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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外的书目不可照搬,但引导学生自由阅读的精神却值得效仿
放下抱怨 捧起书卷
■蔡朝阳
在统一高考的高中教育体制下,杭州外国语学校多少是个异数。据我所知,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一直是杭外的可贵传统,因此,每个杭外学子的记忆里都有不同的、或长或短的书单。曾是杭外语文教师的郭初阳,多年来也一直在给学生做阅读书目的推荐,尽管在具体操作上有所不同,但精神核心是一致的。因为在杭外,这是教学常态。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杭外的毕业生普遍与众不同。
有人认为,只有杭外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寒假作业。因为无论从生源、师资、学校教育传统等各方面,杭外都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样的判断,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这样去理解:不是这个书单太高深,而是目前的教育普遍忽视了中学阶段孩子们可贵的钻研精神、潜在的思考力和创造力。从个人的生命历程看,十七八岁正是思维最活跃、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若不能接触人类文明史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对其一生都将是巨大的憾事。
对于多数应试语境下的师生而言,不应止于抱怨或批判,而应思考我们普通中学的教师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寻求突破应试教育的空间和契机。自由阅读当然不是教育的全部要义,但这确实是练习自由思考的最好方式之一,因而,课外阅读是向教育原生态的大胆回归。选择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对于多数师生而言,是最经济最保险的方式,但同时也是最没有想象力的方式。我并非怪罪这些老师和孩子,毕竟,某种程度上,教育是一种投资,他们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到主流的评价尺度之上。
但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而无能为力”,唯有使自己变得更强悍,更充满智慧,才能抵抗制度性的破坏力,保全自己正常的天性。教师作为成年人,作为掌握课堂话语权的人,较那些尚未成年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强者。如果教师不能有所作为、以身担当,那么学生的力量何来?因此,带领学生阅读、思考、写作,既是教师的自救,也是对教育的一种负责。
事实上,杭外的这份书单并非空谷足音。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史金霞老师也给他们学校的高二学生制订了一份推荐书单,其中有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我们要看到的是,星海实验中学面临的高考压力比杭外更大,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也可以呢?杭外的书目不可照搬是实情,但引导学生自由阅读的精神却可以效仿并广泛流传。我经常感慨,能遇上爱阅读的老师的孩子们是有福的,因为思想之光必由他们亲手去开启。
据我所知,不单单杭外,不单单史金霞老师,还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只是没有成为新闻事件而已。浙江桐乡凤鸣中学的吕栋和他的同事苦李、邮差,多年来一直默默带领孩子们利用课外时间读书看电影。我看到过孩子们写的影评,颇有思想的锋芒。湖北仙桃中学的梁卫星与苏祖祥两位老师,他们在指导学生阅读方面,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这些老师在中学阶段对学生施加的影响,必将在学生日后的发展中得以显现。
我们必须修正一些观念。通常在一部分家长、老师眼里,所谓阅读,无非是“读闲书”。在应试体制之下,“读闲书”往往被看作与学习无关甚至矛盾的事情。这真是大谬不然。因为,从事实来看,即便单纯应对考试,多读书也是有益的。爱读书的孩子不但写作上高人一筹,应试的技巧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一个单纯应试的学生,和一个较喜欢思考而明一定事理的学生,前者的抗击打能力更弱一些,而后者在抵御制度性的摧毁时,常有惊人能量的爆发。写《我的奋斗》的罗永浩便是一例。
明事理的孩子,会找到一条调和的路径。而单纯应试的孩子,多只能在消极厌学中苦挨岁月。一种俗见的观点,总觉得自由思想和高考高分是相矛盾的。其实不然,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他往往能将两者统一起来。读课外书,勤于思考,有助于开启孩子的智慧,智慧之门一旦打开,他会形成一种平衡感,懂得协调自己,高考便也不在话下。
当然,这是功利性眼光之下对读书的一种解读。每次我以这样的方式说服学生多读书时,总觉得很无奈。因为阅读本身,已经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诸般色彩尽化为/声音和气味/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妙如奏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如此吟唱阅读的快意。
面对阅读的美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逃避好书的诱惑呢?
蔡朝阳,浙江绍兴稽山中学教师,2010年度入选《时代周报》“影响时代进程100人”。著有《阅读抵抗荒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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