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不爱网络文学，反对长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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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不爱网络文学，反对长篇崇拜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9月19日   18 版）

    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七次获《北京文学》奖，三次获《小说选刊》奖，五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三次获《十月》文学奖，二次获《人民文学》奖，四次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
    网络小说和传统的短篇小说可谓创作的两极：网络写手每天能写一万字，但传统短篇琢磨来打磨去也只有万把字，除却体验生活、构思情节，不说反复修改单单写作便要数十天；网络小说长篇大论，可收获数亿点击，短篇小说的网络读者却屈指可数；有网络写手称年收入上百万，而传统短篇作家还拿着千字百元的稿费……一位知名的网络写手说，他每天写一万多字，不追求什么文学品质，让劳碌一天的读者看后一笑，作者得到点击率，挣到稿费就完。而刘庆邦的小说，却是越写越疼痛。
    所幸他有“短篇王”的名号，众多学者把他的作品拿到讲堂或论文中条分缕析，当作范本。
    李敬泽在《鞋》中看到了小说悠远的文脉，它来自古典传统，经过沈从文、汪曾祺等现代作家的反复书写，同时还包含着自我审视和对古老乡土的回望；李洁非注意到刘庆邦《哑炮》中的笔墨情趣和汉语小说诗学、《西风芦花》中庖丁解牛般的神技，并说，整体而言，短篇小说作者鲜有在刘庆邦之上者。
    林斤澜评价刘庆邦的小说“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的确，刘庆邦不会玩花活儿，作品大多展现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表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困惑。
    网络文学无下限
    读书报：关注网络小说吗？网络写手动辄几十万字的速度，有的网络写手一天就可以写一万字，以这样的速度写短篇，大概一天能写一篇。
    刘庆邦：因生命资源有限，好多好东西还没时间看呢，我很少看网络上发表的小说。
    我不赞同用网络为文学命名。网络只是一个平台，一个载体，它本身并不是文学。如同石头、竹简、羊皮、纸等，都曾是文学的载体，我们不能称之为石头文学、竹简文学、羊皮文学和纸文学一样。
    无论文学载体怎样变来变去，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学的本质是不变的。归根结底，文学要求写作者怀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去写人，写人的丰富感情，直抵人性的深处。作品品质的高下，取决于创作者创作水平和人格的高下，网络的出现给创作者帮不上多少忙。
    我曾给《文汇报》写过一篇谈网络文学的文章，叫《网络无边心有边》。我的看法是，文化是一种含蓄，文明是一种约束，自由并不是无边无际。原始人赤身露体不算有文化，知道遮羞了才算有文化。放纵无度不是文明，有分寸感，懂得节制，才是文明。自由是相对边际而言，没有了边际，自由就失去了意义。网络是无边的，但我们作者的心灵是有边的。这个边界可以说是一个下限，那就是作者的良心所在。我们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写作。
    读书报：您的作品有电子版吗？在签版权时，会不会格外留意电子版权这一项？
    刘庆邦：我的作品不仅有电子版，可以说电子版满天飞，我所有的作品在网络上几乎都可以查到。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就可以贴我的小说，让人毫无办法。我也和有的公司签过电子版权转让协议，但他们很少付给报酬。我们的权益不断被侵害，但找谁去说理呢？在电子版权的问题上，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
    读书报：您对网络的依赖多吗？有没有微博和博客？利用网络都做些什么？
    刘庆邦：我没有微博和博客，平时很少上网。写小说还是手写。写完了由我妻子帮我打出来。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写作沿用的还是“爬格子”的方式。上网也主要是为了收发邮件。
    回忆名利思想
    读书报：您第一篇小说是1972年当矿工时写的，为什么写完放了六年才发表？
    刘庆邦：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停刊了，写了小说无处发表，积极性很难维持。但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没舍得扔，把它压在了箱底。此后六年，我没有再写小说，调到矿务局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写人物通讯，对写作也是一种锻炼，对写作素材也是一种积累。直到1978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开办，我想起自己也写过一篇小说。翻出来一看，觉得还可以，就投给了《郑州文艺》。让我深感幸运的是，这篇在箱底睡了六年的小说一拿出来就发表了。
    读书报：那么到今年，您创作已经整整40年了。
    刘庆邦：没错儿，从写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经写了整整40年。要是做别的手艺，我可能早就练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写小说这种事，谁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写得很熟练，写一篇成一篇。要是有熟练的感觉，恐怕离被小说抛弃就不远了。
    要说写作历程，至少在写作动机上是不同的。在农村为广播站写广播稿，是想摆脱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煤矿写小说，是为了拿给女朋友看，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以赢得爱情。调到北京继续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名，为了得奖，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眼下的写作，不能说名利思想一点儿都没有了，但主要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是为了自我修行，完善自己。写作的方法有过变化，也像西方的小说家学习过，但变来变去，又变了回来，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论长短
    读书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腰封上打着“短篇小说的教科书”、“短篇王刘庆邦的经典文集”。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评价？
    刘庆邦：您看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其实我今年已出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两部，分别是求真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竹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麦子》。前者收录的是我近两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新作；后者是“中国短经典”丛书之一种。
    因为出版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一些出版社不愿出。我很感谢这三家出版社，他们可能冒着赔钱的风险。
    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我一直在否认，一直在自我摘帽。可不管我走到哪里，人家还是愿意拿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戴，看来想摘掉帽子实属不易。
    不管是写长篇，还是写短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无可厚非。问题是目前对长篇的追逐成了一种潮流，几乎形成了长篇崇拜。
    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市场不看好短篇；按字数计稿酬；短篇与影视不容易对接；有些文学奖不设短篇小说奖；短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上不去，等等。说白了，主要是利益在起作用。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把长篇看成了“长”，把短篇看成了“短”，这就有些过了。
    其实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长篇有“长”也有“短”，而短篇有“短”也有“长”。长篇因体积大，包皮厚，容易掺假使水，泥沙俱下。这是长篇的“短”。而短篇至少有这样几点“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
    读书报：在《想象的局限》里，您也谈到有时候的自我怀疑，担心力不能及，不能建成一个完整的或完美的小说世界。那么，您是如何完成短篇构想的？开始小说创作后，笔下的人物会完全按您的掌控吗？还是由人物自行决定其发展方向？
    刘庆邦：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的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构建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
    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小说，说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短篇小说的构想是在现实生活只取那么一点，我把它称为小说的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至于对笔下人物的发展，是既掌控，又不掌控，掌控的是人物的文化心理和性格逻辑，不掌控的是人物自然生长的行为细节。应对笔下的人物有足够的尊重，是贴着人物写，不是牵着人物写。
    食欲高于性欲
    读书报：《到处都很干净》是一篇与饥饿和性都有关系的小说，却写得很干净。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性描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刘庆邦：这是一篇记忆小说，也是一篇反讽小说，其思想内涵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在食的欲望得到极大满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费获得大幅度增长和大量释放，社会变得肮脏起来。但是，若像三年大饥荒那样，掐断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白茫茫大地干净倒是干净了，但那种干净是多么可怕。
    我要表达的想法是，人类无论走到哪一步都是困境。性当然是美好的东西，它是生命的根基，是人性的根本属性之一，从来都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在这篇小说中，性只对食而言，表明没有了食，就没有了性，食对性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读书报：您将自己的小说风格分为两类——柔美和酷烈，怎么理解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
    刘庆邦：这种分类是源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出版考虑，他们把我的小说分为三类，除了酷烈小说和柔美小说，还有一类成长小说。我自己在写小说时，并没有明确的分类意识。只是在写煤矿题材时，比较贴近现实，显得严酷一些。而写农村题材时，出于对农业文明的一种回望，寄托的是乡思和乡愁，描绘的多是民俗风情，显得柔美一些。风格对立说不上，只是作者写作心理的一种平衡。
    自己的作品越看越感动
    读书报：有些作家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相反，有些作家却愿意反复欣赏回味自己的作品。您属于后者吧？
    刘庆邦：是的，我的确听有的作家说过，作品一经写完，一经发表，就不再看了，事情好像过去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我不是，小说写完了我要看，发表后我要看，出作品集还要看。有时看得还挺感动，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生下后，哪能舍得不闻不问呢！我觉得回头看自己作品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衡量的过程，如果还看得过去，还吸引着自己，并感动自己，说明作品是用心写的。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用“完美”形容您的作品。那么您修改得多吗？
    刘庆邦：有人说作品是改出来的，我不大认同。我的小说写完后，一般就不再改。我现在仍是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作，没用电脑写作。我的手稿一格一字，干干净净，很少涂改。因为在写作时，我全神贯注，调动全身的感官参与写作，一字一句都仔细推敲过，写完后就不用改了。再改很难找到当时的感觉，很难再进去。当然了，改不改都是一个习惯问题。我的习惯是不改。比如有人习惯用电脑写作，有人习惯用钢笔写作，什么样的习惯都会写出好作品。
    读书报：很多大学开设了写作教程。您认为小说写作有特定的训练方法吗？
    刘庆邦：不少作家认为写作不可教，写作方法不可传授。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小说创作还是有规律可循，有技巧可学。我多次应邀到鲁迅文学院讲课，主要就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讲一些创作技巧。我们的写作课讲宏观的东西比较多，讲大道理比较多，讲操作方法比较少。听说美国也办作家班，他们把一篇小说拆成零件，再把小说组装起来，从技术层面讲得比较多。这种做法虽然比较机械，但对写作训练来说是有效的。
    读书报：文学评论对您有启发意义吗？
    刘庆邦：我看重文学评论。特别是对于评论我小说的评论，我都要看一看。前不久，贵州的何锐给我打电话，说今年《文学评论》第3 期发了王彬彬写的一篇长篇评论，评论是以我的长篇小说《遍地月光》为例，谈关于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得到信息后，我专门跑到社科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讨要了两本杂志，回来拜读后，受到了不少启发。
    我们写小说偏重于感性，或者说是感性出发。而评论家的评论理性的东西多一些，评论家常常能说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引导我们的创作。
    写作不是集体行为
    读书报：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首次设立主宾省——河南省，提出“文学中原崛起”的概念。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看待“中原作家群”？
    刘庆邦：中原作家群是存在的，这的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但写作从来都是个人的事，不是集体行为，是心灵化的内部生活，不是社会化的外部生活，写作还得靠自己挖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读书报：很多评论家注意到，无论是本土河南作家，还是走出来的河南籍作家，共同特点是“根性写作”。不知您是否认同？
    刘庆邦：一个地方出了这么多作家，应该与历史有关，与土地有关，与文化有关，甚至与语言的优势有关，值得分析。至于根性写作，我觉得这不仅是中原作家的特点，全中国及至全世界的作家，哪个作家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谁没有自己的根呢！
    读书报：您曾提到在多年的写作中不断要回去接接地气，在“接地气”的过程中，您体会到什么？有怎样的收获？
    刘庆邦：一个作家要做到持续写作，应具备以下六个条件：真正热爱写作；用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用劳动的态度对待写作；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知难而进；还要一个好身体。这六个条件当中，所谓学习的观点，主要是不断向生活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接地气的过程。
    读书报：中原作家群要想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庆邦：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力不能及。我想，中原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比如我们承认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好，可我们学不会、写不了那样的小说。就算你使劲模仿，写出来还是皮像肉不像，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背后恐怕有一个缺乏务虚哲学支持的问题。
    也想写厚重的长篇  
    读书报：您的写作习惯有哪些？妨碍你创作的都有哪些事情？我知道您喜欢喝一点酒，酒精给您带来过灵感吗？
    刘庆邦：我的写作习惯是早上起来写作，一般来说不熬夜。每天早上，当别人还在熟睡时，窗外还黑着，我就开始了写作。
    我这种习惯是在报社工作时养成的。我在煤炭报当10年副刊部主任，每天忙碌一天，晚上没有精力再写小说。自己又不愿意放弃写小说，怎么办呢？只有早早爬起来写。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早起早睡的习惯。妻子说我是个老农民，说老农民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说其实老农民的习惯不错，遵循的是自然规律。
    我没有酒瘾，自己在家不怎么喝酒，只有出来和朋友们聚会时才喝。我承认酒是好东西，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喝酒和不喝酒，精神不在一个层面的。喝过酒之后，确有一种飘飘欲仙、灵魂飞升的感觉。酒精没有给过我创作灵感，喝了酒我只想睡觉。我没有写过关于酒的小说，但人喝过酒后的状态我还是写过的。
    读书报：有很多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重复自己。
    刘庆邦：年纪大了创作力当然会逐渐消退。好比果树有挂果期，女人有生育期，作家的写作也有黄金期。年纪大了，激情没有了，想象力也会减弱。
    林斤澜跟我说过，他80岁之后，写东西很费劲，也想写，但集中不起精力。精力刚集中起来，很快就散掉了。上了年纪，能重复自己算是好的，多数情况是重复不动了。飞人乔丹倒是想重复自己呢，但他再也飞不起来了。
    读书报：作为作家，您有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局陷？事业中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刘庆邦：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太实，抽象能力不强，思想不够深刻。缺憾是还没有写出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
    读书报：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刘庆邦：想来想去，我决定从保姆这一点切入，写一组“保姆在北京”的系列短篇小说。
    我计划写8篇到12篇，目前已经写出7篇，分别发在《北京文学》、《作家》、《上海文学》、《花城》等刊物。等全部完成，希望能出一本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