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讲座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十一）

明代书法艺术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明代前期书法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 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明代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六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五十四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副，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想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
明代后期书法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 、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徐渭 （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号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天才超逸而又愤世嫉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并且懂兵法 。自称“我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画第四”。这样一个天才一生却极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点画狼籍，不计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风雪，象烟云缭绕的远山。他用的笔法并不复杂，但整体气势汉人，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咏墨磁轴》、《题画诗》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这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诗文书画都很精通，绘画方面倡导“南北宗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谈论不休的话题：他的书法广泛学习古人，开始学唐人，后来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改学钟繇、王羲之，最后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种风格：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比较松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很疏朗很匀称。整体上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气“和“文人气”。如果说明末其他大师在于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话，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负，看不起前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赵孟頫相比，说自己平时写字随便，如果认真书写，赵孟頫的字也应该输他一筹；又说，赵孟頫的字因为写得熟练而显得俗气，他的字因为有点“生”而有秀态。的确，在境界上，他的境界更高远。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赋》，晚期的《三世诰命》；行书有《李白月下独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等。
　　与董其昌审美趋向大致接近的还有邢侗、米万钟等。
    张瑞图 （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福建晋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顺利的多，年纪轻轻就升到学界最高层，但最后却因为牵扯进魏忠贤集团而退出政坛，留下千古遗憾，晚年遁入空门，以诗文自娱，为后世留下不少书法珍品。他的书法，以露锋起笔，转折尖锐，结构上下左右错动，有跳荡之势，形成一种新奇的节奏感，似乎暗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纠结不安的心境。代表作有《杜甫球兴八首试卷》、《醉翁亭记》等。
  　明末最后两位齐名的书法名家是黄道周与倪元璐。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俘虏杀害。擅长书画，是晚明的草书大家。他的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构纵横奇肆；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显得更清健逸秀。隶书也不俗。代表作有楷书《张溥墓志铭》、草书《洗心诗轴》等。
    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曾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自成进京后，他自缢而死。是个忠臣。行草书很有自家面目：线条刚劲秀逸，结构挺拔，气魄宏大。传世作品有《行草七绝诗轴》、《舞鹤赋卷》等。
　　综观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以前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个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个性化的高峰。为清代书法纷繁复杂的局面的先导。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十二）

清代书法艺术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明王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展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官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象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
　　傅山与八大山人则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的遗民，傅山是绝不食清禄的，八大山人更是与新王朝格格不入。

　　 傅山（1606——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一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 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昌，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精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郁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对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看，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
　　此期亦有书名者还有郑簠（1622——1693）、宋曹（十七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鋐（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书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25年（1760年）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 郑夑（1693——1766）、李鱓（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夑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更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伊秉绶。

　　 邓石如（1743——1805）被推为“国朝第一书家”，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为基，参法隶意，是千百年来篆书的极大发展。
　　　　　　　　　　　　　　　　　
　　 伊秉绶（1754——1815）集隶书之大成，所作强化了纯粹的空间美感，削弱了用笔的节奏表现，书风古穆浑厚。
　　　　　　　　　　　　　　　　　　
清代晚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 （1844——1927） 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 （1850——1922） 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  （1858——1927） 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此外，翁同龢（1830——1904）、吴大澂（1835——1902）等亦有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