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妍：“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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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妍：“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作者：赵妍      时间：2013-09-17   来源：《时代周报》第157期

	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 “为何不转交派出所” 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背枪的乘警。 “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如1966年8月，国民党特务邓某进入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被抓获；1968年，国民党特务李某进入上海，发展人员，搜集情报被抓获等。 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那位当年的负责人说，他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一吉普车里，用步话机呼号指挥。还有江青为清扫上世纪30年代留在上海演艺界的劣迹，通过叶群指派驻沪空军的战士冒充红卫兵，与上海复兴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抄了赵丹、郑君里等人的家，片纸不留，打包封存，最后空运北京当着江青的面焚毁。当时，上海曾办过红卫兵“大抄家”展览会，包括旗帜、文件等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东西，也有枪支和电台。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 “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材质的不同、类别的差异，以及后来形状、标语的多样化，都吸引人们去追逐。”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 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 时代周报：书名是“非常与正常”，整个研究也是以“非常与正常”作为理论范式。怎么来理解这个上海“文革”中的“非常与正常”？ 金大陆：“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比如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大批判等，以至于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失措了。但事实和问题往往是复杂的，“文革”研究现在呈现出简单化的取向，这是今天令人担忧的事实和问题。即便身处在运动高潮的激荡和颠簸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甚至还得筹谋着、掂量着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正常”态：第一，我把它称为“顺应之中的正常”，也就是顺应着“非常”而产生的“正常”；第二，我把它称为应对之中的正常，也就是应对这“非常”而产生的正常。这两个方面交汇起来，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也在本质上证明了生活的逻辑是不容篡改的，我不是说我这个框架能解释一切，但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时代周报：研究“文革”，在资料搜集上是否会遇到困难？ 金大陆：会，当然会。困难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第一是政治上，人家看你去的次数多了，就怀疑你是有企图的，有政治目的。有人曾经大声地呵斥我，你干吗要这样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是当时我在档案馆的时候，有一个女的管理员，那一天忽然大声吼起来。当然同样一个档案馆里面也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另外一个男管理员帮着我说话，“怎么就不能让人家看，现在这种资料还有谁来看？人家做这样的事，多么宝贵……”第二种，是学术上的。我们一开始在上海图书馆，我们托了人进去，做它的报刊资料。复印非常贵，复印要加资料使用费，但我们当时也咬着牙要做下来。现在我们有大批的资料，但在当时能找到一本、一张是很不容易的。结果一拿到复印师傅那里，马上他进去汇报，因为从来没碰到有人要这么个资料。结果领导出来了，他不是从政治角度，他从学术角度，不让我们复印。“这种资料我们自己都还没做，怎么能让你来做？”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他有资料，很欢迎你来看，但每一趟来阅读费要多少钱，复印费要多少钱。 时代周报：你为何选取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研究“文革”？ 金大陆：比照“文革”运动史、政治史或者事件史的研究，“文革”社会史关涉人口、环境、习俗、集体心态，以及衣食住行等内容，在视域方面因落实底层而更宽泛，也因为观察直接而显得更真实。文革运动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甚至就是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搅在意识形态中。我认为，“文革”研究的未来，应是以严肃的姿态进入史学学术之中，所以自觉地剥离意识形态，坚持以“史料为本”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做法。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历史学研究，不是政治学研究。 时代周报：但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文革”，会有人说：不过瘾。 金大陆：我出去开会有人说，真不知道你这本书怎么让你出来的？因为“文革”研究在国内还是有禁忌的。前段时间在上海作协做茶座，也有老先生觉得我怎么好像在说“文革”的好话，“文革”有许多地方蛮“正常”嘛！我只能说，我以“材料为本”，坚持“学术至上”的立场，这种说法实在是误读。其实文革作为人类史这么重大的事件，盖着捂着不研究，是不明智的。将来总是要研究的。而且实际上西方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现在国内的民间研究也呈现“涌动”之势。你看，大量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更重要的是复旦、华师大校门口到处都是此类盗版书的三轮车，流传的情况比国内出版还要广泛。 那么，你说我做社会史，是不是一种技巧，是不是当下的一种智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但是即便是技巧、是智慧，也不是没有勇气在里面的。何况做社会史，不像做运动史那样，事件、人物等时空情况都很确切。社会史涉及面广，难度很大，资料在那里，很分散，要花很多工夫去寻找和梳理。再说，难道我们真的“避重就轻”，就不做运动史了吗？我们仍然在做，只不过现在都在抽屉里。我在本书后记《心心念念》中都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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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  




作者：陈海儒       时间：2007-08-17   来源：
   
  　　[作者简介]陈海儒（1972—），男，陕西城固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史。

　　在中国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许多人也许已经淡忘了40多年前席卷全国的代食品运动。在1959—1961年粮食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为了缓解人们的饥饿感，中共中央倡导并组织全国人民大力生产、采集代食品，并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应该说，对这一运动的研究，是考察三年困难时期度荒策略及其效果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史学界对代食品运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据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成果仅有高华教授的《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1]与罗平汉的《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2].两篇文章都从政治层面对代食品问题的产生及效果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考察，本文拟利用《人民日报》及一些地方档案资料从微观的角度，对代食品运动做进一步的探讨，渴望能达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代食品运动的背景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比如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导致23万多人因饥饿而得了肿病，其中有3万多人饿死。[3]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以河南、山东为例：1958年底，河南省一些乡的食堂经常吃的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红薯面汤或红薯粉汤；山东省有的地方的群众不得不一日三餐在食堂光吃萝卜喝开水，有的整天喝地瓜干粥，情况好一些的也不过每天喝稀饭，外加一至两个菜窝窝或者豆子掺粗糠的窝窝，到1959年初，则连红薯也没有了。[4]就连一些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地区，也到处可见因没粮吃而或水肿、或干瘦、或毙命者。比如在有名的“西北小江南”——汉中，有的县大量群众弃家外逃讨饭，以谋生路；就连情况不算差的宁强县，群众也已经普遍断炊，有一个断炊多日的妇女获得照顾，被分给2斤肉、2斤麦子，这个女人未等到回家已经在路上把2斤肉和1斤麦子生吃光了。[5]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蒋介石，大坏蛋，一天能吃三顿饭；共产党，好领导，一天两顿吃不饱”，“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6]江西群众讲“走进食堂门，稀稀拉拉一大盆，锅里照见人，碗里照见魂。”[7]

　　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新中国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以《人民日报》为例，它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8]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新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救灾措施：低标准，瓜菜代。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因为原本就不高的口粮标准降低后要使群众不饿肚子，只有掺杂其它的东西当饭吃；在副食品供应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大量生产出来当饭吃的东西只有瓜果、蔬菜和代食品了。于是，在中央倡导与组织之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大种瓜菜和大力生产代食品的运动。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生产实践，中共中央于1960年6月发出了“积极采集和储备代食品，必要时粮食部门应当收购一部分代食品储备起来”[9]的指示。到1960年11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的下发，一场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二、代食品的采集与生产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曾采集、食用过代食品，如树皮、草籽等。然而当时的行动都是人们自发的、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而采取的，大都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从总体上看，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杆、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由于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广大农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农作物类代食品和野生类代食品为主，同时也非常重视小球藻的培育；城市则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细代食品。

　　1、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

　　人们在寻找代食品时，最容易想到的是从农作物上入手：除了平常食用的粮食之外，农作物的其它部分是否可吃呢？既然平时可以用它们来喂养家禽家畜，那么人应该也可以用它们来充饥。于是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把农作物的秆、叶、皮、壳等做成代食品。

　　（1）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比如把玉米包皮沤在一个大池子里，经过几天的浸泡、搅拌、沉淀，池底就会出现淀粉。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和一些内部刊物都有文章推介此类制作淀粉的经验。如《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3版该报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讲：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中共陕西省委的《代食品工作简报》也向全省宣传西安市雁塔区食品加工厂用豆秆、豆壳成功制作淀粉的事迹，说每百斤豆秆、豆壳可产湿淀粉80斤左右，将该淀粉和面粉混合可以蒸馍、擀面、炸丸子和制作各种糕点。[10]《农村工作通讯》则早在1959年就介绍了河南省清丰县用玉米包皮制造淀粉的经验，而且用河南省粮食厅粮食研究所的鉴定结果向人们说明玉米包皮中含有33.36%的淀粉，如果能将全国种植的近二亿亩玉米的包皮充分利用起来制成淀粉，无异于增产粮食七、八十亿斤。[11]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12]

　　实际上，在很多农村，人们在1959年粮食紧缺时就已经食用农作物的秆、壳、皮了。媒体和政府及党委的推介只是使得农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地食用它们。而且，与推介的经验不同的是，人们不是用各种方法把农作物的秆、壳、皮先制成淀粉食用，而是直接把上述农作物的秆、壳等磨成粉末，与少许玉米面粉或小麦面粉掺杂在一起做熟用以充饥。

　　为了大大加快利用农作物的“废料”制作代食品的进程，一些机械部门还专门研发了相关的设备。如陕西科学分院机械厂制造了一种电动粉碎机，每小时可以粉碎玉米根80斤，玉米芯90斤，红薯蔓180斤。[13]该粉碎机分配到陕西各县使用后，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2）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连《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14]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15]云南墨江县的农民在困难时期大种芭蕉芋，用以渡荒。

　　此外，苜蓿也是三年困难时期值得一提的代食品。苜蓿耐旱，管理成本低，如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是当时人民公社主要的牲口饲料。饥荒中，人们把它当菜来吃。

　　2、“小秋收”与“小夏收”

　　如果说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与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相关联，那么野生类代食品的采集与“小秋收”、“小夏收”是分不开的。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有一首黔东南的山歌很能反映当时群众采摘利用野生植物的情景：“贵州山多坡接坡，山中宝藏多又多，男女老少齐上山，采下山货来加工，去时一对一对空箩筐，回时一箩金子一箩歌。”[16]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1961年的“小夏收”和“小秋收”活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也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有一些机关、工厂等城市单位纷纷抽调人力支援这一活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比如对橡子，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经过水或碳酸纳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8种氨基酸。”[17]再如《农业技术》刊物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38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18]一些出版机构也在1960、1961年出版了大量的介绍野生淀粉植物的书籍，为人们采集、制造代食品提供依据。以1960年为例，全国发行的此类图书有《山西野生植物》、《甘肃土产淀粉植物资源》、《福建野生淀粉植物》、《河南野生植物的利用（土产部分）》、《湖北野生淀粉植物》、《野生植物的鉴别采集与利用》等。[19]

　　通过“小夏收”和“小秋收”，群众采集了大量能吃、能穿、能用、能烧、能喂的野生植物，除了供应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外，其余的部分被制作成各种代食品，有的植物的根、茎、叶、皮被直接食用，有些则经过了初步的加工如浸泡、磨碎等之后被食用。

　　3、小球藻及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但《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1959年12月《人民日报》文章《小球藻——可作精饲料》报道说：浙江省温州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用人粪尿代替化学肥料培养小球藻成功；小球藻具有繁殖快、产量高、营养好的特点，“用一斤浓缩小球藻喂猪，每日体重可增加0.95斤；用来喂牛、鸡、兔等，体重也都有显著增加，效果相当于二斤豆饼”。[20]随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小球藻，围绕它的研制、繁殖、作为饲料的营养价值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

　　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比如《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21]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渡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就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不例外。他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并列举了生产和食用小球藻的几个好处：一、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可以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三、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四、小球藻的生产不与农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22]

　　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1961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小球藻（僮文版）》等。[23]各地也竞相开展相关研究，改进小球藻的生产技术。如西安铁道学院用面筋试制小球藻，经西安制药厂分析，用面筋生产的小球藻干粉中蛋白质含量比鲜猪肉要多十个百分点。[24]此外，仅据《人民日报》报道，1960年下半年就有一系列加速培育小球藻的新方法、新技术被研制成功，如宁夏石嘴山市使用咸水培养法、浙江杭州市留下公社利用水田挖池培养法、华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小球藻研究组关于适当搅拌能促使小球藻加速繁殖的发现、北京农业大学防治小球藻害虫的方法、浙江省瑞安县和北京中德公社让小球藻在严冬也能正常生产的技术等。[25]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26]一些县、市如兴平县、大荔县等随之纷纷建立了一些小型的精细代食品生产点。可惜的是，1960、1961年萝卜、红薯以及玉米叶等生产精细代食品的原料在各地已属稀缺，人们无力将这一试验成果广泛运用。

　　三、代食品的功效及人民的反应

　　应该说，代食品运动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以西北地区较为富庶的陕南汉中为例，1960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27]，丘陵地区只有4.1两[28].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如上述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29]虽然，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30]，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有农民将这样的食品高价出售竟也颇有市场，例如陕西省长安县五星公社部分社员剥食榆树皮之余，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达500元之多。[31]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如196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预防与治疗》、《食品中的化学毒物系统检查法（第二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食物中毒防治手册》，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提高警惕预防食物中毒（宣传挂图）》等，黑龙江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出版了《有毒的野生植物》、《几种常见的有毒植物》，[32]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仅以陕西为例，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其中中毒较重者11人，经过抢救，4人脱险7人死亡；[33]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34]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其中26人中毒较深。[35]

　　综合说来，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之不能估计过高。应该说，代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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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

　　[2]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3]当代云南编辑部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4]《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河南、山东有些地方缺粮》，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总第2693期（1959年1月24日出刊）。

　　[5]《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汇报全县黄肿病人情况》、《关于宁强县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汉中市档案局档案，全宗号081，案卷号019，永久。

　　[6]《部分富裕中农及其代言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种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思想动态》1959年第31期。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案卷号763，永久。

　　[7]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8]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人民日报》1960年8月25日第1版。

　　[9]《中共中央关于抗旱备荒的指示》（196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10]《西安市雁塔区食品加工厂利用豆秆、豆壳制作淀粉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1期（1960年12月9日）。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11]张浩天《人民公社喜事多—清丰县玉米包皮制淀粉的经验》，《农村工作通讯》1959年第24期，第21页。

　　[12]冀社《“饲料之王”登殿就位》，《人民日报》1960年1月15日第3版；《把玉米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人民日报》1960年1月15日第3版；《人民日报》评论员《把玉米提到主粮地位》，《人民日报》1960年3月24日第3版。

　　[13]《陕西科学分院机械厂仿制电动粉碎机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9期，1961年2月11日。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14]刘宗棠《取尽甘薯全身宝》，《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1日第3版。

　　[15]云南省农科所综合组《高产的地下粮食和饲料—芭蕉芋》，《云南日报》1960年8月10日第3版；张克爱《芭蕉芋用处多》，《云南日报》1960年11月12日第2版。

　　[16]《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3日第6版。

　　[17]《橡子》，《人民日报》1961年9月19日第2版。

　　[18]《沙枣》，《农业技术》1961年11月刊，第4页。

　　[19]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0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1年版，第329、330页。

　　[20]《小球藻——可作精饲料》，《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日第3版，。

　　[21]《小球藻是个宝》，《云南日报》1960年8月17日第3版。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23]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1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

　　[24]《西安铁道学院用面筋试制小球藻成功》，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2期，1960年12月27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25]《改进繁殖技术大量生产小球藻》，《人民日报》1960年8月6日第3版；《浙江省瑞安县、北京中德公社让小球藻冬季正常生产》，《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第3版。

　　[26]《陕西分院、科技大学用萝卜、红苕培养“人造肉”菌种》，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四期）；《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可以培养链孢霉》，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五期）；《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代食品工作简报》（第九期）。以上均见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7，永久。

　　[27]《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年2月13日），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081，案卷号037.

　　[28]《汉中专区浮肿病调查防治工作组关于勉县褒联人民公社浮肿病调查报告》（1960年12月23日），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081，案卷号037.

　　[29]同28.

　　[30]惠文《困难时期整社记实》1961年7月16日，转自[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org

　　[31]陕西省委生活办公室《关于生活安排工作情况汇报》（1961年4月30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2，永久。

　　[32]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61年全国总书目（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175页。

　　[33]洋县人民委员会《关于我县谢村公社食枇杷子发生中毒问题的报告（60）会卫字第105号》，陕西省汉中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081，案卷号040，永久。

　　[34]中共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大办代食品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6，永久。

　　[35]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办公室《紧急情况汇报》（1960年12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23-30，案卷号16，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