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出乡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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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出乡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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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时，我喜欢听老歌。此时此刻，我听的是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这是一首我非常喜爱的曲子。严格说，它比我曾经听到过的任何曲子都要古老，因为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与命运。也因了那位克罗地亚“钢琴圣手”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明亮与自由，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在此我更愿意将它作为“出乡村记”一节之序曲。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希伯莱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在接下来的“出乡村记”里将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农民淡出农村的几道侧影。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随先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而“出乡村记”则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故乡，而且要把他乡当故乡（所谓“融入”），在这里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经历几十年的城乡分治之后，如果将乡村和城市比作两个国家，那么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更像是从一个政治与经济破产的国家逃向另一个国家的难民。出乡村者对故乡的情感是既爱又恨，藏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往往是，出乡村既是为了重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故乡的损毁或者抛弃。在乡村，我曾经看到一些老屋，一旦没有人居住，没几年便会坍塌。而这些塌陷的老屋的命运，亦是今日渐渐沦陷的乡村之写照。

  我们无法无动于衷地观察周遭的一切。然而，我并不想简单地叙述人们生活的不如意。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写作都只是为了平息一种酸辛，或者出于精神上的审美，而不是唤起万般痛苦。虽然生命与生活中有些故事，在你叙述的时候无法绕开、无法回避，但你总还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潜藏于人心底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让人在现实的羁绊与未来的命运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倘使有读者因我过去的文章而伤感，倘使它们只让你流下眼泪而忘记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只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曲折，我愿意自此搁笔，从此逃开良心上的自责。

  接下来，在我着重叙述本村农民及其子弟“出乡村”之前，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人类文明究竟从何而来。记得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了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狲散”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人类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猢狲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现在正在记录命运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赞美古罗马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这种思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成为平民博弈贵族的利器。比如说在公元前510年，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到城外去建立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的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了解古罗马平民用脚投票（votewithyourfeet）的风流往事，就不难发现，其时的壮观与成就远在厦门PX时小试身手的“中国式散步”之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先民们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我才有缘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时，在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叫圣马力诺的国家，并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倾听与我不期而遇的圣马力诺“总统”（联合执政官）讲述这个国家久远的传说。

  圣马力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大概也是惟一以人名命名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今天意大利东北部的蒂塔诺山顶，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一个国家。

  难能可贵的是，马力诺只听从上帝与内心的召唤，而没有像宋江那样渴望皇帝的招安。那个在我生命中非常富庶的秋天，我站在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仅有3万人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圣马力诺人的荣耀，也第一次真正体会国家之于个人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当年为什么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只要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生活与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上述“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在中国得而复失，尚未再次成为一种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同样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而中国之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仍然经受种种封闭与隔离的困扰，就在于国民对这一权利的运用停停走走，有时甚至会发生大倒退。比如，在宋朝，谈到中国个体自由与社会创造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且不说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而税收也多来自工商业。在此意义上，宋朝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农业国家，进入了工商业社会。只不过，现实比历史更无情，和民国一样，外敌入侵一次次中断了这个国家自然进化的节奏，带来历史的大倒退。

  时至今日，人们从上世纪80年代渐入眼帘的民工潮中看到中国的活力与希望。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关于这一点，我也读到过不少有用的资料。根据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4.61%，而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

和现在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上的老作者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区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3/4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

  至于农民为什么抛家舍业或者拖家带口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贫穷、疾病、贪污、愚昧和扰乱）之一的扰乱。且不说太平天国时消灭的中国人口比全世界二战时消灭的总量还要翻番，其后的中国同样是扰乱无数。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队伍，因此，不少地方简直成了土匪的世界。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出乡村”很多具有逃难的性质。应该说，逃难也是用脚投票的一种形式。如我在前文所述，圣马力诺最初也是由一些逃难的石匠聚居成国。事实上，这种用脚投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以先秦为例，除了纵横家穿梭于各国之外，许多农民身上同样体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便有的这种自由行走的天性。至于这些先人是否心想事成，逃之夭夭，则全看各自的造化了。据《秦汉逃亡犯罪研究》一书记载，早在商朝武丁时期，就有奴隶大逃亡。极度残忍的是，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惩罚逃亡的奴隶，对他们采用了断足等酷刑。

为什么中国历史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乾隆时期，荷兰在婆罗洲杀了好几千中国人，那时清朝还算强大，荷兰人战战惊惊向乾隆致歉。谁知乾隆竟说这些“莠民”不顾祖宗“庐墓”跑到外面谋生，做化外之民，回来也要杀头的，你们替我们惩办很好。这就是统治者对本国民众用脚投票的态度。事实上，这一扼杀臣民外出自救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时期：有臣民想到小岛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认为不配合当时的周王，就把他给杀了。现在我们讲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然而当时的国家伦理却是：若要“退出国家”，就只能转会直接入阎王爷的国籍。

  然而，追求自由终究是人的本性。尽管面临各种可能的伤害，甚至死亡，但在西周时期，还是有许多人外逃。逃得多的，一次甚至能逃走300户民众。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以政治逃亡为主，外加民众逃亡（民溃）、士兵逃亡（师溃）的逃亡几乎成了各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只是，和以前以后的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时期社会气象万千，对于用脚投票、四散奔逃者，各国政府也并不深究。通常都是任由他们作鸟兽散，也并不追捕，只是瓜分其财产了事。对于逃到本国的逃亡者，即使不殷勤接待，至少也不会搞现代国家的遣返制度———当然，严格说，大部分奔逃者并非罪犯。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由于有“市场政治”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各国民众在用脚投票方面的确是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所谓“后所未有”，众所周知到了秦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控制，社会成员没有得到政府许可，取得合法手续，私自脱离户籍的迁移将被视为犯罪。

  当然，除此上述逃亡之原因以外，20世纪初中国农民出乡村同样得益于当时渐成气象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社会学家费孝通在30年代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谈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机缫丝业的发展极快，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江村周围的蚕丝厂也是遍地开花，许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做工，江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每当我重读《江村经济》里的这些段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场景，难免会想起无以数计与本村村民一样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他们虽在中国，但因为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人”；而且，同样是他们，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工潮像民国初年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卷土重来。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折腾，又怎能不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所为何由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动力。正是这些权利的保守以及这些动力的驱使，使他们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走出来。

岁月如流，光阴荏苒，好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悔过自新、迷途知返，终于续接了人类之猿祖猿宗“出树梢，走天下”之初形成的“自由行走主义”传统，让中国乡民能够在幸福的召唤下逆境求生，渐渐走出尚未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感受杨万里在《桂源铺》一诗中描写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