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梁漱溟、金庸、南怀瑾等名士的家族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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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锐即是后来毛泽东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四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还是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时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甚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五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以为自己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

　　梁家：直道而行

　　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而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他们的后人也似乎精华全失。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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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二十七岁，他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则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二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三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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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五

　　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长孙梁钦元出生时，远在重庆的梁漱溟高兴之后给儿媳妇写了一封甚为动情的信，培宽至今仍保存着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得闻危险期过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产者，想到这一点你该是自慰的。”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他的家教使得儿子在多灾多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梁先生晚年给两个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郭齐勇教授曾对梁培恕先生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

　　六

　　梁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他们想到了应该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梁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品。梁培宽说：“我们哥俩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边整理边开始了解他。年轻时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书或是关心什么内容，但没有深入进去。到现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难。”

　　兄弟两人一生的职业与事业跟父亲没有多大关系，却在退休后投入了回向父亲志业的世界。他们的见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宽说：“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在破‘我执’上下了功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所得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有人问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拉，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小民软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他们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