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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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


(一)解题：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
1．汉语方言学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方言学史可以分为传统方言学和现代方言学两大阶段。从汉代扬雄《方言》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方言》，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方言证释古文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文献中的材料解释今方言。传统方言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范围。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方志，虽然也记录一些口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文学。
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方言，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后纷至沓来的西洋传教士，他们用西方语言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方言的语音，记录和整理方言口语词汇，研究方言句法，还进行方言比较和分类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方言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标与传统方言学也大异其趣。
西洋传教士的研究工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方言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方言的。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士的成绩，并且撰有专文介绍。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士只是准方言学家而已，至多只是将传教士的记录作为一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方言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中国现代方言学是在西方描写方言学的直接影响下诞生、发展的。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音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比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言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从西方的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方言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调查字音的表格是从方块汉字在中古切韵音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音系的名目。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方言之间的互相比较，到构拟方言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都离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方言研究的全过程几乎都跟历史语言学牵连。中国的描写方言学实际上是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汉语历史音韵学相结合的产物。
汉语方言学是在欧洲兴起的现代方言学的一个支派或一部分。如果要问它有什么特点？那么可以说它的特点是将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方言学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相结合。
2．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异同
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同之处有两方面。
虽然现代方言学的诞生比社会语言学要早得多，但是它与后出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却是相同的。
第一，欧洲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试图从语言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演变历史，从而检验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没有例外”的论点。方言学对历史语言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方言学的初衷是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故与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是一致的。
社会语言学的目标之一也是研究语言演变，研究语言有哪些变体？如何演变？有什么规律？不过它不是从地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就此而言，社会语言学和传统方言学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语言是抽象的，方言是具体的，实际使用的语言即是方言。所以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社会语言学的三位先锋：拉波夫、特鲁杰(Peter Trudgill,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1927-)，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在研究方言的基础上创建社会语言学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纽约的城市方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纽约黑人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特鲁杰研究的是英国诺里奇方言。海姆斯的背景是人类学，而人类语言学也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为研究对象的。
虽然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与方言学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也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描写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一致的，在同一个语言社区里，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场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的标准是统一的，而其结构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异质有序”是指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在内部是不一致的，会因人群、因场合而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其结构和演变仍然是有规律的。
第二，描写语言学的旨趣是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言，即研究语言的变异或变体（variant），并通过研究语言变异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异体扩散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去研究历时的语言演变规律。最终建立语言演变理论。拉波夫1971年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语言演变，把该校的语言学系变成世界著名的“语言演变”研究中心。拉波夫近年来正在撰写三卷本的《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已于1994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已于2001年出版。
第三，传统方言学全面调查一种方言的语音，以归纳音系为直接目的。社会语言学并不一定着重全面调查语音，归纳、研究语音系统，而是着重调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语言差异，即语言变项（variable）。
传统方言学从描写语言学的立场出发，调查一种方言的时候，要求尽可能全面记录这种方言，从而归纳这种方言的音位、声韵调系统等，目的是描绘这种方言系统的全貌。
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索语言变异，从而研究语言的层化特征，建立层化模型，它并不以全面描写方言系统为己任。例如特鲁杰在英国诺里奇市（Norwich）调查16个语音变项。拉波夫在纽约调查r的变项。两人都没有全面调查两地的语音系统。
社会语言学认为分层的社会方言研究比地域方言更重要，注重探索层化特征的语言变项，认为方言学对方言的描写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的起点而已。
第四，方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但是因为理念不同，所以具体做法也大相径庭。方言学的被调查人是经严格的程序人为选定的，并且是一地一人调查定标准。社会语言学家也从事实地调查，其特点是多阶层和多人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样调查达数千人之多。然后进行定量分析，用概率统计来说明语言规则。实际上是借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语言。
第五，方言学醉心于偏僻的乡下方言的调查，希望能找到古老的演变缓慢的语言现象，早期的欧洲方言学尤其如此。方言地理学则更重视农村地区方言点的调查材料，绘制同言线（isogloss）必须有这些资料作为基础。比较而言，社会语言学一般致力于调查和研究大中城市或城镇的方言。因为城市里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有更纷繁的社会阶层，有更为多姿多彩的社会方言。
第六，方言学上的方言区是根据语言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社会语言学上的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是根据语言层化特征、交往密度、自我认同划分出来的单位。言语社区的范围可大可小。在同一个言语社区允许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
第七，方言学几乎不研究“语言计划”，而“语言地位、语言标准、语言规划”等问题却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3．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广义的西方方言学史似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欧洲的方言地理学、北美的描写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狭义的西方方言学只是指19世纪末期在欧洲兴起的方言学，以及后来以此为规范所进行的研究。
社会语言学大大地改变了方言学家的作用。方言学家不再仅仅只是公布他们的材料，而是注意将他们的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且从中探讨理论问题。社会语言学革新了方言学只研究地域方言的传统，将研究旨趣转向社会方言，例如城市方言的社会层次分层研究。社会语言学应该成为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已经有人将社会语言学纳入方言学的范围，例如W.N.Francis所著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1983)的最后一章即是“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而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所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应该自有特色，不能照搬欧美社会语言学的某些范式。
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它应该是方言学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将使方言学在语言学园地里大放异彩。同时应该强调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继续，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新的汉语方言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三结合。
方言学今后要朝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学的传统研究方向应该取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方言的地域差异比社会差异要严重得多，何况方言的地域差异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方言地理学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传统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坚持，某些领域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方言语法研究、方言历史、方言地理等。

专题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一、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1，上古汉语的形成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中国
人从那时候开始自我认同，至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然而汉语的历史，充其量只能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虚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汉语文献，它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言。
夏民族的语言
那么，在商代之前建立夏朝的夏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商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似乎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代的语言。其实这些符号决不是真正的文字的前身，因为这些符号的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又过于辽阔。
商民族的语言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代的人民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使用汉语。
周代的雅言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称为“雅言”。据《论语　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雅言”即“夏言”，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言”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或old Chinese）。“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的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
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　国风》按产生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十八个地域。“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方言差别。例如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方言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是用各地方言传诵唱的，后由士大夫整理，改用雅言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有方言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非汉语，据《左传》、《史记》、《孟子》、《说苑》等文献的明确记载，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言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1 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方言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方言，而平话是粤语的次方言。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大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让贤，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水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无锡苏州一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而进入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第二次在两晋之交，北方人不仅因战乱逃难，大量移入江南的宁镇地区，而且越过钱塘江，深入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方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方言岛，而且继续大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子、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用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方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现代长沙一带的湘语，反而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老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片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方言和客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一带在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地名出现过，其地在《方言》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文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方言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立的方言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方言可能是一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方言。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土著方言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方言。
4．粤语
据《淮南子》，秦略扬越，出兵五十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又据《通鉴》载，东汉末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所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5．闽语
第一批汉人入闽时代应是西汉末，当时中原政权在闽地设置了第一个县，即冶县，地当今福州。两汉间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从吴地去的。吴地人民大规模入闽应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移民入闽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海路以冶县为中途港在沿海地带登陆；二是从陆路移入闽西北。为了安置移民和行政管理，政府在沿海地区新置罗江（今福鼎）、原丰（今福州）、温麻（今霞浦）、东安（今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新置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由于沿海地带和闽西北的移民来源不同，加上长期以来沿海地区和闽西北交通不便，至今这两个地区的闽语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一种具有明星特征的独立的大方言才最后明确起来，为人所注意。“福佬”这个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也是见于唐代文献。宋太宗时，福建泉州南安人刘昌言曾任右谏议大夫，时人“缺其闽语难晓”而不服。
关于徽语形成的历史，由于缺少研究资料，无从深入讨论。从方言的特征来看，大致
可以认为它的底层是吴语，或者说它是从吴语发展而来的。
狭义的汉语方言可以不包括官话，所以上文未予讨论。从上文的讨论可知，中国南方的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这六大方言，从方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吴语、粤语、湘语、赣语是从北方方言直接分化出来的，闽语和客家话则是次生的，即是分别从吴语和赣语分化而来的。从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来看，吴语和湘语为最古老的一层，粤语其次，赣语最晚。
  北方的汉语向南方扩散的过程不仅是汉语分化为方言的过程，而且也是汉语与当地土著语言融合的过程。这些土著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它们在汉语南方方言里留下了底层成分。如果把汉语的分化和融合的过程结合起来看，图1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妨用图2来示意。
3、域外方言
汉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将在第4节讨论，这里先谈谈因间接接触形成的域外方言。
在语言地理上跟汉语邻接的越南语、日本语和朝鲜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吸收了大量汉语字音和字形，这些字音和一部分字形一直沿用至今。语言学上把这三种语言里所吸收的汉语成分称为汉语的“域外方言”(xeno-dialect)。
1．越南语（古汉越语、汉越语、越化汉语）
越南语里的汉语成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早的一层是古汉越语，指汉至唐初传入越南的零星的汉字汉音，例如“箸、舞”越南语读作dua4、mua5。这些字音带有上古汉语的特点。第二层次是汉越语，指唐代之后大量输入越南语的成系统的汉字和汉音。例如“六、难、见”在越南语里分别读作luc6、nan1、kien5。这些字音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汉越语大多见于越南语的文言。唐代的科举制度促使今越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诵读汉文的经典、书籍，从而造成系统的汉越语。其历史背景跟汉语方言文读音一样。第三层次是越化汉语，产生的时代晚于汉越语，它是汉语和越南语融合的结果，在今天的越南语里很难辨别哪些是地道的越南语，哪些是越化汉语。
2．朝鲜语（高丽音）
自汉武帝在朝鲜建立郡县制度以后，汉文化和汉字大量输入朝鲜。到7世纪的新罗时代，产生了一种汉语和朝鲜语混合的书面语，称为“吏读”。字形采用汉语，实词多直接用汉字写出，虚词只用汉字记音，语法则仍用朝鲜语系统。在朝鲜语里与汉语有关的字音称为“高丽音”，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的遗迹，如“三、方、湿” 在朝鲜语里分别读作sam、pa、sp。“吏读”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期日本并吞朝鲜的时候。
3．日本语(吴音、汉音、唐音)
据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和日本正式交往始于汉光武帝。此后两千年日本全盘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汉语的大量词汇和汉字。日语里的汉语词汇分为三个系统：吴音、汉音和唐音。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中原一带语音的，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如“京”字的三种读法：在“东京”里读作kyo(吴音)；在“京畿”里读kei(汉音)；在“南京”里读作kein(唐音)。
域外方言研究不仅是汉藏语言学，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和这三个邻国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例如，这三个邻国不仅从汉语输入大批汉字、汉字的读音、声调系统（限于越南语）和词汇，而且知识分子学习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也蔚然成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是通过汉字、外来词、汉语及其文献直接传播到这三个邻国的。这三个国家的政府也颇重视汉字和汉文化的学习，例如朝鲜李朝的科举，设置了吏文科，所谓吏文是指古代朝鲜官方奏章文牍中所使用的汉字。官方还设了讲录院专门教授吏文和汉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16世纪的朝鲜诞生了著名的汉学家崔世珍（？—1542）。他不仅精通吏文，而且通晓汉语口语。他编写的《老乞大》和《朴通事》，是供古代朝鲜人学习汉语文的两本入门书，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这两本书也是研究16世纪初期汉语北京音的价值极高的重要资料。朝鲜另有一种拼音文字，称为谚文。谚文是一种音节文字，创制于15世纪。不过20世纪初期之前，汉字一直是朝鲜的正式文字，国家文献都是用汉字出版的。
古代日本的贵族也谙熟汉文，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用掺杂日文风格的汉字写作，并用汉字做音符来标记诗歌、专有名词和古语。古代日本贵族用汉字写作的原文，保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铭和法华经义疏等。8世纪前后他们模仿汉字的偏旁和笔画，创造、推行了“万叶假名”。古代日本能写汉诗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如大友皇子和大津皇子能做六朝风格的汉诗。汉字在4-5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后来日本另行创制由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的音节文字，平假名假借汉字草书造成，片假名假借汉字楷书偏旁造成。汉字在日本一直沿用到当代，不过字数受到限制，日本文部省1981年公布的“常用汉字表”上的汉字只有1945个。
在古代越南情况也类似，例如《全唐文》卷四四六载有唐代德宗年间日南人姜公辅所著名的篇《白云照春海赋》。汉字对于推动这三个邻国的古代文明发展史曾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13世纪以前越南没有自己的文字，书面语言采用汉字。汉字被成为儒字（chy4nho1）。13世纪创造了记录越南语的文字——字喃（chy4nom1）字喃是借用汉字的笔画和部首，重现组合成的新方块字。来自欧洲的传教士Rhodes神父创造了用罗马字拼音的越南文（Quoc ngu）。19世纪末期法国人侵占越南后，拼音的越南逐渐盛行，至今已取代字喃和方块字。

第二节 语言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语言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的宏观演变一般都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语言的微观演变有一部分也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有关。本节以汉语方言为例，讨论两者的关系。
1 方言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人口迁移是方言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一地的人民，其中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别地，久而久之形成与原居地不同的新方言，这是很常见的，例如部分闽人离开福建，移居海南岛，形成新的闽语（闽语琼文片）。
汉语的几大南方方言的初始原因即是北方人民迁徙南方。秦汉之前，长江以南是百越所居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曰：“自会稽至交趾，千八百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字异义同，《史记》写作“越”，《汉书》写作“粤”。
北方人民移居南方的方式大致是，先在交通要津建立大的居民点，然后在乡下合适的地点，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再向四野逐步蔓延扩散。北方汉语也随之向南方各地传播。起初只是在汉人居住的城邑里通行汉语，广大农村仍是当地土著民族语言的天下，后来才渐渐通过杂居等途径扩散。其情况正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唐代柳宗元贬官广西柳州，所著《柳州侗氓歌》载：“愁向公庭问重译”，可见当时柳州一带土著民族的语言还是相当流行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从汉代开始连绵不断，至今在西南地区仍在继续。例如，就浙江而言，这个过程从秦代开始，一直到明末才结束。但就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目前的一般情况是，在城市和县城里，使用官话或粤语，在城镇里使用平话（一种汉语方言），在广大乡村还是使用壮语。
从历史行政地理的角度来看，北方汉人移居南方的过程是分两大步，第一步是县的建置，即在汉人集中的居民点建立一个县（母县）；第二步是县的析置，母县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就将部分人迁移到附近的地方，建立新的居民点，即子县。在一个县的内部，县城是最大的居民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又在乡下建立较小的居民点，即镇，镇下则有村。北方的汉人和汉语就是随着县的建置和析置在南方落脚和扩散的。来源于同一母县的子县，其方言自然也较接近，甚至在现代仍属同一次方言区。因为一则方言来源相同，二则来自同一母县的子县，因人文和地理的关系，其人民往来较多，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例如西汉在浙江中部今台州一带建置回浦县，三国时代析置天台，东晋又从天台析置仙居，唐代再从回浦析置黄岩，明代再从黄岩析置温岭，三门则是1940年从台州（即古回浦）析置的。上述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三门都是从同一个母县回浦析置的，至今这些地方的方言仍较接近，在吴语内部自成一个次方言区，即台州片。
总而言之，北方汉语自秦汉以来，在南方随郡、县和镇的建置形成大小据点，然后向四野蔓延、扩散，此过程开始于秦汉，至今仍在继续。
2 历史行政地理与方言地理的关系
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及其管理制度，论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除非战乱或荒灾，一般人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大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历史行政区划与汉语方言区划，尤其是次方言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旧府、州（二级政区）为单位，方言内部有较大的一致性，各省都有这样的例子。如江苏省的徐州府、福建省、广东省内部的方言界线。就南方方言而言，方言区或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二级政区的境界线。如从唐代开始，徽州（唐宋时称歙州）就下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一直到清末没有变动。今安徽和江西境内的徽语也就是分布在这几个县市。今江西的婺源，其方言属徽语，其行政区划唐代以来即属歙州（后称徽州）。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别的人文地理现象。从普遍方言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行政地理对方言地理会有如此深刻的作用。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同属一府的县往往是从相同的母县析置的，方言的源流本来相同。例如浙江温州府的几个县，其最原始的母县都是西汉时的回浦（今临海）。由回浦析置永宁（东汉前期）和瑞安（三国），由永宁析置平阳（晋）和乐清（晋），由平阳和瑞安析置泰顺（明）。
第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域，在升平时代一般百姓常年生活在一府之内，不必涉足府外，即可安居乐业。除赴考、经商、游历之类不寻常的事外，稍大的事皆可在县城或府城解决。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容易自成体系，与外省有别。而府城是一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方言自然是强势方言。在一般明清时代的县志里，常常会提到方言视府治为重。例如嘉靖《上海县志》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上海县属松江府，华亭为松江旧名。府城的强势方言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是维系全府方言一致性的重要因素。
历史行政区划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和稳定，在一般语言里多少都会起些作用。不过中国的历史政区的形成和发展对方言地理分布所起的作用之大，实为世所罕见。在早期欧洲，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法国，主教所在的城市，其方言会影响整个教区；德国的情况也一样；在瑞典，同一教区内的方言往往相同，方言界线很少不跟教区界线相重合的。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各种人文地理对方言地理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依次为历史行政地理、交通地理、戏曲地理、民俗地理、商业地理和宗教地理。宗教地理对方言地理的影响是最不重要的。
3 文白异读和科举制度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不过因方言不同，有文白异读的字在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同，如在闽语里几乎占一半，在吴语里只占不到十分之一。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隋唐以后实行考试取士制度，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的标准和辨别，各地因此产生尽量向标准音靠拢的文读音。文读音本来应该只用于读书，但是后来文读音也渗透到方言口语中，同时文读音伴随着历代产生的以官话为基础的书面词汇大量进入方言口语。例如上海话里的“见组开口二等字”有文白异读，白读声母为g ,文读声母为j。“我交拨侬一本书”中的“交”为白读，“交通、交易、交涉、交叉、交换、立交桥”等中的“交”皆用文读音，不用白读音。从现代方言的立场来看，文白读不一定是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别，而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字音的并存现象。一般说来，文白异读不是社会方言的不同，而是字音的历史层次不同，只有极少数方言是例外，如浙江的寿昌话。当地人内部交际用白读音，与外地人交际则用文读音。
字音的文白异读反映字音的不同历史层次。就方言而言，白读代表较古老的层次。文读音是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之后产生的。有文白异读的字，往往白读用于较古的词汇，文读用于较新的词汇。例如在厦门方言里，“家”在旧词“家官（公婆）”里白读作[ke1]，在新词“家长”里文读作[ka1]；“行”在旧词“先行”（先走）里读[kia2]，在新词“行动”里文读作[hi2]。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在历史上长盛不衰、在现代愈益发展的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汉武帝时代开始建立“五经博士制”，由注重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的学者担任博士官。这些博士官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还要教授弟子。此辈弟子称为太学生，都是各地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由各地郡县政府选送京城深造，即所谓“乡举里选制”。太学生最初的名额只有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到东汉末多至三万多名。各地来的学生自然都有自己的方言，这三万多人的教学和交际都是使用什么语言？史籍没有记载，当时全国方言分歧严重，其中秦晋方言是强势方言，但是可以猜想教学语言一定是秦晋方言。太学生毕业之后，除少数成绩列甲等者留京城充任皇帝的侍卫郎官外，其余基本回原籍充任地方政府的属吏。方言中文读音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这些从京城回乡做官的知识分子。以上所说是官学，即“国立大学”，同时已有私学产生。因文风日盛，向学者日众，地方名儒四方从学者往往多则逾千，少则数百。私学的兴盛无疑有利文读成分的产生和发展。
三国魏晋时代因地方政治解体，选举无法实行，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即由来自各地的京官将原籍的地方人士，分为九等，造为簿册，作为政府选用人才的依据。
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一个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员个人的权力过大，难免私心，而失去公平。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这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上述两种制度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一项。（钱穆 1993）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自然是帝都所在的北方话的语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4 方言扩散和语言融合
北方汉人自秦汉以来陆续南下，他们带来的北方汉语，渐渐演变成各种汉语方言，与此同时，与南方固有的百越土著语言接触，互相吸收对方的成分，发生双向的语言融合现象。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大量吸收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汉语也吸收少数民族语言词汇。
在西南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里都可以找到大量汉语来源的借词，在侗语里占词汇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在壮语里用于日常谈话的词汇有10％来自汉语，如果谈话内容涉及政治时事，借词通常超过半数。例如“筷子”（箸）在壮侗语族里读音如下：
壮 ta6 布依 t6 傣语 th5 侗 o6
么佬 ts6 水语 tso6 毛难 tso6
“筷子”在古汉语里称为“箸”，是澄母御韵字，上古应读t-声母（舌上读舌头）。所以壮语、布依语、傣语里的“筷子”借自上古汉语。其他语言则借自中古汉语。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语词汇借入少数民族语言，从这些借词的语音面貌往往可以判断
借入的时代。就壮语来而言，除了少数上古时代的借词（如　肥 pi2　锣 la2）外，大部分是中古或近代借词。中古借词在各地方言的读音和对应规律比较整齐，保留促声韵和闭口韵及其韵尾-p -t -k -m，保留八个声调。一般认为中古借词是从粤语借去的。近代借词则是从当地的西南官话借入的。近代借词的语音与本族语固有词的语音变化规律不相吻合，没有-p -t -k -m韵尾，只有四个声调。
　　伴随借词的是语音成分和结构的渗透，例如黔东苗语的韵母一共有27个，其中有9个是专门用来拼汉语来源的借词的，即uei ie uu iu uen u。从这些韵母的语音面貌可以判断它们借自西南官话。
伴随词汇的借用，也有可能借入相应的句法结构。例如在壮语里数词“一”是本族语，
“二”以上即借自汉语。“一”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本族语固有的词序：量词+名词+数词，如to va deu （一朵花）； “二”以上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用的是汉语词序：数词+量词+名词：so:  to va（两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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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海外汉语分布和华人社会
一、海外汉语形成的原因
汉语不仅在中国境内使用，而且也传播到中国疆域之外的许多地方。海外汉语的形成有下述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在古代的东亚中华文化是强势文化，汉语是强势语言。汉语曾经是多个亚洲国家文人学士的共通语。朝鲜和越南曾经以汉语为官方语言，正式文件都用汉语汉字记录，一直到近代，学校都教授汉语。当地语言则用于家庭生活、个人交往等非正式场合。汉语在古代东亚的特殊地位与拉丁语在欧洲的地位差不多。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至今还有许多汉语成分，即所谓汉语的“域外方言”，详见专题1。
另一方面，因为最近二三百年以来，西方列强，尤其是荷兰、英国和法国，对外实行殖民地扩张政策，而中国内政不靖，经济困顿，国运衰颓，所以大量中国人，主要是粤语区、闽语区和客家话区的人民，移居海外谋生。华人出国谋生有四次高潮：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末西方国家殖民地扩张时期；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四五十年代国共内战前后。在十九世纪早期以前也有陆续移居海外的华人，那时候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移居海外的华人初期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人口劳工，②工匠，③买办，④零售商。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地自然形成许多使用汉语方言的社区。海外汉语的使用者几乎都是华人，只有亚太少数地区例外。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在历史上的分布情况不甚明确，难以在中国的史籍找到有关的资料，据国外文献记载，中国近邻远至泰国、马六甲，早年都有汉语社区存在。海外汉语社区的地理分布见附在本节末尾的附表1.3.1 和附图1.3.1。
华侨社会最主要的方言是闽南话（在海外常称为福建话）、粤语（广州话）与客家话。虽然在这些社区里以官话为母语的人只占少数，但是官话的地位却日趋重要。官话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这里所说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国语或华语，在海外惯常称为Mandarin Chinese或Mandarin。
历史悠久的汉语方言社区，有的情况比较单纯，主要只使用一种汉语方言，也有许多社区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与方言，内部关系和历史来源相当复杂。它们究竟算不算汉语方言社区，有时难以界定。一般有关华侨社团的文献，很少着重他们的语言情况。本节资料主要来自本书作者之一邹嘉彦多年来实地调查的结果。
二、海外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的共同特征
海外的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有如下共同特征可资识别。
1．历史遗迹
当地华裔祖先的墓园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当地并非暂短旅居，而是早已安家落户。这些墓园还可以与有关文献记载相映证。不过早期华裔的墓园在许多地方已荒废不堪，甚至烟灭无存。例如南非开普敦市太蒲顶山上的早期华裔墓穴几已荡然无存，只有该市郊外一处十九世纪建造的华裔墓园迄今犹存。不过早期华裔的后代一般都会记得先人的事迹，所憾多无文字记载。
2．社会组织
各种社团组织与社团活动也可证实华人社区依然生机蓬勃。一般有下述组织和活动。
1）同姓或宗亲组织。
2）同乡会馆。
3）同业会馆，包括中华总商会或类似的机构。
4）护养组织，包括医院，疗养院和养老院。往往得到同乡会馆、同业会馆或宗教组织的支持和资助。
5）民俗和体育活动。所开展的活动一般有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划龙舟、清明节或重阳节扫墓祭祖及武术竞技等。
3．宗教组织
传统的佛教、道教庙宇，新兴的华人基督教堂或天主教堂。
4．教育机构
各地的中文学校大多由华人社团发起，学生纯为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中文学校的兴办，说明华人社区尚有使用华语文和维系中华文化的主观愿望。
5．文艺和大众媒介
较大的华人社区一般都出版或销售中文报刊，有汉语节目在无线电台或电视台播放，有汉语录影带租售服务，有中文书店出售武侠小说等，还有粤语对白和中文字幕的电影放映。有些华人社团支持业余演艺团体，不过录像带的风行和国内演艺团体的到访，减弱了华裔演艺团体的活跃程度。
6．家庭
在华裔社区许多两代同堂的家庭里，两代人用汉语口语沟通，或下一代能听懂汉语。有些华人聚居的地方，多半家庭只是父亲说汉语方言，而母亲是不懂华语的当地妇女，这些社区不列入调查和讨论的范围。
许多海外华人社团都具备上述特征，但是也有的只具备其中一部份特征。特征不全的社区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不长的社区，自然没有可观的墓园，可能尚未设立养老院之类护养机构，也未必有种类齐全的社会组织。另一类是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日渐萎缩，上述特征渐渐减少或变得模糊，最后通常只是维持有名无实的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入学人数趋少往往是华裔社区萎缩的先兆。不过也有些别的因素影响中文学校的发展，有些地方，如美国加州，中文教学以前是由华裔社区承担的，现在已部分改在公立学校进行。有些国家不准在公立或私立学校教中文，如印尼实行这种政策已经有二十多年，泰国也断续实行过这种政策。官方的禁令对作为教学语言的华语有直接的影响，而对华裔社区维系汉语和中华文化则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不同的社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果一个地方有数目可观的华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种或更多的汉语方言，那么我们就确定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汉语方言社区，即使这个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曾有重大变迁，只要社区不致解体，我们仍将它当作汉语方言社区看待。在有些社区，例如法国的一些扬州人、温州人聚居地、菲律宾许多小城镇的闽语社区（人口少于二十万），只有男性家长会说汉语方言，而他与土生妻儿之间并不使用汉语方言。这些社区没有上述特征，按我们的定义就不能算汉语方言社区了。同类例子还有斯里兰卡使用山东话的华人聚居地、北欧使用汉语方言的越南难民聚居地。这些小社区有的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有的不久才形成。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外分布在世界六大洲，而大半社区形成于过去一百年内，只有少数超过两百年历史，如印度与南非的社区。华人在邻近中国的地区和国家，有更早与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这些不属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华人社区成员多为单身劳工。社区里的华人时多时少，有的早期劳工被遣送回国，又有新的移民前来定居。他们在当地定居后，往往转业经商。他们才是现有华人社区的真正祖先。
很多汉语方言社区往往与印度语言社区比邻。这些印度语言社区的形成过程与不少汉语方言社区不无相似之处。很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三、海外方言社区的由来和分布
1　 粤语社区的由来与分布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国家中，中国与英国的接触较多，大量粤籍居民远赴英国殖民地及其海外领土，包括澳洲、新西兰、新几内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南非、斐济和加勒比海上的岛国。有些后来又再次移民他处。例如：粤籍人士从香港移居那鲁岛，从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移居圣诞岛和可可岛，从毛里求斯移居南非。也有跟英国人到日本横滨通商而定居的。他们的移民方式跟印度人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或外国，包括早期青岛、上海和香港，有不少相似之处。
掘金热也是粤籍居民远涉海外的重要动因之一，许多珠江三角洲的居民皆曾投入这股浪潮，先是到北美洲，接着到南非与澳洲。其他目标还包括建筑铁路与种植甘蔗。很多早期移民是以契约劳工身份，包括“卖猪仔”及奴隶，到北美洲建筑跨洲铁路，或到北美洲西部的果园、古巴和其他加勒比海地方、南美洲、毛里求斯、南非和斐济及其他海岛的甘蔗园工作。十九世纪法国通过中南半岛的殖民地也在广东西部招收华工，导致大量华工在法国西印度洋殖民地落脚。
使用粤语的海外华人可以分成三类:
（1）三邑（即南海、番禺、顺德）人。这三个县邻近广州省城，方言很接近广州话，有些海外华人社团以南海人与顺德人为主，并设有南顺会馆，例如在加尔各答、毛里求斯、约翰尼斯堡等地。
（2）四邑（即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人。这四个县在珠江三角洲西部，处于三邑之南。方言虽属粤语系统，但四邑方言与三邑方言互通程度不高。
（3）中山人。这个临海地区在珠江口的西边，处于澳门的北邻。中山方言与标准广州省城话很接近。中山人有时也包括龙都人与南郎人。他们的方言属于闽语而与粤方言迥然不同。
一般来说，操粤语的海外华人包括大量的技工与小本商人，前者以三邑人较多，后者以中山人较多。这些社团的地位有一定的差别。三邑人可能因为比较接近省城，或因为有一技在身，常常在华人社区里占比较重要的地位。三邑人多生活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区。三邑话也往往成为其他粤籍人士，甚至其他华人的共通语。例如在越南一带、西马来西亚的中部大城市吉隆坡、芙蓉、怡保与太平等地。相比之下四邑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在经济地位上相对偏低，如缅甸、泰国、新几内亚。
2．闽语社团的由来与分布
使用闽语的海外华人可以分四大类：
1）闽南（主要有泉州、漳州、厦州）人。此三地有特别多的人移居海外，尤以南洋一带为最。有时也把闽南话称为福建话。
2）潮、汕地区（主要包括潮州、汕头、潮阳及海丰县和陆丰县）人。这些沿海地区虽然行政上属广东省，但它们的语言、文化却相当接近闽南。
3）海南（主要有文昌、定安、林高等地方）人。海南话虽然不能与闽南话或潮州话直接互通，但属于同一方言系统，所以略加学习以后，互通的可能性就会很快提高。
4）闽北、闽东（包括福州、福清与莆田）人。人数比较少，其主要分布在南洋一带。这些方言很独特，与闽南话或粤语迥然相异，不能通话。
闽籍居民有悠久的出洋历史。在加尔各答、毛里求斯、南非等地的华人坟场与中华会馆都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足迹，感受到他们早期开发当地的巨大贡献。南非的早期闽侨来自荷属爪哇，而印度的主要来自印度支那半岛。可惜的是南非与印度闽籍社团已经不存在了。目前闽籍社团主要集中在南洋一带，还有一些新兴的台籍闽语社团在美洲出现。
3．客家话社团的由来与分布
使用客家话的海外华人可以分成两大类：
1）来自广东省东部（包括梅县、大埔等县）。这些人散居各处，地理分布最广，住地包括千里达、牙买加、夏威夷、大溪地、毛里求斯、加尔各答和南非。
（2）来自福建省西部（永定、武平）。来自闽西的客家社区集中在南洋，他们多半与闽南社区比较接近，有时候也自认是福建人。
4 国语社团的由来与分布（见邹 1988）
以国语（官话）为母语的海外华人不多。在国外，他们的社区主要在毗邻中国大陆的地方，例如缅甸北部、泰国北部、印度东北部及中亚细亚地区、朝鲜以及日本。泰国与缅甸北部的华人社区用西南官话，在加尔各答的少数官话社区主要来自湖北省，而俄罗斯“东干”人社区用的东干语与西北官话很相近。
近年来新加坡极力推动华语（即国语）。因而促使新、马一带的年轻华人使用华语，可是华语为主要方言的家庭未见显著增加。还有毛里求斯与南非的教育部也于近年接受“中文”为中学会考科目，使华语在当地的地位提高不少。不过这一改变不足以促使大量华人家庭改用华语作为家庭语言。
在美洲，由于近几十年有大量台湾移民定居，形成新兴的国语社区，最显著是南加州的特利公园与纽约市的“福来兴”Flushing区。在南美洲巴西、阿根廷与巴拉圭交界的新兴市镇Ciydad、 Presidente、 Stroessner也开始有大量的台湾商人与香港人定居。这些地方有可能形成三个华语社区：闽语社区、国语社区与粤语社区，它们最后会不会形成内聚社会或外附社会（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尚待今后观察。
在俄罗斯境内的东干族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兰银官话。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俄罗斯，他们的后裔自称“中原人”，说“中原话”。前苏联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东干族”。东干族在国内的原居地是甘肃、陕西、新疆的土鲁番和伊犁，在境外聚居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89年时约有七万人口。各地东干话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与西北官话相同，他们的文学语言是以甘肃官话为标准音的，不过声调已简化，只有三个，目前使用的文字是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胡振华 1993）
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大多是多语（multilingual）区，很多成员能说一种以上方言或语言，这跟大陆方言区的一般情况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某一种方言是母语，其他方言是后来学会的。比较各种方言作为母语和非母语的使用人数，可以看出各种方言在华裔社区的不同地位。见表1。

表1 海外各大汉语方言使用人数比较表（单位：百万人）
粤语 闽语 客家 官话 合计
A:母语+能说 估计最少 10.10 6.00 0.50 3.00 19.50
估计最多 12.00 11.00 1.00 5.00 26.00
平均 11.00 8.56 0.75 3.50 23.81
B:母语 估计最少 5.00 5.00 0.50 0.15 8.65
估计最多 6.00 6.00 1.00 0.20 13.00
平均 5.00 5.00 0.75 0.18 10.93
占总数的百分比 45.77 45.77 6.86 1.60 100.00
B 占A的百分比 45.45 58.82 100.00 5.00
估计以粤语或闽语为母语的人口各有五百万，各占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的46%左右。估计以粤语为母语的人口为四百万至六百万，加上粤语非母语而能说粤语的人口总共在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之间。换言之，以粤语为母语的人数只占粤语使用者总人数的四成半，就是说粤语并非大多数使用者的母语。至于闽语，59%的使用者是以它为母语的，使用者主要是厦门人、汕头人或潮州人。客家话与粤语或闽南语大不相同，它的使用者几乎都是以它为母语的，这就是说，客家话大体上是本民系自用方言。此外，以官话为母语的人数只占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的5%，但地位越来越高。
表2 显示在海外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总人口估计在八百六十五万至一千三百二十万之间，平均为一千一百万。海外华人（不包括港澳）总数约为二千二百万至三千万①。将这两项数字加以比较，可知海外华裔社区的方言归属度平均大约是55%。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数据仅仅是对整体的粗略估计，并不是对个别逐一统计的归纳。还必须强调，很多社区正处于同化过程的转型阶段，语符替代现象非常明显（参阅邹 1975）。总的说来，在一个社区里，方言的归属度以老一辈较高，这里的“老一辈”既指年龄较长，也指在社区生活时间较长。就社区所在的地点与语言归属度的关系而言，城镇社区的归属度比乡村高。上文述及的社会组织对维持语言归属度也有明显的正面影响。此外，别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语言归属度，例如南非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有利维持语言归属度。
下面将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海内外使用的人数（见表 2 ）和有关情况作些比较分析。
表 2 海内外粤闽客方言使用人数比较（单位：百万人）
地区 粤语 闽语 客家话
两广、海南 38 15 5
福建 21.60 4
台湾 15.50 0.50
港澳 5.75 0.25 0.25
合计 43.75 52.35 9.75
海外（母语+能说） 11.00 8.50 0.75
海内外 55.75 60.85 10.50
海外（不包括港澳台）占海内外总数百分比 20.09 13.97 7.14
海外（包括港澳台）占海内外总数百分比 30.54 39.85 15.29
由表 2 可知，粤语使用者约有20%居住在海外，闽语使用者则约有14%居住在海外。表中的闽语包括闽南方言、闽东方言和闽西方言，这些方言相互间的可懂度是很低的。估计在福建省的闽南方言使用者约为一千万，加上系属上较接近的广东省境内的潮汕方言使用者约一千万，在中国大陆的闽语使用人数总共约二千万。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闽语使用人口为二千四百二十多万，比大陆内部的闽语人口多，而且光台湾一地的闽语人口也比他们的祖籍福建多。因海峡两岸生育政策不同，两者的差距将会加大。
四、官话和粤语在海外的地位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传统的社会语言可以分为三层来分析（见邹1980和1983）。官话是全国性的“顶层语言”，就一个地区来说，“高层语言”就是通行整个地区的强势方言，各地的小方言则是“低层方言”。目前的实际趋势是“三层减略为两层”，也就是说尽量把地区性的高层语言的语用领域让位给顶层语言。这种趋势与多年来大陆的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有关。关于语言的语用分层第二章第一节还要深入讨论。
顶层语言在中国境内历来是官话，但是对海外的方言社区来说，却不是官话。在绝大多数社区，官话不是母语，而是一种引进的“外来”语。如果硬要提高官话的地位，把它当作顶层语言，就会引起原有的社会语言系统的困扰，而达不到最终目的（见邹 1990）。
如果海外华人社区并不通行官话，而在中文学校里用官话作为教学媒介，常常引起不良后果。因为这些社区没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来维护官话。这样做不但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促使年青人干脆放弃学习和使用汉语，进而使他们在文化认同上也发生变化，甚至在民族认同上也有所改变（见邹 1990和Wang 1988）。
上文提到官话和粤语的非母语使用者都比母语使用者多，究其原因，并不相同。母语和非母语使用者人数的差异，就官话而言，主要是因为官话在海峡两岸、新加坡、联合国具有官方地位，并且在二次大战后官话已经在一些社区里成为教学语言。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官话为母语的社区在四种方言社区中是最少的。以它为母语和会说的人数也远远少于粤语和闽语。还有，有能力使用官话的人数实际上可能比估计的还要少。在中文学校里念过书的人常常自认为能使用华语，但是实地调查所得资料表明，许多人对华语只能程度不同地达到被动的理解。他们在与说官话的人对话时，必须借助粤语、闽语或客家话来回答。在加尔各答、南非和越南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
从母语非母语的比率来看，官话的地位与影响力是最大的。这与官话被定为官方语言有极大的关系① 。但是如果从母语使用人数、非母语但会说的人数和分布地域这几个角度来看，官话的功能不比其他方言大。以母语人数来说，官话跟其他方言相差数倍至三、四十倍，估计全世界华人中还维持汉语方言为母语的人，七十个之中只有一个以官话为母语，而以粤语或闽语为母语的人十个里就占了九个多。
从地位与功能方面比较，可与官话分庭抗礼的，大概只有粤语。相对于闽语、客家话而言，粤语是强势方言，除了官话以外，粤语的社会语用领域最广泛。在海外有的社区，有些中文学校还保留粤语作为教学语言，例如在北美、澳大利亚和越南。在许多海外华人社区，粤语就是共同语，例如越南的西贡（今名胡志明市）、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怡保、北美的多个唐人街，包括其中最大的纽约、温哥华和旧金山唐人街。在这些社区以粤语为母语的人通常只会说粤语，而以其它方言为母语的人往往兼通粤语。
粤语在海外的至高地位是与粤语在香港的地位分不开的。香港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之间一向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粤语长期以来在香港是英语之外的官方语言，在立法、执法和行政方面都兼用。在教育方面，粤语口语是唯一从小学到大专学校都通用的教学语言。在国际航空服务方面，在汉语各种方言中，除了用官话作为广播语言以外，许多航空公司也用粤语，甚至有些航空公司只用粤语。正因为如此，粤语在香港的基础和地位十分稳固。还有，香港的大众传播事业非常发达、成功，粤语电影、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在海外华人社区备受欢迎，从而推动了各社区对粤语的认识和使用。
五、 方言社区的语言标志
有不少汉语方言社区通过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形成了独特的群体内部的语言标志。各社区成员根据这些语言内标，可以分辨、认同各自的社区。这些标志常常是独特的词语，是从其他语言或方言引进的外来词。例如“小木棍”在一些越南的汉语方言社区里变成了来自法语的batong,这个词在香港称为“士的”，借自英语stick。马来语的roti，在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社区里普遍取代了“面包”这个固有词。在东南亚一带的“南洋华语”里有原来在汉语里不读入声的字，也读成入声（Kubler 1985）。例如“剃头”的“剃”变读入声。再看几个见于欧洲华人社区的例子。
试比较英国Tyneside 粤语和香港粤语的两个词（Li Wei,1994）：
英国粤语 香港粤语 英语
浴室 bafong (bath + 房) saisanfong （洗身房） bathroom
酒 toijau (table + 酒) jau酒 table wine
再比较法国巴黎的温州话和中国温州话的三个词：
巴黎温州话 中国温州话 法语
公共汽车 by s（法语译音） go dy tsh tsho（公共汽车） bus
地铁 mi thu（法语译音） dei thi（地铁） metro
法国 ho la sei（法 兰 西） ho kai（法 国） France
这四个词汇很明显是从英语和法语借入的。
这样的演变，假以时日，也可能形成新的语言变体或新的小方言。英语的情况就是这样，海外英语方言社区的历史比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历史长，现在已经公认的有美式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西印度群岛英语、星马英语等。海外或境外的汉语已经成为新方言的只有“东干语”，“南洋华语”和“台湾国语”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内标，但是还没有被公认为是新的语言变体。
六、语言接触和文化同化
在海外长期居住的华人难免与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接触，进而与当地文化融合，甚至发展到被完全同化。由于各种因素，主要包括移民是否陆续到来、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移民的主要职业、居住环境等，同化的情况与过程，会因时因地而异。就语言能力而言，海外华人可以分为三类：A. 只会说汉语方言的华人。B. 汉语方言与当地语（非汉语）兼通的华人。C. 只会说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
一般而言，同化的过程可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由最初的“作客期”蜕变到最后的“融合期”。第八章第一节将深入讨论这一话题，这里先略而述之。各阶段具有如下特徵：
（1）“客居期”：华侨社群里主要只有会说汉语的华人，他们的心态是把自己视为客居异地，想在适当的时候从“侨居地”回到原居地，初期的移民，或第一代移民常有这样的心态。（以A类为主）
（2）“聚合期”：双语现象开始出现，同时会说方言与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逐渐增加，但人数比不上只会说汉语方言的华人。这些社团里的成员主要是为了生活，开始适应他们群体之外的语言和文化。当移民的子女开始上本地学校并且能够掌握当地语言，甚至以当地语言回答父母的问题，这就形成相当典型的聚合期。（A类多于B类）
（3）“过渡期”：使用双语的华人数目增加到比只会说汉语的华人或只会说当地语言（非汉语）的华人还要多。（B类多于A类或C类）
（4）“混同期”：双语人数比只会说当地语言的华人多，同时只会说当地语言的华人比只会说方言的华人多。（B类多于C类，而C类又多于A类）
（5）“融合期”（或同化期）：只能说当地语言的华人比只能说汉语的华人与能操双语的华人多（C类多于A类及B类的总和）。
从语言行为来看，这五个文化同化上的分期也有显著的社会语言特征：
（1）“语言移借”：从当地语言吸收大量词汇，创造音译的借词，用来表达新的概念或事物。
（2）“语言替代”：用来自当地语言的新词来替代汉语里原有的词。
（3）“语讯交替”：在句子里或句子与句子之间交替使用汉语与当地语言。
（4）“双重语言”：可以适当地运用汉语与当地语言。
（5）“残余干扰”：除了在特别场合里掺用极少数的汉语词汇外，只能用当地语言。有时候还保留一些华人的“口音”。
语言与文化融合过程的五个阶段是互相对应的。从婚姻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种与之相应的趋势，就是在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的同化过程，一般情况是先有同族联婚，而发展到同时出现同族联婚与异族通婚的现象，最后发展到差不多全为异族通婚。

第四节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
1，历史层次叠置的含义
语言是世代积累而成的，所以它的现代形式必然包含多重历史层次的积压。不过语言的层积不同于地质学或考古学上的层积：后者的层积是一个层次压着一个层次，多重层次处于不同的时间平面上（图二）；而语言的多重层积却是同时暴露在现代的形式中，即表现在同一个共时平面上（图三）。并且，语言中新的历史层次出现的时候，旧的层次可能会保留，也可能会渐渐隐退消失，到了现代，某些历史层次可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只是剩下残迹。所以语言的历史层次不像树木的年轮（图一）那样容易分辨，即使能分辨出其中两或几个不同的层次，往往也难以断定这些不同的层次产生的时代。概括地讲，语言的历史层积的特点有二，一是不同的层次表现在同一个共时平面上；二是不完整、有残缺，难分辨。语言历史层积的这两个特点可以用图二来示意，图中的ABC代表不同的历史层次，网点背景表示残缺不全。语言的历史层次现象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之一，并不限于汉语，不过历史层次积压现象的表现形式会因语言不同而有所不同。
历史层次的叠置是指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在共时平面上的叠置。历史层次的叠置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发现。
2 文白异读和语音的历史层次（上文已述）
3 词汇的历史层次
“兄”和“哥”在今天是等义词，但魏晋以前，汉语没有以“哥”称“兄”的。 “哥”是北方阿尔泰语言来源的外来词。今吴语用合璧词“兄哥”称elder brother。
“哥”蒙古语族作aka，土耳其语族作axa，通古斯语族作aga。这个词是北魏鲜卑人入华后带来的，大约先流行于宫廷，如《旧唐书"舒王元名传》载高社十八子元名语：“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又《旧唐书"让帝宪传》引李隆基悼李宪书，四次称大哥，以后又为民间所仿效，在口语中逐渐取代了兄。但闽语至今仍用“兄”称elder brother，而不用外来词“哥”，有的吴语则“兄”、“哥”并用，“兄”仍保留在某些词汇里，如“兄嫂”（哥哥的妻子），或用合璧词“兄哥”称elder brother。
4 语法的历史层次
例如官话“你先走”这个句子在温州话里有三种句式可以对应，即：
①你走去先。
②你先走去先。
③你先走。
第一种句式是原有的，副词“先”后置于动词，后两种句式是借用官话结构，“先”字可以前置于动词。第二个句子有两个“先”，后边的“先”读轻音。第三个句子的词序跟官话完全一样。目前三种句式并存，第二种句式可能是第一种句式演变到第三种句式的过渡形式。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再吃一碗饭”这个官话句子在温州活里也有三种表达法，即
①吃碗饭添。
②再吃碗饭添。
③再吃碗饭。
在第一个句子里“添”字后置。第二个句子既用“添”字后置又用“再”字前置，是叠床架屋。“再”字前置是借用官话结构。第三个句子将后置的添字完全取消，其结构变得跟官话完全相同，可能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5 文化浪潮和方言的历史层次
从北方南下的不同时代的文化浪潮造成不同的历史层次
在闽语里有些字有三种读音，这三种读音分别代表三个历史文化层次。如厦门话中的“石”字。
石 tsio 石砚（砚台） sia石（文读） sik
第一种读音是汉代北方汉人入闽时带来的，第二种读音是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后北方大族南逃入闽时带来的，第三种读音是唐末科举制度入闽后产生的。这三种读音正是北方文化浪潮三次大规模入闽所留下的遗迹。（罗杰瑞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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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一 方言划界的可能性
除了使用地区很狭小，使用人口很少的语言之外，一般的语言都有方言的差异，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从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方言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公认的事实，但是对能不能根据各地方言的不同特点，把方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方言学史上有的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并没有一处是截然断裂的。但是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两端的中间是过渡地带，没有任何边界。这好像彩虹，从红色渐渐变为黄色，中间并没有分界线。法国语文学家Gaston Paris早在1888年就持这种观点，并且对此有过很生动的说明：“实际上方言并不存在……，语言的不同变
种存在于难以观察的渐变之中。一个只会本村方言的乡下人，很容易听懂邻村方言，如果他向同一个方向继续步行，到了另一个村子，要听懂那儿的活就要难一点了，这样越走越远，越听越难，最后他才到达一个方言很难听懂的地方。”Gaston Paris所谓“方言并不存在。”（There really are no dialects）其实是方言的分界线并不存在的意思。瑞士方言学家Gauchat和法国方言学家Gauchat Tuaillon等人也持类似的看法。
另有一种意见以为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界线，而方言地理学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这种想法，大约是受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以为方言的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一样，是截然可辨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成分。
不同方言的界线问题与方言分区问题有关，方言分区与方言分类相关，而方言分类又与民系分类相关。“民系”是民族的下位概念，一个民族可以再分为若干个民系。例如客家人、闽人、粤人等是汉族的民系。民系的特点之一是独立的方言，在特殊情况下，同属一个民系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言，而分属不同民系的人也可以共同使用某一种方言，两者的关系与民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即两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如果两个相邻的民系，方言并没有混化，那么这两种不同方言的界线是截然可辨的。在这种情况下界线两边的居民，对“方言”种类的自我意识是很明确的，即很明白本民系使用的方言和相邻民系所用方言完全不同，两者的分界线甚至不需要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本地居民都可以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答案是唯一的。例如浙江西北部的吴语和官话的边界；苏北靖江县境内哪些村说苏北官话，哪些村说吴语都是明白无误的。狭义的方言岛与包围它
的方言的界线也是非常明确的，方言岛的外缘往往是没有争议的。在上述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并不是渐变的，而是突变的，所以划定这样的方言的边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方言在地理上则是渐变的，方言的划界或分区问题才显得非常复杂。本文要讨论的方言分区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而言的。一是两个民系的边界地区的方言已经混化，例如闽语和客家话在闽西地区已经混化；浙南苍南县内的蛮话是闽语和吴语混化的产物；二是在同一个民系内部使用的方言在地理上往往是渐变的连续体、内部下位方言的划界显得十分困难，并且往往有争议。例如官话内部次方言的划分问题。

二 各家方言分区概况

中国传统语文学自汉扬雄以后历代对方言的差别和种类都有所观察，但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全国方言的分区研究和实践。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将汉语方言分为十种，即:
自河朔自北塞包括直隶山东、山西及河南之漳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
陕西自为一种（甘肃略与不同，并附于此）。
河南自开封以西、汝宁、南防等处，及湖北沿江而下，至于镇江为一种。
湖南自为一种。
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浙江之温处台三州并属福建）。
开封而东，山东曹沂至江淮间为一种（“具四声”）。
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及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
徽州、宁国为一种（浙江之衢州、金华、严州及江西之广信、饶州附此）。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合为一种（音类湖北，湖南之沅州并属此）。
章氏分类法的最不合理之处是置客家方言为不顾。
马伦笃夫（P. Gvon Mollendorff），《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原文载China Year Book，1896年。译文载《歌谣周刊》８９号。即１９２５年５月３号）将汉语方言分为四大类，即括号中数字为人口数，以百万为单位）：
一 粤语
1 广东（15）
2 客家（5）
二 闽语
3 漳州（厦门、福建话）（10）
4 潮州（汕头、福老）（5）
5 福州（5）
三 吴语
6 温州（1）
7 宁波（25）（分绍兴、台州）
8 苏州及上海（18）（分徽州）
四 官话
9 北部、中部、西部（300）
此文未附方言区划图。分类比章太炎合理得多，并且有使用人口的说明。但是将客家话
列为粤语的支派，显然不妥。湘语归官话西部方言。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年）一书有一节讨论《中国语言的区域和发展》，将汉语方言分为两大类，各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如下：
（一） 官话
1 官话本身分为北部官话、南部官话、西部官话三种。三亿人。
2 客家话。超过七百万人。
3 杭州话。一百万人。
4 海南官话。
5 其他变种。
（二）沿海方言
1 吴语
（1） 苏州话：一千万人。
（2） 上海话：不超过一千万人。
（3） 宁波话：为浙江主要方言，约六百万人。
（4） 台州话：宁波话的变种，约五十万人。
（5） 金华话：通行于浙江金华县城，越三万人。
（6） 温州话：约一百万人。
（7） 其他。
2 闽语
（1） 建阳话：五十万人。
（2） 建宁话：五十万人。
（3） 邵武话：十万人。
（4） 福州话：八百万人。
（5） 汀州话：一百万人。
（6） 兴化话：二百万人。
（7） 厦门话：一千万人。
（8） 海南话：厦门话的分支。
（9） 其他。
3 粤语
（1） 汕头话：三百万人。
（2） 客家话：包括一部分古老的官话和一部分广东话。
（3） Samkong话：三十万人。
（4） 广州话：一百五十万人至二百万。
（5） 其他。
此书有一幅中国语言区域分划图，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汉语方言区域图。将客话划归粤语是其缺陷。
赵元任《中华民国新地图"语言区域图》（１９３４），此图将汉语方言分为以下九类：
北方官话区、下江官话区、上江官话区、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汕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另有“古方言”（在青海省一带）。今赣语区归下江官话区，今湘语区归上江官话区，今海南闽语区归汕头方言区。徽语首次独立。赵元任在后来所著Cantonese Premier(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New York,1969)一书中将汉语方言重新分为9类，如下：
第一区六组：
（1）广州方言、（2）客赣方言、（3）厦门—汕头方言、（4）福州方言、（5）吴方言、（6）湘方言。
第二区三组：
（7）北方官话——黄河流域、东北地区
（8）南方官话——汉口至南京之间
（9）西南官话——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部分、湖北一部分
王力曾将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类：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各类又分若干小类。（王力《中国语文讲话》，开明书店，1950年。）。
丁声树、李荣曾主张分现代汉语为“八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1955年。）
此说一出，即被一般的教材和专著广为采纳，至今仍是相当流行。
至此各家的共识是：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应为独立的大方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是分或是合？湘语属官话或是独立？徽语是否独立？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合作，朗文，1988年）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官话、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粤语、客话、湘语、赣语、平话。其中晋语和平话是此前各家都未作为独立方言处理。
丁邦新《评中国语言地图集》（见《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一期，1996年）。主张晋语不独立，属官话，而平话独立理由不足。在官话内部楚语不应归江淮官话，东北官话不应独立。
罗杰瑞《汉语概说》（Jerry Norma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1988.）却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a. 北部方言（官话） b. 中部方言（吴语、湘语、赣语） c. 南部方言（闽语、粤语、客话）。不提晋语、徽语和平话。罗杰瑞用十条标准，包括语音和词汇项目，划分方言，见表1（+表示有此项，~表示无此项，下同。）

表 1 罗杰瑞方言分区特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颚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三 方言分区的多种可能性

方言分区跟方言划界不甚相同。方言划界是划定两种地理上相邻的方言的分界线；方言分区是试图把方言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方言分区是以方言划界为基础的。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而不是自然地理现象。方言区划并不像地貌区划那样是有地物标志作为依据的，只要我们去发现就是了。给一种语言分成几个方言，各方言的区域如何划定，都是人为的。
赵元任曾指出归纳音位的方法的有多种可能性。音位归纳的多能性原则也可以挪用到方言分区方法上。这就是说方言分区的标准和方法跟音位归纳法一样也有非唯一性，即可以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方言进行分区。假定所依据的原始语料是完全相同的，由于采用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所得结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如果将表一上的十个项目略作调整，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即汉语方言分为两大区：北方话（官湘语、赣语、北部吴语）和南方话（闽语、粤语、客话、南部吴语）。见表2。

表 2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他 的 不 母鸡 平分阴阳 见母颚化 站 走 儿尾 房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北吴 ~ ~ + + ~ + ~ + + +
南吴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如果将这十个项目另行设计，结果汉语方言虽然也可以分为两大区，但是北方话只包括官话。见表3。

表 3 笔者方言分区特征表之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找 的 稻子 米汤 说 阴阳平 竖 这 圳 孩子
官话 + + + + + + + + ~ +
湘语 ~ ~ ~ ~ ~ ~ ~ ~ + ~
赣语 ~ ~ ~ ~ ~ ~ ~ ~ + ~
吴语 ~ ~ ~ ~ ~ ~ ~ ~ + ~
客家 ~ ~ ~ ~ ~ ~ ~ ~ + ~
粤语 ~ ~ ~ ~ ~ ~ ~ ~ + ~
闽语 ~ ~ ~ ~ ~ ~ ~ ~ + ~

方言分区虽然允许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法，但是在某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却有优劣之辨。方言分区跟方言分类不同，它只是研究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区划。一般人都可以感觉到方言在地域上是有差异的，任何本地人不必经过调查研究也都可以就本地方言跟四邻方言的亲疏关系发表见解。换言之，一般人（包括语言学工作者）在未经研究之前，对本地区的方言分区就有模糊印象的，我们把这种印象称作“本地人的语感”。方法的优劣就是要看所得结果是否大致符合本地人的语感，即是否符合方言的地理差异的基本事实。不能想象一个好的方法会把本地人认为通话毫无困难的甲乙两地划分为两个区，而把通话困难很大的乙丙两地划归同一个区。例如不能想象把南京话和无锡话划归同一方言区，而同时把无锡话和苏州话划归两个不同的方言区；或者把泉州话和潮汕话归并在同一区内，而与厦门话分属两个区。
现在讨论几种现行的和笔者所提议的方言分区方法。
1．特征判断法
特征判断法或可称为“同言线法”。方言地图上的同言线（isogloss，又译为“等语线”）的两边，方言特征不同，也可以用同言线在方言地图上圈定一个地域，圈内的方言特征相同，例如方言岛上的方言。好几条同言线密集或重合在一起就成为“同言线束”（bundle of isoglosses）。传统上即以同言线或同言线束作为划分方言的界线。其实“同言线”或“同言线束”所反映的只是方言的一个或若干个特征，而不是方言特征的总和，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作“特征判断法”。它类似于动物学上用有没有脊椎这个特征来判别是否脊椎动物。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便，在重要同言线单一化或同言线束密集的地区行之有效，例如可以根据“塞音有三级分法”这一条同言线把吴语和邻接的其他方言区划分开来。问题是有些地区的同言线十分离散，不仅不能密集成束，而且相距很远，主次又难以决定。这时候如果主观地选择其中一条同言线作为分区的界线，就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吴语区内部，如果以“沙”字韵母（麻韵开口二等）读a这条同言线为准，那么杭州和金华同属一个次方言区：如果以“看”字韵母（寒韵开口一等）读E这一条同言线为准，那么两地又要分属两区。“特征判断法”可行性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同言线’（isogloss）是仿照“等温线”（isotherm）制定的。表示两地气温的不同只可能用温度这一个指标：造成两地方言不同的因素却要复杂得多了。所以借用“等温线”这样的自然地理概念来研究方言分区问题本来就不很合适。
况且实际上方言地图上的语言事实往往表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并不总是泾渭分的。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相互夫系大致有下述四种情况。兹以傅国通等《浙江吴语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5年）中的三十幅方言地图所提供的材料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两边方言特征截然不同，井水不犯河水。假定这一边的特征是A，另一边则一律是B，此种情形极为少见，三十幅图仅见一例，即“生豆腐”这个词语，浙北叫“生豆腐”，浙南叫“豆腐生”。
第二，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A，同言线另一边的，言特征为A，或A和B两可。例如“月”（山摄合口三等月韵疑母浙西北读零声母，如湖州音：i8，其余地区读鼻音声母或零声母和鼻音声母两可。如云和音：y8。；新昌音:y8／y8。
第三，假定同言线一边的方言特征为B，另一边则是B、CD等。例如“房子”钱塘江以北，除三、四个县外均称为房子，在其他地区则称为屋、房屋、处、屋宕等。
第四，同言线某一边的特征也散落在另一边，假定这一边的主要特征是A，另一边的主要特征是B。这一边的若干地方也出现B，或反之。例如“周”（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章母）声母浙南读t\。浙北大致是读ts。但是浙南读t\的特点也散落在浙北的湖州、德清、昌化、肖山。
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的互相关系，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图中的一个方框代表某一个地区，中间的曲线都是同言线，可见即使只选用单一的同言线（而不是同言线束）作为方言之间的绝对分界线，也不容易。
在使用特征判断法时也可以用“特例字”作为判断的标准。特例字又称为“特字”，是指不符合历史音变的字。例如铅字（山摄合口三等平声仙韵以母）读音在粤、湘、闽、客等方言中符合音变规律，在吴语中不合规律。
广州 长沙 福州 厦门 梅县 苏州 温州
yn1 ye1 yon1 inl ianl khl kha1
2．古今比较判断法
这个方法是试图从方言历史来源的角度来区分方言。我国至今还没有编制过大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目前将汉语大致分为十大方言区，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判断的程序大致是：首先假定《切韵》是汉语方言的总源头，然后将各地的方音系统跟《切韵》比较，看保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再将特点相同的地点归并成同一个大方言区。所谓汉语各大方言的特点即是跟《切韵》比较所得的结果。例如广东活保留了切韵音系的-m、-n、-和-p、-t、-k韵尾，吴语保留了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北方话失去了入声（大多数地点）等等。在同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划分次方言区，也可以参用这个方法。例如吴语区内的温州次方言区，中古真韵读a，元音低化；豪韵和肴韵今音不同韵等，都是别的次方言区所没有的。
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载《清华学报》新十四卷一、二期合刊，出版于1982年）提出的方言分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此法贯彻最彻底的实践。
他认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确指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之先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
丁邦新用六个早期历史住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活、吴语、湘语、赣语、客话、闽语、粤语。六个条件是：①古今浊声母b、d、g的演变；②古塞音韵尾-p、-t、-k的演变（以上普遍条件）；③古知彻澄母字读t；④古次浊上声“马、买、理、领、晚”等字读阴平（以上独特条件）；⑤古舌根音声母k、kh、x在前高元音前的演变；⑥古调类平上去入的演变（以上补充条件）。
用第一个条件还有官话和粤语；赣语和客话分不开，加第②条可把七个方言分得很清楚。全浊声母在闽语和湘语里有类似演变，加第③个条件，分出闽语。又由于赣语和客话不易区别，加上第④条分出客话。第⑤条把全国方言分成两大类，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变t、th、；客话、闽语、粤语读k、kh、x。第③条有关声调，前五条有关声母和韵母。
丁邦新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分次方言。以官话为例，五个次方言是：北方、晋、下江、西南、楚，用四个条件划分：①古人声演变；②古泥来母的分混（以上普遍条件）：③鼻音韵尾弱化消失；④古鱼虞韵知章见系字韵母读。①分出五个次方言，再用②分出晋语和下江官话，再用③、④分出晋语（鼻尾消失或弱化）和楚语（有韵）。
由于方言是不断发展的，方言间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根据语音结构中的有限项目跟切韵比较的结果，来划定方言区，往往跟方言分区的事实不能密合。例如，如果仅根据浊塞音这一条标准，湘西北花垣、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沪溪、辰溪、沉陵等县方言应划归老湘语，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地方的方言跟西南官话接近得多。这个办法在处理边界方言的归属和方言内部的再分区时，往往遇到较大的困难。
这个方法所依据的原理实质上是跟特征判断法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画精确的同言线罢了。
3．综合判断法
这个方法放弃以同言线作为方言分区的基础，它设想首先列出成系统的语言、语法、词汇等方面的项目，然后就这些项目比较各点间的异同，再根据异同项目的多寡及其出现频率的高下，来划分方言区。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方言特征的总和，缺点是计算过程太繁复。例如为了比较韵母的异同，先得列出《广韵》的206韵（暂不计声、等和出现频率），再就这些韵比较各地方言的异同，计算互相的接近率。设某地区参加比较的点有一百个，每点与其余点都比较一次，则一共要进行C1002 × 206＝1017000（次）比较。这种比较因为计算过程太繁复，必须借助计算语言学的方法，才能实施。

4．集群分析法
这个方法最早是笔者在1984年讨论吴语分区时提出的。（参见拙著《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载《方言》季刊1984年1期。）
首先，根据对某一地区方言大致分成若干类的模糊印象，决定该地区方言最终要分成若干群。然后在每一个群中选择一个标准点，再选择较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项目，将任意一点拿来跟各标准点比较，最后根据每一个点与标准点的接近率来判断该点应归属哪一个群。
这个方法的主要困难是，一个区域内究竟分成几个群合适；如何选择各群的标准点。在这两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地区，集群分析法是可行的。这样的地区大致有两大类。
一类是方言差异跟旧时代的行政区划“府”或“州”关系密切的地区，如苏南、浙江，可以以府治或州治的今地方言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笔者在给上海和苏南方言分区时就是拿四个旧府或州的治所，即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常州（府）作为标准点，将其他各点的方音拿来跟这四个标准点作比较，看看它们各自比较接近哪一个标准点。比较的方法是：先取一个标准点，在拿其余所有二十三个地点，用三十条语音特征跟标准点逐一比较，，算出各点跟标准点相同的百分比。各点跟其它三个标准点的比较也如此进行。比较结果所得各点跟标准点的接近程度的百分比见表4。表左端松江、苏州、太仓、常州是四个标准点，表上端是上海、苏南的二十四个参加比较的地点，表中的数字表示百分比，如上海和松江的会合点是70，即表示在三十条语音特征中，两者相同的百分比是70%。从表4可以看出，无锡更接近苏州（67%），宜兴、江阴和沙洲更接近常州（分别为60%、60%、53%）。根据这一集群分析的结果，我们把上海和苏南地区方言的东西两大区的分界线定在常州、江阴、沙洲——无锡、常熟之间，即以图1上的第四条同言线“慌”为分界线。

表4 上海和苏南各地与标准点接近率比较表







图1 上海、苏南吴语四种语音特征同言线

另一类是一个地区使用几种不同方言，各种方言的核心地带（focal area）明确，但是过渡地区（Transitional area）归属难定。可以以中心城市作为标准点。如湖南全省使用新湘语、老湘语、官话和赣语（瓦话暂且勿论）四种方言，可以选定四个中心城市：长沙、城步、常德、平江作为标准点进行比较。（见拙著《湖南省方言的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4期。）
5．可懂度（Intelligibility）测定法
这个方法放弃从语言结构本身出发给方言分区，而试图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给方言分区。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只要设计得好，最能反映本地人的语感，本地人的语感实际上是来自对可懂度的模糊印象的。
在汉语各方言区，影响可懂度的主要因素是词汇，而不是语音或语法。譬如阳平、上声和去声的调值，四川话跟北京话大相径庭，但是只要词汇相同，尽管调型不同，相互间还是听得懂的。又如圆形中凹的铁制炊事用具，北方话叫“锅”，吴语叫“镬”，闽语叫“鼎”。就这个词说来，这三种方言间的可懂度就等于零。由于词汇必须借助语音得以表现，所以词汇的可懂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语音可懂度的因素。可以选择一二千个基本词汇，按词义分成类别，由操甲种方言的人按类别读给乙种方言的人听，看他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然后计算可懂度的百分比。计算词汇的可懂度在理论上应考虑每一个词在自然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过实际上统计方言词汇的出现频率目前做不到，所以只能暂不考虑这个因素。
笔者曾设计一种测验可懂度的方法。先选取一两千个基本词汇，按意义分成若干类别。然后由以甲种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分类读给使用乙种方言的人听。读每类词汇前，应由测试者说明词类词汇的内容，如“天气”类、“服饰”类等。因为语言在实际使用时总是有一个语言环境，听话人也会有预设，所以预先告诉听话人每类词汇的内容或范围，更接近语言实际使用时的情景。不过应注意不能给听话人更多的别的暗示，例如按顺序排列数词或人称代词。根据听话人能听懂其中多少词汇，再加以词频和语素重要性分级加权统计，即可得出可懂度的百分比。
我们曾用上述方法测验广州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实践结果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详见游汝杰、杨蓓《上海话、广州话、普通话接近率的计量研究》,刊《汉语计量和计算研究》（邹嘉彦等编，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1998年。）
词汇材料采用《上海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所录常用词汇，共182个。
这些词汇共分十七组，前十六组按语义分，第十七组是高频词，即频率在0.5以上的词。因为每组词汇数很少，如果某组高频词略多，组频率就会增大过多，所以把高频词集中起来另列一类。
被调查人是以上海话为母语，并且会说普通话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共四十人。
先请一位以广州话为母语的发音人黄新宁将182个词分类各读三遍，同时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播放录音带，请被调查人用汉字记录听懂的词。词汇是分类播放的，每播放一类前都说明此类词的内容，例如“房舍”、“植物”等。播放录音及记录的时间共45分钟。
计算结果，粤语词汇与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接近率，按口语可懂度统计为 67.21％。
上述方法虽然已经考虑到听话人的预设因素，但是毕竟没有实际的语言环境，又有同音词问题。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可以设计一套类似“托福”(TOEFL)中的“听力综合测验”(Listening Comprehension)那样的测验题。
方言间口语可懂度测试的受试人在理论上应该只会说母语，没有任何别的方言、标准语或书面语知识，但是事实上很难找到理想的受试人。其结果是可懂度测试往往不能逆转，
例如广东话对上海人的可懂度如果是40％，那么上海话对广州人的可懂度有可能达到60％，因为广州人多少有些普通话或书面语知识，而上海话比较接近普通话或书面语。
方言分区和音位归纳一样都只能是共时的，而不是历时的。但是大家在讨论汉语方言分区时都不可避兔地跟切韵牵扯起来（本文也不能幸兔），这是因为汉语方言调查历来都是以切韵音系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在选择比较两地异同的项目时，大家都习惯于考虑它们在中古的音韵地位。好在供比较的项目本身都还是共时的。这六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是完全不顾历史来源的。
方言分区虽然是共时的工作，但是如果分区所得的结果能够符合历时的情况，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目前对汉语方言第一层次的区域划分，是跟历史来源相符合的。但是从可懂度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把新老湘语归并在同一个方言区内。新湘语跟老湘语通话很困难，而跟西南官话通话较容易。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方言分区工作都有必要参考本地人对当地方言分类的意见，任何本地的成年人对于本地方言与四邻方言的差异往往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向方言调查者指出邻近地区别种方言某些字音、词汇和句式的特点。并且意见相当一致。他们对于当地方言分类的见解往往与语言学调查结果一致。例如赣南客话区居民和赣语区居民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别人说的是什么话，他们的见解和方言学调查的实际结果完全一致。在设计方言分区调查项目的时候很有必要参考他们的意见。
方言分区工作的结果要求在方言区划地图上表现出来。方言区划图上允许存在三种较为特殊的区划，一是方言岛，二是方言过渡区，三是语言飞地。
中外语言学著作常常述及各种方言岛，但是对方言岛的涵义往往语焉未详。本书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方言岛”（speech is1and）这个术语的。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称为方言岛。关于方言岛的涵义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之间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湖南省境内湘语和官话之间的乡话。也就是说，包围方言岛的方言必须是单一的，例如，福建南平官话方言岛的四围是单一的闽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方言岛的部分边界与国界重合，界外说的是外国话，这样的方言岛可以作为准方言岛来研究。例如黑龙江的虎林方言岛，部分边界与中俄边界重合，国境以外说俄语。
2．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例如北部湾的涠洲岛是说闽语的，但是隔海相望的北海市说粤语；广西钦州沿海一带使用粤语，但是龙门岛说官话；江苏省长江上的扬中县使用江淮官话；浙江沿海若干海岛使用闽语，最北的一个是舟山的花鸟山。这些海岛上的方言不算方言岛。
3．狭义的方言岛，岛上的方言与包围它的方言必须是分属系属不同的两大方言，如闽语包围中的官话；吴语包围中的闽语等。换句话说，岛内外的方言必须差别较大。广义的方言岛，岛内外的方言，在方言系属上同属一大类，但是分属两小类，例如四川西昌的河南话方言岛，岛内的河南话和岛外的四川话均属官话方言，但是下位分类不同，河南话属中原官话，四川话属西南官话。或者岛上的方言带有不同于岛外方言的明显而重要的特征，如大多数城市方言岛，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方言明显不同。
4．方言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岛的外缘明确，同时岛内居民所使用的方言有单一性。例如吴语区的杭州半官话方言岛的地域只限于城区，城内外方言迥异。方言岛的边界很容易确定。但是一般的方言边界往往难以划定，语言学家常常有不同的意见，例如湘语和赣语的分界。
两种或多种方言区的交界地带的方言兼有两种或多种方言的特征，这样的地区可以划为这两种或多种方言的过渡区。例如江苏的丹阳县县城是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过渡区。在丹阳话里古浊声母文读音，平声读送气清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类似江淮官话：白读音不论平仄都读较弱的不送气浊声母。如“糖”文读为［th-］，白读为[d-]；“荡”文读为[th-]，白读为[d-]。这个过渡区面积很小。这种面积不大的过渡地带在方言边界两侧很常见。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往往略去不计。也有面积颇大的过渡区，例如福建西北部的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将乐、顺昌六县市，南与客家话区接壤，东与闽语区接壤。这一地区的方言既有客家话的一些特点，又有一些与闽语相同的特点。可以把这个地区划为闽语和客家话的过渡区。
介于官话和吴语之间的徽语区也有过渡性方言的性质，其声调分而声母没有浊塞音，又近官话。方言过渡区是方言在地理上的渐变性和不同方言相互接触和交融造成的。
方言飞地是指离开本方言区大本营，而被别种方言区分隔的方言片或方言点。方言飞地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两种以上别的方言所包围的飞地，例如闽语的大本营在福建和广东的潮汕，闽语有一块飞地在广东省的沿海，它被粤语和客家话所包围，雷州半岛的闽语飞地也为这两种方言所包围。在广西的闽语呈散点分布状，常被多种方言分割包围。另一类是只被一种方言所包围的，即形成方言孤岛。如官话在福州南平的飞地“土军话”方言飞地大多是迁离大本营的移民造成的，如闽语在海南岛的飞地是闽东一带闽人大约在明代渡海人岛后形成的，至今飞地上的方言还与闽东一带的闽语较接近。也有少数飞地是大本营的边缘地带被别的方言侵蚀后，残留下来的，例如浙南蒲门的温州话。

四 制约方言区划的非语言因素

语言现象本身在地理分布上的异同，是方言区划的根本依据。造成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除了语言因素本身（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交融）之外，还有下述三种主要的非语言因素：人口迁徙、行政区划、交通往来。
1，人口迁徙
人口迁徙是造成方言地理格局变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在历贴的几次重大变化都是因人口迁徙直接造成的，例如江苏的宁镇地区本来属于吴语区，晋永嘉丧乱后，因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这一地区，遂沦为北方话区。
2，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和方言区划决不是一码事，但是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府或州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往往起到显著的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府（州）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不但是一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府的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古代交通不发达，一般人又有视离井背乡为畏途，除非有天灾人祸，离开本府的机会很少，社会活动大致多在本府范围内进行。所以一府之内的方言自然形成一种向府治方言靠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许多府的属县往往是由本府中一、二个最古老的母县析置的，由老县分出新县。新县往往是由老县的居民移居开发的，例如浙江温州府六县析自东汉永宁县，台州府六县除宁海外皆析自西汉回浦县。在这种情况下，同府属县方言相接近是很自然的。
在历史上二级政区长期稳定的地区，现代方言的区划事实上与旧府的辖境关系甚为密切。最典型的例子是：浙江吴语各小片和明清十一府辖境可以十分完整地相对应。即太溯片——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婺州片一一金华府：丽衢片——处州府；瓯江片一温州府；台州片——台州府。福建的方言区划，与北宋政区也大致对应。如闽语的闽北片，包括建瓯、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和浦城，相当于旧建宁府辖境。这一地区东吴时是建安郡，唐代是建州，南宋以后是建宁府，长期同属一个二级政区。
3，交通往来
交通往来是造成不同地点方言相互接近的重要条件。交通方便的地方，人们往来也方便，方言自然接近，例如广东境内京广铁路沿线居民点方言越来越接近广州活，韶关市区已通行广州话。又如吴语太猢片包括今苏南、上海和浙北，是平原水网地带，自古交通往来方便，所以方言大面积一致。不像交通阻隔严重的浙南，方言复杂难通。如果不加深究，往往误以为山川形势会影响方言区划。其实山川形势的作用是以交通往来为前提的。有舟揖之利的河流并不会造成方言的阻隔，例如福建的几个方言片几乎各自都相当于一条河流的流域，如闽中片相当于沙溪流域。大运河也决不是方言的分界线。河流只有在不利航行时，有可能成为方言的分界线，例如云南的澜沧江多急流险滩，所以江西的云县话与江东的景东话和巍山话分属两个土话系统（见徐承俊《云南云话调查报告提纲》，载《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三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高大的山脉常常阻绝交通，所以常常成为方言分界线，如浙江临安县西北部的天目山是长江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岭多在海拔千米以上，阻挡南北、东西居民的交往，也是吴语太湖片和宣州片及徽语、官话的分界线。又如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往往一二条河流的流域自成一方言片，各流域之间皆有高大的分水岭分隔，不便人们往来。如双溪和松溪以石峰山为分水岭。双溪流域方言属闽东片，松溪流域属莆仙片，又如福鼎、连城、尤溪、清流等县地处山区，周围五十里以内常有数种不能通话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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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3 古代方言语音的构拟
构拟（reconstruction）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术语，原指通过研究有亲缘关系的现代语言的对应关系，或通过确定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来重建原始共同母语（proto-language）。本节将这个概念移用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指在比较现代地点方言的基础上，重建原始共同方言（proto-dialect），也指重建某一历史时期的地点方言。本节讨论构拟古代汉语方言的方法。先简介各家的构拟工作，并评论现有构拟方法，再提出改进构拟方法的建议。所谓古代方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原始共同方言，简称原始方言，例如原始粤语；二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的地点方言，简称古方言，如明末的苏州话。
一、古代方言构拟工作现有成果
（一）原始方言的构拟工作
原始汉语方言的构拟工作，是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由几个研究汉语的美国语言学家发其端的。贝乐德（W.L. Ballard）、罗杰瑞（J. Norman）、余霭芹（Anne-Yue Hashimoto）
先后构拟过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张琨也曾构拟原始吴语。80年代李玉构拟了原始客家恬，沙加尔（L. Sagart）构拟了原始赣语。现在分别略述他们工作。
贝乐德在196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全面构拟了原始吴语的声韵调系统。构拟的基础是当时已经发表的13个现代吴语地点方言的音系，这13个地点是：苏州、无锡、常州、常熟、海门、上海、嘉定、松江、温州、金华、绍兴、永康、温岭。所拟声母的特点是：有浊音和浊檫音；鼻音和边音只有一套不带音的；没有自成音节的鼻音或边音；没有卷舌声母。所拟韵母分三类，即开尾韵10个、鼻尾韵25个、塞尾韵2个。其特点是有中高元音；鼻尾韵分n和N 两套；塞尾韵分- 和-k 两套。所拟声调只分4类，只拟调形，未拟调值，即降调、升调、降升调、塞尾升调.。（贝乐德，1969）
罗杰瑞曾比较各地闽语声母的对应关系，从而构拟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其特点是：塞音和塞擦音分为6套：清不送气、清送气、清弱化；浊不送气、浊送气、浊弱化。（罗杰瑞1971）
余霭芹曾根据规20个地点的现代粤语，构拟出原始粤语的浊塞音声母、浊塞檫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所拟复辅音声母有kl-或gl-、tshl-或kl-、hl-、tl-或dl-、zl-或dl-、jl-。（余霭芹 1972）
以上三位美国学者都曾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语言学工程工作，他们构拟原始汉语方言的理论和方法，称为“普林斯顿假说”。三人中以贝乐德的构拟工作最为全面详尽，最具代表性。我们暂且将采用这个学说的学者称为普林斯顿学派。
张琨在《温州方言的历史音韵》一文中，发表了他所构拟的原始吴语。对构拟的方法和过程未作说明。与贝乐德的原始吴语相比较，其特点是，有卷舌声母，即卷舌的t、th、、、d；韵尾有m、n、，与p、t、k相配；声调分4类，但未拟调形或调类。（张琨 1972）
李玉曾构拟原始客家话的声调和声母系统，其特点是有成套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有成套的响音声母。李玉所掌握的现代客家话材料比较多，对客家话也有较深入的了解，但是他所采用的构拟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与普林斯顿学派并无二致。
法国学者沙加尔在《论赣一客方言》一文中简述了他所构拟的原始南片赣语的声韵系统，其特点是：舌根声母未颚化，n-、1-声母不混；介音只有i、u没有y；山摄、咸摄和效摄一二等有区别，侯韵读eu；鼻音和塞音韵尾分三套，对构拟的方法和过程未作说明。（沙加尔， 1988）
（二）古方言音系的构拟工作
全面构拟过某一个古代地点方言声韵调系统的成果罕见，笔者所知只有周同春构拟过十九世纪的上海话（周同春，1988），他利用西洋传教士研究上海话著作所见资料，拟定十九世纪的上海话声母有40个，韵母六十来个。此外对古苏州话的舒声韵和古泉州话的声母和韵母有过较系统的拟测。
胡明扬曾统计《山歌》和《挂枝儿》韵脚合用和独用的次数，运用构拟上古汉语惯用的系联法，归纳出见于这两部民歌集的10个舒声韵部：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皆来、真文庚青侵寻、寒山先天盐咸廉纤、萧豪、歌戈模、家麻车遮、尤侯。并且对照现代方音，构拟出明末苏州话30几个舒音韵母，一一拟了音值。（胡明扬，1981）
黄典诚曾根据《拍掌知音》中的36张韵图，推定清代泉州话文读音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一一拟了音值。声母特点是不分浊鼻音和口鼻音；韵尾特点是m／p ，n/ t ，k／ 相配。（黄典诚，1979）
（三）古方言个别特点的拟测工作
对古代方言语音特点的零星拟测，散见于一些方言学论著中。例如李荣曾据今方言和古文献，推论切韵时代的福州话群母有一等。详下。
平山久雄曾构拟厦门话古调值（见所著《厦门话古调值的构拟》，刊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1975年3卷1期）。
笔者曾据西洋传教士研究上海话著作所见资料，认定上海话在十九世纪中叶仍保留塞音韵尾 -k。（游汝杰，1997）
. 西洋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１８２３－１９０５）所著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上海话口语语法》，Presbyterian Misson Press，１８５３年初版，１８６８年第二版，共２２５页）是第一部汉语方言语法学著作。此书第一章第四节末尾论及当时上海话的塞音韵尾,此段文字不长，但对吴语塞音韵尾的历史研究很重要。先译述如下：

从韵母表中看到的一个最奇妙的事实，即是带k（在阳调的字前变为g）
韵尾的促声韵，它们的元音相类似。这个特点在上海西南方向稍远一点地
方就消失了，在宁波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
　　兹将官话里的促声字（元音）的主要形式，按几种通用的正字法列表
如下：

Morrison和Medh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