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教书·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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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教书·写书

            ——我的行走之路

                                                      
                                                    闫学

读书，教书，写书，这是我在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中一直在做的三件事。
这些年不断外出讲学，与全国各地的教师朋友交流最多的也是这三个话题。经常有教师朋友问我：你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我所谓成功的经验便是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教师的成长之路：除了教书，我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读书和写书。教书给我的读书提出了最直接的动力和诉求，也给我的写书提供了最丰富、最鲜活的灵感和素材；同时，不间断地读书和写书又反过来极大地提升了我教书的能力。可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三者互为因果，这样的良性循环成为我教师生涯的主旋律，也是我为自己开辟出来的一条充满艰辛与快乐的行走之路。
但一个人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并非先知先觉，在寻找这条路的过程中也有过迷惘、困顿的时候。怎样走出这些大大小小的低谷？我的经验是：一个人要学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教师生涯中最重要的遇见

很多年前，那个懵懵懂懂的女孩刚走出校门又踏进了校门，她由一个爱做梦、爱看电影、爱打扮、爱写诗的女生变成了教师。教师工作的繁杂和与此俱来的茫然，使她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可是，很幸运地，她读到了一本书，遇见了一个人。那是《给教师的建议》，作者是一个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师。
这是她教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遇见。她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教师，她第一次发现教育是如何作为一种信仰融入一个人的生命，她第一次意识到做教师原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她又重新开始做梦，她想做一个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教师！
——摘自《为了爱孩子，我们做教师》，《教师月刊》2009年第1期

这个幸运的女孩就是我。
1991年，我大学毕业走上了教师岗位。直到今天，在反复阅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体系，甚至在写完了《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这两本书之后，我依然为自己当初的遇见——更为这些年在研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过程中那些不断的遇见，而倍感惊喜和幸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阅读苏霍姆林斯基，学着苏霍姆林斯基写一些教育故事。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写的这些教育故事叫“教育案例”或“教育随笔”。后来，我开始不甘寂寞，漫无目的地给各类教育报刊、杂志投稿。于是，大量的教育故事陆续发表了，我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教育报刊、杂志上，我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来，那些文字自然是十分清浅的，也不乏天真和幼稚，但这是一个青年教师不断成长的履迹，充满了率真、热情与激昂。而这些文字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收录到我的第一本书——《牵到河边的马》之中。可以说，若没有那个时期的摸索式写作，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
在这个时期，原《教师之友》杂志社主编李玉龙老师给我的鼓励最多。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教育教学理念与实践以及教育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给我提出良好的建议。应该说，这是我教师生涯中又一次重要的遇见。
多年之后，我不断地被追问：你是怎样走上教育写作之路的？若要追根溯源的话，正是这些美好的重要的遇见使我尽快走出了一个新教师最茫然无助的时期，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教育写作之路，走上了教育研究之路。

公开课上的磨砺与成长

在大量撰写教育故事的过程中，我观察学生的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思考课堂的维度与深度也跟以前不一样了。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我开始有机会上公开课了。如果说日常教学让我获得了许多琐细而平和的愉悦，那么在公开课的舞台上，我获得了一种教书的高峰体验。应该说，我长于写作，但我又可以自豪地说，我也是在公开课的舞台上摸爬滚打起来的。我一直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一个不能在课堂上展现自己对教育教学的理解与思考的教师不是真正的名师，一个真正的名师不应该惮于将自己对教育教学的思考与大家分享。公开课便是一个重要的舞台。因此，我不拒绝上公开课。在做一线教师时，我为自己争取各种机会上公开课；在做教研员之后，我上的每一节课都成了公开课。
虽然并不是每一次公开课都能够获得认同，但上公开课的经历却加速了我的成长——

从第一次公开课开始20分钟后就没东西可讲、腿肚子直哆嗦的悲惨失败，到以扎实的教学实力无可争议地成为济南市教学能手，她用了７年。
3年后，山东省各路中小学教学高手一路拼杀，齐集日照。闫学跻身其中，并凭藉对《童年的发现》一文的说课和精彩答辩，成为山东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特级教师。这一年，她32岁。
——摘自王军、李炳亭：《为什么是闫学》，《中国教师报》2004年8月11日1版　

“这一年”，是2002年。
被评为特级教师，作为我教师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我开始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当然包括要求自己在课堂教学上能有大的突破。于是，我先在自己的班里做了各种尝试和探索，再争取在各级各类教研活动中执教公开课。这种“争取”自然有某些浅薄的虚荣心的成分，但渴望走出封闭的空间，渴望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是当时内心深处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我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教师，我只是想，要突破自己，要化茧为蝶，要行走，要向上，不断地向上……
在这个不断自我挑战而又充满焦灼的时期，原《中国教师报》山东记者站站长李炳亭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不仅成为《中国教师报》的名师专栏作者，也开始迷恋起公开课的舞台。这些年，我逐渐地走遍了全国。我把公开课教学看作是日常教学生活中的一次次自我突围，看作是一次次心灵的自由开放。我执教的公开课，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但也有不少失败的“样本”。但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给教学提供一个可资研究的案例，就是公开课的价值。我为自己有能力、有机会不断创造这种价值而自豪。

给自己插上飞翔的翅膀

读书与写书，是我给自己插上的一双翅膀。
这些年，我除了教书，也不断读书和写书。我从苏霍姆林斯基读到卢梭和杜威，从教育理论经典走进开阔的人文视野，我在广博的阅读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底色。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写作形式——读书随笔，这是最好的将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的方式。从2004年起，我开始集中写作读书随笔，《中国教育报》编辑张圣华、徐启建老师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后来是郜云雁和郭铭老师不断向我约稿，这些读书随笔均以较大篇幅发表，并迅速被一些教育网站和个人博客转载。那些文字充满了真切与个性，受到一线教师的普遍欢迎。2008年1月，《教育阅读的爱与怕》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出版，而书稿的基本组成部分，便是这些年写作的大量读书随笔。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提出了“读书就是生活”的理念，倡导“读书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于2006年底，被《中国教育报》评为“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之一。
2008年春天，原大夏书系负责人吴法源老师给我来电，他建议我写一本新书——《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于是，我站在一线教师的立场，结合这些年自己对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研究，紧密联系当下中国教育的现实做了一些思考。在经过了十分浩繁的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2009年1月，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面世，便引发热销，成为2009年度中国教师用书的畅销书。一线教师的欢迎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开始继续挖掘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并开始写作另一本新书——《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如果说《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是站在一个非常开阔的背景下去研究、展现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师面临的处境，着力探讨的是如何做一个好老师，那么，《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班主任》的关注点则更加集中，着力研究、探讨的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班主任。此书于2010年6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迅速成为全国各地班主任培训的重点推荐书籍。
在这样不断的读书和写书的过程中，我的“专业”——小学语文教学也逐渐走向成熟。2010年5月，《我负语文——特级教师闫学的教学艺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集中展现了这些年我在语文教学上的探索与思考，并成为《中国教育报》暑期教师阅读推荐书目之一。
现在，我又在写新书了。在大夏书系负责人李永梅老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着力进行文本解读的研究，并已完成近三十万字的书稿。这样的研究和写作犹如爬山，但当你经过了艰苦的跋涉终于攀上顶峰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了一种美好的快慰，这种体验总让我迷醉，可能这也是我这些年不肯停笔的原因吧。
读书，教书，写书，就这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