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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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上)——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王海光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04日   05 版）

    1971年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至今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真相扑朔迷离，史料支离破碎，坊间不断流传着各种说法，不同版本很多。在这些说法中，有的是需要进一步理清楚的真问题，大量的不过是些传言和臆想，许多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亦有一些人故意簸土扬沙的造谣惑众之事。笔者在撰写《“九·一三”事件循时考》文章时，曾看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舒云女士的大作《“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载《文史参考》2011年9月上，第17期），对作者精心设计的“十大谜团”颇感诧异，试为一解。
   舒云女士自诩为“九·一三”研究专家，时不时就有“爆料”出现，制造些哗众取宠的噱头。这些“爆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离奇古怪，对其质疑声一直不断。这篇《十大谜团》，是舒云女士的一篇核心文章，脱胎于她在海外出版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文章中的闪烁其词之处，在该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下文所引舒云女士文字与观点，均出自《谜团》与《调查》，不另行注明）《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是一本以“完整调查”为卖点，以大陆观光客为销售对象的书。作者书中提到的许多当事人，笔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采访过，他们所谈的情况与作者所述的情况出入很大。“完整调查”中的“调查”，有的是大量羼水，有的是随意曲解，有的干脆就是作者托名被访者的故意编造。该书罗列的32个问题，其实不过是一些唬人的噱头。其叙述内容时间错乱，逻辑不清，头绪杂乱，前后矛盾，史实错讹甚多，实在难以置评。好在这篇《十大谜团》问题比较集中，是“完整调查”的一个压缩版，代表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比较方便我们探讨一下舒云版的“九·一三”之“谜”。
   《十大谜团》文中所罗列的10个“谜团”，基本不在一个问题层面上。不仅各“谜团”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夹杂不清，而且篇幅大小也严重失衡。有的“谜团”占到4页半，有的“谜团”只有一页的1/3。尽管文章的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有些重要人物的职务还都搞错了 （如文章中称江腾蛟的职务是空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江腾蛟当时的职务只是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但其中心思想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林彪的“九·一三”外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敲山震虎的“局”，让林彪家族掉入了彀中，仓皇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由此，作者发挥出了超人的想象力，试图在北戴河和中南海之间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管道，在林立果的“小舰队”和林彪身边寻找毛泽东的“卧底”……从而编造出了这个“十大谜团”的假说。这个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谜团”假说，综合了坊间的众多流言，加上作者的臆想，过程编造得更加完整。本文撮其要点，重新组合问题，按时间排序，将其“十大谜团”逐个解析，一探究竟。
   1 毛泽东南巡的“打草惊蛇”之谜
   关于毛泽东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南巡的问题，不少海内外学者都持“敲山震虎说”的观点。“敲山震虎说”的核心是一个“逼”字，其中心思想是：毛泽东南巡给各地军政大员谈话，有意敲打林彪集团，挫败了他们实施政变、南逃、北叛的计划，最后林彪一家叛逃苏联，葬身异国。笔者对该说持有怀疑，认为这是事后之论，是从结果向前倒推过来的认识，放大了毛泽东南巡的整林动机。笔者认为毛泽东南巡的主旨并非意在“敲山震虎”，而是“釜底抽薪”，是为了防止林彪军人集团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重演庐山会议上的一幕，而向各地军政大员打招呼，不要跟着他们起哄，对林彪有敲打但还是“保”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而林彪家族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反应激烈，认为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毛泽东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端出来。于是，林立果紧急从北戴河回京召集“小舰队”密谋刺毛政变，不果后又部署南下广州的计划。两事俱败后，林彪一家心虚胆寒，仓皇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关于这个“釜底抽薪”之说，笔者将以专文论之，此处不赘。
   舒云女士把毛泽东南巡“敲山震虎”说更往前推了一大步，虚构了一个“打草惊蛇”的行为逻辑。她认为：毛泽东给各地主要领导人讲话批评林彪，就是想要林彪的亲信们把话传递给林彪，逼着林彪做出错误的反应，以便有借口收拾林彪。终于，林彪线上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先后“中了圈套”，分别向李作鹏和周宇驰、于新野透露了毛的南巡谈话内容。这些情报通过李、周、于传到了北戴河后，引起林彪家族的恐慌，于是，舒云所谓的“‘蛇’动了，‘虎’也动了”。林立果“小舰队”立即开始了刺杀毛的行动。林彪家族的行动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于是他布置陷阱，步步紧逼，最后设计逼跑了林彪一家，让他葬身异国。“打草惊蛇说”是舒云“九·一三”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并推演出了一整套毛周设局的故事。然而，舒云女士这个煞有介事的“打草惊蛇”说，全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纯属是欺人之谈，硬生生地编造出来了这些所谓的“九·一三谜团”。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刘丰有没有主动向林彪报告的情况？刘丰是参加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在129师工作，国共内战时期是在刘邓麾下的晋冀鲁豫部队工作。他的军旅生涯与林彪没有交汇处。直到“文革”期间，两人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1971年9月5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武汉访问时，刘丰曾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私下透露给了李作鹏，但这与向林彪报告完全是两回事儿。据《李作鹏回忆录》所述，这是刘丰“无意中脱口”说出的，过后他还有些后怕。9月6日，李作鹏回京后把毛谈话透露给黄永胜、邱会作时，专门叮嘱他们不要告诉叶群和吴法宪。至于后来黄永胜私下打电话告诉了叶群，这绝非是李作鹏的本意。（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在“两案”审判时为自己辩白说：他如果想要告诉林彪、叶群，直接通过他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兜圈子。这话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不是毛泽东要求广州军区传达他的讲话？舒云女士讲：毛泽东在武汉等了两天，见刘丰还没有报告林彪，毛只能继续到南昌、长沙，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认为他们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的。这完全是向壁虚构的杜撰。事实上，广州军区内部开吹风会传达毛泽东给军区首长的谈话，这并不是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而是参加谈话的广州军区领导人感到毛的讲话很重要，在韶山滴水洞开会研究时自行商定的。（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广州军区在9月5日召开吹风会传达毛南巡谈话时，会议主持者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规定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上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就是要防止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将会议情况报告北京的军兵种首脑机关。
   再次，顾同舟是否是主动向周宇驰报告的情况？舒云女士说：顾同舟上了圈套，向林彪方面透露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内容。这也纯粹是她的臆想。顾同舟给周宇驰透露广州军区吹风会的情况是事实，但顾之所以能够给周透露，是有其特殊性的。顾原来是在北京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校长，与空军司令部的周宇驰、于新野非常熟悉，1970年4月调任广州空军参谋长。9月5日下午和晚上，顾同舟参加广州军区召开各军兵种常委参加的内部吹风会，周宇驰因其他事情打电话给顾，没有找到。5日深夜23时半，于新野给顾同舟打电话探听会议情况，顾给于讲了吹风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于做了记录。次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记录的毛谈话要点送给了林立果。6日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他将毛南巡谈话整理一份文字稿送来北京。7日，林立衡、张清林、张宁一行到北戴河。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部署政变事宜。
   从上述可见，无论是刘丰，还是顾同舟，包括李作鹏在内，都没有把毛林对立起来的“路线斗争觉悟”，都没有主动去向林彪家族报告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自觉性。对毛泽东南巡讲话十分敏感，并做出了极端反应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家族的人。即如舒云女士所言，刘、顾等人“中了圈套”，那也只能是中了林彪家族方面的圈套，而不是毛的圈套。
   2 毛泽东专列
     调动之谜
   舒云女士为证明毛泽东南巡是“打草惊蛇”，故意逼跑林彪，还提出了一个“福尔摩斯”式的破案假说，断定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了如指掌。《谜团》内称：9月9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据点商量在上海一带谋害毛的计划，毛泽东就提出转移专列。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在上海时还为在专列150米外的虹桥机场油库放双岗。作者的意思是说：林立果们在北京暗中讨论谋害毛泽东的每项计划，毛泽东马上都会迅速地采取防范措施，这是因为毛在林立果身边安排有“内线”。舒云女士对她的这个“内线说”颇为得意，当作是独家研究的惊世新发现。在她的《完整调查》一书中是这样讲的：作者“惊人地发现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刚刚议论之际，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议论如何杀毛的时候，毛分外警觉。林立果说炸专列，毛马上命令专列转移，汪东兴还提出在专列上搭个棚子防晒（实际是防轰炸）。林立果说炸硕放桥，硕放铁路沿线马上派部队巡逻，严查铁路涵洞、桥梁。毛突然调回专列，紧急开往上海。林立果想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汪东兴命令油库加双岗，毛泽东到了上海不下专列，随时准备出发。最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白天到了丰台，却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作者还说：“毛泽东回到北京，谁报告的林立果？这才使林立果连夜飞往北戴河。……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注：指杀毛、南下、北逃）都没有展开，更充分地说明了毛有内线。”
   这个假说有着天方夜谭般的想象力，以为那时的信息环境如同今天手机网络时代这样便捷了。林立果们在北京有什么风吹草动，“卧底”们立马就报告给正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林立果一举一动明察秋毫，都在掌控之中，即时采取措施。犹如一只狡猾的老猫在玩弄这些小耗子，伺机向他们伸出利爪。但是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难看出，这又是舒云女士编造的一个缺乏基本常识的拙劣故事。我们来查看一下毛泽东调车时间与林立果回京时间，看其能不能构成舒云女士所说的因果关系。
   从毛泽东方面：毛泽东9月3日下榻杭州后，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9月8日晚21时左右，毛泽东给汪东兴提出把专列从笕桥专用线调开。当时汪东兴没有找到负责杭州警卫工作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让陈的秘书办理的调车手续。陈励耘是在晚上22时10分接到的汪东兴调车通知，马上办理了相关事宜。9日凌晨1时许，毛的专列从以往停放的飞机场专运线，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专线上停放。按照汪东兴的要求，随行人员给主车和餐车上搭了防晒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从林立果方面：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携带林彪的“九八”手令，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当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密谋刺杀毛泽东。林立果提出三个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周宇驰还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腾蛟画了油库和车站的位置图。林立果说：“首长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该材料为“两案”的机密资料，由舒云在其博客公布于众，以下未注处均来自该材料）把这些史料摆出来，这个“谜团”的荒谬性也就不证自明了。
   首先，从时间上看，是毛泽东调走专列在先，林立果策划谋杀毛的阴谋在后。也就是说，毛泽东决定调走专列时，林立果还在北戴河飞往北京的途中，还没有跟包括周宇驰在内的“小舰队”人员策划谋害毛的事情。除非毛泽东有千里读心术的神通，在林立果刚刚产生了要谋害他的念头时，就立即察觉到了将有生命危险，这才会有事先调走专列的先见之明。
   其次，林立果和“小舰队”这时候的刺毛密谋，还没有提出用飞机轰炸专列的计划，提出用飞机炸是9月11日的事情。（鲁珉1971年9月18日的交代，江腾蛟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段时间，毛泽东本人还住在杭州，不住在专列上。舒云女士提出的毛泽东调专列是为了“防轰炸”？真不知这是从何谈起。至于在主车和餐车上搭防晒棚是为了防空袭，更纯粹是作者自己缺乏基本军事常识的臆想了。连小孩子都知道，如果要给专列做防空伪装，全部专列都得做，并且要与周围地貌保持一致，如果只单独给主车和餐车做，反而使得目标更突出了，是适得其反的效果。至于“防轰炸”之说，搭个防晒棚大概也只能起到防鸟屎的作用吧。
   再则，部队和民兵巡查毛泽东专列沿途的涵洞、桥梁，这是中央领导人专列运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直到现在的专列安全保卫工作也还是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太常识了。至于专列到上海时，汪东兴在离专列150米的虹桥机场油库放了双岗，这更是很正常的警戒保卫工作。如果不这样做，倒真是汪东兴和警卫部队的失职了。很难想象得出来，舒云女士怎么能够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专列安全警戒工作和林立果的刺毛密谋联系起来的？
   最后，说到底，林立果等在密室商议的这些谋害毛泽东的计划，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而已。林立果动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空政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和他诓骗来的原林办秘书、驻洛阳陆军第127师政委关光烈等人去干，均遭托词婉拒，给他摆出了一大堆实施不了的困难，最后林立果的刺毛计划只能是胎死腹中。林立果当时骗关光烈等人说是去打张春桥的专列，还没敢说是去谋害毛，他们已是畏缩不前了，林立果无计可施。也只有《谜团》的作者，才会把这些儿戏般的密谋设想当作可以实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地要去寻找毛泽东敲山震虎的所谓“线索”，编造出了一篇“防轰炸”的故事。
   3 毛泽东南巡的回京时间之谜
    9月12日毛泽东南巡突然回京，使林立果们刺杀毛的密谋计划宣告破产，也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坊间流传了许多说法，而以舒云女士的说法最为离谱。她在《十大谜团》中说，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毛泽东于9月12日结束南巡返京，是提前了半个月时间，“这一举动十分反常”。然而，她的这个“反常”的推论，其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一生乘专列出行共72次（1971年毛南巡是第71次乘专列），9月底（25日后）回程的数量非常有限，仅有4次：1955年9月去北戴河，9月25日回京；1958年9月去杭州，9月29日回京；1959年9月去河南，9月25日回京；1961年7月去上海、南昌、汉口，9月27日回京。其他所有行程再没有9月底回京的事，绝无“一般”可言。《谜团》作者凭空编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逻辑前提。
   另外，《谜团》说毛泽东专列从济南“直接开回北京”，这也是错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13时10分抵达北京丰台站。毛泽东在专列上与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谈话。16时许，专列到达北京站，毛泽东即乘车回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休息。《谜团》作者故意模糊毛泽东专列回程的停留时间，谎称毛泽东专列从没有在白天进过北京，把毛泽东下午回到中南海说成是黑天以后的事情，并煞有介事地宣称：这是为了防止林立果派飞机轰炸。作者虚构这些倒转日月的东西，意图就是要说明毛泽东急于回京的行动，是为了给林彪家族布置死亡陷阱。
   为了说明毛泽东突然回京的举动是要给林彪家族设置死亡圈套，《谜团》作者编造出了一个林立果如何中计的情景。其“谜团”之二说：林立果得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电话报告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的消息后，“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断定“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但毛泽东让汪东兴将他回京的消息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给林立果，林立果这才紧张起来了，决定当晚飞回北戴河。作者的意思不难理解：这是毛泽东实施“敲山震虎”计划的最后阶段，故意放风把林彪一家逼跑。
   然而，《谜团》讲述的故事与事实真相差距甚远。所谓“毛在9月25日之前不会回京”的设想，并不是林立果的认为，而是作者自己的想象。至于作者描述的林立果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消息后的“镇静”表现，更是作者自己虚构的想当然耳。
   历史事实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9月11日整天都在策划谋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方案，始终没有结果。晚上20时半以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又拉着空军作战部长鲁珉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继续商议。毛泽东的专列是9月11日12时半从上海开走的。王维国在晚22时许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接），告诉他们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此时专列已经开过蚌埠，走出了上海铁路局的地界。当林立果等人接到毛已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全场惊惧慌乱。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我，我们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待呢？”（王飞1971年9月28日的交代；李伟信1980年7月9日的交代；《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周宇驰发狠地说，他要在国庆节那天驾驶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稳住情绪后，宣布会议散场，刚才说的全部作废，不能说出去。随后，林立果将诓骗来实施政变计划的关光烈也放回部队了。这个场景如果不是“特别惊慌”，那是什么？随后，林立果与“小舰队”遂开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开会。16时左右，周宇驰交代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安排林彪到广州的飞机。19时30分，林立果先坐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当晚，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小舰队”核心成员王飞等召集“小舰队”的7人开会，安排明晨要把黄吴李邱带去广州的事情。（刘世英1971年9月24日的交代。《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疑团》中说的汪东兴告诉叶群关于毛泽东回京消息的事情，不见任何记载。作者说这是林立衡讲的。但无论是林立衡在9·13事件刚发生后写给中央的回忆事件前后的材料，还是她和夫婿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纪委的申述材料，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参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以作者的文品来看，多半又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退一步讲，即便是如《疑团》所说，是汪东兴告诉了叶群关于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那林彪他们就得要马上逃跑吗？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说，他回来还要和林彪谈谈。林彪为什么不敢给毛谈话，反而听到毛泽东回京的消息就要外逃苏联呢？
    4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布局对付林彪家族之谜
    《谜团》作者为了说明“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布局算计林彪，还引用了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的回忆为根据。引文如下：“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事实情况是：9月13日零点35分许，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报告说林彪乘飞机跑了。汪东兴也在场。当听到林彪出走的消息后，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请他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亲自汇报当晚发生的情况。当时，毛泽东还在睡觉，并不知道林彪外逃的事情。
    笔者再查周福明回忆的原文，这段文字是这样讲的： “9月12日晚上，主席吃过饭睡下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没有提前通知，而且总理来时匆忙，神态也很严肃。周福明凭着多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
    总理对周福明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林彪逃跑了。’
    周福明听后感到非常震惊，他知道主席在此以前点过林彪，林彪有些问题，可谁能想到他会逃跑呢。
    总理进主席卧室汇报去了。不一会，总理就出来了。总理对周福明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下令：‘林彪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仿佛空气都要凝固似的。周福明迅速地抓紧时间收拾所需要的东西。负责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还告诉周福明：‘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
    对照这两段文字可见，《谜团》作者是把原文的“林彪逃跑了”，改成了“林彪要逃跑了”，同时删去了“总理得知林彪出逃的消息立即来到主席游泳池住地”等文字。另外，《谜团》作者还同样方法改写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的文字，把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警卫部队在林彪外逃后采取的备战措施，提前到了林彪外逃之前。 （详情见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经过《谜团》作者的恶意删改，事情发生的时态就完全变了，从过去时变成了将来时，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毛、周共同布局设计林彪的阴谋“谜团”。
    5 谁是毛泽东“内线”
    卧底之谜
    舒云女士研究“九·一三”事件的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对林立果和林彪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于是她费尽心机地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的人进行排查，遍找谁是“内线”人物。在《完整调查》书中涉及的卧底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256号驾驶员潘景寅、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等。可能是因为说江腾蛟是“内线”太不靠谱，《谜团》中只涉及了三个嫌疑人。即：李伟信、李文普和潘景寅。
    先看一下李伟信的“内线”问题。《谜团》作者说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几乎与林立果“形影不离”，最有条件当“内线”报告林立果的行踪。在3658号直升机迫降之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捕。李被拘捕后，急切要找汪东兴，似乎要为自己证明什么。出狱以后，又经商发了大财。这些都成了作者怀疑李伟信“内线”的理由。
    事实上，李伟信根本不是什么与林立果“形影不离”的“生活秘书”。他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经常跑北京、广州，为林立果通过香港的特殊管道采购一些海外物品，如电讯器材等东西。李伟信效力殷勤，服务周到，林立果对他很满意，称他是“外贸部长”。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上海研究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负责接待，端茶送水，进进出出，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只语。9月8日下午，李伟信由上海来北京，曾参加了林立果、周宇驰谋害毛的秘密会议。期间，李伟信曾推说要去广州与香港方面的采购人员联系，想借机走脱，被林立果当即制止了。从“小舰队”密谋害毛，到劫持直升飞机，李伟信的表现都是比较被动的，内心很惊恐，但又无计逃脱，最后不得不跟着周、于去机场骗走直升飞机外逃。《谜团》作者要断定李伟信是毛泽东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内线，这是需要拿出证据来的。例如必须要说明他是如何同毛联系的，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的等等。这可绝不是胡思乱想的事情。
    《谜团》中讲，李伟信是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提审时急切要找汪东兴报告。这里的关键是，李伟信被拘捕后有没有要求找过汪东兴？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1日的供词讲，他在周、于自戕时放了空枪，然后自己去“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李伟信的亲笔交代，1971年10月11日，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这也就是说是他自己主动跑去报案的，不是被五花大绑抓走的。另据汪东兴回忆说，抓李伟信的时候，他喊的是要找卫戍司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吴德、吴忠的回忆和传记中，也都没有提到李伟信被捕后要找汪东兴的事情。在9月13日晚上，李伟信主动向审问他的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他不老实：“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等吴忠听明白李讲的“五七一”工程的事情后，大惊失色，手都颤抖了起来。（曲爱国：《百战将星———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绝对没有想到，在这起简单的劫机外逃事件里面还藏有这么大的阴谋。吴德、吴忠的这段回忆史料也可以作为李伟信不是“内奸”，他与汪东兴没有任何联系的有力佐证。
    可以设想，如果李伟信真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内线”，汪东兴或有关部门早就会派人把这位立下大功的功臣接走了，不会让他再跟局外人的吴忠白费口舌，泄露最高机密的。审判“小舰队”成员，李伟信被判刑15年，是判刑最重的一位。如果从李释放以后的事业发达，再反推他是“九·一三”事件的得益者，这更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从判刑的轻重上推论，那空军党办主任、副参谋长王飞的“内线”可能性最大。王飞是“小舰队”最核心成员之一，周宇驰、于新野都是他安排给林立果的，卷入林立果政变阴谋活动也最深，但最后在“两案”审判时因突发精神病免于起诉，补上了比他罪责要轻得多的江腾蛟。这里或许有些说不出来的隐情。
    6 林彪“九八手令”之谜
    《谜团》作者设计的“谜团七”，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和“九八”手令问题。这是林立果发动政变的“尚方宝剑”。林彪给黄永胜的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内容是让黄永胜“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另一个是林彪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九八”手令，林立果9月8日夜回北京时带回的，先后给十几个人看过，用它传达了政变命令。“九八”手令是中央专案组认定林彪发动政变的一个重要罪证。周宇驰等乘直升飞机外逃不遂，自杀前将这两份文件撕毁。在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就有这两份文件撕碎后拼接起来的影印件。
    《谜团》作者在这个“谜团”中，一开始就“爆”了两个假料。一是说林彪给黄永胜写的这封亲笔信，“王飞和黄永胜都否认见过”；二是说“被劫直升飞机上的录音机在忙乱中被按响，放出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这都是信口开河之言。
    第一、这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黄永胜确实没有看到，但在王飞手里来回经过了几次。9月11日，周宇驰将这封信交给了王飞，在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于12日中午从王飞手中取回。在准备实行南逃广州计划时又交给王飞，取消计划后王飞又将信还回。最后被于新野带到了劫持的直升飞机上。关于这封信的情况，王飞一开始就交代了，其供词上了中央文件，而且从来没有否认过。（王飞1971年9月28日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文件】）
    第二、在被劫的3658号直升飞机上，确实缴获了叶群与黄永胜的通话录音。但录音带已经被林立果调成了高频，当时根本听不出是谁的录音。后来是由公安部的技术人员把录音给调校出来了，才知道这是叶群、黄永胜谈情说爱的暧昧通话。（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关于林彪“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的问题，在坊间流传很久了。如有横写竖写的两个版本两种字体等等。实际上在“两案”时期，已经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最早就是来自“小舰队”涉案人的口供。江腾蛟在羁押期间曾说过，他当时看到“手令”，与中央文件上登的从周宇驰带到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这份的字体不太一样。最早是军旅女作家张聂尔向社会公开披露了这个信息。（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这就提出了有几个“手令”的疑问。
    2011年，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武健华发表了回忆文章《“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其中讲到他在北戴河林彪住所清查材料时，也发现了一份林彪“九八”手令。这说明，林彪的“九八”手令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很有可能是林立果带回北戴河一份，周宇驰随身带一份。周宇驰拿这份手令的用途，本是要胁迫黄吴李邱强行去广州的，去广州的飞机和随行人员也都安排好了。
    但问题是，纠缠“九八”手令有几个版本，究竟能有多么大意义吗？首先，林立果用“九八”手令，矫命“林副主席”指示，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政变活动，这是事实。而且，周宇驰、于新野也正是拿着这个“手令”，到沙河机场骗走了3658号直升飞机和驾驶员。这说明，“九八”手令在林立果的政变活动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另一方面，这个“九八”手令在政变中真正能起的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密谋政变中，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把关光烈骗到北京，给他出示林彪的“九八”手令，要他调部队来执行“五七一”政变计划。关马上推说，他调动不了部队，一个排也调动不了，调部队都得经过总参谋部下令。这虽是对林立果的婉拒，却也是军队的实情。军队的调动，要经由总参下达命令，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不能随便调动。别说是这个来历不明、语焉不详的林彪“手令”，就是毛泽东要亲自去调动军队，也得要经过这套程序，不是口说调动就能调动了的。李德生曾回忆说：毛泽东南巡回京在丰台车站谈话，要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到南口，李立即执行了。（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这是不准确的。往南口调动部队的事情，其实是9月13日晚上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开会决定的。（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所以，无论“九八”手令有几个，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只能是在林立果的熟人小圈子内发挥作用。一旦离开了林立果他们的熟人圈子，这个“手令”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实际上，周宇驰能够在沙河机场骗走3658号直升机，是因为他在这里学开直升飞机，人们都知道他是首长身边的重要人物，称他“二号楼首长”，而且引路的又是周的飞行教练，直升机团的副大队长陈士印，所以机场人员对飞行程序也就不太讲究了。也可以说，周宇驰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骗走飞机，“脸熟”要比“手令”更起作用。
    林彪“九八”手令，含义模糊，意指不清，只能是在林立果小圈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以动员的范围很小。林立果的刺毛想法只会是身边二三密友知道，对其他人并不敢明讲，而是以打张春桥为幌子，欺骗他们。因此，“九八”手令在“五七一”军事政变行动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手令更像是一个哄孩子的东西。在一个陌生人的场合，谁都不会认它的，遑论号令天下了。林立果们拿这样一个来源不明、意指不清的“手令”发动政变，纯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悖之举，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对案件定罪上讲，“手令”是很重要的政变证据；但对历史研究而言，“手令”问题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枝节的问题。过分纠缠这个问题，似有舍本逐末之嫌，只有小说家才有这样大的兴趣。
     7 警卫处长李文普枪伤之谜
    “谜团”之五是李文普的跳车枪伤之“谜”。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的警卫处长，林彪出逃的重要证人，他听到林彪在车上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知道林彪一家要叛逃苏联，决心下车，在下车时挨了林立果一枪。关于李文普是否自伤的事情，坊间炒作已不是一年两年了。关于李文普的流言，如他的枪伤是自伤，他是“卧底”，他与专案组有交易等等，源头就出自林家人之口。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请人捉刀写的《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硬说李文普挨的这一枪是自伤，还把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在温都尔汗坠机死亡的九人之一）也当作“卧底”，在海内外很有些影响。李文普被迫予以反驳，在《中华儿女》登载了他的口述文章《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说明了他到林办的经过，他在林办工作的情况，“九·一三”这几天北戴河的情况，他目睹的林彪一家外逃的经过，澄清了许多事实真相。之后，坊间说李文普是“内线”的声音逐渐沉寂。
    舒云女士在文章中断定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其理由是李的枪伤没有得到鉴定。为此，作者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人来作证明，如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张宏、姜作寿、陆军医，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北京军区281医院的医护人员等，最后还举出了一个大人物汪东兴出来说话：“算了，小节，不要干扰”，按下了这件事。
    《谜团》作者拉扯出的这些人，其实与鉴别李文普枪伤的关系都不大，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文中讲的所谓张耀祠说“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以及所谓周恩来、汪东兴等人的讲话，都是作者自己的编造，没有此事。李文普第一时间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时，讲的就是林立果打伤他的。中央警卫团当时给周恩来的电话报告，也说是林彪一行打伤了警卫人员外逃。李文普当时给为他包扎臂伤的医生说“枪走火”，这是敷衍外人的说法，并无不妥。至于《谜团》中说李还“偷偷”给护士留下了几张纸，更是作者胡思乱想了。李文普本人坚决否认张清林给他包扎过伤，还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护士留什么纸条吗？至于作者提到的汪东兴、张耀祠等人，他们都不在事发现场，起不了证明人的作用。汪东兴是中央级的大人物，根本管不到小人物李文普头上来，更没必要亲自出面去为李文普的枪伤一事解释什么。汪的这个“算了”的讲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谁讲的，作者都没有交代。显然，这又是作者在编造史料，故弄玄虚了。
    《谜团》作者一口咬定李文普的枪伤是“自伤”，翻来覆去纠缠不休，非得要把这件事证死不可。但是说李“自伤”的证据是什么？“自伤”本身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首先，从现场的情况看，李文普挨这一枪是完全可能的。据李文普回忆的现场情景：林彪汽车冲破8341警卫部队在58楼处的阻拦，从山上疾驶而下。李文普在副驾驶位置上，见状急喊停车，车立即停下，李随即下车。叶群见状，气冲冲地喊：“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李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接着他转身朝58楼（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部）方向喊话：“来人哪！”此时，车内林立果向他开枪，近距离1米左右，子弹擦过李的前胸穿透左臂，造成粉碎性骨折。从李文普下车，面对车内与叶群的答话，到他左转身向车左后方58楼的喊话，再到车内向李开枪，这些连续动作，是符合李文普左臂挨枪的射击弹道角度的。再则，警卫部队阻拦林彪汽车的地方距离李文普下车处仅有100米左右，李文普如果真的有什么自伤动作，紧随追赶过来的干部战士都是能看到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中队长肖奇明在事后写的材料中，都证明是车内开枪击伤了李文普。当时肖奇明一直追到离汽车只有五六步的距离，为阻止汽车开跑，还对着司机开了两枪，没有击中。汽车车门都没有关，就开跑了。在他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是能够分辨清楚李文普自伤他伤的情况。
    从另一方面讲，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枪有什么意义吗？诚如李文普所言：“我已从林彪汽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打自己一枪？”（李文普：《林彪卫士长不得不说》，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这话问得很理直气壮。
    其一，如果李文普是毛泽东派到林彪身边的“卧底”，那应该是奇功一件，胜利完成任务的功臣，为什么还会把他作为重点监护审查对象关押了4年之久。后来，林办工作人员全部解除审查后重新安排工作，李文普则因为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林、叶要逃跑的情况，被认为是“参与了阴谋活动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降级安排到最差的地方，在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石棉矿干了6年，是林办工作人员中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吃苦最多的一位。《谜团》作者说对李文普的处理“轻而又轻”，这完全是闭着眼说瞎话。
    其二，作为一位警卫“副统帅”多年的老资格警卫干部，李文普为什么要跳车？他难道不知道放弃警卫对象的严重后果吗？如果林彪的车子只是在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如果林彪乘飞机只是到大连、广州或国内的任何地方，那么就凭李文普这个擅离职守的行为，就得被立马拿下问罪了。放弃保护林副统帅的警卫职责，不顾林副统帅的生命安危，自己跳车逃跑了，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啊！李文普他敢吗？所以，李文普如果不是听到了林彪讲“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话，也一定是听到了同样严重的话，能够肯定林彪他们此行是要去国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否则他是不敢顶着这个杀头重罪擅自跳车的。
    其三，即如《谜团》作者所言，李文普是跳车以后又自己打了自己一枪，那只能说明一点，这就是在汽车里发生的事情，性质上是非常非常地严重了。已经不是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叛逃的问题，而是林彪自己要叛逃的问题了，李文普不打自己这一枪是没法给组织上交待清楚的。如果不是林彪自己要跑，如果中央警卫团在山海关机场把飞机截住了，抓住了叶群、林立果，成功地“解救”了林副主席，那么，李文普也同样脱不了擅自放弃保卫“副统帅”职责的追究，仍然还是杀头的重罪。所以，如果说李文普的这一枪是自伤，其实并不比被林立果打伤的事件性质更轻，甚至还会更严重些。可见，纠缠李文普的自伤和他伤的问题，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无论说是自伤说还是他伤说，都不会改变关于林彪外逃这一基本事实的判断。
    8 256号三叉戟驾驶员
　　潘景寅和专机
　　强行起飞之谜
    《谜团》的第六谜，是说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和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的问题，但作者的语言混乱，自相矛盾，表述不清。作者先说：叶群要潘景寅强行起飞，“从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的‘问号’”来看，潘景寅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又说：潘景寅驾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后，“毛泽东说‘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个‘忙’是飞行员潘景寅‘帮’的。”还说：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林彪专机失事问题时说“飞行员是个好人”。这里，明显带有着对其“卧底”的暗示。在《谜团》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还讲了一些独家“爆料”，如编造说潘景寅在飞行前吃了安眠药，潘知道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的几个电话，当时在山海关机场上有人大喊“抓小林贼”，林立果在专机旁边打电话告诉北京的周宇驰“北上”等等。这些“爆料”，作者都是以他人之口说出的，其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只要读者有心核查一下，这些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例如：李作鹏当晚打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都是打给场站的（场站是海军管的）。潘景寅飞行前根本没吃过什么安眠药，当晚他一夜未眠，就在34师派驻机场的调度室里和调度主任聊天，根本不知道李作鹏打来的电话。在林彪一行的登机现场也根本没有人喊“抓小林贼”的事情，连“林贼”这个名词也是在批林整风时才出现的。专机旁的电话是场内工作电话，根本打不了长途。在专机旁打电话的人是专机机组的机械师邰起良，这是要叫机组人员赶紧上飞机的电话。作者编造这些东西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证明说：“九·一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林彪家族设的局，潘景寅是他们安排在局中的一个棋子。其实，这只不过是作者舒云女士给好奇的读者设的一个伪造现场之局。
    其实，关于驾驶员潘景寅和飞机强行起飞的问题，空军有关方面当时已经做过了详细调查，早有了权威论述。这些年来，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和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等亲历者，曾就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航线和迫降坠落的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最近康庭梓又出版了《亲历“九·一三”》的专著，详细解释了潘景寅和专机飞行之谜。 （如康庭梓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1年第2期；时念堂口述，戎志整理《专机师师长回忆“9·13”之夜》《中华儿女》，2001年第6期等文章。康庭梓著《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这些文章书籍已经清楚地讲述了256号飞机当晚飞行的整个过程，对飞行路线和坠机原因都有相当深入的专业分析。笔者曾多次采访康庭梓和时念堂等人，核实了许多有关256号专机的细节问题。他们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
    这里，首先简要叙述一下潘景寅和256号专机9月12日的飞行情况。1971年9月8日晚，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安排林彪回北京的专机，执意要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具体安排专机。随后，胡萍直接找到专机师副政委、256号专机驾驶员潘景寅进行飞行准备。12日上午，潘将挑选的专机组名单报送胡萍审核。12日下午4时，周宇驰通知胡萍安排了第二天随林彪去广州的飞机机群，并要256号三叉戟当天先送林立果去北戴河，让林彪次日清晨乘这架飞机去广州。下午6时，专机师指挥部下达专机飞行任务。潘景寅要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晚7点40分，专机送林立果等人直飞北戴河。256号三叉戟采取紧急出行方式，未办飞行手续，代号改称为普通客机252号。在当晚机组会上，潘景寅跟机组人员研究了飞东北、广州、重庆等航线，没告诉具体地点。潘要山海关机场给飞机加油到17吨，因接口不配套，没有加上油。潘景寅当晚未睡，在调度室聊天，守着电话。23时40多分，潘接到一个北京来的电话，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来的。通话后，潘景寅立即要求场站给飞机加油。零时5分，潘叫醒3位机械师准备飞机，有意没有惊动其他机组人员。随后，潘又接到吴法宪转达的周恩来不许飞机起飞的电话。零点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去停机坪登机。13日零点22分，林彪汽车急驶进入机场。13日零点32分，256号专机强行起飞。剩下的机组人员5人未能赶上飞机，飞机也没有加上油。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飞行方向先是西南240度飞行约4分钟，然后右转向280度（北京方向）飞行约4分钟，在河北迁安县上空转到340度飞行约6分钟，再调整到325度，后向蒙古方向飞去。
    应该说，潘景寅怎么在机组人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就敢一个人驾驶大型飞机强行起飞升空，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见的。潘的这个单独驾驶专机的异常举动，确实是“九·一三”事件的一个“谜”。但这个“谜”绝非是“卧底”之谜。而是另外的问题：如潘景寅在得到吴法宪命令256号飞机不准起飞后为什么还敢起飞？为什么潘在准备飞机时有意地没有叫醒全部机组成员？为什么一个平时简单的空中转弯动作用了将近20分钟……这些异常问题的出现，是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当时林立果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和专机师散布“吴法宪反林副主席”的舆论，对一些人影响很大。潘景寅无疑是深受其影响的。所以他在关键时刻，要挺身捍卫“林副统帅”，不听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单人驾机升空。但正如康庭梓所分析的：潘当晚知道的只是飞广州，不然他就必须要提前给飞机加满油了。在飞机上天后，当潘景寅知道此行是要叛逃国外，可以想象到他内心会有多么震惊，必然要与林立果发生激烈争执。林立果得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胁迫飞机北上。所以，256号专机的飞行动作才会这么犹犹豫豫，仅60度的转弯就用6分钟时间，超过正常转弯的好几倍，航迹很不规则。（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康庭梓给笔者说：为什么没有拦下了，就是因为这是林彪的专机，当时大家都是认为毛林是一体的，哪个敢动林副主席？这个解释是符合事实逻辑的。
    《谜团》说：潘景寅驾驶256号在空中划了一个缓慢“问号”，从而断定他不知去向。此说来自林立衡，是张宁的书中最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完全是缺乏常识的凭空想象。256号飞机的起飞方向与北上方向差70~80度，而这个70度的转弯一直拐到了迁安上空，飞了足足132公里。不仅从地面上看不到问号，即使从标图上看也不是问号，而是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像是提钩的L。这会是潘景寅要向地面表达什么意思吗？无论如何，从不是问号中找出问号来，这确是一门独到功夫。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256号飞机加油的问题上。在256号飞机出境后，周恩来责成空军指挥所迅速查清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有没有加上油，携带油量多少。空军当即查清256号飞机携带的油料是12.5吨，断定飞机飞不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而后，空军专家组根据飞机携带油量、坠机照片等证据，得出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迫降时自行坠毁的结论。结论是上了中央文件的。早在十多年前，在山海关机场未上飞机的256号机组副驾驶康庭梓等，已撰有专文讲述了256号飞机为什么没有加上油的原因和相关细节。舒云女士自称是“九·一三”专家，应该是知道这些权威文章的。但在她的《谜团》、《完整调查》等作品中，却仍然毫无根据地肯定说，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飞到乌兰巴托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也够。还从乘客人数上算，认为人数减少了，耗油量也会减少三分之一，而且随着飞机油量的消耗，耗油也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还是说，256号飞机的坠毁，是驾驶员潘景寅有意为之的事情。这是作者有意制造混乱，误导读者。
    康庭梓在《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中清楚地讲了256号飞机强行起飞时的情况：9月13日零时5分，潘景寅叫醒3名机械师起床。零时22分，林彪汽车到机场停机坪，让油车离开。这十几分钟里，机械师们要把飞机的蒙布、堵塞、夹板等拿掉，这时间就相当紧张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给飞机加油。至于飞机乘客少耗油量就会减少的事情，笔者专门就此询问了康庭梓先生。康庭梓斥之：这是不懂装懂的瞎胡扯。康是首批接受三叉戟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对三叉戟飞机的性能比潘景寅还熟悉，自是权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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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下)——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王海光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11日   05 版）

    9 林立衡在9月12日
    夜间向8341部队
    报告之谜
    《谜团》的第三“谜”是：“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的初衷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应该给读者说明的问题。但是，作者费了不少笔墨，绕来拐去，到底还是没有说出林立衡报告的初衷是什么。实际上，按作者的本意，还是很想把她的毛、周设局逼跑林彪的故事给编圆了，但却在林立衡（林豆豆）这里遇到了很难说得通的矛盾。因为无论“打草惊蛇”也好，“敲山震虎”也好，如果没有林立衡9月12日晚上跑去向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这场“逼”跑林彪的大戏是无法演下去的。
    按照林立果在北京的部署，他们原本安排在第二天早上去广州的。周宇驰、于新野、王飞、胡萍等都在忙于南下的人员飞机安排。只是由于林立衡给中央警卫团报告了情况，整个戏码才完全乱了套。周恩来闻讯后追查256号飞机的去向，控制了西苑机场的飞机，南下广州的计划不能实施了，林彪一家这才仓促决定北逃苏联。从飞出国境的直线距离来讲，南下到香港有两千多公里，北上到外蒙只有700公里，北逃是林彪一家仓皇出逃的最佳选择。
    林彪一家的北逃，使舒云女士的惊“蛇”震“虎”的记述，马脚毕露，矛盾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了。因为，上至中央最高层，下至北戴河的8341警卫部队，谁也不会料想到会有林立衡的突然出场。也就是说，在作者设计的毛泽东、周恩来逼走林彪的阴谋中，关键的是要有林彪的老婆孩子的全力配合，要由他们来帮助毛最后实现把林彪逼跑的计划。在这里，只要双方在配合上有一点点的差池，整个“打草惊蛇”的计划就完全泡汤了。
    为了编造这个毛、周设局害林的“九·一三”故事的结尾，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颇费笔墨，堆砌了许多真假不辨自相矛盾的史料，力图说明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中央警卫团有意奉令不作为，故意放跑了林彪。特别是，作者假借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张耀祠、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之口，编造了林彪出逃的一连串细节，值得好好说一说。
    在《完整调查》一书中描写的林彪9月12日被“绑架”的情况是：叶群和林立果闯进林彪房间，叶群一把拉起林彪，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摆布。作者还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的口说：（林立果）举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嘴里乱喊。还说：刘吉纯赶快跑到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给大连打电话等等。作者笔下的这番热闹，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但除了人名是对的，其他全都是错的。
    舒云女士在这里说的小陈、小张，是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这两人在“九·一三”后都写有证明材料，绝对没有她讲的这个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反而是说林彪该睡觉的时间没有睡，与叶群、林立果频频谈话，最后是林彪自己主动走上的汽车。上述这段叙述完全是作者把她自己编造的话，按到了这两位内勤头上。舒云女士讲的刘吉纯的话，自称是她在1996年10月21日的采访，这也是她自己编造的。无论是这两位内勤的证明材料，李文普、刘吉纯自己的回忆文章，都没有讲过林立果在96楼举着枪窜来窜去，乱喊乱叫的事情。据刘吉纯自己讲，他是晚上11点多听到叶群在走廊叫喊要走时，才去办公室要秘书给大连方面联系的。打电话的秘书是宋德金，而非文中所说的李春生。舒云女士书中提到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回忆，当年“两案”查证组也有重新调查的记录，是可以核对起来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他们本人的回忆文章与舒云的引述对照一下，即可以看得，无论是陈述的内容、说话的语气、关于他们自己经历的说法、包括他们的职务在内，与舒云女士讲的情况都是不符的。
    舒云女士的文章中还有许多“爆料”，都说是来自林立衡的。如讲林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周恩来有意放纵，中央警卫团不作为，眼睁睁地看着林彪上飞机跑了云云。2012年舒云在海外又出版了《林豆豆口述》一书，似是她的这些说法得到了林立衡的认可。林立衡所托非人，找到了舒云，只能给自己制造麻烦。然而，舒云女士虽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主体部分还是借助林立衡提供的材料发挥出来的。所以，还是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个林豆豆版本的“九·一三”说。
    林豆豆版的“九·一三”观点，中心意思是说：林彪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了，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绑架走的。她在1971年9月12日当晚给中央警卫团报告时，确实是说叶群、老虎要把首长搞走。她当年在玉泉山写的材料则推翻了绑架说，所述“九·一三”前后的情况比较如实。但此后林立衡的叙述又有多次反复，不断为绑架说添加了新情节。绑架说的正式版本，最初来自林立衡和丈夫张清林在1980年3月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申述材料。“两案”后，林立衡和张清林对给中纪委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进行了修改添加，完成了她的“九·一三”说。在正式出版物中，按照林豆豆的观点写的书，有林立果未婚妻张宁的《自己写自己》一书（港版书名《尘劫》）。事实是，9月12日事发之时，张宁在56楼睡觉，对林彪叛逃的情况全然不知。
    2000年中期，林立衡的申述材料的修改添加版开始流传到社会。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世纪风铃》书中，刊登了这个材料的加工版。2012年，舒云女士又将林立衡的这个修改版材料做了进一步改动，为了凑篇幅，又加上她自己述事不清的旧文章和林立衡在“文革”中发表的一些文章，攒成了一本书，在海外出版，还起了一个文不对题的书名———《林豆豆口述》，故弄玄虚，重演“标题党”的故技，以吸引不明真相的好奇读者。该书问题很大，史实错误很多。如书中讲叶群奉令给林彪服用了“反向思维”的药物，使得他想东说西，指北话南，办错事说错话等等，非常荒唐可笑。近期一些学者在香港出版了《“九·一三”回望》一书，对这本书进行了正面回应。《回望》将林立衡“九·一三”申述材料的原始版本与后来的衍生版本进行了比对校勘，列出了张清林在后来大量修改补充的内容，并就有关“九·一三”的若干史实进行了辨析，提出若干质疑，指出了许多有意编造的伪问题。（见余汝信编，天穹、韩钢、王海光、余汝信著文：《“九·一三”回望》）
    总的来说，《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誊清稿），从时间顺序上大致反映了9月12日晚北戴河所发生事情的基本梗概，但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与事实出入很大，也与她在“九·一三”事件后10月份在玉泉山写给中央的材料很不符。笔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林立衡报告的相关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林立衡等人是9月7日中午乘三叉戟飞机到达的北戴河。到达后，林立果立刻来找她谈话，告诉了叶群、林彪准备外逃的计划，让她也要跟着走。林立衡听后很紧张，转而将情况告诉给了未婚夫张清林、她的随身警卫人员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杨森。张、杨又告诉给林办的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他采取措施。刘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他的直接领导李文普。李文普在林彪身边多年，对林家虚虚实实的事情见多了，根本不信。8日，林立果又给林立衡说了要去谋害毛的新计划，并于当晚飞回北京策划政变。林立果走后，林立衡先后找了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李文普等林办工作人员谈话，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叶群、林立果把首长（林彪）弄走。但她却始终没有把情况给林彪讲，也没有报告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部队。直到12日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回北戴河，林立衡觉察出情况异常后，于当晚22时半左右跑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了坏事，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要他们保证林彪安全，不被劫持走。北戴河林彪的警卫部队立即将林立衡说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北京。从而拉开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外逃的一幕。事后，林立衡一直抱怨中央警卫团接到她的报告后无所作为，实际上她在林彪出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让警卫部队很难作为。
    这里的问题是：林立衡在7日中午就知道了林立果企图谋害毛泽东、劫持林彪外逃的计划，为什么她只是在林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而自己不向林彪告发叶群、林立果呢？为什么直到12日晚上才去向警卫部队报告？
    是林立衡担心林立果会加害她，不敢报告吗？在林立果7日告诉她的时候，如果发现她去报告，加害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9月8日晚上林立果已经回北京去召集人马策划刺杀毛的计划，这个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实际上林立衡给林彪身边工作人员谈话，就是在林立果走了以后的事情。可见这个担心是没有理由的。
    是叶群不让林立衡单独见林彪，让她没有机会给林彪报告吗？实际上，在北戴河期间，林立衡作为林彪女儿，要单独见他是很有机会的。9月10日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去，而是到了林彪住处，父女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林立衡并没有给林彪讲。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这是天大的事情，她为什么自己不给林彪讲？只要林彪说一声，整个林办，北戴河警卫部队全都得听命于他。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途，林立衡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是林立果说的玄玄乎乎，让林立衡搞不清楚是真是假，不敢贸然给林彪说吗？那么，她在9月12日晚上向北戴河警卫部队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时，对事态的严重性是确定无疑了，但她又提出不要去报告林彪，不要报告他们的直接上级汪东兴，也不要去惊动周恩来，由警卫部队自己去把叶群、林立果扣留起来，阻止他们外逃。这又是为什么？
    林立果在9月7日、8日两天给林立衡谈话中，确实是有吹牛和吓唬她的情况。但他说的要从广州跑香港、外逃苏联，以及策划要在南方谋害毛泽东，在事后看也都是真的。林立果吓唬林立衡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她听命，能跟他们一起跑。而在以后的5天多时间里，林立衡一不给林彪报告，二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态，只是在林彪身边少数几个工作人员那里兜圈子，要他们“提高警惕”，“保护好首长”，发现异常情况向她报告。靠这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能起到阻止林彪出行的作用吗？说到底，这个耽误时机的主要责任，只能是在林立衡自己，其他人都是担不起的。
    在9月12日夜，林彪、叶群当面给李文普等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林立衡则说是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李文普他们当然要听首长的，而不是听首长孩子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况且，林彪家庭关系复杂，林立衡与叶群的母女关系不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所以，老婆、儿子要劫持“副统帅”出逃，这么严重的事情，只凭林立衡一个人的话，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实际上，越是对林家情况熟悉的人，越不会轻信她的话。不仅李文普不敢相信林立衡说的话，当周恩来听到北戴河报来的林立衡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外逃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也是不信的。周恩来还询问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黄永胜，“林立衡是不是又给家里闹矛盾了？”（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在北戴河警卫林彪的8341警卫部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林立衡的报告，说叶群、老虎要把林彪搞走，要部队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敢相信吗？如果林立衡报告的情况不实，警卫人员贸然采取了行动，这个事情的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万一情况不实闯了祸，林立衡是林彪女儿，不会拿她怎么样的，而其他人则要承担这起重大政治事故的严重责任了。
    所以，警卫林彪的李文普没有理由阻拦林彪出行，北戴河警卫部队不能不上报北京，北京的答复也只能是相机行事。周恩来也不能不谨慎处置，只能是一方面控制飞机不要起飞，一方面劝阻叶群不要夜航———毕竟林彪是在他之上的“副统帅”。说到底，这可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治关系的大事情，包括周恩来在内，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毕竟林彪出逃的事情太出人意料了，太不可思议了，无论北戴河警卫部队，还是北京方面，谁能料想到堂堂的“副统帅”竟然会叛国外逃？！从林立衡12日晚22时30分左右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报告，到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行强行登上飞机起飞，不过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期间，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请示报告，要核实情况，要辨别真假，要决定采取适当的处置方式……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犹豫迟疑，不尽人意，也是说得过去的，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失当之处。
    林立衡自己不去报告林彪，也不想让警卫部队报告中央，不去寻求最有权威的人物出面解决，反而将解决这件最严重事情的责任，推到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北戴河警卫部队身上，让他们去阻拦林彪上飞机，这确实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研究者认为：林立衡在处理林彪外逃问题上，一直有个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把林彪与叶群、林立果进行切割，“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个推论是有些道理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林彪知道不知道出逃的事情？林立衡到处说林彪最疼爱她，但她自己却不去报告林彪。本来，只要林彪讲句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用得着林立衡到处找人吗？这里的蹊跷，是否可以认为林立衡是清楚林彪态度的，所以才不敢给他讲？“九·一三”前几天，叶群频繁地给林彪谈话，有迹象表明她给林彪讲了想出走的意图。张宁的《自己写自己》，林立衡的“九·一三”申述材料，虽然是站在维护林彪的立场说话，但也都披露了林彪事先已经知道叶群想要外逃的事情。
    在9月12日晚上，叶群、林立果到林彪处密谈，内勤听到他们劝说林彪外逃香港的话，马上告诉了林立衡。虽然林彪当时没有说话，但没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在随后的行动中，林彪不仅没有召唤警卫人员把叶群、林立果控制起来，还自己主动地走上了出逃的汽车；在途中，李文普停车下车、车内问话并向李文普开枪，8341警卫部队向汽车开枪还击……等等这些严重事情，林彪也没有任何反应，到机场后又是自己屈尊从驾驶员的简易舷梯爬入的机舱，直到256号飞机紧急升空，用近20分钟时间艰难地转向北飞……这些难道就是林彪吃了“反向思维”特供药物而出现的药物反应吗？
    可见，即使从林立衡自己的叙述来讲，林彪出逃的“绑架说”、“被骗说”也是立不住脚的。在处理林彪出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把这个天大的难题，一下子甩给了事先毫不知情的警卫部队，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还能够指望他们有什么回天之术吗？实际上，正因为这是“林副统帅”出行，警卫部队包括山海关机场的人，都不敢造次阻拦。要是换作其他人，早就给拦下了。所以，在林彪外逃的问题上，林立衡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偶然因素，毛泽东和周恩来纵然再老谋深算，也是设不了这个局的。
    10  林彪飞机在温都尔汗
    坠毁之谜
    《谜团》的第十“谜”，是关于林彪飞机坠毁的问题。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专门列了四章的分量讲述所谓“坠机之谜”，但实在是一团乱麻，不忍卒读。在《谜团》一文中，篇幅虽然减少了，但内容依然是不实的东西。因为“坠机之谜”是舒云女士最后揭示的大“谜”，也是坊间流言最多的问题，人们也最为关心，笔者不妨多说些，按照其叙述的顺序，分为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的越境飞行、飞机有没有被击伤。飞机的迫降坠毁四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是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舒云女士在《谜团》一文中，借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之口讲了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如佟玉春要调动两辆油车堵塞飞机起飞，中央警卫团的人“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飞机右机翼与油车相撞严重受损的事情，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等等，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造假。
    事实情况是：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向场站站长潘浩报告李作鹏连续来电话查问256号飞机的情况，潘浩感到事情严重，于24时左右将场站政委史岳龙、副站长赵雅辉、参谋长佟玉春召集到场站调度室，一起研究了李作鹏从12日23时35分到13日零时6分的几次电话记录，商量处理意见。零点20分，潘浩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还问可否把控制飞机的指示传达给潘景寅。通话后，他们立即分头执行。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一个跳下车来，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梯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告诉了正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1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
    林彪汽车到场时间零点22分，三叉戟飞机起飞时间是零点32分。在这10分钟内，还有人员登机、飞机启动、转弯滑行等一系列动作，紧张得很，根本不存在有《谜团》作者说的佟玉春命令油料科长等人开油车堵飞机之类的事情。实际上，关于林彪专机起飞现场的情况有不少目击者的材料。1972年4月7日，佟玉春和场站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一起写了目睹林彪仓皇登机起飞的现场证明材料。这个材料的影印件上了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传达到了全国人民。在“两案”审理时，“两案”审理人员重新查证林彪专机起飞的情况，佟玉春和场站的其他人又再次提供了他们的现场证明材料。另外，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未上机的机组成员、山海关机场人员和追赶过来的中央警卫团人员，一起紧急开会，核对了相关情况。当时的证明材料到后来的核查材料，包括其他旁证材料，都从未有过舒云女士这次采访佟玉春讲的这些情况。这不能不让人对舒云女士“采访”工作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没有过这个采访？被采访者佟玉春原话是怎么说的？舒云女士又是怎样“加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作者的一段颇让人生疑的“周恩来讲话”。周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这段周恩来讲话，无时间，无地点，无场合，无对象，说话口吻也不似周言，不知是何来路。笔者问之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文献研究室的朋友，俱不知道周的这段讲话。如果作者敢于伪造周恩来讲话，那么伪造其他采访人的讲话就更不在话下了。
    第二是关于256号飞机越境飞行的情况。
    关于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毁，各种各样的流言传闻一直不断。过去流传的林彪是在玉泉山被打死的，林彪不在飞机上而是被囚禁而死的等等传说，早已被中外学者证伪。1993年，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对林彪坠机身亡的事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独立调查，揭示了林彪死亡的真相。但是，近年来又有些新的流言。如有的说飞机的黑匣子找到了，美国某大学公布了黑匣子解密的消息；有的说飞机飞到了苏蒙边界，然后折回到温都尔汗；有的说飞机是被击落的；有的说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的说飞机是被击伤后迫降的等等。尽管说法很多，但一经核查，都是查无实据的传言。当年空军专家组做出的结论———飞机是在迫降中自行坠毁的，迄今也没有被动摇过。当年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康庭梓等人的书籍文章，也都从各自的分析角度，证实了空军专家组关于坠机原因的结论。但舒云女士却有自己精彩的高见，认为飞机的坠毁另有它因，谴责空军专家组的调查“作秀而已”。
    那么，这个让舒云女士大动肝火的“作秀”，其根据是从哪里来的呢？如前所述，舒云女士对“九·一三”的研究，是假定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设计逼走林彪的一个阴谋之“局”来研究的。她的所谓“谜团”，都是围绕这个“局”来编造故事。而256号三叉戟自行坠毁的事实，与她假设的“谜团”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所以，舒云女士就要故意编造一些节外生枝的假情节，以符合她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的虚构故事。如：为了否定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飞机在温都尔汗迫降是油料不足的结论，舒云女士编造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油了，加了4.5吨，油料足够能飞到伊尔库茨克的，以表示飞机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才坠毁的。为了说明叶群与周恩来通话后当时并不紧张，只是由于某种外在原因，林彪一家才从北戴河紧急出逃的，舒云女士则改写了9月12日夜里叶群与周恩来的电话通话时间，把23时30分左右的周、叶通话时间，自己做主提前了一个小时，说成周、叶的通话是在22时30分左右等等……这类东西，在作者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书中更是俯拾皆是，情节编造得也更加详细离奇。不仅虚构了林彪出逃的场景，还创作出了许多莫须有的情节。如：周恩来故意对叶群进行电话恐吓，8341警卫部队奉令对林彪出逃不作为，李文普的“卧底”和跳车“自伤”，潘景寅在执行死亡之旅任务前的紧张不安等等，从而编出了一个舒云版的“九·一三”故事。她的结论是：林彪一家是被逼出逃的，他们所乘的256号飞机已经加满油了，但出境后像一个没有头的苍蝇撞在了苏蒙联军的防空网上，被防空导弹击伤，空中起火，被迫在温都尔汗地区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彪外逃飞机的坠毁，其实并不如坊间传说的那么玄乎。笔者认为，以飞机的航线和飞行时间为主轴，计算飞机油料量，对照坠机现场的勘查报告，很多事情是不难判断的。（现场勘查报告可见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从距离和飞行速度上看，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苏布拉嘎盆地到山海关机场的直线距离是1096公里，到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的直线距离约370公里。256号三叉戟是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平日只需2分钟的大拐弯动作，最终调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上，飞机的实际飞行位置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飞机越过414号界桩的时间是1时55分，坠机时间是2时27分，整个航程是115分钟。飞机在境内飞行1小时23分，在境外飞行32分。
    再从油料上看，256号三叉戟飞机携带12.5吨油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在3000米上下的中低空飞行，每小时耗油量约为5吨左右，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00公里左右，到温都尔汗的剩油约2.5吨。这与从山海关机场到温都尔汗坠机地点苏布拉嘎盆地的飞行时间是符合的。因为256号飞机的油量不够，大大少于飞机落地时应不少于一个小时备份油料的飞行条令规定，“不但飞不到伊尔库茨克，就是飞到乌兰巴托也没有把握”。（康庭梓：《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这些油量对飞到乌兰巴托是不够的，但对在温都尔汗苏布拉嘎盆地的迫降又多了。飞机迫降时与地面发生的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使机内的剩余油料发生了爆炸，引燃了草原大火，造成全体人员的死亡。
    256号专机飞行的基本数据搞清楚了，许多情况并不难作出判断。如《谜团》文中讲的林彪飞机从苏蒙边境折回说，来自于调查林彪死因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将军。扎格沃兹丁将军最早是对前来采访的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讲的。他说：林彪的飞机曾到达了苏蒙边界，受到苏联防空部队的入侵警告，然后向南折回，到温都尔汗地区迫降坠毁。2004年，“凤凰大视野”的“温都尔汗坠机之谜”的节目采访了扎格沃兹丁将军，他再次讲述了这个说法。但他的讲述相互矛盾，非常混乱。他说：飞机先是向台湾飞，后来又改变了航向，改成向北飞。接近了苏联边境，离赤塔只50公里了，然后折回的。这位克格勃将军的地理知识太差了，台湾和苏联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方向，256号飞机根本无法在台湾和苏联之间来回穿梭的。再看从温都尔汗到苏蒙边界的时间距离，这段路程距离来回是450公里，这从飞机的飞行时间上看是不可能的，油料更不支持。所以，所谓“折回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舒云女士的“坠机说”是：林彪飞机越境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伤，在空中已经起火，所以才冒险带油迫降，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坠毁，成员无一幸免。她认为256号飞机的坠机事件，是中、苏、蒙三方共同造成的。“整个事件，蒙古、苏联、中国都插了手”，但是“周恩来作出‘自行坠毁’的结论，把这个国际事件化为国内事件”。作者的意思是：毛、周给林设的“敲山震虎”之局，大获成功，终于把林彪逼跑了，送到了苏蒙军的枪口下，让林彪机毁人亡，葬身大漠。最后，周恩来不追究苏蒙方击落飞机的事情，将此事不了了之。此说与中蒙苏三方的材料都对不起来，纯属杜撰。
    第三是256号飞机是否在空中被击伤的问题。
    舒云女士在《谜团》一文中关于256号飞机着火后坠毁的叙述，列举了四个证据：一是所谓技侦8团监听到蒙方关于大型目标“空中起火”的情报；二是参与林立果政变阴谋的两位“小舰队”骨干成员，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时任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关于飞机“空中起火”的口述回忆。三是苏联大使馆参赞顾达寿在回忆录中说，林彪飞机是在蒙古领空被击落的；四是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地区的当地蒙古牧民现场目击者的采访说：飞机是带着火降落的。前两个是口述传言，需要考察这些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后两个虽有文字依据，但作者引用时对原文又擅自进行了加工改动，原文的意思已经改变了。
    这些证据中的核心证据，是所谓技侦8团的报告。文中所谓王飞和贺德全的口述回忆，所谓边防检查站“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的报告，都是中方侦听到的蒙方边防站向上报的情报消息。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来自技侦8团上报的要情简报。但在《谜团》一文的叙述中，这个来自技侦8团的消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说三叉戟飞机“一飞出国境线，就开始着火”。这显然是不可信的。如果飞机燃着火还跑了半个多小时，早就会在空中解体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方不会打。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就说不要打。（《毛泽东传（1949-1976）》）从导弹技术上讲，当时中国军方列装的最先进地对空导弹是“红旗2号”防空导弹，最大射程35000米，最大射高27000米。飞机如果是在国内击伤的，不会越境后再跑370公里后才迫降。如果是发射导弹越境打的，且不说向别国的领空发射导弹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就是导弹的射程也是打不到的。
    再看《谜团》中引用的贺德全的回忆：技侦8团侦听到蒙古方面通话“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掉下来了”。这似乎是对256号飞机进行了全程跟踪，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的起飞，飞机在中国境内的飞行动作，到飞机的坠毁，都在蒙方的雷达完全监控下。这种全方位的越境监控，就是今天最先进的雷达技术，也是做不到的。另外还有王飞回忆：林彪专机出去后，蒙古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查。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飞行物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这段回忆显然是作者编造了王飞的话。但她忘了地球是圆的，纵然蒙古边防军人有千里眼的目力，也看不到370公里外的景象。
    迄今为止，我们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苏、蒙军方下令击落256号专机的可靠信息。相反，苏、蒙政府方面一直都是矢口否认曾对飞机开过火。从常理推知，对于一架孤零零驶入领空，毫无武装攻击能力的大型运输机，不打招呼就用导弹把它击落了，有这个必要吗？派几架战斗机升空，命令并引导它降落下来，这不是更好吗？何况，此时中蒙关系已经开始缓和，更没有击落它的必要。
    由于舒云女士一再拿这个技侦8团说事，搞得神秘兮兮的，坊间也有一些关于该团的议论，所以还有必要了解一下该团的组建情况。技侦8团的正式番号是空军技术勤务第8团，简称应为技勤8团。该团于1969年12月由北京军区空军技术勤务独立大队扩建而成，归属在山西大同的空军第10军建制领导，执行对苏联亚洲地区远程航空兵网路的监控任务。所获情报上报北空、空军、总参的有关部门。关于技勤8团在1971年9月13日的监听情报，时任北空“防突办”副主任的黄春光，有文章披露了相关情况。黄说：256号飞机一进入蒙古境内后，蒙方边防部队就从雷达上探测到了，当时惊慌失措，到处寻找苏联顾问，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飞机就飞过去了。下午技勤8团又送来新侦听到的情报：蒙古方面说入侵的目标坠毁了。这是中方得到的第一份报道飞机坠毁的情报。另据北京空军的历史资料称：该团在“1971年9月准确地侦收破译了林彪及其部分死党乘飞机仓惶外逃，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的情况”，受到上级表扬。可以确定的是，该团在9月13日当天上报的情报中，根本没有“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之类的内容。
    上述侦听情报讲的蒙方反应时间，与坠机地点附近的蒙古牧民的历史记忆也是一致的。中国《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1997年到当地采访时，原当地警察雅尔赛汗说：“飞机坠毁的第二天早晨，人们往肯特省和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案，一直都无人接电话，后来派了一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采访原肯特省警察首脑讲的他早上坐飞机巡视坠机现场的情况，在敖其尔的采访人中根本没有提及。可以断定，蒙古当局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讲的：蒙方当天上午知道情况，下午派人到飞机坠毁现场查看。这应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是飞机迫降和坠毁的问题。
    256号三叉戟飞机空中起火的问题，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曾在1993年到坠机地点进行过实地采访。1997年《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也到坠机地点进行调查。记者敖其尔采访的当地牧民目击者说：看到三叉戟飞机是燃着大火降落下来的。然而，在深夜里，从没有见过飞机夜航降落的当地牧民，能搞清楚飞机迫降时的情况吗？会不会把光和火混为一谈了？256号飞机副驾驶康庭梓认为，这是当地牧民把飞机寻找着陆地的前射灯当作是燃烧的火焰了。这是很有道理的专家之言。如果高速飞行的飞机是燃烧着大火降落的话，它在空中的状态就不会是一团火，而是一条火龙了。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的证言。顾达寿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译名《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阎明复在《炎黄春秋》发表《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有节译，内称顾大寿（即顾达寿）曾去蒙古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实地调查林彪坠机死亡的真相。顾达寿的这个考察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回忆”，漏洞百出，不能置信。对于飞机的坠毁原因，顾达寿自己在这篇回忆中就有两个说法：先是说林彪飞机是在进入蒙古领空时被当成侦察机击落的；后文又讲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有枪击的痕迹，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在短短不到两页的篇幅上，他的叙述就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顾达寿这是把道听途说的信息当作亲身经历来讲了，以表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事实上，这位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根本没有到过坠机现场。
    苏联人到坠机现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9月14日，驻蒙苏军拉走了飞机的发动机；第二次是在5周之后，苏联方面为核实林彪坠机的消息，遂派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挖出了林彪的尸体，带走了林彪的头颅；第三次是在11月7日，克格勃调查组再次挖出林彪的尸体，通过验证肺结核钙化硬块，最后核实了林彪的身份。这三次调查，都是克格勃独立进行的绝密工作。鉴定死人身份是一项专门的法医技术，当时林彪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就是死者生前熟悉的人也不能确定，克格勃绝不会无知到要从驻中国大使馆调人来。况且，顾达寿对林彪并不熟悉，顶多只是在外交场合见过一两次，根本不具备调查人的资格。负责这项调查工作的是扎格沃兹丁，同去调查的人是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托米林·伊万诺维奇教授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位武器专家。知道调查结果的只有4个人，除扎格沃兹丁、托米林外，只有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整个调查过程根本不会有顾达寿的什么事儿。
    顾达寿讲的到蒙古的时间行程，现场勘查情况，与真正进行现场勘查的中苏蒙方人员，如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前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以及蒙古有关官员的讲述情况，完全都对不起来。顾达寿甚至连坠机地点的地形地貌都没搞清楚，还讲蒙古方面已经把偌大的三叉戟飞机残骸也都就地掩埋了，以至于他们“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恰恰证明了他本人根本没有去过勘查现场，完全是在吹牛撒谎。所谓256号飞机舱内发生枪战一事，不过是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好奇心而编出来的故事。另外，顾达寿讲林彪事件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中国人群情激昂，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场面”。这也是不实的。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批林活动是内部进行的，没有再重复“文革”初期的群众集会公开声讨的场面，直到“十大”以后中国媒体才公开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称谓。顾达寿连自己经历的事情都没讲对，没经历的事情就更讲不清楚了。
    当然，最根本的证据还是来自坠机现场的实地勘查。坠机现场是南北长约800米，宽约30至200米的燃烧区域。最远处的飞机机头残骸离飞机迫降时的着陆点约530米左右。如果三叉戟飞机在空中解体，飞机残骸碎片的散布面积肯定要比现场实地的残骸情况要大得多。中、蒙、苏三方勘查的结果，都认定是飞机迫降的自行坠毁。
    对于坊间流传甚广的飞机上发生搏斗，机舱上、尸体上有弹洞的说法，笔者曾专门采访了在失事现场勘查的孙一先，他十分肯定地回答说：飞机残骸上和死者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弹洞。从技术角度上讲，在正常情况下，飞机的高空机舱每平方厘米要承受半个大气压的力量，如果在飞机上开枪，很可能会撕裂和爆炸。林立果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出现“机舱外部有开花状的弹孔”。
    综上所述，《谜团》作者舒云女士设计的这些“谜团”，其根据都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仔细核查起来，哪个都落实不了。作者所谓的毛、周设计逼跑林彪的“敲山震虎”之局，实际是一个建立在不实流言基础上的以假乱真之局，愚弄读者大众的故弄玄虚之局。她的所谓这个“谜”，那个“谜”，无论是“10个”，是“32个”，还是“百问”，一经认真追究下来，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都不过是作者自造史料和曲解史实的欺世之“谜”。
    余论
    “九·一三”事件，祸起萧墙，事发突然，本身确实是有一些待解之谜的。比如：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林彪有关系没有？林立果刺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事先都与谁策划过？林彪家族计划南下广州，是要另立中央，还是想外逃香港？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回北戴河后与叶群一起频繁到林彪处谈话，他们都密谈了什么？林彪当晚给工作人员说是去大连，为什么却是叛逃苏联？在256号飞机紧急升空后，在飞机上曾发生了什么争论？256号三叉戟飞机装有能记录最后半小时声音的“黑匣子”，里面究竟会有什么东西……有些问题可能就是无解之谜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林彪主动出逃的基本事实。事实上，正是由于林彪的主动出逃，反而使毛泽东非常被动，无法向历史交代，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文革”泥沼。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培养和一手提携起来的党和军队领导人，“文革”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二号人物，“文革”司令部的副统帅，明文写入“九大”党章的接班人，在全党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仅次于毛。林彪的叛逃之举，对毛泽东的打击极其沉重，不仅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颠覆了毛泽东英明伟大正确的领袖形象，长期以来“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的领袖崇拜就此终结，多年形成的个人迷信大厦顷刻倒塌，给毛泽东的晚年留下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凄凉。这个结局，绝非毛泽东所愿。所以，对于“九·一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绝不是用权力斗争的简单逻辑就能解释得了的，应从体制的、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分析和认识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舒云女士自造的毛、周合谋逼走林彪说，是一个非常浅薄非常粗陋的权力斗争阴谋故事。权力斗争是政治利益的博弈，权衡利害得失的较量，毛泽东逼走林彪叛逃苏联，这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能有什么好处吗？
    舒云女士的这些“九·一三”谜团，实际上许多说法在坊间流传已久，只是作者比较生猛，以口述采访为名，曲解史料，另造情节，硬是把这些流言蜚语做成了一个“局”———毛、周联手害死了林彪的阴谋之局。但是，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的舒云，讲故事的水平实在是难以恭维，逻辑不通，语言不顺，错误百出，荒诞不经。本来，对这些“谜团”虚构的荒谬性，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举出一两个例子就行了，根本用不着逐个解析。笔者所以不嫌麻烦去解析这些《谜团》之“谜”，并不是因为作者敢于乱说，把柄太多，评起来有些“吃柿子捡软的捏”的味道，而是更看重在“谜团”背后反映的东西：一种在历史问题上作伪造假愚弄大众的文化现象。
    笔者阅读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成果时，开始对其诸多新见大为诧异；继而发现其错误多多；而后又搞清楚这些错误都是作者故意所为的。其手法大胆泼辣，花样百出，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捉弄读者，恶搞研究对象的作者。
    舒云女士不仅是在口述史料造假，甚至包括她写的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材料，她自己就未必看过。仅举一例：舒云女士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书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在失事现场的调查材料，其引注为“彼得·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载《亚洲周刊》1994年2月1日”。《亚洲周刊》是本香港杂志，1994年2月号的《亚洲周刊》中并没有书中引用的“汉娜姆《解开林彪死亡之谜》”的署名文章，只有一篇题为《林彪秘辛大公开》的文章，内有关于澳洲记者（该文将汉纳姆译为韩培德）调查林彪死亡事件的介绍。可以断定，作者舒云女士根本没有看过《亚洲周刊》的文章，完全是在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
    对于舒云女士制造的林彪出逃“谜局”，本文上述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读者应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作者的手段并不高明，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只要能够去追寻一下出处，核对一下原文，对比一下史料，都能判断出子丑寅卯来。所以，对于笔者这些琐碎的证伪工作，学界同仁可能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类似无聊。实际上，笔者感兴趣的只是这种以假乱真的社会文化心理——舒云女士制造的这些本不难辨别的“谜团”，为什么会流传于世，甚至还蛊惑了一些媒体？好奇不辨、跟风盲从的心态，这是一种心智上不成熟的表现。
    舒云女士的“九·一三”研究，搞的是一种帮派史学。她是从预设的价值立场出发的，打出的是为林彪鸣冤叫屈的翻案旗帜，持颠覆“两案”审判的立场，在海内外得到了一批对林彪抱有好感的拥护者和同情者的呼应。他们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前提，以为林彪翻案为材料取舍的标准，以为林彪翻案为研究的结论，甚至还要把林彪塑造为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拉帮结派，搞学术江湖。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帮派史学的特点。帮派史学不是从史料出发，而是从观点出发，有一种“捞稻草”的心态，一有什么对林彪有利的新材料出现，哪怕仅仅是网络传言，都会让他们激动不已，作为证据，赶紧发挥联想，编造故事，自拉自唱，鼓噪一番。然而，舒云女士虽然打着为林彪翻案的旗号，但似乎并不是真的想搞清楚林彪事件的历史真相，厘清“九·一三”的有关史实，而是到处捞材料，搞道听途说，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这实际上是在恶搞林彪。
    笔者的看法是，“翻案”是搞政治，不是搞研究。从搞政治的角度看，翻案的主体是谁？客体是谁？由谁来翻？要翻什么？林彪是“文革”司令部的副帅，是对“文革”是有重大政治责任的人，“九·一三”的事件性质也与前苏联的布哈林案、托洛茨基案截然不同。给林彪翻案关系到“文革”如何叙述的问题，对“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的问题。不仅今天的执政者不会翻，今后的执政者也不会翻。笔者是把“翻案”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看的，是作为学术研究中的反证研究，希望能听到来自反证方的一些新观点新材料。笔者还曾把刘家驹先生请到学校来，专门讲他的林彪事件研究。刘先生也慷慨地把他多年的采访材料让笔者阅看。尽管观点认识不同，但大家都能友好地讨论问题。
    舒云女士的造势，使用了一套隔山打牛的功夫，善于在海内外的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研究在大陆属于敏感问题，一直没有放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大都来自海外出版物，许多人认为海外出版物能够说真话。其实，海外出版物虽然言说的自由空间很大，但写作质量是严重地良莠不齐，固然有严肃的学术写作，更大量的是商业写作。一些商业出版社缺乏基本的学术识力，喜好怪力乱神，往往戏说历史，以追求耸人听闻为卖点，招揽读者。林彪事件本身极富戏剧性，最为海外媒体热衷，并衍生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各种版本。对于海外的这些出版物，大陆学界一般不予评论，大众读者很难辨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空白区，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能招摇过市。舒云的文章书籍，尽管内容混乱，史实错讹，难以卒读，但她制造了许多离奇的“爆料”，用的是噱头十足的标题书名，所以在境外出版，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海外一些持帮派史学立场的人，对舒云作品的唱和吹捧，也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些人的文章书籍，基于帮派史学的立场，与舒云一样，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误读、曲解和篡改史料的问题。舒云们的写作，文理不通，史料不实，论述不清，居然还能造出声响来，这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说，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环境中，这些错误百出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
    网络博客是舒云女士造势的又一个工具。舒云在她的博客中，搞了许多有关“九·一三”的东西，有真有假。她还公开登载“两案”审判的一些绝密材料，如总政林彪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80年8月）等。除去她误读歪批的那些批注，这个材料本身还是有些价值的。粗粗一看，舒云博客上的东西驳杂得很，实际上都是经过她过滤了的材料。只要是对她不利的帖子，质疑她的帖子，都会被她立马删掉，剩下的都是有利于她的。这样，让初来乍到的无知网客一看，似乎她真的是“权威”了。
    口述采访是舒云在史料上产生硬伤的一个主要方面。口述采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规范性的学术要求。不仅时间、地点、采访者要交代清楚，采访材料整理后，还要经过采访者的认可，然后才可作为口述史料使用。舒云女士显然是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不懂口述采访的规矩，她自称是采访了上百个当事人，但她采访的这些口述史料，与很多被采访者公开发表的文字在同一件事的表述上差别很大。许多被采访者也因此向笔者抱怨舒云未送他们核实。舒云的这些口述材料，虚虚实实，自相矛盾，添油加醋，节外生枝，完全不能置信。
    舒云女士还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在真材料中“掺沙子”，似是而非，以假乱真。如上述舒云讲的林彪逃跑前的情况，就是她借用陈、张两个内勤服务员的名字编造的。在舒云女士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引注都得重新核对，与原文出入太大了。舒云女士对白纸黑字上的东西都敢这样做，口述材料就更不用说了。
    胡适1930年冬在《介绍我自己思想》一文中说：“在这些文字中，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在当今乱象纷呈的网络信息时代，胡适先生的这些十分平实的话，对我们明辨是非真伪，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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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
发布时间:2013-12-11 1
作者:黄式国、黄爱国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风靡一时，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画共印9亿多张，超过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数，即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这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这幅身价百倍的油画，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鲜为人知的历史。 　　创作展出油画 　　精确修改说明 　　1967年夏，北京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读书的刘春华，被选派参加展览的筹备工作，他承担的具体任务是，画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刘春华当时只有24岁，还是一名在校学生，而且没有专门学过油画。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于这年7月初来到安源矿体验生活，采访老工人，了解毛泽东多次来安源的情况，加深对毛泽东在安源革命实践的认识。 　　创作《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最重要的是表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形象和思想。刘春华等人广泛搜集了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工人运动史料，并反复学习和研究。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在构图上把毛泽东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动态处理上，让毛泽东的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稍稍扬起的头和稍稍扭转的颈部，表现毛泽东不畏艰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紧握的左手，表现毛泽东争取解放全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右手挟一把雨伞，说明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 　　刘春华根据主题的需要和群众欣赏的习惯，利用油画表现力丰富的特长和中国传统绘画细致的优点，大胆尝试，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因为当时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后来有人提出，单幅油画作品很少有“集体创作”的，总不能你画人像，我画天空。此外，该画在当时又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毛泽东出现时，要阳光普照大地。还有人指责画面上就毛泽东一人，孤零零的，这不是影射毛主席脱离群众吗？但是作者刘春华坚持己见，宁愿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挂上了个人“执笔”署名。 　　1967年10月1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该画说明词称：“毛主席1920年去安源”。10月18日，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少将观看展览后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有误，他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 　　事后，王耀南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他直接向毛主席询问第一次到安源的时间。一天饭后，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在一起闲聊。汪东兴的秘书高长臣见主席说话兴趣正浓，立即凑上前问：“主席，您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吗？”毛泽东沉思片刻，操着浓厚的湘潭口音，不紧不慢地说：“20年我有没有到过安源，记不清了，21年秋这一次是对的。”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于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立即改为：“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誉为艺术之花 　　高温推向全国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刚刚问世，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的群众对这幅油画推崇备至，留言写满整整4本，有的呼吁出版该画，有的甚至说出版后要认购几百张。但展览筹备处无权决定此事。后来，《人民日报》拟刊用该画，将其制版送中央审查，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当即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属【署】上作者名字。江青68.6.30” 　　1968年7月，该画在全国公开发表并大量印制发行。《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随后，又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同年10月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响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7月8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手捧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兴建建筑面积为3200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头像，用瓷砖镶嵌而成。该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 　　毛泽东提出质疑 　　宣传逐渐降温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1972年9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序厅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该文在赞扬油画《追念战友》的同时，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指出：“在这幅画(指《追念战友》———引者注)前，不禁又想起林彪、‘四人帮’鼓吹过的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四人帮’把那幅画钦定为美术作品的样板，命令大量复制，凡楼堂馆所、公私房舍统统悬挂，并且大量印刷，广为分发。”这是惟一一次公开批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字。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了恢复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在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对陈列内容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这次修改中，考虑到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本人对画中身穿长衫的形象又提出过质疑，再加上该画曾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所以该馆将展厅陈列的最后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取下。 　　1986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大楼正门最高处，由428块瓷砖镶成、直径6米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头像因年久失修，部分瓷砖颜色脱落，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换成了由铁锤、岩尖和火车轮子图形组成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徽。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销声匿迹。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扑朔迷离的传闻，什么“这幅油画是‘四人帮’搞的”，“毛主席没有到过安源”，“油画作者有问题”等等。 　　物以稀为贵。《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之后，反而愈形珍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拿出库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销售，观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当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更是身价百倍。 　　1991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迎接安源大罢工胜利70周年，在北京召开基本陈列内容修改方案座谈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史学专家在会上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以陈列。油画作者刘春华现在是北京画院院长。该画是专为安源而作的，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肆宣传过就不敢陈列。 　　根据专家意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于199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70周年前夕，在基本陈列中恢复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这幅油画的原作虽然已于1995年秋以550万元在北京拍卖，但另一幅由作者亲手临摹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至今仍保存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不是步行，而是坐火车 　　油画表现毛泽东去安源是步行去的。最早说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江青于1966年11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代表时说：“安源煤矿毛主席是走去的，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1967年6月，刘春华为北京“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会创作油画到安源体验生活时，就是按照江青的这个“指示”，一直在“走”字上动脑筋。他反复思考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的具体情节：毛泽东从长沙清水塘出发，估计是乘火车到萍乡，再从萍乡步行到安源，为了熟悉环境，刘春华几次到萍乡至安源的铁路上步行。他首先有过毛泽东走铁路的构思，后因透视关系，铁轨在画面上所占的比重过大而取消。最后，画面上完全未画出铁路，而在山坡上露出半截电线杆子。刘春华解释说，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电线杆总是与铁路相随，以便吻合毛泽东是“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说法，某具有权威性的革命纪念馆也说该油画“是对毛泽东1921年秋天去安源的真实写照”。 　　其实，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当时毛泽东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是否可能先从长沙乘火车到萍乡县城，再从萍乡县城步行到安源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1921年秋天毛泽东到安源时，粤汉铁路(广州市到汉口)和株萍铁路(株洲到安源)均已开通。1899年修通的萍安铁路(萍乡县城到安源)和1905年修通的株萍铁路(湖南株洲至萍乡安源)，为江西铁路之先声。到1921年，安源每天有两列运煤的火车开到长沙，并在运煤列车上挂上几节客车车厢，以方便旅客从安源到长沙，交通因之十分便利。毛泽东是第一次去安源，他不可能明明知道火车可以直达安源，还中途在萍乡县城下车，再一步步走路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不是毛泽东需要指导萍乡县城的革命活动，而在萍乡县城下车，指导完工作以后再步行去安源呢？也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多月前刚刚在上海召开，当时萍乡这个小县城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萍乡县境内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也还是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工人中成立的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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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刘春华都认为毛泽东当年是步行去安源的，其实他们都不熟悉这些历史情况。江青1914年出生，1938年才和毛泽东结婚，毛泽东1921年第一次到安源时，她才7岁，对这段历史和当时安源与长沙之间的交通情况根本就不了解，她说毛泽东去安源是“一步一步走去的”是毫无根据的。油画作者刘春华到安源体验生活时才24岁，还是一名学生，他为创作油画虽然对安源革命历史作过一些调查，但他还是只能局限在江青的是“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说法构思画稿，特别是1967年他从北京到安源时，火车客车确实是只能到萍乡城区，再从萍乡城区坐汽车到安源。在这位年轻人的想象中，全国解放都18年了，安源都没有开通火车客车，毛泽东当年去安源更不可能是坐火车，而是步行走去的。事实上，在安源运煤列车上挂客车车厢的做法，在1937年浙赣铁路修通以后就取消了，从安源去长沙的旅客，只有步行到萍乡县城再上火车客车，当年安源运煤列车上挂客车车厢的事，逐渐被遗忘，作为一名外地的学生，刘春华更无从知晓，于是便出现了画面上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上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曾10次到过安源和萍乡县城，现在萍乡的中共地方史工作者和地方志工作者都无人去考证他每次来时究竟是坐火车、汽车，还是骑马、步行。这次因为牵涉到该画的步行画面，才不得不作深入的研究。

来源: 《南方周末》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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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

作者：余汝信      时间：2008-11-19   来源：天益网

	在海内外的现代史学界，林彪及“林彪事件”依然是他们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相当一部分亲历者、研究者对三十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官方说词的强烈质疑；其二，林彪本人及“林彪事件”仍旧是未曾彻底解开的谜团。           本文客观回顾2000年至2006年这七年间海内外林彪研究的进展。           一、研究成果概说     （一）专著、专集           本节所列书目，全部在中国大陆境外出版。           1、赤男、明晓等：《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赤男，即肖思科，是为现役的军队纪实文学作家，《中华儿女》编辑部副主任（特邀）。明晓，即高德明，参加过空军“两案”审理工作，已退役的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原部长。本书代表了官方的主要观点。           2、明晓、赤男：《谋害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原拟书名为《短命“太子”林立果》，雏形为1980年代初高德明参与对空军“小舰队”成员审理过程中，个人乘机搜集的大量内部材料整理加工而成。书稿初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辗转到了《中华儿女》手上后，经肖思科参与文字修订，再经有关官方部门审查批准，在境外成书。与《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为“中华儿女秘史系列”的姊妹篇。同样以境外出版社的面目维护了官方对“林彪事件”的定性。           3、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所谓“正传”，实为章回小说体野史，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作者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此类野史本不应列入学术研究成果之列，唯因个别大陆学者引用了该书没有出处的文字作为学术性论文的1材料来源，故存目。           4、张云生、张从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该书实为内容不同的上下篇两册书。上篇是经再整理的张云生回忆录，篇名与书名同；下篇是张云生女儿张从堃所著《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           张云生1981年4月离职休养后著有《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1988年7月由北京春秋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是《毛家湾纪实》的扩充修改版。据作者称，新版回忆录之新，在于把“文革”中的一系列闹剧都归因于“病”，林彪行为举止上的一系列“怪”，是严重病态的表现（1），至于内容方面的扩充修改是否成功，见仁见智。《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则通过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记述了林办众秘书在“9.13”后近四年的审查经过，以及日后的生活际遇。           5、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集结于本书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有关林彪及林彪事件并有异于官方立场的文章，大部分散见于互联网上的各媒体、网站，阅读起来颇为不便。丁是海外文革史研究者，有意将这一类文章搜集起来，分门别类，成为一本海内外首次以学术研究面貌出现的研究林彪事件的专集。丁在回答多维记者所问决定选入的文章根据什么样的考虑时答称：“完全是从学术上着眼，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论严谨，分析详实，实事求是。”“我本人在选择这些文章时也是极为谨慎。凡涉及野史、演义者一律不予考虑。尽可能严谨，毕竟是我们这本书的生命线啊。”（2）           6、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吴润生，自由撰稿人。本书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而是围绕几个专题集中加以讨论，即：“林彪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林彪与江青”、“林彪与张春桥”、“林彪与9.13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剧”。本书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7、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这是明镜出版社两年之内出版的第三本有关林彪事件的书籍。本书分上下两册，共五大部三十一章：第一部，谁识庐山真面目；二部，“571”工程；三部，人民大会堂；四，北戴河之夜；五，温都尔汗。全书描述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至1971年9月13日一年间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全过程。从体例的角度而言，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述，更多地应视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似乎是将史学论著与纪实文学作一柔和性的尝试，使本书即有史学论著方面的一些表征（如全书加有注释以尽量使其言之有据），但行文笔触又多具有文学描写的感性色彩。围绕林彪事件，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出了32个问题，并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思考加以回答。细读本书，无论我们对她的答案同意与否，无疑都会受到不少的启发。           （二）涉及林彪问题的其它著述、回忆录           1、王海：《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王海在1980年曾任军委空军司令员。1971年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在回忆录中，他述说了“9.13”数天后据周恩来指示由他本人牵头组织一个专家班子，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研究的经过。（3）           2、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王海在其回忆录中称孙一先是中国驻蒙大使馆武官，（4）而据孙自己说，他在1971年是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自称未到蒙古之前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但奇怪的是1980年代他欲以军人身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5）此外，本书作者对于驻蒙苏军、蒙军的情况相当熟悉，能在书中一一道来，这就令人觉得他的真实背景并非那么简单。本书有迄今为止关于坠机现场堪察的最详尽的第一手材料，并附有坠机现场示意图。虽然坠机原因的分析根据的还是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但比王海的回忆具体详尽得多。           3、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自印本，2001年2月）。金光将丁盛关于其生平历史的录音全部变成文字稿。之后由丁盛亲自校改增删，自印成书。丁盛生前对本书的署名和分段均作了安排。丁盛在本书中回忆了到广州军区以后几年间与林彪接触过的情况，否认广州南湖的工程是为林彪修的，否认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           4、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在文革前及文革初期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共意识形态思想库主要笔杆子，自称掌握着不少别人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书中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写于1991年，主要记载了作者在文革第一年的经历，内中有不少是对林彪的批评，对邓小平的吹捧，而批林又大多是将林彪与江青捆绑在一起批，客观性成疑。（6）           5、谭云鹤：《见证历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谭云鹤1948年春由东北局调到时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处当政务秘书，1949年初调回地方工作。本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标题即为“给林彪当秘书”分1.我不愿意去当秘书；2.那时的林彪；3.辽沈决战内情；4.平津战役；5.回东北局等五节，记述了作者在林彪身边10个月的所见所闻，尚为客观。           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本书作者曾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在大陆曾参与编写《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本书涉及林彪的主要有两章，即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高文谦对林彪的评价负面。（7）           关于《“571工程”纪要》，高文谦认为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的，以“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来捍卫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林彪是否看过这份东西，不过，文中的主要思想显然是出自林彪”。关于谋杀毛泽东的企图，高也认为“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下”。上述关于林彪的论断，高文谦并没有拿出真凭实据，更多的只是一种臆测。而且日后高文谦对“林彪事件”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陈晓农主编，美国，普雷斯顿）2004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先生》中说到“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悬而未决。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件本身扑朔迷离，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统率竟然在一夜之间仓皇出走，成为死在异国他乡的卖国贼；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官方给事件的定性至今还维持当年的说法，出于政治需要，让林彪和江青两人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背黑锅。其中加给林彪的罪名，无论是`抢班夺权`，还是谋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实之处，或缺少证据，存在许多漏洞和疑点，主要结论难以成立。”           7、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本书涉及林彪的是第六章“内乱爆发”，第七章“囹圄岁月”。文中提及文革初期因与军区司令员杨勇在工作上有过争吵，受到毛泽东、林彪的批评。林彪批评杨、廖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对他搞封锁。廖称：“对毛主席、林彪的批评，大家在讨论时都表示又激动、又震动。”“关于林彪'搞封锁'的批评，军区党委实在检查不出什么疏漏。我们仍然表示，应当诚恳接受，做出书面检查，今后改正错误，及时上报情况。”（8）廖还提及1966年9月后林彪借王尚荣问题削去贺龙的“羽翼”。其实对王停职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牵涉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说过对贺“要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谁说过这句话，廖没有说明，亦无从考证。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本书为中共管修的毛泽东传记之建国部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逄先知、金冲及任主编。据作者声称，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建国后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同毛有过直接接触者的回忆录和对他们访问的记录。本书第三十八章“林彪事件”。虽然“913事件”过去了30年，本书仍然全面地沿袭了1971年以来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而未有丝毫改变。立场使然，编者虽有占据研究材料的便利条件，但公布的是这些材料的全貌抑或仅是对其有利的某些部分，值得怀疑。           9、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吴德的口述，由朱元石等访谈整理。这项工作始于1993年，两年之后，吴德病逝。本书关于林彪事件的一节“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吴德在世时曾以单篇文章形式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刊登过。          该书类似口述史，一方面有着丰富生动的别人无可替代的个人经历的描述，另一方面欲也有口述者个体视角上的局限性。以本书来说，整理者进行访谈时，吴德已是年届80的老者，且吴事事处处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失实的成分恐怕难以避免，需要用其他旁证材料核对才能判断其真实性。          10、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一版）。据本书的作者简介称：李晨，1050年代生于北京一个高级干部家庭，曾出国留学，现回国经商。本书关于整个文革历史进程的叙述与其它文革史籍相比较未有多少特别之处，唯一出彩的地方是刊载了林立衡当年关于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生的事情经过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该信着重讲述了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人员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详细过程。这封信，当事人证实是真实的，（9）但流传出来的渠道不得而知。此后，这一极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经电子媒体广泛传播。           11、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第一版）。徐景贤，文革前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据称，从1992年至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时间写成这部由多篇独立文章组成的回忆录，又自诩“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唯徐的文革思维根深蒂固，实不必对该回忆录的史料真实性抱什么希望。本书涉及林彪的有多篇，多半以猎奇手法哗众取宠：“叶群林立果上海"选美"内幕”、“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等等。          以“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为例，徐声称：“从叶群的话来分析，林彪有一个盘算：只有设国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担任这一国家元首职务的最为适当人选。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已辞去此职，肯定不会再重新复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大家当然赞成，而毛泽东定然会谦让；这一谦让，国家主席的头衔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到林彪头上”，（10）由此观之，这位曾经是上海市第三把手的论证水平，实在贻笑大方。           12、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           陈伯达长期跟随毛泽东，却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后被指为与林彪沆瀣一气的同一“集团”中人。陈晚年常与儿子对谈。陈晓农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篡了这部书。（11）      本书涉及林彪问题的主要是第六章“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的第13节九大前后，第15节九届二中全会之谜和第19节“林陈联盟”之说驳议。陈伯达的谈话虽然有时只是涉及一些事件的片断，但因他毕竟曾是当时的中央核心成员，所以他的谈话对于了解某些事情的真相仍不或缺。如陈晓农问：既然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提出设国家主席呢？陈伯达说：“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12）           1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吴法宪是林彪的老部下，亦是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他逝世后两年在香港出版的这部回忆录，资料颇为丰富，应可视为近年来关于林彪事件的最重要著述。涉及建国后林彪问题的主要是下卷其中五章：10，“文革”的前奏、11，风风雨雨闹“文革”、12，九大前后、13，九届二中全会、14，“庐山会议没有完”。           本书推翻了“913事件”后作者本人在专案组的高压威逼之下所作的假证词。这些假证词一直以来被官方反复引用做为指证林彪的材料，如关于叶群设国家主席一事的谈话。吴法宪如今在本书中澄清道：“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13）吴的类似回忆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三）平面媒体上的单篇回忆录、论文           本节所指平面媒体，除极个别外，主要为大陆境内的报刊杂志。在此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所审核认可，观点不免受到一定范围内的限制和约束，大多为老生常谈，有新意者当属凤毛麟角。此类首发于平面媒体上的文章，而后有多被境内外电子媒体转载。          狭义的“林彪事件”，特指“913事件”。中国大陆报刊杂志近年所发表有关该事件的回忆录性质文章，以康庭梓数量为最。康是空34师的飞行员，林彪乘坐的256专机第二副驾驶。9.13当晚与其他4名机组成员被有意识拉下未上飞机。他的文章以256起飞前后的事件经过为主要内容，多首发于《中华儿女》、《文史精华》两杂志，也有见于《航空知识》、《纵横》杂志。2000年第8期《文史精华》发表了康的《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256号黑匣子》。此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发表了他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此后，《文史精华》2000年至2006年陆续发表了他的多篇文章：《'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林彪座机是被‘净空令’逼走的吗？》、《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913坠机》、《“913”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中华儿女》在2001年后发表过他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913”之夜的空军指挥所》。《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连载了他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这些文章的内容部分有重复。此外，《纵横》于2003年第4期发表了他的（笔名木辛）《9.13事件中的专机师指挥所》。据悉，康手头上还有一部38万字的书稿《亲历“9.13”事件——“林彪座机”副驾驶自述》未及出版。           《中华儿女》2000年除在境外为高德明、肖思科出版了《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两书外，在大陆境内分多期刊载了高德明的文章：《将林立果“天才化”的造型内幕》、《从绝望走向疯狂的林立果》、《林立果在“9.13”前的六个昼夜》；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的《“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           《中华儿女》2003年除在境外出版了张从堃的《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一书外，2002年至2003年间还在境内分多期连载了她的《父亲张云生在“9.13”后的日子里》。           2000年后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表的涉及林彪问题的回忆录类文章还有：      ※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北京：《百年潮》2000年第9期）。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济南：《老照片》2002年8月第24辑）。      ※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时我给林彪当秘书》（上）（下）（北京：《军事历史》2003年第3、4期）。      ※张金明：《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郑州：《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      ※田炳信：《王中远：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广州：《新快报》2004年9月15日）。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石家庄：《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吕学文、王松山：《随卫林彪重上井冈山》（贵阳：《文史天地》第2005年9期）。      ※吕学文、王松山：《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上海：《档案春秋》2005年第10期）。      ※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北京：《百年潮》2005年第3期）。           2000年后涉及林彪问题的论文类文章：      ※周敬青：《解剖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迷；兼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有关记述》（北京：《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彭红英、余世诚：《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郑州：《党史博览》2000年第9期）。      ※钟兆云、苏钊：《林彪在古田会议前后》（郑州：《党史博览》2000年第7期）。      ※林源：《“文革”中的“林彪现象”论析》（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      ※郝俊卿：《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北京：《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钟兆云：《开国三将帅之间的一桩公案》（郑州：《党史博览》2001年第2期）。      ※刘志南：《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11月第8卷第6期）。      ※彭红英、余世诚：《关于林彪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黄瑶：《对辽沈战役中两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北京：《军事历史》2003年第2期）。      ※杨林生：《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的分歧与斗争》（衡阳：《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朱建堂：《毛泽东对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挥——兼论毛泽东、林彪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决战问题的分歧》（武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彭厚文：《“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      ※周敬青：《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和废黜》（上、中、下）（合肥：《党史纵览》2003年第11期，2004年第1、2期）。      ※汪幸福：《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郑州：《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      ※张聿温：《“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郑州：《党史博览》2004年第4期）。      ※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长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厚而实：《林彪为何逃》（沈阳：《党史纵横》2004年第9期）。      ※李曙新：《“文革”时期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三次思想交锋述评》（南昌：《党史文苑》学术版2005年第2期）。      ※刘明钢：《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武汉：《党史天地》2005年第3期）。      ※孙焕英：《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北京：《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3期）。      ※汪幸福：《林彪进军东北第一仗》（郑州：《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      ※彭红英、余世诚：《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矛盾和冲突》（北京：《海事大观》2006年第2期）。      ※蒋健：《抗战期间林彪从苏联回国之后》（石家庄：《文史精华》2006年第6期）。      ※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长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9期）。           海外中文平面媒体近年关于林彪问题的论文类文章，首推《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陈晓农主编，普雷斯顿）2001年第1期首发的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该文称：“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林彪相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大陆学者类似这样有分量的争鸣性文章，在境内平面媒体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再首发了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毛泽东逼出来的‘913林彪出逃事件’》。该文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是毛泽东主动地想方设法引蛇出洞，轰蛇出洞，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部署。另有高华的《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21世纪》双月刊2006年10月号），该文对林彪评价负面，在立论与史料应用的客观性方面甚有值得商榷之处。           （四）电子媒体上有关林彪问题的文章与讨论           在中国大陆境内电子媒体（主要指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自由度比平面媒体要高的多。境外电子媒体更没有思想、言论的束缚。故而近年在电子媒体上有关林彪问题的文章及因此引发的讨论往往呈现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与大陆境内平面媒体上的近乎舆论一律大有云泥之别。           本世纪头几年互联网上有关林彪问题的讨论，本节仅举较有影响的数例。           《枫华园》（www.fhy.net）是由一批海外学子在1993年创办的中文电子杂志。2001年10月后，杂志首发了几篇讨论“913事件”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注意。2001年10月2日出版了特刊第32期，发表陈晓宁的《质疑林彪“913”事件》，文章认为：256号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起火；空中爆炸起火原因是在温都尔汗附近上空被驻蒙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当代中国研究》的电子版（www.chinayj.net）于2001年第1期与纸质杂志同时首发了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该电子版2004年第2期再首发了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毛泽东逼出来的‘913林彪出逃事件’》。同年，王年一、何蜀、陈昭于2004年2月29日在《观察》网站上又发表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指出：综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表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近年，众多网站的政治、历史、军事、人物专栏，都不同程度地收集了有关林彪的专题材料，开展过有关林彪问题的专题讨论。其中资料归集数量比较多、质量比较高的，当推《华夏文摘》的“网上文革博物馆”（www.museums.cnd.org）、《欲火凤凰》（www.yhfh.net）（2005年已关闭），及《林彪.军队.文革》（www.linbiao.org），而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互动性讨论最为热烈的，当推《强国军事纵横》（www.jsqg.cn）。           网上文革博物馆1996年春由《华夏文摘》编辑部建立，收集有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以《华夏文摘》增刊的形式分期在网上发表。其中自2000年有关文革中林彪问题的文章有五十多篇，除转载了上述王年一、何蜀、陈昭及陈晓宁的文章外，还有王年一、何蜀合著的《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王年一的《全景式的大曝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序》，何蜀的《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丁凯文的《也谈林彪913事件——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林彪与文化大革命>得失谈》、《“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千秋的《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阎长贵的《“缔造”和“指挥”的风波》，华飞的《“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陈小雅的《清理历史的垃圾桶——重审林彪罪案的几个问题》、《林彪的罪名及其变迁》，舒云的《黄吴李邱在913事件前一天》、《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访谈录》、《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我不是“资敌罪”——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访谈录》，史学的《谁掌握了破解林案的钥匙》、《客观、历史、正确地看待林彪事件——兼论林彪事件的历史地位》、《林彪当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孙一先代办没有说出的秘密》，陈伦和的《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康庭梓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刘晓波的《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陈益南的《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心远的《推倒加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黄琨《历史不是案——专访吴法宪女儿金秋教授》，朱学渊的《一堆糊涂虫说林彪》，云衡的《难得糊涂，呼唤清醒——评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余汝信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913”前后的空34师》、《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以研究林彪问题为己任的《林彪.军队.文革》网站，建立于2005年。版主射天狼在开坛辞中称：“林彪早已成为历史人物，文革也成为历史学家们研究讨论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关围绕这一课题的研究将会历久而不衰，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本坛的开办，就是希望将林彪、军队和文革的关系作为一个集中讨论的题目，使重点得到突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史为鉴方能知兴衰，亦能认清历史的潮流。”该网站设立了峥嵘岁月、913亲历者言、林彪事件、军队与文革等数个专栏及部分作者文集，已成为目前海外研究林彪、军队与文革历史的重要阵地。           《强国军事纵横》网站建立于2004年。至2006年12月止，拥有注册会员五千多名，主题总数七千多个，回帖总数二十六万多个。未可否认，各别讨论延伸开来多少有些跑题，唯论争热烈程度与此还是可见一斑。           电视是电子媒体重要的一种。有中资背景、在香港注册、节目可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凤凰卫视》，近年做过三期有关林彪事件的节目。一为2004年7月间分两次播出的鲁豫访问吴法宪夫人陈绥圻；二为2004年12月鲁豫主持的《林彪坠机之谜》；三为2005年7月请康庭梓讲述“913事件”当晚的经历——《那一夜惊心动魄》。节目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颇大反响。           二、研究专题概说           新世纪以来，林彪研究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下专题的讨论较为集中、热烈，有一些新的见解及新的突破。      （一）战争年代的林彪      （二）林彪与“罗瑞卿事件”      （三）林彪“5.18讲话”      （四）文革发动阶段的毛、林关系      （五）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过程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      （七）林彪与“九大”政治报告      （八）林彪与“第1个号令”      （九）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十）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十一）“913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十二）林彪对林立果的活动及《“571工程”纪要》是否知情？      （十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十四）“913”之夜（1）      （十五）“913”之夜（2）      （十六）256号专机坠毁原因      （十七）林彪的缺陷           （一）战争年代的林彪           新世纪以来有关战争年代林彪的著述虽然不多，唯著述者在立论上大多数已较客观公允。研究者方面，彭红英、余世诚列举了林彪与毛泽东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分歧，较为客观地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我们认为可作如下评说：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其实分歧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没有伤害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反而使他们愈加契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14）黄瑶对广为流传的辽沈战役中林彪背着罗荣桓发出回师长春电报一事，根据当时林彪秘书谭云鹤的回忆及《阵中日记》的记载作了辨析，否定了这一说法。（15）           谭云鹤回忆了1948年中央军委令东野南下攻击锦州和北宁线时，林彪打锦州决心一度动摇，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欲来了两桌客人”，后来在罗荣桓提议下，给中央重发电报主张仍攻锦州，与中央意见再度一致的详细过程。谭还述及林彪口授电报的一般程式，以及对林彪近身的观察：“林彪的生活和警卫不归我管，但我从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触到的，觉得那时林彪的生活是很俭朴的，很少听说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热了。那时他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上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16）           罗舜初自1940年起，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三纵政委，四野40军政委、军长，军委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是经后人整理、于他逝世24年后发表的。该文对林彪有褒有贬，褒多于贬。由于罗舜初不被视为“林彪集团”中人，他的“褒”就显得有点儿令人注目。（17）           《吴法宪回忆录》对东北战场林彪功绩的肯定，尚不及李建国的《辽沈战役研究》。如东北易帅、林彪出任东北局第一把手，吴回忆录仅一笔带过，而《辽沈战役研究》则对此有多处精辟、独到的评价和分析。（18）           可惜的是，类似《辽沈战役研究》这样对战争年代的林彪有一定深度的理性分析和评价的著述，在本世纪头几年再未出现过。           （二）林彪与“罗瑞卿事件”           近年，由官方编篡的著作仍坚持认为，文革前夕发生的罗瑞卿事件是林彪诬陷的结果。指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飞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林彪诬陷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9）           有论者不同意以上说法。该匿名论者认为：“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到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是一样），但林彪决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20）           以上署名“佚名”的论者所言，较官方说法更符合逻辑，更言之有理，并非一般不了解内情者所能编造。“佚名”者想必有其可靠的信息来源，可能因某种原因未愿透露。唯要令研究者及后来人更心服口服，公布其资料来源应为上著。           （三）林彪“518讲话”           对林彪“518讲话”，官方言论调子依旧。如《毛泽东传（1949－1976）》声称：“18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21）           王力的回忆则较为客观：“18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这已经有全文，就不多说了。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毛主席也同意了，画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22）           余汝信著文详细罗列了林彪“518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了“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包括：一、更换中办领导人；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余汝信认为，以上措施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作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未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23）           戚本禹2003年12月与余汝信谈及林彪“518讲话”时称：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宫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准的整理。（24）           （四）文革发动阶段的毛、林关系           目前，官方言论仍称“913事件”后次年才公布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表明了在文革发动阶段毛对林彪的疑虑，所以，信中将林彪称为“我的朋友”，而且信中毛称他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25）           大陆学者何云峰则指出：“‘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再度变得模糊不清。”（26）           何云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文献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关于毛致江青的信，何云峰认为：毛对林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为毛所不安的是林关于毛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为此毛专门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借此提醒林在宣传上不要搞得太过头。这本身就说明毛对林是信任的。另信中一句“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仅不足以说明毛对林的怀疑，反而说明了毛对林的信任，认为林这样做虽然有点过头，但心是好心，只是出于“打鬼”的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何云峰称：根据这两个文献材料断言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对林已有怀疑，其实是一种误读。           关于毛致江青的信真伪问题，陈小雅认为，这封信存在重大“破绽”，在指出可疑之处后，陈小雅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27）           戚本禹在答余汝信有关外间对该信真实性的质疑时则称：“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的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其实，何云峰未有讲清问题的实质。这可能是囿于大陆的现实条件所致。通观毛致江信全文的风格，可以相信它是真的。官方1972年内部公布它的目的，是用以表明毛早就对林有非凡的洞察力，但适得其反的是，它给明白人看出了毛对林即暂时利用又加以防范的阴暗心态，是毛出于政治需要一定要利用林，而绝非林要利用毛。           （五）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过程           有关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历史过程，大陆学者彭厚文认为：“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大部分的时间里没有把刘少奇看成唯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被毛泽东摒弃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28）           高文谦则描述了1966年8月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时的一些具体情况：“8月5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29）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           王年一、何蜀、陈昭著文认为：综观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林其实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30）           王年一等认为：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处，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革”究竟如何搞法，也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毛对林、周、邓、刘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至于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原因，王年一等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林彪的病。凭林的聪明和敏感，他不会不明白，毛选他这样的病人来做“接班人”，决不会像宣传上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高举”、“紧跟”，而只不过是便于一时的利用；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明哲保身，即可免毛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七）林彪与“九大”政治报告           林彪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份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后来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           林彪与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的关系，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31）           有关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被指为“鼓吹唯生产力论”，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被陈反击为“像波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的激烈争论、冲突过程，陈晓农引用了王文耀、王保春在2003年3月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称：毛对陈“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根据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陈伯达的报告起草完后，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定了。陈晓农说，陈伯达在同张春桥争论时，没有援引过任何“林副主席指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说明林彪对起草九大报告没有表示过具体意见。           关于林彪同“九大”政治报告的关系，张云生称，叶群对他说：“老夫子的稿子，‘中央文革’不想在讨论。因为主席对张、姚的稿子已经亲自作了修改，说明主席对它已经基本认可了。但是老夫子还是不甘心，他坚持将它印出，托我劝首长好好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这是给他一点安慰。但是，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的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32）           张云生说，林彪最初想搞个“平行作业”，准备一个“九大”上用的“条子”，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政治报告的起草后，林最后决定不搞了。对张、姚写的东西，林彪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对陈伯达的稿子，林彪虽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欲让张在“拉条子”时把它当作参考的素材。           张云生以上说法与陈晓农的说法略有不同。陈说陈伯达的稿子“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张云生说陈伯达的稿子已印出交林办，林彪虽没有看过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但欲让秘书看且将其当作参考素材。           （八）林彪与“第一个号令”           早于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者苏采青即著文澄清：所谓林彪“第一个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3）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亦较客观地介绍了“第一个号令”，作出了该“号令”并非阴谋活动的结论。           唯近年部分官方出版物，如官方编篡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仍老调重弹“阴谋论”，称“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34）           张云生修改后重新发表的回忆录，专辟了一章即第17章谈“第一个号令”问题，可视为有关此事的第一手材料。有关林彪指示的标题及向毛泽东报告一事，张云生说：“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给黄总长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正在武汉的毛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重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35）           当年“第一个号令”的记录、整理、执行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的儿子阎铭，2002年著文对阎经手“第一个号令”作了详细说明。（36）阎仲川在1971年“913事件”后受到隔离审查，时间长达7年6个月，1979年4月解除监管。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阎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笼统地称阎在总部及此前在广州“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只字未提“一号号令”，阎随即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病逝。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2003年亦曾著长文，对“第一个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经过作了客观、理性的叙述。（37）           （九）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等与张春桥等的斗争经过，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陈伯达作为参加会议的一个关键人物，对此有专门的回忆。关于林彪的讲话，陈伯达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38）           作为当事人，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专设一章描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的斗争。斗争开始时，张春桥似乎一度居于下风，据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式前，与毛泽东谈话，提及了吴法宪与张春桥在称天才、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问题上的争论，毛同意林“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吴法宪说，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39）           毛泽东是否如吴法宪所言事先知道并同意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学术界是有分歧的。唯会议上吴等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攻击，欲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吴等未讲究策略，操之过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极大反弹。更重要的是，军人们当时绝未有料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的关爱之情，甚于对林彪的所谓“战友”之情！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对庐山的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40）           （十）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所谓“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主要罪名之一。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仍然坚称：“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41）           王年一、何蜀2001年著文对官方的论调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称：中共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有不同意见，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以至毛“龙颜大怒”，并非源自于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与会上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42）           对于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的官方说词，陈伯达在回忆时坚决加以否定：“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43）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了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他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44）           关于国家主席设立与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着重谈及了汪东兴在此问题上初始的态度，及“9.13”后吴交代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的由来：           “8月20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45）           吴法宪说，他对一些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时至今日，倒是可以查证得到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可见于当年大量印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编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吴法宪亲笔交代的影印件原文为：“（二）七0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九个字下边，吴法宪确实加了“……”的重点符号。（46）           （十一）“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2004年，王年一、何蜀、陈昭合著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在海内外引起颇大反响。文章引述了王年一1996年10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称：“‘913’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文章又说：“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著《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他赫然醒目地在小标题中用了‘把林彪逼上绝路’七个字，在正文中，这个‘逼’字反复出现。真是不谋而合。”（47）           该文称，毛泽东是避着林彪南巡的。此次南巡共28天，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其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至此事情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有了逼出来的“913”事件。           关于毛之南巡，丁凯文著文认为，毛泽东1970年8月的南巡与文革前夕在南方巡视隐居策划打到刘少奇如出一辙。毛在南方接见各省市军队领导人时，将一年多前的庐山会议矛盾上纲上线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天才论”则是反党理论纲领。事实上，毛已将林放到自己的对立面，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48）           千秋在论及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林关系时称：“他（指林）哪像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沙子又甩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在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49）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则称：“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913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913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50）           （十二）林彪对林立果的活动及《“571工程”纪要》是否知情？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坚持认为，《“571工程”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51）又称：“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保，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52）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专门一节“管不了的林立果”中，透露了吴对到空军以后的林立果的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53）吴法宪并没有提及林立果的活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得到林彪的支持了。           陈伦和1970年调入空军党办“调研小组”任外文翻译，该小组内部戏称自己为“小舰队”。陈在“小舰队”期间从未见过林彪和叶群，他还回忆道：“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欲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与林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我见到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时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54）陈伦和的回忆表明初期的“调研小组”确是为掌握国外的军事、技术动态而成立，并不反毛。           陈晓宁著文集中反驳了当局指控林彪参与政变的各类证据，认为：“当局提供的这些所谓证据，要么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仅靠这些证据还不能确凿无疑地得出林彪参与了政变的结论。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被林立果、叶群利用的所谓的林彪参与政变计划的诸多证据，很可能是林立果、叶群打着林彪旗号编造出来的。所以，仅凭当局目前给出的那些证据，是不能充分地认定林彪参与政变的罪名的。”（55）           史学则对林彪与《“571工程”纪要》的关系甚至《“571工程”纪要》本身提出质疑：“经历30多年的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吴李邱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没有一个看到过这个‘571工程纪要’。”“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纲领’。”（56）           据说，《“571工程”纪要》是“913事件”20多天后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将军楼）由王兰义发现上交的。舒云称：“2006年有人访问过李伟信。李伟信说：最后收拾将军楼没有烧东西，他也没有在桌上发现那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最后离开的李伟信说没有红拉链本。而在他们离开后第一个进去的王兰义却是从将军楼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这是为什么呢？      ……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伟信的说法，《“571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档案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伟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57）           （十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称：“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难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付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吴李邱等.”（58）           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涉及“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内容。吴法宪连林立果调动飞机一事也不知情，更别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了。吴法宪夫人陈绥圻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则称：“林彪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一向很慎重。林彪假如真要搞政变，肯定要跟黄吴李邱他们商量。当然他也估计黄吴李邱不会同意。所以他也不跟他们商量，也可能的。究竟怎么一回事，林彪已经死了，我们也无从证实。但是他（原注：指林立果）也确实想把黄吴李邱弄到广州去，那是王飞说的。”（59）           余汝信著文根据“两案”审判对江腾蛟、胡萍及“小舰队”成员的庭审结果称：“所谓‘小舰队’，指的就是空军中以王、周、于、刘为核心的一小群中青年军官。其核心成员的思想体系及行动纲领，已充分体现在由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之中。以今日的视角去阅读《‘571工程’纪要》，无疑可以发现其超越同时代人的、锐利的批判精神！从目前披露的材料观之，林立果及王、周、于、刘反毛的目标是明确不过的，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他们给‘舰队’其他成员所灌输的，恐怕只能是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甚至还未敢提毛的夫人江青）。真正知道谋划的最终目的和真实意图的，正如陈绥圻所判断：‘王飞应该算一个，周宇驰一个，于新野一个，刘沛丰一个。可能就这么几个人。他们的范围很小’。”（60）           余汝信该文引述了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法的驳斥：“愿再三申明：不知道南逃，绝对不知道。林彪出行，一般只是两架飞机。七八架飞机，那么大的举动，那么超历史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可以用人格担保，我对此一点也不清楚，不了解，没有人通知过我，也没有人打过电话。”          至于大军区方面，《丁盛回忆录》披露了不少内情，丁盛所言：“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61）           余汝信最后说：“《571工程纪要》无疑出自于‘小舰队’之手。在《571工程纪要》中，‘小舰队’视上海为行动基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从目前已公开的材料来看，‘小舰队’打着林彪的旗号，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林彪（以及叶群）事前知道‘小舰队’的计划，更不要说同意他们的计划了。根据现代法学‘疑罪从无’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所谓‘林彪又阴谋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指控，不能成立。而更无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以及广州军区、广州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知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62）           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63）和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64）均称，“913事件”后张春桥等人曾逼迫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承认，9月12日零点在长沙接到林彪“南逃广州”的通知。由于卜占亚的伪证，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变得扑朔迷离，几被坐实，至今未得澄清。           （十四）“913”之夜（1）           关于“913”之夜北京及北戴河、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上世纪末《中华儿女》杂志发表过原林彪警卫秘书、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及林彪专机组成员康庭梓的回忆，近年，又见有当事人吴法宪、林立衡及康庭梓更多的回忆，吴、林、康的回忆，均可视为北京、北戴河林彪住处及山海关机场三处事情经过的第一手材料。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9月12日夜间11时，周恩来突然来电问是否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经询问空34师，方知三叉戟专机被胡萍调到山海关，再讯胡萍，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立即飞回并复电周恩来。周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为何如此紧张？他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透露？           为进一步追查专机调动问题，经周恩来同意，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吴法宪从城内空司直接去西郊机场。其实，周恩来此时已要控制“副统帅”的行动自由！           吴法宪回忆到：“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34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向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65）           如果吴法宪的回忆无误，潘景寅的角色和立场却是值得深究的。否则，为什么他一边“满口答应”不起飞，一边最终还是起飞了呢？或许，事情本来很简单且令人容易理解——吴法宪的“命令”如何比得上在现场出现的活生生的“林副统帅”？况且，吴法宪在电话里也没有说明“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是谁的意思，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如林彪本人或叶群、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命令起飞，潘景寅又能作何选择？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9月13日凌晨1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时要34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34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15分钟，潘景寅不做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起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9月13日凌晨2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100公里。飞机高度只有3000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荧屏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66）           （十五）“913”之夜（2）           关于“913”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详情是从“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写起的。关于9月12日之前的情况，林立衡是否写有过其它材料，不知道。本材料对9月12日之前的情况只有一小段“我（指林立衡）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志清醒和人身安全。”（67）          刘吉纯曾对采访者称，9月7日晚，林立衡对他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68）           林立衡不报告，刘吉纯也没有报告，林立衡告之的其他人有没有报告？北京是否对北戴河的动静就毫无所知还是另有耳目？林立衡称等几天再说，于是，就等出了个“913”！           林立衡在材料中表露的最大不满是，在林彪、叶群、林立果出走的过程中，8341部队没有采取有效的拦阻措施。而更重要的是，林立衡认为，“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似乎另有目的：“姜副大队长等人气愤地告诉我，他们在先行车上一直等张副团长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反而给红旗车让了路，直到张宏的小车开来才一起在后面追赶红旗车。但那时已追不上了。”（69）           关于以后在研究者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李文普的枪伤成因，林立衡说：“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声接着又是一声枪声——后来听说是肖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30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70）           而李文普本人在上世纪末著文的说法则是：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1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71）           以后官方的各种出版物都引用了李文普的“证据”以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但民间研究者多为质疑李说的真实性。如李晨说：“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913事件’发生后，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时，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72）           （十六）256号专机坠毁原因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半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专机坠毁的原因，是近年有关林彪事件讨论热点中的热点。           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持立场，是专机得以起飞的关键，也是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疑团。康庭梓称：“午夜，时间的脚步刚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马上用调度室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康说，潘景寅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的其他5个人起床，而且，还阻止别人把他们叫醒。“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之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很可能就是林立果。”（73）           康文引述了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接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说的话：“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74）康庭梓的“分析”和邓小平的“个人判断”，说到底也都是一种推测。看来，康是同意邓小平的“个人判断”，唯这一判断与康所述潘景寅的举动相悖。          民间研究者于此各有说法，王年一、陈昭称：一种观点是林立果做贼心虚，要求“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另一种说法来自张宁：林立果曾交代机场人员给飞机加满油，机上所有人员留机待命不准下机休息，但大部分人没有遵从；“还有第三种推测，那就是潘景寅等人可能领受了某种特别指令去完成一个伟大而神圣的使命——必须使该机飞出国境，又必须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是它坠毁。潘景寅会不会为了减少牺牲而故意这样做呢？”（75）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缺乏了小心的求证。由于256号专机起飞后一直未与地面联络，飞机上的“黑匣子”又下落不明，飞机坠毁原因缺乏直接证据。有别于官方渠道的分析，近年类似上述第三种推测的“阴谋说”和“苏联导弹击毁说”在部分民间研究者中流行。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晓宁该文得出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为“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2.5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76）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先后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的文章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77）及“京城孤魂”的《是谁干掉了256专机？》（78）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79）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持类似观点的是近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区区不才”的《“不才”林彪913系列》，该系列文章认为256号专机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而且从飞机起飞到此时刚好是2个小时，“原因只有一个，飞机上发生了万分紧急的情况，这个情况紧急到潘景寅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必须着陆，这个情况比带油降落、起火燃烧更危险”，因为中央早就洞悉了林彪一伙准备乘飞机外逃的阴谋，“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相关安排，林彪在逃亡中途机毁人亡就决不可能是意外”。（80）           “苏联导弹击毁说”、“阴谋说”均为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王海和孙一先的回忆录，则分别引述了“913事件”后由王海牵头组织的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专机坠毁原因的结论。（81）以目前持异议者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尚难推翻这一结论。           （十七）林彪的缺陷           吴润生承认，林彪是天才的军事家。唯“历史经验证明，凡军事家不宜从政，战争结束后就该退隐，如有新的战争发生方可东山再起。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充满了军事家的基因，很难灌输进政治家的元素了。‘换血’的成功率极低极低，林彪同样未能超越这一规律。”（82）           吴润生认为，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为什么不宜从政？因为他对政治和政治家有天然的偏见。此外，林彪对理论不屑，没有理论水平；对儒学矛盾，没有“禅让”、“礼让”、“谦让”、“退让”、“忍让”精神。真正具备政治家全才的人物比较罕见。显然，林彪不是。吴润生还认为，林彪在“夫妻恩爱”、“儿女情长”方面的缺陷十分明显的。这也是葬送他政治前程的重要因素。           梁由之在《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83）一文中谈及了林彪不少优点，也列举了林彪的一些缺陷：1.不知自己；2.不够谨细；3.器量偏于狭窄；4.两面派；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本文为网络文章，未详是否余汝信先生所作，注释亦难以找到，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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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文章原标题：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


作者：高华      时间：2008-07-07   来源：二十一世纪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及其家属，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1。这些文章和数据的共同特点是：修正了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解释框架，对该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对林彪抱有强烈的同情。对此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下发的官方材料，“四人帮”曾经参与其事，其基本结论在1979年后仍旧维持了下来，若干论断确实有疑点。本文的看法是：历史研究强调客观公正，研究者对当年涉案人员亲属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鉴别；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一　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 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 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 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2。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于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 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3。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于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4，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5。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越逾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于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6。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7。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8，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9，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0。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11。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锺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12。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13。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于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14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质量。林彪批评毛“搞权术”15，“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16。“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17。“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18。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19，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20，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21，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于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22。“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23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24，“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25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26。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27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28，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拉林彪上船。
         
        对于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29，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于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于是，范晔于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　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30。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31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32，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虑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 60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连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33。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34，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35，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36。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37。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复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38，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39。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40。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 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项目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41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42。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43。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44。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45。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46。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它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47。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48，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49，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它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50。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51。8 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52。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53。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　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54，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颗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55，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于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56。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57。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于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于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 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于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58。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四　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59。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60。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61。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62。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63，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64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65。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66？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67，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数据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68，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69。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示70，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71。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72。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数据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73。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数据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74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75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76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77。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干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于“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于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78，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79，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80。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81，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　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 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82。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83。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数据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84。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85。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86。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87。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 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88。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89，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90；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91。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数据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 Broz Tito）、霍查（Enver Hoxha）、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92。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93。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94。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　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数据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95，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 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96。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97。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注释
         
        1
         
        主要有：王年一、何蜀、陈昭：〈“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金秋着，丁凯文译：〈扭曲的历史──林彪事件的教训〉，载《重审林彪罪案》；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载《华夏文摘．增刊》，第461期（www.cnd.org/hxwz/zk05/zk461.gb.html），等等。
         
        2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5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4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以下简称“《文库》 2006版”。
         
        3       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2002年5月20日），载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311。
         
        4       参见拙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382。
         
        5、6、8、9、23、28、47、67、69、71、73　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页407；408；423-24；430；480；497、509；574-75；609；610；606-607；607。
         
        7       转引自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89。
         
        10   林彪说：“有人说，只有外国的东西是科学的，这话不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参见《林彪同志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出版时间和出版地不详，页2。另参见辛子陵：《林彪正传》，页432。
         
        1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185。
         
        12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451；林彪：〈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
         
        1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173。以下简称《毛传》。
         
        14、16、19、21、22、24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香港），1994年3月号，页87；84；85；84、86；85-86；84。
         
        15、20、25、41　参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214；214；209；215。
         
        17   林彪写在一张散页的《新华报》上，贴在《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的书中，转引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207。
         
        18   林彪写在1958年版的《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条目旁，转引自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页207。
         
        26   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页39、36。
         
        27   转引自张宁：《尘劫：传奇女子张宁自传》（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页328-29。
         
        29   张云生、张丛劏：《“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页445。此书系作者《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一书的扩充本，原书为十四章，新版为二十章，添加了许多内容。
         
        30   朱仲丽：〈内乱之中──王稼祥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119。
         
        31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文库》2006版。
         
        32   60年代初，邓主持《毛选》第四卷军事部分的注释工作，有三个元帅，五个大将参加，参见《毛传》，下册，页1052；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邓在《毛选》注释中，“突出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参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620。
         
        33   《王力反思录》，下册，页620-21。
         
        34、 35、37、42、43、44、46、48、49、51、56、57、58、70　张云生、张丛劏：《“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429；280、 424；230；239；79；247；107-72；239；229；239；424、575；283-84、304-305；471-72；463- 64、542、569-70。
         
        36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毛夫人秘闻大披露》（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175。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20。以下简称：《毛文稿》。
         
        39   林彪亲笔，时间推断是60年代初。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6。
         
        40   叶群在1962年1月23日记录林彪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准备方法和注意要点，见〈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7。
         
        45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421。
         
        50   《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出版社，1997），页303-306。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191。
         
        53   《毛文稿》，第十二册，页446、448。
         
        54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337。
         
        55   叶群在1961年11月24日的笔记中写道：“101（指林彪）他经常表示对我的不满，轻蔑，使我尝到被鞭打、被刺讽的痛楚，使我在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几十年的时间由人拨弄，任人歧视，这是多大的过错呀”，〈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8。文革初，叶在一次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时，骂林“病鬼”，“嫁给他倒了八辈子霉”，又对工作人员说，作为夫妻，她和林彪的关系是“冷冰冰的”，参见张云生、张丛劏：《“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440、631。
         
        59   〈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68年10月26日），《文库》2006版。
         
        60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113-15。
         
        61   〈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录音记录稿（之一）〉（1969年4月1日），《文库》2006版；另参见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页44。
         
        62   〈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文库》2006版。
         
        63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4日），《文库》2006版；另参见《毛文稿》，第十三册，页35。
         
        64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323。
         
        65   〈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275。
         
        6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388；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216、221-12；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213；李文普也说，九届二中全会前，张春穚去过苏州，对林彪态度傲慢。参见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 1999年第2期。
         
        68、72、86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23；14-15；63-70。
         
        74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657期（1958年12月12日），页3-5；第2658期（1958年12月13日），页3-4、9-15、18-19；第2663期（1958年12月19日），页33；第2664期（1958年12月20日），页30。
         
        75   《毛传》，下册，页1581；另参见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46、53。
         
        76   《内部参考》，第2663期（1958年12月19日），页36；第2664期（1958年12月20日），页29-31。
         
        77   〈中共中央关于各人民团体“主席”改称“主任”的通知〉（1966年8月26日），《文库》2006版。
         
        78、79　《毛文稿》，第十三册，页144；182。
         
        80   参见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页199-200；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页278-79、300。
         
        81   毛在1971年9月10日周恩来报毛的报告上批示：三中全会“还要补选常委”。《周恩来年谱》，下卷，页480。
         
        82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页213。
         
        83   （台）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编印：《“共匪军酋”──谈谈林彪这个人》（台北，1968年5月），页16-17。
         
        84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28；另见注gq李文普。
         
        85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28。此是孤证，录之待考。
         
        87   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14-1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页447。
         
        88、91　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载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64、69；72-73。
         
        89   〈笔记〉第十七则写于70年代初，在“韬晦”条目下，写有“曹操论英雄”的两句话后，又写了“范蠡”两字。〈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明报月刊》，1994年3月号，页87。
         
        90   参见注66李文普；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242-43。
         
        92   《毛传》，下册，页1598。
         
        93   辛子陵：《林彪正传》，页647；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36。
         
        94   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
         
        95   李天民：《林彪评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页89-90。
         
        96   毛说：“唐高祖李渊有四个儿子，李元霸死于战场，李世民继承王位，两个亲兄弟学了好多学问用在自相残杀，结果一命归天，共产党里也有人学了马列主义却用来反党，我看命也不长。我说：树倒、叶落、果掉，就是这么回事。”（传达文件中称：“首长解释道：树倒是代表林彪，林亦木，木则是树，树一倒叶子落；叶是叶群，叶群这叶长在树枝上，树倒叶落，林彪倒叶群也必要垮；果是林立果，树长大靠叶来吸收阳光，结出果子，果核掉在地上就长芽长新苗，长大成树和成林。林彪把希望寄托在林立果身上，希望他为林家传宗接代，把中国成为林家天下。啥名不取偏取立果，包藏祸心，结果果未熟，树就倒，叶落果掉，林家就完蛋。”）《“匪情”月报》（台北），第十七卷第十二期（1975年2月），页78-79。这份资料未见大陆公布，现录之待考。《毛传》下册称，毛在1974年7月 17日晚离开北京，前去武汉，第二天到达，在武汉住了近三个月，10月12日离开武汉前往长沙，在时间上和这份材料相吻合，还说毛在武汉，就“解放干部”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而这份材料的标题就有“解放干部”的字样。
         
        97   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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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

作者：李德生      时间：2014-01-07   来源：读者推荐

	（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正式宣告林彪反革命集团精心策划的政变终于流产。近年来出版和发表的不少书籍与文章，已将这一事件前后的许多细节披露于世。现摘录如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进行到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我们的讨论停了下来。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 　　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当时，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凌晨三时十五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周总理批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周总理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他说："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待一切安排妥当，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中午。下午二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采取了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戒备以及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 　　在十三日迫降直升飞机后，根据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十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几个秘密据点，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在短短一、两天内，将这些正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北京和外地收审的人员先后集中在西郊亚非疗养院内，开始，他们并不老实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要誓死忠于"林副主席"。直至告诉他们林彪已经叛逃摔死，他们一个个才象瘪了气的皮球，那种一再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也不知跑到哪去了。 　　此后，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首先是直升飞机迫降后，从这架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罪证，其中有林彪的反革命手令，大批机密文件和美金等等。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手令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手令撕成几十块碎片，当部队、民兵在现场搜集上缴后，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几人一起辨认，他亲自仔细拼对，确认是林彪亲笔所写。这就证据确凿地证明，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头子是林彪。 　　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的投案揭发交代，也起了重要作用。 　　到九月十四日中午，我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利用中午时间把我安排到京西宾馆休息一下，我刚躺下，军委一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当时我想，我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四十个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怎么现在出现了呢？我让秘书与他联系，他说自己想投案揭发重大问题。我顾不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马上叫他来见。 　　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他那红肿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不断地流着眼泪。我听了很吃惊，原来只认为林彪要阴谋篡党夺权，竟然还要谋害毛主席。鲁珉当时还揭发交代了林彪一伙其他方面的罪行。他谈完之后，我让他在揭发交代记录上签了名，立即将这一重大揭发材料送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很快给我来电话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 　　后来把鲁珉收审到亚非疗养院时，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不派专人看管，允许他与妻子孩子同住，允许他自由活动，这其实是在体现坦白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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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念堂：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
发布时间:2014-01-25
作者:时念堂

——空军专机师师长的回忆 　　1971年"9·13"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空军专机师任师长并兼驾驶员。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和他的党羽所劫持的直升机及其机组人员，都属于我师。因此，我对这些飞机和机组人员都比较熟悉。时至今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一些战友一直在从空军飞行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9·13"问题。今天，我们专机师的师、团级干部陆续离开人世了。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促使我将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整理出来留给后世。或许，它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有所帮助。我相信，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 　　◇　"黑匣子"之谜 　　老百姓大都听说过"黑匣子"这个词儿，所谓"黑匣子"，是人们给飞机上的一个黑色的像匣子一样的记录器起的俗名。实际上，"黑匣子"是指飞机飞行中各种情况的整个记录系统。"黑匣子"主要有两个部件：一个放在机尾部分，它是飞机状态记录器；一个放在机头部分，它是飞机语音记录器，记录飞机上人们的谈话和其他声响，实际就是个录音机一类的东西。飞机一旦失事，只要找到了"黑匣子"，飞机失事前飞机和机内人员的情况就清楚了。因为，"黑匣子"是飞机制造时就安装上的，它们记录的资料都是原始的客观的，人们不可能对其中的资料进行篡改，而且异常坚固。所以，"黑匣子"是飞机失事后了解飞机失事前的状态和飞机上一些人员言论的惟一可靠证据。 　　但是，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落后我驻蒙使馆人员到达现场时，所有"黑匣子"都没有见到。究竟是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现在仍然抛弃荒野呢，还是被先我到达飞机落地现场的外国人取走了？至今还是个谜。 　　根据我们以飞行专业的眼光判断，这些"黑匣子"一定还保存在某个地方，不会随着256号三叉戟飞机的爆炸消失。其根据是：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爆炸，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飞机的机尾，被抛在离着陆点500米的地方，位于燃烧区中轴线的西侧边缘。整个机尾是向左侧倒在地上，左边水平尾翼的尖部插入地面。这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机尾所以没有爆炸，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可燃烧的物质。因此，可以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黑匣子"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因为机尾没有爆炸。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黑匣子"也不会损坏。 　　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两件"黑匣子"都不见了，这实在是一个天大之谜。随着这个"母谜"的出现，一些"子谜"也浮出了水面： 　　一、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军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被炸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实事求是，将其定为"正常死亡"。那么，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二、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子说了些什么？林彪一家子又说了些什么？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四、有资料显示：在林彪叛逃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他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当时没有回话。那么，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死了。死无对证。但是，"黑匣子"还"活"着，还"活"在某一个地方，它还能说话。我们上述的疑问，或许，等到"黑匣子"之谜破解后，便都随之而解了。 　　◇　加油量之谜 　　对空军飞行专业来说，飞机的加油量，就是一份说明书，它明白地显示了飞机要飞往哪个国家的哪个机场。加油量不能少，少了就达不到目的地；但加油量也不能多，多了就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增加了飞机的耗能量，还会影响飞行速度、高度和飞行时间，剩余油过多更会带来落地爆炸的危险。 　　林彪一家是在1971年的9月12日下午6点把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调往山海关的。这次飞行前，在北京，要求机械师李平加油，加油量原定16吨，而实际的加油量是15吨。当然，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去什么地方，机组事先是不能过问的。但是，从指定的16吨这个加油量上，至少可以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不是飞到山海关以后再飞回北京的。因为，到山海关这样小的距离，其来回根本用不了这样大的加油量；二、256号三叉戟飞机也不是飞往苏联的。飞往苏联的油量，至少需要二十多吨。三、256号三叉戟飞机是直飞广州的，中间不用落地再加油。 　　256号三叉戟飞机1971年9月12日下午6点从北京起飞，经过了半个来小时的飞行，当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到达了山海关机场。飞机降落后，查看油量，还剩了12．5吨。这时候，潘景寅又叫机械师李平把油量加大到17吨。当时副驾驶员康庭梓感到迷惑不解，就问潘景寅：加这么大的油量，准备飞什么地方？潘景寅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山海关油车上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上的加油设备不配套，油加不进去。当时，机械师李平向潘景寅说明了情况，并请示是否采用别的办法加油。潘景寅思考了一下，说：不用了，明天早晨再说吧！ 　　这个17吨的加油量再一次说明了这架256号三叉戟飞机既不是飞回北京，也不是飞往苏联，只有可能是飞广州。从山海关到广州比从北京到广州稍远一点，所以加油量从16吨提高到17吨。 　　当晚，所有机组人员都住在山海关机场招待所。第二天0点0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开始了紧急行动。潘景寅让调度室主任老李通知山海关机场准备给256号三叉戟飞机加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因为山海关机场加油车的加油设备和三叉戟飞机的加油设备不配套而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加油，所以，当机组的机械师们从招待所赶到停机坪之后，就爬上了飞机的机翼，试探着为飞机加油。但是，仍然加不进去。正在这时候，林彪的轿车开过来了。只见林彪被飞机上面的人拉着、被飞机下面的人推着，好不容易地上了飞机。之后，叶群急忙下令：马上起飞！想在机翼上给飞机加油的机械师们听见命令，只好停止加油，立即从机翼上跳了下来。还没等加油车完全离开，飞机就加大油门冲了出去，以致加油车顶部的把手剐坏了三叉戟飞机右机翼的航行灯。 　　这时，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存油量，仍然是12．5吨。 　　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出发到从山海关出逃，一系列的加油量是：要求加油量16吨；实际加油量15吨；存油量12．5吨；要求增加到17吨；实际仍然存12．5吨。 　　这一系列的加油量，向我们摆列出了一系列的谜： 　　一、"9·13"林彪一伙逃跑，究竟原想逃往哪里？二、潘景寅是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他非常清楚：12．5吨的加油量，只是飞往苏联实际所需量的一半。但他还是向苏联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三、林彪曾经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他不会不知道12．5吨的加油量能干点什么。他面对这种处境，又是怎么想的？难道此时他成了白痴？四、带着12．5吨的加油量外逃苏联，难道全飞机的人都疯啦？ 　　◇　绕大圈之谜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有关的航空知识。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一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Ｎ），正东方向为90度（Ｅ），正南方向为180度（Ｓ），正西方向为270度（Ｗ）。其他方向可参照这些正方向来确定。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规则、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果断地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其实，完成这个过程，在三叉戟飞机来说，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完成这个过程却用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林彪的飞机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子。 　　应该在几十秒钟时间内进入固定航向的飞机，到了20分钟以后，才进入固定航向。 　　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256号三叉戟飞机，又在哪些航向上稳定过呢？ 　　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 　　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且平直飞行。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我当时正在西郊机场。从雷达员那里获悉这个航向后，已经认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返回北京。 　　第三阶段：飞机的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 　　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个硕大的问号，也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既然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实际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那么，林彪叛逃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起了大圈，浪费起了油料。这是为什么？二、邓小平生前曾经结论说：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员是"正常死亡"。那么，机组人员在空中是否与林彪一家保持了一致？三、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那么，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四、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五、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 　　……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天空所画的大问号早就消失了。然而，它留在人们脑子里的问号，却依然存在。 　　◇　自行降落之谜 　　有人怀疑，"9·13"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降落和爆炸，是被导弹击中的结果。他们的根据是：飞机上有一个孔洞。 　　"9·13"事件发生后不几天，外交部时任副部长李耀文、我驻蒙古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等人，找到我们空军专机师的领导，一起研究孙一先拍摄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降落爆炸的现场照片及他所掌握的现场情况。我们负责解答了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专业方面的问题。根据他们提供的详细情况及现场照片，根据我所掌握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及飞行专业知识，我否定了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说法。 　　我的根据是：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256号飞机上的孔洞，呈不规则形，这更不是导弹击痕；三、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四，孔洞的边缘，是呈外翻状。这也证明不是导弹击中的。如果是导弹从下向上射击的，那么，孔洞的边缘应该是向里翻；如果是导弹从上向下射击的，虽然机翼下面的孔洞其边缘是向外翻的，但机翼的上面应该有边缘向里翻的孔洞，可机翼上面没有孔洞。五、导弹打下来的飞机，不会再滑行。而256号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了29米。既然飞机不是导弹打下来的，那么，只能是飞机自行降落的。可问题来了：林彪一家是要叛逃到苏联的。他们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自行降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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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因为飞机没有油了，所以才迫降。我可以告诉大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我们专业飞行人员的测算，结果是：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根据飞机降落地点的居民反映的情况来看，飞机降落前，还在降落地点的上空原地盘旋了一阵子。如果再加上飞机原地盘旋所耗的油量，那飞机上的存油量将更大。）也就是说，飞机刚用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油料。这个数字，是根据三叉戟飞机的耗油率、飞行的时间、飞行的高度和飞行的速度精密测算出来的。再有，256号三叉戟飞机落地后爆炸的规模，也能证明飞机上的存油量之大。
　　这些存油量，还能够供飞机飞行一段时间一段距离。而且，飞机带着大量的存油在非机场地方降落会增加爆炸的危险系数，也是飞行的大忌。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自行落地？

　　这又是一系列的谜：

　　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四、256号三叉戟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

　　我们已经知道：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了。但有许多有关"9·13"的谜，还未解开。看来，林彪案件某些更深层面的东西，还有待于历史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