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亢：没有读书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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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亢：没有读书的一年

    作者:鲁亢     



　　1．突然以不是那么知根摸底的姿态走进教育的领域，去了几所小学学校，被动地来往于老师和学生之间，我疑惑于那些表面上看来教学质量不错但每个班的桌椅几乎顶到后墙黑板的超负荷的拥挤，频繁产生的是对各种教育事件和灰色故事的沮丧心情。当想到这一年的“流程”，这些也是仅有的较为深刻的印象，而其他，似已成为失忆的证明。记忆可以没有轻重之感，但记忆却能形象地展现连续的模糊乃至空白。这一年若给它一个精神指数，明显的低得可怕，之前的几年没有这么去想，虽然之前的几年有可能更是浑浑噩噩，可是因今年较多地以行动取代枯卧，观察的范围有所扩大，我对自己居然未能完整读完三本以上的书籍颇感吃惊。“如果没有阅读和写作，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前几天在一本半学术杂志里看到大致此意的标题，旋即放下，顿感兴味索然。固然这是一种有所作为的态度，甚至与灵魂有关，但它实为固执地传递着令人生厌的自我怜悯。这样的标题其价值指向就烘热于其中的虚幻的骄傲适用那些冷冰冰的庸人，至少已使也许并非庸常的当事人蒙羞。有了阅读和写作，你会区别于路边的有意识地坐坏花圃栅栏的不文明市民、汽车上不打算给抱着孩子的人让座的四肢发达的年轻人、银行高高的柜台内粗声粗气的职员，但你有可能会变成某种僵化的形态和工具的帮凶，或变成自零起点只前进了五步远的文化寄生虫。总之，有了它们，人群中的少数中的绝大部分依旧难以解脱，依旧是未被自由之书收录的奴性文章。而我从不谈论幸福，不知道它是否还属于更高一层。

　　曾指望在斯洛文尼亚作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找到某种陌生的表述，连同他的发现都像初吻，如今，只有“陌生”才能“开眼”。这一年完整读过的第一本书。可是面对封面上齐泽克颇具影视效果的照片，我的记忆里找不到这位“后马克思主义”式的拉康弟子的使人欣慰的教诲--因这些教诲而使现实的美感增加，丑陋在身心健康的人群并不像带病菌的猴子那么可怕。“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希区柯克的《后窗》，从瓦格纳的歌剧到科幻小说，从《异形》到犹太笑话，作者以其敏锐的分析，探讨了有关整体性和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幻像问题，而人类社会正是由之构成的。”齐泽克显然深谙当今世界之道，我却无法利用这本书来看待现象和问题，而它是如此特别的政治哲学，如此地与我们的现状贴近，有着比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更加本土化的切肤之痛的指涉、分析、警示和撩蜂拨刺的隐喻。到末了，我连它的对极权主义的公式的表述也只是觉得好玩却不敢拿它当作被点燃的引线。不能发挥的机智是一种疾病，在写作中，每天，按已故德国作家伯尔的说法，一名写手（或作家）即便他长时间未动笔，他的生活和思想仍在“写作”，倘若这是一种压抑的写作，像探雷工兵，是不是病态的？我去采访并要按时交出稿件。我当然不会臆想“齐泽克这类左翼思想家兼'人精'对这样的采访对象和内容会怎么做”，假如不是看高了自己，就是自己实属鼠辈，远达不到能“呼吸着他的呼吸”。我的对纸倾诉已游离真实的倾诉，只是转述和归纳。我差不多隐于文字之后，惟有拿形式的面具来聊以自慰。许多时候，我怀疑，哪怕是很少的勇敢而又有深度的表达，是否有过。“万物皆备于我”，是何等罕见的强大的理论告诉我，“我却一事无成”。

　　第一本从头至尾让我时有喜获的遒劲的妙作，嘲笑着滋育过我心灵和智力的初源，它已是弄潮儿的体魄，特立独行，让套中人成为渐离渐远但顽固地根驻着的丑陋的风景，其腐臭之味已溢出形式的面具。

　　2．第二本是李洱的小说《花腔》。非常好看。不亚于莫言的《十三步》和《酒国》。假设日本（它是亚洲文化大国）也有一套类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２１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那李洱的小说会是本年度代表中国获奖。早些年曾遭批判的已故作家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值得重温。丁玲对来家的晚辈拿出几本书说，一个作家只要一生能写出像其中的任何一本，就够了。希望丁玲当时拿出的是类似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冈察诺尔的《奥勃诺莫夫》这样的作品，而非某些“速朽”文学，那样的话，“一本书”愿望虽好却因眼拙而败絮其中，大煞风景。但不管货真货假，我喜欢甚至崇拜“一本书”之说，李洱的《花腔》已入此列。他如果也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百年孤独》了，还有《族长的没落》，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那只好搭上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飞机了。中国作家这么厉害的除了莫言，目前还没有第二人呢！即便莫言，就他当剧本顾问的《太阳有耳》，也烂得使人笑弯了腰。

　　小说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小说还能在美学创新上使人目瞪口呆。我常碰见的人没有谁在读小说。到了2002年，他们听到小说，已能漠然处之了。

　　3．在去乡村小学采访的长途大巴上，我读完了今年的第三本书：《铁栅栏上的眼睛》。作者与我同岁，意大利小说家。意大利有一类作家相当自我和反潮流，如卡尔维诺，安伯托·埃柯，还有这本书的作者，尽管他显得底气不足，但似乎也能做到举重若轻。我将这本书放在住处，从学校回来时闪过一念：它不消遣，我的旅途更郁闷。我把它带在身上想干嘛呢？

　　今年购进几十本翻译作品，有点不安。《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认为目前中国翻译作品的情况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我已够谨慎小心，还是在某处见到赵武平指出译林版的《上海孤儿》从书名到内容都属于译匠的译作。实际上杂志不论，就书籍而言，这些年我主要购买和翻阅的还是翻译作品。当然，也有犹豫，如对800多页厚的《从黎明到衰落》，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尤瑟纳尔文集》，商务版的《圣路易》，《维特根斯坦全集》，买还是不买？买后翻过前言后记和其中的片段，这些或厚或涩或两者兼有的书就可能永远充当纸家具了。我羡慕苏童在一文中提到他看完了《没有个性的人》。熟悉的人中据说李长青也读完过《尤利西斯》，惊为天人。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有100本自己认为非看不可的书，在一年里最后只看完三本，这算不算罪过？以前读海明威的传记，他吹嘘自己在巴黎时一个晚上读完好几本名著，我想他的真实情况与我的朋友美辉相似：二十年前他因故遁隐武夷山寄居在友人家中，曾因百无聊赖一个晚上翻阅了十几本书。我虽没做过这种事，但心有戚戚。

　　4．一年里几乎没有好好读书还能写文章，是不光彩的事情。我们不是约翰·肯尼迪·图尔式的人物。他三十二岁就自杀了。他的母亲认定儿子是天才，抱着儿子被多家出版社退回的手稿，求名人推荐。图尔死后十年处女作--遗作《笨伯联盟》出版了，并获普利彻奖。英国名家安东尼·伯吉斯动情地说：“《尤利西斯》问世之后，都柏林就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图尔的这部喜剧性杰作出版之后，新奥尔良也再不会是老样子了。”我们激赏“一本书主义”，可能也能出书了，可能时来运转书越出越多，“著作等身”，并能追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塞拉的年龄，也鹦鹦学舌：我早就不读书，或只读自己的书。这只能算是灾难。尤其是在某一年里，产量很大，无暇阅读名著和重要之作，等于嗅觉全无半瞎着眼捞回一筐筐的臭虾。

　　在报刊里我得不到什么，我也不想感谢看过的大几十部影碟。影碟功劳很大，让我感动，让我有写作的欲望，靠了它勉强找回一点感觉。至于它们中占了大部分的平庸的和不够了不起的作品，连催眠的作用都起不到。即便是影碟你也要惊羡高人的眼力和他们华彩的文笔，尽管这样的文章很少，偶有一览，万念俱灰。它们只出现在《今天》、《书城》、《万象》、《读书》上，好像几只骄傲的凤凰，果然只找梧桐栖息。

　　果然也只有弗吉利亚·伍尔芙这样的高人，在听丈夫问“每个人都要死，你书上写的，但谁先死”后，严肃而沉静地对在影片中更像个普通的编辑的丈夫说：诗人先死。我想到读书的事，就来自看这部名叫《时间》的影片的感触。写着或工作着并没有变成什么，不是美丽的，不是。只是这样下去，成为歌星在歌词中塞进去的“凡人总是让我感动”的凡人，不如学一回诗人，倒还蹋实一些。我不想更深地理解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最后的思想”，但我将它看作是某种信念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