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讲述“个人史”成2013国内出版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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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讲述“个人史”成2013国内出版热点，底层叙述重构历史侧面

发布时间：2013-12-12

| 时代周报 | 263期

2013年的中国出版界，“讲述个人史”成为不容忽视的关注热点。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出版《蹉跎坡旧事》，记录自己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60岁才开始识字、70岁开始学习写作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写出了《乱时候，穷时候》。用“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描绘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北方偏远农村里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的农民工姬铁见，以一种“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方式，写作《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真实记录了属于一个农民工的沉重记忆。

在以权力角逐、政治变迁为主角的宏大历史叙述中，这些人本来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些有关个人经历的叙述，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航道，重构中国历史的侧面。在学界，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这些来自中国中下层者的个人叙述。学者郭于华将这些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便苦难是他们回忆共同的主题。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长沙、上海
《蹉跎坡旧事》
见证草根知识分子七十年生死
《蹉跎坡旧事》的作者是湖南浏阳教师沈博爱。此书记录了作者劳改时，第一个孩子夭亡、前妻远嫁湖北、祖父在绝望中死去等悲惨的人生经历，但整部书的风格并不哀怨，而是一种昂扬不屈的调子。
十年砍柴是这本书的责编，“我以前读相关题材的书，多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回忆‘极左’时期所受的磨难，所表达的痛苦感很浓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这类大人物相比，博老因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强，其对待苦难的态度也更为达观。” 十年砍柴这样评价。
海外文史作家林达担任了全部书稿的统筹工作，并为该书作序。他最早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版发现了沈博爱有关“蹉跎坡”的连载文章，“顿时眼前一亮”，随后主动联系。在序言中，林达清晰表达了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作者非常特别，他罕见地在填补这个空缺。”
初试：“不好写啊！”
“我没有青年黄金时代，在本来最美好的年岁坐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煎熬过来，劫后余生。当时只有一份很简单的农人意愿，就是和老伴一道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沈博爱目前居住在湖南省浏阳市的教师村小区。
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祖父母带大，20岁时因自发组织文学小组，结果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罪”入狱，划为“右派”。1982年，沈博爱46岁，最终被宣布无罪。面对这么多沉重的记忆，沈博爱原本并没有想记录下来。
1997年，为家庭辛苦操劳一生的老祖母去世。1998年，沈博爱夫妇在徐州大儿子家过起了难得休闲的日子。老伴知道他平常爱动笔墨，于是鼓励：“祖母走了，孩子们都成家了。这个家我们经营这么多年，尝了四十几个春秋的酸甜苦辣，你可以写一下过去的经历。”沈博爱倒是有些担心，觉得会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不好把握分寸。他说当时很为难：“不好写啊！一个家庭不是单独存在，总与社会大变革息息相关。”
沈博爱试写了一篇《蹉跎坡》，孩子们看后，一致认定“能写出一本书”。沈博爱却觉得难度很大，此后竟搁置了六年。孩子们就一直催，沈博爱就老实承认：“不想写了，太复杂 ，涉及面太广了……”孩子们不肯，多次劝写，沈博爱招架不住，只好拟订出一个写作大纲，又顺势写了几个难忘的小细节。
完稿：日记+走访+勘误
2008年，在老家浏阳，沈博爱终于下定决心写下去。“开始真正写，搜集、走访、考证、整理，经常写到深夜。我原来爱写古典诗词，现在全部放弃了。”疯狂写作引起了老伴的担忧，怕他身体吃不消。沈博爱清楚记得全部稿件完工的准确日子：“2011年1月20日晚上，我写完了。桌上一堆手稿。我数了一下，共365篇（后删去4篇），共70多万字。”
沈博爱从青少年时就开始每天坚持不懈地记日记，这让《蹉跎坡旧事》有了第一手资料。为书中涉及有关他人的细节，沈博爱一一走访当事人，“如果能找到当事人，我一定会找他聊；如果当事人已经过世了，我就找他的亲属、朋友、知晓这件事的人了解情况。”
“我爸爸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一点都没有假的。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日记，即便今天，谁来了家里、几时做了什么事，他都会一一记录。”老伴去世后，沈博爱的大女儿、女婿搬来与他同住。女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好几次看父亲写的“旧事”，她都偷偷流泪了，“我爸爸太苦了”。
2012年秋天，这位不许记忆出错的细心老人，自己印了上中下三卷的《蹉跎坡旧事》共六套，五个孩子每人一套，要求他们帮忙校对是否有错误之处。2013年春天，老人又自费印了几套送给亲戚朋友，继续请他们在事实上把关。收集完大家的意见之后，沈博爱对全书做出了多达130多处修订。
回忆：政治斗争犹如番薯藤
“蹉跎坡旧事”始自1936年，止于2011年，横贯半个多世纪。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作者从初谙世事到步入中年的30年，也是作者经历最坎坷、磨难最多的30年。
1956年，年方二十的沈博爱在同学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并自办一份油印刊物《求知通讯》，第一期就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的文章。翌年，刊物终刊。没想到的是，办刊的几位同学很快就落得和流沙河一样的下场。被人告发后，“文字狱”随之而来。1958年春，沈博爱与几位友人一并“落网”；1962年夏被教育释放，但留了个小尾巴。彻底平反时，已经是1982年了。
“那时，我已是46岁的中年人了，整个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就被葬送。唯一的收获是修炼了三皮，割掉了两个无形的尾巴。”坐了五年班房，最终换来总额为一百元人民币的补偿。
沈博爱说自己有时候会想起同龄人、律师张思之说过的话：“不是恨，抱怨只是一点……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平反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我只是感觉到，我这15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15年不是一般的15年，是30岁到45岁，是人生当中最精彩的15年，可惜得很。”
“那是一段每天都在死人的岁月。”沈博爱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你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身边的、熟悉的人，每天都有人在自杀，每天都是谁谁死了的消息。今日张某服毒自尽，明日李某投河未遂，后日王某悬梁自缢。”
有关“喻学甫之死”，沈博爱单辟了一节来写。时值“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某夜一次小组会上，“肃反干部”组织教师学习政策文件，“一是划‘历史反革命’有个国共合作的时间限制；二是保长属于划‘历反’的对象，还提了其他有关‘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当时教师宿舍里盘坐在被子里的人们，沉默得鸦雀无声”。
“坐在我对面被子里的喻学甫老师，那时还是‘未鸣未放’，没被揪到‘反省批斗’的另类里来。可是我看他面如土色，心思沉重。第二天早晨，我抢着去食堂取水洗漱，那时候用的是三尺高的开水围锅，我在走廊门口正好碰到了喻学甫，他端着脸盆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当我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发现人群都向食堂涌去。”刚跟他打过招呼的喻学甫，投开水锅自杀了。
被人从开水锅里捞上来的喻学甫，已经成了“煮烂的泥鳅”，送到县人民医院不久便气绝身亡了。这件最痛苦、最残忍的自杀事件，令沈博爱至今感到毛骨悚然。“曾经有人说：历次政治斗争都好像番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苦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沈博爱感慨。

《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
沈博爱 著
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520页，48元

《乱时候，穷时候》
北方文盲老太讲故事
60岁才开始识字、70岁开始学习写作的传奇老奶奶姜淑梅，最近写出了一部《乱时候，穷时候》。这位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到黑龙江安达市，做了20多年家属工的老人，用“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描绘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北方偏远农村里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裹脚年代，因为脚大，新媳妇挨打受气有的是。百时屯时家娶的媳妇脚大，丈夫看不上她，也不搭理她，去厨房吃饭的时候故意往她脚上踩，她也不敢吱声。时家新买的小鸭子都挤在门口晒太阳，新媳妇没看见，一脚迈出去，踩死两只鸭子。她自己害臊，上吊死了。”
“区长嫂的丈夫死于逛窑子。丈夫死后，一次她回婆家，半夜里被两个小叔子抬走，轮奸到天明。区长嫂又气又吓，病了6个多月死了。娘家人不愿意了，叫两个小叔子给嫂子买好棺材，买好衣服。天黑了，娘家人都回家了。两个小叔子把嫂子脱得溜光，背到他哥的坟上，把坟挖开就埋了。回到家，天明把棺材和新衣服都卖了，听说跑山西去了。”
生如蝼蚁、命如草芥，这就是“乱时候”。在这一时段，姜淑梅写得最多的是身边的女人们，虽然有些故事是听来的，但这些女人最终都奔向了各种各样的死亡。
“穷时候”则是姜淑梅的亲历，讲述了从结婚到跑“盲流”至黑龙江安达的过程。
上世纪50年代大饥荒，在姜淑梅的记忆里是“饿得最狠的时候，站着眼发黑，啥都看不见。要是坐着坐着猛一站，眼前就像下雪似的，看哪里都是白的。模模糊糊能看见道，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集上的大公鸡和干榆树皮一个价，都是八角钱一斤，都买榆树皮，没谁买大公鸡。买鸡损失大，骨头和鸡毛都不能吃，榆树皮是干的，可以多吃几天。”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姜淑梅不得不出门偷点别人家的蔬菜。坐月子，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就下地了。第四天开始熬碱卖。“二儿子出生三天，身上一个布丝都没有。厂子里沙土多，俺把沙土温热了，把他放到沙土里头，上面盖着他哥哥的旧衣服。尿了，就把尿湿的沙土扔出去，拉了也一样。”
“整体来说，我娘写的《乱时候，穷时候》属于非虚构。‘乱时候’，写的是一些她听来的故事，比如姥姥、姥爷给她讲的故事；‘穷时候’，则是她自己经历的事。不过，我娘自己更倾向于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姜淑梅的女儿张艾岺，正是教会老太太读书识字，并为该书写作保驾护航的“小老师”。张艾岺强调的，是母亲用“讲故事的方式”在诠释个人史方面的独特性。

《乱时候，穷时候》
姜淑梅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272页，32.8元

《止不住的梦想》
记录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
姬铁见，男，1973年出生，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村。在《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里，姬铁见用这种“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的方式，真实记录了建筑工地上属于农民工的记忆。
姬铁见认为自己注定会走上打工的道路。他的家乡位于豫西山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人均土地较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有两种：一是在家经商，开办农家宾馆；二是外出务工。
姬铁见说，家里一共四口人，母亲体弱多病，儿子年龄尚小，家务几乎都是妻子操持照料，一家人的生计来源全靠他一个。
2009年2月14日，天气阴沉，下了点小雪，姬铁见告别老母妻儿，背着大蛇皮袋子，跟着邻居柯叔坐上了去山西的大巴车。大巴车里坐满了提着蛇皮袋的老乡—都是赶往外地务工谋生的。
车子行至洛阳，硕大的雪花纷纷而下，“有两个老乡突然吵起了架。其中一个老乡说，嗨，今天是情人节呢！另一个愣头愣脑地接腔：情人节？关你屁事啊！要不你别去干活了，也和城里人一样买朵破玫瑰找情人去吧！”二人就这么呛上了。姬铁见本想劝架，但话到嘴边竟说不出口—“浪漫的情人节，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在书里，姬铁见描述了工地宿舍环境，也记录了日常生活琐事。
“宿舍其实就是水泥库房。脏臭无比，地面布满烟头和纸片，拿着扫把扫地，可以看到荡起的尘灰。”每天伴随姬铁见入睡的，除了零乱的物品、横七竖八的工具和油污的桌椅，还有“多得不得了”的蚊子和老鼠。即使住在库房里“每天身上都会落上一层厚厚的水泥”，“终究还是比刚刚填了潮湿的黄土而因此湿气浓重的地下室好”。
姬铁见的老乡二亮从高高的土堆上面往下跳时，不小心被竹胶板上的钉子扎进了后脚跟，大半截钉子插进了肉里，发了炎，脚后跟肿得老高。二亮歇了几天就忍不住回工地上工了，姬铁见问他疼不？二亮说，不疼是瞎话，但都歇了五天了，再歇，还挣啥钱呢？
姬铁见说，自己描绘得更多的还是当下中国农民工恶劣的生存状态，而自己所谓的“文学梦”并没有因这次出版带来变化—出版的报酬仅有5000元，而他为此还辞了工作。
“我觉得自己太天真了，以为出版了书，从此就走上了专业写作的道路。”辞了工作的姬铁见，如今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种无事可做的、最让人感到难熬的状态”。他说自己在等待机会—明年初，央视一档求职节目据说会邀请他参加。

《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
姬铁见 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8月版
248页，29.8 元





——延伸——


社会学家郭于华：不要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

“在从事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长久以来致力于陕北农村的口述历史研究，在其多年“倾听底层”的经历里，她总结出了底层叙述中的“苦难”主题。而像沈博爱、姜淑梅、姬铁见等开始利用互联网、出版等各种方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的这些“民间记录者”，主题依然没有逃脱郭于华对底层叙述的“苦难”总结。
郭于华将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就像要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历史权利。”
时代周报：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也不感兴趣，而且觉得自己的过去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写。
郭于华：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农村做农民的口述历史研究时，很多访谈对象一开始是不愿意讲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没意思”，“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其实是对历史权利的一种放弃。
在所谓的主流历史中，人是被视而不见的——尤其是普通人，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他们可能会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进行了什么样的战争，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人。直至今天，大家也还在热烈地争论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个人是以数字方式呈现的，没有面目，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当然，这样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连这样的数字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今天强调另外一种历史存在状态的时候，就要把人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要像保护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历史权利。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去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他们是有愿望讲述的。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就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主体还是一个被消失的状态。面对很多东西我们都非常被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一个人的记忆也都弥足珍贵。
时代周报：个体在讲述经历时，会不会存在记忆的偏差或扭曲？你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郭于华：一个人的回忆，因其发生在生命的特定阶段，感受的确会不一样。如“文革”，在当时还是小孩的人心中，就没有那么差—他们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再一个，记忆是否发生偏差、发生多大偏差，也与回忆者当下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人说，现在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因为在今天他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贪污腐败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在毛时代，贪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其实，今天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多问他一句：回到过去好不好？他又立马就会说不愿意了。
遮掩、扩大、遗忘、扭曲，在历史讲述和个人经历回忆上，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者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如多重证据。同一个事件听不同人的说法，从而判断、接近历史真相—谁也不能说自己能够还原历史真相，只能说逐渐接近。但如果有关历史只有一种声音，而且强迫你统一接受，那就一定是不实的。
时代周报：在阅读上述三本书时，我同样感受到了“苦难”—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刻意渲染。应该怎么理解“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郭于华：可以用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来理解这句话：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正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美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现的、关于法国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作品，直译过来是《世界的重量》—现在经常翻译为《世界的苦难》，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境，个体所承受的困扰、苦闷，看上去是主观层面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反映的却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话听起来很绕，但是也不难理解。临时工、移民群体，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扰，看上去都有一个个人原因，但实际上作为研究者，绝不能将这些原因都归到个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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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到东莞，《双重生活》记录生活迁徙 丁燕：“非虚构散文写作就像‘以身饲虎’”

发布时间：2013-12-02

| 时代周报 | 260期

丁燕
诗人，作家。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 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等。2010年迁居广东东莞，专事写作，系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最新非虚构作品：系列散文集《工厂女孩》（获2013年新浪读书上半年“中国十大好书榜”）、《双重生活》。

本报记者 李兮言 发自东莞
正如东莞本地人不知道“东莞”在外地人眼中是个敏感词一样，作家丁燕说，自己在新疆生活时，根本不知道“新疆”身份会对自己一家未来的岭南生活有何影响。从南往北，生活转换之间，丁燕看到了许多过去不曾看到或从未留意的东西，在新书《双重生活》中，她正是以一个外地迁徙者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本地人和普通打工者看不见的岭南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闪电”
2010年，丁燕举家迁往广东。在深圳短居一段时间后，最终定居在东莞。从乌鲁木齐到岭南，飞机直飞时间不过五小时，丁燕的体验却截然不同，她的“双重生活”，正始于她在岭南遭遇的一个个惊诧莫名的瞬间。譬如，“猪脚饭”。
2011年刚到东莞不久，丁燕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猪脚饭”三个字，一瞬间，她“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眼睛像针刺一样，睁都睁不开”，她在心里问了自己好几遍，“‘猪脚饭’，怎么能这样（挂出来）？”
一个在整个西北地区被弱化和囚禁的字，在南中国却以常态出现。“我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双重生活》里，很多启示的开端都是因为这些惊诧的一瞬，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闪电。”说。
来自南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惊诧，常常让丁燕感觉痛苦。“有一天，我在公车上听到别人说，新疆的小孩都是小偷。那天半夜，我给儿子盖被子的时候心里特别痛苦。我的儿子就是典型的新疆小孩，如果他的同学对他说新疆人是小偷，他会怎么想？”丁燕的儿子今年8岁半，上小学三年级。
这些惊诧与痛苦，最终成为《双重生活》。在丁燕笔下，身份、地位、文化水平、地域等因素的不同都会产生“边界”，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这种“边界”没有意识，但是丁燕敏感地捕捉到了。
个人经验与集体思考
移居广东前，丁燕的创作以诗歌见长。二十多年里，丁燕创作了数千首诗歌，最著名的是她的“葡萄系列组诗”。以葡萄为意象，丁燕高密度、多角度地回顾了自己的情感史、生活史，被认为是用嗅觉写诗的诗人，“能敏感地嗅出城市和乡野每一次的风吹草动，更能嗅出身体内部的变异、狂欢和高潮。在她的诗中，个人小小的体验扩大到集体性的广泛伤害”。
这一特点延续至丁燕近年的非虚构作品中。《双重生活》出版前，丁燕写过一本《工厂女孩》。书中，丁燕通过描述一个个鲜活的女工生活，对现代工业洪流进行了追问。实际上，工厂里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丁燕敏感地觉察出了这一关系的微妙改变。为写这本书，获得更真实热辣的第一手材料，2011年，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200多天。
尽管讲述的不是女工生活，但《双重生活》实际上仍旧是《工厂女孩》的另一种延续：讲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边界。实际上，《双重生活》的涉及面广得多：邻居、租客、广东人、新疆人，中介……丁燕再次娴熟地将个人体验上升到集体思考。
“所有的内容都不是事先预设或者计划好的，因为生活的复杂远远超过你的计划和想象。一旦生活中的某一种场景或细节以一种很突兀的方式出现，就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像爆炸一样的感受。”丁燕说。来东莞之初，她住在樟木头的作家村里。一年半的时间内，丁燕写出了将近60万字的“她在东莞”系列，井喷式的创作状态与自己离开新疆前的一段时间有天壤之别。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边界”
时代周报：你在新疆时写了大量诗歌，为什么到广东之后出的两本书都是“非虚构写作”？
丁燕：我把自己的这一文体称为“非虚构散文”。和传统的抒情散文不一样，那些风花雨雪的歌颂对象我都摒弃掉了。我的迁徙生活和我的文体的改变是同步发生的，如果没有突然间生活场景的转变，我想我也许还是个抒情诗人。
最简单的例子，我在樟木头时，住所边上就是工业园。我每天都能见到女工、男工、大货车，这种场域下，如果还是延续从前的抒情诗，是不能够完全表达现实生活的。我成了一个话唠，亟需新的文体来表达这些东西的丰富。相较之下，诗歌太有限，而小说对完整性的要求又太严格。我这些繁杂的、层出不穷的场景，最适合用非虚构散文来表达。所以我一提笔，就在这个文体中找到了快感。
时代周报：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非虚构写作，跟你的《工厂女孩》相似。
丁燕：很多作家像是森林的采花者，到了森林里看见玫瑰采一朵，看见芍药再采一朵，而我是一个农夫，这里有一片地，我要种上各种花，给它施肥，我要把生命中最真切的东西火辣辣热乎乎地端出来。因为我坚信我体验到的这些东西是重要的，这种南北生活的体悟是重要的。
非虚构散文这个文体就像“以身饲虎”。你要把你自己先放到绞肉机里，自己的血先流了，知道痛了，再写，跟穿着高跟鞋远远地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是不一样的。冰冷的解剖姿态会让读者在内心里很难接纳。以前我跟女工相处，我看她们像看自家姐妹亲戚一样，而不是拿一个显微镜观察她们。我出身农民家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跟她们一样。她们热乎乎地来，热乎乎地走，我下笔的时候，情绪很饱满。
时代周报：其实“打工”这个主题已经被写过很多次，有没有担心过主题的局限性？
丁燕：的确，打工这个主题写得太多了，但这个话题还是没有被说透，或者说这个话题的丰富性还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传统的关于打工的话题有二元对立的简单趋向，像是弱者控诉强者、非黑即白式，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沿海地区的生态结构早就发生了改变，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现在一个小老板留不住工人、被工人欺负，都是新的问题。甚至有关“底层”的划分，都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小老板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是底层。简单的划分会加剧群体间的隔阂，打工话题应该随着新形势的变化而扩展。
时代周报：《工厂女孩》与《双重生活》之间有什么联系？
丁燕：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各阶层之前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大了。这两本书我写了５０万字，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打破人与人的边界。从北到南，我是新疆人，也是新莞人，我真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以公里计算的，而是以微米。那些所谓的边界我认为就是人为强加的。我们认为的那个差距，都是一种固化的东西强行塞到你的脑子里去的，如果你接受了，就不会去打破那个边界。
在《双重生活》里写岭南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新疆生活，两个不同场域的对比非常重要。人和人的地理差距非常容易消除，你很容易到达新疆，到达东莞，但是最难的是心灵上的相融。在中国剧变过程中，应该寻求打破阶层之间那种人为的固态。很多人没有这个心态，但作为作家，应该是社会中敏感的一类人，应当要看到此时此刻社会发生了什么，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弥合。
时代周报：“打破边界”这种想法的产生，跟你的新疆身份有很大关系？
丁燕：为写《工厂女孩》，我去很多工厂应聘，经常被拒绝，原因就是我的新疆身份。有时候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就拒绝，尽管我不断跟人解释，我是新疆的汉族人，但是没用。这是一种非常悲哀的做法，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排斥别人，产生的副作用力、冰冷的情绪最后一定会转化到你这里来。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会引发其他矛盾。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何大的冲突，都不会像一道闪电，闪过就没有了。它会产生非常微小的辐射圈，像暴雨中的湖面，小的涟漪会不断扩散，没有人能逃过这个网，孤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尤其是此时此刻的中国，没人能够完全不去关注任何族群、阶层，只在自己家里把生活过好。
我努力在现实混乱的生活中寻找明亮的点，把这些像萤火虫微光一样的点，一丝不苟地放在合适的位置。我自己看我的这本书，热血澎湃，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感人的语言就是真心话。

《双重生活》
丁燕 著
花城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一版
368页，29.8元

《工厂女孩》
丁燕 著
外文出版社
2013年5月版
296页，3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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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温情写作，张欣摊出《终极底牌》：虚构小说已不如现实精彩

发布时间：2013-12-05

| 时代周报 | 262期

张欣
1954年生于北京，江苏海门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鲁迅文学奖及庄重文文学奖得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浮华背后》《深喉》《用一生去忘记》《锁春记》《不在梅边在柳边》等，其中部分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

本报记者 李兮言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谓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
在小说《终极底牌》中，张欣写下这句话，含蓄阐释了她的写作初衷。11月，《终极底牌》刊发于《收获》杂志，与此前作品不同，在这部小说里，年近花甲的张欣转向温情描述，描写了两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高中生的生活和情感。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崖嫣和豆崩是两名就读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两人都来自单亲家庭。像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他们有各自倾慕的对象：崖嫣仰慕学校的美术老师江渡，豆崩喜欢高三的学长程思敏。看似平静的生活轨迹中，隐藏涌动的暗流—江渡的父亲江渭澜竟是崖嫣母亲的初恋情人。当年，为了报答舍命相救的战友，江渭澜不辞而别离开初恋情人，成了别人的丈夫，扛起了另一个家。而程思敏的母亲就是崖嫣和豆崩的班主任兰老师，她费心培养的儿子出类拔萃，却在保送清华的大好机会面前，只身悄然去了北京龙泉寺。
《终极底牌》被视为张欣小说写作的一次回归。
张欣的早年作品多描述人性之善，后期则切入社会黑暗面，多写生活的复杂与尖锐，如评论家雷达所说，“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这一次，《终极底牌》虽然也有灰暗的情节，人性的丑恶，总体上还是一个温情的故事。张欣解释：“如果一个社会的底线越来越低，你也去写很糟糕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简直都变得没有底了。从这个角度，我想写的是黑暗里的微光，而不是伸手不见五指，要多黑有多黑。”
写温情故事，却从两个单亲家庭开始，源于张欣对幸福与爱的不同看法。“有时候关心别人也是一种暴力。我们总是很大张旗鼓地去关心，但其实受关心、受爱护的人本身可能是很不愿意的。有时候，大人都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事，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对小孩，我们却不能体会。”小说里，两个高中生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出自单亲家庭，这种执著来自于张欣在现实中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学生的父亲生前是出租车司机，爸爸去世后，他总是叫一辆出租车停在学校门口接他，为的只是告诉别人‘我爸爸还在’。”
《终极底牌》里没有宏大叙事，支撑起故事的，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小事。“文学不是说总要反映特别奇怪的东西，但它总是需要一个突破口。在常态的情况下，大家看的都一样，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还是暗流涌动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故事也就不一样。”张欣说。
底线消失时，再写灰暗没有意义
时代周报：你之前的作品一直比较灰暗，这次为什么会有转变？
张欣：我觉得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包括写作。我对于人性的态度，始终也没有断，只不过现在希望载体能轻松一些。如果要写灰暗的东西，可以无尽地写下去，你坏？我比你还坏！昨天有人去打医生，今天就有人干脆把医生杀了。看到现实里的这些，我突然觉得，其实最终照亮我们的还是些温暖的东西。我觉得在现实已经没有底线、完全超出了常人可以想象的情况的时候，再写灰暗已经没有意义。
其实我早期的作品还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而且我发现很多读者都记得我早期的作品，所以我就想试试自己还能不能写有亮度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挺痛苦的，写起来我才知道，灰暗的东西反而还比较好写，因为别人很容易相信：现实里还有比他更坏的。其实中间很多次都觉得自己有点坚持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写。自己一旦不信，就会变得很奇怪，很矫情。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基本上写的都是城市故事，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都市小说所占比例并不大，莫言、阎连科等作家写的基本都是乡土题材。
张欣：都市文学真正开始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之前，所谓的城市人和乡村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一样呢？因为思维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穿的是老棉袄，我们穿的是超短裙。观念一旦一样，文学就显现不出来。有些人写都市，最多写一个夜总会，写烫了头又涂着红指甲的女郎，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如果在观念上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就不是都市文学，而只不过是乡村文学里的人物穿上了都市的衣服。所以，我觉得都市文学不是表象的。乡村故事可能是血淋淋的，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压力来自生活层面。但是城市人，他或许有房有车，但可能遭受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其实是一样病态的，对人来说也很残酷。
在我看来，城市人实际上也有非常规矩的一面，大部分人都规矩地过生活。过去的观念是一个人只要正直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现在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在现实中，有很多人一直很坚守的东西都受到了挑战。我就常常会感概，“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这种情况下，人一定会迷失，内心一定会有挣扎。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依然要坚持，这也是这个小说为什么叫“终级底牌”的原因—就算生活欺骗了你，有的人还是会坚守自己心里认为正确的东西。
虚构类文学作品应该“慢”下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城市化”发展迅猛，在这种背景下，都市小说的发展空间照理说应该很大，但实际上，出风头、受关注的反而是一些纪实类作品。
张欣：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变化快到大家都反应不过来，所以虚构的空间反而会变得特别小。就像我们最近说的“汪峰上不了头条”，社会上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一件事很容易马上就被新的热点取代了，虚构的东西反而没有现实那么精彩。人家都说现实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就是信息大爆炸，什么事都有，而且非常快地可以传达出来，全世界通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小说的虚构空间变得比较小。
因此，小说这类虚构类文学作品也应该慢下来，因为你比不了现实的那种“快”和“真实”。比如，把地震灾难拍成片子都不好看，因为逼真的新闻已经把我们冲击得足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比较“慢”的虚构文学，比如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反而会有读者。我个人的解读是它比较能够让人心静下来。
至于非虚构类的东西，我认为肯定会很蓬勃地发展，现实中每一件事之间的交叉会越来越快。而虚构的东西需要更耐琢磨一些，它需要回头去品味。“文革”过去了那么久，为什么有人到现在才道歉？这说明人一定要一个回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会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需要对这个时代负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因为文学离不开这些回忆。一个年纪特别小的人写的小说，肯定就是科幻或者校园什么的，是很即兴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经历更多沧桑的东西。所以小说类作品，如果没有一点点反思或者是辨析，没有把现实的素材拿去搅拌，肯定搞不过非虚构作品的冲击力。
真正的小说是很多样的，但关键是你有没有让人家觉得你在思考一些东西，这样别人才会在你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因为故事说到你心里了。我觉得文学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而不是猎奇。
时代周报：《终极底牌》是以广州为城市背景的，眼下描写广州城市特色的小说更少，和广州本土文学气息比较弱有关吗？
张欣：广州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商都。我觉得这挺正常的，有的地方写作特别欣欣向荣，有的地方就不怎么出作家，我们不能强求广州。我觉得现在的写作越来越个体化了，城市内的写作不能总是搞“集团军作战”，动不动就说你们那里有多少人在写作，有多少人爱文学。我觉得用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吧，我就是挺正常的个体化写作。
但是反过来，商业气息浓的地方，文学其实也在。作为一个在里面生活的人，我觉得可以用很平视的视角去看广州，广州都市文学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滞后。它会让你始终都有一个很平常的心态看待生活，在这个情况下，你得到的启示是非常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