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80年代的媒体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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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80年代的媒体与文化

作者：李辉      时间：2013-10-23   来源：凤凰大学问

	9月28日，著名媒体人、作家李辉在“东方历史讲堂”以“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为主题发表演讲，凤凰大学问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参与报道，现整理全文与读者分享。 结合自身经历，李辉回顾了八十年代的媒体生态。1980年初，足球世界杯和流行音乐依然离中国很遥远，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李辉认为媒体报道“要慢慢一点点挤出来，如果把最近铺天盖地的体育报道，和当年那么一点点的报道放在一起对比，就会看到媒体革命性的变化是多么惊人”。 李辉说，八十年代文化上的对外开放走得比较快，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逐渐成熟，而且和外来音乐融汇地很不错，“《野人》等好的话剧都和外来文化有关系，让导演有了一种开放式的导演手法，而不像过去那样拘谨”。 随着一系列冤家错案得以平反，一批文化老人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李辉称其为“归来者”。八十年代得以平反的陆定一曾到医院看望六十年代他批判过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李辉是亲历者，并为二者拍照，他说，“这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张照片。当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再看，它是多么重要的细节。这种细节的容量够我用心解读很多很多东西，它是能构成一个大文章的一张照片”。 李辉说八十年代自己也有很多遗憾，作为记者，虽然有机会采访胡乔木、周扬以及丁玲等文化名人，但由于不愿与他们接触而遗憾错过。时至今日，李辉对采访有了更多体会，“记者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有一种更宽泛的心态对待历史”。 李辉，著名媒体人、作家。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传奇黄永玉》等。最近出版《老人与书》和《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 以下为演讲全文： 时间让人感到一种沧桑感，三十年前，我从上海的高校毕业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我们采访一些老人，请他们谈抗战的故事、解放战争的故事、五十年代的故事，一转眼到现在，我也要讲我三十年前的故事了。历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首先是每一个亲历者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所看到的每一个细节，是可以触摸的。 我今天的题目是“八十年代的媒体与文化”，我就从我1978年进大学之后所经历的一些具体事情来讲八十年代，而不是概括八十年代是什么。我只讲讲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而这个“发生”是我亲身接触过的，从这一过程来看那个年代留给当代中国一些值得留恋和值得反思的东西，甚至也许是再也不可能重温的东西。 伤痕文学是1978年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从湖北考上复旦大学。上大学时我们班一个同学叫卢新华，他在1978年夏天发表了一部很著名的小说《伤痕》，后来就形成一个概念叫“伤痕文学”。1978年2月进校，我们班级成立一个文学组，当时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贴在宿舍过道的墙报上，《文汇报》编辑发现了这个小说，认为不错，但还要征求大家意见。卢新华就组织“联合签名”，大家决定是否值得发表。我们几个人就都签了名，我也属于签名者之一，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封信上联合签名。《伤痕》的发表是1978年整个中国最轰动的文学事件和历史事件，我有幸成为亲历者。 我对80年代的界定是从1978开始计算的，因为从1980年到1990年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我所理解的80年代，是时间之外的概念，或者说是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从文革真正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到整个八十年代，这是我的概念，是一种思想、文化和时间交融在一起的80年代。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组织了真理标准讨论。除思想开放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很多政治家像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在1978年、1979年得以平反，当时我们刚进大学，没有教材，这个月上课刚讲完党史批刘少奇，下个月刘少奇、彭德怀就平反，这个月的讲课内容很可能就推翻前一个月的，1978年、1979年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就是这样。平反冤假错案让大量的“右派”、“走资派”能够重新出来工作，他们的孩子也有了政治上的名分，可以进入中国社会。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给地主摘去“帽子”。在文革中，有四类分子，地主、反革命分子在整个中国社会属于“贱民”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孩子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能上大学，很多重要的岗位不会给他们。因此，平反冤假错案和给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摘除帽子，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正常参加高考，进入社会，这才有了整个八十年代生机勃勃的状况，才有了整个民族凝聚一心的状态。 我到复旦之后，经历了伤痕文学，认识贾植芳先生（编者注：著名作家，曾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后在1978年得以平反），这些过程实际上对我后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1982年报道世界杯会被认为是将资产阶级热引到中国 我是1982年2月来到北京的，到现在也有31年。我中学之前都在乡下生活。所以贾植芳先生就写信，让他的朋友能够关心我，安排我去采访或者接触一些人。我当时被分在《北京日报》，在《北京日报》实习一个月之后就要各自选择，我当时的选择是《北京晚报》。 我为什么要选择《北京晚报》？这就要谈到八十年代的媒体。整个八十年代，纸媒是主流媒体，声音最强大的是纸媒。广播也还可以，但没有报纸那么丰满。1982年，我们现在流行的“都市报”还非常少。1982年整个全国只有《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三家晚报，而其他的报纸都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机关报，像《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我觉得《北京晚报》相对党报来讲，还是比较轻松、自由、拘束比较小的媒体，我喜欢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就要求到《北京晚报》。 1982年3月份我开始进入《北京晚报》做文艺记者。当时的媒体经过文革期间的封闭状态，很多思想、文化的概念还没有放开。虽然有思想解放运动，能够在政治上有一些开放，但对于西方的东西还是比较谨慎，或者说是有一种恐惧感和担忧。1982年最重要的体育活动就是在西班牙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我们有三个体育记者，世界杯要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大事，但1982年世界杯与中国的距离非常遥远，当时我们组内讨论，没有人敢说做专版，只是说做一个专栏，能够集中介绍世界杯比赛，就做了一个栏目“世界杯足球大赛”。 第一天报纸出来后，就有人说这个专栏要停掉，不能把资产阶级足球热引到中国来。第二天这个栏目就取消了。当时像世界杯这些重大的体育赛事，党报是不可能发表的，甚至连《北京晚报》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都市报也只能发一点点，而且不能突出。媒体发展到现在，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在当年都是不可思议的，当时不可能想象得到，后来的媒体会这么发达。 媒体的发展就是这样，从一些小的事情上，慢慢走过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直到现在。现在流行歌星、京剧《四郎探母》都不算什么，而在当时是“洪水猛兽”，要慢慢地一点点挤出来。如果把最近铺天盖地的体育报道，比如网球赛、足球赛，和当年那么一点点的报道放在一起对比，就会看到媒体革命性的变化是多么惊人。 做为一个媒体人，能做到今天，是一种历史的幸运，因为我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和不同的人接触，每天能够感受很多新鲜的生活素材，接触新鲜的人，思维就不会衰老，会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去想、去做。 归来者：批判过孙冶方的陆定一八十年代去医院看望他 1982年到北京，我拿了一个黑白傻瓜相机，用了将近十来年，拍摄水平很糟糕，但拍摄的对象和瞬间对我非常重要，有时候没事，我就把当年的照片、资料和书信拿出来，翻一翻，重温历史。我把这些因冤假错案平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人叫“归来者”，从文化领域看，是一些作家、诗人；从政治领域看，是一些政治家，比如习仲勋，包括前天去世的于光远先生，都是文革后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上面这张照片是1982年4月拍的，我刚做记者一个多月，当时北京召开文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议程就是恢复几位作家的文联委员身份，一个是胡风，还有一个是沈从文。因为贾植芳先生的关系，我到北京后首先见了胡风和梅志（编者注：作家，胡风的夫人），1982年他们搬家，我当时帮忙去搬，知道4月份会有这么一个会议，会议上正好胡风和艾青走在一起。我说：“胡先生，你们俩停一下，我给你们拍张照片。”这是从大会堂的礼堂走出来时拍的。这两位都是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那个时候的“归来者”。艾青是1957年的大右派，胡风是1955年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在监狱坐了很多年，到1978年，精神分裂，后来治疗回到北京。艾青被打成右派后就到了新疆，劳改很多年，艾青也是胡风七月派诗人之一。当他们在大会堂走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瞬间，所以拍了这么一张。 上面这张照片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与文学无关，但与文化有关。孙冶方先生在六十年代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要谈利润，1960年代遭到批判，批判他“利润挂帅”。1982年下半年我去北京医院看望采访阳翰笙先生，正在这时陆定一进来了，陆定一在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孙冶方当年“利润挂帅”受到批判，也是在陆定一的领导下进行的。1982年孙冶方先生病重，陆定一先生当时也恢复了工作，也是“归来者”，因为文革中被打倒了。陆定一先生去看孙冶方，我听说他要到隔壁病房去看孙冶方，马上向他提出来能否一起去，当时领导人与下面的记者很随便，他说可以去，没问题。经过文革十年的磨难后，他也在反思很多东西，所以很愿意和年轻人接触。拍完之后，我还洗了一些照片，给他的秘书寄去。这张照片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张照片，在六十年代批判孙冶方的领导人现在能够去医院看他，一个月之后孙冶方先生就去世了。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机缘巧合的事情，当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过了多少年之后，你再看，它是多么重要的细节。这种细节的容量够我用心解读很多很多东西，它是能构成一个大文章的一张照片。 沈从文先生与胡风同时在1982年恢复了文联委员职务，我认识沈从文先生还是比较偶然的。当时我去采访文联的扩大会议，沈从文分在文化组，代表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话。他批评很多领导是门外汉，却要对行内的事情指手画脚，他很不满，所以就用很激烈的语气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在文联闭幕会上，我特意去找他，他当时与朱光潜先生坐在一起，两人在互相交换著作，都是刚刚重新出版的，沈从文给朱光潜一本他重新出版的小说选集，朱光潜送给沈从文一本《美学书简》。沈从文先生当时住崇文门，我经常去看他。有一次去看他，就拍了这张照片。我去找沈从文先生时候，他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就拍了一张洗手的照片，他的夫人张兆和给他洗手，现在看仍然挺温馨。 外国乐队工体演出观众不知道呼应 我要讲的难忘碎片的第二部分，是在戏单上、节目单上看文化开放，我收集的80年代戏单，都是我自己当年看过的没有扔掉的。这些年因为写书、回忆，就把节目单重新找出来，这些节目单上的信息，当时很容易忽略，但恰恰是这些节目单，记载了研究者可能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一张名片是人艺演出的《吉庆有余》，农村改革开放的喜剧片。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节目单背后有即将上演的两个话剧的介绍，下面的叫《在守车上》，编剧高行健、刘会远，导演林兆华。当时在《北京晚报》发表一个消息，说人艺敢拍四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在守车上》是最初的名字，后来改为《绝对信号》，还请林兆华先生签名。那时节目单很简单，一张纸，不像现在节目单特厚，一卖就几十块一百块。我还有林兆华先生当时导演的另外几个话剧节目单，比如《谁是强者》，还有高行健的话剧《野人》。 当时还上演了很多外国的话剧，八十年代初这些话剧是推动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动力，过去文化都是封闭的，观念也比较陈旧，这些不同的话剧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上帝的宠儿》后来不断重演。最著名的是英若诚翻译和主演的《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的作品。由于这些外国戏剧的引进，中国话剧在八十年代产生几个重要的代表作。一个是朱晓平先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描写一批知青在陕北的故事，整个话剧让人看了心潮澎湃，激动人心。一个是《狗儿爷涅槃》，人艺的话剧，也非常精彩，描写农村生活。这两个话剧不约而同写到农村生活，一个是知青的农村生活，一个是本地农村，反映出文革时期和文革前整个农村的状况。这两个在八十年代应该是非常好的话剧，都和外来文化有关系，让导演有了一种开放式的导演手法，而不像过去那样拘谨。 除了话剧节目单，还有音乐节目单，自从邓丽君的歌曲走红，李谷一出现，流行歌星出现，中国音乐真正进入流行音乐的概念，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场就是1985年威猛乐队在工人体育馆的演出，摇滚概念随着威猛乐队进入北京，我们也才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威猛乐队当时在西方非常有影响，他们当时在工人体育馆演出时，整个场馆不知道有多么安静，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呼应，没有一个人跟着敲节奏，也没有人喊。演出进行到一半，大概有五六个人，真是激动得不行了，就在场子边上，开始跟着乐队一起跳，一块扭，有关人员就把他们给按住了，押出场地。这是北京的流行音乐或者说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场世界最顶尖的乐队演出，后来再也没有超过它。 整个八十年代看戏、看电影特别多，那时做文艺记者特别幸福，而且全是最好的顶尖演出，比如帕瓦罗蒂到人民大会堂演出，不断返场，当时他年富力强，让唱多少就唱多少，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唱，非常high。总体来说，八十年代文化上的对外开放走得比较快。 这个节目单对我来说有特殊的个人纪念意义，1984年意大利的一个著名民歌音乐家文图里尼在民族宫演出，当时正好有电台的朋友一起，现场录音，录完以后复制了一个盘给我。我去看沈从文先生时，就送给他，沈从文先生家有一个录音机可以放音乐。他非常喜欢这种乡村的民间音乐，沈先生一边听一边掉眼泪，他到晚年，只要一提到家乡的戏，一提到湘西民歌或听到民歌，都很激动。八十年代的舞台演出是丰富多彩的，有流行的东西，也有民间纯粹的音乐，还有很好的演出。 1987年，我从《北京晚报》调到《人民日报》，1988年《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榜评选，评选一定程度带有对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总结性质，或者叫里程碑式的纪念性评比。目前来看，当时选的这些篇目和演员，都是当时在音乐上真正站得住的。随着崔健的出现，《黄土高坡》等作品的出现，应该说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已经成熟，而且和外来音乐融汇地已经很不错。这就是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八十年代铺垫了很好的基础，才有了未来二十多年中国整个流行音乐和通俗音乐的长足发展。 承前启后的老人：文革反思是永远话题 我还要讲一下那些承前启后的老人，为什么要强调老人？这些老人在80年代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很多人都去世了，不大可能有人再想到他们，时间很残酷，鲁迅时代有多少风云人物，现在可能被知道就是鲁迅、周作人，顶多有了《人间四月天》，大家又知道了徐志摩、林徽因。我当时有幸成为他们的编辑，约过他们的稿，采访过他们，而且也确实觉得他们做了很多事，不能简单就忘记了，我觉得有责任去写他们的故事，他们在八十年代所做的事，这些事对未来的文化发展和创造起到很重要作用。现在话题变化那么快，今天的热话题，明天可能就Pass掉，何况要求三十年前的内容还成为今天关注的话题，也不现实，对我来讲，这是个人情感的一部分，是个人对历史认知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忘记。 文革的反思当然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反思文革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文章写法。萧乾也写过文章谈历史反思，他写了一篇文章讲1957年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叶君健当时批判他，举出的一些事都是不实之词，萧乾把文章在香港发出来，文章发表后巴金就写信批评萧乾，说现在要反思历史，不能谈自己的恩怨，眼光应该放高一些，要谈整个历史，谈民族的东西，不要为这些小事浪费时光。后来萧乾就改变了，再写关于文革或历史的文章，就不谈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谈一些文化现象、历史现象。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戴厚英，写过一本《人啊，人！》，后来受到批判，说她宣扬人道主义，当时萧乾给她很大支持。 这两年关于红卫兵的忏悔成为一个热点，当年打过老师的人给老师道歉，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前不久也向老师道歉。这一话题在八十年代都是用“忏悔”，这是巴金的思路。巴金提出几个概念，一是讲真话；一是自我忏悔，文革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从自己解剖自己；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前天于光远先生去世，他八十年代写了一些文章，后来我帮他整理出版成书。他的故事都很生动，于光远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但不是声嘶力竭的揭露。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他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当时要开他的批斗会，他去参加，门口有守卫，要凭票才能进场，他没有票，他对门卫说，“你要是不让我进，你们今天这个会就开不了，因为我就是于光远，我不进去你们怎么开啊”，最后门卫只好把他放进去。他的文章中写到很多这种有趣的事，我觉得最高明的就是用这样一种喜剧色彩的东西来写历史，能够把历史的痛处写出来，而不是简单的控诉，也才能写出历史的另一面。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专门负责参与起草邓小平的讲话报告，包括提出经济改革的很多重要方针。于光远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天去世，昨天上午我去吊唁，心情很沉重。 我再重点讲一下冰心。现在老师的待遇比过去高很多，现在大家更多的是谈农民工、社会底层生活状况，谈知识分子和教师的不多了。但是在80年代，教育待遇可是了不起的大话题。冰心是个教育家，一家人都从事教育，对教育一直很关心，她写的最多文章都是为教育和知识分子辩护，呼吁提高他们的地位。其中的一篇就是1987年她写的小说《万般皆上品》，讲当时一个副教授工资不如一个小贩，因为当时正好不让再谈知识分子待遇低的问题，最后把一些肯定的话改成问号，把一些重要的句子删掉，经过一番交涉发表，发表以后，很多教育界的同志都提到此文。 我讲到的另外一个老人是曹禺。曹禺先生是了不起的天才剧作家，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也愿意像巴金一样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后来写《王昭君》，包括其他一些话题，都是命题作文，真正有份量的东西是在他三十几岁左右写成的，1949年之后他的话题基本上没有站得住的。1983年，黄永玉先生与曹禺有过通信，其中一封黄永玉对曹禺有非常激烈的批评，他就说：“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他们是两代人，黄永玉是曹禺的晚辈，但他们是平等交流。黄永玉是性情中人，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曹禺也很特别，看这封信后很高兴，并不生气，就回了一封信，回信现在还在黄永玉手上，黄永玉告诉我曹禺的回复：“我读了你的信。我告诉我的女儿，到街上买了一个大照相本，把他放到相册上，一页一页的贴到照相本上，现在我可以随时翻，当我偶尔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在你的信里看到一个火辣辣的词语，他促进我拿起笔再写下去。”曹禺用这样一个坦荡的胸襟对待晚辈的批评，当然，曹禺实际还是没法改变自己。 有人跟我探讨曹禺到底复杂不复杂，或者说他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痛苦。曹禺年轻时就写出《雷雨》、《日出》，我觉得他自己就是戏中人，曹禺的东西，包括看他平常的一些讲话，生活就是戏，戏也是生活，他没有分开，包括在老朋友面前的表述，不能说他是做戏，他是融为一体了。巴金8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纪录片，在新影厂开座谈会，当时请曹禺参加，曹禺发言非常慷慨激昂，因为那段时间气氛比较活跃，都谈文革反思，谈讲真话，谈作家独立思考，很热烈，曹禺讲话也很激动，说“我跟巴金相比简直不是人，人家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非常痛苦，但是过了不久该表态还表态，该怎么批判人家还怎么批判。 在我写关于人艺话剧文章时，又认识到曹禺的另一面。曹禺当时是人艺的院长，一方面像黄永玉所说“为势所误”，不愿意和别人拧着来，该表态就表态，该批判就批判，但他还得做自己的事情，两个动作在人艺起了很大作用。第一，在他任下，1981年把高行健从中国作协调到人艺，他是院长，如果院长不同意应该说是不可以的，这才有了高行健后来的《绝对信号》、《野人》这样一些重要的话剧。林兆华导演的几个话剧在1983年受到批评，曹禺私下写信给他很大鼓励。 第二，张辛欣在80年代是文坛的风云小女子，小说有《在同一地平线上》、《疯狂的君子兰》，以及电视剧《运河人》，当时真正做纪录片的除了黄永玉就是她。张辛欣发表《在同一地平线上》后遭到批判，她在毕业时分配不出去，谁也不敢要，因为她当时的作品都发表在巴金的《收获》上，巴金就保护她，到上海后就住在巴金家里。巴金向曹禺推荐张辛欣，后来人艺接受她当导演，工作才有了着落。曹禺可能是复杂的，他有他的威望，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种文化的衔接和推动，这才是真实复杂体的曹禺。 记者可以有自己想法 但要用更宽泛心态对待历史 对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也有很多遗憾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文革过来进入大学，对是非太清楚太明确，尤其1982年前后经过学校的一些影响，好像谁的思想不解放，年轻人都嗤之以鼻，都不愿意跟他们接触。当时我们认为丁玲是个比较左的人，她批评《芙蓉镇》，批评一些年轻作家，我们都觉得不能接受，虽然有很多机会，但没有单独做采访，这是件遗憾的事情。还有周扬，当年那些整胡风的人，其实也应该采访。对一个记者来讲，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要有一种更宽泛的心态对待历史。现在想来，没有采访周扬、丁玲是多大的遗憾。包括胡乔木先生，当时也是有机会采访的，都很遗憾。我不采访丁玲是因为她1978、1979年写文章骂沈从文，我觉得不能接受，也是个人情感在里面，因为当年他们两人关系很好，1924年就相熟，关系非常密切，胡也频遇难之后沈从文陪丁玲把孩子送回常德，在武汉时遇到凌叔华夫妇，八十年代凌叔华回来见友人，沈从文说有丁玲参加我就拒绝参加，所以这个宴会沈从文就没有出席。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沈从文和萧乾没有见上一面。沈从文是萧乾的恩师，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念书时，第一篇小说和后来很多小说都是在沈从文当时所在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包括毕业时也是沈从文把萧乾推荐到大公报。但是文革期间他们产生一些不同的矛盾，我一直想撮合，因为他们俩人都是巴金的好朋友，巴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朋友有三个人是最有才华的，一个曹禺，一个沈从文，一个萧乾”，而三个人都跟巴金关系很好。有时我见到巴金也会聊，萧乾和沈从文到底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萧乾说萧乾的理，张兆和对我说她的理，都觉得各有道理。作为晚辈，我总觉得和好才是，那么好的关系干什么闹那么僵。 1988年的4、5月份，我去看沈从文，当时《萧乾传》出版了，我提前寄给他，然后请他讲几句关于《萧乾传》的话，然后我又说：“要是萧乾来看你，你见不见？”老人家当时说话也不利落，说：“他要来我怎么不见？”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回到报社赶快写信给萧乾，然后我又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巴金，接着我就到贵州出差，等我出差十天回来，沈从文去世了，当时我觉得非常遗憾。后来萧乾给我写了一封信，张兆和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在巴金给张兆和的信中也提到这件事，虽然他们没见面，但也算和好了。沈从文去世后萧乾第一时间写了怀念文章，在台湾《联合报》发表，后在内地也发表，他用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弥补。 结语：用悲悯心态看历史中的人和事 我愿意以史料为基础来叙述历史，现在的口述历史太多了，我原来热衷于做口述历史，在80年代、90年代做了很多。现在读了很多之后，尤其是这十年，很多内容不敢相信。早年在功利性还不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比较严肃对待，现在有图书市场、读者选择、媒体热点等影响后，口述历史很可能首先是满足现时代的读者需求。历史的回忆也要小心求证，不能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前不久看到一位朋友整理的口述，其中一段讲到黄永玉，说黄永玉很聪明，而沈从文在文革前很低调，不受重视，所以他跟沈从文就不来往，文革之后沈从文火了，他就开始来往。这种回忆没有任何根据，因为我收集的大量资料都是沈从文给的，50年代、60年代往来的书信，沈从文当时的书都是黄永玉设计封面，他们俩住的也很近，来往很多。现在有些东西可能不达标，可以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件事持否定态度，但不能因为是否定态度，就把过去的事情朝另外一个方向说。 当然，我也有遗憾，有些人没采访。现在回想起来，毕竟三十来岁，还是很偏激，或者说是很狭隘，眼光不大，很容易轻易排斥一个人。而现在回顾、研究历史时，对历史人物我更愿意用一种宽容的眼光看待，甚至对老一代人经过的苦难，也更愿意用一种悲悯的心态看当年历史中的人和事。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谢谢大家。（编辑：周东旭、实习生胡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