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为何需要和尚、教士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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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为何需要和尚、教士与牧师？








        
许锡良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皇权文化，皇权文化其实就是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骨子里就是一种庸俗的等级、特权世俗文化。如果抓住了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理解中国二千多年文化演绎的轨迹。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教士；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是非常经典的判断。说明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深入骨髓。为什么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教士；而不憎道士呢？因为，这些宗教中，只有道士是中国本土的，其他都是外来的。外来的宗教为什么中国人就憎，而本土的就喜欢呢？这倒不仅仅因为中国人盲目排外，保守导致的，而是因为道士其实也仍然是世俗的宗教。道家与儒家是密切配合，互为补充的。儒教要人当官发财，高官厚禄，但是，这个游戏是有强大的排他性，在官场上不如意者常常是十之八九。这些人需要心理安慰，需要有退路，给出路。这个时候，回归田园，放纵山水就得有一个说法，这是道家在中国存在的最大根源。如果一个人在仕途得意呢？这更有用途，因为道家的目的是寻找长生不老药。道家的终极目的是长生不老，即使成不了仙，也要再多活五百年，即使多活了五百年，也要成一个像乾隆那样的十全老人。在中国的“福、禄、寿”三星高照中，寿虽然放在最后面，但是，也是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有福、有禄之人，假如没有寿命享受，这是极大的遗憾。北宋王安石之子王雱（1044-1076字元泽，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天资敏慧，未成年前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1067）进士，调旌德尉，累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迁龙图阁直学士。王雱才高志远，助父变法，惜英年早逝，卒时仅33岁。死后一度被摆进曲阜的孔庙祭祀，列为先贤。结果王安石死后不久，就被踢了出来，理由是“短寿”。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中真正称得上是“圣贤”，必须是“福、禄、寿”三者齐全，少一样也不行的。其中福，必须有儿子传后人；禄，必须做过高官；寿，则必须长命，至少，如果没有长命百岁，也得像孔子圣人与亚圣孟子那样，活个七十三甚至八十四之类才行。


在中国儒家文化价值观，其实是不能够容下和尚、尼姑、回教徒、教士和牧师这些人的。我小时候读冯梦龙的《三言》，还有凌蒙初的《二拍》，里面就写有不少和尚与尼姑通奸的故事，或者尼姑与施主之间偷情的故事，这奠定了我小时候对和尚尼姑的恶劣印象。其实现在想来这是用儒家文化价值观故意恶心佛教、篡改佛教的结果。在唐代，佛家寺庙就被陆续赶进了深山老林里，因为，他们吃斋念佛的结果严重妨碍了在孔子儒家教化之下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奢侈豪华生活的实施，还因为，佛教里让人生死轮回及因果报应，也严重妨碍了儒家皇家贵族、官僚们的及时行乐，奢靡放纵的糜烂生活。最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和尚尼姑出家之后，禁欲，这简直就是儒家文化中的断子绝孙，是儒文化中三大不孝中的“至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样情况下，人们要不厌恶和尚尼姑才怪。中国人在北宋之后，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改造之后，也慢慢地有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佛教理念，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朱熹得以完成的。他一边继续宣扬儒家圣人文化，把孔子吹到天上去，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边努力篡改佛教然后有选择性地吸收佛教的一些理念，弄出一个“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一套贞节理论。其实目的是要天下人克制自己，便于统治、驯服，而官僚们好趁机扩大自己的利益。朱熹的儒家理论重新创建工作做得很到位，实践得也很到位，乃至到明清时期，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与解说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任何人再有什么别的见解。但是，这个朱熹，一边是理学圣人，一边利用心中的权力，“诱引尼姑二人为宠妾”，包养尼姑为小妾，做着欺男霸女的勾当，还为扳倒政敌折磨妓女，诱逼口供，草菅人命。“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一点朱圣人可以说做得最漂亮，最到位。




佛教里的寺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NGO”非政府慈善机构，因此，最早寺庙都是立在闹市，因为只有闹市才能够起到救助众生的作用。寺庙其实也有救助苦难者的功能。在这里不但可以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料，有吃有住，而且有人安慰心灵。和尚尼姑其实就是专业的心理师。他们克制自己，以身作则，为天下苦难人示范新的活法，把人的苦难的争斗中解救出来。由于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清静，没有社会俗务缠身，不能有家庭的拖累。所以，才需要抛弃家庭，禁欲是不想为家庭拖累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和尚尼姑需要解救的首先是自己，然后才可能谈得上帮助别人。这样就有了“小乘佛教”即自我救助的佛教，和“大乘佛教”，即普度众生的佛教。许多中国人不明白和尚、尼姑为什么要有那样一套行头，穿戴与常人不同，而且还要理发，受戒印，其实这些标志只是为了方便人们识别，同时也方便人们监督而已。

在西方有基督教，基督教又分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前二者专职人员叫教士，也与和尚尼姑一样，是不能有家庭的。天主教严格规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与俗人有明显界限。修会由信徒组成，会士须发神贫、贞洁、服从三愿，并过集体生活。基督新教里的专业神职人员有牧师，与天主教中的神父的不同在于牧师可以结婚，女性亦可以成为牧师。无论和尚、尼姑，还是神父、教士或者牧师，他们都在世俗生活中异于普通人。而且在穿戴方面也与常人不同。目的也是方便人们识别，同时也接受公开的监督的意见。

人类社会如果全是和尚、尼姑，或者全是神父、牧师，那么，就无法生存下去，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社会需要有一些专职人员来做心灵的安抚工作与心理的治疗工作。这类人必须专职来做，而且天赋包括情商、智商与慧根都要特别高，才可能担当此任。他们其实就是职业思想家或者职业的思想传播者。历代世俗的专制统治者非常害怕这一类人。因为这一类人最难以驾驭，最难以被收买。历代专制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与统治办法无非是金钱、官位与美女的收买，然而这一类人在这些东西面前都被屏蔽了。对他们基本上不起作用。美女对于受戒的人来说已经无意义。金钱只是在饥饿与修建教堂或者寺庙的时候才会有一点价值。而官位对于这些人来说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古今中外，和尚、尼姑、教士、牧师都是难以被世俗统治者收买的人，他们常常是一个社会中正义良知的最后坚守者，是社会的最后守夜人。这些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有坚定的信仰，有自己成套的严密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们常常特立独行，担当大任，敢于赴死救难。还因为他们不为家庭所拖累，所以，所做之事不必考虑为稻粱谋，为权贵折腰。在英国牛津、剑桥至今还保留了终身不婚不嫁的和尚、尼姑、教士式的专门研究员，学校养着他们，他们没有工作任务，在世俗眼光中，他们脾气古怪，行为乖张，思想诡异，偶有独到发现，就出来张贴告示公开演讲。其实当年的剑桥大学牛顿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活在神的世界里，引领着世俗的人类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


社会的多元复杂，需要各种不同的人。大一统思想与普天之下莫非什么什么的观念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杜绝了人类多种可能生活的可能性，使得整个人类变得单调、枯燥、乏味。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自然也包括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人做和尚、尼姑、教士、牧师这些专职的精神导师。

2013年7月4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