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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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瓦雷士：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作者：列瓦雷士      时间：2011-07-29   来源：腾讯网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不错，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摇唇鼓舌之士、引车贩浆者流、鸡鸣狗盗之雄，但无论高下，他们确实都少有后世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必须看到，战国时代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还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识分子这根“毛”还可以飘来飘去，挑挑拣拣，没必要非附在某一张皮上不可。犹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长，当知识分子们望眼欲穿的大一统局面实现之后，从前吃百家饭的这个集团，就只能附在一张“皮”上——威严的帝国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悲的下场罢了。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毛泽东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尽管彼此自是相非、形同水火，但反本归宗，他们搞的无不是这套东西。其中不能说没有例外，譬如庄子就试图超越为帝王服务的政治学，就人的自由和文明的异化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和批判，然而面对强权和暴力，这位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深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2），只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3），不得不仓皇地逃进自我封闭的精神牢笼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初登历史舞台的先秦知识分子们毕竟把我们这个古老农业的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在传统和功利的双重挤压下，为我们民族今后的文化走向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难以摆脱的消极影响，其中有二点是必须提到的：

　　一、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

　　孔子说：“易有太极”（14）；老子说：“道生一”（15）。一元独断论必然导致二元对立论，孔子说：“是生两仪”（16）；老子说：“一生二”（17）。儒、道两家虽然彼此相绌，但是思维模式却是一致的，先秦诸子大都尊而行之，以此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庄子想跳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8）的思想藩篱，却以“不谴是非”而不了了之。

　　正因为我们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囿于一元独断论、二元对立论，于是才有历史上的“大一统”；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有“严华夷之辨”；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阶级斗争为纲”；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19）的空前大劫难，确实表现出空前的“救世”热情，问题是谁是“救世”的主体？此时此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主——“圣人”的出世。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0）孔子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1）孟子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22）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23）的“绝对圣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24）的独裁君王。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5）的呐喊。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

　　这种“救世主”情结被先秦知识分子们牢固地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它使后世的独裁君主们找到了神化自身的灵光，也为苦难深重的愚民们预设了一张难以充饥的画饼，回顾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寻找“大救星”的造神运动，我们就不难想象这种“救世主”情结的消极影响是何等难以克服。

　　二

　　不管怎么说，先秦时代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因为这时的知识分子毕竟可以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时代还允许他们坚持独立的主张，保持独立的人格，当权者还能够倾听他们的话语，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时刻，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

　　然而凌空出世的秦始皇在横扫六合，混一宇内之后，立刻将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永远地结束了。为了建立一系万世的大帝国，对他来说，他既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什么“帝者师”，也不需要知识分子兜售自己的主张，相反，他需要的是尽快地建立起意识形态霸权，彻底禁绝过去知识界那种“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26）的“自由化”局面，他认为既然是“朕既国家”，那世界就只能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只能是为“绝对权力”服务。

　　这无疑给刚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当头一棒，使他们顿时陷入痛苦的两难选择中：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还没等他们对此作出回答，秦始皇就用“焚书坑儒”给予他们以最严厉的警告：或者跪下双膝，成为帝国的顺民；或者从肉体上被消灭！

　　但实践证实，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足为训，他根本不懂“逆取而顺守”的政治学原理，结果把这一群体推向自己的反面，使他们在反秦风暴中成为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想站到强权的反面，关键是你如何把他们纳入帝国政治的权力圈之中。

　　真正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他在认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还是应该把知识分子“养”起来，以便为己所用。然而知识分子再搞战国时代那种“处士横议”的妄动是绝对不允许的，从今以后规定知识分子必须“贩卖”我皇帝认可的主张，搞得好的，“劝以官禄”；“攻乎异端”者不仅会丢掉饭碗，而且仍然有一个深坑在等待着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对知识分子来说怎么办呢？是彻底放弃追求真理的职责，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从而博得个荫妻封子、荣华富贵；还是因说三道四、指点江山而被抛进阴冷黑暗的深坑中？两千年前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强权和利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一决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真正坐实了由韩非子提出而秦始皇没能实现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的“禁奸之法”（27），从而为后世的专制帝王们提供了一条驾驭知识分子的思想绳索，而且也为梦想“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铺设了一条必由之路——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机器上大大小小的螺丝钉，为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鞠躬尽瘁。正因为这一决策具有如此奇效，所以历史上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以“儒术”为唯一信仰的意识形态霸权却始终岿然未动。

　　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大灾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自己历史使命的失落，意味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丧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死灭，因为，严格地说，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其正确称谓应叫做“士大夫”。而“士大夫”阶层的产生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品格全方位的大退化，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奴化”：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行为的奴化。

　　思想的奴化始于思想的禁锢，而思想的禁锢则始于某种思想的“独尊”。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一旦被供奉在金制的神龛中，也会化为腐臭，而腐臭的东西唯一的功能就是毒化人的精神世界。它堵塞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此只能用钦定的思想思考，用钦定的思想生活，于是人们也就成了一群思想奴隶。而这些思想奴隶“常常不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得健康（指实现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完全放弃了他的自我，明明是不健康还自以为是健康的，他已完全丧失了其个性和发展性。”（28）这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精神“阉割”！历史证明，数千年来，在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中，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理论上千方百计地证明专制压迫的合理性，竭尽全力地抵御意识形态霸权以外的异端思想。为此，他们搞出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这些东西不管多么烦琐，多么玄妙，多么精致，多么详尽，但一无例外都是些思想奴化后的精神垃圾，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

　　思想的奴化必然导致人格的奴化。这点从“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那种对上的奴颜婢膝和对己的自唾自贱的人格表现上看得非常清楚。“杀身以成仁”（29）、“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0）、“说大人则藐之”（31）的传统逐渐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泛道德主义大旗掩盖下的卑言卑行、伪言伪行，一言以蔽之，奴化后的士大夫丧失了耻辱感。其最突出之处就是对被虐的麻木。几千年来，昏君暴主的淫威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一句空话，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历史上的记载，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些匍匐在帝王面前的士大夫们是如何被任意凌辱虐待的：罢官削爵、大刑伺候、陵迟处死、祸灭九族……，然而他们对待这一切施虐却一无例外地高喊一声“谢主龙恩”。人们会问：这是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尊严吗？难道他们没有人格吗？难道他们还不如动物吗？动物在被虐时尚且知道反击，人为什么在被蹂躏践踏之后，还要对施虐者千恩万谢？一个制度居然能使人的人格扭曲到如此程度，确实值得研究！

　　思想的奴化、人格的奴化其结果必然是行为的奴化。也许人们会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既可鄙又可怜，其实不然，这些吃着皇粮，穿着官袍，在皇帝面前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的体面人，一旦站在那些求奴才而不可得的小民面前，立刻就换上了一幅狐假虎威的老爷面孔，变成一群不折不扣的施虐者，这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这群施虐者既残暴又贪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上的官箴；“杀人众者为忠臣”（32）已经成为官僚们的统治术。自古以来，中国何以被称为“灾荒之国”、“腐败之国”？与有一群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在支撑着一个罪恶的专制制度是截然分不开的！

　　一定有人反驳说：士大夫们不是也曾涌现出为数不少“舍生取义”的孤臣孽子吗？不是也曾喊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3）的响亮口号吗？确实如此，谁也不曾否认过这些。但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士大夫的整体品格吗？再说这个“义”，这个“天下”是谁家之“义”？是谁家之“天下”？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明成祖与方孝儒的一段对话，方孝儒因明成祖篡位而抗争，成祖说：“先生勿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说：“成王安在？”成祖说：“彼自焚死。”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说：“国赖长君。”孝儒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说：“此朕家事！”（34）这段对话最有力地回答了反驳者，也为古往今来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们的悲壮抗争定了性，一句话，在帝王们的眼中，这纯属奴才的自做多情！

　　三

　　十四世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勇敢地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试图用理性代替权威，用真理代替上帝，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掀起了奠定人类今后走向的“文艺复兴运动”，然后是十五——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巨变。

　　而此时（明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这一亘古之奇变懵然无知，他们仍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黑暗的深渊中滑行，终日醉心于帮忙帮闲、科举八股、考据训诂、吟花弄月、党同伐异之中而无力自拔，这期间，西方文明也曾几次敲打过中国紧锁着的大门，令人痛心的是，以社会精英自许的中国士大夫，对此却不屑一顾，毫无反应。

　　原因何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极至状态，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过去的专制帝王们需要的是“有用型的奴才”，那么到了这时，则更需要“听话型的奴才”。

　　为了使知识分子完成这种转型，从痞子皇帝朱元璋起，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大搞文字狱，强化本已足够严厉的思想禁锢，这种“改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乾嘉盛世”。从此知识分子仅有的一点精神空间也丧失殆尽了，他们完全蜕化成一群政治木偶，完全失去了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判断能力。
　　这点，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一连串国难中彻底暴露出来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屡战屡败？中国的士大夫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过去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很快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翻然醒悟，立刻掀起了“开国欧化”的运动，使日本迅速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

　　与此恰恰相反，在我们屡战屡败之际，士大夫们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所谓“严华夷之辨”的朝贡体制；仍然坚持闭关自守；仍然搞什么“中体西用”；仍然认为孔子能够救中国，仍然不想虚心向西方学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司令伊藤致信邓世昌说：“贵国的现状无疑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现在这种体制已经过时了。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关闭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国在过去的30年中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我们又是如何屏弃了旧制度而采用了新制度。贵国也应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则它将灭亡。”（35）这番话出自一个战败我们的敌人之口，它是对中国士大夫的劝戒，还是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不是很容易看出两国知识分子天壤相悬的素质差距吗？应该说，中国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奴性化的中国士大夫们是难辞其咎的！

　　如何面对这次来自西方、波及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挑战？更确切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救亡”？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造反运动失败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正当“伤心铁铸九州错，棘手棋争一着难”（36）之际，满目创痍的祖国又开始呼唤她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了，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生于忧患”的群体。

　　“甲午战争”惨败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此时从黑暗中再次走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全都以在野派的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古未有的，这就为中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点。但必须指出，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理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一个旧制度灭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是随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和军阀大混战，旧文化又借机卷土重来、沉渣浮泛，什么“定孔教为国教”（37）、“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38）……纷纷出笼，甚嚣尘上，大有将现世拖回旧的轨道之势。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以此为契机，中国第一代自觉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运动中孕育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纵观中国史，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狂欢节，这场狂欢节的主题就是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旧文化彻底决裂，按照世界潮流之走向，建设新文化，挽救危机中的中国。而他们所用的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所走的道路则是“启蒙”之路，所争取的则是“个性解放”，是“人权”，所批判的则是“吃人”的社会，所要争脱的则是虚幻的集体主义枷锁，所提倡的则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终于承担起追求真理的历史使命，并且第一次与世界发展之大潮接轨了。

　　但是，中国这块被无数次血与火蹂躏过的焦土，似乎丧失了生机，绝对不是几次“运动”、几声呐喊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当亿万民众还是由润土、华老栓、阿Q、祥林嫂……组成的民众时，当他们面对着兵荒马乱、饥饿贫穷、亡国灭种的绝境时，他们肯定更愿意接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们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的武器”，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注定在现实中唱不了主角，“启蒙”之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中也注定走不通，特殊的形势逼迫中国知识分子们再次走上与强权相结合的老路，成为一根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飘来飘去的鸿毛，在新理想主义的大旗下作个摇旗呐喊小卒。

　　悲壮的新文化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如飘风暴雨般戛然而止，此后的知识分子很快卷入国、共两党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武装斗争中，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各保其主去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向左转，以胡适为代表的向右转，只有鲁迅“荷戟独彷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孤独的拼搏着。这种分化，预示了知识分子这样的命运：“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39）难道不是这样吗？

　　“革命”似乎跟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革命”中“用来砸碎暴力锁链的暴力”，结果又成了“这根锁链上新的一环”（40），而且这“新的一环”乃是致知识分子死命的一环：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建国后不久，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被无情地消灭掉了，而余下的则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继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1952年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规定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我们只讲当时的一个小镜头：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中国最知名的大知识分子——冯友兰：“冯先生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另一个大知识分子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42）

　　其实，“思想改造运动”与以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斗争”、“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相比，那只能算是小儿科。在后来那些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运动”中，你能够听到哭声吗？如同一个冯友兰，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43）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这样的话，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你将作何感想？但反过来一想，类似的行径古往今来不是多的是吗？何必谴责一个冯有兰呢。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跳不出“冯氏怪圈”？有人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很正确，信息时代的大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涌来，迎接这场严峻的挑战的任务当然地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肩上，我们必须向前看。但是，如果本来就发育不足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然不知自己不足之处何在，而硬是要带着自己的先天缺陷，步履蹒跚地走向未来，那么在今后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是否能够胜任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很令人怀疑了。

　　引文：

　　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老子·三十七章》

　　3《论语·宪问》

　　4《论语·阳货》

　　5《礼记·中庸》

　　6《战国策·齐策》

　　7《孟子·滕文公下》

　　8《论语·里仁》

　　9《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0《孟子·梁惠王》

　　11．18《庄子·齐物论》

　　12《庄子·人间世》

　　13《庄子·德充符》

　　14．16《周易·系辞上》

　　15．17《老子·四十二章》

　　19刘向《战国策书录》

　　20《老子·二十七章》

　　21《论语·述而》

　　22《孟子·公孙丑》

　　23《荀子·正论》

　　24《韩非子·奸劫弑臣》

　　25《庄子·朐箧》

　　26．32《史记·李斯列传》

　　27《韩非子·说疑》

　　28《逃避自由》185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29《论语·卫灵公》

　　30《孟子·公孙丑》

　　31《孟子·尽心》

　　33范仲淹《岳阳楼记》

　　34《明史·方孝儒传》

　　35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第49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版

　　36秋瑾《柬某君》，《秋瑾集》第8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37．38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第459、46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9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1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355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42《人物》1995年6期《怀念金岳霖师》

　　43转引自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177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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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作者：      时间：2008-09-24   来源：

	● 谢泳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近三十年时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少再提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但本文所研究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特指1951到1952年主要发生在中国各高等院校中的思想改造。因为这次思想改造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更由于这次思想改造发生在新政权开始多次政治运动的重合期，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思想状态有很大影响，所以对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评价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是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在性质上，它与中国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其相似性。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 　　 　　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通常是没有好感的。有些研究者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作图书馆管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可能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早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不去。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1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2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   　　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所谓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当时已不适用，删去一点后，其余全部在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在这两个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就是后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还没有达到这两个决定的认识水平。   　　在“怎样分析阶级”的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3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第五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4 这个认识，到了五十年代，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皮毛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体现在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1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5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他的讲话风格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没有好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6到了《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肯定，但他的最终结论还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曲折经历的思想背景。   　　1947年底 ，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7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8从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他“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特别是毛泽东对民主同盟的反感（主要是民盟高层领导如罗隆基等人），种下了1957年“反右”时，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几乎无一幸免的前因。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七条中就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意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9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二、延安整风与思想改造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延安整风实际成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整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学委会的几个关键人物，在四九年以后，都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如陈云、康生、李富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等等。另外，1952年在新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延安知识分子是居于领导位置的。由于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所以在新时代，他们对于延安早年的政治运动并不陌生。在思想改造运动起来以后，这些当年延安的理论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比毛泽东还左，后来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另有专文论述这一事件，此处从略）。因为延安整风历来都获得极高正面评价，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从不容怀疑的，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依然对延整风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这一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其实五二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毛泽东要在党内完全排斥掉以王明为代表的有留苏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然后建立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各级干部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打击，但那些有过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被以教条主义为名而排斥的。1942年冬春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10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11当时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与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各高等院校负责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机构，在名称上都完全一致。1942年3月至5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和历史经验，写出整风笔记。12不但要写，还要派出检查团专门抽阅干部所写的个人笔记，以了解他们对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利用新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使这个新设组织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借助学习委员会高效、有力的组织措施，毛将自己一系列新概念强制性地灌输进广大党员的头脑，初步打击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心理方面的条件。13“写笔记”和由学习委员会来审查“笔记”，这些延安整风时，由康生、毛泽东等人发明的办法，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全部照般了过来；康生在延安整风时首创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经由毛泽东首肯以后，成了新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说：“康生同志在前几天动员大会上所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4这些极其虚伪的所谓思想方法，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强加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强大压力下所做的思想汇报和检讨格式（以无限制地自毁为基本特征），也来源于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当年王若飞、吴玉章、王思华、范文澜等人所写的检讨，可以说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样板。15包括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最为人熟知的提法，也都来自延安整风。比如“脱裤子，割尾巴”，就是毛泽东的发明。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是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文学作品，虽然是小说，但纪实的成份很大。她在小说的前言中说：16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 　　我曾见一本木刻的线装书，内有插图，上面许多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杂在人群里。大概肉眼看不见尾巴，所以旁人好象不知不觉。我每次想起“脱裤子，割尾巴”运动，就联想到那些插图上好多人拖着的尾巴。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生尾部，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是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而知。   　　“脱裤子，割尾巴”这种几近于下流的说法，完全符合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风格，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有些讲话删除了下流的词句（高华著作中有详细的比较）。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有一篇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其中有一段说：“举一个例。毛泽东同志在他二月一日的演讲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家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为免得词广而意宽，我们就来数一数延安的家珍吧。”17胡乔木还说：“我们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基本上是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有些人们却没有这种自信，因而他们与抢着要代他们脱裤子的群众老是闹别扭。”这种毛式文风，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的伤害非常严重。四九年以后，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新华文体，实际就是由毛泽东开其风，然后由左派知识分子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张春桥、姚文元等知识分子摸仿运用而形成的，到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的所谓“九评”，达到了集大成，这种文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强词夺理，自说自话。   　　所谓思想改造工作，看起来是以全民为对象，实际上却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这个运动虽然相对松散，但持续的时间很长，至到1956年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才算告一段落，前后共达四年之久。思想改造的目的，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进行自觉的思想斗争方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非马列主义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这样的立场、方法、观点去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概括地说，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个性丧失，使任何属于个人生活的东西都纳入集体，思想改造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有任何独立性，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   　　具体说来，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目的有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根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绝对平等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旧社会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并积极为新社会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思想改造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已，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要使整个社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的体系。由于知识分子对此种措施至为不满，所以要用思想改造来对待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利用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来从事它的经济、文化教育各项建设，解决各级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18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为“听大课”，大指马列主义政治课，所有高等院校教师必须参加，讲诵者都是那些长于背诵教条而知识水准低落的干部。二为指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临时成立的“华北革命大学”、“华东革命大学”去学习。而在“革命大学”的学习一种什么情况呢？   　　刘乃元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四十年代曾在美国驻华的军调处做过翻译，由于他过去和美国人的关系，1949年以后得不到信任和使用。1957年他成了右派。后在中国新闻学院做教授。191949年6月以后，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过。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知识分子晚年的回忆，来分析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刘乃元说；19   　　那穿军装的干部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被移交给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革命理论，然后回到外语学校，他在营房前对我们作临别讲话，他说我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过去的行业不同，但都没有学习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干革命不懂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现在的这所革命大学不同于以往大家熟悉的任何大学，这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毛主席教导说：“大学者，大家学的意思”，人越多越称得起大学。“这是咱们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你们过去熟悉的大学都是腐朽的旧东西，都应该改造。”他讲得很郑重，我们听的人都肃然起获。   　　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这种大学的定义真是闻所未闻，除伟大领袖以外恐怕谁也想不出的。然而这却使我懂得了为什么新生不经考试一律入学的道理，人多是首要的，其它可以不计较。我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过了四年又上了这所新式的大学，却发现原来的大学是腐朽的旧东西。   　　刘乃元回忆，一个班主任这样对他们说，大家到这里来是改造思想，而要改造思想非体力劳动不可。大家要开始学习革命的理论，但是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理论是没有用的。要改造感情就必须干体力劳动。   　　当时的所谓大课，主要是由解放区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学生人手一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课本。学习的重点问题之一是，弄清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因为许多新鲜事物不懂，而学过的许多东西是错误的或过时的。现在学的理论有一条是任何伟大的业绩都是集体力量完成的，而任何个人不可能做出伟大的事情。进一步说，资产阶级崇尚个人主义，而无产阶级主张集体主义。刘乃元说：“来到革大的第一天领导就向我们讲清楚，我们是到这里来改造思想的，要用革命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摒弃过去学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同时确定的一条是革命理论必须无条件接受，而旧的理论必须完全彻底地抛弃而毫不犹豫。……参加革大以来我第一次懂得了，革命大学和我过去所熟悉的大学毫无共同之处。我本来以为在这里学的是政治理论，就象过去在大学学习历史、地理或英国文学一样，现在看来我实在太蠢了。我在这里其实是卷入了真正的政治。如果这也叫做学习，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习方法。”   　　当时革命工作要随时作总结，不论战斗、土改、建设，不管什么工作，结束时都要总结。革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到一期学习毕业时每个学生都要写出一份《思想改造总结》简称《思想总结》。按照要求，思想总结应该写出半年以来学了些什么，思想和观点有哪些改变，也就是说思想改造有哪些收获。每个人的思想总结都要存入挡案，终身保存，作为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思想改造成绩的记录。刘乃元说，1950年年初在革命大学的这场经历，像恶梦一样印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也磨不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丧失了自信，学得他是动辄得咎，总是不对的，而那些批判他的人总是对的。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作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存在成份，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坦白什么呢？   　　邵燕祥是一个参加过运动的知识分子，他提供的两份材料非常有历史价值。一份是《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另一份是《交待问题注意事项》。这是1951年，邵燕祥所在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材料，可以由小见大，其它单位的情况也可想见。邵燕祥认为，如果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这些专题，对这些则不可不知。20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1、履历年表。 　　2、家庭情况。 　　3、个人经历。 　　4、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1、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2、、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3、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4、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2、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B、父亲一代 　　1、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2、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3、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4、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5、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 　　2、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3、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4、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1、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2、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3、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 　　4、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 　　5、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6、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7、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1、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2、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1、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   　　2、、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 　　3、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4、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5、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6、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1、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2、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织。 　　二、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是从当时名牌大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糟蹋自己所在的大学的，特别是那些出身教会学校的人，好象自己上了教会学校就和参加过美国特务组织一样。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就会明白，那些检讨的格式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人给你设计好了的，你只要按照那个“提纲”来写就可以了。而那个“提纲”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逼供”的指南。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明白，设计这个方案的人，不是文盲，就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为什么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七岁到他们成年，还有至少七年时间，如果以法律规定成年人标准十八岁来算，从七岁到十八岁则时间更长，这个时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对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并不具有什么决定作用，你让一个人，从七岁以后就写明他干过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无聊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解析出许多历史内容。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倒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但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左’！”他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21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有逻辑的必然。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比如 　　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五是总结。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西方翻译的“洗脑筋”（刘青峰认为，思想改造与西方的“洗脑”不同，胡平认为这个说法是专指中国思想改造的，他的根据是两个美国人五十年代初的著作。这里只是在习惯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说法）。要把旧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总之是非马列主义的思想都排去，而代之以正统思想――马列主义。   　　土改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抗美援朝清算了西方关系和影响。三反五反斗争了工商界。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上很有势力，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者，这群人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这些人不能不利用，但不能不使其先屈服而后再加以利用，那就非要用轰轰烈烈的运动不可。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方式也是编小组，在小组里个人检讨，别人批评。有重点的对象便到大会上作检讨，群众再批评提意见。所谓思想改造，实际上绝不是限于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要结合实际。作思想检讨的人，就是把一生历史活动报告出来，那种活动是什么思想，并且为什么有那种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在学校里，也就是教师们交代历史，交代其思想来源。当时中国三四十岁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生长在旧社会的人，他们的历史、活动、思想，自然都与旧社会有关。今天拿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批评、指责，他们只有通身是病，处处不合。所以教师们过思想改造的关是很困难的，很痛苦的，而压迫凌辱加于他们身上的是难于忍受的。   　　思想改造不是一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其严重者多是涉及政治问题，那就走到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的可能。所以在文化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虽然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而参预这个运动的人是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至少在知识分子心中，如果过不了思想改造的关，自己吃饭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堪设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出卖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又有何法能求得生存？思想改造也是含有恐怖性的，而被蹂躏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22在运动中已是处在牛鬼蛇神的世界，而不是清高的教育。   　　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什么事都有阶级性，思想也有阶级性，绝没有超阶级的行为和思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必须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攻破，叫你自我批评，还叫群众批评；就是叫你当众出丑，再也见不得人。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失去自己的尊严。运动的一般情形，在小组里每人作检讨，自我批评，在座的别人批评。“斗争对象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是以他们为典型，给群众以思想教育。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着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23 　　 　　三、“思想改造”词语梳理 　　 　　邵燕祥在回顾他参加革命的情形时说，1949年后，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带着要改造自己的自觉，进入新生活。知识分子的精神磨难，不是从反胡风开始的；1949年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称为“接受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在大陆生活的人其实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从饱经苍桑的老知识分子到十几岁的学生概莫能外，而且大家从不讳言“思想改造”，认为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还有学习，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学习与改造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共产党建立新政权时带来的新事物，包括各种政策文件都是学习的内容。这也不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在建国后仍然是经典，那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十六字诀。改造思想最终落在了知识分子的头上，这既是学习的方针，又是整风精神，也就是进行对人的改造，所谓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的途径就是这样的。24词语的流行体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所以有必要对某种特别流行的历史词语进行梳理   　　四十年代起，从延安开始，“改造”这个词，就很流行，它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的（同时也包括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改造”一词时，都是在教育知识分子时说的。在延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思想改造”，却是从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说就是要“改造”，但却还没有特别说明是要“改造”思想，而是要“改造”一切。那时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是“争取、团结、改造、培养”。这是1949年9月29 日，中共中原中央局专门制定的方针，这个方针后来成为所有解放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个指示中这样认为：“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这是全解放区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25   　　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做过“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批示”，在这个通知中说：“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26（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先有了“思想改造”，然后才有了“思想改造运动”。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完全是一回事。）   　　徐特立在谈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时说：“关于旧知识分子之改造：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是采取适当办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在下面就要说的），为中国人民服务。”27   　　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新知识词典中，都把“思想改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解释。当时集体编著的《新知识辞典续编》，对于“思想改造”这样说：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的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凡是其它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有无产阶级思想。这种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28 　　《人民学习辞典》中对“思想改造”是这样解释的：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反映本阶级利益的思想。例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思想等。只有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最能反映客观真理。凡是其它阶级出身，愿意追求真理的人，都应当放弃自己阶级的立场、偏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排除非工人阶级思想，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 29 　　《各科常识问答》中关于“改造”一词： 　　“把旧的制度和旧的事物重新改变它的基础和结构，叫改造。又人的思想和生活经过重新教育和锻炼，弃旧更新，也叫改造。”30 　　《学习辞典》“思想反省笔记”： 　　“根据革命大学第一期一部分学员的思想总结（四十篇短文）而编成的一本书。这代表了一万多学员经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后的收获，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大转变。各种家庭出身、各种社会成份的人自叙着思想转变过程，剖析自己的主导思想及其根源，并叙述了走进‘革命溶炉’——革大，经过三个月学习后，怎样的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由这些短文中可以看到旧中国的罪恶，和新社会的真理的光芒。”31对“思想改造”一词是这样说的：“一定的阶级立场的人，总有一定的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的思想体系，其中也必一定的反映其阶级的利益。如农民的保守，小资产阶级份子的自私自利，资产阶级份子的剥削享乐等等。如果这些旧社会出身的人，对新社会存着善良的愿望，有着深切的觉悟，对无产阶级革命怀了高度的热情，而要求进步，要求参加革命，为着全体革命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想做一个新制度下有用的人，则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在‘自由思考，追求真理’的原则下，暴露自己本阶级的主导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做比较，彻底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着的不正确的倾向，加以扬弃，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准。这个改造的过程，是痛苦的，是长期的，是要经历各种考验的。必定确实立在无产阶级立场，才能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才能成为一个依据科学方法，有独立思想能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解决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新名词词典》对于“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说的： 　　“思想改造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1951年10月，毛主席在人民政协一届全委会三次会议中，把这种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列为全国人民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可见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起先是从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有系统的思想为开端的。接着，北京的中小学教师也在文教局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北京的文艺界与科学工作者也都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开始了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华东文化教育界，为着响应毛主席这一号召，于十二月间成立了华东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区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该学委会成立后，立刻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春就开始了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接着又开始了文艺界整风和新闻界整风的学习，中小学教职员也逐步开始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除华北华东地区外，其它各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先后开展了。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团结教育改造争取’的方针，和‘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亦即自我斗争的过程；思想批判从严，是非黑白必须分清，只要能认识错误，就能得到人民的宽大与谅解。而在这个方针和政策之下，各地分别做了开展这一运动的适当的部署，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与对象，采取了切合实际的具体方针与步骤。这样，就使得这次运动，始终保持着正常而健康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成绩。首先是揭发与暴露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初步树立起廉洁朴素、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作风。其次是彻底揭发和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特别是严格清算了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划清了敌我界线，大大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觉悟。再次是肃清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超阶级、超政治、纯技术观点等等错误思想，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初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及其思想的领导地位，一致认识到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是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许多人都自觉自愿地忠诚老实地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表示了彻底改造的决心。各种知识分子经过思想后，对于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同时文化教育界，普遍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合作，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大家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并已经提高了和正在继续提高着人民文化教育的质量。这就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准备了重要条件之一。”32   　　《学习问题解答》有读者问：思想改造是不是和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有思想的自由权相违背？书的作者这样回答：   　　“在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只有反动派的压迫、统制、麻醉和欺骗，那时候，人民的思想自由权是被剥夺了。在人民作主的新中国，人民才有了思想的自由权。正像毛主席说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了，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的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可见，思想改造是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自己进步的主要方法，是对人民有利的；思想改造，并不表示没有思想的自由，相反的，正充分表示了思想的自由。”33 　　《新知识辞典》解释“思想改造”： 　　“一定的阶级产生一定的反映本阶级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工人阶级思想等。在各种思想中，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最大公无私，并抱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只有工人阶级思想。思想改造就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自觉地进行思想斗争等方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例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巨大的意义，毛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就说过：“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解放以来每一次政治运动，对人们的思想改造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情况，就是一例。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只要每个人长期、耐心、自觉的努力，是可以使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的。34   　　这些辞典的解释大同小异，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个名词的认识。由“思想改造”到“思想改造运动”，这期间有过一些变化。   　　在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常常听到“思想改造”这样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要求从旧时代过来的各类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一个普及性的新词汇，它成为一种运动还是一年多以后的事。由“思想改造”成为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体现的必然结果，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就是说，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时代本身压力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相结合，才成为一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   　　思想改造的前提是如此荒谬，那么它又何以在三十年间始终不坠，成为一个大家对之毕恭毕敬的东西？胡平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起点作了一个阐发：新政权对1949年的胜利，在理论上做足了文章，把成王败冠的结果说成是历史的终结审判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从而对所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接受思想改造确立了社会政治环境。然而，思想改造始终有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的二重性。就是说光有外部压力，没有被改造者的主动迎合，思想改造是不会生效的。当时利用的是人追求生命意义和真理、升华道德水准的崇高愿望。此外，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还利用了人的从众性来强化舆论一律的环境，使得个人难以发展和坚持一套和占压倒优势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想法。当然，所有这些思想和社会环境的无形压力，离开了暴力作后盾其效果是有限的。在那些动员、学习、讨论和表态的背后，是从组织处理到群众批判和下放劳动这些惩罚性的措施，而对于那些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则有专政机器来伺候。所以“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一种驯化，把个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即所谓‘听话’。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党要求个人向党‘交心’。……思想改造越来越变成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这时人仅仅在表面上被‘驯化’，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35   　　知识分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思想改造普遍认同是如何发生的，这是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青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36这一论述非常深刻，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是有人预设了知识分子必须要经过思想改造？还是知识分子在时代转换之际，内心确实也有这种要求？这就要求解释知识分子思想转换的发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如果是始于1951年，可以解释成是在压力下的被迫选择，但如果早于这个时期，压力说就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根据许多材料判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而是更早，四十年代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极端左倾，也许正预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的历史选择和悲剧命运，这一切可能都与他们早期倾向社会主义思潮有关。以下试析1949年秋天一些知识分子所写的检查性质的文章。37   　　裴文中写了一篇《我学习了什么》。发表在1949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注明于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文章中说：“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在短短的半年期中，我曾得到了很多的可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底思想在转变中，使我这样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在蜕化中。   　　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北京围城之前，曾交给了我许多文件，使我先有阅读的机会。北京解放之后，他们又立刻自动地组织起学习会，我也参加，同他们共同学习。我们共同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自己所得很少。那时的我，正好象大梦初醒，睡眼朦胧，对于一切，似明白，不明白！”他还说：“回到北京之后，六月初我参加了行政人员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后来又参加了一种技术人员的学习会。到了现在，这三个月的正式学习，已经作了初步的结束，我们以后要长期学习业务了。除了正式学习之外，我又参加了许多会。我是有会必到的，到了必要开完，我底意思是要在‘会’中学习。在每一个会上，许多人的讲话，我都用心笔记下来。这个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有些认识。”   　　裴文中是一个古生物学家，并不热衷于政治，所以他的检讨有一定代表性，他虽然还不完全理解新社会的一切，但他的基本判断是自己的过去有问题。公平地说，四九年之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还是相对尊重的，这主要表现在对他们的生活上也有一定的照顾，当然主要体现在四十年代帮助过他们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包括一些当年国民党的高官。《怎样改造》是张治中1949年12月6日对当时驻迪化起义部队的一个讲话。张治中说：“不久，中共统一战线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张治中还说：“在这时候，……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吴晗写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吴晗的转变比较早。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俞平伯和王芸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冯友兰说：“解放以后，我对于过去我的哲学思想，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我的心里。我想只要不再理它就行了，其实这是不行的。你不要理它，它要理你。我有这个思想体系，本没有把它批判掉的时候，它就是我的世界观。一个人有一种世界观，它就必然要用那种世界观来观世界，就好象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一样。他所看见的一切，都必然要受歪曲。我想我以后专搞中国哲学史了，不要管我的哲学思想。可是戴着这副眼镜，看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歪曲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文化应该说有深入的了解，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转变却是最快的，他的转变还不同于郭沫苦，郭的转变在很早以前。   　　还有俞平伯。他在《回顾与前瞻》中说：“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反动残余势力有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坚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像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像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像奇迹。”39而当年《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则在《我到解放区来》中说了四句话：“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费孝通当时已对欧美做过多次访问，并写出了很多关于欧美政治的文章，他在四九年到了一次解放区，后来又参加了一次北平的人民代表会，就做出了这是人民真正有了民主的结论，那时费孝通已是四十岁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如此轻率，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试论买办文化》是肖乾写于1949年岁暮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50年1月5日的《大公报》上。肖乾说：“整个国家需要理解的是社会主义先锋――苏联所开辟的道路，所立的模范；因为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是铲除买办文化最积极页根本的途径。”思想改造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的尊严，他们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最有什么，就要特别批判什么，肖乾本来就是最洋化的知识分子，当年郭沫苦就以此批判，他在内心深处特别害怕人们说他有买办思想，所以特别要写那样的文章。再来看沈从文。 　　1951年11月8日，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作家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41 　　一出来，收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伤，要好好的来为国家拼命作事下去，来真正做一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许多地方减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权打垮。许多地方人民都站起来作了主人。青年人更加可爱。到路上，有些穷人听说我们从北京来，都说是“毛主席关心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不仅表现人民信赖，实在还是无可比拟的力量！我们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见闻实在太小了，对于爱国主义的爱字，如不到这里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要对工农干部更虚心的学习，对学生特别热心，国家实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来进步。1951年11月19日，沈从文给妻子的信中说：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们搬，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做到的。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的。不配用。你来看看即明白了。同一封信中还说；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带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一件极动人的事情，或极意外的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体会，但又有某一点完全相同，即对于是这个重要历史文献的深一层理解。三个人中一个是郑昕，北大哲学系，我们的团长。一个查汝强，北京市党部，我们的秘书长。和周小平一样，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莱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人员。   　　这几天村中正在斗争一个大地主，由全村农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壮丁家小死亡大事，一个一个的申斥，特别是老婆婆对于乡保长兼地主的申斥，事越琐碎越使人起严肃感。因为这即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封建的彻底消灭，新国家基础的建立，都由之而来。也只有从这个严肃而残酷的斗争发展中，来读毛选之《实践论》和日来北京方面文艺工作者检讨文件，才更深一层明白个人提高学习政治认识的重要，以及文艺服从国家要求的重要性。   　　这些知识分子的变化，可能确有文化传统受到打击的原因，但同时它也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四十代，那些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底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中国传统士人品质？同时他们是否真正学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黄仁宇在他晚年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特别批评了闻一多、罗隆基和民主同盟。41其中除了批评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以外，还暗含着对他们个人品质的评价。这也让人想到陈寅恪的一个见解。陈寅恪说：“纵览史乘，凡士代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代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42   　　五十年代初期，在知识分子的转变中还有一个现象是，那些年长的、对中国文化有较深认识的知识分子，不易转变，如梁漱溟、陈寅恪、邓之诚、潘光旦、钱穆、顾颉刚等，转变快的差不多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与年龄、个性和受传统影响的深浅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感觉性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像陈垣、金岳霖等就不能作如是观。钱穆在《庄子纂笺·序》中一段话，是有感于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而发的感慨：“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作逍遥之游乎？则何逃于随群虱而处（注：计算机里没有这个字，衣字旁一个军字）？齐物论之芒乎？则何逃于必一马之是期？将养其生主乎？则游刃而无地。将处于人间乎？则散木而且翦。倏忽无情，浑沌必凿，德符虽充，桎梏难解。计惟鼠肝虫臂，唯命之从。曾是以为人之宗师乎？又乌得求曳尾于途中？又乌得观鱼乐于蒙上？天地虽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敝之，无亦曰翟墨是而杨朱非而已。……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43钱穆的话，对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关系极有启发。   　　黄平认为，虽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进了思想改造运动，但这次运动所主要针对的，是非体制知识分子。在毛及其同事们看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人才相对说来极度短缺，“旧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应该被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而且，由于新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巨大感召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能够如此，这是把他们一概包下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按照新意识形态阐释，这些知识分子不论是由于其出身或所受的旧式教育，都在头脑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故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而必须经过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和感情。   　　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44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体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上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到人的文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对象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这些出自著名知识分子之手的自我批判，大多是按照所学文件精神检讨反省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文采可言，相反却有相当多的从文件上抄来的带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官方正式的政策性用语。不论自我批判者是否被迫或真得愿意这么公开揭露自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这样做的结果，例如长此以往知识分子将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使用这种具的浓烈政治色彩的官方语言去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去批判另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与评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自己原来定已形成或确立的思维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当时所无法预期的。正是这些出自昔日的学界著名人士之口的自我批判，参预了在社会公众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划。以前被奉为大师的人物在承认自己也有这么多龌龊思想，也需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的过程中，为自己日后的公众形象涂上浓重的一笔。不论思想改造运动与后来的运动比较起来多么温和，从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与运动的直接结果看是多么成功，从长而论，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观念与话语形式的转换，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他们在用新式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正式语言否定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也就投身于建构代表权威与支配的正式语言本身的过程，同时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己参预下第一次在社会公众面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45 　　 　　四、统战和宣传工作对思想改造的作用 　　 　　经过延整风运动，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虽然要改造，但对他们将来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还是有相当认识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知识分子，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早的。当然统战工作之所以能有成绩，与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当年向往延安也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愿望，特别是燕京大学，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新政权的外交人才来源，还有像《大公报》那样有影响的、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报纸，在四十年代末实际上已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比如范长江、杨刚、李纯青、徐盈等，所以在政权转移的时候，对文化部门的接收都非常顺利，当时由北方局城工委领导下的清华地下党，也起了很多作用，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如蒋南翔、袁永熙等人都成了新政权教育部门的重要领导。从清华大学的接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1948年12月间，光未然作为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先遣人员，到达北京。他当年在昆明就是以做大学教授工作为主的，在闻一多的转变中，他也配合华岗做过许多工作。他到北京的任务是向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宣传、解释中共的政策。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说：“随荣高棠去看了张奚若与曹靖华（二教授，熟人），略事寒暄。同学们来，要求到大礼堂讲话。我和高共谈了一小时，谈话要点是：北京解放的日子已十分迫近，同学们最好赶快组织起来，学习政策，准备入城宣传。谈后应燕京同学邀，又到燕京作了同样的鼓动。会见了陆志韦校长。两校大礼堂均座无虚席，火点起来了，同学们当夜开始讨论，建立了入城宣传的机构。”46   　　12月30日：“上午对清华同学讲解宣传要点，仍以市委宣传部的宣传大纲为依据。中午在燕京翁独健教授家吃饭，晤严景耀（燕京教务长）、雷洁琼教授夫妇。下午对燕京同学解答他们学习中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各种问题。大礼堂中又是满座，讲台上装了扩音器。”   　　1949年元旦：“上午我张宗麟同志去严景耀家。吃过午饭后，严约了燕京进步与中间的教授十余人举行新年座谈会。教授们提出若干问题，由我们解答，属于教育方面的问题，由张解答；一般政策的问题，由我解答。属于宗教方面的问题，我解答的比较具体、详尽，得到宗教学院赵院长的首肯。他把捷克教会的宣言朗诵一过作为补充。会后他告诉严景耀，他要根据今天听到的，亲自进城去广为宣传。”   　　1月10日，“早饭前，请来了张奚若、李广田、钱继昌教授，就我们的初步接管方案，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基本上同意。认为这样做是很稳健的办法。十时到清华，冯友兰及校委员会诸负责人均在座预候，钱俊瑞对他们声明了初步接管办法，1、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2、组织机构暂时依旧，只取消（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及停止国民党团公开及秘密的活动；3、经费由我们完全负责，原职原薪。冯友兰等表示同意接受，继续负责。在他们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二时开全体大会，冯友兰主席，当他说道：‘从今天起，清华就是人民的清华了’，台下掌声雷动，持续数分钟，钱俊瑞同志说明初步接管方案，约半小时，即行散会。   　　散会后参观了图书馆，随即参加教授会。钱在该会上对我们的基本政策有所解释。张也谈了些，我和李均未谈。接着参加了该校生活委员会，评论发薪的具体办法。晚饭后回到清龙桥。 　　今天进行得很顺利。钱的谈话很具体，必给予该校师生以良好印象。” 　　当年在昆明，光未然就与许多西南联大教授熟悉，所以让他来接收清华大学可谓合适人选，另外当时的政策和军队与干部的表现也确有新气象，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甸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也到海甸去了一趟，回来说，她扑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举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   　　冯友兰说“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定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按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全政策是完全落实了。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先是两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原在清华生物系任教员的吴征镒，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这可见党中央对北京这些大学是很重视的，对于它们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47冯友兰、钱端升、费孝通、张奚苦等知名教授后来都不同程度参与过清华的校务领导。这些政权转移时被特别看重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转变中，也都起了带头作用，不过他们的最终命运也与他们的带头作用相关，在1957年“反右”的“文革”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至于宣传工作，新政权更有优势。从延安时代起，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周扬、范文澜、胡绳、于光远、田家英等，就特别长于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多数是名牌大学出身，本人又有学术兴趣和相当功力（五十年代翦伯赞、吴晗、陈垣都对陈伯达影响不错，但文革中翦、吴的遭遇都与陈有关，陈是吴承仕的学生）48，所以在宣传方面，也很有成绩。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较早从理论上给予阐述的正是这些理论家。陈伯达在《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中曾说：“在前一个历史阶段，工农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相继走进了为人民服务的行列；在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正在促进全国知识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空前新高潮；和这种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旧知识界又来一个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思想大革命。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49范文澜说：“今天，轰轰烈烈的革命胜利，其显而易见易闻，比雷庭泰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大量知识分子倾向或涌入革命阵营，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可是还有一部分人舍不得旧有的一套，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自嫌迟暮，懒得再下功夫去改造。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对的，新中国伟大的建设工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正开始，只要参加这个工作总是早而不算迟的，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是否早而不迟。如果愿意改就要改的机会，但迟到不禄而还没有而还没有改那就算是迟了。   　　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愿意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努力，攀着时代的轮子，永远前进。”50五二年，周扬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变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说：“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这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整个思想、情感、心理、习惯、趣味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个人主观上自觉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了。”51   　　对思想改造必要性与合理性的理解，许多知识分子都要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好象“五四”的精神就是要向工农学习似的，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民粹主义倾向有关，他们总是对自己通过知识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不自信，以为是不合理的，总有内疚的心理，似乎只有回到工农的地位，他们才感到安慰。陈学昭在《“五四”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说：“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革命力量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产，但是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轻视劳动的观点，并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才能为革命事业，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强大，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只要知识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队伍的后边，而是自动自觉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过程一定可以缩短，痛苦也可以减少，时间也不至于浪费。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工厂和工人，以及其它的劳动人民，到工人中间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去帮助提高工人的文化，开展他们的文娱运动，这对于改造自己思想，体验劳动，是一个最好的实践。”52罗常培《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也说：“可是咱们认真检讨一下，这三十年来，国人对于科学的贡献究竟有几椿能发挥民族自己的智能，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对于民主，有很多人也是崇尚假民主。以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为装饰，而不能彻底了解，并推进，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自然我不是说，这三十年来咱们没有值得尊重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相反的，我知道咱们确有一些恪守岗位的科学人材，埋头实验室里得到独立自发的贡献；更有无数身体力行的革命志士，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惜摩顶放踵的牺牲自己去争取人民大众的福利。可是，也仍有一些只是口头叫喊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言论民主，行为不民主的也不乏实例。这种幼稚病是成年人不该有的。”53欧阳予倩《回忆与感想》文章中说；“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全中国就要解放了。毛主席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召示，使用我们感到今后的责任更重。的确，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真是千头万绪。因此每一个都要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有所怀疑。”54   　　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他们不会想到这样做的后果，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独特地位的消失，此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思想改造的最理想目标是这样的：“接受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一切听党的话。好好听党的话，党叫做的事情就做，党不叫做的事情就不做，同时在运动中要认真地领会党所以叫我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是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犯错误最可靠的办法，也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快捷方式。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仅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而且要听你所在的单位党组织的话，有事向党组织报告，有困难向党组织请教，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55 刘再复曾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1949年之后，不断地批判‘知识私有’，不断地批判个人主义，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纳入国家计划。”56 　　 　　五、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出现，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周恩来和北大校长马寅初有一次谈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九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报告本月以来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开展的情况。”57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58如果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说，马寅初这封信是有损他个人名节的，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马寅初给周恩来信中提到的“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59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是很复杂的，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对新政权存有幻想。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性，但主要还是外在的压力。这一点从当时两个知名教授顾颉刚和邓之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顾颉刚在日记中说：“1951年春，镇反运动起。六月，妻兄等被捕，因为《顾颉刚嘱》。七月十三日，抵苏，本拟理书，不意遇李文实之变，彼前几日在苏被捕。‘今年渠到苏，极欲闭门读书，而政府竟不许之，未免可惜。’十一日，返沪。十二日，又离沪赴宁，为妻兄事设法。”60   　　七月九日，运动正式开始。“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1952年山东《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了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这两篇文章，顾颉刚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61   　　顾颉刚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7月19日：“予在三反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脚色，本想不出什么来。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 　　7月23号：“近日每夜必药，可见血压又高。在此紧张场合中，何法使血压正常耶！。” 　　7月30号：“竟日开互助小组，论个人思想。李琦来，大声斥责，至六时半散。……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   　　7月31号：“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   　　8月9 号：“听李光信交待思想，未及半，即为李琦喝住。……光信为人，拘谨之甚。生平唯做教员，亦无害人民之事实。思想交待，在彼实无可交待者。然而不能不交待，则唯有硬带帽子，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等往头上套。李琦知其非也，不俟其说毕，即令停止改写。此实难事，盖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待矣。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光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7月24号日记中说：“予所开贪污单，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予戏语剑华云：‘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剑华大笑。”）   　　8月11号：“本来十五、十六两日上海学院供应大学入学生考试，思想改造可停两天，今又改变，试场易地，改造不停，则予之检讨书势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为吴瑞芳言之，她说客观困难要用主观努力克服。”   　　8月12号：“王善业第三次交待，毕，开互助小组讨论，逼得他大器。……以光信之简单，且多悔过之言，而提意见者仍极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也。”   　　9月1号：“今日诸人对予所提意见，毛举细故，不中予病，盖有此形式，大家不得不说话，而要说者已于上次说过也。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亦难乎其为改造矣。” 　　9月10号：“闻丁山已于今春逝世于山东大学。此人性倔强，不能与时屈伸，宜其然也。” 　　9月12号：“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8月3日，顾颉刚在给祝瑞开的信中说：“其时适值刚在上海学院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终日冗忙，无暇作答。学习毕后，积搁之事太多，整理至今，迄未就绪。我辈在社会工作者，苦于人事之烦，既不能读书，又不能真正学习。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从无思考之余地。”62 　　邓之诚思想改造时期的日记中记载： 　　一九五二年正月十二日；“钟翰来言，昨聂检讨，党总认为不满，令其再行检讨，从政治背景追求，又谓党团于予未赴会，始终无丝毫不满之意，且备极爱护。令人心感。又谓科学院来函问予思想改造情况。”   　　正月十四日：“下午阎简弼、俞敏自行检讨，陆为家长或土皇帝，沈则恶霸，聂封建把头，阎、俞狗腿子也。不知何以糟到如此，陆万万不能辞其责。数年来，陆提拔沉、聂诸人，一脚踢倒老教员，以便独断专行，而不料也有今日。阎尚攻孙铮作诗诽谤余攻陆越权包庇，兼攻高、宋、孙亦有派系，险哉！”   　　正月二十日：“晨李文谨自行检讨。下午四系讨论会，阎简弼暴露沉、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沉、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童 狂悖一至于此，盖天夺其魄矣，不胜愤悒。阎又言：沉骂我为老妖，蒋家胡同妖气冲天。不知何以开罪于彼，更不知何所取义。此皆陆志韦心腹，陆之胡涂可知，予与之相处六年有余虽隐忍不较，而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自叹孤弱而已。”   　　正月二十四日：“晨八时半，小文学院开会，翁独健、王钟翰自行检讨。……下午开干部会议后，王钟翰、高名凯来。钟翰言翁检讨甚好，彼则揭发事实甚多，晚七时尚有会，匆匆去。李陶钦来，校中广播说，东荪八日检讨不诚实，明日再行检讨，须就司徒关系、沦陷期间、汉奸关系一一说明。外文系更要求向全体师生检讨。” 　　正月二十五日：“晨间开会，林赓补充检讨，并总评近数日李、吴、翁诸人检讨。下午，张东荪再行检讨。” 　　正月二十六日；“晨，小文学院开会，定明晨批评张东荪检讨，下午续会，沉、聂、阎皆勿须再作检讨，令其作自白书。张、陆则须向大会检讨。党部似欲就此告一段落。钟翰早晚皆来，去：他系学生有诘我不开会者，属明晨必往，答以大风或过寒则不去。”   　　正月二十七日：“晨起甚早，九时讨论会对张东荪检讨作批评。……晚翁独健来言王钟翰检讨虽已通过，然不老实，尚持保留态度。细问之，亦不能举实例。”   　　二月初一日：“开会中，宣布运动从下星期起，只由干部与教员负责，并由教员领导，学生此次报名检讨者一百一十一人，通过者七十八人，未报名者四十余人。张、陆、聂、沉四人须向大会检讨。” 　　二月初五日：“下午一时，校中大会讨论张东荪第三次检讨，六时始毕，尖锐批评，俱有录音，尚未大骂。” 　　二月初六日；“《快报》伍愉凝发言：谓张东荪始终未抛弃反动立场，一贯反马列，反苏，反人民，反革命，而亲美，谓为完全失望。《快报》原要求彻底老实，要求彻底改造，以墨涂去。伍，学生会主席也，尚称张先生。昨日党员张世龙则直乎其名矣。照伍‘完全失望一语’，似不令张再作检讨。而昨夕开幕之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有张、陆、赵再作深刻检讨标语，似张尚未脱思想范围。然学生中已有高喊撤职者矣！” 　　二月初七日；“问张东荪事，去避嫌不敢。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 　　二月十一日：“下午赵作第五次检讨，非难蜂起，陆递延。钟翰来谈燕校三反重心在消除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张、赵、陆三人为消除目标。自美帝文化侵略毒害展览后，予已心知此义矣。”   　　二月十三日：“高名凯来言：陈梦家坦白贪污三亿；唐兰坦白贪污金条七十条；赵万里贪污之数不详。此举所谓羞死人。又言张东荪向本校及中央政府、民盟总部请假反省。翁独健来，以高在坐，未深谈，唯言张、陆、赵三人皆已不能任教。与予所料合。   　　二月十五日：“高名凯来，言昨日民盟总部开会决定张东荪停职（盟内）反省，限期交待。晚七时开大会向赵紫宸提意见者百余人，有要求撤职查办者，至十二时一刻始毕。赵受洋人豢养，为之效力作谍至去冬犹未停止。” 　　二月十七日：“晨，钟翰来言赵情形最严重。下午二时至五时，陆志韦作第三次检讨，提意见者九百余人。” 　　二月二十二日；“晨往女体育馆注射防鼠疫针，不往者为不爱国，予恐被不爱国之名，蹒跚而往，则人员拥护，皆恐被不爱国之名者。……下午二时，文学院开会控诉陆志韦，要求撤职查办。陆先不来，督之，乃夫妇俱来。会毕先去，节约委员会乃宣布慎重考虑群众要求。恐撤必不可免，能留教席与须看处理之宽严矣。”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教授会议对陆检讨之认识及体会。多人发言后，工作组张大中宣布昨晚与陆谈，颇有觉悟，又言陆乃是中国人民，仅丧失立场。如遂加以帝国主义分子之罪名，未免过重。始终称陆先生，与昨日会场中，新闻系一年级学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辞退，遽高呼：陆志韦跪下者，情势顿异。”   　　二月二十四日：“高名凯、王钟翰来言：今日之会，定陆为买办阶级，较帝国主义分子稍轻。张大中宣布陆前夕作函托彼转致教部请求撤职查办，有愿悔而死，不愿死而悔语。此即所谓觉悟，亦即所谓新材料也。料教部有批示，故张谓群众当尽力帮助陆坦白。翁独健遂谓罪行大小，应视坦白程度而定，需要群众多数意见，不需要少数恩怨意见。翦公起而驳翁，谓群众意见未错，毋乃文不对题。”   　　二月二十六日：“又言：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下一运动为整干，即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须交代历史，与三反有关者仍继续进行。未知交代是与思想结合否？亦未知北大、清华同须整干否？”63   　　冯友兰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查四九年前后思想言行。第一次检查承认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1949年后有进步；第二次检查以名位思想为主，还承认有反共拥蒋思想，1949年后进步不多；第三次检查以反共拥蒋思想为主，承认1949年以后无进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没有反共拥蒋之心。均未获通过。期间，金岳霖、周礼全曾来看望他，金与冯友兰为检查事抱头痛哭。后又检查多次，还涉及对美国、对梅贻琦、对卜德与李克的认识与态度等。最后李广田代表中共清华文学院党组织宣布对他“免于处分”。冯友兰曾说，在三反运动期间，他有一种思想，觉得不如辞职自谋生活，闭户著书。64   　　杨树达当时在湖南大学，在日记中说：“1951年8月14日，晚夏作铭（鼐）来……又言马学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语著作，序文录一歌颂法国教士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合，郭沫若、罗常培皆自行检讨，收回赠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   　　这样一件小事，已让许多知识分子害怕了。1952年7月19日，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又谓余教课负责，性格爽直，为同学所欢迎。”65“四日，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生平最大之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已。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邓之诚日记提到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情况，可以认为是一个是知名学者的真实处境，张东荪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学校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提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他在民盟的老朋友周鲸文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共产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的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六十三”。我回答说：“已经六十三，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儿。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恶魔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66   　　张东荪先生又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周鲸文回忆说：这时在会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装做一副阴森面孔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   　　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韦，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是停职反省的生活。   　　北京大学在斗争一批教授中，以斗争周炳琳先生为最激烈。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的检讨本来是很坦白的，就是做自毁式的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群众向他进攻，他就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被认为是旧文化界的顽固堡磊。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误，一方是当作堡磊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最后还是动员他的家人。他的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学校动员他们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罪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这样搞了很长时期，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线”；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有了家人，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运动高潮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不之。据周鲸文说，以后他再见过周炳琳，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   　　《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中披露了当时的情况，对比周鲸文的回忆，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以下是本书中涉及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时的记载：67   　　 1952年2月24日，工作组党组开会研究教师思想改造学习问题。会议认为群众要求提高了，对教师思想总结（洗澡）不仅要求暴露真实思想，还要求分析批判。这里有个要求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需要开个会，组织已经洗澡的人中思想总结好的人作典型发言，以具体事实解决洗澡的问题，推进运动。   　　1952年2月24日：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很不满意，要求他对破坏“一二九”等历次学运问题、封锁北楼阻挠学运问题和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不好的言论进行检查。   　　1952年2月27日：校党委召开干部会，讨论布置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工作。工作组党组书记张文岑传达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的讲话精神，并结合我校情况提出：教师洗澡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愿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大多数人过关后剩下少数即可以开学。前一段的问题是领导上方针不明确，要求过严，一律对待，反而放松了重点。下一段，第一二类人洗澡可以快一些，但也不能马虎。   　　1952年2月27日：周炳琳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第二次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仍非常不满。周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承担一切后果”。   　　1952年2月27日：市高校节委会办公室向各校节委会发出通知。通知说，各校院都已进入打虎高潮，为制止贪污分子互订攻守同盟，防止自杀、逃跑，对拒不坦白者采取隔离的办法是必要的，但必须高度警惕，防止发生自杀事件。   　　1952年3月7日：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在该系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因其它系来旁听的人很多，不得不数易教室，最后在新膳厅举行。朱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五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和批判。 　　1952年3月12日，马寅初校长和法学院钱端升院长到周炳琳教授家中看望周。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 　　1952年4月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有关朱光潜教授的思想座谈会。曹联亚、郑昕、孙承谔、汤用彤、杨人鞭、向达、金克木、季羡林、文重等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帮助朱光潜教授提高和加深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   　　1952年4月8日：法学院全体师生在新膳厅举行大会，周炳琳教授作第三次检讨。与会师生对周的检讨仍不满意。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540条意见。 　　1952年4月9日：朱光潜教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第三次检讨。 　　4月10日：全校师生大会对朱光潜教授第三次检讨提意见，先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了言。最后由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彻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一方面来。他号召全体师生再接再厉，肃清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   　　4月14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如何帮助周炳琳教授做好思想总结及检查。钱端升汇报法学院同人结合周的思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准备在下次会上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4月16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座谈会，对周炳琳教授进行帮助。汤用彤、钱端升、向达、罗常培、孙承谔、金克木等二十位教授参加。新从朝鲜归国的曾昭抡、张景钺教授也赶来参加。会后，周认为这样的会对他确有帮助。   　　4月17日：周炳琳找马寅初、汤用彤二位校长及分学委会金克木教授，表示愿和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请马校长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教师和同学，希望大家多来帮助他。 　　4月18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 　　4月20号：中共北京市委报送毛泽东主席并党中央的北京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演示文稿中说：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等同周谈话和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再次研究了周炳琳教授在大会上做思想总结和检查。周检查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7月30日：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其它院师生参加，共约1000多人）上作检讨。周这次检讨较诚恳，对自己的过去有认识，并体会到党与群众对他的帮助。大会对他的进步表示欢迎。   　　1952年5月22日——23日：忠诚老实运动的准备开始阶段。第一批干部159人的学习于22日、23日进行。工作组党组书记袁永熙做了动员报告。他说，运动中除个别的人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历史问题，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问题。领导人必须自己先扔掉包袱，然后再愉快地去领导别人。运动中要坚决贯彻‘自发自觉，不追不逼’的原则。经过两天学习，这批人共交代问题119件，交代问题的人数占参加学习人数的75%。其中：一般性问题60人，反动社会关系51人，一般政治问题8人。各级有关领导对交待问题者做了结论。   　　周炳琳最后能过关，还是应为毛泽东说了话。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批语中说：“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作法。”68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汪敬虞回忆说：“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和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作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而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顾。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会上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还是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上。”69当时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主持者是刘大年，虽然运动平和，但也可以想见对运动的忠诚，梁思永重病在床，还不放过，他不久就去世了。   　　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并不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辨的。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后被发现的早，保存了他的生命。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了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线，这样华罗庚才算过了关。   　　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他虽然作了检讨，但群众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70周恩来的报告是从他个人经历开始的，报告亲切、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1十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话，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72   　　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这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班干部》。文章说：“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自从去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73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和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署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这篇社论语气非常强硬。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些同志不懂得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必要的完成，而竟然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施以‘仁政’。他们似乎忘记了由于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才使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广大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压迫过去长期压迫人民的少数压迫者。国家政权就是这样从原来少数压迫者的机关，变成为今天最大多数人民压迫少数压迫者的机关。我们人民的革命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势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两立的。人民对于一切决心脱离反革命阵营，回过头来为人民服务的，都已经给予宽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现在愈加分明了。现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既不会自己甘心死亡，就必须彻底革掉它们的命，决不能允许它们来革掉人民的命。”74   　　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夏秋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都进行的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严重紧张和忧虑。如同在乡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规模地使用，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用暴力的程度则小得多。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还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75，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习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由于相互揭发导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至此把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人格力量基本摧毁。冼玉清当时感到，四九年以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看见这样剑拔弩张，他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了。冼玉清说：“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76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当中说假话开始成风，虽然这是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但天长日久，它已成为一种风俗，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77胡适认为这都是由于“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所造成的，不可能真正有效，但短时间内可能是这样，如果是整体化，长时间如此，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胡适说；“现在我们有许多朋友在北平受压迫，作坦白文章。去年（四十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还有，他们除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思想’外，更进一步评判蔡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学术平等。他们说：‘这是错误之至；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我想，各位一定与我同感。   　　在这个时期，我不敢说过分乐观的话。不过，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是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想想那时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的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78胡适以为思想改造运动不足以摧毁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个估计是太过于乐观了，因为他想象不到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的严酷。思想改造运动，从设计者角度考虑，这个运动是很成功的，不过它越是成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就越大。 　　 　　2001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注释：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 册页448，（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 　　2 陈平原文章，《读书》1998年3期页122，（三联书店，北京） 　　3、4《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的两个决定》页14、51，（中共北岳区党委翻印，1948年7月2日，太原） 　　5、6 解放社编《整风文献》页12、290，（新华书店，1950年3月，北京 ） 　　7、8 白嗣宏文章，《亚洲周刊》2001年7期，（2001年2月18日，香港） 　　9、《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页48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北京） 　　10、11、12、13、1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02、304、305、396、39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1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另见杨中美《遵义会议与延安整风》（页140）中的相关论述。（奔马出版社，1989年5月，香港） 　　16 杨绛《洗澡》页1，（三联书店，1993年5月，北京） 　　17 《胡乔木文集》第1卷页48、49、50，（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 　　18 唐勃《中共与知识分子》页275，（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77年，台北） 　　19刘乃元《历劫不悔》页43、47、49、51、53、58、59、67，（河南人民出版，1998年12月，郑州） 　　20《天涯》2000年1期页48、49、50，（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口） 　　21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页1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月，上海） 　　22、23、66 周鲸文《风暴十年》页228、231、232、233，（时代批评社，民国51年，香港） 温济泽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时写下了《斗争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延安群众运动的斗争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对后来群众运动的影响。日记中说“从早晨七点种起床，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   　　大家围绕着主席台，坐在操场（临时会场）上。当时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会’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盛大的座谈会！……下午休会的时候，主席团决定：下午请各机关各学校选派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不然，一千多人的座谈会，是没有办法开得好的）。……有些同志提供出一些新的材料，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为人的材料。这些材料证实在王实味的灵魂里，真不知有多少‘包脓裹血’的‘黑暗和肮脏’的东西呵！” （《王实味文存》页312，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上海）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可以看出，一旦一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他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就会立刻将他作为敌人对待，王实味后来的命运，不能简单看成是延安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而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在批判王实味时，陈伯达、艾青、张如心、丁玲、李维汉和范文澜这些延安知识分子，都曾对自己同事的思想认识问题，进行过无理的质问和批判。这些人在几十年以后，几乎同时成为了不同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24 应红《邵燕祥：精神与人格的重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轨迹的对话》，（《青年文学》1999年3月期，中国青年出版，北京） 　　25 《新文化·新教育》页53页，（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2月，北京） 　　26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页245，（1949年3月，北京） 　　27邓初民《寻找知识的方法》（增订本）页95，（文化供应社印行，1949年8月，延安）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1949年8月2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登辉堂曾做过一次讲话，题目就是《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其特有的优点，虽有缺点，但可以改造。所以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引导他们走上光明道路，为工农兵服务。目前，我党在各地举办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及其它各种短训班就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魏文伯说：“要准备过三关，就是封锁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第一，在美蒋反动派的封锁面前，不动摇、不幻想，要准备斗争。第二，土改时不动摇妥协，坚决站稳贫农立场。第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作斗争，过好社会主义关。”（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4辑页344、3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北京） 　　28《新知识辞典续编》页259，（上海北新书局，1951年10月，上海） 　　29陈北鸥编蓍《人民学习辞典》页224，（上海广益书局，1953年，上海） 　　30《各科常识问答》（改定本）页5，（北京打磨厂益昌书局印行，1951年，北京） 　　31《学习辞典》页306，（天下出版社，1951年5月，北京） 　　32《新名词词典》页3070，（春明出版社，1953年，上海） 　　33周修睦编着《学习问题解答》第二辑页119，（上海国光书店1953年9月，上海） 　　34《新知识辞典》页1006，（知识出版社，1958年月6月，北京） 　　35程默《思想改造尚未成为历史》，《开放》页95，（1999年12月号，香港）胡平《人的驯化、躲避及反叛》页5、22，其中有关于“洗脑”的说明。（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香港） 　　36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知识分子》1990年冬季号页38、39，纽约） 　　37《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页1、2、16，（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1950年4月，北京）内收裴文中、张治中、吴晗、冯友兰、王芸生、叶浅予、费孝通、罗常培、肖乾、李子英、谢逢我、冯友兰共十二篇文章。 　　38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页57，（科学出版社，1959年5月，北京） 　　39、49、50、52、53、54，《五四三十周年纪念专辑》页176、54、92、20、34、73、183、194（新华书店出版，1949年6月，北京）柯仲平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秋天，中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时候，柯仲平由陕北赶来石家庄市附近参加，因为多年生活在落后的农村，他久已不擦牙了，笑开口，满嘴的黄牙，后来给毛主席看见了，才对他说：‘老柯，找个牙刷擦擦牙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能够改造到这么彻底，甚至独有的洁癖也不见痕迹，我们不能说这是矫情做作，原来他本身就已变为一个不擦牙不拭别人的烟斗的道地的中国农民了。又如，据说有一次，陕北的农民代表去见毛主席，几个人当场把毛主席抱住，叫道：‘毛主席！我们的大恩人，今天我们总见到你了！说时口沫四溅在毛主席的脸上，毛主席却了无其事的和他们热烈攀谈。这些虽是小节，却具体地说明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只有实际斗争的锻炼，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使人民觉得你就是他们生活之中的一个，而不是由外面加进来的赐恩者或真命天子，知识分子才能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旧毒，培养劳动人民那种朴实健康解放的气质和作风。” “因此，每个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都少不得经历这段过程。陶行知、闻一多——这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典型，就曾有过这么坦白的反省。陶行知先生说过：‘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几十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贵族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人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闻一多先生也说过：‘我受了几十年的欧美教育，无法摆脱，结果是落伍了，现在一旦觉悟，就要从头做起。陶闻两先生的话，典型地刻划出中国知识分子走回到人民中来的曲折道路，这就是首先要摧毁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实践中间的一垛高墙。”“曾做过大公报总主笔的王芸生先生，是一个一直都有以‘自由主义’自许的读书人，一心想要在这中国社会的亘古巨变中超然起来，他们想不左不右地从中间打出一条出路，但是，当他进入华东解放区，转到解放后的北京，他终于完成了他思想上的蜕变，，在《我到解放区来》的一文里，他坦白地反省说：‘我虽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就是在既成社会中向上爬。结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动的上层，沾染上浑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氛。在生活与意识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于民间，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的。这样尽管个人在主观上不作恶，在客观上常常会远离了人民，给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了。这是最应该反省警惕的。”（杨群《青年的改造和修养》页17、18、48、50，初步书店刊行，1951年10月，香港） 何其芳1943年在延安写的《改造自己 改造艺术》中说；“因为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的包袱也许比普通的知识分子更大一些，包袱里面的废物更多一些，我们的自我改造也就更需要多努力一些。这种改造，虽说我们今天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还要到实际里去，到工农兵中间去，才能完成。   　　其次，文艺工作者在今天还有一重改造艺术的责任。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毛病，一般地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形式上的欧化。总之，没有做到真正为工农兵。使文艺从小资产阶级的变为工农兵的，从欧化的变为民族形式的，这也是一种改造。而且同样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改造。然而改造艺术的最基本的前提也就是改造自己（虽说并不是全部问题）。经过了自我改造之后，我们有了无产阶级眼睛去看事物，有了无产阶级的心去感觉事物，我们就能从中国人民的各种斗争生活中去正确地解决文艺的内容问题。”（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页65、66，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8月，上海） 田家英干脆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的就是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锻炼中，逐渐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我们改造自己的方向，就是要自觉地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无产阶级的战士，正如斯大林所说，这是‘特殊样式的人’，‘是由特别材料制成的。’”（田家英《学习“为人民服务”》页5，人民出版社，1951年4月北京） 　　40沈虎雏编选《从文家书》页172、182、19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上海） 　　41黄仁宇《黄河青山》页223、225，（联经出版社，2001年1月，台北） 　　4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8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 　　43转自余英时文章《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新亚生活》28卷3期页2，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非卖品）   　　44、45黄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页40、41，（《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卷，香港社会科学报务中心，1994年，香港） 　　46光未然《北京解放前夕西郊工作日记》，（《北京观察》，1999年第4期页49、50，北京市政协主办，北京） 　　4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123、125，（三联书店，1998年11月，北京）陈垣四九年给胡适的信，就是在他周围几个年轻党员的帮助下所写，经范文澜之手交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信的起草者就是后来成了陈垣长期学术助手的刘乃和。（此事邓瑞全有专门文章讲述，见《黄河》杂志1999年第5期，山西作家协会，太原） 　　48《陈伯达遗稿》页91、92，（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香港） 　　51《周扬文集》第2卷页1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北京） 　　55陈静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键——立场问题》页50，（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长春） 　　56刘再复《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页42，（《知识分子》1991年秋季号，纽约） 　　57、59《周恩来年谱》上卷页179、17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58、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 册页448、526，（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 　　60顾潮编《顾颉刚年谱》页3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北京） 　　6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悔——我的父亲顾颉刚》页24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12月，上海） 　　62《万象》第1卷1期页47，（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沈阳） 　　63《万象》第1卷3期页9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沈阳） 　　64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37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郑州） 　　6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页332、347、3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上海） 　　67《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46－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6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页422，（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北京）陈新桂1957年反右时写过《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的建议》一文，他说：“思想改造，是否用斗争可以改掉，有多大效果，很可研究。李景汉教授在思想改造中第一次做辨白，遭到打击，第二次他包下来，就通过了，这能改变思想吗？陷害了人，不许人辨驳，说是‘无则加免’，说人是反革命，如何‘免’法？潘光旦在三反中是斗争重点，最后用了他爱人、儿女哭的办法去劝他承认错误。三反后，他钻线装书，不说话，人家说他改造好了，这不是笑话？潘是图书馆主任，图书馆里有反动的书，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已经揭开盖子，潘还是不讲话。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内部参考》225期，新华社，1952年，北京）   　　69汪敬虞《记忆犹新的回忆》（《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页5、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陈序经的儿子回忆说：对于像父亲这样的人，在旧中国受教育，又出国留学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提倡全盘西化，在被认为与美帝关系密切是“教会学校”的岭南大学任校长，当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因此是重点要改造的人，而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思想检查，也是特别受到重视。父亲一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有些思想观点，像全盘西化的见解更是“顽固”得很，在文化大论战中，是坚持到底的。现在要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批判以前的东西都是错的，如何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呢？所以肯定是对自己“错误”思想认识不深。因此他的检查，第一次通不过，第二次仍通不过，一直到第三次才算是勉强过关。显然他要过关，少不了找一些人帮忙“提意见”，他甚至找了卢焕华先生。卢先生说，当时的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庠对父亲较了解，为人也较通情达理，没有给父亲什么硬性规定。可说杜老手下留情，最后放他一马吧。（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页1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广州） 　　70《周恩来选集》下卷页59，（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北京） 　　71 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 　　73《建国以后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页34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北京） 　　74《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页2，（人民出版社，1951年5月，北京） 　　7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76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49，（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北京） 　　77、7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页2293、2188，（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台北   文章来源：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