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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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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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 / 凌宗伟


罗炜（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教研员，活动主持人）：
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就看到他发一篇帖子，准时把我们叫起来的这样一位校长，不曾谋面，但是非常的熟悉。今天见到本人，更有生气，有生命活力。说到生命，我想起了尼采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关于生命的话题，从我个人的理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叶澜教授说：“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开始，我一直从事相关的研究。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用艺术点化生命》，后来编了一套丛书，叫做《生命成长》。关于生命的话题，在西方，从14、15世纪开始，就对生命空前地重视；古希腊和罗马的发现，人是万物的尺度，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现在，西方都是把生命和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我们中国，在我们这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略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了生命的话题。
昨天我还在QQ上和凌老师聊了聊，他告诉我今天这个话题的三个关键词：生命、生活、生长。我想凌老师作为一位校长、一位语文老师，他会用他用生动案例、形象语言来阐述他是怎么理解生命教育的。下面我们有请凌校长。

凌宗伟：

我不太适宜用课件讲课，是个信马由缰的人。其实一直不好意思跟刘老师讲，希望最好是让我上一堂语文课，然后再这样扯一扯。因为今天铁芳老师的QQ群就有人说：不要听专家谈什么课堂，首先让专家上一堂课。所以呢，今天我想还是从我个人和我们学校的课堂来谈我对生命课堂的理解和认识。
刚才主持人讲，好像生命课堂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其实就我手头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早在80年前就有一位民国的小学校长谈到这个观点。我这里头呈现的就是他在一本叫做《小学国语教学法》教材的开头。我最近的主要精力就在做刘百川先生民国期间的那些小册子的梳理工作，准备在大夏书系出版。那里已经出了陈鹤琴先生，出了关于幼儿教育的几本，接下来可能就是刘百川先生的这几本。他对教学的解读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PPT，我在这里就不照着读了，第一句是原话，下面的是我的转述，因为它是民国的著作，在表述上与我们稍微有点差别。
“人类应付环境的自发活动叫做学”。学的意义首先是一种自觉，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的人，他所处的环境必定给他种种的刺激，在这种种的刺激下，他总会有相应的反应，以适应他所处的环境，这些反应会让他认识到应付环境的变化很重要，否则便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这就是学的起点。
以后的学，也总是基于他起初的觉悟的。学的另一含义就是仿效，人类在应付环境的变化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他自己对环境的自然反应是不足以应付他所生存的环境的变化的，必须从前人身上获取已有的反应（即所谓的学习方法），作为自己反应的借鉴，这借鉴就是仿效。也就是说，所谓的“学”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是一种发诸内取诸外的，为适应生存环境的一种生命活动。
因为我是语文教师，我就从语文课谈起，上午刘良华教授和张楚廷教授都谈了课堂的问题，昨天我与铁芳老师谈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优美、完美的课堂往往是靠不住的，现在基础教育最猖獗的就是各种流派和教育模式，以我的观点就是一些无良的教育媒体人和官僚以及别有用心的校长勾搭连环，就推出了中国教育界一个又一个的模式，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派。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下的中国教育，是无流派可讲的。我跟铁芳老师的观点一样，生命的课堂应该是最自然的课堂，在管理者叫来就是常态课。
其实我们现在的常态课也已经不常态了，我们都是做老师的，我又是做管理者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时髦的做法，叫做“推门听课”。你们想，老师们都在提心吊胆地想着，校长、主任、甚至局长，县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听课，老师还有安全感吗？学生还有安全感吗？ 我出国不多，我只是前年到加拿大去了一趟。我只知道，在西方国家校长要进课堂必须征得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全体学生的同意的。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便你是总统都不可以擅自进入课堂。今年3月，我去西安上课，叫做“高效课堂”，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因为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们当下的所谓的教育和课堂的效率指向主要是考分。我们所有谈高效的课堂最后的证明就是考取多少北大、清华。前两天有人发我的博客，说前两天人大附中某老师班上30几个人，有20多个上了北大、清华，还有10来个人拿到美国哈弗大学的奖学金，我跟了一条：要不到乡下来教教试试看？有人说他就是从乡下走出来的。那我要说，我也是从乡下走出来的，现在他再去乡下看看他能培养多少个上北大清华的。后来还有人说他提出33条培养成功学生的经验，实际上有30条是别人的话。
到西安那天上课的时候，走进讲堂，下面学生也都来了，但是学生手上空空如也，我说“怎么没带教材”，他们说“老师没发教材”。“那知道上什么课吗”，他们说“也不知道”。我说那没关系，我上两堂课，一堂作文课，一堂读文课。先上作文课，后上读文课。上作文课的时候，请工作人员去印教材，等作文课上好了再上读文课。初一的孩子上的初二教材中的“大雁归来”，作文课是“成长的烦恼”。上什么课不是我定的，是主办单位定的，我也做了PPT，也给出了预习题，结果学生事先都不知道，带队的班主任老师也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出了问题，但是在我上课前一天还说了最好能拿到教材，对方说已经通知了，但是班主任因为突然有事情，教本送不过来。
于是我只好先上作文课，让主办方去印课文。作文课，我就把我当天的遭遇跟孩子们讲了，我说对我来讲我今天的烦恼就在这儿，我准备的教材和课文你们都不知道，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烦恼。我们现在的新课程提出设置情景，情景是可以设置的吗？关注生命、生活、生长 ，这三个东西关注的都是当下的老师和学生的生长，而并非设置的情景当中的生长。
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很经典的案例：有节作文课，上课五分钟过去了，老师才汗流浃背走进来，匆匆忙忙地与学生打个招呼，然后在黑板上写“当老师迟到了”。我给我的徒弟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徒弟问了一个问题：这老师是真的迟到，还是设置的？如果是真的，不可怕；如果是设置出来的情景，是相当可怕。这样的情景导致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说假话，这对学生未来成长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我在这作文课上问一个孩子，你有什么烦恼？小男孩说我的烦恼是喜欢那个女孩。我又问：
这种话平时敢不敢说？
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呢？
怕挨骂。
那请大家思考：是“喜欢”正常，还是“挨骂”正常呢？其实站在生命的角度来讲， 一个孩子喜欢一个异性，这本身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把正常的当成不正常，弄出一个词汇，叫“早恋”。老师年轻的时候没有暗恋一个异性吗？这个作文课就让孩子慢慢地把自己的烦恼说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谈了他的烦恼是他的父母不允许他跟残疾的孩子来往，为什么烦恼？我当时的答案是父母看不起这些残疾的孩子。孩子说，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我们这些健全的人身上所没有的优点。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想这个问题，当时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我说：你教育了我，我预设的答案和你的答案完全不一样。这个过程中，我同样生长了。
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思考，即我们所预设的种种的教学的环境和问题，在许多时候跟学生的实际是相去甚远的。我们经常讲“预设”跟“生成”的关系，我过去认为没有“预设”就不可能有精彩的“生成”。然而，我现在的反思是，在许多情况下，“预设”的情景越精妙，课堂上所谓的“生成”越虚假，因为“生成”是被技术主义所控制的“生成”。当然，我更想表明的意思是，假如我们死守教案的话，这两课不就“挂”了？
比如说，冰心的《墙角的花》，都是说墙角的花是自负，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的观点是：凌老师，我不同意！我认为，墙角的花是“没有丢掉自信”，在大家瞧不起自己的时候依然在那开放。各位同仁，孩子的解读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包括老师对文本的解读，跟他个人的生命成长和生活际遇是密切相关的。范梅南的一本书里面谈到的情景是比较科学的.，他谈的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教学情景应该是学生个体的、家庭的、社区的际遇，也就是上午刘老师所说的，我们现在研究教师的太多，而研究学生的太少。
生命的课堂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生命，是关注学生和教师的生命。教育教学的情趣就是反映我们当下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以为生命的课堂关注生活，关注生命，就是要关注的当下的生活和生命，尤其是当下课堂生活的实景，这实景并不是设置出来的，而是自然状态的。从这个角度看死守课堂教学的流程和模式是很荒唐的。
我经常讲的案例是什么？比如，我们同是语文教师，如果课堂教学教朗读，我设计的朗读当然是苏东波的，不会是李清照的，因为我是读不那个味儿的。同样，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王菲的曲调跟另外一个男歌手的曲调完全不一样，王菲的曲调把苏东坡词的味道完全破坏了。我讲的意思是对于教师来讲，每个人对教参、对教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凭什么要我跟管老师用同样的方法去教同一篇课文？我上苏东坡的课文跟您上肯定不一样。我以前跟黄老师讲，你上《大江东去》跟我上的不一样，我拿你的教案是没办法上的，你拿我的教案也是没办法上的。对于任何模式和流程，我们都要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用批判的眼光去思考、去反思。
我这里举个课例：《台阶》。《台阶》我也上过，我关注的与他们关注的不一样。比如文中说，他的父亲坐在台阶上洗脚，用刷子在脚底刷。我就问了学生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脚上用刷子刷，肯定是很不舒服，但他父亲却很舒服，底层的农民的生活和现代城市人的生活的是不一样的。你不把这些看上去很反常的细节跟当下的生活做比较、做联想，学生是无法理解的，常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为什么他写得那么生动、那么形象，又为什么要这样写？而我们谈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谈大义，父亲把那个台阶、房子砌得高高的，体现他的看重台阶作为地位的象征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心态而言，他一辈子就是为了使自家的台阶高一点，有什么错呢？这就是他的生活。为什么要把他拔得那么高呢？我们这些老师把本来很有趣的文字搞得很无趣，让我们这个国度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我手上有一个数据，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书系，在十年前第一版时是1万册，现在第一版只印3000—5000册，但这个书系这依然是全国图书占有率最高的，这说明十年过去了，全国读书的人变少了。《教师博览》的老师说，我们的图书一年增加三五百份，我说是因为遇上了三五我们这样的校长，一次为老师定了几十本。我一个徒弟的反思，“语文课堂的生活，真正属于孩子的、真正守望并铭记的，无关知识，无关能力——是那份与生命对话灵犀一点通的颤栗，是那美好的人性对自我和社会的关照，是我们逐步消弭人性的劣性，舒张美好人生的境界。”语文课堂应该成为学生生命的重要的构成和成长的资源，成为学生人性的生长节点。这种生命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的承担意识。
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常常在班主任、德育的杂志上介绍他班务工作的文章，叫做邱磊，其实他的地理课上得很好，课堂的状况（课件呈现）：
最近的自然地理课，很是让人头疼。那些由扭曲的等高线组成的地形图，那些岩石的分类判断和转化，以及内外力、气候、洋流，让学生犹如经历一场高度抽象的立体几何、流体物理和演绎推理，叫苦不迭。虽然一直试图将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以与学生的经验对接，但效果了了。孩子们感到很枯燥，老师也感到很枯燥。
但是他因为读老子、庄子的东西，对汉字很感兴趣。一节偶遇课，带来了转机。
因为讲到地形塑造，我以“洲”为例，正说到“洲，指水中的……”下面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同学们听到，纷纷扭头看始作俑者，并哄笑了起来。课也自然被打断了，有人安慰我说：“老师别在意，他老这样。”
我却心念一动，感觉可以导引一二，遂主动“示弱”，请那位学生谈谈这句话的意思。他有点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就是水鸟在水中歌唱”。一听有谱，便继续“怂样”：“你很厉害，连两三千年前的《诗经》也有所了解。但请问这个‘洲’指什么？”“指水里。”“哦？讲讲理由。” “因为这个字是三点水旁啊”，他倒也直率。
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恰是点题的好时机，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三个横排的小圆圈，相间处，再添三条呈“S”型的纵线——“古人画三个‘S’表示流水之势，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水’字；用三个小圆圈表示水中的陆地，比如小岛之类。这整幅图正是我们今天的‘州’字。而且，‘州’是‘洲’的本字，因为后被借用成行政单位了，比如苏州、常州，就只好另造一个‘洲’字来替代。”
什么是自动生成？这就是自动生成，但是我们老师往往缺乏的就是这种对这种不经意跑出来的那句话瞬间的补充和反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课就上得很枯燥。我们经常要按照一个一个课件的节奏点下去，本来很有趣的孩子就被我们弄得一个个了无生趣。邱磊的这篇教育叙事在《教育家》杂志上有全文。
第三个片段，是刚才讲的生物老师，班主任工作做得很好的，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案例。（课件呈现）
生物在我们南通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学科，但孩子喜欢他的课。“上课了，我要求同学们结合书本‘转基因生物与食物安全‘、’转基因生物与生物安全’、’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安全’、’有朝一日如果克隆人真的来了，我们该怎么办？’、‘你支持试管婴儿吗？’、‘你要一张基因身份证吗？’、‘禁止生物武器’等多个话题中感兴趣的一个或几个进行讨论，最好一节课结束，实在完不成，连同相关的习题必须在两节课内解决。
曹宇程第一个站起来，“朱老师，我们在课前就已经讨论了，书上说的还不够全面。我认为基因工程到现在发展得还很不成熟，要在现实条件下大力推广应该慎重。”
我们学校是一个三流的学校，考不上其他学校的高中生才到我们学校来，一个五年前要关门的学校，我去那边后，在网络上很有名。让孩子主动地去讲。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过程，又是推动我们教师生长的过程，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应该全面的尽可能地占有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我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我的博客、QQ好友上就有我们学校的学生，有时我就通过那些渠道了解学生对我、对老师、对学校的情况——“最近你对学校有什么意见？”“其他都好，就是小强太厉害了”。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叫小强，但他说的“小强”是指蟑螂，我们要是不知道，在孩子面前就显得很无知。当然，我们语文老师要有这样一个底线，网络语言在正规的写作过程中是不提倡的，但偶尔用用比较好玩。
第四个片段，我们的信息技术课老师，是我们“杜威读书会”的成员，过去根本不写文章。但这几年发了几篇短文章，我们学校老师的文章，用的都是我自己的课例，我所有语文教学的论文，都是自己的课例，所有学校管理全是用我们二甲中学和其他学校的案例。曹老师的课堂的建构，那种生命意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比如他全部用二甲校园的图片作为素材。
作为一个老师都不阅读，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要求学生去读书，但是现在一个很可怕的情况是，我们是一个制造垃圾的时代，市场上流行什么“我给传统课堂打零分”、“高效课堂”……像我们张校长，刘老师这些专门搞教学的人以后都下岗了，因为不懂教育的人都在大喊教育学。我们这些人不都是在传统课堂中成长起来的吗？如果真的都是零分，他可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吗？所以我讲书有“可读”和“不可读”之分，我们要读的是教育经典，要读的是张教授，刘教授这样有教育情怀的真学者的书。但是，有的书也只能读一两句就够了，为有些书是要一辈子去读的。
我们南通，是个应试教育的高原地带，有个所谓的口号“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看什么？说白了就是看升学考试。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学校依然能在课堂教学中坚持“三个关注”理念来关注课堂的原因，关键是我们的团队花很长时间去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还有《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我们的阅读是有主题阅读，我们的20几个人，规定一个月的时间，围绕一个话题，而且都是与课堂有关的话题，去读某一本教育经典；然后，下个月集中起来，就老师自己的阅读和实践来分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时间证明，几年下来，教师对生命课堂的认识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在这里从我们的经历和个人经验出发，如果真的想让我们的课堂成为生命课堂，必须首先从我们的自身的阅读、思考做起，形成我们对主体性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在我们的课堂上践行我们所谓的“生命课堂”。









提问：

提问者1：
反对高效课堂，反对推门听课模式，那么您对杜郎口模式及其追随者你怎么看？

凌宗伟：
我个人认为这是无良的媒体人、官员和校长勾搭连环的结果。刘老师的书和报告要听，但我跟我团队的人讲，专家的课要听，书要看，更要和专家面对面。我所讲的除了我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还有我的亲眼所见。举个例子，我今年56岁，我到杜郎口去时50岁，50岁的男人泌尿系统都有点问题，当时我带着我的团队去参观，下了车就找厕所，前前后后10分钟没找到厕所，后来是在操场旁边找到的。个人的吃喝拉撒是第一需要，连这个都没解决，再好的学校都不会是什么好学校。学校中多少学生要有多少蹲位是有规定的，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能想象他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理念有多么先进吗？
一堂课实际是分了三堂课，你看到的课是“表演课”，他们前面有“预设课”、“应试课”。他们附近高中的校长怎么说：“杜郎口出来的学生，最适宜搞传销！”  

提问者2：
关于杜郎口中学的探讨，曾看过一篇文章，“杜郎口中学的课不是好课”，里面有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化学课，说它是压缩饼干；语文课，把学生的窗子关上了；历史课：萝卜炖萝卜，还是一个萝卜。方向错了，什么都错了。

凌宗伟：
我写了篇文章，《警惕，教育模式化的侵犯》，理论依据是《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最近将发表，大家可以关注。

提问者3：
情境，设置出来的情景对教学不好，但是我们在语文教学，呈现出道德教育的方式，英雄的光荣事件，怎么看待教材出现的这种情况？

凌宗伟：
用虚假教材进行道德教育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我们教材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做教师的，要尽可能去还原。我教余光中《听听那雷雨》，所有教材把第二段、第三段删掉了。江青请外国人来拍一个纪录片，一个是给中国的，一个带回国，所呈现的就是中国的愚昧，教材把第二、第三段删掉了，说是余光中怀恋祖国，其实是对大陆对传统文化摧毁的担忧。台湾十大工程，有一个和大陆的拆建一样，后来蒋介石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文化复兴。余光中的文章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做出来的，做教师的需要还原背景。

提问者4：
模式化，课堂模式化的方式，生命课堂有没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种模式化呢？

凌宗伟：
我们不要用文革的语言去反对这些，要以建设性的姿态用我们对课堂的认识，在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面做好我们认为应该做的教育。二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做好我们的“加法”和“减法”。技术不是不要，不满三年教龄的人，是需要的，他必须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但是三年以后，你还满足于按照某种流程和方法来操作，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的，充其量是一个教书匠。如果我们需要模式的话，是基于我个人的，而不是大家都一样的。

罗老师：
非常感谢凌校长，点到了我的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我在来这里的路上还在想：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到底是复兴哪个时期的教育？今天听了凌校长一开始对我的提醒，我想应该是我们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凌校长以他的体验、感悟、发现来让我们体会到生命课堂的魅力。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凌校长！（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