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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出版人
2013-09-14
来源: 晶报 作者: 甘琦
编辑希望谈谈我心目中的出版人。这个话题其实可以一直说下去,说个没完,又因自己是同类,说的时候不免夹带着比较的意思,或者不免角色置入,尤其说起当代同行。
比如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董秀玉。我暗自尊她为师,喜欢琢磨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家风格,但总会忽然联想到兵家。李零讲孙子的《唯一的规则》中有几句话印象深刻:“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在高度对抗中思维。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我一直认为,这更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每想起这些话,我常会联想到董秀玉,以及我熟悉的90年代三联故事(提升装帧、提高书价、盖三联大楼、开韬奋中心、创生活周刊);或者想到董秀玉的时候,常会联想到这几句话,结局总是越发遗憾没机会跟她战斗过。那战法,该是兵家的战法吧?不禁心向往之。
再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我称他做“蝙蝠侠”,把他当作“古典式的个人英雄”来崇拜和嫉妒。他单枪匹马,举重若轻,把组稿、编辑、设计、印制、宣传全部包揽,一年变出五十种美仑美奂的书,还卖得风生水起,另外还有余暇帮忙朋友兼职义工,能让人生出没活路的感觉。那么安静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我不能,就盼望下属的年轻人能,结果年轻人纷纷约他吃饭。确实,我与他朋友多年,至今解不开这个谜。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香港出奇人,此言不虚。
又比如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出版人郭重兴,堪称我最同情的出版人吧。这个“同情”,不是怜悯的那个同情,而是同恶、同好、同心、同志的“同情”,钱锺书笔下“同情兄”的同情。郭重兴的“共和国”,有大小十几二十个出版品牌:八旗、左岸、大家、小熊、木马、方舟、广场、卫城、缪斯、魔酒、自由之丘、幸福文化,单看名字,就能想象他的幸福,难怪他说每天工作的最大乐趣,就是和这二十来个出版人会面谈书。幸福既多,忧虑也深,他担忧台湾出版业走上了依赖翻译出版的“世界转译中心”的不归路,担忧编辑不深入真实生活,台湾何以创造有根的本土文化。这些忧虑,使我与他的“同情”又增加一层。
我认识的差不多最年长的出版人,还属今年八十五岁的美国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不妨多说几句。人大社出版过他的书的中译本《图书业:变迁与留恋》,由我的同行朋友杨贵山翻译,我的同行战友舒炜做过专文介绍。
杰森是个活着的奇迹,美国读书人没人不知道他。“二战”后不久他才二十岁出头,就掀起了美国纸皮书革命,让美国第一次出现了体面的平装书,之前的纸皮书都是只能在杂货店贩卖、进不得书店、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廉价口袋书。尽管他的举动无疑受到英国企鹅纸皮书的启发,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推出一种迅速普及的形式,无疑证明了杰森的实战天赋。
然而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杰森漫长的出版生涯里做过无数好事,在兰登书屋担任数十年总编辑只是其中有限的一部分。他最早发现纳博科夫的才华,慧眼识别兰-雅各布斯的革命性观念,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打造成影响世界的城市研究经典,这样的事不一而足。他还历时二十年,以马拉松的耐力出版了使美国的文学成为后来的“美国文学”的美国文库(有意思的是,这套醒目的黑皮书系上世纪90年代由董秀玉任上的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此时该书系业已修成正果,据说美国使馆还慷慨拨出五万美元文化推广资助,当然,政府总是以追认取胜),他甚至还趁着六十年代纽约出版业罢工的一个闲暇下午,与友人一同创办了《纽约书评》,挽救了美国民众的阅读趣味。可惜我个人少有机会分享他的阅读趣味。记得一次刚看完轰动纽约的英国话剧《乌托邦彼岸》,兴奋地跟他聊起,他断然说:Tom Stoppard文风做作,我可受不了。
更有意思的是,杰森70岁上,正值90年代后期互联网兴起,他似乎全然不知老之将至,率先发明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纸书终端,就是按需印刷的Espresso Book Machine,这部机器三五分钟就能印装出一本标准纸书,拿到手里还热乎乎的。然而,深邃的理念却在后台。杰森设计的商业模型实质上是要集合全球数字版权,以简易的PDF文件,使任何语种的书籍都能在任何有机器的地方快速印出。中大社就请杰森在美国的公司印制了三本劳思光先生的《危机世界与新希望世纪》,和中文原书几可乱真,而过程仅仅是我的同事Kingsley发了个电子邮件。它的文化意义正好符合杰森作为出版业思想家所倡导的“保存人类的常备书目”(backlist),因为他相信书籍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集体记忆载体,人类应该自觉保护它不被碎片化。这部机器的专利权数年前被中国出版集团引进,中文取名为“闪印机”,但从各种信息看,好像只强调了它的终端功能,主要也是用于自助出版,后台功能似乎被忽略。当然,我的了解未必准确,就算准确,也不奇怪,世事往往不是阴差阳错,就是将错就错。
大概姜终究是越老越辣,杰森身上汇集了出版人的多重素质:尖锐的智性、丰富的感性、企业家天赋、文字品味、写作才能,最难能可贵的,他还做得一手好菜,前几年专门出过一本书,书名就是《吃》(Eating)。其实中外好出版人多擅吃,Jason就曾亲自下厨宴请过我们全家,可惜菜式我全忘了,只记得席间我们大谈美国攻打伊拉克和Burton Watson翻译的苏东坡词。我对美味的记忆只剩下抽象概念,以及餐桌上方大大小小依次排列的锅。
那次聚会后,儿子把一把玩具水枪忘在杰森家,一年后我再次拜访,他把那把水枪递给我,仿佛我们前一天刚来过。
亚马逊的贝佐斯出道前曾拜访过杰森富于传奇色彩的家(他所住的建筑与60年代格林威治村居民抵制城市重建的运动有关),杰森也曾力促美国传统出版业积极与亚马逊合作,然而双方未能谈拢,甚至日后对簿公堂,仅仅证明了杰森无奈的远见。
那么杰森的快速印书机及其商业抱负背后的文化抱负,未来又会是怎样一番结局呢?记得2008年我到纽约拜访他,他牵着那条大狗,陪我散步到格林威治村的McFeely独立书店,那里有一台他的印书机。路上我问他,你想过Espresso Book Machine可能会失败吗?他反问我:你想过地球明天可能会毁灭吗?
杰森的光芒也许越来越被这个声光电化的时代所干扰,但对我来说,他的光芒始终是恒星的光芒,就算白天用肉眼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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