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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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几点看法


    说来好笑，我现在也算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本来这种源自一种本性的爱好应该在很小就表现出它的倾向，但我在上中学期间却从不喜欢语文书和语文课，在课堂上总是百无聊奈，觉得读书怎么这样乏味？课本也大多是味同嚼蜡，我自己的兴趣更多体现在对课余课余读物的疯狂爱好上，比如什么《故事会》之类，但尤其是武侠小说，至于现在所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那时简直做梦都没有梦见过。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欣赏口味极其低下的地摊文学爱好者。除了金庸温瑞安（）等少数质量较高的之外，大多数很难看得下去，不过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还有许多美妙的真正能满足我这个精神饥饿者的文学和艺术。只是觉得自己的追求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而对未来感到一种无可归依的莫名的迷茫。我们上语文课只是分分段落，讲讲字词之类，所以我最后觉得语文（我脑子里当时还没有对文学的概念）这东西学不学都一样，反正拼命看的考分还不都一样，根本没有培养出对它的超功利的兴趣。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想从教材，教师和考试这三方面来说一说。
   
    对于语文教学来讲，我想其中首先最关键的是课本。文学是以它自身的魅力（不一定是美，对中学生来讲，可能主要表现在美和趣味两个方面）吸引着人不由自主地喜欢它，那么它自身的审美内涵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所以选的小说诗歌散文就必须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作品，是完全从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从其它的比如政治和教育意义的标准来选文章。但我们的课本问题恰在于此。除了鲁迅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大多是三四流作家的作品甚至根本就是垃圾的文章（就１９９９年前的课本为标准，之后的我还没有看见过），大多不是从文学的标准来选择的文章，根本就不是从自己自由和真诚的天性写出来的文章，如果那些东西就代表文学的话？谁还会对语文课有兴趣呢？以至于我和大学同学讨论时都以至认为中学六年１２本书的学习还不如看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在文学的修养上的好处多。其实有很多垃圾文章我都不想说了，作者本身就是在荒谬时代获得名声的，他们的作品在大学的文科教材和真正的文学圈子早已被遗忘和嗤之以鼻，却仍原封不动地放在中学课本上，仿佛中学是一个停滞和不变的世界。比如秦牧杨朔臧克家巴金田间刘白羽之流。而作品好坏参半作家他不选好的偏选作者自己都认为坏的作品，如艾青的一首什么诗。比如苏东坡，就是不选堪称神品的《前赤壁赋》，白居易的选《卖碳翁》不选《长恨歌》，不选李煜，不选徐志摩戴望舒和穆旦不选北岛，杜甫的诗选《石壕吏》不选“无边落木萧萧下”“落日照大旗”，不选《春江花月夜》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不选李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诗经》不选《蒹葭》却选《朔鼠》，周作人胡适梁实秋梁遇春的一篇不选，西方日本大量优秀的作品更不用说了（比如普希金，拜伦，川端康成），中国当代小说不选《棋王》。课本如此，老师又要顾及考试不敢放手讲课外，所以我到大学才接触到真正的文学，但那些不上大学的呢？不是学文科的呢？不是上综合性大学的呢？终身不知道还有好的文学作品，也败坏了口味。如果我中学看了普希金或者歌德又怎么会买汪国真的诗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是耻辱，而且因此被人嘲笑。所以好的课本是个基础。
   
    其次是教师的水平，教材毕竟太有限，要打开广阔的文学世界的大门还是需要高水平的老师，我的中学老师连徐志摩都没给我讲过，想起来就觉得羞愧。更不用说卡夫卡艾略特之类了，搞得我上了大学后象个白痴。另外，另外优秀的作品哲学内涵或者审美内涵都非常丰富，需要诠释，精英文学艺术都是这样，对理解能力有限的中学生来讲尤其如此。可是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是什么水平呢？我记得自己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教过两年历史），我房间里摆了一书架书，一个语文老师走近来看见，惊得目瞪口呆地说：“这么多世界名著”，作为语文老师，居然连看几本世界名著都要吃惊，我怀疑他看过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和其他一些传统名著，更不用说现代派作品了，他连《人间词话》都没听说过。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我在课堂上提了一下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文学，一个学生就拿去考语文老师，结果他茫然不知所对，又来问我。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是优秀教师，待遇也比我好得多，而我则被驱逐了。
   
    至于考试，不是说不可以，但那些所谓的标准答案，所谓的评价标准，文学本来最需要个性，性灵，自由无拘的想象力，需要独创，可是！哎，结果是我从当代作家和大学教授的文章里都看到满口套话，他们已经不会正常地说人话了！自由，美和真诚个性，文学虽是小道，关系人性塑造却甚大，当然也许有人就怕真和自由，怕培养出有个性而无奴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那又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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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谈谈我的语文老师
   

    看了沙龙里一些筒子回忆自己的语文老师，不免心生感慨，她们要么想入非非，渴望遇到一个能上演《窗外》故事的满腹诗书，风度翩翩的老师，要么有一位很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而我回忆起来却觉得有点苦涩，说实话，我从小学读到大学，虽然顺风顺水，但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读书生活中却充满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我心中有两大创伤记忆，一是初恋情人的背叛给我带来的伤害，使我对爱情和女人从此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其次就是糟糕的学校教育尤其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文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我特别欣赏的能够给我打开一个知识世界的好老师，从而对自己所受的中学教育始终感到耿耿于怀，我到现在还比较关心中学教育也多少有与此有关。也就是说我看书看到今天这个地步，虽然读书不多也读得不透彻，却已经走了不少弯路，几乎全是自己在黑暗中摸索。
   
    小学的语文老师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那个时候无非认认字而已。初中三年没有换过老师，都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上课是怎样的呢？无非就是首先讲字词，然后划分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却从来没有介绍过一首课本以外的诗歌，一篇好文章，一本世界名著。更绝的是，我记得我们有配套发下来的四川省教委编的《中学语文词语集释》，她居然叫我们把每个词语的意义解释背诵下来，而无知的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荒谬性。虽然记忆力不好，但由于当时头脑单纯，我却比班上其它人都背得熟，并居然因此很得她喜欢。后来我结识了一些爱好文学爱好读书的朋友，他们谈起自己初中就读《鲁迅全集》，读尼采读北岛舒亭读余光中读新感觉派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就气得差点吐血，这些书我可都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读啊！
   
    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考中专没能被录取，而我们县的省重点中学拒绝录取象我这样的中专落榜者，我高中读的又是一个很一般的普通中学，也就是说老师的水平也很一般。高中阶段先后有两个语文老师教过我。我记得自己读高一的时候根本就没学习，每天无论上课还是放学以后都是着了魔似地看武侠小说。但有两门课上我不会看武侠小说，一是上物理课，因为我是物理科代表，目标比较大，经常被老师盯着提问，不敢看；其次就是上语文课，却不是因为怕书被收缴，而是因为这个老师讲课没精打采，他一上课我就睡觉，仿佛他有催眠术似的。这个老师也是比较搞笑的，好象从来都是穿一双军用胶鞋，一件中山装，他还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语文教学的文章，无非也是什么导读啊什么的，讲的是文章叙述的顺序和线索，中心思想什么的，就这样的水平他还因此在我们学校“恃才傲物”，我记得高一一年上他的课唯一的收获是听他讲了两首课本以外的诗词：一首是鲁迅的《自嘲》，还有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
   
    到了高二读文科班换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更糟糕了，他是我十七年学生生涯碰到的最差的老师，我们对他的评价是：除了还认字之外，想不出他还懂什么！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文学爱好，虽然疯狂喜欢武侠，但对纯文学书籍和好的哲学历史书都还没有接触，更多的是爱好兵器和体育类杂志以及UFO和《奥秘》杂志这样一类书，没有素质教育的要求。但我们担心的却是高考，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老师连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基本知识都讲不清楚，好象他好混过一节课都非常难受。出于对高考的担忧，当时作为学习委员的我和担任班长的我的同桌出面发起要求撤换他的签名活动，共有十多个同学签了名，我们把签名名单交到校长那儿，校长告诉我们说：“这个老师很有水平的，就是表达不出来！”。最后我们几个比较有个性的学生每次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旁若无人地背起书包离开！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我想他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吗？如果我当老师的时候，学生这样藐视自己，我干脆撞死算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是这样，他这种水平的老师却可以好好地混下去，我教书的时候同事里面也还有他这种老师，同样也混得好好的，倒是我经常挨批，被威胁停课，最后我不得不一走了之，尽管我其实很喜欢教书，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来讲教书是我唯一觉得有点意义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他生病请假两周，来代课的是一个毕业于我们县教小学的师范学校（现为幼儿师范学校）的老师，没想到这个小学师范毕业的老师还比他那个川大毕业的强得多。上课很善于表演，还给我们讲讲鲁迅与许广平，徐志摩与林徽因，郭沫若娶了多少个老婆的故事，谈谈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和徐志摩的“最是一低头的温柔，象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算是我在高中阶段获得的一点可怜的语文知识。后来我们就一致要求他教我们，但没能成功，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老师实在一般，但当时我们已经觉得相当不错了。
   
    最搞笑的是高考结束的当天下午，我们班一个同学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就跑到那个语文老师的窗外大骂“杨月明，你这狗日的，教的啥子书？害得老子好惨！”，而那个老师在家里一声不敢吭。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同学太过分，但如果你的语文老师是一个等于不存在的人，而你的语文考试也就因此交给了莫测的命运，你可能因此考不上大学，一辈子的命运因此被决定，你恐怕也就能够理解了。从另一个角度说，高考对素质教育的制约实在太大，如果不加以改革的话，语文老师恐怕难于放开手脚。
   
    最后到高中结束的时候，我盘点自己的文学知识，发现自己没看过四大名著，没读过唐诗三百首，没看过一本世界名著，当然把过错都归到语文老师身上不太合适，但我的语文老师从来没有介绍过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却是事实。
   
    最后就是上大学第一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学大学语文的公共课，那时候的老师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来也就刚合格，从她对王蒙佩服得五体投地来看，水平还是不能被高估。但毕竟有能力从审美的角度给我们诠释戴望舒的“雨巷”，讲解“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解鲁迅的〈秋夜〉和〈白莽孩儿塔序〉，就这些当时的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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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学大师


    不分问题，简单谈谈，以后有时间再充分地陈述理由，或者分四种问题来排列：
   
     一：鲁迅：最主要理由，〈野草〉，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以来最伟大的文学著作。
   
    二：金庸：以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来衡量，他简直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会讲故事的人，比那些故弄玄虚的所谓先锋作家强多了。
   
    三：穆旦：他的诗我读的次数比读李白诗歌的次数多，主要诗作都读了几十遍；
   
    四：海子：他的诗歌是直抵元素的诗歌，如此简单，如此直接，如此单纯，如此有力量，如此切中内心感受。
   
    五：曹禺：他的戏剧天才是世界级的，文采斐然，惊才绝艳，可惜佳作少了，四大剧里〈北京人〉差一些。
   
    六：张爱玲：我不喜欢他，但他的天才不容置疑，对女性心理和日常生活有着近乎刻薄的洞察，小说中始终潜藏着一种挥指不去的人生悲情与苍凉。作品一开始质量就很高，似乎没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而且到后期也没什么下降，这点有些象鲁迅和金庸。
   
    七：沈从文：他书写了我们已经永远失去的的淳朴人性和田园诗意。简单，优美而质朴的文笔让我从此对那些矫揉造作的文字比如林清玄之流产生恶感！
   
    八：钱钟书：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足以垂文学史的几个人物，出色的作家善于发现，除了他精彩的比喻之外，方鸿渐等好几个人物都是他的发现，将爱情诗性消解无遗，但对文学来讲有时候智慧太多太冷静太明白并不是好事情。虽然有时候讽刺太过反失其真，另学究气卖弄学问的成分太重，但不管怎样，〈围城〉无疑已经是争议比较少的名著，我看的次数不下于看金庸小说的次数。
   
    九：北岛：政治愤怒和思想者气质并没有损害诗之为诗的特质，而且政治并不是他的诗歌的全部，还有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特色的诗篇，而〈走吧〉体现了那一代人纯洁迷茫而又执着的精神状态。
   
    十：余华：他的短篇模仿博尔赫斯的痕迹太浓，但能够模仿到如此地步无疑需要天分，而且在形式上的模仿中无疑已经有了中国化和个性化的独特的东西，他的短篇或许不是经典，但无疑将是独特的存在，就象当年施蛰存等新感觉派的探索一样。而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借鉴了音乐的形式，技巧很高但痕迹太明显，较之同样讲究技巧而不露痕迹的鲁迅差距很大，象征手法的运用也非常刻意，尽管因此扩大了作品的表现内涵和容量，而他精神质素尤其平乏，苍白，虚弱。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已是当代文坛很独特的作品，并且触及了人与命运和人与生活的关系，前者因虚假性而损害了其艺术质量。但他最有价值的作品实际上是《在细雨中呼喊》，这时他技巧已经磨练成熟，回忆中一双少年的柔弱无助的敏感而惊恐的眼睛悲哀地注视着周围苦难而不可理喻的世界，克尔凯廓尔式的恐惧与战栗压倒了如何叙述的技巧卖弄，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当代文坛中最出色的长篇，或者至少是最能触动你内心柔软部分和让你穿过时间之流沉入童年记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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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自杀或拯救--诗人的两条出路
    这里先对诗人下一个定义，不是凡写点有形式上有诗歌的排列和压韵的文字的人都叫做诗人。诗人必须是追求爱真善美，神圣纯洁的爱，崇高的理想的人，需要绝对和稳固的根基才能活下去的人，或者说缺少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就可能走向死亡的人，也就是说无论伊沙和于坚韩冬杨克这样的民间立场的写作者还是西川王家新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写作这，从这一意义上都是伪诗人）。诗人活在世界上，从个体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虚无，孤独，寒冷和黑夜；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恶。
   
    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背景来讲，我们说本质上是诞生于农业文明社会并为解决那一时期的问题而出现的儒道传统在工业技术文明的今天已经完全失效，那么真正的东方诗人就只有自杀一条道路。而从西方思想背景来看，虽然说上帝已经死了，但实际上我们尚未见到尸体，也就是上帝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隐匿了失踪了。既然不一定死亡，那么你就不能说没有寻找到上帝或者说上帝重新显现的希望。因此，西方诗人在感受到与中国诗人同样的黑夜，虚无，荒诞的同时，他们还没有完全绝望，也就是说他们在神圣黑夜，还可以守护神性，可以走遍大地寻找失踪的上帝，也就是说他们
    还有希望，那么他们就不一定非自杀不可。西方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中国诗人却无家可归。
   
    既然如此，东方诗人可不可以归依上帝来拯救自己呢？刘小枫在回答别人“你是否想引进基督教来拯救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作为一介书生，谈什么拯救中国，我首先要拯救我自己，他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真实的内心想法的披露。我们从他《拯救与逍遥》一书的行文如此激动，甚至有时候完全不顾逻辑的反问句式可以看得出他拯救自己的急切心情。那么中国诗人是否可以通过信靠上帝获得拯救呢？从理论上讲，完全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不管刘小枫如何强调，人生意义问题和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恶是所有诗人都要面对的普遍问题，没有民族和文化的差别，
    也就是说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或者文化心理结构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构成中国诗人信靠上帝的障碍。但问题在于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确实存在，否则中国古代诗人为什么没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而是走上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和道家的审美逍遥之路？否则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什么灵魂拯救的渴望，神圣性的追求？否则大多数中国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活下去，而且能够活得心安理得？否则中国诗人为什么在上帝死了的时候写出的不是荷尔德林那样的渴求上帝的诗篇？
   
    中国诗人在文革后期以来感受到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而非上帝死了的虚无，而到八十年代他们尚存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和大地理想，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他们的理想几乎被彻底摧毁，或者就算不是这样，这些理想也不是可以绝对信靠的阶段性的或者叫做不稳定的虚幻的东西。因此，问题在于如果中国诗人能够畈依上帝的话，那么还好办，可是中国诗人由于这种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差异，虽然明明感受到虚无和黑夜，虽然明明知道在大地的麦田的丰收最后收获的却只是荒芜，（“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黑夜从大地上升
    起/遮住了天空，”“黑夜从大地上生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但却不得不把大地乌托邦化，在当代中国诗人海子和小说家张炜（大家看他的《九月寓言》和《柏慧》）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信仰上帝不是可以靠理性说服的，就象爱一个人一样，你不能说某个女的漂亮，有气质，性感我就一定要爱她，一个诗人与上帝的相遇也要有种缘分，是不是就象成佛要有慧根一样，信仰上帝也要有神性的心理基因呢？中国诗人在无法信靠上帝的情况下，在爱情和大地幻灭了的情况下，除了死亡还能怎样呢？注意，海子
    最初也是在回忆当中把大地和童年故乡诗化，但最后看到的却是土地和死亡的关系，他后来经常写到骨头死亡，（什么“这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之类）。
   
    这也许就是荷尔德林和尼采在“上帝死了”的时代却没有自杀，最多不过是疯狂的而海子却自杀了的原因。因为荷尔德林和尼采都不完全相信上帝已经死了，否则荷尔德林还问什么“在贫穷年代，诗人何为？”，自杀就是了！但他却可以“在神圣黑夜，走遍大地”，去寻找上帝，走着回乡之路，而尼采也可以大白天打着灯笼找上帝。
   
    我一直认为海子是尼采的中国版，（尼采的精神在中国主要投射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海子，但鲁迅为何没有自杀，因为鲁迅当时还一定程度上相信进化论，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后来他又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共产党身上，虽然是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理性某种意义上救了他的命，但他从来没有完全相信历史理性，实际上鲁迅也等于慢性自杀，他是被社会的黑暗和个体的虚无榨干的，所以我怀疑周海婴说他如果不被须藤暗害还能再活十多年的说法，我觉得他的死亡相当自然，许广平说他有时候仿佛要故意折磨自己，好象希望从速消磨自己的生命似的，可以作为
    注解，而且尽管如此，鲁迅能作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人做能为，他是尼采式超人和加缪式存在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中国儒侠传统的结合；独抗虚无需要强大的理性和强大的意志，海子显然两者都不具备，也就是说诗人不可能是理性的也不可能是强大的，所以如果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有存在主义的和信靠上帝两种担当的话，那么对于诗人来说，就只有要么自杀要么信靠上帝的道路了，从诗人何为这个角度来讲，刘小枫确实没错。尼采在中国的盗版是周国平，诗人和超人的尼采在中国被他变成了小资，在周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文化化神奇为腐朽的超强能力。）我始终觉得海子是尼采
    和梵高的综合。虽然他曾经写了给韩波的诗篇，但他跟韩博的相似之仅在于他们都是充满灵感的天才诗人，从诗人的角度来说都是短命的（韩波在二十一岁以后就没有写诗了，到非洲去贩卖军火去了），而且他们都强调生命的高质量的燃烧，也就是他们的生命状态是流星状态，强调短暂然而耀眼的闪光，强调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
   
    为什么我说海子跟尼采很相似？首先他们都有疯狂的燃烧的激情，他们都追求精神的纯粹，而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以超人自命，尼采自诩为太阳，而海子的未完成的史诗被命名为《太阳·七部书》（由于尼采和海子的书我都没带在身边，无法更多引证，所以全凭记忆，有错误和疏漏的地方强纠正），而太阳和鹰是海子在诗歌中经常使用的意象，至于海子和梵高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从精神气质来说当然是相同的纯粹性都有燃烧的激情（请大家看《阿尔的太阳》和《以梦为马》，如此激情的诗人不把自己烧毁才怪呢），其次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大地，梵高画了好多幅仿佛精神燃
    烧和凝结的象征丰收的大地的麦田（梵高的《星空之夜》和他的麦子系列画是我最喜欢的，而不是他的《向日葵》，伊沙诅咒《饿死狗日的诗人》，果然如此，海子是因精神的讥渴，大地的荒芜而饿死的），最后当然是他们都自杀了，当然还有就是他们自杀之前都没在大众层面获得名声，死后却被捧为精神偶像和圣徒，作品价值陡然上升。他们也的确用死抗议和预言了一个精神荒芜时代的来临。
    那么为何尼采只是发疯，而海子自杀了呢？除了上面说的尼菜还可能有一个失踪的上帝而海子没有一个甚至寄托微茫的希望的上帝的原因，海子没有超人的强大意志抗衡虚无的原因之外，就是他的诗歌雄心杀死了他。（其实海子的自杀，分析其死因的人很多，大致认为一是诗歌雄心和能力的距离造成的沮丧感，其次是爱情的挫折，还有是他的诗歌得不到承认，最后是他的孤独，因为他的好友西川骆一禾都在北京城里而他的昌平，最近据说还发现了一封遗书，说他说是他的同事迫害了他，当然如果这封遗书是真的的话，那也是他的精神错乱之举，就象梵高割耳朵给高更一样）。
   
   
    他认为诗歌由纯诗和大诗（或者叫做史诗）构成，虽然诗歌界对他的抒情短诗推崇很高，他自己最看重的却是史诗写作（成都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一书中声称他曾经见过海子一面，他说海子给他的印象是太过纯粹，另外他曾对海子说你的短诗写得很好，但史诗没什么价值，海子听了以后非常失望。），骆一禾说海子是要建立一个世界诗歌帝国，那是前所未有的诗歌事业。
   
    但是海子面对三大困难，一是中国没有史诗传统，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而非巫官文化，也就是说从世界古代史来看，中国历史记载丰富完备这一点是相当独特，其它的古代文明基本上都是以神话史诗来代替历史著作作为古史的记载，比如印度有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古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古波斯有〈列王记〉，古埃及也有，但我忘了，法国史诗〈罗兰之歌〉，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德国〈尼贝龙根之歌〉，俄罗斯〈伊戈尔远征记〉，英国〈贝奥武甫〉，希腊〈荷马史诗〉，罗马〈伊尼特〉，而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格萨尔王〉，〈阿诗玛〉，
    〈江格尔〉，《玛纳斯》），也就是说中国的高度早熟的理性化的史官文化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一种普遍状态，那么这跟海子的史诗写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史诗对结构，语言，学识和经验和理性的要求都比短诗要大得多，一方面它要求神话和史诗传统作为结构和素材的支撑，一方面它需要既有的史诗传统的写作作为技巧和语言的借鉴，而中国由于没有此一传统，因此中国当代诗人的史诗写作就不得不根据历史和经书进行重构，除了海子外，杨炼的史诗写作就是如此（大家看看他的《太阳与人》）。第三是从个人来讲，海子虽然是个天才，他十五岁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但他出身农村，在大三（还是大二？）才开始爱好并喜欢上诗歌，之前他无论诗歌还是其它文学和哲学著作接触都很少，他进行诗歌写作的时间不过七年，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写作可以说完全凭借的天才，无论是功力还是技巧经验的磨练都远没办法跟歌德比，而他推崇的就是写了〈浮士德〉的歌德而非写了优秀抒情短诗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但与歌德相比，无论史诗背景还是个人诗歌修养都没法比，但歌德写了将近六十年，而且并非所谓世界史诗，而海子却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差得多的能力凭空建立一个世界诗歌帝国，那么他的雄心和能力之间的距离之大，会造成如何沉重的挫折感也就可以理解了。第四是在我记忆当中，西方诗人似乎在波德莱尔以后就再也没有宏大的史诗写作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如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后来的瓦雷里，里尔克，甚至T·S艾略特的〈荒原〉也很短，是否现代社会本来就意味着史诗的死亡呢？是否海子本就在追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以上是我在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的一些推测，希望大家指正和补充。
   
    最后从他死亡的时候带在身边的四部书来看也是意味深长的，一是《圣经》和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或许意味着他在大地和上帝之间思考他的出路，还有就是《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这也许就表明了他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地理想破灭和信靠上帝的不可能，他也许想去流浪，乘槎浮于海，但上帝根本不存在，走遍大地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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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鲁迅的现代价值之文学篇——兼驳葛红兵


    中国文学如果从《诗经》时代开始的话，三千年来舞文弄墨者又有多少？青史留名不朽的又有多少？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者，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荣名止夫其身，功业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也。”儒家有所谓三立以成就不朽，其中之一是立言，当然它很可能是指儒家的修身格言，但我们也不妨视为广义的文学或文字作品。陈平原有本书的名字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看还可以叫做千古文人不朽梦。
   
    但不朽谈何容易？多少当时名动天下的大文人，今天看来他们的文章毫无价值可言，只是留下了文学史的资料，董仲舒说，儒家的圣人五百年一出，我看文学天才恐怕也可以这样说。时代总是在不断变化很多时候时过境迁，我们发现那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一个错误，比如说汉赋，比如清诗，还有建国三十年的文学。于是有人说文学要写永恒不变的人性，要跟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人性，也真难说的很。真正文章惊才绝艳，至今仍令人掩卷击节，惊叹不已的大师天才我们可以逐个数出来：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真是天才数百年一出啊！
   
    那么代表二十世纪，代表白话文以来的新文学的人又是谁呢？
   
    “文学风云数十年，中国文坛第一人。”我这里借用台湾在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时前言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但是关于鲁迅，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现代社会的变化太快，一切都太容易过时，80年代的电影，歌曲和小说都已经让我们觉得可笑了，更久远的鲁迅不会过时吗？不是说崔健都过时了吗？现在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很多人认为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都过时了，改革开放中国重新打开大门以后，中国文学似乎也跑步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一批新青年莫原，余华和卫慧等牛逼烘烘，似乎他们在引领潮流。
    二是鲁迅的小说无疑对社会的介入太深，据说现实主义都是随着它的批判对象一起消亡。五四时期的，北洋军阀，十里洋场时期的中国跟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差异多大？谁还记得可笑的孔乙几，关心不幸的祥林嫂？
    三是据一博士葛红兵说（我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具有博士和教授头衔的人），文学必须有文本创新的价值，象福克纳，贝克特，马尔克斯之类，并且在世界文学界必须有划时代的影响，而西方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鲁迅，而鲁迅似乎也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和表现主义等吓人的口号流派，所以鲁迅和钱钟书沈从文和曹禺等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因为据说《雷雨》也不过是模仿尤金.奥尼尔），文本是什么我不懂，够吓人的。
   
    南方都市报的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文学的写作，必须是高贵的，而且要在作品中表明上帝才是人的最终精神归属，并且要对社会批判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倾向保持警惕并且要注重生活的细节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否则就有可能造成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剧，而鲁迅的文章似乎责人太严，文革中的许多残酷的行为也是借着鲁迅的话进行的，比如一个都不宽恕之类，所以鲁迅败坏了中国的话语，并且鲁迅后期还比较肤浅，对手有多大格局，自己就只有多大格局（王蒴的两本书中），而且鲁迅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是糊涂的，比如中国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之类（乌烟瘴气的新白话鸟诗人于坚，他的《零档案》是有史以来最臭的诗）。而据夏志清说，杂文不是散文，不是真正的文学，他又是美国名教授，够吓人。
   
    还有人说，鲁迅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他老是批判传统，批评政府，他又持什么样的文化主张和政治理念呢？
   
    看来，无名之辈的我真的碰到了一大难题，因为照上面说来，鲁迅显然在现代已经毫无价值可言，真的是这样吗？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文科不是科学，不是以后来者否定前者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哲学家谁比得上庄子，孔子，诗经过时了吗？那种以一种文学否定另一种文学做法的真的非常拙劣，不同时代的佳作完全可以共存，而技巧和流派的创新也并不能成为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其实就真要从文学的现代性来说，就技巧和表现揭示现代人的处境来说，他在中国远远领先于时代，也并不落后于世界，当然受制于整个中国文学的落后（徐志摩学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浪漫主义，而胡适的《尝试集》跟同一时期的叶芝等不仅是乌鸦凤凰，地下天上之别）和他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其实与矛盾等不同，他在纯文学方面有极大的天赋，但处当时的中国，一个有良心的人无法阳春白雪，有人说他的《吊杨杏佛》就比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好，这倒未必，但他的诗在清诗之后一花独放是事实，比起杜甫的顿挫之致，在相似之外，别有味道。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优秀的古诗诗人，而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优秀的词人，不知各位以为然否？），他在文学技巧上跟上了时代（体现在小说中的非全知叙事，象征主义，心理描写，双重视角等）却并未如乔伊斯那样成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开创者，但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福克纳在他的《喧哗与骚动》中运用了意识流和多角度叙事，那又怎样呢？那真是向中国的某些先锋青年吹得那么不得了？有的人又把海明威捧到天上，海明威战争加爱情的模式比琼瑶又高明多少？法国新小说的罗伯.格里耶和布托尔够新潮，西蒙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东西不是垃圾又是什么呢？能比得上过时的歌德和妥斯绥耶夫斯基等人吗？卡夫卡是新潮，但他不是由于形式的新，而是由于他不是出于理论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人的荒诞，具体到中国而言，王蒙的意识流和马原的先锋作品是不是垃圾？其实说半天，鲁迅在形式上也并不落后，看看《野草》就知道。更关键的是《野草》对现代人孤独感，荒原感，虚无感没有信仰的无意义感和流浪感的体念，比卡夫卡，比艾略特，比萨特差吗？而且时间上也不晚呐！比卡夫卡略晚，比存在主义早，何况他肉搏空虚，反抗绝望的英雄主义恐怕还更高一个层次，有些人那么推崇卡夫卡和加缪等人，却贬低鲁迅，究竟谁失去自信力了？我这里是回击那些贬低鲁迅文学成就的人，他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是无庸置疑的。至于世界影响，我承认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和苏联，世界性影响的作品只有《阿Q正传》，但请注意，葛红兵（葛有刻意作出激愤状以引人注目的嫌疑，我就不信，现代文学尤其还有散文的巨大成就竟让你这样瞧不起。不象在大学了，信息不灵，我没看到葛的原文尤其他贬鲁迅的文章，只看到别人引用的一些片段和他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谈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作为一个博士，不会不知道赛伊德的文化殖民主义的理论，你的所谓影响无非是指在西方的影响，这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又是什么呢？谁说得到世界的承认的作家才叫优秀的作家，李白，屈原得到西方承认了吗？他们不是好诗人吗？什么叫做世界性？（歌德断言世界文学时代恐怕过于武断了，不同文化，民族之间要相互理解真的很困难，尤其差异巨大的东西方文化之间。英国人评选的世界十大小说名著有四部是英国作品很说明问题）高行健，说他是三流作家已经是高看他了。这里日本人有比中国人强，竹内好等日本作家学者都说，鲁迅并不比歌德，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文豪差。（增田涩和竹内好等人在聊天时，有人开玩笑说，增田涩和鲁迅的谈话录可以和歌德和爱克曼谈话录一样不朽了，这时竹内好说，鲁迅并不比歌德差，对不起，这些书是多年以前看的了，漂泊的我身边没有一本书，记忆错误之处肯定很多，还望指正。本来崇敬鲁迅的我打算收集大量与鲁迅有关的资料之后再写，但实在看不惯王朔的胡言乱语，当然，还有夏志清，所以就这样粗糙地端出来了。）（未完待序，下面分别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认识》和《鲁迅社会批判的现代价值》和《也说鲁迅的不宽容》《鲁迅的后无来者的学术研究》《光有短篇小说就不是大师吗？》五篇）至于他的散文的纯文学价值和杂文的价值也留到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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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驳谢有顺：谁没有逻辑？谁在强词夺理？
   

    谢有顺这人借着大众媒体的威力（他本人是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因此经常把他的垃圾文章扔在南方都市报上，比如有一篇评切.格瓦拉的文章，我当时就想批驳他，却找不到那张报纸了；另外，我还看过他的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本来我对他没有丝毫兴趣，但有人说他是福建第一才子，所以就浪费了我十多元钱），获得了远比他的实际水平要大的名声，使我不解的是那些纯文学刊物的编辑，究竟怎么回事？难道你们真的缺乏起码的思维能力，如此缺乏逻辑，胡言乱语的文章也到处乱发，难道真的是中国无人？
   
    别的不说，我买的他那本书早就没看完就忍受不了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下面就他《十部作品，五个问题》这篇文章进行批驳，为这种垃圾浪费我看《人境庐诗草》的时间，哎，没有办法，主要是这厮闹得太不象话了。说老实话，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水准不敢恭维，所以很多徒负虚名之辈的作品我都懒得看（记得萨特说过轻视当代文学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想想也是，十来年间能有几部好作品呢？清代二百多年不过出了一部经典《红楼梦》，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年很可能没有一部好作品，谁又有兴趣对转瞬既逝的作品进行批评呢？我既不是批评家有不想挣稿费，更没兴趣了，当然当代文学批评家除外，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但谢有顺提到的这些书我还是看了的，我最讨厌别人对我拥有话语霸权，如果不看的话，就只有听任这厮在那里胡说八道了。
   
    下面就对谢的五个问题展开反批评。
   
    一：关于读者和批评家已经形成两套批评系统的问题。谢说：“与普遍的读者所作出的选择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就“影响”二字而言，没有王朔、贾平凹、王小波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失误。而《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和《务虚笔记》等作品能入选，我想，多半是批评家们被作者深沉的表情吓坏了。”“以表达业已前进了的时代精神，以及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关系？然而，不知是一种忽略，还是出于其他利益因素的左右，这次上榜的10部作品，虽说都是在某一方面的优秀作品，但它们的文学灵魂却几乎都停留在80年代，用它们来代表整个90年代，太过单一而勉强了——90年代文学内部的前进和变化显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事实上，更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张爱玲、王小波、朱文、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会被争相阅读，就是一个难以漠视的现实），相比起来，批评家的审美滞后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跟参加这次推荐活动的批评家年龄偏大有关（百名批评家中，30岁以下的批评家只有2个）”。
   
    没有王朔、贾平凹、王小波和莫言的作品，就绝对是一个失误吗？谢大批评家的理由和在呢？他的理由如下：一是就影响而言；他们的作品读者多，名声大；二是他们“找到一种更为清晰、简洁、锐利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表达业已前进了的时代精神，以及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关系？”三是因为他们符合已经转移了的读者的阅读口味。就第一点而言，我真是感到吃惊，前不久他还在批评《切－格瓦拉》，怎么突然有如此重视普罗大众了．什么时候一部作品的阅读者的多少成了评价作品好坏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固然经典的作品从来不缺乏读者，但很多时候精英文学作品是敌不过质量低劣的流行作品的，比如卡夫卡，妥斯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的读者数量就肯定远远比不上琼瑶，席娟，汪国真和王朔的读者数量，谢大批评家眼光再高，还不至于认为卡夫卡和妥氏还不如王朔吧？读者数量，搞得跟电影的票房纪录和专辑的销售量来评价电影和音乐的艺术价值一样滑稽，你总不至于认为港台四大天王是最优秀的歌唱家吧？他们的听众可真不少哦！第二点是什么时候一部作品反映了时代就成了好作品了？文笔不要了？对人性的和人类处境的洞察不要了？何况上面几位作家的作品真反映了九十年代？王朔的大多是写文革和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作品，他仍然属于八十年代．贾平凹的读者数量大，可是粗糙的不是陈忠实，而恰恰是他，他完全缺乏对语言的敏感，他的作品从散文到小说我一部都读不下去，他的名声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就以他的＜废都＞而论，如果不是靠当代金瓶梅的名声给人淫秽小说的暗示，能有那么多人看吗？我处于了解的目的忍住恶心感看到四十多页终于看不下去了．整个就是对金瓶梅的拙劣模仿．其实归根到底，文学的偏好最终还是诉诸感觉，谢的决绝的口气表明他对自己的文学鉴赏力深为自负，恰好我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你欣赏废都，我欣赏白鹿原，让时间来检验我们的判断力吧！至于王晓波，对不起，他也不是表现了我们的时代，他的真正成就在杂文，但他的杂文绝大多数是针对的文革，倒是如谢所说“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就他的小说而论，除了一部中篇《黄金时代》略具价值外，其他毫无价值可言。就以《黄金时代》而论，也远非很多人吹嘘的那么优秀，其中的卖点仍然是性，不是说不可以写性，但一篇除了性没有别的任何东西的小说绝不灰多么优秀，又是多么的单调。至于莫言，对不起，我认为他不过是马尔克斯的拙劣模仿者，他的名声实际上得感谢张艺谋。他的红高粱系列表现了时代吗？他的丰乳肥臀表现了时代吗？他的红树林倒是写的当前社会，可是文笔是多么的拙劣，我只忍受了二十多页。其中也是以性作为卖点。难道痞子和性就代表九十年代的真实？社会不公不存在了？理想主义者不存在了？何况什么叫做真实？是表面的现象描写呢？还是卡夫卡，海勒和贝克特揭示的现代人的荒诞处境的真实？还是乔伊斯揭示的人的感觉的心灵的真实？如果真实就是好文学，那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最优秀的作家了。那么报告文学作者和记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了？还有我不知道谢是从何得知莫言读者多，倒是我无论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在四川和广州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文学青年都对莫言不屑一顾。，他说“更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张爱玲、王小波、朱文、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会被争相阅读，就是一个难以漠视的现实”，自说自话吧？张爱玲的被阅读不是由于读者趣味的变化，而是她的作品其文学质量本身就达到了经典的水准，与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同样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他的在七八以前不被阅读是由于政治原因，之后则是由于糟糕的文学史使得张的名声不够，不为读者熟知，这种情形跟沈从文，钱钟书以及穆旦的诗歌还有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的遭遇都是相同的，并非读者阅读趣味发生变化。而符合一个时代的趣味就是好作品吗？为何八十年代的作品遭到谢如此奚落呢？难道那些作品就不符合当时的趣味吗？照谢的说法，也许明年读者的趣味又变化了，那他大肆吹捧的爱玲、王小波、朱文、卫慧、棉棉岂非又立刻一钱不值了？何况一个时代的大众趣味是可以信赖的吗？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风尚是可以信赖的吗？不知道谢是否了解中外文学史？汉赋，明清诗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也是当时的时代趣味呐！现在看来怎样呢？至于王小波、卫慧、棉棉，我可以告诉我夜晚在街头的遭遇，小贩（不仅书摊小贩）象我兜售：“买一本吧，带色的！”朱文并没有多少读者！倒是《长恨歌》《白鹿原》（陈忠实）《马桥词典》（韩少功）《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活着》（余华）在有一定挡次的文学青年中读者可真不少哦！
   
    二是关于批评家口味的单一说。这点我也不敢苟同。文学作品的评选没有必要搞平均主义，而应以质量作为唯一标准。令谢愤愤不平的是这十部作品里没有诗歌。其实关键的是没有他喜欢的乌烟瘴气鸟诗人于坚的垃圾之作《零档案》，“他在诗歌界的成就和意义，超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小说界的作用，因为目前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也还在小说的秩序之内，而于坚的写作，可以说是在整个现成的诗歌秩序之外，是真正独立的、开创性的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回到内心，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回到记忆中私人的细节里，一直是于坚写作的一种内在愿望。当于坚80年代就开始实践这些写作主张时，几乎整个诗坛都还沉浸在整体主义、神话原型、文化符码、乌托邦、玄学迷津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敌视日常生活，敌视事物本身，他们津津乐道于复杂的诗艺，以及如何使自己像文化恐龙那样休蛰在深奥的诗句里。这样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越走越远……于坚的诗歌所要反抗的不是某种类型的写作，而是整个的诗歌秩序和话语制度本身。于坚称之为‘总体话语’，并说写作就在于‘对现存语言秩序，对总体话语的挑战’。这是惊人的，它意味着与整个诗歌趣味和审美标准的决裂……”从这个角度说，于坚发表在《大家》杂志创刊号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诗《O档案》”可惜呀，超出了诗歌秩序的划时代之作却少有人阅读，恐怕谢又要说读者愚蠢了。而《O档案》为什么如此受谢的青睐呢？因为他是私人写作，自我抚摩，因为他回到了生存现场，回到了常识，这有是什么标准呢？大约我写一篇我饿了要吃饭我喜欢吃火锅的诗也能成为传世名作吧？因为也是私人写作，也是回到常识啊！大约屈原，李白也是这么写的吧？
    不要激情，不要诗美，不要哲理。白话，常识，把一辈子的档案列出来也就成了好诗了，共和国的公民谁没有档案，我们把自己的档案拿出来一发表恐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了。这倒让我想起冷抽象绘画的蒙得里安，一些色块就成了杰作，还有把原料涂在裸体女郎身上然后让他们在画布上滚成油画的现代主义绘画，你首先要会绘画，你在现代主义之前要表明你会画好一幅素描，一幅写生。否则我就要怀疑你是否真的会绘画。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是前卫，但他的素描也不逊色于文艺复兴时的大师，同样，我也怀疑于坚是否根本就不会写诗。为了证明我不是瞎说，我告诉大家，不仅八十年代诗人，就是九十年代的诗人，尽管我认为一首佳作都没有（海子的除外），我还是看了翟永明，王小妮，韩冬，钟鸣，王家新等许多人的诗（他们的诗集我手都有，包括于坚，我还知道他的O档案）发表在第一期《大家》上），甚至毫不知名的四川自贡诗人蒋蓝，甚至难得一见的黄祥的诗集《狂饮不醉的兽性》。还有就是私人叙事就一定优于代言人式写作？于坚就优于北岛？群众的呼声和理想真的那么不值钱？这是什么标准？那只能说谢本人已毫无正义感和理想（注意他对任何改革和革命的不加分析的敌视，这个问题也可讨论，但我怀疑读书不多的他是否有足够的历史和思想方面的知识和我讨论）；这里大家注意，他一方面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大加贬斥，同时却有用“在整个80年代，诗歌都是影响最广泛的文学形式，而且它一直站在文学革命的最前列，早期是朦胧诗，中后期是第三代诗歌运动”这一点来证明诗歌的重要性。其实诗歌的重要性何须如此证明，中国历史上诗和散文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不用说，就世界文学来讲，大家也都知道文学的真正代表是小说和诗歌（诗歌代表着语言的最高形式）。批评家和读者（这里他又不提读者了，因为当代诗歌尤其于坚的诗几乎没有读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如此自相矛盾，如此不顾逻辑）对诗歌的漠视不是批评家已失去了理解诗歌的能力，而是根本就没有好诗（谢把于坚捧到天上，对不起我仿效他的做法，我也把海子捧为天才，他的诗是唯一的例外，无论从语言还是意境都是最纯粹的诗篇，真正的汉语诗歌）。真正的高举精神火炬者，失去了语言的精致，失去了激情失去了精神和灵魂的诗还叫诗吗？取消了诗歌。
   
    三是“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这是上述10部入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这10部作品，除了史铁生有较多的个人沉思（但《务虚笔记》过于晦涩）之外，其余的都远离90年代的生存现实和日常细节，虚化常识和事物本身，从而以集体主义的话语路径创造神话，如，《长恨歌》是一个没落的城市神话，《白鹿原》是家族和革命神话，《马桥词典》是语言神话，《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苦难神话，《九月寓言》是大地神话，《心灵史》是部落神话，《文化苦旅》是文人理想和历史神话，里面普遍充满了集体主义式的道德冲动（它看起来很像90年代由上海发轫的人文精神讨论的作品版），而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的挣扎、陷落或者反抗、觉醒，却几乎完全被取消了。”这一段文字之无理和胡说八道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谢把他不喜欢的作品一概称之为神话（注意），为什么是神话呢？“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 所以“都远离90年代的生存现实和日常细节，虚化常识和事物本身，从而以集体主义的话语路径创造神话”。原来凡是没有描写谢置身其中的九十年代，凡是没有描写“日常生活”的就是神话。我不知道谢是依据的什么定义作出的判断，也许是自己对神话下的定义吧！偏偏他在文中有没有说，我也不知道神话的权威定义，也许压根就没有，但我们也都知道《西游记》是神话，女娲抟土造人是神话，嫦娥奔月是神话，还有古希腊神话。从这些看来，所谓神话者不仅有虚构的特征，其人其事其能力还有非常，不可思议一致于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含义。从这点来看，他所列举的所有作品都不是神话，甚至连浪漫主义的夸张都不是。《长恨歌》是写的没落的上海，也是写的才子佳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姑且认同），但上海在解放后的没落决不是神话，而是历史的真实，王琦瑶当一个国民党要员的情妇也不是神话，这在解放前的上海滩非常普遍，在近现代以来的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非常普遍。《白鹿原》是写了家族（这种以一个家族及其成员的人生和命运来反映百年历史风云的做法，似乎是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尽管《红楼梦》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高尔斯华荽的《福赛蒂家史》都是这种写法，但《白鹿原》中一些神神怪怪的描写的确是受了《百年孤独》，但反而弄巧成拙，去掉会更好一些，也许他想象马尔克斯一样获诺贝尔文学奖吧，因此和张艺谋之流采取了相同的文化策略，这倒不必）的历史，也写了革命，但家族何以又成了神话？我出身农村，我倒觉得他对家族和农村的描写非常真实，谢也是出身福建乡村吧！忘本了？广州也并非大都市啊！南方都市报编辑的月薪也不超过一万吧！加上稿费收入，月收入不会超过两万吧！在广州可是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啊？怎么一阔就变脸，把描写农村的小说就视为神话了？革命固然曾带来血腥和暴力，带来灾难，但谢不致于否认它的存在吧？虽然你不学无术，中学不至于没读过吧？（关于革命的评价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简单的一两句话能下简单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否定理想，也不能否定乌托邦的彼岸参照的价值）谢说不喜欢“《白鹿原》在艺术上的粗陋以及语言运用上的笨拙”，我也不喜欢《废都》“艺术上的粗陋以及语言运用上的笨拙”，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此书不过模仿《金瓶梅》而已，所以艺术上是粗陋的，语言方面毫无才气，所以是粗陋的。相反，我倒人为《白鹿原》由于在性格刻画和人性表现方面的成功，由于他对陕西农村方言的出色运用，由于陈在语言方面的独创（中国作家不象欧洲作家，处于直觉地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而是喜欢化用已有的陈词滥调，如冰心的散文，琼瑶的小说对传统诗词的化用），从这一点来说他类似于西方作家；由于他的作品在反映中国现代历史方面的纵深感，毫不夸张地说，《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准经典，不过，有人把它捧为史诗性作品又太夸张了。但也算猴子称大王吧。至于《马桥词典》，的确是通过对民间话语的分析来反映历史的变迁和解剖乡村权力结构，并通过与词语相关的人和事来表现历史。但语言何以又成了神话？小说不都是用语言写的吗？难道小说都是神话？难道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在说神话？《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写的苦难，但不是神话，也许在美国，苦难的确是神话，因为他们太富裕了，至少物质上的苦难是不存在的了，但在余华写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都知道，那决不是神话，谢是不了解历史呢？还是太健忘？其实就在谢一再强调的当代，苦难也不是神话，而是无时不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谢是人生经历有限看不到呢？还是睁着眼睛瞎说？我建议他去问问《南方周末》的记者吧！反正也比较方便。其实余华的书写还远没有表现我们民族人民在过去几十年的真实生存状态，可是已经有人视为神话了，记性真好哇！客观地讲余华早期的模仿博尔赫斯等的所谓先锋派写作毫无价值可言，就是《鲜血梅花》和《在细雨中呐喊》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恰恰是他不再关注形式本身，不再先锋以后，在他回归现实主义写作之后，他写出了两部堪称当代经典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其叙事的简洁，在朴素和冷静的文笔中蕴藏的动人力量都是罕见的，有反朴归真之感，距离经典也只一步之遥。谢在一篇批评茅盾文学奖的文章中指责该奖忽略了余华的这两部作品，怎么这里又说是神话而加以贬低呢？看来他可以根据自己批评的需要任意改变自己的判断，这简直比“六经注我”恶劣得多。《九月寓言》的确是大地神话，张炜也的确没有一部优秀作品。他的文笔是轻飘飘的优美，只有这部作品我认同你的判断，但你极力鼓吹的基督教和上帝又是不是乌托邦？是不是神话？你又以是否能给人以精神归依来作为判断一步文学作品的唯一依据，文学不是哲学，为人找到精神支柱并不是小说的使命。《心灵史》也不是神话，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我知道里面写的都是事实，张承志其他作品都不具备可读性，恰恰这部作品对信仰自由的颂扬，形式的独创（亦史亦诗亦小说）使它成为张唯一的佳作。《文化苦旅》也不是文人理想和历史神话，也不是充满了集体主义式的道德冲动。因为这是从一个毫无心灵的人为了名声而进行的写作，已违背了文学起码的真诚原则，整个毫无价值的垃圾，他的成功表明了一个民族素质的底下和一个时代的荒诞。
   
    反倒是谢所赞赏的作家“一味地远离当下的日常生活，在虚拟的写作中自得其乐。我从来认为，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现在失去了愤怒，对未来失去了想象，因而他们的写作是相当可疑的”，卫慧、棉棉以性和吸毒作为卖点，朱文写嫖妓，王朔写痞子，这又是反映的多么狭窄的虚拟现实（把一小部分代替全体就是虚假），这对大量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民，对正在为国家的未来，为正义，自由默默奋斗的人来讲简直是侮辱和不道德，甚至有帮凶和犯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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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案例的学术价值

刘支书助理

  

    从常理来看，范美忠一事，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第一错在不该抛弃学生，第二错在用极端自私理由辩解，并有将极端自私与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的嫌疑，第二点错误尤其不能让人原谅，既招致了道德感强烈的人们的批评，也招到了自由主义者批评，他们想将自由与自私自利的范美忠切割开。教员有责任帮助学生逃脱灾难，这是不成文的起码职业道德，甚至也应该是教员本能的条件反射。我相信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看到清，想得到，谁跟他站在一起谁就跟大家过不去，就等于支持他挑战人类道德共识的底线，换句话说，范美忠不是东西，你也不是东西！那么，为什么我在内心里支持他呢？


    你不能用“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理由来解释，那你是高估了我的人品而低估了范美忠的复杂性，在危机来临时，我不插朋友两刀就不错了。我支持的不是他地震时的做法，而是他写出来的良苦用心和勇气。范美忠是那种简单而复杂、成熟而幼稚、内心强大而又敏感易伤、骄傲而谦虚、过分自我而又信仰上帝的人，许多看起来完全相反的品质居然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从人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看，他很象《菊与刀》里的日本人。他在赞扬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时，常用的一句赞美之词是“丰富性、可阐释性”，这种艺术取向是源于他自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地对更丰富的渴求，所以，你对他“以身试法”的做法，只从道德一个维度来认识他、评价他，我想，你把他简单化了，你只触及到他的皮毛。换句话说，你对他道德的批评根本就伤及不了他一根毫毛。道德问题原本就是他主动送给你吃的一颗棋子，他不会心疼，他有更大的阴谋！


    在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当中，伟大的先哲们告诉过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愿意赞赏那些博学而智慧的大师们曾经赞赏的观点或者人物，那你最好不要追随自己的经验和幻想，而是研究那些观点和人物，直到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赞赏和赞赏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把赞赏和知识结合起来，那我们宁愿相信自己一无所知，而不要相信大师们错了。这个原则下的谦卑是一种智慧，自负则是一种愚昧。


    所以，当爱因斯坦说，时间是可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根据自己已有的宏观低速领域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爱因斯坦说胡话。当一个大家公认的智慧的大脑说出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话时，我们不要急于反驳，有能力反驳常识错误的人成千上万，不差你一个。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考察他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如果精神状况正常，那么，我们要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说这样明显违背常识常理的话？其中，有没有我们没看透的东西存在？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认为我是故意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以达到搅浑水为范美忠开脱的目的。如果你这样想，对不起，我必须说，你还是自负了，你比范美忠更自负，你只相信眼前看到的，只相信生活中对“善”的定义，而拒绝思考也许还存在一种更大的“善”。追求更大的“善”，就是范美忠阴谋做在！


   “求真比唯美更有价值”，这是范美忠又一个文学价值取向，也正是他喜欢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昆德拉而拒绝中国文学的原因，顺便说一句，他偶尔也推崇的少数中国作品，比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也是基于真实细腻的艺术观。真实，往往是残酷的，没有强大内心的人很难承受真实；同时，真实往往也有着一种邪恶的魅力，促使人走极端——不仅追求艺术真实也追求生活真实。活在真实中，是范美忠的最高理想，他就是这样一个被真实所诱惑而屡屡在现实中吃亏的人。他生错了地方，他生在了一个不虚伪就没有好日子过的国度，冲突不可避免。


    在我打过交道的人当中，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真实的人，真实到经常置人于尴尬境地。我曾经在几年前一篇谈及他的文章中说：“他的身上仿佛存在一套昂贵的警报系统，一遇到虚假就铃声大作”。他对虚伪的愤恨程度远远超过对丑陋，他可以容忍欧阳锋，但绝对不能容忍岳不群。


    以上交代这些等于语文课交代作者生平，有助于大家理解文本，接下来就该介绍写作背景了。为什么他要在宣传捐款献血以及舍己救人的感人气氛中出来泼冷水，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一类招骂的话。为了突出自己不殉任何事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母亲，说“（地震时）母亲也不救“之类挑战社会道德共识的蠢话？


    起因如他自己所说，“是王石事件、刘翔姚明事件以及有人号召抵制某些外企的事件……从媒体的报道和社会舆论中感觉到了某种遮蔽和某种对牺牲道德的宣扬和暗示甚至伴随这种标准而来的道德绑架”，换句话说，他看到一些真诚的道德表演，这就犯了他的大忌。一般人也是知道这些东西的，但因为习惯了并不往心里去，顶多就是在私下嘀咕几句，绝不会在全国人民难得一次的良心复苏和相互感动的气氛中煞风景，但是，他会，而且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站在了道德表演的另一端——我极端自私，你要咋样？


    在崇高、道德底线、自私、极端自私四个层次中，当他看不惯舆论逼迫王石姚明必须崇高而不能选择做正常人时，他愤怒了，他出手了。为了增加反击力度，他把自己出发点刻意调整到了极端自私，他要把真实推到极致，推到别人接受不了的程度，推到不真实地程度，所以认下了许多不真实的罪行，比如“母亲都不救”，据我了解，他是几弟兄中对母亲最孝顺的。在他看来，矫枉必须过正，才能稍稍撼动一下中国人不可救药的道德压迫和伪道德。


    有一定阅历的人，大多不相信他事后的解释，他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其实，在那种间不容发之际，哪有考虑什么自由公正，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吓慌了，来不及考虑到学生。当学生质问他时，其实他只需要承认自己怕死，所以慌了手脚就完了。或许是怕人笑话自己怕死，所以，临时把“自由公正”搬出来壮胆。


    后来，他在《我为什么写〈地动山摇那一刻〉》中坦白，当时并没有那段解释，是写文章时杜撰的。当时他对学生的解释只有简单一句话：“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时，我也逃得很快。”显然，这个解释要真实得多——他只想掩饰逃跑的尴尬。那么，为什么他要杜撰那段引起最多谩骂的话呢？




    显然，他有借机挑衅道德家的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想刺刺某些道德家”。你们不是很崇高吗，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我他妈极端卑鄙，你们看着办！这或许是他的潜台词。这种挑衅放在平时，大概翻不起大浪，但是在一些老师为救学生而牺牲的背景下出现，就不仅仅是道德家一跳三丈高，就连质朴的老实人也受不了这样的言论——简直是对那些牺牲的教师的蔑视。


    如果从做人的角度来看范，那他就是一副挨打相，活该；但如果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从结合挑衅的动机和当下虚伪泛滥的社会现实来看，他的言论是毒刺，是刺激我们长期以来已经虚伪得麻木的必要手段，是以毒攻毒，他的毒液或许正是我们社会的解药。正如鲁迅先生所认识到的，一个好心人要给铁屋子打开一扇窗户,里面所有人都拚命拒绝。好心人一生气,就发狠似地说,你不让我开窗户,我就把屋顶掀掉!里面的人吓坏了,只好不情愿地打开了尘封的窗。或许，范美忠的毒正是源于类似鲁迅的深刻！


    如果，我们要拔掉范美忠这根毒刺，那就请先摧毁五四运动的先哲。鲁迅告诫青年人不要读中国古书，因为那里面只有吃人二字；胡适则主张全盘西化；钱玄同简直就是恐怖主义分子，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这些激烈言论和范美忠如出一辙，从生活常识来看，完全不值一驳。为什么那些智慧的头脑都不约而同胡说八道呢？难道他们连“拿来主义“的常识也不明白？


    如果，你认为这些先哲犯了常识性错误，而你比他们聪明，那就是你的肤浅。当时的中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的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激进的姿态是一种求其中取法乎其上的策略。胡适阐释得很清楚： “我们不妨拼命地走极端，传统的惰性会自然地把我们拖到折中调和上去”。


     如果当时的主流道德是小善，那么偏激地冲击该共识所达到的折中结果——社会进步，则是大善。其实屋顶并没被掀掉，恰好达到了开窗户的目的。我以为，范美忠的极端个人主义可作如是观。可见，学术智慧跟生活智慧不能划等号，批评范美忠的人几乎没有人看到了他的学术光辉，只看见了他的自私，而没有看见他挑衅的意图；只看到了他的不道德，而没有看见自己的肤浅；只看见了他的文字中的反道德，而没有看见他对道德提升地追求——真小人PK伪君子=正常人。其实，他只是希望能够做正常人而不必遭到谴责。


     中国一向是一个盛产道德家的国度，对私德的苛求远远大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事实上，中国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坏在真小人手里，而是坏在伪君子手里。你看历史上那些大奸巨恶之人有几个不是伪君子，道德家！这种状况应该改一改了，否则，社会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个人的道德固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但是应该把握住两点：一责己严、待人宽，不要搞颠倒了；二、强调个人道德不要达到一票否决的程度。当年，马丁路德金当时作为黑人自由运动的领袖，到处演讲，搞得美国当局很头痛，CIA派人跟踪调查很久之后发现作为神父的他居然嫖娼，并且拿到了证据，CIA头子把美国主流媒体的主编召集到一块，把艳照散发给媒体，说有这么一个猛料，大家报道吧，但是全部媒体都拒绝报道这个，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的私德，和他提倡自由平等思想没关系。这事要放在中国，马丁路德金早就身败名裂，哪里还谈得上民权运动的英雄。


     舍己救人的老师再崇高也抵消不了腐败工程造成的伤害和耻辱，那种耻辱不仅是教育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致力于追求公共利益上胜过苛求私人道德，才是大善。范美忠一案，实际是以极端的方式来反对苛求私人道德的做法，他意图和攻击的方向是对的，他的方式则是错的，会恶化他本人的处境。


     最后说几点对范美忠兄的建议：

     一、要当社会的解药是好事，不过，不要拿个人私德作药引子。学学鲁迅，他抨击道德杀人，但他从来不举自己跟许广平和朱安三人和平共处时所遭到的非议为例子。

     二、说真话是好事，不过，真的要选择时机。还是学学鲁迅（反正他是你的偶像），他也有永远不说的真话，譬如，九一八之后，抗日逐渐成了主旋律，他对日本的看法显然跟大多数人不同，但他并不会写一篇《我为什么喜欢日本人》的文章。如果他写了，哪怕全是真话，哪怕非常客观，那么，他在中国的处境恐怕会跟今日兄弟你的处境相似。就审时度势而言，你远不如鲁迅。

     三、不要考验朋友。你解释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时说：“一些朋友的反应让我想起鲁迅的话：当我露出真的血肉来，那时还不厌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我也愿与他为伍”。这话让人感觉你写文章的目的之一好象是检验朋友的真假。我想，最好不要制造机会检验朋友，因为朋友是经不起检验的，那会伤大家的感情。我知道你求真，但是对待多年的朋友还是不要让他们置身于被检验的环境中，那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残酷的事情。就我的处世原则而言，宁愿永远没有检验朋友的机会。

     四、不要固执。怕死就怕死，不要扯到“自由”上去，对学生道歉似乎不需要太大的勇气。

教师之友网

范美忠：我的这两年2011-01-07
采访 _《常识》 阿Q 小Q 整理 _ 常识报刊亭


（ 四川大学 民间独立刊物 《常识》第四期文章 免费订阅《常识》杂志发送邮件至csarticle@163.com即可）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时过境迁，今天的范美忠已经远离了公众的视野。2010年5月23日，我们来到了范美忠的家门口。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范跑跑有怎样的反思？今天的范美忠和昨天的范跑跑又有什么不同？
范美忠亲自打开了门，他来了。

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

Q：两年前的这几天，正是您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当时怎么考虑要写那篇文章的呢？
范：今天是5月23日，对，我的文章是5月22日发的。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要说我的考虑的话，涉及到我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有很多我的看法在里面的。我当时可能有三种看法，但后来被诠释出很多东西。
我原来做过媒体，我在《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还做过教育杂志。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会，学生演讲老师讲话啊就装的不行，我历来反感这个。
后来我做教育，当老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官场也好，还是我在课堂上教书也好，包括教材也好，整个的教育理念充满了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小学生、少先队员就让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是很扯淡的。而且我们整个学校培养学生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看来，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国家民族。如果把国家民族作为目标的话，国家民族又是为的什么呢？
国家民族其实并非终极目的，他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国家民族。一定程度上搞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这是很变态的。

Q：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教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太多了。袁腾飞算什么？我在十几年前讲的比他过分多了，只不过没有人把我上课的东西向网上传而已，所以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在学校还是引起了很大风波。所以，我对社会的不自由和虚假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后来我做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整天宣传牺牲、感动、泪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新闻系可能讲反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但新闻本身的职能是反映事实真相、监督政府，尤其是反映事实真相，不是成天宣传什么牺牲与感动，也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5.12之后，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建筑质量低下、防震救灾准备不足、灾害意识缺乏。而地震的时候到处都是“英雄”，英雄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宣传出来的英雄，里面相当一部分都是造假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想更好的话，首先要回归真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真实地面对它，你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以前我学历史，我有很强的耻辱感。别人骂我无耻什么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十几年前就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种羞耻对我的内心挫伤很大。长久以来，（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总的来讲很少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中学书上的数理化全是老外搞出来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未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羞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水平不如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很糟糕的。（指着书架）这一排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是我不想看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都没什么好的。中国有谁能写出像康德那样深邃的思想，让我读起来很困难？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让我很受伤害。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

Q：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范：对，是个野蛮的国家。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苏联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人家的科技、军事可以搞得那么先进，而且即使在苏联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厉害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很厉害的。甚至包括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电影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十几亿人口，我感觉真是一群废物。
第三看法，中国的历史让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我和鲁迅有很相似的感觉，他不能接受中国有文明以来的历史。四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死亡？
鸦片战争以后本来向西方学开放，搞了百数十年，最后又回到了极度的封闭、极度地排外,极度地抗拒现代文明。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但如果一定要用我的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
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羔羊教育的帮凶，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
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也包括戳穿新闻媒体的虚假。地震的那一瞬间是千奇百怪的，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垮，自己跳楼摔死了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反映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四川的厅长，地震时候拿着垃圾桶盖在脑袋上，也有啊！不是看到的一片泪流满面、一片感动。这就是不真实。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
我是学历史的，特别求实，不会乱说。我没有见过汉旺救灾，我说我自己可以吧？我用我自己来表明，当时没那么多英雄。
我觉得很多人在宣传谭千秋，当时感觉似乎总是对我有一种暗示：你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时刻，应该为学生牺牲。我感觉到这样的宣传给我一种暗示。
比如说，一个歹徒提着刀砍学生来了，我必须上去和持刀歹徒搏斗，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一个歹徒拿着冲锋枪进来了，我必须堵着枪眼。
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我没这个义务。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警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后来我到长沙电视台，和很牛的一个主持人辩论，他说他觉得老师有这个义务。我当时反驳他，说了两点。第一，我觉得老师不神圣，倒是你们主持人、记者很神圣，应该为中国争取新闻自由而献身。

Q：这段被掐了吧？
范：肯定。第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义务，那我认为你很残忍。你们既然让我负担这个义务，给我佩枪噻！冲锋枪来了，我他妈的提着一个板凳跟冲锋枪对抗啊？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一种嗜血的冲动，一听见死了人就兴奋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作为教师普遍职业道德的一种暗示，好像我应该有在地震时用身子扛住钢筋水泥的义务。有人说，你的学生好在没死。我说死了又怎样呢？难道是我造成的？
假设我在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或北川中学活下来了，我就有罪？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在塑造一种教师道德标准。我当时跑是一种本能，怎么可能有意识的选择呢？但我在叙述里面包含一个说法——我也有生命权。我说的“母亲”那段话的意思是：任何人和我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除非我负有特殊责任，而教师对学生是不负有生命责任的。我不是警察、军队。即使是警察、军队，救灾也不是以生命代价的——余震来了赶紧撤。不是警察的命不值钱，他们的命就该牺牲。这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野蛮的表现，不重视生命的表现。那段话的意思是：我和我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
我认为，政府和媒体对教师牺牲的宣传也在里面。死了那么多学生，民间义愤很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操控媒体，塑造教师英雄。“其实教育战线表现的不错。你看，那么多的老师英勇牺牲”，就这样树立教育这个行业的良好形象，以掩盖学校房子垮塌的事实。“你看，我们这里很好啊！”我认为，似乎教师在为政府部门的失职买单。
我说我不牺牲，就暗含这么一句话：咱不为你买单。房子垮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不是我修的，我不为你买单。这种暗含的话要靠别人去解读，后来我又从中解读出很多。

彻底地颠覆中国的伦理

Q:您当时写文章时，有没有想到可能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范：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牺牲，这种谩骂攻击是我很瞧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伤害。如果你们真正强大、真的有道理，就不需要这么气势汹汹。我读了这么多书，很有理性的人，你只要心平气和的给我讲道理，有道理了我就接受。
我当时写出来的文章，发到了博客，还发到了我长期的两个论坛，一个教育论坛，一个天涯。发的时候我估计论坛里会有人骂一骂。

Q：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会有人骂？
范：当时我想以这种叙事的方式引起争论，我认为中国的伦理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观是隐藏很多陷阱的。我要挑战你，我挑战你的政治伦理，这是很中要害的。其实我这篇文章有很尖锐的一个意图：我想引起讨论。但我没想到会骂得那么凶。
那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忽悠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突然我的文章出来，他们觉得特别不能适应。他们骂的凶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五岳散人、杨恒均这些人（反对我）；我没有预料到后来电视、报纸媒体介入，我也没有预料到各大网站的介入。
记者说，其他媒体肯定是要介入的。我说，那就说明我对媒体已经不敏感了。我好多年不在媒体（工作），已经不敏感了。

Q：您刚才说到挑战伦理的问题，挑战的只是当今时代的伦理，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吗？
范：这两者有共同地方，也有差别。中国的伦理里面从来缺乏权利的正义观、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缺乏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中共的伦理，都是同样的。我说牺牲是自由选择，很多人不能理解。在底线道德之上，人们行善，乃是由人们自由的意志。康德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康德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人们之所以强调应该为善，乃是因为人们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可以为恶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Q：也就是说您反对的是核心层面，您不是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吧？不是完全的、彻底的颠覆？
范：实际上是彻底的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个人主义伦理、没有权利观、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总的来说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血缘氏族就开始解体。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把它当作哲学来看，唯物主义是错误的，是极端幼稚的。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伦理的变化，它有相当的道理。古希腊是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邦，而一个社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农业经济走向工商业经济时，必将出现伦理观转型。
我读大学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故乡的感觉。鲁迅的《故乡》核心在哪里？就是失去故乡。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会出现一个故乡的失落。这种失落其实很大程度在于我无法再归宿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因为我家庭血缘做为一个整体归宿崩溃了，我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体。于是，就从宗法血缘制的伦理向现代个人主义伦理的转型，对于中国，还有从等级制的伦理想平等制的伦理的转型。
所以，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肯定是整体上的。不是每一条都反对，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我的使命

Q：我们前一阵子采访了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谭千秋老师的呢？
范：我认为，谭千秋是被造的英雄。他的故事是根据挖出来的情况做出来的一种想象性复原和建构，就像我们根据考古学建构历史一样，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考古事实而建构因果论。如果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存在的只是事实，因果必然只是我们的解释。
更多的时候，其实不是牺牲生命才叫做牺牲，牺牲名义、牺牲经济待遇都叫牺牲。我跟他们说，我选择在中学教书，刚开始300块钱。但是我坚决反对别人认为我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或崇高。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根本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把“崇高的选择”看作是对他人、社会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种选择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不是因为这样选择对中国教育有利，乃是这样选择我有痛苦，但是我不得不如此，这是我的使命。改革中国教育，使中国变得自由，这是我的使命。

Q:说说您这两年大致的历程吧。今天距离您发表文章正好是两年。
范：我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变成世界名人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很强烈的体现了现在媒体时代的荒唐。
我在5.12之前思考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就是没有人关注你。但你说的几句话好象是反面的东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你在最恐怖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苦苦追求教育理想的时候，没有出名，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名，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多朋友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我是迟早要出名的，只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名。因为我一直很特立独行，我一直在追求教育理想，同时他们认为我在学术思想上终究会有造诣的。包括在文学研究这些领域。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会出名。其实你学术搞得再好，也是小圈子的。我也不可能像于丹那样去做讲座，说老实话，那样的讲座我也不屑于做。
后来《南方都市报》想采访我，我不给他电话。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提供他们继续炒作的材料，这个事就会淡下去。但是后来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必须出来说话。如果一年两年之后我再出来说话，人们不再关注我，这一个形象就会被钉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凤凰卫视之后，我就接受媒体采访。上午是报社、电视台、杂志，还有什么BBC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啊、日本朝日电视台啊之类的，好滑稽的感觉。
后来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写得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在采访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那你就借他的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尽管有些东西他会删掉，但是总会出来一些的。所以这时我对媒体的态度就变了——从不愿意到主动配合。


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

Q：您以前在媒体干过编辑工作，5.12后您成为全中国的媒体关注的焦点。您觉得哪一次和媒体的接触让你更理解媒体，或者说更懂得怎么去运用媒体？
范：我觉得还真是后面这一次，我做媒体的时候呢，不是很能进入中国媒体的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彻底的一个人，我没有自我扭曲的能力。比如我去《成都商报》、甚至是《南方周末》，说出一点话，保留一点话，我是不行的，要说就说彻底。我原来在《中国经济时报》，写了一篇文章，真的很痛苦，我觉得就是自我阉割，我觉得很爽的话要删掉，太痛苦了。后来我去《广州日报》，觉得足球新闻可能自由一点，可以骂球员，可以骂教练，甚至可以骂足协主席。但是这个的商业化，比如说做标题，怎样的标题可以吸引人，于是就要夸张、无中生有、歪曲，这也是我当时对媒体的理解。媒体要受政治的影响，还要受商业化的影响，我觉得不行，好无聊呀。
但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第一个是人们心中的真实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媒体传达的事实；第二是并不是在媒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就是重要的事实，而是媒体把它变成怎么样的事实，是那些被媒体选择来报道的并且扎进去报道的（事实）也许覆盖了很多事实。所以媒体的选择和它介入的重心有一个遮蔽的选择。
BBC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问我的观点这类东西，而是问我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只关注这些事实。中国的媒体总觉得自己承担着一个道德法庭的感觉，缺少一种以事实本身为主的感觉，而且也会出现为了商业利益而歪曲事实的情况。这种扭曲来自政治，也来自他们不适当地认为自己是道德检察官的原因，其实他们应该以传播事实真相为首要目的。
我对媒体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力量，媒体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媒体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力量不是只有负面的，我以前觉得媒体很无聊的，现在我觉得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他想对一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话，他要接受媒体、利用媒体。你的思想、声音怎么传达出来？你没有任何手段能比媒体更广泛、更有影响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媒体也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媒体利用你，要让读者喜欢看，它一定要把你扭曲一点、娱乐化一点。

Q：您觉得对您的报道也有扭曲的一面？
范：对，但我觉得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你如果要利用这个媒体，就要明白，如果不扭曲，对媒体本身是不利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放弃原本一些僵硬的态度。另外我觉得，你要反抗传统的观念，你怎能不去争夺话语的权力？

Q：您曾经说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的转变？
范：凤凰卫视通过天涯博客发短消息联系上我。当时我也在犹豫，我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有人主张不接受采访，认为我的性格不合适，如果被激怒了，失去理智，对我的形象更不好。当时我看不到凤凰卫视，我不知道《一虎一席谈》是个什么节目。而另一个朋友说这是你的一个机会，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很对。电视是很直观的，就算有编辑裁剪，毕竟是我说的话呀，直接陈述我的观点。最后我决定，还是接受吧。接受之后的效果呢，朋友第二天晚上看到一半就发短信跟我说，效果非常好。其实到现在完整的那期节目我也没有看过，我确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可以利用媒体呀。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说你而不是你去说自己呢？我觉得不出来说是失职。后来记者来采访我都很配合，包括《男人装》。

Q：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是遇到地震，您会不会做出新的选择？
范：今天我们上课都在板房里，我也许会说大家蹲到课桌底下，因为现在板房嘛，塌了也没事。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没有经历过。就像今天让你去主持春节联欢晚会，你也会紧张。但如果你天天主持节目，你还会那么紧张么？

附：
《常识》采访手记 《范美忠是谁？》
接受采访时，范美忠的女儿敲门进来。这是当年范先生唯一一个愿意舍身相救的人，当年只有十个月大的小娃娃，如今已经快三岁了。小姑娘倚着茶几爬上父亲的膝盖，一边听着父亲谈论康德、福柯这些她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大人物，一边咽下父亲喂给她剥开去核的枇杷，在这一刻的范美忠，不再是那个众矢之的的“范跑跑”，只是一个疼爱自己女儿的最单纯的父亲。
范美忠到底是谁？
当我们提出老师和知识分子两个身份供他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老师”。
这是范美忠的选择，但其实也由不得他选择。如果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在地震中提出“人有自私的权利”，而且很可能不会引来这样大的风波。
可惜，他是个老师。
“我可以原谅一个作为人的范美忠，但不能容忍一个作为老师的范跑跑。”这句话或许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师道，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远不能用“传道、授业、解惑”六字来概括。为师，在更多的时候，承担了为父的责任。
范美忠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打破“为师”与“为父”之间的等号。
尽管他是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但在他的书柜中，记者没有看到多少历史书。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如《冯至全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实践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社会学经典。他自己说他坚持自由意志，不断地运用“否定的否定”来证明“我和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在这里，他是一个思想者，甚至是一个哲学家。
他引用陈独秀的话：“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认为自己挑战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而是直指文化的核心——伦理。按照这种说法，在颠覆传统上，他和80多年前同样 发生自北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仿佛是一脉相承，只不过他比这些健将要更直接，挑战的是文化最脆弱的那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美忠是一个斗士，或者说是一个革命者。
但范美忠最敏感的身份，叫“范跑跑”。历史根本不给他革命的机会，因为文明就意味一套完善的伦理，打破这个伦理就是拒绝了文明。在文明面前，范美忠只能是让无数网民愤怒的“范跑跑”。
但是中国绝不能没有范跑跑，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我们需要重估一切既定价值，在重估中决定，原有的价值是不是值得保留。在这里，范跑跑成为一个试验者，让我们去探讨原有伦理的价值和未来伦理的方向。
正如静静躺在范美忠书桌上的那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样。范美忠在历史上最大的意义，不是开创了一个ABB式词新闻的时代（比如楼脆脆、躲猫猫等），而是给了处在道德前景迷失中的我们一次反思自己道德乃至伦理的机会。
《常识》之所以做这样一个访谈，并不是我们仍然纠缠于2年前的那场道德辩论，而是，作为一个教师的范美忠究竟能给我们什么。我们试图从他的这两年中得到答案。
或许，一个契机，这才是范美忠最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