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忆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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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当哭忆吾师——追忆董治安先生马庆洲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06日   15 版）

董治安先生

    直到此刻，我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我们敬爱的董老师已离我们远去！虽然在十几个小时以前，我们眼睁睁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将我们挚爱的老师推向不可知的遥远的天国。但我还是感觉老师没有离开我们，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此时是5月30日凌晨四时多，梦中醒来，满脑子里都是老师的影子，想起与老师在一起的那些温馨时刻，禁不住潸然泪下，不复再眠，只得下床捉翰，追忆那些承载着幸福的点点滴滴。尽管我也知道，像这样率尔下笔，老师如若有灵，很可能会怪罪我的冒失，但此刻，也只有写点什么，才能稍稍缓解一下胸中的悲伤。
    第一次见董老师应该是在1989年的夏秋时节，那时因有考研的打算，便在同学的带领下到位于山大南院的董师家中造访。除了介绍一下研究生招生的情况外，这第一次的见面，永远印在我脑中的就是，老师把新出的《古字通假会典》赠我一本，并且签了名！那时，我还认识不到这本巨著的学术价值，但手捧这厚如砖头的大书，还有老师的签名，那份惊喜，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真是难以名状。遗憾的是，对我来说，见证我与董师第一次见面的《会典》，在毕业前夕的混乱中，莫名地丢失了，这让我久久不能释怀。1996年9月6日，那天去看望董师，言及此事，董师说：“最近又印了一次，我再送你一本。”（但实际上送我的还是初版，这让我更加高兴）我又一次如获至宝，多少弥补了这些年来我心中的一个遗憾。老师的鼓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年考研时，专业课又给了我94分的高分。自知生性愚钝，难成大器，但老师的不弃和鼓励，使我走上学习研究古典文化之路，读古书也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庆幸，我遇到了一位良师，他是为人模范的“人师”，而不仅仅是教书的“经师”。他用自己的无言之教，熏育着我们自我砥砺、自我完善，坚定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人生之幸，孰大于此！
    董师对我们的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走出校门后，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都愿意找董师倾诉，只要董师点拨几句，往往就会茅塞顿开。董师的话要言不烦，但能一语中的，富有启发性，可称金玉良言。再后来，也是由于董师的推荐，我离开济南，投身费振刚先生门下，北上读书。这期间，董师也一直在关心着我，尤其是对我的论文，在选题、写作等一系列过程中，不断给予指导，从结构到行文，事无巨细，都给了我许多很具体的意见。而且，只要发现有与论文写作有关的材料，也总是留下来，并及时告诉我。论文答辩通过后，我想将它沉淀一下，过个十年八载再出版，但董师鼓励我，说我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文献方面的梳理，还是很有价值，尽早出版，于别人的研究也不无用处。有老师的鼓励，我抛却了懒惰，及时修改论文，并于2009年以《淮南子考论》之名付梓出版。遗憾的是，当时董师建议我再增加一些资料，突出文献价值，但限于客观条件，我没能照老师的指导去做。相反，我还将论文进行了一番精简，较毕业论文少了近两万字。《淮南子考论》出版之前，也有想请董师做个序的念头，但那时董师正忙于《两汉全书》及《中华大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的收尾工作，实在不忍心再给老师添麻烦，也就作罢。如今，老师遽归道山，书稿我可以再修改，但这序，我再去哪里找老师写呢？
    董师性情温和，望之也温，即之也温，对学生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想这么多年，未见过老师疾颜厉色，无论是我们在校时，还是毕业以后。八九十年代，研究生招生规模还很小，我们那一级古籍所只招了三人，老师给我们三人上课就如话家常，有时在教室里，有时到家中。那时两位同门已成家，经常会回家看看，我也就成了上课的“常工”，要不老师就找不着人上课了。记得有一次，我因周末外出访友，赶不上火车，两位同门也回家了，一下子空了店，好像是刘晓东老师，上课找不到学生了，整天乐呵呵的晓东老师估计那时真动怒了，想想一肚子学问找不着人听，确实不爽，所以，他也一定是到董师那里参了我们一本，因为事后董师也象征性地问了问我们原因，也仅仅是如此而已。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三年研究生经历中董师唯一一次略带有责备的问话了。董师在山大，舌耕笔耘五十余载，育人无数，2011年9月教师节，山东大学授予董师“育才功勋”称号。巧的是，这个奖章是12月份学校有关部门送到董师家中的，那天，我恰去看望老师，与他们在门口擦肩而过，董师告诉是怎么回事，我才知道老师获得了这份应得的荣誉，不禁脱口说“这是实至名归！”董师谦和一笑，没有任何喜形于色的表现，但老师的欣慰和高兴，我自然也能感觉得到。今年元月25日，是正月初三，与胡长青兄两家相约一起去给老师拜年，看到董师将这个奖章摆放在客厅的显目位置，知道老师对此的珍视，我便起哄，众人围拢又欣赏一通，老师在边上笑呵呵的。董师一生不汲汲名利，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奖章所体现的“教学育人”。
    董师爱生如子，对学生关爱有加。王洲明学长（我们入学时，他也是我们的老师了，但在董师面前，也只好委屈一下，做回“学长”，想必不会介意）回忆说：“没饭吃了，他们家的粮本随便我们去用，他们家的存折随便我们拿去取。”28日，学校开恩，董师的灵堂设在山大主楼——新知楼上，那天，前来吊唁的人流中，有不少董师早年教过的学生，他们有的也已白发苍苍，有的甚至步履蹒跚，得知先生辞世的消息，匆匆赶来送别老师，眼含热泪，不能相信老师真的已经远去，动情地感慨：“董老师人真好！”那一天，我与其他几位同门陪侍在侧，目睹了这一场景，从那触地有声的叩头声中，从那一句“董老师，我送您来了，一路走好”的真情声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董师的人格力量。
    董师对学生的关心是全方位的，他尊重每个学生的选择，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平等对待，从未厚此薄彼，关心的是学生的家庭幸福、是他们工作上的顺利与否，是他们取得的成绩，等等。从老师的言谈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每个学生的关心，更可贵的是，他从不贪功，从不把学生的成绩当作自己的功劳。董师执教山大半个多世纪，学生中也颇有一些在各行各业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做出了些名堂，但他却从不主动提及这些，更不会要求他们去为自己做什么。唯一的破例，我想就应该是帮我们这帮学生找工作的时候了。还记得我毕业时，不知怎么迷上了报社，董师给执掌一家大报的学长写信推荐，由于迟迟没有结果，而一家小报在看了我的几篇文章后，当即拍板要我去上班，年轻的我便心怀知遇之感，没有顾及其他，慨然投入“小报记者”的工作中。事后，董师从未流露过什么，反而为我能很快工作而高兴，事隔几年后，是其他人向我说起此事，讲董老师从不轻易开口求人，我才恍悟到这封推荐信的份量，对年轻时的冲动不免心生自责。
    对老师，董师也是尊师的楷模。他与高亨先生父子般的师生情，早已成学界佳话。1956年，董师从山东大学毕业，经冯沅君先生推荐，做了高亨先生的学术助手，开始了与高先生几十年的师生情谊。高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1953年，经冯沅君、陆侃如两位先生引荐，到山大任教，其时，高先生已名满学林。高先生对董师悉心栽培的事迹，被《大众日报》以《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为题加以报导，之后被《光明日报》（1961年9月28日）转载。董师也没有辜负高先生的期望，在学术上，继承了高亨先生以文献见长的朴实学风，言必有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成为高亨先生真正的学术传人。自1979年至1987年，董师几经寒暑，利用教学之余的时间，终将高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遗稿整理出版。董师把最宝贵的学术年华贡献给了高先生这部著作的整理，而署名仅仅是一个“整理”。高先生的其他几种著作，董师也花过很多的气力，但只字不提。高先生辞世前，将所有文稿资料都交与董师，叮嘱由董师全权处理，甚至家中的许多事情，也嘱咐由董师处理。去年11月10日，董师给我打电话，欣喜地告知又发现几种高亨先生手稿，其一为《周书》之注释，较有价值，将由王培元学长整理，征询可否纳入“高亨著作丛刊”中出版。董师把传承高先生的学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犹记整理出版《高亨著作集林》过程中，董师逐字逐句把关的严谨，也感受到了《集林》出版后董师如释重负般的欣慰。在此书出版后召开的研讨会上，董师不无动情地说：“如今，煌煌十卷、堪称精美的《高亨著作集林》得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当时，我深为这句话所震撼，没想到董师把结集出版高先生的著作视为一个“梦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技术原因，《古字通假会典》这部重要的著作未收入其中，董师至少有两次对我谈及此事。2005年6月20日，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山东大学联合在清华召开了一次“《高亨著作集林》出版学术座谈会”，会议期间，董师在一干徒子徒孙——年长的已过花甲，年轻的不及而立——簇拥下，漫步清华园，来到王国维先生墓碑前，肃然凭吊。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学统”，什么叫学术传承。
    学术之外，董师对高先生的热爱与敬重，也时常感染我。每次见面，董师谈的最多的就是高亨先生，我也由此听到不少的轶闻趣事。董师讲过一个故事，当时是感慨高先生对自己老师的敬重。说的是，在五十年代那段荒唐的岁月中，有一阵要求学生必须批老师，董师说“这怎么办，批老师怎么批”，苦思冥想不得其法，但在政治的高压下，谁也无法逃脱，后来灵机一动，采用“正话反说”的办法，在会上“批判”高亨先生“封建思想较严重”，言必称“静安师”、“任公师”，从不直呼老师的名字。事后，高先生把董师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治安啊，我怎么能直呼老师的名字呢！”听这段往事，心中肃然起敬，折服于老辈学者的泱泱古风。后来，我也时常转述这个故事，尤其是愿意讲给年轻的学生听听。
    董师不慕荣利，从不挟外力以自重。董师家中是徐州大户，据云有“董半城”之外号，然从未听他提及半字。在与老师二十余年的交往中，也绝少、甚至不记得听老师讲过钱的事。作为高先生的学术助手，董师也见证过一些大事件，如影响很大的毛泽东致信高亨先生一事，但董师从未提过，直到1994年，我才看到董师在《齐鲁文化》（1994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了一篇题为《高亨教授与毛主席之间的一段往事》的文章，了解到这段史实。想如今，不少所谓的学者动辄以与某官某款有过什么小瓜葛而沾沾自喜，其差别何能以道里计。董师与蒋维崧先生等书法名家有很深的友谊，按说，要几幅字挂挂，也是十分合理的，但我从未见他家中悬挂什么名人字画。记得有一次，应该是董师搬新居的时候吧，布置客厅，我随便说了句挂个字画什么的，董师当即言“我不懂书法，附庸那个风雅干吗！”对于地位显赫的学生，董师也从不主动言及，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中看到，某位学长主政一方，下车伊始，到山大看望几位教过自己的老师。后来，我见到董师时提到在电视中看到此事，董师也只是轻描淡写说一下，还提到，有人看到此事后，还找到董师，想让董师出面请托解决什么事情，言及此，董师甚至有点生气，说：“人家来看我，不过是一种师生情份，怎么能当真去麻烦他呢！”
    董师是高先生的学术传人，这为学界所公认，但每当提及高先生，董师言语总是多有保留，十分注意措词，以免借师自重之嫌。在与老师的交往中，我感到，他的这种自律，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而高先生毕竟是学术上的大家，每当需要对外介绍高亨先生时，董师总是十分仔细地斟酌用词，从不动辄称高先生这“家”那“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集林》出版前后，需要一些介绍高先生的材料，但如何给高先生“戴帽”，董师颇费思虑，反复掂量，最后还是称高先生为“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董师写过一篇《高亨先生传略》，他曾和我提起此文写作的不易，既要准确评价高先生的成就，又不能说过头话。其实，我们何尝不知道，董师对高先生的生平、学术胸中了然，所谓的“不易”，主要就在于如何拿捏好尺寸。安平秋先生在《高亨著作集林》出版研讨会上曾云：“我看第十册（指《集林》）有一个《高亨先生传略》（笔者按：此文是经董师修改后，作为附录收入文集的），开头两句写得很朴实，意思大概是高亨先生是国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著名学者。我看了愣了一下，这大概是董先生的手笔，这反映了高亨先生和山东大学的风范。”
    董师以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感染熏陶我们。影响所及，同门多淡泊自处，不汲汲名利。有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廖群学姐相遇闲聊，谈到我自己的处世方式、生活理想等，大概是过于老庄了，她听后惊呼：“董老师的学生怎么都这样！”耳熏目染，能不斯乎！董师对我们的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文要谨慎，不说过头话。至少我个人为文，这条原则总如皮鞭一样，高悬在我背后。一次外出参会，在机场邂逅同路的一位还算熟识的学者，谈及董师，他感慨：“董先生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董师为文的这种境界，吾辈难以企及。但言必有据，把话说得恰到好处，是吾辈所牢记并努力争取的。201１年11月，我应约写了一篇关于清华与山大中文古典学科渊源的文章，涉及到高先生、董师及陆侃如、萧涤非及其学术传人等，其中的一些人和事，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便请董师把关，并提前发去电子稿。12月14日，我回老家祭母，专程到山大，面见董师，听取董师意见。董师对此文的角度、基本的论述等，给予了肯定，认为清华与山大的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并给我讲了山大老辈学者中其他的几派传承。因文中涉及董师的篇幅不少，我深知老师为人的原则，便怯怯地探问文中的表述是否可以，有没有过头的话，董师玩笑似的说：“有说好话的苗头！”我也不禁一乐。其实，我已经尽量把话往低里说了，只讲一些基本的史实，不敢有半句溢美之辞。也就是这一次见面，董师又和我谈到，五六十年代的史料也该抢救整理了，很多事情都不好考证了，如萧涤非先生何时做过中文系主任，都记不清了。董师还讲到，他手头尚保存着高先生的一批书信，足有八九十封，原先还多，但有些找不到了。我动议可否整理一下，公开出版，董师表示尚有不便，但可以先整理着。董师也感到整理起来并不易，有些只有日期，没有年份，最可靠的依据——邮戳，也因当年小外孙女集邮剪掉了。对没有将高先生的信都完整保存下来，董师不免流露出一丝的惋惜之情。一个多月后的元月28日，即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又去董师家中，归还董师借我参考的萧涤非先生的纪念文集，钱曾怡老师看到这本书，也勾起一些联想，讲了几段老先生的趣事，颇能让人莞尔一笑，加深了我对山大老一辈学者的认识。行文至此，我又翻出这份底稿，老师是用废弃的A4纸打出来的，上面用铅笔做了很多批改，对我仓促中出现的打字错误，也一一圈出，铅黄满纸。睹物思人，谁能想到，这竟是董师最后一次为我修改作业，思之怆然！
    董师从不言人非。人在江湖，孰能事事如意。这么多年，董师也遇到过一些不公的事情，我们也耳闻一点。但这么多年，董师从未在我们面前说过自己的委屈，从未从他口中听到一点他人的是是非非，而听到最多的，是他对别人的长处的肯定。对校内的是如此，对校外的亦复如是。在与董师聊天的时候，每次言及高校古委会、言及安平秋先生，董师对安先生的办事能力总是赞赏不已，夸他有王佐之才。我也因陪董师，得见两位先生在一起的那种莫逆。安先生郑重地讲过，他一直把董先生当作老师看待。在我看来，两人的友谊纯然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
    想到董师，不自觉地就会想到师母钱曾怡先生。董钱二师是令人称羡的一对学术伴侣。二人同学，都做学问，各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最终都成为博士生导师。二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在我们眼中，从未见两人有过什么争执。在董门弟子的语言中，对钱老师是不用“师母”称呼的。每次我们去家中看董师的时候，温润如玉的钱老师，也总是走出书房，用一双不曾受过任何世俗污染的明亮眼睛，笑眯眯注视着我们，用动听的带有吴语软音的普通话，嘘寒问暖，如慈母般陪我们小聊一会儿，问问孩子、问问大人，然后静静地又回到书桌前，做自己的事情。“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其斯之谓欤？有时打电话给老师，如果是钱老师先接，一定会听到她喊：“董治安，小马电话。”随后还要说上句“都好吧”。钱老师一直都是直呼董师的名字，那份亲切，让人好生喜欢。郑杰文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董先生和钱先生人都非常好，在家里，他们俩人一人一张书桌，各自安静地做学问，据我所知，老两口一辈子没怎么吵过架，特别让人羡慕。”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感受。董师那温暖的家，也成为我们弟子心中一处美好所在。我后来离开了济南，但每次回家省亲，无论时间长短，到山大看老师都是必有的课程。去看董爷爷、钱奶奶，也成为我们几家孩子春节时共同的期盼。
    董师不是那种只知读死书的腐儒，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做过系主任，亲手创建的山大古籍所，也已是知名的研究机构，煌煌1300万字的《两汉全书》，能历时十六年方始告峻，说到底也得力于董师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对该负责的事情，董师一定会全力做好，做完美。董师胸怀开阔，心怀天下。每次我回去看望他，总不免聊点时事方面的话题，有时也谈点宏大的主题。我也注意到，最近几年，每次去董师家中，总能看到济南的几份主要都市报，都整整齐齐摆放在茶几上。这也让我体会到，董师虽不喜政治、不热衷官场，但对国事、天下事却一直有种深深的关切，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董师也不是那种不苟言笑的假学究，很通达有趣。多年来，董师一直担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每年总得来北大几次，一般都入住勺园。每次来，他总是给我打个电话，好几次，开口时先开玩笑似的说“先向你报个道”。每当听到董师那熟悉的声音，幸福便流遍全身，遂不顾一切，颠颠直奔北大而去。好几次，我想请老师吃个饭，表达一下做学生的心意，但董师总推说不必，反而留我一起在会上吃，就这样，我也蹭过古委会不少饭。前几年，有一个图书选题，我事先已鼓动好，但另外两家社也看上了，并上门做工作，自然是无功而返。事后，王承略兄告诉我，董师当时云：“庆洲，兄弟也；他们，朋友也。”闻听此言，自是感动不已。“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哲人其萎，能不伤呼！
    5月29日，是最后送别老师的日子。一大早，收到妻的短信，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也禁不住怀念起一年多前辞世的母亲。想起来，母亲为人处世的低调、与世无争的淡泊，还有那“望人好自己才好”的善良，都和董师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为里闾交口称颂的好人。那一天，济南的天阴沉沉的，一如我怏怏的心情。一大早，我到处寻找报摊，因为前一天《生活日报》的记者来采访，要做一个纪念专版，所以急于想看到报纸。当我来到位于山大南门旁的摊点时，卖报的大姐正看着董老师的照片，语带哭腔，喃喃地说：“这大爷怎么走了呢，他每天来买报纸，都是笑眯眯的，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是山大最好的人了。”我借机与她攀谈了几句，她好似也没有从悲伤中回过神来，只是不住地念叨董师如何如何好，甚至说她公爹走的时候，她都没这么难受过，痛心“好人怎么不长寿”。
    董师生于1934年，还不及杖朝之年，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与当今平均寿命相比，也才刚刚及格。念此，能不痛哉！望着那灰蒙蒙的天，我也想发问，“好人为什么不长寿？”“天你何以要丧斯文？”苍穹啊，你能回答我吗？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文长歌当哭，愿好人能在天国安息，再无尘世的烦扰！董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