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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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居住时候，我常去的超市，总能看到大桶和盆子里装满了鳝鱼、乌龟、牛蛙和被绑住爪子的螃蟹。这和我来中国之前了解到的那些中国食物——炒饭、炒面、玉米淀粉、卤肉，相去甚远。
刚到上海时，感觉在上海生活必须有一张大额度信用卡：街道两边都是高档餐厅和商店，你能看到各种国际品牌。中国人的衣着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制服，而是Zara、 H&M、 Tommy Hilfiger等等品牌。几乎每个街角都能看到星巴克，在内环路上能找宜家。后来，我路过一家销售宾利的汽车店时，我开始怀疑：我在哪里?中国在哪里?
我一直在寻找传统，寻找真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四处逛博物馆、旧市场和小而老式的餐馆——那里没有英文菜单。通过了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在都市丛林中迷失了数星期之后，我突然找到了线索。
一个周五，我在上海静安区乌鲁木齐街一带闲逛，穿过一片高楼之后，在靠近苏州河附近，我突然闻到一股香味：烤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然后，在常德路拐了个弯，我找到了那个摊位。
这是一条普通的背街，因为靠近沪西清真寺，街道也进行过改造，刚好那天，有许多卖烤肉串的维吾尔族。这种烤肉方式和土耳其的“KEBAB”非常相似，但是更加中式，中国人喜欢肉上带有一定的脂肪。
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中国人看起来挺像，但通常都会带着小圆帽、留着胡子，而且他们的烧烤别具风味——这种美食，是亚洲饮食习惯中几乎被遗忘的一个分支
沿着历史上的贸易线路，食物也像一种融合的文化，逐渐走到一起。在街边上，你可能会偶尔看到维族师傅手拉面条，然后煮出来，放上胡椒、香辣牛肉酱、香菜和葱段。这种做法既不是完全中式的，也不是中东的，但味道绝赞。
如果丝绸之路继续存在，那么，这些维族人可能继续生活在中国西部沙漠的绿洲里。但现在他们迁徙5106公里来到上海，为谋生，也为分享中国的繁荣富强。
就这样，一点点的，通过食物这个媒介，我逐渐了解到中国城市外表之下的情况。上海逐渐展现出两幅面孔：一面光鲜亮丽，但却掩饰不住另一面的老旧传统。我越来越多地出入后街小巷，远离浮华。那里是中国的另一面，在摩天大楼背后，迷宫似的小巷里，有另一种现实——卖面条的小店。哪种现实更真实?这由饥肠辘辘的消费者选择。因为比在其它地方，在上海，你在什么地方吃、花多少钱都更体现你是谁。
基本而言，你可以在上海找到任何奇怪的美味，从炸蚕蛹到素食鱼——做得像鱼、有鱼的味道，但都是由素菜构成。素食鱼在许多餐馆里是流行菜，但要说素食菜中出类拔萃的餐馆，当属南京路上的一家馆子，它从1922年起就开始卖素食。如果不说，吃的时候你肯定觉得是鱼或者海鲜，但实际上就是豆腐一类的素食材制成。
附近有一家名为“Da Den Westen”的餐馆，注意到“Westen”这个词其实拼错了。或许这是上海最后一家“中国化西方菜”的餐馆，脱胎于殖民地时期。一个世纪之前，上海聚居了大量外国人，有几百家类似的餐馆，但现在只剩这一家。在诸多奇异的菜肴中，有一个葡萄牙式的奶酪烤咖喱鸡，装在砂锅里，同时有了亚洲和欧洲的风格元素。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不伦不类，这种菜肴也许只存在于上海，尽管有些不伦不类，它却完美地诠释了西方菜是如何适应亚洲。
从对美食的顿悟，帮助我找到我和中国的关系。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化，美食是不分国界的。实际上，当我吃着咖喱角或饺子，喝着啤酒的时候，说明我们早就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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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刚到北京就受邀担任一个高中英语竞赛的评委。在听到许多选手介绍中国过去如何贫困、现在如何富强后，我对另一名评委说，学生们似乎有点被保护过度。“他们什么也不懂，”她回答道，“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过日子。这一代人都这样，被宠坏了。”
过去8年来，这种观点不绝于耳，媒体也不厌其烦地附和。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最近批评中国青少年“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这样如何能肩负起国家的未来?作家慕容雪村称中国年轻人“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喂得肥肥的”。年轻一代人只相信官方声明，有的人认为反对官方言论就是异端，他们也懒得去查实事情究竟如何。
慕容雪村批评年轻人只信官方声明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在一个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官方信用已经被撕碎。不过官员的孩子们都胖墩墩的，倒是颇具讽刺意味。
有关食物的比喻能说明问题。老一辈中国人觉得，“为何他们(年轻人)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当初却历经磨难?”矛头直指“80后”从不知定量配给为何物，是在改革开放后被养大的一代。这正是中国年轻城市人口与父母之间前所未有的巨大代沟。
26岁的博士张君这样形容眼下的状况：“这不仅是年纪上的代沟，还是价值观代沟、财富代沟、教育代沟、关系代沟和信息代沟。”30岁的记者林美莲直言道：“我和母亲完全不同，没任何话题可谈。她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毕竟，父母一辈子都在偏远的农村劳作，子女如今却生活在充满了购物中心、苹果手机和随意约会的世界里。
这种疏离感并非中国独有。但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延续性要好很多。我少年时候在曼彻斯特，和我父母上世纪60年代在布里斯托、悉尼确实有所不同， 但那种差异不会如此之大。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们，生活在农村、信仰毛泽东思想、一个村子都没有一部电话、没有大学、工作靠分配。中国人，尤其现在50、60岁的人，往往看起来像在自己国家的移民。他们有迷失的感觉，对新的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不习惯。移民往往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可以从中获得寄托。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则没有这种连续性。他们在年幼的时候相信毛泽东主义，在青春期时被告诉说这是个可怕的错误，然后遇到了改革开放追求致富，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青春的思考迅速被抛弃。
中国年轻人因所谓的物质主义而饱受诟病，其实这仍是其父母奉为圭臬的价值观体系。在经历过价值观毁灭之后，这一代人安全感的来源一直是钱。钱至少在幻想中没有抛弃他们。张君说，“中国人爱钱，因为中国人没有了历史。”黄怒波，一个诗人和千万富翁，现在已经50岁，是少有的几个公开谈论这些事的人。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他说这是“被破坏的社会生态。”但是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少之又少。
尽管中国“移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教授，但中国医生收入微薄、过度劳累且不得人心，律师的命运与变化莫测的司法体系相联系，教授想要赚钱大部分依靠外快得到。
经历过一切向钱看的年代后，在中国父母眼里，最重要的并非专业地位或公共成就，而是金钱和安全。“我母亲不理解我的工作，尤其是我挣不到‘外快’”，张君说，上次回家过年时我堂兄也在，他是医药代表。母亲不停地说“你还不如和你堂兄一起做生意呢!他挣了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