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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给出意义
——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2013年7月20日在“为中国而教”培训班上的讲话)
钱理群
主持人给我定的题目是“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是做公益事业的杨东平教授提出来的。这里有三个概念:“好人”、“联合”、“做好事”。“好人”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联合”就是组织起来,就像“为中国而教”这样,“做好事”,就是做公益的事。我今天的演讲想把这样一个命题深入一步: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讲的题目是:“为生命给出意义”。
(一)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因为当下中国的老百姓、青年、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生命失去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面临怎样的生命存在的危机?
这里有一篇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中国平均每年有28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据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全球有100万人自杀,有三分之一在中国;
中国的自杀者80%在农村,农村自杀者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的比率比男性高25%;在中国的自杀者中,有两个自杀的高频率人群,15 – 34岁和65 – 74岁。在座的诸位大都属于前者,我属于后一类人群。
我想每一个正视中国问题的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血淋淋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自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大因素: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是压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三座大山。
前些年有一位研究生自杀,他在自杀前拟了一个表,分别列出活着的理由和死的理由,结果死的理由比活着的理由多,他就自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由此感觉到:当下中国人“活着的理由”成了问题。我有一本书题目就叫《活着的理由》。我想,这不仅是自杀者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都无妨也这样问问自己。
这就需要谈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诸位成长的背景:你们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度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将它绝对化和唯一化,即把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享受,个人的发展,变成唯一的追求,生活中的全部,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把人变成纯粹物质化和个人化的经济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和生命存在的扭曲和异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在:人的欲望不加节制的极度膨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成为人活着的唯一动力。社会对人的评价就看他能不能赚钱,能赚钱就有一切:地位,美女,荣誉等等;不能赚钱,就什么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是这么造成的:当人仅仅为“钱”,为欲望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不仅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生命的无价值;反过来经济富裕了,有钱了,也会觉得生活空虚,产生生命的虚无感,失去活着的动力。不论是穷人、富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是把生活绝对物质化、个人化的结果。这是一个后果,而另一个后果是当个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和尺度,人际关系便会变得冷漠,会产生和他人隔绝的孤独感。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和死都与他人、社会无关,甚至没有人需要或者关心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把人的活着分成两个层面,为自己活着和为他人活着,即是为爱我者活着。在当下中国这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父毌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应试成功。当应试的功利化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连接的纽带时,亲情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为爱我者活着的生命存在的动力就没有了。
还有,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完全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刚才有老师讲乡村记忆,如果童年不快乐,乡村记忆也就失去了。活得不快乐,没有生之乐趣,那就不如去死了。
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不仅环境污染,空气也污染,食品越来越不安全,吃什么都害怕,不敢吃鱼,不敢吃肉,等等。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都在剥夺我们活着的理由。即使我们这些不自杀的人,也觉得活着越来越不舒服,不自在,沒意思。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能不能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的问题,这关系着民族现实和未来的生存,实在非同小可。
针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应当争锋相对提出一个正面命题:让我们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要有意义:生命有了意义,生活就快乐;只有活得有意义,身心的健康才有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怎样寻求这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健康的存在方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醒着的。对睡着的玩着的,生命意义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睡着玩着就是意义。但是,那些醒着的青年,因为不满意、不满足现有的生命存在方式,于是,就要寻求新的生命意义。诸位大概就是这样的醒着的,或将要醒着的青年,你们千里迢迢前来,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鲁迅说,觉醒的青年最喜欢“寻导师”。诸位听我这个老头子演讲,大概也是希望我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更准确地说,我也在寻找。即使找到了路,也只是适合我自己,没有把握,也不敢向诸位推荐。怎么办?鲁迅先生有句回答:“青年何须寻找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无须去寻求他人,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如果觉得力量单薄,那就“寻朋友,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也为自身的生命寻求意义。
(三)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
我们再把讨论深入一步,提出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应该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开始?
这是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
这就需要谈到当下中国社会,特别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坦白讲,我和大家一样面临很大的困境: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就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焦躁、牢骚、怨愤,就这样与日俱增,难以解脱。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矛盾:中国的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关键的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毫无出路,中国的发展毫无希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普通学生,普通老师,又几乎很难参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坦白说,你想参与也不让你参与。但我们又不能只发牢骚,无所作为。怎么办呢?就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做起。
我们既不满意于现行体制下占主流位置的观念、价值、道德、行为,那么,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志愿服务;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等等。整个社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或我们这一群人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你做不做。
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显然是另类的,在现实中我们是孤独的,我深信在座的诸位,在你周围的同学和朋友眼里,你们都有点傻,包括你们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听我这种傻教授讲傻话,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要寻找同行者。但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巨大的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心里是有数的。不然,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
意义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的追求,和主流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具有内在的对抗性的,通俗点说,就是“不跟你玩,我要自己玩”,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但我们又不采取对抗、批判的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成为一种“第二文化”,“第二教育”,“第二结构”,“另类生存方式”。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这本身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吸引力,我们的队伍是会逐步扩大的。刚才沈先生提到,“为中国而教”开始只有6个人,今天发展到170人,就因为6个人做的事,本来就是符合人的生命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这种要求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潜在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现在少数先行者突破重围,做成功了,就会产生唤醒、激发的效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两个估计:我们是先行者,开始会很孤独的;但从根本上我们又是有力量的。我们要有自信。对不理解的、反对的人,不必和他论争,而是用行动来说服他。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朋友的存在,最后,就会形成改变社会存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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