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学大系·2010诗歌》序言

教师之友网

《21世纪文学大系·2010诗歌》序言

    作者:张清华   

　　

　　仿佛突然进入了一部黑白的默片，我听见时间机器嘎嘎的运转声，光线中飘满了吉光片羽的雪片，薄暝一般黯淡下来。这是我在2010年农历岁末某个时刻的一种感受，十年——新世纪的钟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而倏忽间第一个十年就像流水一样一去不返，一切新鲜的颜色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从十年前的深秋受命第一次着手编选工作，一晃我书架上的年选已快码到了第十本，它们厚厚的一摞整齐地排列在那里；而我十年的时光也被织进了越来越虚渺的记忆的烟尘。
　　徒然地追惜岁月流逝自然没多大意思，谁不曾年轻？谁曾在时间的激流中驻足？我要做的，依然还是放下手中的剪刀与糨糊，静下心来做一点思考，来再一次“伪造历史”式地虚构一个“整体状况”，这工作让我每每充满了疑惑和负罪感，因为毕竟个人所能够理解和感受到的“整体”，永远是一个局部和可疑的幻觉。除了狭隘的目力所及不可能覆盖广大无边的诗歌现实，还有来自自身的愚蠢和偏见，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反省和警惕，来完成我不得已的修辞，勉力地谈几个与年度诗歌相关的现象与话题。

　　“新世纪诗歌”：作为个人阅读史的十年
　　望着书架上我亲自制造的十年来的十部诗歌诗选，心情至为复杂。我要说的是，也许它们对于梳理和总结这十年的诗歌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但对于我个人的阅读史来说，却似乎至关重要。因为这几乎就是我自己的一部诗歌编年史、关于诗歌的记忆史了。因为这样一个机缘，我的阅读具有了某种超越了个人心境与期待的性质，有了一个奇特的“整体想象”——在我眼里的每一位诗人、每一首诗歌，都不再只是他们本身，而是变成了整个当代诗歌、整个“21世纪文学”的一部分，它们都具有某种超越了个体的“整体”与“互文”意义。这使得我的阅读变得异常丰富并且“口味渐宽”，作为个人的趣味有时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我必须是一个能够接受各种风格的口袋，我努力排除自己个人的偏见，使我眼里各种奇怪的、偏执的、粗糙甚至粗暴的诗歌，因为它们彼此间奇怪的修辞与互文关系而产生意义，甚至美感。
　　这显然是一个必须要认真讨论的概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歌”业已成为了历史，随着“新世纪文学”、“新世纪诗歌”概念的日益做实，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和确立这样一个概念？我想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要避免以往简单的“进步论”思维，因为“新世纪”这样一个修辞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新的时间神话，意味着进步、提高、繁盛，并有可能被混同于目下流行的“崛起论”叙事。历史上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步关系，甚至诗歌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与“时代的进步”或文化的进步等量齐观，历史上文化的黑暗常会孕育出一个诗歌的殊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但反过来，也同样并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乱世必然孕育着诗歌的繁盛，“盛唐时代”不也一样孕育了一个不朽的诗歌盛世吗。所以，我确信在“新世纪”的十年中我们的诗歌发生了剧变，但这种变化的发生并不构成一个整体的和简单化的进步论叙事，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写作权利的解放和获得，意味着“平权时代”的忽然到来；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有可能是意味着粗鄙和狂欢对于精神生活的僭越；还有的与此两者都无关，而仅仅是意味着生命本身的成长与衰败、欢欣和感伤而已。因此，在将“新世纪诗歌”作为一个时间性的名词提出的时候，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防止它可能被放大的“进步论意义”。
　　新世纪以来诗歌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是诗歌“年度选本”和以及各种名义的选本的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现象。那么一个选本的意义如何实现？这就是必须要思考的。在我这里，“民间性”、“作为诗歌史痕迹的编年选”，一直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会顾及某种意义上的“年度最佳”标准，这是我对于“21世纪文学大系”之“年选诗歌”的基本定位。所谓民间性，主要是指被选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来历”，比如我会尽量考虑其民刊背景，或者“非正式”的出版方式，以此来凸显其“民间性”特征。因为时至今日传播媒介已趋多元，“民间”与“主流”、与“官方”之间的区分早已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因此，作品所出现的“语境”便成为了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非公开或非正式的出版方式，包括民刊、网站、自印诗集等，仍可以显示这个年代汉语诗歌存在性质的独立、多样与丰富。还有，在考虑到诗歌的艺术品质与技术水准的前提下，我更多地考虑的是其对于当下急剧变动的汉语诗歌的整体性意义，也就是其可以构成某种“事件”或典范的“历史痕迹”的意义。假如“优秀或最佳诗歌”的标准与“作为历史痕迹的诗歌”的标准之间产生了冲突，那么我会宁愿取后者而舍前者。这是我所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假如说别的选家有可能是先设定要入选的诗人、然后才根据容量确定哪些作品入选的话，那么我则一直是依据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细读，找出符合上述原则的作品。十年来，尽管我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有所动摇，但总体上守住了底线，这是我可以庆幸并且可以自我安慰的一点。
　　在作为个人阅读史的这个十年中，我以为自己对于诗歌有了一个逐步深入的理解。如果说十年前我更多的是凭着直觉去寻找好的诗歌和好的诗人的话，那么在十年后，我以为自己几乎有了一个藏于心中的“诗歌版图”。这个版图当然也是一个“虚构”，也只对我个人有效，但这种阅读的积累，使我对一个诗人在当代诗歌的坐标系中的位置和意义能够给出一个武断的判断。我当然知道这种阅读性质的局限性，但对于一个长期的诗歌批评工作而言，它又似乎必不可少。因此我感谢这样一个过程，它构成了我十年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心路历程中，几乎最重要和最珍贵的记忆。






　　十年，诗歌所留下的
　　这似乎是本年度最大的一个诗歌话题了。一些作为总结与纪念的“新世纪十年”选本或“诗歌排行榜”也陆续问世，《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也在“新世纪文学研究”或“十年文学观察”的名义下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但关于近十年来诗歌状况的总体考察，似乎还并不多见。这一方面这似乎意味着类似工作的风险，在“整体性消失的时代”对于诗歌状况的“整体性”予以讨论是尤难讨巧的；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与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局面的近乎无限多杂与繁盛也有关系，因为现象的丰富与芜杂，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概括。
　　然而我这里却不得不要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对于这个十年的诗歌状况，做一个粗略的讨论。以作为对上述话题的回应，以及对这个选本的十年纪念。
　　首先，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对诗歌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在往年的序言中我已反复谈及这个问题。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发表诗歌的网站与论坛很快即达到三百多家①，那时人们已经感到非常惊异，以为诗歌平台已近乎无限多元。可是很快，“博客”和“微博”又进入了这一媒介空间，在2010年10月底已有材料表明，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已达5000余万，这还不算其它网站的数量。②在数以亿计的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里，有许多人是以诗歌或“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也就是说，诗歌或“分行文字”的发表，已完全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障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以往一切写作与发表制度都已被虚置，公开的或民间社团式的诗歌发表与存在方式均“被边缘化”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曾经极为重要的“民刊”在新世纪以来重要性逐渐降低的一个原因。其曾经的“先锋”和秘密的“波西米亚”性质，已经在完全敞开并且狂欢化了的传播语境中荡然尽失。民刊如此，官刊就不必说了。当然，限于中国文化体制的奇怪结构与多样性，公开的诗歌刊物从表面上并未萎缩，反而有扩张和增长趋势，如《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都陆续出版了“下半月刊”。但这也同样不能掩盖其“重要性在趋于递减”的事实，只不过上述不同区间的写作者有时是属于“各玩各的”，大家互有交叉，又各自独立，在不同的空间与规则中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带来的，不止是文本数量的剧增和泡沫化、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学上的变化——“网络美学”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趋势与形态。其表现，一是狂欢与娱乐化，任何信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转换为一种大众美学的资源，在2005年前后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后继的各种网上争讼和谩骂、2006年的“天问诗歌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悼亡写作所导致的诗歌奇观，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写作伦理的争议，除此，还有依托寄生于网络噱头的无数或大或小的笔墨官司、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都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的新的理解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体的诗歌环境，使大众娱乐成为诗歌的一种存在理由与合法方式；第二是主体的改变。因为网络条件下写作门槛的无限降低，“写作的平权化”横扫了此前固有的精英文学制度，迎来了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写作自由”。而主体身份和心态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诗歌修辞上的粗鄙化和暴力化。本来，在当代诗歌中早就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即所谓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等的虚拟对立，1999年“盘峰诗会”上两者的公开分立与随后的论争，使这一结构性的矛盾被舆论抓住并且不失时机地予以放大，而随后网络平台的迅速发育与膨胀，则使这一对立被瓦解，使口语和日常生活的写作及其美学被放大，以至于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所谓“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都是这种写作趋向的极致形式。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与网络环境下主体的一种“自由幻象”不无关系——写作者体验到了一种“隐身”和“面具化”的快乐，犹如化装舞会上的情形，使用一个无须审查的网名，便可以享受粗鄙甚或暴力语言的特权，并且无须为语言上的“虚拟暴力”承担责任。这某种意义上也是网络美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只看到粗鄙修辞的负面效应，与简单地肯定网络时代写作的繁盛一样是不客观的。网络传播打开了以往时代封闭的写作制度，也打开了种种美学樊篱，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同时很重要的，还有公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公民意识”，网络一方面是大众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参与公议”的地方，正如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一些极端方式所产生的奇怪作用，在中国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社会公正和舆论正义也正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一些贪腐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暴力和侵权事件、司法不公事件等等，都是通过网民的舆论力量推动解决的。同样，网络也在文学的环境与舆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由诗歌写作所激发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数以万计的悼亡作品，在推动捐助和救灾、张扬生命个体的价值、抚慰灾民和国人创痛、在弘扬道义、慈善与大爱的力量方面，都可以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力作用。而且，它在批评和矫正某些不正确和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可以说，在网络世界中也正在逐渐生成一种“正气”，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伦理，它虽然不及传统主流社会中的观念来得那样正统和明确，但对于包括“文学与诗歌伦理”在内的“公民意识”的生成，可以说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很明显，世纪初的狂欢与喧闹已经渐渐沉落，在最近的两三年中，诗歌写作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沉潜和丰厚的时期。阅读大量的诗歌文本，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真正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我看到有无数的写作者怀揣着对于汉语的热爱，对于周身经验与日常生活的个性化的处理能力，在写作着、创造着，每当我在进行我的年选工作的时候，总是陷入一个巨大的“细读的喜悦”之中，我感到中国的好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他们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的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这并不是整体性的判断，而是作为个体的阅读体验。很奇怪，当我们试图用“整体性”的叙事来概括如今的诗歌状况的时候，总是会有悲观或苛刻的论调，开始当我们真正陷入个体的阅读之中的时候，情况却总是恰恰相反。
　　任何修辞似乎都很难描述现今诗歌格局的丰富：在整体性瓦解的时代，所有二元对立的局面也都不复存在，官刊与民刊、权力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所有的对立都被一种更为交杂和纠缠、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局面所代替。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区别于“90年代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这个十年中，不只“70后”诗人已蔚为大观，连“80后”、“90后”也早已崭露头角，虽然以年龄代际来描述诗歌的演化谱系并非是一个高明的发明，但代际经验的差异与美学上不同确与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有关，因此，“诗歌写作风格的代际化”不管是不是一个好事，都是无可避免的。比如“70后诗人”写作中普遍的破碎化经验与修辞，普遍的对于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就与“60后”及更早的诗人构成了显著的不同。而“80后”、“90后”所受到的传媒时代的文化影响就更加明显，其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都带有电子媒介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这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有至关重要的关系。除了代际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诗歌中的文化地理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过去几年的序言中也都曾提及，如今中国诗歌的版图似乎确实形成了与地理文化属性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地域的精神生活与诗歌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格局——比如北京地区诗歌中的后现代性的试验因素，政治波普的、国际化的、观念主导的特性；比如广东地区诗歌中强烈和丰沛的底层情结、工业意象、伦理主题因素；比如以贵州、云南、川西等地为主的大西南诗歌中浓郁的原始情境、荒蛮色彩、悲情主题，还有在语言上的异质性因素，这些与其它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有鲜明的差异。
　　还有一点，是诗歌经验的某种整体性迁移，在90年代，占据诗歌经验核心的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启蒙情结、农业时代的经典意象、知识分子悲情色彩的精神生活，而对于日常性、本土性、当下性的经验则处于相对漠视的状况。这当然与90年代窘迫严峻的文化环境与文化关系有关。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文化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转移，它不再是精神意义上的精英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批判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为了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对峙：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分配的相对不公，导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危机与社会分化，城市底层生活的相对贫困、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打工族涌入城市后的艰辛遭际，这一切都使现实的社会矛盾空前凸显。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善和网络媒介的急速扩张，导致出现了类似“后工业时代”的娱乐与狂欢的“文化嬉戏”（福柯语）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分化而导致了严重的伦理震荡，诗歌写作中关于底层生活的情境与遭遇、关于工业时代的冷硬想象日益增多，诗歌意象中关于“铁”的叙述，关于流浪者、精神病人、打工族的描述大量出现。简言之，在新世纪的中国诗歌中生成了一个“前现代景象与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奇怪混合”。如果硬要用某种“整体性”来涵盖今天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奇怪的混合状况便是最敏感和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诗歌中的“极端写作”，关注“城市经验”、“底层生活”还有解构与狂欢性主题、关注郑小琼、曾德旷、张玉明、墓草、轩辕轼轲等一类特殊诗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他们敏感地影射和隐喻了时代性主题的创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经验而言，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地经验在诗歌中可能正在渐趋消失，这大概是伴随着上述“整体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乡村中国正处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乡土世界的文化基础正日趋崩解，这导致乡土经验书写的大量减少，同时也给当代诗歌的美学面目带来了深刻变化。也许人们对这一点还未有充分认识，但回头想，海子那种壮美绮丽的土地想象现在还能存在吗？乡村世界的完整性早已化为废墟和灰烬，那么关于乡村经验的书写，也便只剩下了悲情与荒芜、破碎与消亡的体验与怀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那些一直坚韧地进行着土地书写与乡村追忆的诗人，也愿意给予格外的敬意。






　　边缘的、地域的、民族的和现代的
　　关于诗歌中的文化地理问题，在前两年中我也曾经涉及，但具体到今年，我感到似乎更加强烈。这是我在读到广东的任意好主编的《赶路诗刊》总第七期和四川大凉山发星主编的《独立》第十五、十六期之后的一个感受。在2010年读到的民刊中，这两本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本期《赶路诗刊》开卷即是两位获得“御鼎诗歌奖”的诗人，一位是宋晓贤，一位是沈浩波。宋晓贤自然无可争议，这些年他充满创造活力的、称得上是原汁原味又充满现实担当的、机巧智慧而又不张扬哗众的“干净的口语写作”，在读者和同行中可谓享有美誉。甚至他的名声同他的成就之间还是不相匹配的，因此他的得奖可以视为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而沈浩波则不同，作为近十年来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能够把奖授予他，无论如何都是要承受一些压力的。但这是广东，是佛山，而不是京城或别的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在这里是出格和不可以做的。
　　我当然不是在否定沈浩波的得奖，而是在说广东这块土地的自由与开放，这里诗歌环境与诗歌观念的开放——这是地域性在当今中国、在诗歌写作环境中所起的鲜明的作用。《独立》也是一样，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体验到在《独立》中所感受到的汉语世界的广大原始与辽阔无疆。读过2010年《独立》的两卷刊物之后，方能够感触到这块偏僻荒蛮之地对于那里的诗人、对于那里的语言和诗歌观念来说是多么重要。独立自由的写作精神绝不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切实的根基和条件，需要真正“天高皇帝远”的空间、距离，需要语言上的阻隔与陌生，需要多元民族文化共同生成这样一个混合式的环境，需要莽莽苍苍的大山，水流湍急的江河，僻远荒蛮的野径……这一切实在的空间关系，最终生成了它诗歌的边缘与另类姿势。
　　上述的话题说来还是太大，先说说其中的一个——既无意中说到了沈浩波，也就不妨借机说几句。从提倡“下半身反对上半身”，推出《心藏大恶》《一把好乳》步入诗歌江湖，沈浩波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来标立自己的美学标签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和句子，除了是用刺耳和露骨的方式来影射或讽喻时代，并在某种意义上为“欲望”或“身体”这只怪异的“双面兽”确立合法性，恐怕并没有什么“个人道德的可对证性”，这一点只要是不傻子都能看清。否则人家也就不会在大街上、酒馆里到处串来串去，早就在监狱看守所里呆着了。但语言的挑逗和刺激也是疼而且痒的，所以他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恶少”气质，触动甚至触怒了我们某些观念的边界，触怒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良知，这正是他的目的，要的就是让你疼嘛。但须知，这个过程中写作者的身份也会不期然发生变化，因为“恶少”的生活和身份终究是难以持续的，“狂人”尚且可以医治并终列“候补”，何况恶少。随着年龄和财富的变化，最终是会自动走上规训之途的，所谓“浪子回头”吧。
　　宋晓贤和沈浩波都是出自“北师大诗群”的代表性人物，如果从这点看就更不会过分诧异。伊沙、徐江、侯马、宋晓贤和沈浩波，加起来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口语写作的五位干将了——但这样联系起来看又出来一个问题，即与“北师大诗群”相联系和相匹配的一种“北师大诗学”。这当然有把问题扩大化的嫌疑，北师大诗群中也有偏“雅”的（如桑克），但如此集中了90年代以来的解构族和口语族诗人，不妨也可以看做有某种必然。为什么同样出自京城学府，他们却放胆地倡扬“非知识分子化”的“口语”乃至“下半身”写作呢？其中的某种对应性恐不言自明。也许北大的“诗歌形象”过于高尚和巨大了——无论是现代以来作为新诗发祥地的地位，还是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海子，以及诞生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成员的北大诗群……这样的诗歌形象与地位，当然会激起一种挑战和试图“并驾齐驱”的欲望——“咱也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至更为彻底，干脆扩大为一种具有时代性和整体性的诗学对立：你倡导“知识分子写作”，俺们偏要以“民间”自立，你以雅语和高尚自居，俺们却要来点粗鄙和口语。这恐怕是沈浩波式的诗学姿态之所以出现的深层背景之一。
　　自然这都是猜测，笔者也不愿把一种狭隘的“群体政治”心态引入到对诗歌写作与诗人阵营的诠释之中，但我必须说，这种对峙或分立并非坏事。当代诗歌的格局虽然像有人说的那样“乱象丛生”，但这总比万马齐喑的“一体化”要好得多。在这种分立和乱象中，地域性、群落性、边缘性，都是使诗歌写作与观念空间得以打开的条件。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外部的讨论，真正属于诗歌的，恐怕是“精神的边缘”。我读了沈浩波的《蝴蝶》之后，也确信他写出了令人颤栗而豁然心惊的诗句，写出了解开生命与存在的内部景观的诗句，但这仍是不同于“道德规训”或“美学招安”之后的诗句，它是率真和丰富的，弹性大且充满了生命深度与灵魂宽度的。它既是对个人履历和家族记忆的书写，也由此伸展到人类社会与生存世界，由生命伦理伸展到了世界的伦理。请读这首诗的结尾：

　　时光错落如刀，人类密密匝匝地降落其间，永不停息
　　我看到地球彼端，老黑奴的子孙，举起透明的
　　巨大如船的鸡尾酒杯发表就职总统演说
　　我看到梦想还在延伸，我看到冤死于铁幕大海的漆黑幽灵
　　我看到骄傲的头角自草丛中上升，岁月之峰不能将其抹平
　　我看到一只白色的蝴蝶，挥动纤细的双翼，永日飞翔

　　如说是“精神的蝶化”也许是言重了，但它确实从“个体的时间”伸展到了当代历史的层面，从庄周之梦的生命疑惑扩展到了对世界的广泛追问，而且语言也相当得“雅”。因此我要说，诗歌的本意并不是只诞生于边缘之地，而是要永远保有“边缘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论他的语言方式是粗鄙的还是雅致的。
　　在大凉山的深处持续存在着《独立》，迄今已经出到了第十六期。《独立》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它有比任何地方都要饱满的诗意和情绪，仿佛世界有多封闭，人类的情感就有多么饱和，仿佛在物质上有多么贫困，在精神上就有多么富有。真是奇妙，那里的人的感情是这样洁净，如同没有被污染的雪峰和深湖，丛林和草地，是处在疯长的葱笼与葳蕤之中，原始的自然与荒古的空旷之中。那语言的野性和纯洁、苍茫和陌生令人着迷。在十五期中，我读到了藏、彝、回、羌等西南族群诗人的作品集群，这些作品大都用汉语创作，少量来自翻译。我必须说，它们是生机茂密和感情丰沛的，它们纯洁动人的美丽世所罕见。这是才旺瑙乳的一首《我的爱人》中的诗句：

　　……雪消融在石头上
　　活泼远游的心，回到安静的中心
　　我从高考苍鹭摘取的闪电之钻
　　佩戴在她健康的胸部
　　月亮见证，她的金色马车
　　停在我小小牧场的上空

　　只有在这圣洁的雪域之地才有如此纯洁和美丽的爱情谣曲，这些藏族诗人几乎人人都是一个仓央嘉措，人人都可以写出直抵生命和人心的赞美之诗。他们的语言与这块土地一样素洁干净，与那里的空气一样清新爽朗，充满出世的超度之境，又满怀天真淳朴的执著与执拗。这是土地赋予他们的天赋和才华，是高原给予他们的灵性与灵感。
　　还有彝族兄弟的诗歌，阿库乌雾、阿索拉毅、阿卓务林、嘎足斯马、鲁娟、发星……一个大凉山居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彝族诗人。正如他们的民族习俗是崇拜火，崇尚黑的颜色，他们的语言也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充满燃烧的气质，但这气质中又有着晦黯和神秘、深邃和陌生的色调，有着鬼魂和咒语的气息。他们多数喜欢具有吟咏性和倾吐节奏的长句子，词语和意象显得浓稠密集，构造出黑夜与梦幻的氛围。比如鲁娟的《解咒十四行（二）》，这是种族文化与外来形式的一种奇怪结合，它使用了十分洋调的“十四行体”，内容却是十足的本族文化：“月亮啊请亮些，再望南方倾斜些/支罗瓦萨已急急赶往夜郎国的路上/断刀呀请快些，再比闪电更快些/夜里游荡的鬼魂纷纷左右避让/诵经声啊请轻些，再比微风更轻些/深深怜惜这只因失眠而痛楚的眼……”这样的诗句除非在那样旷远和幽深的山地，在别处无法想象它们的出现和存活。还有，种族神话与佛教信仰也在他们的诗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十六期中阿索拉毅的十四行组诗《佳支依达，或时光轮回的叙述》便是这样一组作品，神话与传说、宗教与习俗、主人公的体验和想象，通过他那澎湃绵长的诗句，生成如排浪般震撼激荡的旋律。这是他的一首《在内心辽阔的黑暗魔域黑竹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中的句子：

　　……内心辽阔的黑暗呀！已伴随我几个世纪
　　在佳支依达，在魔域黑竹沟，内心辽阔的黑暗呀
　　像是杀人不流血的剑，刺中我胸襟里桃形的命运
　　一世的伤悲，一世的痛苦，一世扭曲的孤零零的魂灵

　　这是注定守护着神灵与诗意的民族，诗人正是这神灵与诗意的看守者与祭司。不过，要是以为他们仅仅懂得皈依与封闭那就错了，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我分明看见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的清醒认识。在发星的编辑思想和意图中，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闪现于每一个策划之中，十六期中的“知识分子群像”栏目、“西域专栏”、“中国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等，都是这种鲜明的现代意识的佐证。






　　诗人之死与悲剧之年
　　死亡事件每刻都在发生，所以我并不想把个别事件本质化，但2010年确乎是一个不幸消息频繁的年头，至少有五位出生自五六十年代的有影响的诗人相继辞世。他们中的邵春光（后改笔名邵揶）和张枣都是堪称影响很大的第三代诗人。让我依照他们辞世的时间顺序将这几条来自报刊媒介的消息罗列在这里：

　　梁健，1962年11月2日生于杭州。在安吉度过童年和少年，1979年考入浙江化工学院分析化学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安吉化工厂工作。之后辗转新疆、河南、安吉、绍兴、杭州、北京等地工作。1996年调入浙江教育电视台；2000年入浙江长城影视公司；2008年入香港阳光卫视。?2010年1月20日17时30分，因病抢救无效，在故乡安吉逝世。

　　邵春光，笔名邵揶，1955年1月5日生，山东青岛人，早年随父母迁居长春。一生爱好文学创作，曾著有《阿图瓦的冬夜》、《加农炮》、《水手情潮》、《民族唱法》等十六部诗集及同名CD专集。1985年创办民刊《太阳》。部分经典作品影响广泛，至今仍在网络中流传，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专题记录片《黑土地的春光》，向世人展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2005年后邵春光因病中止了创作。2010年1月23日，因突发脑梗住院抢救，27日12时39分，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张枣，196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83年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考入四川外语学院攻读硕士。1986年后留学并旅居德国，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2006年后受聘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著有诗集《春秋来信》等，代表作包括《镜中》、《边缘》等。2010年3月8日4点39分因病逝世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90年代后期因患肾病并发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59岁的史铁生未能度过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根据生前遗愿，史铁生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

　　早在80年代中期，邵春光和张枣就分别以一首《太空笔》和《镜中》而享誉诗歌界了，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代表着第三代诗歌中的传统与流行、精致与狂放、雅与俗的不同流向，而今他们一前一后告别了他们一生深陷其中的诗歌，再度书写了关于诗歌和命运的悲剧与传奇。关于张枣，今年已有太多的纪念文字和诗学讨论，我不再饶舌，在这里我想引用的是邵春光辞世前不久的一首《当尸布盖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可谓传神地体现了这位一生追求旷达与谐趣、狂放与跳脱诗风的诗人至死不改的写作态度，读之不由让人叹息，邵揶，真诗人也，死亡想象也比别人牛——

　　当尸布盖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就会想起他的生动他的生动比他尸布下的缄默更能让我们涌出泪来他站立时的眉飞色舞加剧了我们的泣不成声其实我们是在为自己哭泣有一天我们也会躺在尸布下一生的灿烂都凝聚在这一刻被泪水溅得光彩四溢
　　“我们垂下头和手臂/我们的手指下意识地弯曲着/攥不成拳头/是的，就算尸布托起的灵魂/曾经的罪过/谁愿意再记起//死亡的苍凉/能让丑恶变得美丽/让我们撒些花瓣//在即将被掩埋的棺材上”。这确乎是邵揶对自己设身处地的想象，是一首诚实而有趣的自悼诗，不是让自己因为死亡而完美，而祭上神坛，而是将死亡也变成一次灵魂对话与人性揭秘的机会，一次充满隐秘精神探究的过程，一次不予回避的旷达真实的自我塑造。你不得不服气，只有诗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睿智和勇气，才会有这样的睿智与能力。
　　特别要提到的还有作家史铁生，他不只是一位享誉广泛的充满哲学智慧与宗教情怀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位相当专业的诗人。2010年我至少读到了他的两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也让我由衷地生出尊敬。本书选入的他的四首诗几乎都是绝命诗，是对他一生磨难的感人回味与血泪总结。他的写作和人生实践让我们相信，确有这样的一种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受难的，喜怒悲欢的人生百味在他这里只化为了一种——那就是苦难。在青年时代就双腿瘫痪，进入中年又患上绝症，其间慈母撒手，人间失爱，从此再无依靠和牵挂，悲莫悲兮生别离，苦莫苦兮身不由己，在轮椅上度过了不到60岁的人生之后，史铁生为我们留下了如诗如谶的厚厚文字。请让我引用他在《永在》中的诗句，以此来作为对他的怀念：“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前，死不过是一个谣言/北风呼号，老树被/拦腰折断，是童话中的/情节，或永生的一个瞬间”。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入死而观，你能够听我在死之言，此后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

　　他活出了境界，比我们这些肢体健全的人更远离了行尸走肉。从来都是这样，用自己的苦难来赎救别人罪孽的人，必定会获得真正的永生——在不朽的诗歌中，在世道和人心的传奇里。
　　值得纪念的还有在10月间猝然辞世的诗人刘希全，他是一位从未高声说话的诗人，一直到他安卧在鲜花围绕的告别大厅里。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谦逊、温和和沉默的，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真诚和朴素，但也一样长久回旋、回响在我们的心间。

　　再次鸣谢这一年中向我提供资料的朋友们。在年末我得知，春风文艺出版社在进行了恰好十年的《21世纪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之后，打算告一段落，这意味着我编选了十年的年选也有可能告一段落。在这里我要对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直接参与该大系编辑工作的韩忠良社长、常晶副总编、黄梅主任等表示感谢，他们提供的合作和友情同样是值得珍藏和纪念的。

　　——————
　　*《21世纪文学大系·2010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
　　①据笔者在2003年的统计，通过扬子鳄诗歌论坛【http:www.yze/netsh/net】可以链接到345个与诗歌有关的网站，见《21世纪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序》；据张德明在2005年前的统计，诗歌网站达381家，见《网络诗歌研究》附录部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版。
　　②据新浪网消息：2010年10月底宣布用户数量超过5000万户后，新浪就再也没有公布过最新的微博用户数量，尽管曹国伟对腾讯微博用户过亿的说法不以为然，但坐拥数亿用户的腾讯成为新浪在微博领域的最大对手已经成为现实。tech.sina.com.cn/i/2011-02-14/22415175570

教师之友网

《21世纪文学大系·2010诗歌》*序言
    作者:张清华     

  
仿佛突然进入了一部黑白的默片，我听见时间机器嘎嘎的运转声，光线中飘满了吉光片羽的雪片，薄暝一般黯淡下来。这是我在2010年农历岁末某个时刻的一种感受，十年——新世纪的钟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而倏忽间第一个十年就像流水一样一去不返，一切新鲜的颜色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从十年前的深秋受命第一次着手编选工作，一晃我书架上的年选已快码到了第十本，它们厚厚的一摞整齐地排列在那里；而我十年的时光也被织进了越来越虚渺的记忆的烟尘。

徒然地追惜岁月流逝自然没多大意思，谁不曾年轻？谁曾在时间的激流中驻足？我要做的，依然还是放下手中的剪刀与糨糊，静下心来做一点思考，来再一次“伪造历史”式地虚构一个“整体状况”，这工作让我每每充满了疑惑和负罪感，因为毕竟个人所能够理解和感受到的“整体”，永远是一个局部和可疑的幻觉。除了狭隘的目力所及不可能覆盖广大无边的诗歌现实，还有来自自身的愚蠢和偏见，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反省和警惕，来完成我不得已的修辞，勉力地谈几个与年度诗歌相关的现象与话题。




“新世纪诗歌”：作为个人阅读史的十年




望着书架上我亲自制造的十年来的十部诗歌诗选，心情至为复杂。我要说的是，也许它们对于梳理和总结这十年的诗歌历史并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但对于我个人的阅读史来说，却似乎至关重要。因为这几乎就是我自己的一部诗歌编年史、关于诗歌的记忆史了。因为这样一个机缘，我的阅读具有了某种超越了个人心境与期待的性质，有了一个奇特的“整体想象”——在我眼里的每一位诗人、每一首诗歌，都不再只是他们本身，而是变成了整个当代诗歌、整个“21世纪文学”的一部分，它们都具有某种超越了个体的“整体”与“互文”意义。这使得我的阅读变得异常丰富并且“口味渐宽”，作为个人的趣味有时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我必须是一个能够接受各种风格的口袋，我努力排除自己个人的偏见，使我眼里各种奇怪的、偏执的、粗糙甚至粗暴的诗歌，因为它们彼此间奇怪的修辞与互文关系而产生意义，甚至美感。

这显然是一个必须要认真讨论的概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歌”业已成为了历史，随着“新世纪文学”、“新世纪诗歌”概念的日益做实，我们应该怎样思考和确立这样一个概念？我想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要避免以往简单的“进步论”思维，因为“新世纪”这样一个修辞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新的时间神话，意味着进步、提高、繁盛，并有可能被混同于目下流行的“崛起论”叙事。历史上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步关系，甚至诗歌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与“时代的进步”或文化的进步等量齐观，历史上文化的黑暗常会孕育出一个诗歌的殊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但反过来，也同样并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乱世必然孕育着诗歌的繁盛，“盛唐时代”不也一样孕育了一个不朽的诗歌盛世吗。所以，我确信在“新世纪”的十年中我们的诗歌发生了剧变，但这种变化的发生并不构成一个整体的和简单化的进步论叙事，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写作权利的解放和获得，意味着“平权时代”的忽然到来；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有可能是意味着粗鄙和狂欢对于精神生活的僭越；还有的与此两者都无关，而仅仅是意味着生命本身的成长与衰败、欢欣和感伤而已。因此，在将“新世纪诗歌”作为一个时间性的名词提出的时候，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防止它可能被放大的“进步论意义”。

新世纪以来诗歌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是诗歌“年度选本”和以及各种名义的选本的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现象。那么一个选本的意义如何实现？这就是必须要思考的。在我这里，“民间性”、“作为诗歌史痕迹的编年选”，一直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会顾及某种意义上的“年度最佳”标准，这是我对于“21世纪文学大系”之“年选诗歌”的基本定位。所谓民间性，主要是指被选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来历”，比如我会尽量考虑其民刊背景，或者“非正式”的出版方式，以此来凸显其“民间性”特征。因为时至今日传播媒介已趋多元，“民间”与“主流”、与“官方”之间的区分早已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因此，作品所出现的“语境”便成为了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非公开或非正式的出版方式，包括民刊、网站、自印诗集等，仍可以显示这个年代汉语诗歌存在性质的独立、多样与丰富。还有，在考虑到诗歌的艺术品质与技术水准的前提下，我更多地考虑的是其对于当下急剧变动的汉语诗歌的整体性意义，也就是其可以构成某种“事件”或典范的“历史痕迹”的意义。假如“优秀或最佳诗歌”的标准与“作为历史痕迹的诗歌”的标准之间产生了冲突，那么我会宁愿取后者而舍前者。这是我所考虑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假如说别的选家有可能是先设定要入选的诗人、然后才根据容量确定哪些作品入选的话，那么我则一直是依据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细读，找出符合上述原则的作品。十年来，尽管我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有所动摇，但总体上守住了底线，这是我可以庆幸并且可以自我安慰的一点。

在作为个人阅读史的这个十年中，我以为自己对于诗歌有了一个逐步深入的理解。如果说十年前我更多的是凭着直觉去寻找好的诗歌和好的诗人的话，那么在十年后，我以为自己几乎有了一个藏于心中的“诗歌版图”。这个版图当然也是一个“虚构”，也只对我个人有效，但这种阅读的积累，使我对一个诗人在当代诗歌的坐标系中的位置和意义能够给出一个武断的判断。我当然知道这种阅读性质的局限性，但对于一个长期的诗歌批评工作而言，它又似乎必不可少。因此我感谢这样一个过程，它构成了我十年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心路历程中，几乎最重要和最珍贵的记忆。




十年，诗歌所留下的




这似乎是本年度最大的一个诗歌话题了。一些作为总结与纪念的“新世纪十年”选本或“诗歌排行榜”也陆续问世，《文艺争鸣》等学术期刊也在“新世纪文学研究”或“十年文学观察”的名义下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但关于近十年来诗歌状况的总体考察，似乎还并不多见。这一方面这似乎意味着类似工作的风险，在“整体性消失的时代”对于诗歌状况的“整体性”予以讨论是尤难讨巧的；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与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局面的近乎无限多杂与繁盛也有关系，因为现象的丰富与芜杂，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概括。

然而我这里却不得不要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对于这个十年的诗歌状况，做一个粗略的讨论。以作为对上述话题的回应，以及对这个选本的十年纪念。

首先，网络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对诗歌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在往年的序言中我已反复谈及这个问题。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发表诗歌的网站与论坛很快即达到三百多家①，那时人们已经感到非常惊异，以为诗歌平台已近乎无限多元。可是很快，“博客”和“微博”又进入了这一媒介空间，在2010年10月底已有材料表明，仅新浪微博的用户就已达5000余万，这还不算其它网站的数量。②在数以亿计的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里，有许多人是以诗歌或“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也就是说，诗歌或“分行文字”的发表，已完全不存在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障碍。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以往一切写作与发表制度都已被虚置，公开的或民间社团式的诗歌发表与存在方式均“被边缘化”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曾经极为重要的“民刊”在新世纪以来重要性逐渐降低的一个原因。其曾经的“先锋”和秘密的“波西米亚”性质，已经在完全敞开并且狂欢化了的传播语境中荡然尽失。民刊如此，官刊就不必说了。当然，限于中国文化体制的奇怪结构与多样性，公开的诗歌刊物从表面上并未萎缩，反而有扩张和增长趋势，如《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等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都陆续出版了“下半月刊”。但这也同样不能掩盖其“重要性在趋于递减”的事实，只不过上述不同区间的写作者有时是属于“各玩各的”，大家互有交叉，又各自独立，在不同的空间与规则中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所带来的，不止是文本数量的剧增和泡沫化、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美学上的变化——“网络美学”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趋势与形态。其表现，一是狂欢与娱乐化，任何信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转换为一种大众美学的资源，在2005年前后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后继的各种网上争讼和谩骂、2006年的“天问诗歌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悼亡写作所导致的诗歌奇观，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写作伦理的争议，除此，还有依托寄生于网络噱头的无数或大或小的笔墨官司、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都不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的新的理解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整体的诗歌环境，使大众娱乐成为诗歌的一种存在理由与合法方式；第二是主体的改变。因为网络条件下写作门槛的无限降低，“写作的平权化”横扫了此前固有的精英文学制度，迎来了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写作自由”。而主体身份和心态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诗歌修辞上的粗鄙化和暴力化。本来，在当代诗歌中早就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即所谓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等的虚拟对立，1999年“盘峰诗会”上两者的公开分立与随后的论争，使这一结构性的矛盾被舆论抓住并且不失时机地予以放大，而随后网络平台的迅速发育与膨胀，则使这一对立被瓦解，使口语和日常生活的写作及其美学被放大，以至于在新世纪的头几年中出现了一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所谓“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都是这种写作趋向的极致形式。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局面，与网络环境下主体的一种“自由幻象”不无关系——写作者体验到了一种“隐身”和“面具化”的快乐，犹如化装舞会上的情形，使用一个无须审查的网名，便可以享受粗鄙甚或暴力语言的特权，并且无须为语言上的“虚拟暴力”承担责任。这某种意义上也是网络美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只看到粗鄙修辞的负面效应，与简单地肯定网络时代写作的繁盛一样是不客观的。网络传播打开了以往时代封闭的写作制度，也打开了种种美学樊篱，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同时很重要的，还有公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公民意识”，网络一方面是大众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参与公议”的地方，正如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一些极端方式所产生的奇怪作用，在中国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社会公正和舆论正义也正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一些贪腐事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大暴力和侵权事件、司法不公事件等等，都是通过网民的舆论力量推动解决的。同样，网络也在文学的环境与舆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由诗歌写作所激发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数以万计的悼亡作品，在推动捐助和救灾、张扬生命个体的价值、抚慰灾民和国人创痛、在弘扬道义、慈善与大爱的力量方面，都可以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力作用。而且，它在批评和矫正某些不正确和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可以说，在网络世界中也正在逐渐生成一种“正气”，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伦理，它虽然不及传统主流社会中的观念来得那样正统和明确，但对于包括“文学与诗歌伦理”在内的“公民意识”的生成，可以说具有巨大的正面作用。

很明显，世纪初的狂欢与喧闹已经渐渐沉落，在最近的两三年中，诗歌写作渐渐步入了一个相对沉潜和丰厚的时期。阅读大量的诗歌文本，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诗歌真正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我看到有无数的写作者怀揣着对于汉语的热爱，对于周身经验与日常生活的个性化的处理能力，在写作着、创造着，每当我在进行我的年选工作的时候，总是陷入一个巨大的“细读的喜悦”之中，我感到中国的好诗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多，他们的技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细腻和过硬，汉语新诗问世的一百年来，其表达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和准确……这并不是整体性的判断，而是作为个体的阅读体验。很奇怪，当我们试图用“整体性”的叙事来概括如今的诗歌状况的时候，总是会有悲观或苛刻的论调，开始当我们真正陷入个体的阅读之中的时候，情况却总是恰恰相反。

任何修辞似乎都很难描述现今诗歌格局的丰富：在整体性瓦解的时代，所有二元对立的局面也都不复存在，官刊与民刊、权力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所有的对立都被一种更为交杂和纠缠、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局面所代替。这也是“新世纪诗歌”区别于“90年代诗歌”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这个十年中，不只“70后”诗人已蔚为大观，连“80后”、“90后”也早已崭露头角，虽然以年龄代际来描述诗歌的演化谱系并非是一个高明的发明，但代际经验的差异与美学上不同确与越来越快的社会节奏有关，因此，“诗歌写作风格的代际化”不管是不是一个好事，都是无可避免的。比如“70后诗人”写作中普遍的破碎化经验与修辞，普遍的对于细节与无意识内容的偏好，就与“60后”及更早的诗人构成了显著的不同。而“80后”、“90后”所受到的传媒时代的文化影响就更加明显，其思维方式和修辞风格都带有电子媒介时代的飘忽与陌生、迷惘与冷硬，这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有至关重要的关系。除了代际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诗歌中的文化地理因素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过去几年的序言中也都曾提及，如今中国诗歌的版图似乎确实形成了与地理文化属性及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不地域的精神生活与诗歌传统有密切关系的格局——比如北京地区诗歌中的后现代性的试验因素，政治波普的、国际化的、观念主导的特性；比如广东地区诗歌中强烈和丰沛的底层情结、工业意象、伦理主题因素；比如以贵州、云南、川西等地为主的大西南诗歌中浓郁的原始情境、荒蛮色彩、悲情主题，还有在语言上的异质性因素，这些与其它地域的诗歌相比都有鲜明的差异。

还有一点，是诗歌经验的某种整体性迁移，在90年代，占据诗歌经验核心的似乎仍然是传统的启蒙情结、农业时代的经典意象、知识分子悲情色彩的精神生活，而对于日常性、本土性、当下性的经验则处于相对漠视的状况。这当然与90年代窘迫严峻的文化环境与文化关系有关。进入世纪之交以来，文化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一个急剧的转移，它不再是精神意义上的精英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批判关系，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为了一种物质层面上的对峙：财富的迅速增加和分配的相对不公，导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危机与社会分化，城市底层生活的相对贫困、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打工族涌入城市后的艰辛遭际，这一切都使现实的社会矛盾空前凸显。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善和网络媒介的急速扩张，导致出现了类似“后工业时代”的娱乐与狂欢的“文化嬉戏”（福柯语）氛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分化而导致了严重的伦理震荡，诗歌写作中关于底层生活的情境与遭遇、关于工业时代的冷硬想象日益增多，诗歌意象中关于“铁”的叙述，关于流浪者、精神病人、打工族的描述大量出现。简言之，在新世纪的中国诗歌中生成了一个“前现代景象与后工业时代文化的奇怪混合”。如果硬要用某种“整体性”来涵盖今天的诗歌写作或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我以为，这种奇怪的混合状况便是最敏感和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诗歌中的“极端写作”，关注“城市经验”、“底层生活”还有解构与狂欢性主题、关注郑小琼、曾德旷、张玉明、墓草、轩辕轼轲等一类特殊诗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他们敏感地影射和隐喻了时代性主题的创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经验而言，可谓具有特殊的意义。

土地经验在诗歌中可能正在渐趋消失，这大概是伴随着上述“整体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乡村中国正处于迅速解体的过程中，乡土世界的文化基础正日趋崩解，这导致乡土经验书写的大量减少，同时也给当代诗歌的美学面目带来了深刻变化。也许人们对这一点还未有充分认识，但回头想，海子那种壮美绮丽的土地想象现在还能存在吗？乡村世界的完整性早已化为废墟和灰烬，那么关于乡村经验的书写，也便只剩下了悲情与荒芜、破碎与消亡的体验与怀想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那些一直坚韧地进行着土地书写与乡村追忆的诗人，也愿意给予格外的敬意。




边缘的、地域的、民族的和现代的




关于诗歌中的文化地理问题，在前两年中我也曾经涉及，但具体到今年，我感到似乎更加强烈。这是我在读到广东的任意好主编的《赶路诗刊》总第七期和四川大凉山发星主编的《独立》第十五、十六期之后的一个感受。在2010年读到的民刊中，这两本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本期《赶路诗刊》开卷即是两位获得“御鼎诗歌奖”的诗人，一位是宋晓贤，一位是沈浩波。宋晓贤自然无可争议，这些年他充满创造活力的、称得上是原汁原味又充满现实担当的、机巧智慧而又不张扬哗众的“干净的口语写作”，在读者和同行中可谓享有美誉。甚至他的名声同他的成就之间还是不相匹配的，因此他的得奖可以视为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而沈浩波则不同，作为近十年来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能够把奖授予他，无论如何都是要承受一些压力的。但这是广东，是佛山，而不是京城或别的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在这里是出格和不可以做的。

我当然不是在否定沈浩波的得奖，而是在说广东这块土地的自由与开放，这里诗歌环境与诗歌观念的开放——这是地域性在当今中国、在诗歌写作环境中所起的鲜明的作用。《独立》也是一样，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体验到在《独立》中所感受到的汉语世界的广大原始与辽阔无疆。读过2010年《独立》的两卷刊物之后，方能够感触到这块偏僻荒蛮之地对于那里的诗人、对于那里的语言和诗歌观念来说是多么重要。独立自由的写作精神绝不是说说而已，它需要切实的根基和条件，需要真正“天高皇帝远”的空间、距离，需要语言上的阻隔与陌生，需要多元民族文化共同生成这样一个混合式的环境，需要莽莽苍苍的大山，水流湍急的江河，僻远荒蛮的野径……这一切实在的空间关系，最终生成了它诗歌的边缘与另类姿势。

上述的话题说来还是太大，先说说其中的一个——既无意中说到了沈浩波，也就不妨借机说几句。从提倡“下半身反对上半身”，推出《心藏大恶》《一把好乳》步入诗歌江湖，沈浩波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来标立自己的美学标签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题目和句子，除了是用刺耳和露骨的方式来影射或讽喻时代，并在某种意义上为“欲望”或“身体”这只怪异的“双面兽”确立合法性，恐怕并没有什么“个人道德的可对证性”，这一点只要是不傻子都能看清。否则人家也就不会在大街上、酒馆里到处串来串去，早就在监狱看守所里呆着了。但语言的挑逗和刺激也是疼而且痒的，所以他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恶少”气质，触动甚至触怒了我们某些观念的边界，触怒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良知，这正是他的目的，要的就是让你疼嘛。但须知，这个过程中写作者的身份也会不期然发生变化，因为“恶少”的生活和身份终究是难以持续的，“狂人”尚且可以医治并终列“候补”，何况恶少。随着年龄和财富的变化，最终是会自动走上规训之途的，所谓“浪子回头”吧。

宋晓贤和沈浩波都是出自“北师大诗群”的代表性人物，如果从这点看就更不会过分诧异。伊沙、徐江、侯马、宋晓贤和沈浩波，加起来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口语写作的五位干将了——但这样联系起来看又出来一个问题，即与“北师大诗群”相联系和相匹配的一种“北师大诗学”。这当然有把问题扩大化的嫌疑，北师大诗群中也有偏“雅”的（如桑克），但如此集中了90年代以来的解构族和口语族诗人，不妨也可以看做有某种必然。为什么同样出自京城学府，他们却放胆地倡扬“非知识分子化”的“口语”乃至“下半身”写作呢？其中的某种对应性恐不言自明。也许北大的“诗歌形象”过于高尚和巨大了——无论是现代以来作为新诗发祥地的地位，还是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海子，以及诞生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成员的北大诗群……这样的诗歌形象与地位，当然会激起一种挑战和试图“并驾齐驱”的欲望——“咱也曾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至更为彻底，干脆扩大为一种具有时代性和整体性的诗学对立：你倡导“知识分子写作”，俺们偏要以“民间”自立，你以雅语和高尚自居，俺们却要来点粗鄙和口语。这恐怕是沈浩波式的诗学姿态之所以出现的深层背景之一。

自然这都是猜测，笔者也不愿把一种狭隘的“群体政治”心态引入到对诗歌写作与诗人阵营的诠释之中，但我必须说，这种对峙或分立并非坏事。当代诗歌的格局虽然像有人说的那样“乱象丛生”，但这总比万马齐喑的“一体化”要好得多。在这种分立和乱象中，地域性、群落性、边缘性，都是使诗歌写作与观念空间得以打开的条件。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外部的讨论，真正属于诗歌的，恐怕是“精神的边缘”。我读了沈浩波的《蝴蝶》之后，也确信他写出了令人颤栗而豁然心惊的诗句，写出了解开生命与存在的内部景观的诗句，但这仍是不同于“道德规训”或“美学招安”之后的诗句，它是率真和丰富的，弹性大且充满了生命深度与灵魂宽度的。它既是对个人履历和家族记忆的书写，也由此伸展到人类社会与生存世界，由生命伦理伸展到了世界的伦理。请读这首诗的结尾：




时光错落如刀，人类密密匝匝地降落其间，永不停息

我看到地球彼端，老黑奴的子孙，举起透明的

巨大如船的鸡尾酒杯发表就职总统演说

我看到梦想还在延伸，我看到冤死于铁幕大海的漆黑幽灵

我看到骄傲的头角自草丛中上升，岁月之峰不能将其抹平

我看到一只白色的蝴蝶，挥动纤细的双翼，永日飞翔




如说是“精神的蝶化”也许是言重了，但它确实从“个体的时间”伸展到了当代历史的层面，从庄周之梦的生命疑惑扩展到了对世界的广泛追问，而且语言也相当得“雅”。因此我要说，诗歌的本意并不是只诞生于边缘之地，而是要永远保有“边缘的精神”。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论他的语言方式是粗鄙的还是雅致的。

在大凉山的深处持续存在着《独立》，迄今已经出到了第十六期。《独立》给我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它有比任何地方都要饱满的诗意和情绪，仿佛世界有多封闭，人类的情感就有多么饱和，仿佛在物质上有多么贫困，在精神上就有多么富有。真是奇妙，那里的人的感情是这样洁净，如同没有被污染的雪峰和深湖，丛林和草地，是处在疯长的葱笼与葳蕤之中，原始的自然与荒古的空旷之中。那语言的野性和纯洁、苍茫和陌生令人着迷。在十五期中，我读到了藏、彝、回、羌等西南族群诗人的作品集群，这些作品大都用汉语创作，少量来自翻译。我必须说，它们是生机茂密和感情丰沛的，它们纯洁动人的美丽世所罕见。这是才旺瑙乳的一首《我的爱人》中的诗句：




……雪消融在石头上

活泼远游的心，回到安静的中心

我从高考苍鹭摘取的闪电之钻

佩戴在她健康的胸部

月亮见证，她的金色马车

停在我小小牧场的上空




只有在这圣洁的雪域之地才有如此纯洁和美丽的爱情谣曲，这些藏族诗人几乎人人都是一个仓央嘉措，人人都可以写出直抵生命和人心的赞美之诗。他们的语言与这块土地一样素洁干净，与那里的空气一样清新爽朗，充满出世的超度之境，又满怀天真淳朴的执著与执拗。这是土地赋予他们的天赋和才华，是高原给予他们的灵性与灵感。

还有彝族兄弟的诗歌，阿库乌雾、阿索拉毅、阿卓务林、嘎足斯马、鲁娟、发星……一个大凉山居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彝族诗人。正如他们的民族习俗是崇拜火，崇尚黑的颜色，他们的语言也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充满燃烧的气质，但这气质中又有着晦黯和神秘、深邃和陌生的色调，有着鬼魂和咒语的气息。他们多数喜欢具有吟咏性和倾吐节奏的长句子，词语和意象显得浓稠密集，构造出黑夜与梦幻的氛围。比如鲁娟的《解咒十四行（二）》，这是种族文化与外来形式的一种奇怪结合，它使用了十分洋调的“十四行体”，内容却是十足的本族文化：“月亮啊请亮些，再望南方倾斜些/支罗瓦萨已急急赶往夜郎国的路上/断刀呀请快些，再比闪电更快些/夜里游荡的鬼魂纷纷左右避让/诵经声啊请轻些，再比微风更轻些/深深怜惜这只因失眠而痛楚的眼……”这样的诗句除非在那样旷远和幽深的山地，在别处无法想象它们的出现和存活。还有，种族神话与佛教信仰也在他们的诗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十六期中阿索拉毅的十四行组诗《佳支依达，或时光轮回的叙述》便是这样一组作品，神话与传说、宗教与习俗、主人公的体验和想象，通过他那澎湃绵长的诗句，生成如排浪般震撼激荡的旋律。这是他的一首《在内心辽阔的黑暗魔域黑竹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中的句子：




……内心辽阔的黑暗呀！已伴随我几个世纪

在佳支依达，在魔域黑竹沟，内心辽阔的黑暗呀

像是杀人不流血的剑，刺中我胸襟里桃形的命运

一世的伤悲，一世的痛苦，一世扭曲的孤零零的魂灵




这是注定守护着神灵与诗意的民族，诗人正是这神灵与诗意的看守者与祭司。不过，要是以为他们仅仅懂得皈依与封闭那就错了，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我分明看见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的清醒认识。在发星的编辑思想和意图中，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闪现于每一个策划之中，十六期中的“知识分子群像”栏目、“西域专栏”、“中国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等，都是这种鲜明的现代意识的佐证。




诗人之死与悲剧之年




死亡事件每刻都在发生，所以我并不想把个别事件本质化，但2010年确乎是一个不幸消息频繁的年头，至少有五位出生自五六十年代的有影响的诗人相继辞世。他们中的邵春光（后改笔名邵揶）和张枣都是堪称影响很大的第三代诗人。让我依照他们辞世的时间顺序将这几条来自报刊媒介的消息罗列在这里：




梁健，1962年11月2日生于杭州。在安吉度过童年和少年，1979年考入浙江化工学院分析化学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安吉化工厂工作。之后辗转新疆、河南、安吉、绍兴、杭州、北京等地工作。1996年调入浙江教育电视台；2000年入浙江长城影视公司；2008年入香港阳光卫视。 2010年1月20日17时30分，因病抢救无效，在故乡安吉逝世。


邵春光，笔名邵揶，1955年1月5日生，山东青岛人，早年随父母迁居长春。一生爱好文学创作，曾著有《阿图瓦的冬夜》、《加农炮》、《水手情潮》、《民族唱法》等十六部诗集及同名CD专集。1985年创办民刊《太阳》。部分经典作品影响广泛，至今仍在网络中流传，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专题记录片《黑土地的春光》，向世人展现了他不平凡的一生。2005年后邵春光因病中止了创作。2010年1月23日，因突发脑梗住院抢救，27日12时39分，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


张枣，196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83年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考入四川外语学院攻读硕士。1986年后留学并旅居德国，任教于德国图宾根大学。2006年后受聘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著有诗集《春秋来信》等，代表作包括《镜中》、《边缘》等。2010年3月8日4点39分因病逝世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90年代后期因患肾病并发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时，59岁的史铁生未能度过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根据生前遗愿，史铁生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肝脏将捐给有需要的患者……




早在80年代中期，邵春光和张枣就分别以一首《太空笔》和《镜中》而享誉诗歌界了，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代表着第三代诗歌中的传统与流行、精致与狂放、雅与俗的不同流向，而今他们一前一后告别了他们一生深陷其中的诗歌，再度书写了关于诗歌和命运的悲剧与传奇。关于张枣，今年已有太多的纪念文字和诗学讨论，我不再饶舌，在这里我想引用的是邵春光辞世前不久的一首《当尸布盖在一个人的身上》，它可谓传神地体现了这位一生追求旷达与谐趣、狂放与跳脱诗风的诗人至死不改的写作态度，读之不由让人叹息，邵揶，真诗人也，死亡想象也比别人牛——




当尸布盖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就会想起他的生动
他的生动比他尸布下的缄默
更能让我们涌出泪来
他站立时的眉飞色舞
加剧了我们的泣不成声
其实我们是在为自己哭泣
有一天我们也会躺在尸布下
一生的灿烂都凝聚在这一刻
被泪水溅得光彩四溢




“我们垂下头和手臂/我们的手指下意识地弯曲着/攥不成拳头/是的，就算尸布托起的灵魂/曾经的罪过/谁愿意再记起//死亡的苍凉/能让丑恶变得美丽/让我们撒些花瓣//在即将被掩埋的棺材上”。这确乎是邵揶对自己设身处地的想象，是一首诚实而有趣的自悼诗，不是让自己因为死亡而完美，而祭上神坛，而是将死亡也变成一次灵魂对话与人性揭秘的机会，一次充满隐秘精神探究的过程，一次不予回避的旷达真实的自我塑造。你不得不服气，只有诗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睿智和勇气，才会有这样的睿智与能力。

特别要提到的还有作家史铁生，他不只是一位享誉广泛的充满哲学智慧与宗教情怀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位相当专业的诗人。2010年我至少读到了他的两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也让我由衷地生出尊敬。本书选入的他的四首诗几乎都是绝命诗，是对他一生磨难的感人回味与血泪总结。他的写作和人生实践让我们相信，确有这样的一种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受难的，喜怒悲欢的人生百味在他这里只化为了一种——那就是苦难。在青年时代就双腿瘫痪，进入中年又患上绝症，其间慈母撒手，人间失爱，从此再无依靠和牵挂，悲莫悲兮生别离，苦莫苦兮身不由己，在轮椅上度过了不到60岁的人生之后，史铁生为我们留下了如诗如谶的厚厚文字。请让我引用他在《永在》中的诗句，以此来作为对他的怀念：“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前，死不过是一个谣言/北风呼号，老树被/拦腰折断，是童话中的/情节，或永生的一个瞬间”。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入死而观，你能够
听我在死之言，此后
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
永恒复返……




他活出了境界，比我们这些肢体健全的人更远离了行尸走肉。从来都是这样，用自己的苦难来赎救别人罪孽的人，必定会获得真正的永生——在不朽的诗歌中，在世道和人心的传奇里。

值得纪念的还有在10月间猝然辞世的诗人刘希全，他是一位从未高声说话的诗人，一直到他安卧在鲜花围绕的告别大厅里。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谦逊、温和和沉默的，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真诚和朴素，但也一样长久回旋、回响在我们的心间。


    再次鸣谢这一年中向我提供资料的朋友们。在年末我得知，春风文艺出版社在进行了恰好十年的《21世纪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之后，打算告一段落，这意味着我编选了十年的年选也有可能告一段落。在这里我要对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直接参与该大系编辑工作的韩忠良社长、常晶副总编、黄梅主任等表示感谢，他们提供的合作和友情同样是值得珍藏和纪念的。




——————




*《21世纪文学大系·2010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

①据笔者在2003年的统计，通过扬子鳄诗歌论坛【http:www.yze/netsh/net】可以链接到345个与诗歌有关的网站，见《21世纪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序》；据张德明在2005年前的统计，诗歌网站达381家，见《网络诗歌研究》附录部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版。

②据新浪网消息：2010年10月底宣布用户数量超过5000万户后，新浪就再也没有公布过最新的微博用户数量，尽管曹国伟对腾讯微博用户过亿的说法不以为然，但坐拥数亿用户的腾讯成为新浪在微博领域的最大对手已经成为现实。tech.sina.com.cn/i/2011-02-14/22415175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