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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治:小忆校园民歌与台湾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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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4 17:27: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舒国治:小忆校园民歌与台湾新电影
发布时间:2013-08-01
| 时代周报 | 244期 |
舒国治
先说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是不需要太多轻狂也就可以了。校园民歌是爱国思潮加上台湾青年苦闷的产物。青年们对故国的怀恋,像是历史跟国文读到的那些东西,再加上艺术歌曲,像《我住长江头》、《红豆词》,所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青年们借着民歌,来找寻心灵中的祖国。所以有人会写出《归去来兮》,有人会把余光中的诗谱成歌曲,即使是歌颂田园,也如同是小时唱《杜鹃花》、《茉莉花》把它延伸。
校园民歌的写者或唱者,当然听过美国50年代中期以后的民歌,像Kingston Trio的Tom Dooley,像Joan Baez的Donna Donna,绝对人人都听过;但作起自己的歌时,便成了校园民歌的那种模样,也就是颇具大陆的风情。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中国近代史自然会呈现成如此。
再说新电影。
我算是见证了台湾新电影发生的前端。我的很多朋友,例如:杨德昌、张毅、余为彦等,都是新电影运动的重要健将。
我因为学过几天电影,所以刚好和一些后来会去做电影的人,前面就认识上。那么,可以讲讲台湾新电影怎么发生,跟发生的前夕,我所知道的,可以讲一讲。当然台湾它是一个看电影很重要的地方,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大段幼年看电影对他浓烈的、几乎是不能取代的那种珍贵影响。70年代中后期,大家对于片商主导的国片题材的庸俗,早就已经想要求变。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侯孝贤拍《风儿踢踏踩》,还有《在那河畔青草青》,刚好有一点想把摄影机拉到三厅以外,而进入小市民的生活街景里,但一直要到80年代初,这股能量才累积到不能不爆发的厚度。
这个时候,1981年,余为彦的哥哥余为政,他怂恿一个好朋友,从美国回来,这个人就是杨德昌。余为政说,老杨,别待在美国每天只是上班,回台湾拍电影吧!那个时候余为政构思了一个故事,后来的名字叫做《1905年的冬天》,是李叔同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留日中国热血青年的故事,那时候他弟弟余为彦和王侠军在南部做房地产赚了钱,所以可以一人投50万,后来因为我介绍了詹宏志,他那时还不那么有钱,只是《工商时报》的编辑,但因为对于艺术的热爱,或说我前面讲的痴情、奉献,宏志也投了50万。宏志对于各种领域的浓烈兴趣,在那么年轻时(才25岁)就极富胆识地参与,后来他能闯出这么一番事业,足见是有来由的。杨德昌在这部片里也参与了编剧,还拉来香港的徐克,作为第二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是王侠军。这个片子最后没有上映。但从此以后杨德昌就留在台湾。然后没几年,就做出了一番他的电影事业。
大约在1982年,张艾嘉集结了十一个导演,把十一个短篇小说拍成电视电影,成了《十一个女人》。有几个还没开始作导演的,也被她找来。但我不是其中一个,除了我没有积极地投入意愿外,同时意味着我给人一种感觉,我不该是人家想到要去找的未来的导演。她找了我旁边的一些人,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到那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兴趣,把自己往导演上去规划。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一定是逃避。而且我已经准备在1983年去美国。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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