣》是前辈文人章品镇先生的大著，却被印刷厂在装订时混入了拙著《书生清趣》的书页。此丛书主编董兄宁文先生挂号寄来成都，嘱我为此书收藏者（实为受害者）何况书友写字留念。说一声：何况，你破费了！龚明德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董先生写道：“章老久卧病床，此签名颇不易也。明德先生认真跋语颇意味深长。此书乃一奇书也。宁文于金陵  二○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我与章先生、龚先生、董先生素昧平生，三位先生接力写就的这则温情脉脉的书人佳话，将激励我买更多的书、读更多的书。然而，不管以后买多少书，我都将好好珍藏这本来之不易的奇书。
    福建省厦门市    何光喜
    “无错不成书”几乎成了当下大陆出版界的“潜规则”。网友“一条沉没的鱼”就曾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买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有严重的印刷错误，中间有好几页没印上字。去书店要求换，但是那家店的这本书都是这样。”我当即跟帖：“前些日子在当当网买了杨葵先生的《东榔头》（湖南文艺），200页的书，有16页开天窗。”这样的书已经严重影响正常阅读了。爱书人买到这样的书，其心情的沮丧程度不难想象。但也有例外的惊喜。我就曾被这“例外的惊喜”击中过。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11年12月5日凌晨，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条帖子：“爬山。逛琥珀、晓风书店。五折购得：《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吴相湘《三生有幸》、胡旭东《江南访古》、吴茂华《明窗书话》、吕剑《双剑集》、绿原《再谈幽默》、章品镇《自己的嫁衣》。有趣的是，《自己的嫁衣》从序到目录都错成了龚明德的《书生清趣》。这可是@子聪的开卷闲话主编的开卷文丛哦。”
    “子聪的开卷闲话”是南京爱书人董宁文的网名。董先生把一份薄薄的民刊《开卷》办得风生水起，所发文章“短小简洁，不作套话官腔，读来轻松自如，趣味盎然”（钱伯城语），其知名度和好口碑不亚于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董先生在《开卷》开的专栏《开有益斋闲话》，传递着全国各地读书人、爱书人的各种与书有关的信息，现已结集到第六编，陆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他还主编出版了在读书界广受好评的《开卷文丛》、《开卷读书文丛》、《凤凰读书文丛》、《开卷书坊》等丛书，我差不多是见一本买一本。他编的“我的”系列丛书《我的书房》、《我的笔名》、《我的闲章》、《我的书缘》，每一本我都爱不释手，并主动为每一本撰写了书评予以推介。可以说，我虽然与董先生缘悭一面，但对他仰慕已久，并在新浪微博上偶有互动。我写上面这条微博，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向他通报一下信息而已。上次在当当网买到他编的那本封面与内页倒装的《我的闲章》，也没有想找当当网或出版社退换，自己悄悄收着。
    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董先生的回复：“你那本可是错版啊，如果有兴趣，我有机会可请龚明德和章品镇两位先生在书上签名留念。不过章老已九十高龄了。”
    章品镇先生和龚明德先生都是我非常崇敬的读书人。章先生曾任《雨花》和《钟山》的主编，那是我曾经特别喜爱的两本纯文学刊物。成都“六场绝缘斋”斋主龚明德先生对书更有一种宗教的情结，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敬畏和虔诚，在他眼中，书简直比什么情人还要情人。据彭国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个人的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而是多得抬头是书，低头是书，闭上眼睛还是书，近百个平米的房子内，你想插进去一只没有文化的脚，那都是异常困难的。”我的书房里分别收有两位先生的多部著作。因此，对董先生的热心提议，我怎么能不动心呢？于是我当即回复说：“呵呵，太有兴趣了！”好像生怕董先生反悔似的，我未得到董先生的确认，便径直给他寄去了那本错版的《自己的嫁衣》。
    2012年3月6日，我收到了董宁文先生寄还的《自己的嫁衣》。小心翼翼地翻开，但见书的扉页上不仅有九十一岁高龄的章品镇老先生在病床上颤颤抖抖写下的亲笔签名，还有龚明德先生和董宁文先生深情款款的跋语。
    龚先生写道：“这部《自己的嫁衣》是前辈文人章品镇先生的大著，却被印刷厂在装订时混入了拙著《书生清趣》的书页。此丛书主编董兄宁文先生挂号寄来成都，嘱我为此书收藏者（实为受害者）何况书友写字留念。说一声：何况，你破费了！龚明德  二○一二年二月三日。”
    董先生写道：“章老久卧病床，此签名颇不易也。明德先生认真跋语颇意味深长。此书乃一奇书也。宁文于金陵  二○一二年二月廿五日。”
    我与章先生、龚先生、董先生素昧平生，三位先生接力写就的这则温情脉脉的书人佳话，将激励我买更多的书、读更多的书。然而，不管以后买多少书，我都将好好珍藏这本来之不易的奇书。
    福建省厦门市    何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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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已经结束？

2008-05-07　来源： 博览群书　　作者:止 庵
　　友人董宁文君给我出了个“我与《开卷》”的题目。《开卷》是一本“民刊”，由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主办。32开，28页，每月一期，有内准出字，快要出满一百期了。国内类似这样的刊物不止这一种，我常见到的有长沙的《书人》，十堰的《书友》，武汉的《崇文》，北京的《芳草地》《书脉》，济南的《日记杂志》，呼和浩特

的《清泉》，上海的《博古》，进贤的《文笔》等，均为寄赠，并不发售。就中以《开卷》水准最高，也最稳定，虽是戋戋小册，却很耐读。办“民刊”的多是热心人，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但多数“民”的味道不足，好像非主流的“主流刊物”。相比之下，《开卷》最少此病。我希望《开卷》保持这一特点，我祝愿它办得长久。
　　由《开卷》衍生出两套公开出版的书，一是“开卷文丛”，前后共出了三十种，作者多为文坛老人，其中谷林著《淡墨痕》，李君维著《人书俱老》和范用著《泥土 脚印》，洵为传世之作；一是“我的”系列，包括《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和《我的闲章》四种。我曾打算就后一套书写篇文章，因家中有事未能写出。我想谈的是，文人现今已经相当边缘化了，或许日趋绝种亦未可知。这里的几个题目，却正是文人特色之所在，说得上是彼辈此时所表现的一种姿态。 　　有关《开卷》，所要说的就是这些；至于“我与《开卷》”，只须交待一句：我是它的作者之一。 　　且来讲点题外话。春节前后，我读了《晨报副刊》影印合订本前七册，即孙伏园所编1921年至1924年部分。起初只为查点资料，继而想不如花点工夫通读一遍。《晨报副刊》脱胎于《晨报》原第七版，即如“出刊启示”所说： 　　本报的篇幅原是两大张，现在因为论说、新闻、海内外通信、各种调查、各种专件以及各种广告，很形拥挤，几乎要全占两大张的篇幅；而七版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所以现在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于附刊之内，又把星期日的半张特别编辑，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 　　借这套书时，有位编过报纸的朋友在场，说：“这是中国最好的副刊。”不免让我有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但读过之后却多少出乎意料。别说现在一般报纸的副刊了，就是几种读书杂志，也不是《晨报副刊》这个编法。第一，它涉及的方面很广，绝非“文艺副刊”可以赅括，而是兼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从所设“读书录”、“译述”、“地质浅说”、“小说”、“诗”、“浪漫谈”、“戏剧研究”、“歌谣”、“游记”、“卫生浅说”、“科学谈”、“生物浅说”、“专著”等栏目即可看出；第二，不少文章内容颇专，譬如“地质浅说”之《火山与山脉的生成》（予仁著）、《岩石的系统》（予仁著）、《煤层怎么生成》（予仁著），“卫生浅说”之《病原论》（余幼尘著），“译述”之《社会进化之原理》（英人Hobhouse原著，少平译），“讲演录”之《地球和生物的进化》（葛利普博士讲演，龚安庆教授口译，季瑜笔记）等均是，虽然标榜“浅说”，实则不是普及写法。以今日的眼光视之，《晨报副刊》分量够重，却不能说有多“好看”。即便每周日那一期，也是这样。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此连载的，首次归入“开心话”，第二次起特为另辟一个“新文艺”的栏目。周作人所译古希腊的对话《大言》《兵士》《魔术》，牧歌《情歌》《割稻的人》，拟曲《媒婆》，小说《苦甜》和日本古代的狂言《骨皮》《伯母酒》，也在星期日的“古文艺”一栏刊出；所写《自己的园地》一辑文艺批评，则在“文艺谈”一栏揭载。因此，以“专取有趣味可以寻娱乐又可魇智欲的材料，以供各届君子休假脑筋的滋养”来形容这些作品，恐怕我们难以接受。 　　然而《晨报副刊》当时颇受欢迎，影响巨大。回过头去看《出刊启示》“关于学术文艺的译著，不但读者不许删节，而且常有要求增加的表示”的话，不免感慨：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说，无所不听，真是启蒙时代才有的气象。《辞海》以“开发蒙昧”释“启蒙”，于“启蒙运动”则云：“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这可以代表对此的一般看法，然在我看来，第一，这里似乎过于强调“给予”的一方，而轻视了“接受”的一方；我们常常以为启蒙是前者的主动作为，其实相比之下，后者的求知可能更具主动性，至少也是彼此间的互动。我前面的话，改成“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可能更为恰切。第二，“使社会接受……”所划范围过于大了，其实启蒙未必能够及于大众。形容启蒙，不如径用《孟子・万章上》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但是说到底这还是精英内部的事儿。我读《晨报副刊》，颇能感到那时“后知后觉”的确强烈要求为人所“觉”，而“先知先觉”自是责无旁贷。 　　现在谈到《晨报副刊》，或许以为其主要贡献是传播新思想和推进新文学；然而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初同样是重点所在。从知识启蒙这一点上说，后来有份杂志堪可比拟，就是80年代的《读书》。《读书》我曾每期必看，最留心冯亦代的专栏“海外书讯”和董鼎山的专栏“西窗漫笔”，我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了解，多半得益于此。头一次听说海明威、福克纳、诺曼・梅勒、阿瑟・密勒等人的名字，知道世间有这些作家，他们有什么作品，这才去一一找来读了。虽然后来重读两位所作，感觉内容多半已经过时了，就像如今看《晨报副刊》那些介绍知识的文章一样。《读书》曾经有的影响毋庸多言，我想强调的是，它也是“求知－启蒙”的产物；“有人说，有人听，无所不听，无所不说”的话，用在这里同样恰当。 　　前些时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在我看来，此乃时势使然，归结为编辑方针有误，未免倒果为因。当“广泛的知识分子”不再有被启蒙的要求――其实是他们已经大众化了――“小众”、“同人”们只能讲给自己听了。“后知后觉”的启蒙时代过去，继之而来的是“先知先觉”自娱自乐的时代。在这个“自”――一群人，若干人，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范围之内，他们仍可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目下有“读书界”或“读书圈”一说，听来好笑，却反映了某种真实情况：读书已经成为一个“界”或一个“圈”里的事儿了，“界”或“圈”外的人对此不复关心。 　　当年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另办《语丝》，恰恰是一份“同人杂志”。较之《晨报副刊》，《语丝》知识介绍减少，言论发布增多，而这正是启蒙色彩转趋淡化的迹象。到了30年代，废名、冯至办的《骆驼草》就更“小众化”和“圈子化”了。鲁迅批评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1930年5月24日致章廷谦）其实还是时势使然。周作人说：“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所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1932年11月13日致俞平伯）也可以理解为看出今昔时代不同，一种必要的自我调整。 　　有关历史上每次启蒙时代兴起，议论很多；它的消歇，人们似乎较少留意。所以消歇，各具原由，或许是因为启蒙之后的社会转型成功，启蒙思想已转变为新社会的行为规则，这里无暇细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启蒙只是一时之事，不会无止无休。启蒙时代告一段落，并非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业已解决，而是这些问题不再像过去那么受关注了。就现在的情形来说，思想问题实已与“广泛的知识分子”无甚关系；知识介绍则别有更为便捷的途径，但是那种旨在丰富自我、健全人生的“无为而为”的求知已被普遍放弃，转为一种更为实用的要求，而这与启蒙实际上已经无甚关系。 　　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谈谈《开卷》之类“民刊”。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式出版的刊物其实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而我所谓多点“民”的味道，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