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这些作品我们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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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这些作品我们共同关注 2014年01月03日来源：文学报

    《带灯》（贾平凹）

　　2012年岁末，作家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带灯》，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小说中，贾平凹试图从一个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的 视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她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实，由此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在他看来，作家生活在当下，自然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 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类意识，“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而是要做到清 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 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其中4月4日《新批评》刊发何英的评论认为，《带灯》　的语言风格表面上古色古香，而作者的内心节奏早已被现代生活控制——一 个追一个的动词和动作被写出来，而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却在内部破坏作者一意要酝酿的古典情调，那种宁静和谐、松弛悠闲的韵味。

　　《假面吟》（王小鹰）
　　“人世非无假应酬，戏场也有真歌泣”，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假面吟》演绎了一出以唱词勾连越剧演员数十年跌宕人生的现代折子戏，王小鹰从小痴迷戏 剧，幼年时即熟知许多唱文片断，青年时更一度考入杭州越剧院。作家的视角，戏迷的情结，对时代悲欢的深切感知，使其将几代越剧演员的戏曲与现实人生铺展得 从容深刻，摹写得荡气回肠。本报2013年2月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
　　3月14日本报刊发长篇访谈中，王小鹰说自己愧对巴老“为读者而写”的要求，“现在的读者与那时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读者面临的娱乐选择太多了，能 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你的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她说，“但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会慢慢在心头浮现，我写作是因为自觉应该写，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反映出来。”

　　《日夜书》（韩少功）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　《日夜书》　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 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本报2013年3月21日小 说版进行节选。
　　此后本报刊发多篇评论，6月13日《新批评》刊发谢尚发的评论认为，《日夜书》　在新和旧的交替往复之中，韩少功玩起了文学历史化、去历史化和再历史 化的博弈，却始终忘却不了描绘当代生活精神图谱的冲动，也忘却不了探索当代思想境况的使命。因此，可以说韩少功是在借助知青一代生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将 当代生活再历史化的块垒。

　　《这边风景》（王蒙）
　　《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尘封40年后付梓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本报 2013年5月9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 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不切实际地向王蒙要求所谓的真相，而是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 洽”的书写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边风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以内，你要写这件事，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这 是王蒙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模式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适用的。8月8日《新批评》刊发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认为，《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是一种 古老章回体式的推陈出新。在寥寥数语间，既体现了作者今日的视野，又将几近淡隐了的当年时空自然衔接起来，似乎更加凸显了陌生化效果，给小说注入了别样的 韵味。

　　《东岸纪事》（夏商）
　　作家夏商的长篇小说　《东岸纪事》让他“重获了写作的自信”，这部致力于刻画开发前浦东的风俗旧貌、人物世情的小说出版后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 2013年6月27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夏商将这部作品视作对上海文学的一种补充：“上海这个城市在文学文本中历来是阴柔的，但其实近代史上，重大的 历史事件上海从没有缺席，在各个行业里出现的阳刚的人物形象，表明上海有着阳刚的一面。但长时间以来这一面被遮蔽了，与文学对这一面的遮蔽与无想象也有一 定关系。《东岸纪事》里浦东这种蛮荒的、粗粝的人物性格与城市底色在过去没有写过，至少是没有这样庞大地、密集地描写过。”
　　5月30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东岸纪事》　的意义在于凭借对浦东平民生活大规模成功描绘，以群像矗立的浮雕效果和粗犷奔放的叙述风格，冲破了50-90年代上海文学囿于浦西城区的空间想象，接续了现代作家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

　　《第七天》（余华）
　　距离上一部作品《兄弟》推出七年后，作家余华的新长篇《第七天》自面世那日起便被争议包围。本报2013年6月27日小说版进行节选。小说用荒诞的笔 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历尽生活辛酸的年轻人杨华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他的意识却存续下来，开始重新看待周遭的一切……作品中每个故 事都被迷雾所笼罩，看似遥不可及，却又与我们的日常经历似曾相识。余华表示：“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
　　6月27日《新批评》刊发郜元宝的评论认为，小说与网络新闻互文效果如何，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但“以死写生”的“冤魂语”归根结蒂只 是一种艺术假定，它所能产生的情感认识的冲击力仍然有赖于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清醒思考。余华这种写法本身也运用得不够圆熟，许多地方勉强、生涩，读起来总 觉得不那么顺畅。7月25日《新批评》　刊发石华鹏的评论认为，在余华的《第七天》中，看到了写作胆量的爆发，余华在努力挣脱缠缚在小鸟身上的那根绳子， 他做到了，完美地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小说。余华《第七天》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小说，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生死世界的寓言。

　　《黄雀记》（苏童）
　　在新作《黄雀记》中，作家苏童选择了延续和回归，他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本报2013年7月25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苏童表示，自己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 灵”。他要求自己在小说创作中，“控制自己，坚决不捅泪腺，以免让读者流下任何廉价的即时性的眼泪。生活的本相或者事实，从来不在作家的掌控之中，都是靠 文本去发现，去辨析的。而作家道德伦理的倾向会以最自然的方式渗透在文本中，不必刻意表现，当然更不必去大喊大叫”。他认为：“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 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的距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 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非虚构类作品

　　《看见》（柴静）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这部作品 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 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本报2013年1月3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
　　4月18日《新批评》刊发陈冲的评论认为，《看见》　是一个访谈类节目，新闻事件的事实、经过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重点在于当事人对那个事件的“说 法”。因为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听见”多于、大于“看见”。这样我们就跳出了那个“指点”，不局限于节目里能看见什么和看不见什么，而是节目里有什么和没有 什么。也就是说，《看见》　里让你看见的那些东西的实质，是由那些你看不见和不让你看见的东西决定的。

　　《出梁庄记》（梁鸿）

　　2011年1月和7月初，因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在梁庄》而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的青年作家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出梁庄记》。
　　本报2013年2月7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梁鸿表示，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 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 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倒转“红轮”》（金雁）
　　在《倒转“红轮”》中，作者金雁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对于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知识群体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 释。本报2013年2月21日阅读专刊进行节选。在5月16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金雁表示，《倒转“红轮”》的写作缘起于她觉得“在谈论俄罗斯时，教科书 也好，我们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谈也好，多有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却没去深究。在我看来，我们的通史也好，历史也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厘清这个问题”。她认 为：“就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综合处理，这第三步才是从中生发出一些思想来。以我的看法，所谓思想家主要 做的就是这第三步的工作。当然这三步是一个梯队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
　　《新批评》　于7月11日、7月25日刊发汪介之对该作品的长篇评论，他认为，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 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 那无疑是《倒转“红轮”》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 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打工女孩》（张彤禾）
　　2008年，花了两年时间在东莞跟随一群打工女孩，进入她们的生活，记录、观察她们的变化、挣扎和奋斗后，美国记者张彤禾出版了非虚构作品　《打工女 孩》，它用平等的视角，记录下中国工业化时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深入洞悉中国城市和农村生活的细节，当年获得《纽约时报》　好评推荐。2013年，该书中 文版面世，本报4月4日纪实版进行节选。
　　在4月1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张彤禾表示，她只是一个记者，记录自己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她的职责。“我希望是我写了，让我们大家来了解、来判 断，然后来做一个决定。”她对知识分子的很多所谓讨论，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制造和谈论话题”。她认为，如果仅仅围绕话 题，很可能造成误判。这些误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国媒体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及在这里发生的大事件，却独独忽略了个体。“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 当时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很显然，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在它被经常谈论的经济、政治的话题下，还包含了很多个 人的故事。而只有从个人的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发展的真实面貌。”

　　《工厂女孩》（丁燕）
　　2011年，女诗人丁燕隐瞒作家的身份，在东莞樟木头镇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啤工。接下来的200天里，她在这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 子厂做着最低级的工作，她与工厂女孩们相遇，看到她们如何爱、青春怎样消逝、看似机械化的身体里孵化着怎样的梦想与希望，这一切都裹挟在中国工厂、现代工 业的洪流里，最终汇集成了长篇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在2013年7月25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丁燕说，这次打工的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迁徙者所携带的经验是珍贵的，也是混杂的，有很多盲区未经 命名，但只要我们深入写作现场，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能消除隔膜，打破边界，写出鲜活作品”。“我追求一种写作的真实：不夸大，不缩小，不回避，不虚 饰，刚健有力，纯正真诚。真实并非仅仅是作者的　‘身体’　在场，而是作者的‘心’也要在场。”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陈启文）
　　继《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之后，2013年，作家陈启文又推出一部着力于民生大计的报告文学作品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2008年起，陈启文一直奔走于全国七大水系流经的地区，调查水利状况，并深深焦虑于大多数人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水危机。《命脉》不仅是一部为中国江河水系 立传的作品，更多则展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在行走和书写中的思考乃至困惑———面对曾经奔流不息、如今却连年干涸断流的河道，面对养育了鱼米之乡、现在却 被蓝藻覆盖的湖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下一步又该去往何方？
　　在8月8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陈启文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而是逼人的现实让他选择了报告文学，“当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 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现实不需要任何变形，照直写下来就是最荒诞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就是小说，一部 优秀的小说，乃至一个优秀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走进自己的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对于文学，这的确是一个真理。但我却只能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 到，面对无所不在的直逼人类基本生存的严峻现实，必须有一种直接面对这一切的力量，一种以真实直面真相的力量，这正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也是别的文体无可 替代的功能。”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蒋方舟）
　　2013年，“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版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是她20岁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让她一下子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 状态”到了“整天上台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日子。在11月21日本报刊发的长篇访谈中，蒋方舟表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不曾灿烂，已经疲倦了。 ‘50后’、‘60后’作家交递来的文学的接力棒，目前的“80后”作家里没有一个露出能够稳稳接过的迹象，一个都没有，更勿论一代了。”
　　12月19日《新批评》刊发介康的评论认为，毒辣要像鲁迅那样，一刀刺进腹部，疼得你死去活来，见血封喉。但蒋方舟不够毒，所以大大的“审判”变成了 童年对成年人的报复，不禁多了几分做作，而又在不经意间透了奇怪的柔情。但没有复杂到让人回肠往复，又刺人不死，白白浪费了手中的鱼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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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批评更加及物——2013年文艺理论批评述要


2013年12月30日来源：中国艺术报 贺绍俊


　　其一， 2013年的文艺理论批评常常会有一些针对文艺现状的犀利发言，显示出批评的力量和作用。比较突出的是《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文章，和对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展开的争鸣，等等。
　　《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的栏目，先后组织了七篇文章，对各种不良文化现象进
　　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其开栏的话中，编者说：“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生活却出现一些不良趋向，文化失范、道德失衡、心理失常成 为时下人们议论的焦点，并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与思考。这些文化现象所来有自，亟须对之做出理性的梳理与分析……对当下最具代表性的9种不良社会文化现象进 行集中分析与评论，以期为匡正时弊、推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这些文章分别对当下文化领域的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9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 与批评。文章不仅分析了它们产生的深层原因，而且揭示了它们对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遮蔽和破坏。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学界引发强烈共鸣， 其中一些还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文化话题。如陶东风的文章以电视剧《甄嬛传》作为比坏心理的个案进行了分析，认为“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 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培育诚信文化。 ”该文发表后，不少报刊陆续发文参与讨论，对比坏心理为什么充斥荧屏进行了反思。新浪网曾以“ 《甄嬛传》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 ”为题进行调查，有9万多网友参与，其中53 . 9 %的网友认为影视作品要弘扬正气，不赞成《甄嬛传》鼓励以恶制恶的价值观。
　　余华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出版后，也引起了媒体的热烈讨论。 《文学报》在“新批评”栏目中，先后发表了郜元宝的《不乏感动，不乏遗憾——评余华〈第七天〉 》 、石华鹏的《替余华〈第七天〉辩护》 、曾于里的《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 、柳琴的《再谈文学的“轻与重” 》一组文章。 《小说评论》在年末的一期编发了关于《第七天》的评论小辑。收有曹禧修的《 〈第七天〉与鲁迅文学传统》 、李蓉的《 〈第七天〉 ：死亡的“诗意” 》 、徐勇的《死亡的辩证法及其他》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
　　《光明日报》从2013年3月份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 ，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王晖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他具体指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史料化、商业化与粗糙化。丁晓原对正面报告文学的叙事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相对于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兴盛，新世纪以 来则是以讴歌为主的正面报告文学占据了主流，尽管讴歌也是报告文学应有的功能，但这类报告文学的创作却缺乏优秀之作，他认为其“叙事的纯化、物化和新闻 化，是造成这类创作低值的重要原因” 。对于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突破，有些文章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如李运抟认为，应该强化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他对报告文学的学术性作了具体的解释，它 “是以相关理论和相关知识来审视、分析实际问题” 。丁晓平则提出一个报告文学的“场”的概念。他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想要具有‘三量’ ——能量、动量和质量，就必须具备‘三场’ ——立场、现场和气场。 ”
　　其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激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估和认识。这一趋势在2013年得以延续，而且也使得讨论由最初的带有 感情和以赞赏为主，逐渐转向冷静客观，逐步把重心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则是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 学院在年底联合主办了“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更是集中于莫言创作的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 解，研讨也体现了新的深度。如白烨认为，莫言的成长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密切相关，以莫言的创作经验与格局为参照，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 足。陈晓明认为，如果回到八十年代文学新潮的节点上去看莫言的崛起，莫言恰恰是在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本土性三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找到了属于他自 己的道路。张清华认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 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莫言之所以是一个格局特别大的作家，是因为他的创作对20世纪的历史作了整体清算，表现了外部 政治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其他的社会强权和时代转型)摧毁民间社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人文主义的高度，它超 越了一切政治的描写，达到了一个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整合20世纪的历史并且非常高远、具有伦理性的高度。
　　其三，文学史观的深化和革新也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2013年出版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就是文学史观深化结出的果实。一部是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 - 1927) 》 ，该著作由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主编，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书话体的叙述方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 交汇点上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既有宏大的文学史视野，又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图景与细部生态，力图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初景象和历 史脉络，揭示出一个较以往更为阔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图景，展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孙郁认为这部文学史的优长是“吸收了民间学者的书话语义，又 坚持了学院派之根本，学理并未淹没在史料中” 。另一部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 ，该著作由张健主编，北师大及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撰写。这是一部严格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年度纪事的方式撰写的文学史，以具体、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呈 现了中国当代文学60余年来的发展过程。陈晓明评价这部著作时说：“这部编年史并非对1949年以来的这60多年的历史做简单的罗列，而是经过审慎的取舍 提炼、去芜存菁。虽然只有10卷，读来却颇有历史现场的亲历感，引人入胜。 ”
　　《河北学刊》 2013年第1期刊发的一组讨论重写学术史的文章也值得重视。该编辑部认为，“学术史一直都在不断地‘重写’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现实存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打上那个特定时代印记的学术史，每一位有思想、有责任的学者都会专注于融入个人思考和学 术见地的学术史。由此可以说，‘重写学术史’实则是一个常态化的学术现象。正因如此，其中的许多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探讨……学术既是一个国家思想文 化的根基与核心，同时又是国运昌盛与否的象征。由此看来，加强中国学术史研究其实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情。 ”
　　第1期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重写学术史的问题。其中王志清的《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一文是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意见的。 他认为，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 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 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 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有： 2013年《文艺报》开辟了“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 、“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这个栏目不仅是对年青一代作家创作的系统性评价，而且也是让批评真 正“及物”的系列性批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