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会成：舆论关键词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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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女儿进入高三，作为“高三战时状态”的一部分，我在晚上就只能改看电视为塞着耳机听电台广播了。但媒体批评的意识还在，只是从电视批评转向广播批评，并很快找到了观察中国舆论生态的切点：那些出现频次极高的广播语汇。举例如下：
“盛宴”——国人不愧是以食为天的信仰群落，他们用饭局想象构建精神体验，将音乐活动一概称为“视觉盛宴”，将国产影片的“全球同步上演”一概称为“视觉盛宴”。“吃文化”业已完成对文化中国版图的深度殖民，它对概念世界造成的骚扰在于，连“吃”都成了文化了，那什么不是文化?在这样的空间里，我怎么才能到一个没有“吃文化”、只有吃的地方去填饱肚皮?
“最美”——以“今日最美中国人”栏目为代表的命题报道，每天都要从市井中打捞一件好人好事，加以“正面宣传”，为国人灌注“正能量”。“最美”其实与艺术领域的“审美”无关，它是道德出场的方式。道德意义上的“善”或“善人”在汉语的现代语汇里早已成为虚伪的代名词，语言使用上的错乱背后是道德现状的不堪。像电视栏目里花样百出的“最美乡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最美村官”一样，这种报道沿袭了单位评优的套路：1%的优秀职工，2%的工会积极分子，3%的“三八红旗手”，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他们不是作为平均数，而是作为特例被选出。因此，正像1%的优秀职工反衬了其余99%的非优秀一样，“最美中国人”的报道并不能让我们因此对咱们“中国人”的道德现状刮目相看。发生在遥远角落里的“最美”，也不能让我从身边的丑陋与丑恶中背过脸去。
“国家级贫困县，却建有豪华办公楼”——类似官本位或贫困歧视的表述还有“李刚不过是一名副科级官员，他的儿子竟敢如此无视法律。”公仆当然不应为自己建造豪华办公楼，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该做守法的典范。如果建豪华办公楼和无视法律是错误的，它决不能因为主语是“国家级贫困县”或“副科级”的儿子而罪加一等。
“我们没有执法权”——当某些政府部门众口一词地采取这一表述来面对渎职的指责时，他们的理直气壮让你确信全国的执法权都被城管接管了。这样说的好处，从消极层面上可以掩盖渎职背后的权钱交易，从积极层面上则可以为部门索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渎职不作为反倒成了进一步扩张部门权力的要挟，何乐而不为?
“相关法律规定滞后”——这是与“我们没有执法权”并列的形式上更无辜的渎职借口。高度集权的司法实践，意味着对每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规范都有待直接以此现象作为论述主题的法律文本的出台，法律滞后由此成为常态，而常态化的法律滞后又可以便利地为惰政、懒政背书。没有法律规范的市场社会就像取消地狱观念的基督教，堕落是必然的，无人幸免。
“这事就没人管了吗?”——今天，太多的公共服务领域都处在被追问这句话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征税、审批等权力事项上，八竿子打不到的部门也要争抢着去分一杯羹。政府部门的利益化使公共管理出现封建化的乱象。而向权力者吁请管理的姿态，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秩序安排中的唯一权威的角色，使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愿景遥遥无期。在希冀被管理的社会心态下，有理由担心，即使简政放权可以推行于一时，也很难保证不再度反弹，像过去历次一样。
“应急预案”——此概念被发明之后，即密集地运用于矿难、水灾、交通事故等场合，表明一切都在政府的预期和掌控中。“应急预案”比“亡羊补牢”听起来更能表现领导们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领导素质，尽管所有的反应——无论“应急”与否——说到底都发生在事后，“亡羊补牢”要能坐实了，有时更不容易。“应急预案”有若核武器，它的大用就在于不用。凸显在灾难背景上的领导英明，与救灾救火英雄的涌现一样，还是越少越好。
“加大违法成本”和“罚他个倾家荡产”——无论哪一路专家都会开出的对付经济违法(地沟油、非法排污等)的处方。问题是，当他们把专家的话语权直接转化为杀气腾腾的语言暴力时，理性解决问题的氛围已经被破坏。严刑峻法从来都不是对付犯罪的正当方式，在司法不公的背景下，还可能成为公权力腐败的筹码。难道我们还没有把占道经营的小贩罚得倾家荡产吗?——我们把他们的生产资料都罚没了，尽管你可以说，那只是一些诸如三轮车或烤白薯用的油罐桶一类不值钱的东西。——结果呢，他们再改装一个油罐桶，第二天照样出摊烤白薯，一天都不敢歇。
“西方人行的，我们中国人也行”——这种以西方为标准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赤裸裸的“崇洋媚外”相比，只是多涂了一层“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糖粉，却因此理直气壮得多。
“双重标准”——这个概念被用于描述和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上的价值分裂：对内民主与对外强权;对内用语言争论，对外用武器争论;对内使用批判的武器，对外奉行武器的批判;对国内公民生命的尊重与对国外平民的无人机轰炸和关塔那摩虐囚并行不悖。但是，我们的批判却得不到他们严肃的回应，甚至我们的批判还可能被当作对他们的政治文化的确证，尽管是以批判的方式。
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哲学家施密特的理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正是建立在这种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之上：作为政治空间的国家并非客观中立的，而是内外有别的。无边界的政治空间，比如“万国来朝”的“天下”意识，对于西方人是无从想象的：无边界的，即无规定性的空间怎么可能是有序的和善的?围绕着边界的是超越“经济、道德、审美”的绝对敌我关系;敌人之所以是敌人，并不需要情景性的仇恨，仅仅根据“在空间内/外”这一格式而被注定。
面对这样的政治边界，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批判?作为西方历史的动力机制，“反西方”首先是内在于西方文化的一个维度，然后才被我们用作“反西方”的理据。这样一个自我反对的文化还有外部反对的必要吗?或者说，外部的反对又能奈他何?
“符合国际惯例”与“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学专家在提议或否决某项政策时，经常在这两种措辞之间令人眼花缭乱地快速切换。“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同时以它们高度游移的能指发挥着独特的论证功能：或者证明某项政策因为“符合国际惯例”而应该采用，或者证明某项政策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宜采用。他们要么拿“国际惯例”打“中国国情”的耳光，其推进“国际惯例”的时不我待，简直让人怀疑他们要搞全盘西化。
要么拿“中国国情”打“国际惯例”的耳光，却忘记了，要不是我们当年信誓旦旦地要接受WTO的规矩，甚至没有人在乎我们是与国际接轨还是继续闭关锁国。在发生学上，国际惯例或许更多地源自那个被命名为“西方”的地理空间，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与那个空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神秘的联系。只要有意愿，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国际惯例。国际惯例也理应接受中国国情对它的创造性再阐释，从而推进其普世形态。中国特色的国际惯例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惯例的全新形态，为什么不呢?
“治标不治本”——对于当下各种花样翻新的政策设计，比如掩耳盗铃的反公车私用的GPS定位技术，网友们在电台互动环节给予的最典型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在体制框架保持不变前提下的修修补补正在让人们丧失对改革的耐心和理解之同情，这种对待政策的态度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知情权”——知情权被如此频繁地提及，又如此频繁地受挫，似乎表明，当民众把权利要求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地表述和缩减为卑微的“知道的权利”时，这并不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