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太:论语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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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


    语言是不是资源，怎样看待语言资源，过去国外学界谈论多一些，国内学界讨论不太多。近些年来，这个问题逐渐引起我国语言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邱质朴（1981、2000）、黄行（2000）、李宇明（2003、2005）、张普（2006、2007）、孙宏开（2006）、徐大明（2007）等教授对语言资源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与论述，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对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从2005年起相继建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及多个分中心，对我国语言资源进行监测与研究，先后发表了多部重要翔实的监测研究报告，取得了很好的绩效。现在，学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2007年10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国家语言资源与应用语言学高峰论坛的主要议题，就是国家语言资源的建设与应用。
我国学界讨论的“语言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价值；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各种语料库和语言数据库，以及各种语言词典等。随着我国现代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社会对语言实际需求的加大，以及语言功能的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视语言为问题逐渐转向将语言看作资源，进而发出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呼吁，这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讨论的“语言资源”是广义的“语言资源”，还包括文字，具体讨论三个问题：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我国的语言资源状况，语言资源的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

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能发展的事物。资源学通常将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下面再各分成若干小类。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又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存在、依附于人类社会，与社会紧密相结合，为社会交际服务，因此被认为离开了社会无所谓语言。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社会的，而更多的是社会的。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

语言资源主要由语言本体和语言社会应用两部分构成。语言本体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是语言资源的物质基础；语言应用包括语言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和人类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各种使用及其效益，是语言资源价值和可利用性的具体体现。语言资源的价值有隐性的也有显性的，其隐性价值是语言本体的价值，包括语言地位，规范程度，语言历史，承载的文化、信息，记录的文献、资料等；显性价值是语言本体价值的具体体现，包括语言社会交际作用，使用人口，使用领域，应用效益等。语言资源的隐性价值要通过显性价值加以体现，而所有语言资源价值的显现一般是逐渐、缓慢的，只有在语言功能、语言地位、语言作用发生大的变化之后，某些语言的资源价值才会有较快的显现。如希伯来语，原来只是犹太人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一种“死了的语言”，并不是犹太民族的日常用语。以色列建国以后，因为国家、民族、社会的需要，实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政策，确定希伯来语为国语，从此改变了希伯来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希伯来语成了以色列法定的官方语言和犹太人的日常通用语，这样希伯来语的语言资源价值才从隐性转为显性，很快显现出来。又如马六甲海峡的一种廖内—柔佛方言（Riau-Johor），在1972年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协议共同采用以这种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两国共同语以后，这种方言的地位、功能、作用等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这种方言的语言资源价值也才凸显出来。菲律宾的他加禄语（tagalog）在成为菲律宾国语之后，它的语言资源价值很快显现也是类似情况。

语言资源价值的高低，与语言功能、语言活力和社会需求、国力状况等有密切关系。就语言功能和语言活力来说，凡是语言功能完备或比较完备，语言活力强盛或比较强盛的语言，如一般国家的官方语言，多数民族共同语和许多区域通用语，其语言资源价值就较高；反之，其语言资源价值则较低或很低，如世界上和我国不少弱势或濒危的语言、方言。就社会需求和国力状况来说，凡是社会处于稳定、发展时期，社会对语言的需求就要加大，或是国家综合国力处于上升、鼎盛状态，这都会促使该国家社会主要语言的语言资源价值升高，如我国近期的崛起、发展与汉语普通话语言资源价值的攀升；反之，国家、社会发展缓慢或停滞，其主要语言的语言资源价值则降低，如亚洲、非洲的有些国家与主要语言。

评价语言资源价值，可以参考语言活力评价指标体系，我以为具体指标大致有这样几项：（1）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声望情况；（2）语言规范程度及表现力；（3）语言使用人口及其年龄结构与社会分布；（4）语言使用范围与应用领域；（5）语言记录文献和承载信息情况等。依据这个语言资源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大致可以将我国的语言资源分为以下5类：语言活力超强的超强势语言资源，语言活力强盛的强势语言资源，语言活力减弱的弱势语言资源，语言活力缺乏、处于濒危状态的超弱势语言资源，语言活力没有、已经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超强势语言资源和强势语言资源，一般都达到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或多项指标的较高标准，如国家、民族、地区的共同语，通用语言，官方语言和法定语言等。然而有的超弱势语言，甚至是消亡了的语言，因为具有评价指标体系中某些指标的高标准，如记录文献和承载文化信息较多，这样的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资源价值，如我国历史上的契丹语、女真语和当代的满语，外国的梵语、巴利语、哥特语等。

二、我国的语言资源状况

上文说过，我国的语言资源大致有这样几类：超强势语言资源，强势语言资源，弱势语言资源，超弱势语言资源，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

语言活力超强的超强势语言资源。汉语普通话由于形成的历史悠久，记录了极其丰富、珍贵的文献资料，现在使用人口众多，应用地域广阔，使用领域广泛，规范程度很高，语言功能完善，语言活力超强，应用效益显著，语言声望很高，语言影响广泛，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等发挥重大作用。近百年来，它先被定为国语，后被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其地位、作用、贡献和利用效益，都是最为重要最为显著最为巨大的，所以可以认为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的超强势语言资源。随着国家的更加强盛，社会的更加发达，经济文化科技等的更加发展，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汉语普通话的资源价值与作用必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语言活力强盛的强势语言资源。语言规范程度较高，语言功能比较完善，使用人口较多，应用范围较广，语言表现力较强，语言活力强盛，在中央及相关民族自治地方法定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壮语、彝语，是语言活力强盛的强势语言资源。还有在民族自治州、县公务活动等使用或跨境使用，使用人口较多，具有较强活力的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如苗语、布依语、载佤语、侗语、白语、傣语、纳西语、景颇语、拉祜语、佤语、柯尔克孜语、达斡尔语、土语、黎语、傈僳语、哈尼语、独龙语、锡伯语、塔吉克语等。以及汉语中语言活力强盛的主要方言和次方言，如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及其次方言，还有某些地区实际通用的当地方言，如吴方言的苏州话、宁波话、温州话，粤方言的台山话、香港粤语，闽方言的福州话、厦门话等。这些语言、方言因为它们的功能正在增强，价值、活力、使用较大，可以认为是强势语言资源。有的语言或方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也没有文字，但其价值、活力较强，语言功能很好，在本民族本地区中使用人数比例很大，语言保持和发展情况很好，这样的语言或方言也是强势语言资源，如基诺语和汉语方言的杭州话。

语言活力减弱的弱势语言资源。那些语言规范程度较差、多数没有文字、文献资料较少、使用人口较少、应用地区较小、使用范围较窄、语言功能减弱、语言活力较差、使用效果较弱的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和部分汉语方言土语，都是弱势语言资源。如土家语、布努语、仡佬语、普米语、乌孜别克语、裕固语、保安语、门巴语、珞巴语和台湾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汉语的某些小方言土语和多数边界弱小方言土语，如湘南、桂北、粤北的方言土语，皖南、浙西的某些方言土语，闽中地区闽语几大次方言交界的弱小边界方言等。

语言活力缺乏、处于濒危状态的超弱势语言资源。有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它们虽然使用人口很少，应用范围很窄，语言功能萎缩，语言活力很差，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但这些语言和方言还在一些人和某些范围内使用，还有一定价值，这样的语言都属于超弱势语言资源。据学界调查研究，我国的这类语言大致有20多种。这些语言大多没有文字和文献资料。如满语、畲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塔塔尔语、普标语、仙岛语、康家语、阿侬语、达让语、格曼语、毕苏语、桑孔语、柔若语、图佤语、波拉语、泰耶语、苏龙语、布兴语、俫语、葛玛兰语、赛德克语等。汉语超弱势方言资源的情况很不清楚，已知的情况是有些方言已处于濒危的超弱势状态，如畲话（畲族说的汉语方言）、疍家话、正话、军话、儋州话、站话、伶话，以及各地方言区中的有些方言岛，如闽方言区中的吴方言岛、赣方言岛、客家方言岛和北方方言岛，吴方言区、粤方言区中的有些闽方言岛等。

语言活力没有、已经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这样的语言多数具有文化价值，有时还需利用。如我国历史上的焉耆—龟兹语（又称土火罗语）、于阗语、西夏语、契丹语、女真语等。已经消亡但还有一定价值可利用的汉语方言，如古吴语、古越语、古楚语、古闽语等。这些语言和方言及其记录的历史文献资料，对研究、解读我国古代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极具重要价值。

此外，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社会方言，如不同群体的语言、行业专用语，以及特种语言，如盲文哑语等，是否可以看作语言资源或语言副资源。外国语言虽然不是我国的语言，但掌握、利用外国语言，是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等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将具有不同价值的外国语言资源看作我国语言资源体系中的副资源。这些都需要研究。

根据观察和已知的情况看，由于语言接触的密切和语言影响的扩大，我国的语言和方言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语言生活丰富，语言成分多变，语言资源价值不太稳定，多数语言和方言处于强势语言资源和弱势语言资源状态，只有少数语言、方言比较稳定地处于强势语言资源状态，另有少数语言、方言处于濒危的超弱势语言资源状态。这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

三、语言资源的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

语言既是一种资源，对语言资源就应当加以积极保护和科学建设，并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这样才能保证语言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和长期有效利用。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和合理开发、有效利用，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积极保护和科学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开发与利用，而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建设。整合语言资源，是做好语言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做好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下面的几件事情值得重视并认真做好。

调查语言及其使用状况，全面摸清国家语言资源家底，并对国家语言资源进行更有效的监测。关于我国语言文字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过去进行过多次，如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普查，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语言调查，1998年至2004年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近几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等，还有其他几次规模较小的语言调查。这些调查的成果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中国成立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现在，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语言及其使用状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国家语言资源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调查，以获取新的带有动态性的数据、资料。还要对国家语言资源进行更加有效的监测，随时掌控国家语言资源发展、变化情况。这些都是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重要基础工程，对制定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相关事业发展规划等也有重要意义。

制定和修订适合新世纪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过去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适应当时国家、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语言生活的需要，当然，语言和语言生活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过去有些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仍有现实作用，还要继续执行和实施。而有些则需要适时修订，并且应当依据新世纪国家、社会和语言生活的实际需要，制定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比如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要指出认真贯彻、执行《宪法》有关条款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重要现实意义，说明要依法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并作出相关规定；要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大力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并要确保民族语言的地位、作用和权利；要说明方言的价值和作用，恰当保护方言；要强调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作相关规定；还要说明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重要意义与内容。从语言政策上和语言规划方面作出相关说明和规定，对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国家语言资源是重要而有效的。比如怎样创造、提供语言使用的空间和条件，如何进一步实行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等。

大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这不仅是新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新理念和新目标，也是语言规划的新内容，对保护、利用国家语言资源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似有这样几项具体内容：（1）尊重公民的语言选择，保障公民语言权利，营造和谐语言生活。（2）正确对待、妥善协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的关系。（3）正确对待、妥善协调各民族语言的关系。（4）正确对待、妥善处理民族共同语、标准语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方言与方言的关系。（5）恰当处理母语与外语的关系，重视母语并加强母语教学，同时加强外语的学习与使用。（6）积极保护弱势语言和弱势方言，有效抢救濒危语言和濒危方言。（7）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努力增强语言功能与语言活力。（8）树立语言服务观念，做好语言社会咨询、服务工作。（9）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合理开发、有效利用语言资源，提高语言资源价值。

加强语言研究，促进语言应用。我国的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到现代语言学，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国的当代语言学则比较薄弱。当代语言学既强调语言本体分析与描写，强调理论概括，又重视语言应用，特别是语言教学与习得，语言与社会、科技应用，语言信息化等。我国的语言研究应当朝这一方向前进，应当将语言本体研究与语言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关心、研究语言及其使用的变化，关心社会语言生活，重视国家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让语言研究成果的绚丽之花在语言应用中结出硕果。

处理好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是国家语言资源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保护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开发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建设。只保护建设不进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价值无从体现，语言不成其为资源；只开发利用或过度开发、不当利用，必然影响乃至破坏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建设。所以本文提倡对语言资源进行“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合理开发、有效利用”。这方面可以普通话的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为例。

普通话是语言活力超强的超强势语言资源，在我国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其语言资源价值的显现和发挥总体上很好，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效益是显著的，完全可以说我国大好形势与和平崛起的取得，普通话功不可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有效实行积极、稳妥的语言政策和科学、实际的语言规划，对普通话进行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和合理开发、有效利用的结果。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即确定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和全社会共同语的地位，后来又在《宪法》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多部法律中明确规定普通话为全国通用的国家通用语言，加大宣传推广普通话重要意义的力度，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普通话，并有效加强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规范，研究、制定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对教育、行政、广播电视等领域提出使用普通话的要求，并对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与测试，积极促进普通话的普及，现在，全国已有过半的人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际，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更高，普通话在我国语言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在国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普通话在国内外的声望越来越高。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对待、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很好研究与总结。比如“统一语言”“纯洁语言”的不确提法，推广普通话中有些过急过高的要求，以及普通话规范、教学、培训、测试中一些不当的做法，都不利于普通话的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还会影响普通话的声望，减弱其语言资源价值。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是保证普通话这种超强势语言资源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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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明:国家语言资源发展战略研究


语言的资源观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多语多言”是“语言问题”的错误观念，但是社会交际中的语言隔阂以及言语交际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仍然存在。一系列语言资源的“发展战略”的课题亟待研究：例如，市场经济的力量、国家统一的需要是否一定会导致语言同化；国家的语言资源应该怎样对待，是以保护和维持现状为主，还是采取发展和优化的策略；语言资源的发展是否只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发展（即本体规划的内容），而不包括从国家利益角度所进行的配置和调控（即地位和功能规划），等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促进这方面的研究。


一、国家的语言资源



一个国家的人口是该国家的重要资源，而这一资源的效能来源于该人口的素质。低素质的人口难以构成良好的人口资源，高素质的人口成为高效能的资源。目前对于人口素质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语言素质应该是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成份。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社会整合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或几个通用的语言，这样它才能有效地行使行政职能。如果该国的人民比较普遍地掌握了通用语，这将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流、协作和人力物力的流通。如果该国的专业人才比较普遍地掌握了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将会有利于该国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贸易、国外投资等，进而更有效地发挥其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中的作用（Swaan 2001）。如果该国的民众具有较强的语言社会交际能力，就能形成较为和谐融洽的社会互动规范；如果社会中形成了有效的语用规范，就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效率，增进和谐与稳定。这当中既包括国民作为个别讲话人的语言意识、语言能力的增强和提高；也包括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教育等手段从整体上来培育国民的语言素质的举措，以及建立语言使用方面的社会秩序的工作。



二、语言管理：新加坡经验



语言规划理论正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的规划观转变：把语言，特别是“多语多言”现象不再视为问题，而是视为文化资源来看待，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方言遗产”的抢救等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现实社会中，不管是“单语”还是“多语”、“单言”还是“多言”的状况，言语交际问题，以及其他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还是存在的，有时以一种比较突出的形式出现（例如，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冲突问题）。此外，对于语言资源本身，除了了解、监测和保护之外，似乎还应该有更加全面的管理。



“语言管理”是语言规划研究领域中较新的理论，它不仅接受语言是资源这一前提，而且引进了管理理论，为语言资源的管理提供了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依据（Xu & Li 2002）。根据这一理论，对于语言资源，不仅有爱护和保护，防止破坏和流失的问题；还有一个掌握、配置、利用和发展的问题。反之，语言资源的浪费、误用，必然造成社会问题。因此，语言的“资源观”与“问题观”是可以通过解析而联系在一起的。



新加坡具有比较成功的语言规划经验，其中，“语言管理”的部分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新加坡的语言管理模式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确认资源”、“利用资源”、“发展资源”（Xu & Li 2002）。新加坡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因此向来重视人口资源的开发。新加坡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贸易和物流中心，因此五方杂处、人口流动，语言状况十分复杂。新加坡建国之后，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情况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难题。为了政治的统一，似乎可以对这个地域不过数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几百万的国家实行比较简单的语言统一政策。但是，新加坡政府充分认识到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和语言规划工作的科学性，因而进行了相应的调研、咨询和论证，进而接受了“语言管理”的语言规划观，并将其纳入在“社会工程”思想指导下的总体管理体系。在确认语言资源的时候，政府直接参与、同时也支持学术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语言人口、语言使用状况、以及语言教育、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查研究；而且应用了语言规划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这样，语言规划者对新加坡的语言资源有了比较完整的“确认”：不仅掌握了当前的语言状况，而且联系有关语言的历史人文传统，对可利用的语言资源进行了综合性评估。这种综合评估为确定新加坡的国语、官方语言、和语言教育政策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的语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总的长远目标确定的前提下，灵活、策略地确定短期目标和执行措施，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发展来调节和调整。这一特点在“利用语言资源”的工作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在新加坡共和国短短四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对语言工作和语言教育的几次大的调整和无数次小的调整，但都是服从于在当时形势下所认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认同”的总目标。其中的一个妙笔，为1979年启动的“讲华语运动”，以及相应的将华文教育重新纳入双语教育系统的举措。这一行动适时地收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效益。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资源统筹管理的例子，是一个成功地利用新加坡华文教育传统、新加坡华人语言认同、以及作为重要人力资源的大批华校毕业生的举措。



新加坡语言规划的一个奇迹般的成果，就是快速产出了一代华语和英语母语讲话人。而这是其一系列“发展语言资源”工作中的一个突出成果。通过有关政策引导，许多以华语或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家长刻意为子女制造了华语或英语的习得环境。在一系列言语社区建设的配套措施的支持下，大批华语、英语、以及华英双语母语讲话人被“制造”了出来。新加坡母语人口的状况每十年即产生几成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基本上都是向有利政府目标的方向的转变（Xu et al. 2004）。



三、语言资源的发展观



从“语言管理”的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到语言资源的发展观。语言学界一度流行的“自在自立”的语言理论及其相关的语言哲学理论，过度强调语言的生物基础，从而将人们引入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的错误认识，进而产生对积极的语言规划的怀疑态度。然而，历史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现存的自然语言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都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和政治的烙印。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模式，语言中充满了人为干预的结果以及社会历史事件的痕迹；同时它每时每刻都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继续发展变化。语言不是“自在自立”的，而是一个寄生在社会系统中的信息和符号系统。因此，‘发展变化’和‘对社会的依附’是语言的基本特性。



语言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嬗变的。如果说语言变化有什么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从长远的视角来看，语言总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要而发展出新的模式和形式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以至于语言学家有“语言有自我调节机制”或“自我完善的功能”的说法。其实，语言并不能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它之所以看起来是在自我调节、在适应环境、是因为人类在不断地改变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是具体的社会和具体的社区在改变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有所认识，以取得语言管理的效果。语言管理方面的无政府状态未必会导致语言社会交际的混乱和失败，因为还有社区和其他社会群体在发挥作用；但是理性的语言规划却可能带来更好的语言管理效果。



语言主要是一种社会资源，为社会所创、为社会所用、也为社会的需要而改变。国家的语言资源的管理和规划，自然服务于国家总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但是语言本身的规律和特性不能忽视，不了解语言运作、语言变异与变化的性质和规律，只从语言外部强行予以干预，恐怕会事与愿违的。儿童有一个生理上限定的最佳语言习得期，因此母语的习得成为人类的奇异能力（有学者称其为“本能性”能力）；相对而言，成人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则需要较多的时间、经验和特殊的条件，也有较大的个人能力方面的差异。因此，无论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语言能力的获得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并不是无限度的。因此，社会中人们的语言沟通能力和语言认同能力自然受到这些语言获得条件的限制。但是，统筹兼顾地改善这些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条件自然会收到改善人们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认同的预期效果。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权威、人口管理和语言规划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们认为，要放弃语言是“自在自立”的观点，放弃无所作为或被动追随的语言规划观，而代之以积极主动的语言管理的规划观。语言学家要深入研究各种无意识的语言行为的社会效应，语言规划学家要慎重考虑各种有意识的语言干预的可行性及其后果。语言是可以人为地改变的，语言使用的社会秩序也可以有计划地建立；但是，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既要反对无端地强调神秘未知的“语言的自然规律”，也要认真地对待已发现的社会语言学的规律。语言行为基本是一种社会行为，要按照改变社会行为的方法来改变。同时，语言能力的培养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认真和持久的努力。



四、“语言资源”议题与“发展战略”



结合本“论坛”所提出的有关议题，下面谈谈“语言资源发展观”的应用问题。这些应用还远远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语言内容和具体的语言行动计划，属于比较宏观的国家语言战略方面的探讨。但是宏观战略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具体的语言规划行动具有规定性、指导性的作用。



（一）“国家语言资源建设、监测与研究”的议题。

就传统的词语搭配来说，“资源”通常与“开发和利用”搭配，但是，对于“语言资源”来说，“建设”也未尝不可，至少“语言建设”是已有的惯用法。此外，我们可以“建设语言设施”。根据“言语社区理论”（Xu 2006），“言语社区”的“建设”必然包括其“设施”的建设，其中一种解释是指“语言建设”，另一种解释包括的范围更广，包括有形无形的、本体的或语用的规范、标准、辅助性和保障性的设备和条件；其中，小到辞书和语法教材，大到语言立法和政府的语言管理机构。这些，自然都可以“建设”。



回顾前面提到的新加坡经验，“调研和评估”自然是确认、占有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先决条件。语言资源不限于标准语资源，包括所有具有沟通和认同作用的语言资源，因此包括各种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变体。由于这些资源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对它们的实时监测就至关重要了。在确认这些资源的时候，一是要实事求是地测定其规模和分布，同时要了解其现有的和潜在的社会功能：即沟通功能和认同功能。这些语言变体在哪些语言使用域、主要为哪些社会群体承担信息交流的功能；目前承担着怎样的语言认同功能；换句话说，是谁掌握了这些资源作为信息工具和认同工具。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目前的这种资源占有和使用状况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其发展趋势是否符合国家目标，这些都是国家的语言战略研究要面对的问题。



（二）“国家语言资源与语言服务”的议题。

这里的“语言服务”并不是指所谓的“语言为人类服务”，那只是一种有限度的比喻。因为“语言”本身是无意志的，它为谁服务完全取决于对它掌握和控制的主体。这里的“语言服务”应该是指国家为人民提供的语言服务，是国家所提供的全部服务的一部分。从“资源发展观”的角度来看，首先就是从全民的立场来决定怎样合理地利用和发展国家的语言资源，因此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既要照顾到个人、群体的不同利益，也要优先解决大多数群众面临的紧迫问题。除了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之外，也要区分服务领域的优先次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往往是最重要的目标，因此语言服务也要优先考虑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服务。



如上所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通用语以及掌握通用语的劳动力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力。所以，政府首先要促进和辅助通用语的推广和使用，首先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使用，这就是最重要的语言服务。具体地来讲，在中国现行条件下可以包括通用语的办公服务、翻译服务、培训服务等，通用语的本体规范、社会语用规范的建设等。再具体一点讲，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保证政府工作中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服务，对内对外，公民（包括公务员）获得这种服务的权利都应该受到保障；此外，政府也应该在教育和非教育领域大力投资建设这种服务。语言资源，作为其可利用的形式，和一种理想的（国家的）服务工具，不会自然地出现，确实需要有计划地开发，有意识地发展，有投入地“建设”。



（三）“国家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的议题。

如果说“语言规划就是语言资源的管理”，那么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语言规划与国家的语言资源的管理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对语言资源的掌控有所分析：哪些是政府直接掌控的语言资源，哪些是基本上保持在民间的语言资源。对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语言资源，要进行直接的管理和优化发展；对于民间的资源，有关的规划要采取比较间接的方式，以引导、扶助和支持的方式为主来促进发展。



（四）“国家语言资源与语言文字规范”的议题。

语言文字规范的建设自然是语言资源优化发展的一部分内容。这里也有管理上的轻重缓急，以及资源掌控的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建设自然是国家语言资源重点建设的内容，因为它直接牵涉对全国人民的语言服务。此外，地方的语言建设自然也要根据本地情况，尽可能地为更多人服务，地方流行的少数民族语言，大部分人口所使用的方言等都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语言规范的制定也应该建立在“资源开发和优化”的原则上，而不是追求脱离现实的、或偏离“语言服务”和“语言规划”总目标的“规范”。总的来说，语言文字规范的制定和实行不是最终目标，而是达到国家的语言服务和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目标的手段。因此，在语言规范研究中，应该增加其与宏观语言规划关系的内容。



（五）“国家语言资源与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议题。

如上所述，国家语言资源的管理包括语言使用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谐的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语言生活，而国家对语言资源的合理掌控是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的关键。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是语言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直接影响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效果的问题。在公共领域中的语言使用，政府应该代表民众进行干预和管理。对于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程度也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和持续监测，使“语言和谐”体现为比较具体的语言建设，其中包括语言使用规范的建设。有了稳定、公认的语用规范，可以提高社会交际的效率，增强社会生活的和谐程度。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加强，目前对于和谐的语言生活和社会语用规范还缺乏比较明确的标准。



在考虑到社会交际的效率问题时，可以发现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方面，行业语言的研究似乎应该更多地注重经济效益的视角，改变无视经济生活中的语言问题的情况。



（六）“国家语言资源与母语教育”的议题。

母语资源是语言资源中最宝贵的部分，这是因为人类语言习得能力是有限度的。因此，由于缺乏母语教育而导致母语能力受限或丧失，是母语资源的浪费和流失，也是国家语言资源的重大损失。因此，母语教育是保护和发展母语资源的主要措施，国家要从整体上保障母语教育，这自然包括我国各民族的母语教育。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摆对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位置。母语教育必须优先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对于当代中国教育，对于国家语言资源的总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废弃外语教育的国家都会蒙受严重的损失。但是，外语教育必须要在整体上不危害母语教育的前提下展开。以外语教育为主的教育是本末倒置的。具体地来讲，培养一批缺乏母语能力的外语人才是不足取的。这不仅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事倍功半之举，而且也不能适应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七）“国家语言资源与汉语的国际推广”的议题。

汉语的国际传播，是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受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此同时，汉语本身的国际推广也可以产生促进我国的国际交流、对外经济活动、以及扩大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的作用。因此，中国国力的发展和汉语的国际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脱离中国的国际影响和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汉语国际推广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看来，汉语的国际推广与前面所讨论的政府的语言服务、语言规划、母语教育等工作也是连接在一起的。有关的问题是：汉语的国际推广是否应该与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府的语言服务是否应该包括国际范围内的语言服务，而这些怎样与汉语的国际推广的目标协调一致；汉语的国际推广是否与国内的语言政策无关—如果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教授的通用语在国内的通用度不够高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走向世界的每一个国人都成为我国语言的楷模，那么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自然有一个我国公民的母语教育质量的问题；等等。



普通公民越来越多地面临国际交往的语用环境，这种“对外汉语”是否需要关注？汉语实际的国际形象如何，不是仅靠“孔子学院”来决定的。换言之，汉语的国际推广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整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机环节，应该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国际接轨成比例的配合。即使仅从文化角度来看，现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似乎比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应该有更突出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当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文化内容的比例是否适当呢？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中是否过度地强调了文化的差异而使学习者觉得格格不入呢？



（八）“国家语言资源与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的议题。

国家通用语是国家宝贵的语言资源，因此要注意其在各民族人民中的分享。从这个角度，民族地区的通用语的服务，包括汉语教学等语言能力的培养等，是需要加强的。但是，既然是作为一项服务，就不应该是强制性。与此同时，考虑到母语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群众学习和掌握汉语的困难，应该给予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足够的资助和补助，积极地改善其学习的条件。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与扶贫工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工作结合在一起。对于“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不应该与汉语教学对立起来。在充分尊重民族自治、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根据广大群众的需要提供汉语教学的服务，发展“添加型”社会双语，就不会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消失，同时却带来少数民族群众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九）“国家语言资源与语言信息处理”的议题。

这里的“语言信息处理”是指使用机器对语言信息的处理，特别指应用现代技术对语言信息的处理。国家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特定语言的信息处理技术直接影响到该语言在虚拟空间中的流通率及相应的话语权。因此，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充分考虑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要支持和促进语言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本体规范和语用规范的建设方面要考虑到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交流信道的影响和作用。在信息技术的影响方面，要增强前瞻性的研究，争取语言规划的主导性地位。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社会契约和社会管理的理念，语言也不例外。其中，虚拟空间以及将要产生的新的交际空间中的语言也不应该例外。在这一点上，语言规划者要区分语言技术本身的问题和与语言技术相关的语言社会问题，后者才是规划工作的重点，也即，国家语言资源管理的重点。



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在语言与技术的关系上取得先导的，而不是被动的地位是问题的关键。要想作到这一点，要进行战略性研究。那么，什么是这一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呢？上述八个议题中讨论的语言管理理论仍然适用。语言资源的价值基本体现在它们怎样通过其认同和沟通的功能来为国家服务，因此，在解决新媒体和新技术带来的语言问题时仍然采用该理论中的统筹管理、优化发展等原则。以当前提出的“网络语言是否需要规范？”的问题为例，这就是缺乏语言管理观的表现。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资源，国家也需要管理，但是语言管理是多方面的和多样化的，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语言规范”所能涵盖的。语言从本质上来说都有一定的“规范”的内容，但是网络语言从其服务对象、应用范围、使用目的等都与其他语言变体有很多不同，因此也不能沿用一般的“语言规范”手段来管理它了。此外，网络语言所带来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与“规范语言”的差异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对于每一种资源，包括网络和非网络语言资源，以及与这些资源相连接的信息技术资源，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其的掌控、开发和管理了。因此，“网络语言”的问题包括与网络有关的许多不同的语言变体，既包括对其中某些变体的规范问题，也包括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管理手段来引导、疏导、优化发展的问题。



五、结语



“语言资源”的意义在于“语言管理”。将语言视为资源并不是对语言带来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反之，通过对语言资源的掌握、利用和发展，可以防微杜渐，防止有关问题的产生。启用“语言管理”，可以借此消解某些已经产生社会语言问题。坚持“语言管理”，就是在“发展观”的指导下，紧密地监测、不断地调控、有计划地发展语言资源。这样，语言资源的利用、再产生和增长就会进入一个良性过程，语言带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而语言资源的配置也越来越适应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需要。



整个社会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培育系统的发展和建设是语言规划的长远目标。人类社会正逐步从自在向自为的状态发展，语言也不例外。有了深入的语言学研究，有了切实可行的语言规划理论，我们就可以逐步地建设理想化的社会语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