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公共生活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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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公共生活的点滴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序


　　对发生在我身上或周围的一些事情，我平时零零碎碎地写下一些想法。由于这些思考都事关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写作也就成为一种“点滴写作”，“点滴”当然只是一个“隐喻”。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把“隐喻”称之为一种通过暗示，来揭示事物实质的办法。例如，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上帝是一个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波兹曼说，如果这些隐喻不再有效，我们一定会找到其他适当的隐喻：光是粒子，语言是一条河，上帝是一个微分方程（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大脑是一个渴望栽培的花园。


　　但是，对于我自己个人写作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却很难找到如此生动而明了的隐喻。由于我的跨国生活经历，在我身处的广义公共生活中，“点滴写作”未必能把公共生活再现为一条河或一片海。和说“时间被钟表排列成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或者“积沙成塔，积水成潭”不同，在我这里，水滴并不一定贡献于一处溪流或是一潭死水。我一面编这个文集，一面觉得似乎有了一个更合适的隐喻。这174篇小文就如同是174位歌手，男男女女、年长年少、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地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只是普通的歌唱者，未必是了不起的独唱家，但是，他们在一起，就能唱得特别好听。他们的合唱不是174个声音的简单相加，不同的声音交融在一起，合为一体，在整体上放大和丰富了这许多声音。整体和谐是它的生命，均衡协调是它的魅力，它的充沛意趣和宽广抒臆胜过了任何一个独唱。我把他们大致分成三组：“教育”、“政治”、“社会文化”(没有用文字，只用“～～～～”隔开）；于是，这一群人有了分组排列的秩序。我给他们每人一个号码，从1到174，是他们各自在合唱团中，而不只是单组排列中的位置。174位歌手，人数可以或增或减，但合唱团却务必是一个整体。他们每个人都只呈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有整体感的公共生活。


　　从私人随笔到公共随笔


　　我的点滴写作汇合而成的不只是零散评论的一个集子（所谓的“时论集”），而更是对公共生活多面性、完整性、整体性的一种再现。它的写作形式是基于个人的观察和议论的“随笔”。随笔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一个名叫蒙田（1533-1592）的法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自己的私人“思考尝试”（essay）而成为一种写作样式。蒙田留给后代读者的是一种私人随笔。


　　我这里关于公共生活的写作文字是一种随笔，但并不是私人随笔，它是一种公共随笔，由“报纸”刊载的、为“报纸读者”写作的、在现代公共传媒中传达给公众的“专栏随笔”（思想、时论随笔）。它不是“美文”（belles lettres）意义上的随笔（又称“小品”），而是一种公共议论文体。这种公共文体是在出现了比“书”更大众化的印刷媒介后才形成的。


　　在蒙田的时代，印刷术用以传播个人想法的媒介是“书”，蒙田所有的随笔作品都是以“书”的传媒形式流传于世的。蒙田的同时代人，同样也以随笔著名于世的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他的随笔也是以“书”的传媒形式出现的。在蒙田和培根写作随笔的时代，既无报纸，也无期刊，“书”是唯一的出版形式，蒙田和培根“书”里每篇随笔因此也都称“章”（chapter），这和报刊的“篇”是不同的。“书”是贵族和绅士阶级的读物，被很珍贵地收藏，很精细地阅读，很认真地体会，很长久地回味。在蒙田和培根的时代，还没有以“普通人”为基本对象的读物，这主要是因为，刊载这种读物的传媒工具还没有出现，这个传媒工具就是报纸。


　　波兹曼说，人类创造的每一件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人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是可以完善的。18世纪报纸的出现，对于随笔这种个人写作，也有超越它自身的意义。1711-1712年，英国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出版和发行《旁观者》小报，每天一期，每期2500字，共发行了555期，停刊后，于1714年，由艾迪生独自复刊，每周出版3期，又延续了6个月。艾迪生是当时最富盛名的随笔作家，《旁观者》由他主笔，是他把随笔从一种私人写作改变成为一种由报纸媒介来传播的公共随笔议论文体。


　　启蒙的和“聚零为整”的公共随笔


　　艾迪生对自己的公共随笔写作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他写道：“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这些不只是一种说话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一种关乎性格、秉性、习惯的气质。所以，他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和文艺复兴作家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写作去影响他的读者，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性和普遍国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的作用不是发生在惊天动地的“革命”和“运动”之中，而是发生在春雨润无声的优化人际交流之中。


　　《旁观者》不是书斋读物，而是咖啡馆读物，是普通市民的读物，它的发行量看起来不大，每期3000份，但是读者众多。据艾迪生估计，每份报纸有20来个读者，所以每一期报纸都会有大约6万个伦敦市民的读者，这在当时是10%的伦敦人口。许多读者自己并不是《旁观者》的订户，都是在咖啡馆读这份报纸，咖啡馆因此也成了读报室和议论场所。报纸上的议论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这样的公共随笔和写成“书”的随笔是不同的，读者对之未必会作精细的阅读和长久的回味，更不用说珍贵的收藏了。但是，他们会在一起谈论共同读过的东西，共同的议论把那些本来可能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互相有联系的公众，这就是现代公共社会。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称赞《旁观者》是英国18世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结构转型”的一个标本，发生这一转型，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也是受中产阶级的推动。报纸满足的是他们的文化需要，这和我们今天的报纸读者是相似的。而且，那些18世纪读者对待咖啡馆读物的方式也和我们今天的读者对待报纸差不多。他们一般不会保留读过的报纸，无论多么精心写作的文章，对他们都只有一时的效用。所幸，《旁观者》的那些议论文字一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还继续有读者，于是有机会再以8卷本的“书”的形式刊行于世。先是在报纸上刊登的零碎文章，继而有机会结集成书，


　　不少“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也包括我这个集子，它的几乎所有单篇都是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的。这些单篇中，许多看起来是“时论”，但“时”只是一个“托”，随笔写作中称“prompt”（用例子来提示而出的“题”）；而“论”才是重点，随笔写作中称“elaboration”（“阐述”）。“时”是生活中偶尔发生的短暂事情，时事不可能长久持续；而“论”才是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也才有可能时读时新。对于我这种以“公共生活”而非“时事”为确切内容和整体观照的写作，“文集”只是一个方便的“成书”形式，而用“聚零为整”、“以零说整”的方式讨论与普遍整体生活价值、意义和目的有关的诸多问题，那才是这一写作的本意所在。因此，这又可以说是一本关于公共生活的书，而不只是一个随笔文集。


　　公共随笔的观察和知识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公共生活中，中产阶级的公众读物恐怕是一种最要求诉诸于常识理性的作品，它不像政党宣传那么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像文学那么优雅精致，也不像学院写作那么抽象奥涩、故作高深。它是说理的，它的说服力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它虽然不追求文学的文采，但也不是不讲究“技巧”，对于有说服力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技巧是阐明和表述的正确方式，不讲究技巧，没有格调，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逻辑或得体的热情，那都会被读者当作是有辱他们的智力和暴露作者自己的愚蠢。


　　诉诸于常识理性的文字能使公共话语有一种温和而有力说理的文化气质。这样的公共话语推崇客观而理性的思维，也鼓励严肃、有序的对话。在这样的公共文化中，正如波兹曼所说：“如果作者撒谎、自相矛盾、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滥用逻辑，他就会犯错误。……如果读者没有判断力，他也会犯错误，如果他对一切漠不关心，情况则会更糟”。如果说常识理性的文字有一些启蒙的作用，那也取决于读者自己要有寻求知识、打破愚盲和固蔽的启蒙要求。


　　随笔并不是一种提供“确实无疑”知识的写作，随笔作者对于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认知来自他的经验和观察，而非他的学问，所以从根本上说，随笔是一种“业余”的写作。与“学术文章”相比，随笔的议题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什么问题或事情重要，为何值得议论，议论到什么程度，等等，都由作者自己来决定。这不像在学术领域中，作者先得考虑“选题”是否会被同行评审为有价值、有新意、有开拓性、研究方法是否对头、理论是否新款，等等。


　　尽管随笔不是为学问而写作，不是为某种知识的大厦在添砖加瓦，但随笔作者却也在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随笔中时常可见的引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学问，尽管随笔中很少有为引述提供注释的（那简直就是显摆作者的学问）。学术论文要求注释周详，还要有充分的参考资料，使写作产品成为某种学问体系的一部分。随笔无须顾虑这些。随笔作者凭记忆而引述或转述，不像论文那样对引文的一字一句斤斤计较。在随笔中，引述成为作者与他人的对话，而不是提供权威的依据。正如蒙田所说：“我引述别人，是为了让我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


　　至于随笔对现实的观照，说那是“思索”要比“思想”更为贴切。思索从寻常的小事中晓喻世人不悦的真相，对脱离常识的抽象推理保持审慎的怀疑。思索没有“某某思想”那种唬人的权威和声势，思索当然想要接近真理，但那是一种有限的真理，一种因人的经验观照必然有所局限而不能不有限的真理。思索是对事物的某种随机性质的观照，它只涉及与具体对象相关的一些特征，而这种相关性本身就是作者个人观照的结果。随笔式观照的特征是“这里”和“现在”，它的想法是新鲜而具体地留在思考者脑子里的东西，是作者现在正在经历的想法，也是他渴望向别人表达的，点滴写作是这种与他人交往方式的自然产物。


　　公共随笔的作者和读者


　　在特殊的情况下，随笔常常用能说的话说不能说的事，这就需要读者具备一种配得上文字阅读智力要求的理解力。他不仅需要能够阅读现成的文字，而且需要能够根据文字的语气去判断作者的观察用意和隐而不显的态度。他还需要知道作者的偏见和读者的偏见的区别，用自己的相关经历来作为作者观点的映证或反证，既避免不足理解也避免过度阅读。这样的阅读对任何一个读者都可能有健康的思维训练和文化影响作用。这种训练和影响是启蒙的，更是自我启蒙的，对一个有危险成为“笨蛋社会”的文化环境，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救赎作用。


　　报纸和其他大众媒体不仅给像随笔这样的点滴写作提供了家园，也成为许多“笨蛋读物”的渊籔之地。有人忧虑中国的“低智商”社会状态，总结出“笨蛋社会”的八大标志：自虐倾向（身处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无脑娱乐（无文字阅读的图像消费）、词汇单一化（识字的文盲）、盲从“专家”（无条件信任）、弱智官员（不乏有高学位者）、肮脏语言（脏字流行）、恶搞成风（无厘头文化）、拿无知当个性（愚笨而不自知）。


　　“笨蛋社会”是一个不阅读，或者不知道怎么阅读的社会，它的公共生活可以看上去色彩缤纷、热闹非凡，但却是无聊繁琐、浮躁浅薄。没有人会真的喜欢生活在“笨蛋社会”里，即使在笨蛋社会里，真正的笨蛋也只是极少数，即使笨蛋自己也盼望聪明起来，不喜欢被人叫笨蛋。笨蛋社会也有自己的鸡和蛋问题：是先有笨蛋还是先有笨蛋社会？在我看来，笨蛋是笨蛋社会弄笨的，先是不得不假装，后来便弄假成真，以至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成了笨蛋。理性、逻辑、说理的公共写作是一种反对“笨蛋社会”，但却想帮助“笨蛋”的个体行动，尽管它在今天也许已经未必还能像在18世纪的英国那样担当起启蒙和教化的重责大任，


　　在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中，写作方法与写作题材、思考者与思考对象可以交融在一起。公共生活的各种细节和方方面面形成了点点滴滴的写作题材和思考对象。这些片断思考的整体性来自这种交融，并且由于生活本身各方面的相互交织而具有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的整体性。就公共生活的整体意义而言，我们分辨一个社会是否有民主的生活秩序，区别一个国家是否在实行宪政法治，根据的就是这种整体性。这样的分辨和区别是建立在具体的公共生活细节上的，不是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教条中推理出来的。这174篇短文，聚零为整地汇集到一起，为的就是帮助增强这样的分辨和区别能力。


　　点滴写作者关注身边的寻常小事，发为议论，这种个人写作所凭据的经验是局部的、零碎的，但离开了这样的经验，写作者便无法观察和思考他的生活世界。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地粮》一书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2011年


来源:作者博客201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