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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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作者：      时间：2012-09-07   来源：《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

	第一部 反叛土地的农民(1980-1984) 综述：改革春天 农民工破土萌动（2） 城乡二元之困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依靠工人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毛泽东根据特殊国情转化，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在历史上，他们从未如此深入全面地参与一项全国性的政权争夺和秩序重建。他们被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所感染，也成了革命者，或革命的追随者。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建设阶段，立即转入以城市为中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一文中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比较自由，凭迁徙证，对在城市有生存基础的居民都准予入户。但是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对城镇私营工商业形成了沉痛打击，大量城镇人员失业。 一方面城镇人员就业困难，一方面农民不断涌入城市。为此，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劝止农民自行进城找工作，动员滞留在城市的无业农民回乡。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上马。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为保障重工业建设，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但出现了在农村购得过多，在城市销得过多。为缓解给农村带来的粮食压力，1955年开始，中央要求各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迁入，并清理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流人员。 此时农村的集体化已进入高级社阶段，对农民也形成了约束，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一种强制。 但是在城乡双重限制下，从农村逃往城市的人口仍在增加。强制性劳动意味着失去了劳动的自由，农民与其说是土地的主人，不如说更像是参与农村集体劳动的按件计酬式（工分制）的雇佣人员，而统购统销又完全控制了这种强制性劳动的回报，导致农民对农村缺乏热情和信心。 从1956年到1957年，中央和国务院至少下发了5个指示、通知、文件，要求劝阻农民盲目外流，把他们稳定在农村，流落外地的要遣返，农村的机关团体不得私自介绍农民找工作，城市各单位也不得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 到1958年，通过频繁颁发的法律规定，中国全面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 王海光写道：“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这项制度安排，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义上，不仅退回了革命时的出发点，甚至还倒退得更远。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中世纪的编户齐民、世袭身份和贵贱等级的历史遗蜕。” 但是即使在制度森严的1960年代，中国农民迫于农村条件恶劣，依然开始冒着政治风险，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农村土地之外寻找生活所需的来源。 “文革”期间，秩序大乱之下，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疲于应对政治运动，对农民的控制相对松动。这期间，大量农民走出家乡，到城市或者其他境况较好的农村，有的做小买卖，有的乞讨为生。 这些人像一枚枚细针，在中国农村这个密闭的塑料袋上扎下了一个个几乎微不足道的细孔，但是空气开始流动，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的躁动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但是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农村政策也进行了反复的微调，大多数的调整是自上而下引导的，但也有一些调整，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在政策大背景不允许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尝试的。 目前已知的，被研究者反复提及的，是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这场从当时农村实际出发的，由县委主要负责人支持的，在全县范围内发动的包产到户，在1956年的中国无疑是合作化这一主流下的异端，以至于震惊中央和全国，很快被喊停。 在这前后，安徽芜湖、四川江津、广东中山和顺德、山西榆次等地都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虽然实行的力度、范围和时间都不如永嘉包产到户，但在各地都进行了合作化下的生产责任制尝试。结果自然都以失败告终。 1976年，中国翻过了毛泽东那一页，政治氛围逐渐趋向活跃，政策也逐渐开始松动。 1978年春天，安徽一些生产队再度开始偷偷实行包产到户。在一些山地面积较多的地区，生产队开始默许农民开垦山地，自耕自种。这年冬季，凤阳小岗村因为村民代表以决绝的方式约定包产到户，而成为农民求变的标志性事件。 一般认为，安徽包产到户能够延续，是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类似的情况也在当时的四川省出现。 尽管一种意见认为，包产到户对当时平原地区已经起步的农业机械化造成了阻碍。如今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包产到户又暴露出小农经济缺乏规模效应的弊端，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但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1970年代末期，包产到户对于提高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解放农村劳动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在人民公社的后期，一些地区已经不要求所有的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只要求各户派出一两名劳动力。包产到户后，劳动力是否参加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意愿。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山区，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远远低于实际供应量。 多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往哪里去？ 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农村改革起步的，农村改革初步成功后，随即在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新经济政策。1980年，沿海四大特区设立；4年后，沿着中国海岸线，南到广西北海，北到辽宁大连，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发展工业化是共识。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得其法。他认为工业化应该靠自力更生，应该以农业集体化为工业进行大量生产资料的原始积累。但是邓小平则认为，工业化可以借助外力，应该门户开放。 这一轮城市开放，以珠三角的深圳最为典型。比邻的香港资本争相进入，一时间中外合资企业纷纷成立，工业区建设如火如荼。建筑行业的工人需求首先激增，然后是各种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产业链条逐渐延伸，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多出来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从哪里来？ 城市与农村发生了碰撞，两者分别有了劳动力输入和输出的需求。 到工厂去到城市去 关于中国究竟哪里最早出现农民工，同样难有准确的答案。 我们在山东、福建、浙江、四川、安徽、广东等地都曾试图寻找较早外出务工的人员，但发现从全国范围的地域中去比较，难以得出“最早”的结论。可见在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全国属于多点并发的状态，而不是一点带动。 有趣的是，农民务工较早的地区，并不是生活条件贫困的西部农村，而是东南沿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村。如较早进入建筑行业的，就是山东和广东等地；较早进入商业领域的，是江浙地区；较早去往海外从事服务业的，是闽西地区。 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广人稀，虽然耕地质量不高，但人均耕地面积大，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大。而在东南沿海的丘陵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极少，在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中西部，人均耕地都很少能超过一亩，农村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较少。再加上东南沿海贴近一系列开放城市，在进城务工时有地理、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便利。 早期农民工的去向，一是农村的乡镇，一是大城市。 作为农村改革成果的一部分，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单一的粮食生产，变成粮食生产、家庭副业、手工业、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的小型商业、乡镇企业等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格局。 其中，乡镇企业带来的新气象最为明显。在人民公社中后期，公社和生产队也办有社队企业，从事简单生产资料的加工生产。这些社队企业虽然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已经进行了计划经济下市场交易的尝试。更关键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生产和销售人员。 在人民公社走向瓦解的过程中，社队企业逐渐转化为乡镇企业，被赋予了商品经济的职能。一批生产和销售人员又自发开始个体经营或创办新的乡镇企业。一时间，乡镇企业成为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农民通过乡镇企业来脱离土地耕种，另辟创收渠道的模式，以江苏的苏南地区最为典型。一大批最早带动集体经济突围的乡镇企业，为苏南地区创造了全国最好的县域经济实力。 城市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另外一种方式，这种吸引能力随着城市改革力度、广度和深度的增强而增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浙江温州，农民迅速向本地城镇集结，争相承包改组社队企业或创办私营企业。“能够躺在一根扁担上睡觉”的中国犹太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个体供销员，开始背着打火机和纽扣，赶往一个个中国城市的百货商场。 在广东电白、山东桓台、四川仪陇，农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瓦刀，或自发或由政府组织，结成一支支建筑队，奔赴北京、海南、深圳等所有需要大开发建设的城市。 在福建长乐和福清，凭借出洋的传统和亲友介绍，一大批农民洗脚上岸，用偷渡等方式各显神通去往美国和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洗盘子和送外卖开始，如今已经把家乡改造得大路通达、别墅林立。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84年中国大时代送别“万岁”回归“您好”，亿万农民带着数十年农村贫穷生活所积累的困顿和失望，带着对城市新兴发展的热情和憧憬，打点背囊离开了乡村。 这是一群人命运的开端，也是一个时代的开端。未来中国的万千气象，皆始于此，赖于此。 （前文一开始提到的）孙涛很乐于向旅途中邂逅的人介绍他所了解的“中山顺德”： “中山顺德这里，家家户户请客，都有个菜谱，放在桌上让客人看的。我们老家请客也有菜谱，写在红纸上，但那是厨子师傅和东家看的。” “广东这里，结婚有婚宴、做生日的有寿筵，生了孩子的有姜宴。这边做菜，白斩鸡、烤鹅、鸭子啊，都是整只整只端上来的，每一个菜都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我家乡做菜不是很讲究，都是把鸡子切碎以后，炒了以后，端一盘出来。人家一桌菜，我们这里摆3桌都可以。” “中山顺德这边送红包，东家有时候就是把红包撕一个角，不要钱的，有的只收20块钱，你送五百送一千都好，他都只收20块钱。” 听他津津乐道，对座的老太太兴致渐高。 “那个比萨，我的孙子喜欢吃，有一回在天河城的比萨店，我儿子给我点了个炒面，39块钱啊，但就是炒的面糊，一点味道都没有。去年他们点的白切鸡，我一看就不好吃，白白的，没有颜色的。我这人就是要吃辣的，家乡味。再高档点的，有次去吃170元的自助餐，儿子端来鱼翅，让我吃，不好吃。去年过年，儿子买了大块的鱼翅，拿回老家给几个兄弟一人送了一块，媳妇在家里用煤炉子熬，熬到最后也熬不出来，只好统统倒掉了。”（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王海光著，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陈大斌著，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