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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中洞悉力量和方向
■靳忠良
有一本书二十年来一直在我的手边。现在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书上有钢笔、铅笔、荧光笔多重笔迹,书中还有不同时期不同的书签。
每当我遇到教育上的难题就常常翻看这本书。这本书名叫《比较教育学》,成有信编著。
我买这本书起因是1989年参加中日文化比较学者研讨会。中方首席学者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日方首席学者东京大学竹内教授出席,我以研究生身份旁听。
我清晰地记得周一良教授讲中日两国比较,近代两国都面临社会危机,都进行变法。但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日本逐渐强大。周教授还讲中日智者形象不同。中国人推崇诸葛亮,日本人推崇聪明的一休……
那次会议持续时间很长,中途多名中国中青年学者离开会场,或到外面抽烟、聊天,或提前退场。而日方代表则全都正襟危坐,无一人闲逛。中方周一良教授在会场一动不动,一直坚持到散会。
会议上我聆听了中日学者令人耳目一新的比较研究观点,也看到了两国学者不同的开会状态。
从那次会议后,我开始搜集所有能搜集到的中日比较研究的书籍以及《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等有关比较研究的书籍,并开始进行中外中学教育比较研究。
成有信编写的《比较教育学》一书包含了日本冲原丰写的《比较教育学》、英国大卫.W.布雷克写的《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性质》、澳大利亚W.F.柯纳尔写的《二十世纪教育》以及顾明远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毛礼锐的《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等内容。
我阅读之后觉得就像是打开了一扇世界教育的大窗户,大量的国内外比较教育研究的信息扑面而来。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外学者严谨的研究态度为我树立了学习榜样。
我多遍通读《比较教育学》,发现日本学者实在不简单。他们居然从最早的中国私塾开始研究,甚至还研究世界各国中学学生厕所是谁打扫的。他们把打扫者分为三类:一类是清扫工,一类是清扫工和学生,一类是学生。日本是让学生打扫厕所,欧美国家是清洁工打扫,社会主义国家是清扫工和学生共同负责。
现在中国许多学校学生已经不打扫厕所了,但是,日本至今坚持让学生自己打扫厕所。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多次把日本学生打扫厕所的事例引入我的教育教学实践。
我还专门搜集了日本一休小和尚的各种资料书籍,设计了中日文化比较课文《二休的故事》。我编写的包括《二休的故事》在内的中外文化比较课程《阳光少年》获2010年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
在读《比较教育学》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读书笔记,记了许多精彩观点。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法对可比较的教育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揭示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共同点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规律。
我对比较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跑遍了北京王府井、西单等大书店购买所有能买到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书籍。还到人民大学和《人民日报》图书馆借阅市场上买不到的最新的比较教育研究书籍。阅读后我的教育观念和视野有了很大变化。
根据比较教育的思想我撰写了3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外中学德育课程比较》,认真比较了中外德育课程的异同。这篇论文竟作为优秀学员论文介绍给下一届研究生,并公开发表。
在《比较教育学》一书的启发下,我运用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结合自己教育教学实践和出国教育考察撰写了专著《国外名校新课程》。我在书中写道:“要想认识自己,最好方法是比较,是和他人的比较。”通过对国外名校新课程的分析和中外教育比较研究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行课程存在的问题,捋清正确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思路。
多年来《比较教育学》使我获得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至今我依然把《比较教育学》一书放在身边,常常翻看这本旧书,书中的观点对我仍很有启发。
图书推荐:《芬兰教育给教师和父母的45堂必修课》,陈之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靳忠良点评:
我曾专门到芬兰中小学考察,与陈之华有同感。芬兰学生快快乐乐上课,教师高高兴兴讲课,见不到任何皱眉苦学的样子。芬兰开设了大量不同年级同等层次学生一起学习的课程。老师帮学生选课,学生自己决定进度。在芬兰有40%的学生选择上职业学校。
芬兰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榜样。
(作者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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