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

教师之友网

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

2009年7月25日三味书屋演讲

作者：郭于华      时间：2009-09-02   来源：三味书屋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了郭于华老师为我们作演讲。郭于华老师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老师的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研究，多年来一直关注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关系、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记住了太多的不该记住的假象，太多的黑白颠倒，太多的谎言和编造，而忘却了应该记住的真实、经验教训和恢复历史真实面貌的勇气和责任，这是我们直到今天对未来仍然感到迷茫困顿和失落的根本原因。现在请郭老师为我们作《口述历史：关于记忆与忘却》的演讲。 　　郭于华：谢谢大家利用周末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和探讨。今天与大家交流探讨的目的是珍视历史，拒绝遗忘，我想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有过辉煌的历史，同时我们又是最健忘的民族。比如，对60年前的历史、甚至对50年前“反右”运动的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亲历者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扭曲，由此也产生了有很多的争论。对40年前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反思，也被遗忘了很多，更近的20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在遗忘。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健忘的民族，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有共识。 　　我们国人最骄傲于自己民族久远的历史，却又最拿历史不当回事。大家都不会否认我们中华民族既勤劳又勇敢，既聪明又智慧，难道我们都有健忘症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会明白，健忘的原因是有人要我们健忘，记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让我们记住。下面是几个被遗忘和被丢弃的具体事例。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从此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大家或许看过《集结号》这部电影，《集结号》的原型是山西的一位退休检查官王艾甫，他在旧货市场地摊上发现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战士登记册，其中有84份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这位老先生散尽家财，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十几年间他千辛万苦为84份名单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亲人。在寻找过程中，因为要与有关（民政）部门联系，却常常被推之门外，被指责说：“你尽给我们找麻烦，这些材料早就过时了”，“滚出去”，有的甚至还要对他动手。 　　还有，湖北老警察余法海，他在他的老家发现一块墓地，墓地中全是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他不能忍受“英烈长眠地下，50年不为人知”的状况，他为墓地中埋葬的烈士寻找家人，经历了很多艰辛。 　　我们在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心里会产生很多疑问，比如说，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获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应该由政府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却由一个普通农民千辛万苦地来承担？……媒体除了表扬这类“好人好事”之外，是不是也该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进一步的来提问，一个连自己的英烈都不能善待的国家会有美好的前景吗？遗忘――无意识的遗忘甚至有意识的遗忘，这样的民族会有光明的未来吗？这些英烈他们只是工具吗？一个把人当作工具用完就丢弃的制度能够持久吗？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前人的历史，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功过、是非，是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作为后人我们不应该忘恩负义。这是一简单的常识（常理）。同时重要的是，记忆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为鉴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则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了社会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当然更不会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就不会有基于历史的比较、分析和判断。 　　记忆和历史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统治者约束。大家在学习（了解）历史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古今中外，古往今来，统治者（特别是暴君）都惧史，为什么害怕历史？他们害怕留下罪恶的记录，有意识的篡改或消灭那些罪恶的历史证据。“防民之口”的时候，是因为担心在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中遗臭万年。所以历史具有一种力量，通过记忆对权力统治有一种制约。 　　历史是权力的产物 　　历史并不是生来就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我们去认识它、挖掘它。法国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哈布瓦赫曾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文字作品，但是却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绘了极权主义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极致，其中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就是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销毁，各类报刊被不断地修改重写，以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正确的印象。“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势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所以，奥威尔总结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将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这非常经典地道出了历史与权力的关系。 　　我们看看身边近期的案例。我在陕北一个普通的村庄中，做了十年农民的口述历史的研究，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就有遗址的问题。遗址与历史是有关的。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西北山村——骥村的“新院”的故事。但是“新院”是它以前的名字，现在是叫“旧居（毛泽东旧居）”，毛主席1947至1948年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此生活战斗过。其实这一称为“新院”的院落始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由毕业于同济大学并曾留学东洋、主攻土木工程的马氏子孙设计修建，历时十年而成。其“主体建筑为十一孔石窑，有出有收，一破呆滞。平面成倒山字形，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挑石细雕应龙祥云，搭檩飞椽举折，檐随窑转，回折连接，檐面青瓦滴水，窑上砖栏花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窑洞建筑的典范”（引自《马氏家族志》）。 　　在毛主席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在此居住四个月。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这里发出了“小米加步枪”的动员令，写下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四十篇文章；此外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也在此召开。这所地主庄园因为毛主席“生”（方言：居住）了四个月而成为当地的一处“重要的人文资产”——1971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12月26日恢复原貌，开放展出，命名为“毛主席旧居”。近年又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名为“革命纪念馆”，尤其是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中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普通门票19元，邮资门票20元；此外，修路、栽树包括周围山上的绿化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红色景点实施的。“旧居”所在的村庄也因此而获全国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 　　“新院”变成“旧居”，不独是房屋功能、属性的改变，更是象征和意义的转变。重要的是村民们也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变化，他们非常一致地以“旧居”指称那处地方，如果不是那院落大门上镌刻着“新院”二字，这个名称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村民们对政府有关部门从这一原本属于村庄的“景点”获取不少好处而这些好处与村民全无关联多有抱怨，但并不影响他们对“毛主席旧居”的认可和景仰。 　　发生这种功能、属性和象征意义转变的还不止“旧居”，当年马氏家族的祠堂和学校也正在经历这种变化。作为重视教育、尊崇“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马氏在辛亥革命后改私塾为学校，马子衡在寨子上最高的峁顶修建三孔石窑，办起私立小学，命名为“讲堂”。到40年代马氏家族的这所“扶风小学”改为县办公属，不仅马氏子女，其他姓的村民甚至一些长工、佃户等穷苦人家的子女也有了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任扶风小学校务主任的润书受族长委托，在子衡修建的“讲堂”北面又建起了三楹二进的石结构大开厅作为马光裕堂的祠堂，祠堂内设祭祖贡案、神主龛，供奉自先祖嘉乐开始的各门各辈祖先牌位。至此，“讲堂”与祠堂成为不仅是马氏家族的物质与精神财产，也是村庄里最重要的人文景观。 　　1947至1948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此居住时，祠堂曾经作为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会址。据说毛主席发布东渡动员令即在此地，因而该地被誉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标志着革命转折点的革命遗址。 　　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地方无疑是一个遗址。但是，谁是遗址的主人？专属的遗址还是共享的遗址？这种情况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鸠占鹊巢”，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有权利的意识，特别是财产权的意识。我们如果购买了一处房产，或者遭遇了拆迁，我们都会追究产权的问题。遗址也有产权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在骥村的“新院”没有提出来，这个遗址是被占领了，这个占领是有一种逻辑的，谁有权势，谁有历史的讲述权，谁就占领这个地方。历史的被占领和遗址的被占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发生的，这个逻辑就是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 　　我们所看到的是，遗迹的象征和意义被重新生产出来，我们所能想到的是，历史的构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的被占领与遗址的被占领一样地发生，历史按照同样的逻辑被书写、被表述和被接受。我们还会提问，被支配者能够否记忆和讲述自己的历史？就如那些村民村妇，他们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否有自己的历史？ 　　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做跟踪调查，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其实是可以讲述，他们不是没有记忆，只不过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记忆、来讲述、来评说所亲历的那段历史。 　　但是，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大家现在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话语，比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往前（或往钱）看”，这是有意识的遗忘；“不争论”——搁置不论，殊不知在搁置的时候很重要的东西就会遗忘，就会扭曲，就会变形；还有我们听到“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尤其在反映知青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代人有血有肉的生命，融贯着他们多么的沉重的情感，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影响，这岂止是如“青春无悔”这四个字这么轻松简单。如果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那也要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苦难，你要对它进行思考，有思考才能成为财富，如果它被遗忘它又如何成为财富呢？知青这一代人的历史正在消失当中，而且在今天，很多记忆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痛苦、沉重的，现在变得不无美好——这是记忆扭曲；再有一种就是设置历史研究的禁区，不反思、不批判。比如，60年前的土改的历史，有很多的禁区不能研究、不能探讨。这些都是遗忘的机制，它们遵循着权力的逻辑，控制着、左右着我们的记忆以至我们的历史。 　　普通人的历史权利与历史责任 　　哈布瓦赫曾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样来面对历史？在历史中有什么样的权力和责任？这些问题我们要加以思考。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要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民间讲述，草根写史？我们的历史有一种存在的状态，就是“唯一”的状态。所谓“唯一”就是官方式。但是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不正确的。历史应该有多种声音，是多声部的历史。普通人都应加入到构建历史的工作中来，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跟共和国宏大的历史是血肉相联的，是情感相继的。这也是我们去做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搜集与研究的初衷和动力所在，虽然他们不能书写历史，但是他们可以讲。民间讲述与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底层应该也可以发出声音。 　　大家是否看过《半夜鸡不叫》这本书；作者是孟令骞，是高玉宝《半夜鸡叫》中周扒皮原型人物的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半夜鸡不叫》，从根本上解构了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周扒皮的真名叫周春富，是大连瓦房店乡苦某村很不起眼的小地主（甚至算不上地主），非常勤俭，对家人节俭到吝嗇程度，但是据村民反映，他对雇工不吝啬。周扒皮的这个绰号是高玉宝起的。孟令骞经过调查证实，周春富不是恶霸地主，虽然他在土改运动中遭到错杀。半夜鸡叫的事实不成立，完全是文字创作，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对此，也有人骂他，说这样做是“翻案”，还有说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名著，名著不能“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及演讲PPT稿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陈源

教师之友网

亲历亲见亲闻教育五十年



作者：萧一湘      时间：2009-08-25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笔者早在初中时期，就读到当时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等倡导教育救国。他们说：中国的病根是贫(穷)、愚(昧)、(体)弱、(自)私，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他们一面亲自到乡下去办学实验，一面号召青年人：“三家村，五里店，中间办一所小学校。”我也曾放弃大学不读，回到乡村尽义务办起一所小学。办了三年，感到学生毕业即失业，便投身革命洪流，想把政治搞清明后，再来搞教育。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离休后反思历史：发现方今世界是个竞争的世界，一切政治、军事之竞争，归之于经济的竞争，而经济之竞争，又归之于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实归之于人才的竞争，那就可见教育的重要了。如果说在封闭的人耕牛拉的农业社会时代,几百年还难看出社会的重大变化时,知识滞后一点，还不容易明显看出知识的非常价值的话，人类进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20世纪末,现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的人正在逐渐加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所谓现代化，实际就是让人们从体力劳动型向脑力劳动型转化。人才落后，国家就有灭亡、人民就有沦为奴役的危险,这已经不是再需要去证明的公理了。

　　对于一个不注重人才资源的国家来说，所有其它的资源都等于零，像手捧金饭碗的人还要讨吃一样;所有富民强国的良策也是行而不通，像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一样，甚至还有负增长的危险。中国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不就是一场大破坏物资和人力资源的盲动吗?1966年发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就是一场大乱思想的运动吗?这两次运动,都是和“愚昧无知”处在一个同心圆上，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昂贵吗!所以要想达到充分优化、利用自然和社会一切资源，实现现代化，只有靠真才实学的人才积极参与才能达到。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连农民也必须先取得农民合格证才能准许他有使用土地的权利，以免浪费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反思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浩劫里，用诡辩的谬论，硬说什么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反动，而不读书的人才是最有知识的人，不但有知识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遭到摧残，原来因贫穷等种种原因而没有读书机遇的人或者书读得少的人，也成了受害者，国家民族受害犹烈，他们妄图把人们带进荒蛮的原始社会去。

　　邓小平一锤定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们才逐渐梦醒。如果说“万岁”不只是皇帝的专利称呼，而只是代表欢呼的符号，应该倒过来这样喊:“读书人万岁”!笔者试从亲历亲见亲闻的六十年反思中国的教育，问心无愧，也算尽到个人的社会责任了。

　　共和国初期的教育 恐惧的教师

　　1957年我从常宁税务局副局长位上被调到县一中任副校长，在湖南师范学院学习四个月后就上任了。回忆常宁县立中学建立之初的1941春起，虽然只是一个初级中学，却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的校长和教师。现在这座全县最高学府的教师，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教中学，其它乡下的学校更是小学生教小学了，至于校长则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而领导教育的局长、副县长，更不消说了。但是教师们还是埋头苦干，零买零卖，现买现卖地边学边教，即今天听一堂课，明天再去教一点。由于他们还有一种奋进思想支持，也还获得可喜的成绩。可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如镇反、思想改造、土改、三反、肃反等等，镇压的镇压，逃亡的逃亡，清洗的清洗，搞掉一批又一批。待我1957年下期去时，马上反右派运动。

　　10月间，“反右派”运动开展了，我还参加了反右领导小组。动员的时候，还是要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其实当时中央和省里早已大揪大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大家都还以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能出在上层，下面只是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而已。谁都没想到在下面也会依葫芦画瓢大大的抓“右派”，否则谁还敢鸣放，向党提意见呢?于是鸣放还是展开了。

　　我一边参与批斗所谓“右派分子”，一边思考，又说阶级已经消灭了，怎么一下子又冒出了这么多“右派”敌人，忽然一转身就向提意见的人发起了反攻。可实际上先摸了底，首先向有历史和家庭出身问题而又重教学轻政治的人开刀，再对虽然出身可以但爱向领导提意见的人下手。名义上说是摆事实讲道理，实际上不容被斗的人分辩。批斗的理由，也多不着边际，基本上是压力，每当批斗者理由讲不清时，就用呼口号：“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右派不打跨，决不收兵!”而不管你服不服。

　　被诱骗出来的“右派分子”

　　从一中反出来的“右派”，就使我怀疑了。他们几乎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血气方刚，在民国时期念书时就是在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下，反过来向封建家庭，向封建教育的学校，向独裁的政府争民主争自由就争取惯了，还没有了解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还认为这才是爱国青年的正义感，应有之义啊!党既然欢迎他们帮党整风，他们就提开了。所提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有时提得尖锐一点而已。特别教学能力较强的教师，可能也有点恃才傲物的思想，提得偏激了一点，从培养有创意的青年学生来讲，也不是完全不对，就是一匹烈马，只要能教育好，也可能是一匹良驹，绝不能不教而诛。作为新上台的执政党，首先应是团结一切可能建设国家的人才，共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安定繁荣富强民主的国家而共同奋斗，民国在大陆统治三十八个年头，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国无宁日，可惜共产党执政并没有能汲取这个别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把大批有能力爱国家的青年断绝了他们为祖国效力的机遇。像当时一中唯一的两位师范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教师滕菊生和张若金，正是30多岁，风华正茂，教学能力强，已经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证明并无重大历史问题，首先拿他两开刀，滕竟然成了右派反革命“双料货”。坐牢20多年，还打断一条腿，张则放在右派管制队劳动改造。唐仪宇老师，虽然只是中师毕业，但有家学渊源，还是中学教师队伍里的佼佼者，打成“右派”后，妻离子叛，孤苦伶仃在乡劳改20多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贺承贵老师，老实勤奋，对共产党忠诚。工作组“劝”他鸣放，说你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吗?这就是时候了。他确实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结果领了顶“右派“帽子，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叛。就在本期刚从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分来的唐老师、师专毕业分来的杨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反右结束后的1958年4月，突然来个杀回马枪，把个在反右运动中从没发过一言的殷德勋老师，打成右派。这个人本来性情孤僻，不合群，但是数学却是天才，确是损失一个好人才。直到80年代平反时，他们都已双鬓飞霜，报国有心而无力了。

　　当时县委中专管文教队伍反右派的领导高翔，地下党员，可是才把县里的“反右”运动搞完，就被调去中共衡阳地委打成了“右派”，弄得人人自危。

　　没有右派名分“享受”“右派”待遇

　　反右运动不但在教职员中斗开了，而且在未成年的初中学生里也搞起来了，忽然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发现学生中也有人的言论和报上的右派言论一样，通过整理，还比较全面，于是也抓了三个学生开起揭发批判斗争会，后来定性时因上面不让在中学生中划右派分子，便把他们清洗回家。一个姓陈的，家庭出身地主，害怕回去群众把他当敌人管制，便逃亡不知去向;一个姓阳的干部子弟，叫他哥哥亲自来领了回去;一个姓廖的贫农子弟，便直接接了父亲锄头扁担的班。待到80年代，右派都平反时，这位农民来找落实政策时，只说：“右派档案里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名分，怎么能平反?”这又是以后的事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全县划了251个“右派”分子，33人进了牢房。所有“右派”或者劳动改造，或者开除回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学校因教学急需者还不得不留下一点人来教书，但是这些“右派”教师另有特殊“待遇”：

　　上课、下课、学生不喊起立。

　　下课后，由学生监督他们去挑水、种菜、扫厕所，稍一不顺学生意，就要挨骂：

　　“右派、右派、丑八怪!”任学生凌辱。

　　白天向学生传授知识，晚上接受革命师生员工批斗、辱骂。

　　这样一来，不但教师人格受侮辱，而且给了学生最大的心灵创伤。学文化还有什么用?农民骂“鸡屎分子”，市民辱“臭老九”，因为毛泽东就把知识分子的地位排到第末叫他们“老九”嘛!谁还愿意去学文化?可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块阴冷的筛子，总想把革命阵营筛得纯而又纯，结果物极必反，忠良离弃，奸人得宠，才子摧残，庸人升迁，越筛越杂。才会出现大跃进干出那样的蠢事。

　　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的竞争。当时社会发展的模式，却是压抑知识分子，办学者外行，教学者无法教下去，学生失去学习动力，三者的积极性，全都被摧残了。加以学制缩短，内容简陋，只求眼前实用。加以政治运动不断，劳动当饭，形成恶性膨胀。慢说还要停课，就是开下去，也是徒劳。而周边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正在这时候拼命发展科技，加速发展经济，这一进一退，差距更加拉大。古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一代，一个人以正常能工作30年为一代，就将连续影响三代。结果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高中毕业生，再复习一年两年甚至三、四年，才能升上大专学校。连中等专业学校，初级技校，都是高中毕业生去考。不仅浪费金钱、时间，而且浪费青少年的青春，难覆东流之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右派教师改正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

　　半文盲成了高文化的导师

　　1959年又是“反右倾运动”，大学生校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籍，乌纱，剃了光头，下到柏坊戴帽子中学(注：当时小学增办的初中班)教数学去了，接着半文盲的党组织委员，瞎使了校长权利，不久来了一位简师生当校长，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和教师的关系还比较好，不久又调出去了，相继来了两个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校长，校长文化一天比一天低，因为“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嘛”。

　　1959年夏，党支部以我预备期过长不能转正为理由，无理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直到离休才恢复)我的工作再也开展不下了。我管生产和财务，教育局来了教改工作组，一个投机分子会计，使出浑身解数，吹捧巴结组长，几乎三天两天从学校生产园地捉鸡索蛋，还要杀猪，管总务的由此入了党，随即升为主任。大凡小事，都向工作组汇报请示，我这个副校长也就形同虚设了，只得主动要求去教一班语文，让他们去管算了。直到1960年一次运动把这个贪污4000多元的大贪污犯揭露出来。1961年我还是被下放蓬塘公社去搞所谓劳动锻炼。其实正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有公教人员一月只供应23斤大米，一两食油，普遍在发水肿病。可是下去搞体力劳动的还能吃到36斤大米，二两油。虽然无担一身轻，但是我的教育救国初志，成了我的心病，我尝到了“难得糊涂”做人的苦头。

　　猛添学生 猛加劳动 就是教育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学校大搞“教育革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只要从数量上加快多产学生，一开学就增办两班师范班，甲班一年制算中师，乙班三年毕业算初师，还办了一个农技班，秋季开始办高中，成了一所庞大的完全中学，次年春季再加办了两个春季初中班。直到秋季全县教育大跃进，就把一中的师范班分了出去增办师范学校，把一中的农技班分了出去增办了农技学校。

　　那时候，学生猛增到千余之众，增加了一倍，一下子哪来这么多的教师?得力的教师已多被打成右派，以有限的低水平的教师去扩大最大的招生数量，现有教师普遍加课，于是语文，数学教师有教三班还兼班主任的，老师还要跟班参加劳动。才反了右，谁敢说话，只是埋头苦干而已。

　　教师更怕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中有些自恃家庭出身好，父母是管老师的领导，既不怕老师，又不认真读书，教师不敢管他们，他们和老百姓子弟比，不少人成绩要差。我在兼教一班语文时，有个南下干部的儿子，有点调皮，成绩又差，我找他个别谈话，当面批改作文，师生一亲近，又经耳提面命，很快就赶上去了。我深感形势造成师生间的思想代沟带来的损失多么难以弥补。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通过大搞体力劳动，企图通过体力劳动将师生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57年下期，初中3年级提前十天休课，由我带领三班百多名学生赴乌子乡参加修水库，扎扎实实搞了一个月，直到阴历过大年才收工放寒假。我和学生自带行李粮食工具，自己煮吃，住在一所破小学，把课桌拼成床用报纸糊了窗，清晨上工地干了一阵才吃早饭，中饭就送到工地来吃，黄昏才收工，天又下冰雹，一天干10多个小时，许多学生的手也磨破了，肩也红肿了，我的手掌也磨烂了，解放军也在干，乡镇干部在督阵，谁也不愿落后，也不好意思落后。回校领了乡政府赠的红锦旗一面，水库取名“军民学”水库。由于事前没有勘探设计，匆忙上阵，水库因渗漏不能储水而报废了。

　　58年一开学就动员师生大搞劳动教育，每天一小时，我当总调度，全校20多个班，1000多学生，每班分搞一个固定项目，大规模劳动时，则听调采取大兵团作战。初中三年级的人大一些，分搞木工，泥工，铁工，烧红砖等重体力劳动，初中二年级有8个班，49班专责养猪，50、51班养良种鸡鸭，52班养长毛兔，53，54，55，56班及一年级四个班都种蔬菜和饲料，或扯猪草，各班按产积分。为了多获现金，还派学生出外打工。四月份派出几个班到矿物局去挑尾沙，派我带队，分两批轮流，一批上午挑沙，下午上课，一批上午上课下午挑沙，课堂就在露天下，席地而坐，表面看来是在边劳动边读书，实际师生门都受不了，上课时多数打瞌睡。大概搞了一个来月，只得撤回。

　　荒唐 一千人的学校一年劳动自给

　　这样大搞了一个学期，果然结了果实，学生自己动手，由一名工友带领居然盖起了一座两层四间教室的楼房，饲养起80多头猪，两百多只良种鸡鸭鹅兔，一蔸芋子12.5斤，一个南瓜30斤，于是硕果累累，全县中小学来开现场会，湘南行署各中学来开现场会，真是应接不暇。一中原订三年通过劳动收入达到全校经费自给。一跃再跃，居然提出一年自给了。这个跃进计划还是我奉命制定，并由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的，而且师生员工中，无一人提过异议，也无需一致通过，更不敢异议。过后想来，确是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殊不知这样一来，学生一天哪只是一个钟头的劳动，像养猪的一天喂三餐，必然影响上课的时间，母猪下小猪半夜还得守住，有的曾把刚产出的小猪生怕冻坏了，抱着直到天亮。烧红砖的砖窑点火时，十多人一夜煽火要煽到天明，而且正在发育的青少年，简直是用童工，是对青少年的身心摧残。最令笔者痛心的一事，使我永远难忘的，那是有次学校需要木材，要从六十多里的河道架木排水运回城，河道里有几处堰，水流遄急，风险很大，从学生中挑选十多名体壮力大者，由一个工人带领竟然安全运了回来。事后问起，他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竟然干出这种惊心动魄的事情，多么危险。虽然当时是工作组直管，我一直心烦意乱，至今犹是心寒。至于学生学业上的损失，更无法估算了。一代质量差，就要成连锁反应好几代，每念及此，罪责难逃，终身遗憾。

　　铁盲当上了铁炼总工程师

　　不仅如此，1958年下半年9月开始，全县中小学校停课，全力以赴，一中炼铁炉从一座发展到五座，风箱自己做，木炭从往返70多里的大义山上去挑，少了把校园谷加洲周围的桑树全部砍光，那就是几个成人合抱十几丈高上百年培养成的风景园林，大约百来株，以后百年也无法恢复了。几个土炉料，木炭终究供应不上，连烟煤也没供应上，只得用白煤来炼，白煤又含硫太多，经常结炉，铁矿石从往返30多里的铁丝塘去挑，上千人的运输队伍都是13至16岁的一，二年级的学生，稍大点的都要上高炉去炼铁，当炉前工，装料工，抽风工。连成年的中青年教师都难以坚持。

　　至于炼铁技术，就是我带几名学生到其他炼铁厂去参加实习一下，其实参加实习的土铁厂，也是学炼铁不到半个月，回校开炉我就成了“总厂长”兼“总工程师”了。我经常是个把星期没上床睡过，瞌睡的很了，就躺在炉边打一下盹。以这样的技术，这样简陋的设备，这样原始粗糙的原料，虽然也出了几吨白渣铁，分不清是铁是渣，还白费了不少锅铁，根本派不上用场。白白浪费资金，资源，人力，其产铁结果自然不言而喻，这样糊里糊涂搞了一个多月，上面喊复课了，才草草收场。人人都已疲劳不堪，全校师生放假三天，才正式上课。

　　厂校合并之梦

　　炼铁惨败，谁敢去总结经验教训?反对“三面红棋”的帽子，谁敢费力找死?生产劳动照旧大搞，农业：从校园围墙外划进70多亩稻田给学校搞种糖萝卜和蔬菜，好在这时人民公社已经成立，一大二公，土地随你要，农民都等共产主义就要到来谁还稀罕这块土地。工业：学校和县机械厂搞厂校合并，学生搞工业劳动就到车间去，一班学生50多人挤进一个车间，人都站满了，哪还能动手，只是围着看看热闹罢了。这时候，我被抽调去管厂里的基建，扩建厂房。待几栋大厂房建成，上面又叫不搞厂校合并，我才被调回来，终因学校搞不过来，农田又退回给人民公社了。

　　饥饿迫出的“贼”你能指他们是贼吗?

　　经过荒唐的大跃进运动，1960年一场主要是人为的大灾难降临了，原来人民公社初建，县委决定：公社学生都吃“无价供应”，学生入学的学杂费伙食费，统一由人民公社直接拨钱交学校。可是交不了一个月，人民公社再也交不出了，县委决定由学校，公社，学生三级分担，人民公社负担50%，县财政负担30%，学生负担20%，由于三级都交不出来：人民公社大跃进把钱花光了，层层一平二调，社员劳累终年，除了吃饭，身无分文，哪里看到过一分钱?县财政财权已经下到人民公社，公社收到的税费，由公社都截去花光了，三级都拿不出，国家出了严重危机。教师每月口粮由36市斤降到26市斤了，再降到21市斤，食油由每人每月一斤降到半斤再降到一两了，这时水肿普遍发生，学生晚上从菜园里偷两片菜叶，无盐无油口杯煮着吃，或者到食堂偷一碗饭，这类事件经常发生，甚至在教师中也不是绝无仅有。一晚，一个学生溜到食堂偷了十几斤米逃走了，校方着了急，连夜派人到他家里才找到，怕他家人和本人出事故，只得劝他暂时休学，饥寒起盗心嘛!偏偏菜也种不出头了，去年凉晒干枯无人吃的无心菜，也拿下来给学生吃，学生叫它“无缝钢管”。有次，一位新从师院本科派来的青年教师，一下子就降到21斤米，一两油，看着看着脸浮肿了，从食堂会计多冒领了一个月餐票去，你能忍心说他是偷吗?有次空军学校来招生，一千多人好不容易选了3人，可政审时都有做贼的记录——能说他们品德不好吗?经与招生负责人研究，只有把原来档案换了才将这三人招去。最后县委转中央指示，对大龄学生下放回农村，整缩裁生，解决燃眉之急。正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泰山谁敢当?没钱敢当! ( 大办教育运动)

　　常宁县从1958到1961年仅3年时间，一个48万人的县，在教育上大办了以下几大项：

　　a、原有中小学扩大班次与规模：除县一、二中创办了高中，一中的大办已如上述外，所有中心小学都增办了初中班，忽然发明一种叫做小学“戴帽”的初中。

　　b、发展民办学校(实际是社、队集体办)：民办高中一班，民办初中98班，民办农业中学96班，号称全县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

　　c、部门办学：事业部门都分别办起农中、林中、商校、卫校、简师共五所。

　　d、大办幼儿教育和成人扫盲教育：全县办起幼儿园、托儿所6527处，入托儿童46657人。98000文盲进了扫盲班，四个月宣布实现了“无盲县”。

　　e、创办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各一所。工大于本年9月创于濂溪祠，学制定一年，招生50名，教师从中学教师中调用。可当时中学里的教师，本来就大多数是中学生教中学，现在要从他们中再提调上来教大学，真是开国际玩笑。农大创于8月，投资2万元，建房270平方于培元塔，教师从农业局技术员中抽调，招生两班110名。

　　f、大办红专学校：十多天办起红专大学一所，乡、镇、社办红专学校390所，学员41934人。

　　经过荒唐的大跃进运动，1960年一场主要是人为的大灾难降临了。

　　这么多人去读书，生产谁去搞?钱从哪里来?一下办起那么多学校，哪里找这么多教师?有不有条件?要不要质量?心血来潮时，谁也不须要考虑那么多，只有一个难题就卡住了，没钱!算了!到1961年，纷纷下马，偃旗息鼓!从此多年都难以恢复。详情如下：

　　1958年各方面都大办了，教育自然不能落后，也必须跟着大办。11月，地区组织赴京参观全国教育革命展览，回县再度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进一步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深入贯彻勤工俭学，民办教育等两条腿走路方针。”

　　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加快多产学生，例如常宁一中的大跃进，已如前述。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大搞体力劳动，通过大搞体力劳动，企图通过体力劳动把师生都工农化，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

　　原来人民公社初建，所谓民办教育，这时候都是人民公社，消灭了私有，出钱自然是公社了。一个手工劳作的农业生产组织，马上就要它包起全部学生的教育生活经费，后果可想而知。原来说人民公社学生一律吃“无价供应”，学生入学的学杂费伙食费，统一由人民公社直接拨交学校。可是交不了一个月，人民公社再也交不出了。

　　1959年5月21日，学校收不到钱的现实，什么好心也都只有望学兴叹。县委只得发布《关于解决全日制普通中学学生学习生活费用问题的通知》称：“凡农村社员子弟在本县或外县读书的，其生活费一律由大队、公社、县三级按比例负担，大队50%、公社30%、县20%，根据各公社经济条件和入校学生数多少，可具体订定比例。”

　　县财政财权已经下到人民公社，公社俨然成了个县政府，民、财、教、建、军各科齐备，规模膨大，门类齐全，例如把原有农村的铁、木、竹、泥等手工业组织和人员，集中一起办成公社的新工厂搞犁田机、车子化、洗碗机等等，当然不能用，堆在田头地角露天场，最后全部报废。大炼钢铁：就要办铁矿、挖煤矿，大办百千万头猪场，全部只赔不赚。大办教育，大办商业，都不能赚钱。税几乎取消了，各种大办，都要投出，何来收入?即使有点收入，都被公社截留用到大跃进花光了，生产大队则都被县、社“一平二调”无偿地拿去了，社员劳累终年，除了吃饭，身无分文，哪里看到过一分钱?国家出现严重危机，加上全民严重饥荒，原来号召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读书不要钱看来不行了，不得不作个全日制普通中学的限制，其它各类学校已经照顾不来了。

　　我从1957年踏进一中校园，再次实现我的教育救国梦，马上拖入反右运动里，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0年反贪污运动。1961年下放农村锻炼。到1962年3月因中央指令大跃进时税务力量削弱，影响财政收入，要求老税务干部归队，我便奉命归队依然干我的老行当，在一中挂号六个年头。经历连年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强烈的体力劳动，校无宁日，师生动荡不堪，个人有志难酬，一把辛酸泪，与国无补，于民无益，浪费青春年华，(这时我正是33岁)特别是这段日子的教育效率，后人不知如何打分?问心有愧，万死也难补，只得写份反思，立此存照。亮个红灯，以警来者。

　　用藁荐卷起给狗吃了

　　特别革文化命的十年，中、小学教师遭到一场大劫难，原来一贯要求民众做驯服工具的人，突然号召学生们大大的“造反有理”，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还是驯服，只是更加明显地要大家只接受一个人的驯服而已。红卫兵纷纷争着表现能忠于毛主席，便大打出手，如县一中的红卫兵不但把学校的藏书全部作“四旧”烧毁了，而且把教师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为残酷的是红卫兵把教师陈炽强毒打得体无完肤，烧光了他的衣服，用小刀刺他的脑袋，玩得不亦乐乎了，最后头头用体育用的小口径步枪连射两枪，立刻毙命。唐国新教师从写毛主席语录架上跌下来，腰腿折断，还在批斗，被逼得横路闯车自杀未遂，仍逃避不了斗争，只得悬梁自尽。但还有一传说是被暗杀的，成了不解之谜。最后叫两个“黑帮分子”教师，用藁荐卷起丢到田沟里给狗吃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 你敢!

　　中国传统“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因为即使他们自己不要命，父母妻儿还要生存，要饭碗。一旦你本人死了，而子而孙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破产，只能忍辱负重苟延性命于乱世。一旦回到乡下去，所谓群众管制更厉害，“文革”当中，一对老实善良的小学教师廖常美两兄弟，竟被基层干部用乱棍毒打、蛮吊半空，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被鸟铳打得脑浆拼裂。有个人民公社书记对一位教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去当营业员。”令人哭笑不得。

　　给知识分子平反是拯救国家急赶现代化的一着妙棋

　　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余毒未能肃清，部分基层干部和农民一旦看到昔日被自己批斗、管制、叫住牛栅、扫厕所的“臭老九”，一下子地位提高“上了天”，大大不服气，仅常宁县1983--1985三年期间，共发生基层干部、农民殴打教师侵占校舍就有83案之多，直到由省1985年直接干预，方才得以解决。但是愚昧、狭隘喷出的妒火，长期搭上了极“左”思潮的长途列车，刹车后仍有它一段惯性要走。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给知识分子平反是对国家现代化恢复生机的关键一着。没有这一着“妙棋”，这第一生产力又从何谈起?不但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是新知识分子也培养不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谁还愿意去过十年寒窗之苦捞顶臭头衔呢?一个充满文盲的国家，想要踏进天堂，那不是白日做梦?国家不亡，才是死无天理，多么可怕。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右派改正时，全县划了251个“右派”分子，全部改正。

　　前30年，教师们虽然力也下了，但还是到80年代初，才开始受到重视，可惜人都老了，其价值终难巨显，非人之不力，势所以然也。

　　离休前后引起个人办学的思考

　　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国庆30周年专刊的调查1979年10月

　　近因工作之便，走了几个单位，看到大多数为庆祝30周年都出了专刊。红红绿绿，形式多样，从中看到一些问题：一是有些单位，学习松懈，思想僵化;二是诗文粗劣，错字百出，虽是小小一角，问题却不可忽视。兹摘录几例如下：

　　一，荒唐的内容：

　　1、“解放30年，将原来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山乡，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强大的国防。”(商业局专利)

　　2、“现有粮食不但自给有余，还有支援出口。”(同上)

　　3、“大批大干，电激雷奔腾。”(人民医院专刊)

　　4、“您老人家，发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领全党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农产品公司专刊)

　　以上四句，说我国(1979年)“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粮食自给有余”，还要“大批促大干”。文化大革命，不知原来藏在哪里，一下被发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也有3年了，是无知吗?是不了解实际吗?为什么还搞形式，说假话，说套话呢?

　　二，白字先生何其多!

　　1、“荡怀豪情迎佳节”，2、“迎国庆(庆字的大字右上角多了一点)，抒(抒字右边下面多了一撇)豪情”，3、“繁荣昌幸”，4、资本家龚断下。(以上是商业局专刊)5、喜气滕;6、长夜难明寺县天;7、独立邀翔;(以上是农产品公司专刊)8、紫气清姘;9、春盛十月腊梅花的明芽。(以上是工程公司专刊)且不说句子通不通，一至八处错别字多得怪，第九句不但有错字，而且十月开了腊梅花，令人捧腹。

　　有的也写旧体诗词，却决心让人看不懂，有的也标古体诗词牌子，却连平仄、句数、字数也不合谱，把祖国的传统文化都搞乱了。

　　从这里看出职工们的文化水平了，而且能够在单位办专刊的人，一般还是这个单位的最高笔杆子哩!专刊又都贴在单位最显眼的地方，人们经常过往，为什么没人过目呢?文化低的看不出，文化高的除非不愿看，那宣传还有什么效果呢?

　　这些当时还是二、三十岁的职工，改革开放现代化的接班人。他们能够接得起来吗?

　　这份文化调查令我惶恐不安，奠下我办学的决心。认为私人办学方向是对的，1982年离休后，搭上改革开放这列快车，不要政府一分钱，一个人，开本县私人办学的先河。实现个人青年时代追求教育救国之梦。虽经多重阻力，还是办成了。现将办学时的种种困难简述如下。办学时写了一首七绝《义务兴学》

　　要歇何曾歇得成　　文凭遍叹无文凭

　　起呼残烛驱寒夜　　再筑书山再塑魂

　　到底是谁需要认真学习

　　1978年7月间，为提倡私人办学，收到我给县委一信的回复，现摘录如下：

　　萧一湘同志：你的信已转来我部，意见是宝贵的。我门与有关单位进行了研究。

　　关于建议私人办教育问题，根据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治工作报告中对教育事业的要求，是1985年城市基本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基本普及八年教育。望认真学习华主席工作报告，领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你所提的补习学校或班是不适宜的。

　　中共常宁县委宣传部 1978年8月5日

　　办学和教育局长打一架和县委书记吵一架

　　一天上午我去找教育局长，一个干部，见我穿着平常一老头，要找局长，竟然三问不一答，掉头就走，我大声呼喊：“你这是人民的教育局吗?”忽然一个黑高大个子从房里冲到走廊，“是谁在闹事?”我连忙走到他跟前解释，他竟然气冲冲地说：“你闹什么?”两人发生冲突，拉扯打起来了。经熟人发现才把他拉走，把我扶开，并告诉我，他们看你老这副模样，还以为是来落实政策的呢!这是误会，我气犹未消，便去找县委一书记：“我想为人民办学，却遭到教育局长打，真是岂有此理。”书记边笑边说：“不会有这种事吧!”“难道我还冤枉他啊?”“以后有机会我找他谈一谈。”我一听气极了：“以后有机会?那么没机会呢?那就算了啊?周总理日理万机，你是县的一把手，一定也有10机，你将永无机会了，哪我就白白挨打了啊?”我们又吵了起来。经他解释，并许诺才罢。次日教育局长向我道歉，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办学。于是我的学校——常宁文化补习学校就名正言顺了。

　　为了进一步摸清职工现有的文化底子，以便对症下药，我了解教育局正对全县职工做了一次初中文化合格考试，便将这次考卷做了一次分析，更使我大吃一惊。兹并录如下：

　　常宁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考试答卷调查分析报告

　　湖南省常宁县1982年底进行了一次城关初中职工文化合格考试，这些职工绝大多数是已经参加工作五年以上。就是说他们都是文化革命时的初、高中毕业学生。这次职工考试报名人数有2993人，实际考试2585人，还未进考场，就有408人当了逃兵。按实际需要补初中文化课的还远不止此。比如商业局七大公司在城关的职工就有700多，这次参加报名的只有202人，县工程公司在城职工就有300多，青工又多，而这次参加报名的仅有22人。我从这两千多份答卷里采随意抽样法，取100份作了分析调查。惊人地发现：

　　1，2585名考生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地等五料全合格的只有57人，仅占参考总人数的2.2%。双科合格的166人，单科合格的也只有311名。各科人平分数：语文34.8分;数学26.2分;化学27.1分;物理34.9分;史地28.6分。各科及格人数占总参考人数比例分别为：语文9.9%，数学11.3%，物理20.3%，化学10.9%史地仅为10%。底子一亮，惊人寒心。据说前来参加考试的还是比照好点的。

　　2，从百份考卷的各科成绩分析：

　　语文卷有19份白卷：标点题能得满分的只有12%;改正错别字(抵杭、浸略、背判、串改、忘图、灰复、幼想、)全改对的只有6人，得零分的竟有25人，改得不完全的63人。在一段70个字的文言文中，提出8个字词要求用白话解释，能得满分的一个也没有，得零分的竟达63人。

　　数学试卷中有个这样简单的辨别题：“三角形三内角分别相等，则两三角形全等。”竟有51%的人认为全等。一个小学课程时的题目：“27、45、54的最小公倍数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的多少倍?”竟然有97%的人答不出来。

　　从以上分析，青年职工中缺文化的面积是大的，基础知识差得非常惊人，除逃兵外，还有20%的白卷，这都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出来的初高中毕业生，有的几乎是不能动笔的文盲。从城关71个单位报考的1428人中，已有高中牌子的就有741人，占总报考人数的51.9%哩!

　　如果说在落后时代的战争特定条件下，文盲还可以打天下，半文盲还可以搞土地改革，现在的小学初中水平应付工作，已经感到吃力了，五年十年后就更力不胜任了。而当代青年职工，现代化的重任更在他们的肩上，他们能担当得起吗?考虑知识的周期越来越短，再失去机遇就将成个人终身之恨，也是国家的最大难点矣!

　　改革开放后给常宁教育的发展带来崭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展，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起，教育就开始来劲了。据个人对常宁改革开放到1996的18年的时间里的不完全统计，出了各类人才，读书人才大有转变了，算是读书人一大进步，也是常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改革开放18年据不完全统计，除台湾外，常宁出现国内外博士、硕士及出国工作者计91人，其中留学生41人，在国内外已取得博士学位的27人、硕士学位的30人，正在攻读研究生的11人，开常宁新中国历史先河。这是中国的希望，常宁的希望。如果前30年不有失误，中国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不至于如今日之大。

　　自改革开放起，常宁在党政界开始出了大学生共产党中央委员、部级高干2位、厅局级中层干部7位，处级以上干部就难以胜数了。军官中也有副师以上23位，正团级6位。除了党政军外，还有教界：新老正教授20位，副教授更多了。有些人虽然老了，但是以前并没能评定过职称，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评定的，以下科技、文艺界也是如此。科技界：高级工程师以上60名，其中新老教授级高工9位、高级工程师51位。其中妇女7位，享国务院专家津贴者4位，全国人大代表1位。医界：教授和师级大夫9位。文化界：新老文化名人17位，企业界：更显空前，多达45位。一扫历史上读书人重义轻利误区。有董事长、总经理，且有享受国家专家津贴者2位。不过当时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的，企业领导还都是按行政级别论资排辈，分部级、厅局级、县处级。读书人经商光荣，开始有大学生下海经商。

　　教育被破坏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影响

　　为什么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长期当不了自己的家?

　　常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了(即1984年)，即使工农家庭出身的大专生在党政界者也是很少。旧读书人且不说，为什么共产党从1949年到1984年自己培养了35年的“根正苗红”的大专学生也没有一位当过正县长呢?“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自己培养成的本科大学生又是家庭出身中贫农的在1983年前，还是登不上政治台阶当不了家呢?还没一位本科大学毕业生当上本县教育局长呢?同时两座最高学府的一、二中还没一位本科大学生当校长呢?因为所有新老知识分子都被圈在资产阶级这个笼子里。共产党建国后自己培养了20多年的大学生，有人还用喷气式提升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工农兵分子，国家最高管文化的官员还出现交白卷的部长。所以要追究教育失误的成因，从社会上对受教育人们的机制上去找。受了教育的人总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嘛!

　　工农大老粗干部也成了缺文化的受害者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也曾对工农干部开办文化补习班、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还有保送他们上大学的，以补他们文化一缺，使他们能够从外行逐渐进到内行。可惜办到1957年反右派，说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不读书可当官，读了书反卑贱，谁还甘愿再去吃十年寒窗那份苦头呢?于是工农干部文化课也不再补了，还谈什么学科学，有的甚至反以“工农大老粗”为光荣。可怜的读书人，空怀忧国忧民之志，可怜的工农兵分子，心没少忠、跟没少紧、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到老不得明白，最后也成了缺文化的受害者。

　　其实工农干部里有天赋的还是多的，如能及时把文化补上去，是能够适应现代化的。　　 要找用人的另一个原因，不得不从当时的用人标准上去找。因为越是不开发的地方，就越是喜欢用听话(驯服工具)的干部，文化越高或是有智慧头脑的人，就象征越不听话似的。加以当时从上到下，个人崇拜台风发到12级。越有才的人偏偏个性越倔强，不轻易盲从。除非你改变泯灭自己的个性，才可能被接纳。这就是我国的“东方式的嫉妒”。用个形象的比方，发达的地方，喜欢要精英们向四面八方招财，而封闭的地区，老守着锅台睁眼看到锅心里一点肉屑，我生怕被你抓走了。于是精英被社会淘汰了。可惜工农干部究竟缺少较高文化素质，在感情、经验和理智、理论的选择上，往往侧重前者。对邓小平理论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出发来建设国家，在理解上就比较稍慢，也在情理中了。

　　“根正苗红”大学生的叹息

　　六十年代初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从大跃进的失败的高价的“学费”中，认识到干部缺文化的严重教训中，便在湖南办了一座行政学院，专门从当时高中毕业生里挑选“根正苗红”学业优秀的学生去培养，以作基层骨干用，接着“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冲掉了，学校也解散了，他们虽然毕了业，但是大专学历无人承认，一直分在人民公社担任财会辅导员、团干事、秘书，几十年老死基层。他们眼见同他们一样的红根子但学问不如他们的同事却青云直上，一悔当初没有直接参干，读书无用;二悔自己初志升本科大学，也有能力念大学的，却在绝对服从组织下失去了实现人的价值的机遇。

　　工农兵大学生的苦衷

　　七十年代有一批工农兵被保送进了大专学校，即后来人们叫他们为工农兵大学生，由于文化基础薄弱，当然难以深造，被世人讥讽为“大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其实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能成才的料子，无如科学有其自身循序渐进的规律，所以这批工农兵大学生在自己的学业上也不能不说是受害者。当然极少数原有天赋的人再通刻苦自学也有成才了的。例如县东上安村的尹文雄(1949年生)，以初中的文化，被保送进了衡阳医学院，1975年毕业后，分到衡阳职业病防治院，主攻职业病，当了主治医生，且有论文发表，虽然本人的天赋加勤奋，但是还是先后派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几度再进修。而有个被保送进了全国一流的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分子，毕业出来再从学徒起才当了个火车司机，你看浪费多大。这些工农兵大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不得不要承担历史所赋与的重任，对国家也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

　　中共11届3中全会后，邓小平决心把经济搞上去，加速实现现代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仰仗科学技术，要科学管理知识，而要知识，首先要全民纠转长期以“知识无用论”、“知识有害论”、“读书危险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否则谁还愿意去做最下等的“臭老九”的接班人呢?于是国家采取一第列重要措施：

　　首先给老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授予职称、改善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其次，让大学生调升到党政部门来。

　　再次，广开速成知识分子之路，将原有中学文化基础的中青年干部选送各级党校或大专院校作半年至一、二年的短期进修;广开电大班、函大班、高考自学成才考试等补救措施，让一批人能在短期内获得大专学历，获取大专知识，以解燃眉之急。

　　这段速成知识分子之路，虽然是一段弯路，却是非走不可的，这是速成知识分子的幸运。但是现代化必竟是要高级人才的， 人只有抱有非常之志，用非凡的毅力，不懈地努力深造，才能担负这个重任。

　　迟到的大学生县长

　　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强调干部要实现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的四化，从1984年开始，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大专生才开始进入县长、书记座位，成批的速成大专生自然也上去了。在干部速成知识中，也有片面追求文凭，忽视实际学识现象者。如常宁县委党校仅用半月一批的“速成术”，就把凡是初中甚至小学程度的在职干部一下子发给了高中毕业文凭。如果真能达到，那到可以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起用人才，致力发展经济，可能今天不再需要邓小平顶着“黑锅”来搞改革开放了。

　　反思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无宁日”，连年刀兵，何谈建设?不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执政的前27年里，仍然陷入“国无宁日”的旧泥沼。何以历史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给我们听，还是没错。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20多年来，各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秘密不就是较多点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做了篇文章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常宁近18年来就出了国内外博士、硕士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就有86位之多，开了常宁48年来的先河。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可惜至今还有不少人看不到知识的重要性，最多也只认识在技术上而已。实际管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也是科学。甚至在同等条件下，管理的重要性还胜过技术，因为技术治物而管理治人，人治不好，上天的技术也会沉

　　萧一湘作于1996年6月12

教师之友网

被忽视的细节和被湮没的声音

作者：刘宜庆      时间：2009-08-20   来源：人物2009年5期

	五四运动，这种教科书式的定义，已经深植中国人的心中。90年前的那一天，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妨通过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回望五四运动中被遮蔽或被忽视的细节，重温当时报刊的报道，重返历史现场。也可以从个体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欣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继承“五四”的精神之光。 　　新闻报纸上的“五四”旧影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这一外交的失败，是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能够一呼百应，波及全国，和进步报刊的宣传报道有关。当年记者的报道和评论，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那些被湮没的声音，隔着90年的时光，又变得清晰。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说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失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将不国。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以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文章骤然点燃全国同胞的爱国烈火，两天后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由总统徐世昌特聘。林长民的堂兄是因“一封《与妻书》，千行离人泪”而为世人熟知的林觉民；林长民的爱女则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巴黎和会上，日本拿出杀手锏——把北洋政府向日借款时签订的换文公开了。这一换文的内容，是中国的谈判代表们此前从未知晓的。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毫不知情的顾维钧急电北洋政府。消息传到外交委员会，林长民非常激愤，立即写文送到《晨报》馆，同时密电在巴黎的梁启超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晨报》总编辑陈博生虽然明白这则独家新闻的价值和分量，但考虑到北洋政府对报纸的管制，坚持要求林长民标明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林长民敢作敢为，答应署名。这则消息几经周折，得以见报。 　　1919年5月3日晚，一个不眠之夜。北大学生高君宇、许德珩得到政府已密令我国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召集北大和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大政法礼堂开会。会上，邵飘萍以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的身份，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最后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邵飘萍连夜撰写有关北大“五三晚会”的报道，调整版面，重点介绍学生的集会和行动，在广告栏通知社会各界出席将于5月7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示威运动。邵飘萍还赶写了评论，并于5月4日在《京报》头版发表。4日上午，邵飘萍参加了国立政法专门学校的学生集会。此后，他接连在《京报》辟出专栏，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 　　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陈平原先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选中1919年5月5日《晨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我们不妨将《晨报》的报道转述如下：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陈平原先生强调这点至关重要。记者的报道，给了我们了解“五四”的另一条途径。历史充满了偶然。历史又是一个筛子，有时会筛掉极为重要的信息。有赖于记者的报道，为我们复原了关于“五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信息。 　　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分析：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的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学生在烈日下苦等“递交说帖”无果，遂转向赵家楼发泄怒火。 　　火，出现了。5月4日下午，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前事不忘》）；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五四对我的影响》）。 　　从后来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来看，火，是高师的学生放的。高师数理部的匡互生被认为是“火烧赵家楼第一人”。在杨振声、罗家伦的记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提及有几位高师的学生带了自来火游行。但在当时，这一英雄式的业绩，无人敢认领。罗家伦对放火、打人事件，感到不安。 　　火究竟是怎样起来的？1919年5月10日，英文《字林西报周刊》这样描述：“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 　　杨亮功、蔡晓舟编著的《五四》一书，谈到起火的原因： 　　曹宅既遭焚，起火之因，共有四说：（一）谓群众觅曹氏不得，故毁其宅以泄忿；（二）谓曹氏眷属纵火，冀惊散众人以免曹氏于难者；（三）谓群众毁曹家具，误损电灯，流电起火者；（四）谓曹宅仆人乘乱窃物，放火灭迹者。以上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 　　杨亮功归结的起火原因，想来汇总了《字林西报》等报纸的报道。火的出现，使得“五四”选择了激进的路径，事件急剧升温。 　　5月5日的北京《晨报》又发表《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的评论，鲜明地表明立场：“须知昨日群众集合未必尽属学生，而被逮之三十余人又未必为主动者。以数千群众通力合作之事，而任拘三十余人，欲在此少数之身，求一结果，此必不可通之事……无论如何着想，均非立释此被拘之少数不可。”甚至有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或提出弹劾，谴责军阀政府。 　　这时，全国各地的舆论纷纷声援。5月6日《晨报》，《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9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学生刚被捕时，难免吃点苦头。对被捕学生施虐的是步军统领衙门，而警察厅的警察则宽容，甚至“优待”被捕学生。吴炳湘之所以主张“优待”被捕学生，是因深知“事体重大”，被捕学生“与寻常罪犯不同”。这一点，从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记者综述稿《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可得到印证。笔名为“亿万”的记者，这样述及被捕学生在狱中的遭遇： 　　游缉队捕几个人到步军统领衙门去，很虐待的，曾把他们放在站笼里登了几点钟。当晚十二点钟送到警察厅去了。巡警、宪兵捕去的稍好些。但是被捕之时，也不免捱几下打。到警察厅的第一天，很受罪，行动言语都不自由。第二天早晨吴炳湘去看，待遇就好些，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第三天给了一份《益世报》。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5月6日，当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时，当局不得不勉强同意。7日，被捕学生回校，各校同时复课。 　　5月8日的《晨报》上，有一则小文，题为《北京警察之爱国》，其中有云：“此次逮捕学生一事，警厅举动极为文明，待遇亦佳，逮诸人释放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致谢。”那些被隐蔽的史实，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此警察，并不可恶。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中，还包括内务部直属的高等警官学校，更不敢将民初的警察说得一无是处。”罗家伦的回忆中，还有一个滑稽的细节，是关于吴炳湘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要求吴炳湘放人，吴要求学生先复课。校长们问，如果学生复课了，警察不放人怎么办？吴炳湘发誓说：“如果复课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按说，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了，章宗祥被打得死去活来，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件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山东问题没有解决，蔡元培校长秘密出京南下了。而北洋政府不仅不听取民言、民意，而且倒行逆施，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更大的风潮。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取代李长泰为步军统领，意图对学生罢课、游行进行镇压。5月24日，北洋政府“封闭五七日刊，拘捕代印者。北大四学生为保释被拘者往警厅，则并保人而拘之”。为了钳制新闻报道和言论，北洋政府封闭北京《益世报》，“并派兵监视在京有力之各报馆，凡新闻非经政府许可登载者不得登载”。 　　随后，风云突变。6月3日，因对北洋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不满，北京的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法学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狂风怒号”、“黑云遮天”之类的描述见诸报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在北大教授、教职员会书记马叙伦的回忆文章《我在六十岁之前》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次学生被捕的情形。总统徐世昌听信三个卖国贼里面陆宗舆的怂恿，“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把他们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这一次被捕学生没有得到“优待”，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有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还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送得进去了”。 　　从马叙伦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北洋政府的新闻管制大约没有起到什么效用，舆论照常对政府施加压力。显然，北洋政府对局面开始失去控制力。 　　当时新闻报刊对“五四”的关注和支持，从著名报人邵飘萍的作为可见一斑。邵飘萍的《京报》进行了大块、专版报道，他还日发评论，在舆论上给予支持，并明确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清障碍。”他警告政府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这样做只会为学生运动推波助澜。他鼓励社会各界要“持久进行”斗争，把反帝爱国运动进行到底。邵飘萍还陆续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挽回而后签字乎抑袖手以待签字乎》、《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望主张不签字者奋起》等评论，敬告当局要从维护国权、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沉舟破釜，置死地以求生”。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之后，上海、天津等地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远在巴黎的中国全权代表接到国内“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的专电。6月28日，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五四运动中的宣言和标语 　　据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记载，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罗家伦的同学狄君武找到他，告诉他今天要发生学生运动，需要一份宣言，北京八家大学的学生推荐北大起草宣言书。而北大新潮社要罗家伦执笔。罗家伦当即起草了宣言书，后由狄君武拿到民间印刷所印刷。到下午一时，两万份《宣言》很快飞向北京街头。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提倡白话文，他大概也不会料到，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发挥作用。这份沿途散发的传单，“最简单明白”（这是《晨报》记者全文引录时所加的评判，5月8日的《救国日报》以全文刊登），容易被接受，故流传也最为广泛。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青岛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当时赞成白话文、加盟《新潮》的北大学子，多有社会革命的主张、急遽变革的观点，但这宣言并不极端，反而有一种难得的理性在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四”那天出现的标语，这既是历史不可磨灭的声音，也是学生的呐喊和爱国心声。 　　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大和高师、工业专门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牌，来到天安门。标语牌上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字样。有的标语牌上还画着山东省地图或者宣传画、讽刺画。学生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当属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五三夜晚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天安门前竖起一面旗帜式长白布，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为：“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副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所撰。 　　事实上，“五四”当天的游行和抗议，秩序井然。但群众运动受偶然因素影响大，后来的发展就超出组织者的预料了。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洁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天安门集会由各校代表纷纷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恶耗传来，天黯无色。……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夫日本，虎狼也，……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起草的《宣言》和罗家伦的白话《宣言》相比，可就激进得多了。“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这种极端的政治措施之所以能够提出，一方面是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使然，另一方面大概与晚清暗杀之风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想法死灰复燃。 　　傅斯年、罗家伦的反思 　　在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来，有人回忆说，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傅斯年。”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因与其他人意见不合，傅斯年从学生运动中退出。傅斯年为何在学生运动的激流中抽身而退，他的好友、《新潮》的主编之一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傅斯年是最早理性反思“五四”的人之一。他首先肯定了“五四”的重大影响，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欣喜地看到国民的觉醒、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端以及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同时，傅斯年也隐约有所担忧。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无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他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认为思想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还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的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成熟和理性。在“五四”的第二天抽身而退，或许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 　　岳南在《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学生总指挥吗？》一文中说：“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历史的演进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19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罢课领袖的傅斯年，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却作为西南联大的常委之一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拿重庆的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压——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但对于从五四运动中抽身而退一事，傅斯年一直没有作出解释。 　　无独有偶，另一位反思“五四”的亲历者是罗家伦。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之后，总结“五四”，反省“五四”，可能源于他在五四运动中目睹了一些尴尬的状况。在罗家伦的回忆中，“五四”那天痛打章宗祥，导致章非常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学生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就死了。罗家伦说：“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牺牲的烈士，受到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罗家伦认为郭君那一天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是事实，这是应该同情的，但是把他塑造成“五四”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历史，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态，谎言与真实交织在一起，供后人辨析。傅斯年、罗家伦最早反思“五四”并非偶然，一方面他们是见证者、亲历者；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流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素养。 　　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一概念的，正是罗家伦。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以“毅”为笔名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众自决的精神。 　　在这篇文章中，罗家伦说：“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五四”一周年时，罗家伦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蔡元培虽赞许学生的努力、奋斗和牺牲，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采用罢课的手段，“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发表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则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罗家伦重申了一年前对“五四”精神所下的定义，并认为那三种精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但他也承认学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产生了万能的观念，导致了学术的停顿，行为落于形式的窠臼。不断地通电、游行、罢课，效果愈来愈小。他与蔡校长一样，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具有戏剧性的是，他是被学生运动驱逐而走的。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卓有成效，但却出力不讨好，学生因对他不满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无可奈何，只好离开清华。 　　梁漱溟的另类声音和观点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社会各界人士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即使进入民国以后思想保守、参与复辟的康有为也在致政府电文中说：“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百万民意，代伸四百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者也。”康有为的电文，道出了民意，也代表了当时舆论的声音。 　　出版界不失时机地推出关于五四运动的读物。《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让人惊讶于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在众口一词之中，也有独特的、另类的声音和观点。时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在北京《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 　　梁漱溟在这篇被视为唱反调的文章中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检查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梁漱溟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梁漱溟设想：“经过审判之后，可以由司法总长呈总统特赦。一方面顾全了法律，一方面免几个青年受委屈。”最后，梁漱溟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最好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绝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以梁漱溟的名气，他的观点的确影响到了一些学生。一位自称是梁漱溟朋友的人，赞同梁漱溟的主张。此人在北京《晨报》响应说：“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敢作敢为的精神，实在可以令人佩服，听说各校的学生，现在正照着这样办法进行。”但更多的学生却不能原谅梁，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被捕的北大学生中，有梁漱溟的“熟友”，但梁并不为学生的罪责开脱，而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做如此主张。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国民公报》的主笔蓝公武把该报记者的意见写出来形成文章《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以笔名“知非”发表。蓝公武的文章认为，学生如果照着梁漱溟的主张做，恐怕未必能保全法律道德。他反驳说：“当天步军统领和警察厅所逮捕的学生，乃是学生散后，随便在街上捞来充数的。如何可以把罪名都移在这几个人身上？”并认为梁君的议论和“中国向来有一种不管情理的服从论”相似，“阻塞文化的进步”。 　　梁漱溟这篇文章引发了学生事件与国家法律问题的争论，北京《新民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都发表文章，在法理、国情等层面进行探讨。尽管梁的声音被淹没在同情学生、爱国无罪的众口之中，但他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和意义。 　　在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大，主要有新派和旧派之争。梁漱溟和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办的《国故》，被视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人物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活跃的阵地《新青年》唱对台戏。当然，梁漱溟的《论学生事件》一文，并没有反对五四运动的意思。在情感上，梁漱溟是倾向于学生的，但理智又让他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晚年梁漱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一文中论及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说：“论人则蔡（元培）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可谓客观之言、公允之论。 　　胡适对“五四”的态度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天，胡适不在北京。 　　1919年4月30日，胡适的老师杜威完成在日本的讲学乘船到中国，这天，胡适和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弟子一起在上海的码头接杜威来中国讲学。5月4日，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出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不在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他们做了什么。直到第二天，住在蒋梦麟家中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张东荪，出乎他意料的是还有几位记者。是记者告诉胡适，5月4日，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吃早餐时，报纸送来了，各报的头条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以致被抓捕的消息。后来，自京而沪，“五四”那天的学生游行，发展壮大为波及全国的爱国运动。胡适不在现场，是否意味着他会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对北大学生发起的运动持什么观点呢？ 　　1920年5月4日，蒋梦麟和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除了对五四运动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学生运动的隐忧。胡适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和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间，“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是平静的”。胡适洞察到学生频频罢课的弊端，忠告学生：“人人要负责，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胡适不赞成以罢课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一再强调学生关注的是自己的学业，爱国，也要体现在学习上，而不是短暂的运动，罢课不是根本之计，学生请愿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对于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发现“人”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胡适又将五四运动看做是一场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用他本人的话说：“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935年5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50号发表文章《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文中说，“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并强调这样一个判断：“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胡适认为：“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似乎比五四运动更具有普世价值，倡导“科学”与“民主”，还倡导多元的价值观念，带来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 　　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走向，越来越清晰——革命的价值压倒了一切，当然也就压倒了民主的价值。五四运动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使当时（以及此后）的中国政界受到不少启发：赤手空拳的学生也能逼迫当局让步。于是，学生运动变成一种斗争武器，一种可以运用的力量。胡适说，就学生运动干涉政治而言，青年学生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就在新文化运动的盛期，在“问题”与“主义”还未停歇的论争声中，胡适“整理国故”去了。胡适遭逢的革命与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视角，是胡适的老师杜威提供的。1919年5月29日，胡适和杜威等一同到北京，这时，学生还在罢课。 　　杜威对五四运动耳闻目睹，有切身的感受，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中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1919年6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威一方面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启蒙运动的前景非常积极、乐观，另一方面又对五四运动的急躁声调表示怀疑。1921年他在《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时说道： 　　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人们可以讥笑整个运动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也可以讥讽它是或多或少地把一些不相关的观点、一些支离破碎的西方科学与思想胡乱地拼凑在一起。……但是，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础。 　　杜威作为外国人，显然看不到问题的根本以及潜伏的隐忧。但胡适看得到，也想得到。胡适为学生罢课深感不安，他要求学生复课，并建议将北大迁往上海。 　　1919年5月4日，开了20世纪学生运动的先河。学生运动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年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一则是对北洋政府的抗议，一则也是觉得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隐忧就在于此。你可以说胡适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另一面，但不得不承认，胡适的观点和主张自有其道理，当然，他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

教师之友网

口述史的困境：一九六六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作者：陈焱 杨东晓等      时间：2009-08-05   来源：新世纪周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 　　四十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二ＯＯ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 　　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 　　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 　　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 　　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 　　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 　　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 　　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 　　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 　　郑：您一直在现场吗？ 　　郝：一直在现场。 　　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 　　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 　　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 　　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 　　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 　　白：24日。确信无疑。 　　傅：您家住在哪儿？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 　　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 　　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 　　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 　　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 　　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 　　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 　　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 　　白：没有。 　　傅：有没有见到家属？ 　　白：没有。 　　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 　　白：没有。 　　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 　　白：没有。 　　傅：有没有警察？ 　　白：没有。 　　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 　　白：对。 　　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 　　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 　　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 　　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 　　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ＯＯ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 　　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 　　傅：大概几点。 　　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 　　傅：是您自己去的吗？ 　　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 　　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 　　朱：我上渔场找船。 　　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 　　朱：仰面。 　　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 　　朱：对。 　　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 　　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 　　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 　　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 　　傅：那他怎么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 　　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 　　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 　　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 　　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 　　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 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教师之友网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王宇英      时间：2009-08-04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摘要：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实践与理论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关键词：“文革”；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一、成绩与不足

　　目前已经出版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部分是以人物为中心⑴，也有少部分以事件为中心⑵。综观这些著作，成绩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挽救了一部分“活”史料

　　到2006年，“文革”开始已有40年，结束也已经30年，曾经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一般来说，1966年应在13岁以上）大部分已经或是即将步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记录和整理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料，那么，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离去，势必会留下永久的遗憾。正如《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例如，“文革”时期风华正茂的浩然，由于中风，到郑实为其采写口述自传的时候，不但已经不能续写其第四、第五部自传体小说，甚至已经“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还常常因为想不起当事人姓名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1〕（ｐ．356）。在这种情况下，26万字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史料价值也相当高。

　　2．资料搜集较为全面

　　口述史著作的访谈范围往往比较广泛，例如《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不仅访谈周扬，还采访了夏衍、名乙、于伶、萧乾、吴祖光、张光年、林默涵、李之琏、梅志、贾植芳、陈明、丁一岚、王力等，这些人“或是友人，或是亲属，或是同事，或是部下，或是宿敌”〔2〕（ｐ．331）；采访对象的全面性，使得这本口述史著作持中而不偏颇，成为各方当事人都比较认同的一本好书。《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也是如此，“本书的回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家属的回忆；二是老舍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局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其他与此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回忆”。访谈对象不仅有老舍的亲朋好友，也有当事人，如草明、浩然、侯文正、郝希如，甚至包括当时在场的一个女红卫兵〔3〕（ｐ．2，ｐ．7）。在做口述访谈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有文献史料的收获，如舒乙、林斤澜、柯兴、侯文正都同意将自己的材料和文章收入该书，萧军的女儿萧群还将其父从未面世的两篇珍贵史料交给采访者，供其使用。

　　3．写作过程比较严谨

　　以《中国知青口述史》为例，作者的工作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是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第二步是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第三步是对原始稿进行加工，“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对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上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第四步则是“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4〕（ｐｐ．8—9）。

　　写作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沈国凡在谈到他采访王文正，写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时说：“每写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复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资料。为了史料的真实性，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请王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书面的文字。书稿完成后，又打印出来请王老核对，逐一地过目，并得到他的确认和肯定。”〔5〕（ｐ．317）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这项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1．混淆回忆录与口述史，名实不符的现象较为突出

　　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强调研究者的作用，认为口述历史必须建筑在对访谈资料深入的考证与研究之上；如果缺乏访谈者的研究加工，不仅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单纯口述史料不能成为“口述历史”，即便受访者和访谈者的对话记录也不能算是口述历史。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较多。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ｐ．414）杨祥银也认为，口述史学是“对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7〕（ｐ．38）。另一种看法认为，口述史是分层次的，不仅包括经过访谈者考证加工的口述历史著作，还包括口述形式的回忆录与自传，以及建立在访谈者与受访人对话基础上的访谈录。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8〕（ｐ．120）但即使从第二种较为宽容的看法。来看，口述史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从内容上来说，口述历史主要是指亲历者或知情者自己写作的历史回忆录，但又有别于回忆录，它是由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在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9〕（ｐ．236）

　　但是，在当前的“文革”口述史领域，将回忆录与口述史混为一谈的现象却较为普遍。例如《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一书，虽以“口述实录”命名，却“主要选材于已公开出版或发表过的回忆录和具有研究性质的回忆文章”〔10〕（ｐ．1）；甚至就连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也是“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笔者认为，即使为了保存史料，也不能将亲历者自己动手撰写的回忆录列人口述史范畴，这不仅是不严谨的，而且对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

　　2．视角单一，采访对象侧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

　　由当事人口述、研究者笔录的口述史方法，使得访谈对象更加多样化，最大限度地赋予底层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利。“在更多的时候，它所关注的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1〕（ｐ．121）。但是当前的“文革”口述史却未能充分发扬这一优点，仍将访谈对象主要定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以“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为例，虽然开宗明义即指出，采访对象既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该丛书的作者；但是从该系列已出版的五本著作来看，口述者分别是汪东兴、吴德、汪文风、师哲、王文正，没有一位是“普通老百姓”。

　　不可否认，曾经参与重大事件决策的领导干部、精英人物的记忆对“文革”史研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人物由于社会地位特殊，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对他们来说，口述史并不是自我表达的主要渠道。正如舒芜所说：“本来，我平生经历中稍稍有点意思的，大概都写过回忆文章了，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材料。于是以意为之地发挥‘口述’二字的特点，散漫谈之。”〔12〕（ｐ．1）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文革”时期大多遭受过迫害和不公平待遇，访谈过于集中于这些人，不利于克服当前“文革”口述史实践中过于浓厚的悲情色彩，使人们一提到“文革”，就联想到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和社会状况的混乱无序。事实上，“文革”不仅包括1966～1969年极其严重的政治动乱时期，也包括此后的调整及相对稳定阶段；不仅出现了大量非法迫害、关押、虐待、驱逐现象，也存在吃喝用度等正常生活。正如姚力指出的，我们不应“大肆炒作”“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以至于“将口述史与野史秘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学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营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者的枪口”〔13〕（ｐ．99）。

　　3．缺乏研究意识，深度利用不足

　　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不同的。“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而口述历史，“从它的功用来看，它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而且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14〕（ｐｐ．98～99，ｐ．105）。因此，一般的访谈资料还不能称之为口述历史，“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15〕（ｐｐ．91～92）。

　　然而，目前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都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访谈资料集。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占了主要位置，访谈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主题、圈定范围及提炼内容、安排结构、剪裁材料等前、后期工作上。正如许福芦总结的：“先录音，大体由我按照预设的目标提一个框架式的主题”；“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我的任务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主要精力放在结构和语言上面”〔12〕（ｐｐ．378～379）。

　　当前“文革”口述史再现与揭示的历史事实，往往在文献史料中已经多有涉及，未能充分做到以其“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实际上，“文革”史中还有许多问题是现有文献史料所未曾触及的，亟待我们研究。从宽度上看，“文革”期间的婚姻、家庭、性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文化传播和娱乐休闲的方式，以及体育、艺术等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极为不够。从深度上看，“文革”期间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同时借助个人崇拜不断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但是这些斗争和运动的影响范围、程度、方式到底怎样？具有不同文化理念和人格结构的普通人群对上层意志的响应度到底有多大？这些传统文献史料所不足以支撑的领域，才更应该是口述历史发挥其自身价值的地方。与此同时，强调对口述史料的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也在于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含义。因为根据口述人在口述过程中的特有的行为，例如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等，我们可以分析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

　　二、遵循规范与发挥优势

　　当前的“文革”口述史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口述历史的相关要求与规范，充分发挥口述历史的优势，为“文革”口述史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充分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多样的优点

　　首先，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应该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既有重要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活动的亲历者或目击者，也应该包括更广泛的群体——那些不能或不愿采用书写手段表达自己的群体；虽然没有政治决策权，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认识以及行动直接影响着政策能否执行、执行得怎样；他们的生活、感受与评判，同样应该是“文革”史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

　　其次，不能满足于口述史料“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革”牵涉整个中国社会，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其中既有封建主义的个人崇拜，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既有对个人利益受损的不满，也有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既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驱使，也有无私无畏的信仰追求。在搜集口述史料时，要关注不同层次的问题。

　　总之，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即在于：它同时可以具有多重关照意义。在进行“文革”口述史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整体的政治一经济结构，也要重视微观的个案研究；要突破“以政治和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拓展视野，增加层面，真正实现“文革”口述史研究的多样化。

　　2．充分发挥口述史研究者与口述者互动性强的优点

　　口述史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不仅可以促使口述者追溯、挖掘已经淡忘和丢失的记忆，更有意义的是，还可以促使口述者和研究者增加反思的角度及层面，对双方原有的思维架构和认知内容产生校正作用〔16〕。可以说，口述史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包括研究者与口述者）的共同参与与密切合作。

　　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口述人确保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虽然大部分口述者能够做到不故意歪曲史实，如同萧乾先生所说的：“快90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这里，我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17〕但是在口述过程中，仍然会出现讹漏、遮掩、美化或丑化等等偏离史实之处。正如郑实、傅光明所遭遇到的：“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3〕（ｐ．4）这是因为“文革”口述史有其特殊性。在动乱年代，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与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虽然事过多年，一些口述者仍不能或不愿坦诚面对当时自己的错误作为，加之人们在感情体验上更容易记住被害而不是加害的经验，所以难免产生偏离史实、回忆失真之类问题。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运用成熟的采访技巧，小心谨慎地加以规避、提醒、引导和纠正。

　　研究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从搜集到的口述史料中整理和发掘出更深层次的价值。人总是在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决定个体的行为表现，不同的人受个人经历及性格特征的影响，面对的社会状况、拥有的社会机会和受到的社会限制是不同的，所以口述史料往往是个人的、感性的、零碎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搜集“文革”时期口述史料时，既要充分尊重口述者的表达权力，又要避免“量”的重复，从实现社会历史、社会结构背景与个人生命史相结合的高度，发现口述史料中具有整体特征的、典型的、规律性的东西，使搜集到的史料能够全面、准确地展示历史的多个侧面和整体演进过程。

　　3．充分发挥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的优点

　　强调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是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优秀的口述史著作决不会是访谈资料的单纯堆砌。曾经成功地为胡适、李宗仁撰写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14〕（ｐ．105）至于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18〕（ｐ．2）。目前面世的“文革”口述史著作也有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的意识，但参考范围往往比较狭窄，有时仅仅局限于口述者提供的部分文件。我们认为，研究者不仅需要收集、阅读、甄别相关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报刊、传记等等，也要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访谈对象较多、口述史料较为丰富，还要注意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的互证、补充与订正研究。

　　总之，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访谈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将口述方法引入“文革”史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文革”，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关照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实．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Ｍ〕．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2〕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Ｍ〕．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3〕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Ｍ〕．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4〕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沈国凡采写，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6〕钟少华．进取集——钟少华文存〔Ｃ〕．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7〕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Ｊ〕．史学理论研究，2000，（3）．
〔8〕杨立文．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Ａ〕．北大史学1〔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虞和平．重视口述历史研究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Ａ〕．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鲁林，卫华，王刚．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Ｍ〕．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
〔11〕熊卫民．口述史的特点：功能与局限性〔Ａ〕．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3〕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难与前景〔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14〕荣维木．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Ａ〕．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梁景和．关于口述史的思考〔Ａ〕．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6〕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总序〔Ｍ〕．北京：三联书店，2003．
〔17〕傅光明采访整理，萧乾口述．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自序〔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唐德刚．史学与文学〔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⑴如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主编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于校告白》，郑实、傅光明主编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著作。还有一些关于知青群体的口述史著作，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以及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⑵如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包括汪文风的《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等。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教师之友网

钱钢：《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




作者：钱钢      时间：2009-07-27   来源：《财经》杂志2009年第15期  
   
  　　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

　　从1976年“7·28”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长至十年。这篇报告文学的形成过程，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文革”结束后最初十年的演变。

　　1976：《朝霞》派我去震区

　　我那时还不是记者。我是上海《朝霞》杂志一名穿军装的编辑。《朝霞》编辑部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杂志名义上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说这是一本认真执行张春桥、姚文元指示，全力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实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备区。16岁的我，怀揣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集到部队。那些红色语言，当时让我入迷。我在军中自学写作。从1972年开始，在《解放日报》也在《朝霞》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调”到《朝霞》，任“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组”的组长。

　　那时，“批邓”已经开始。未几，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爆发。包括在军中，人们私下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怨声载道。我也参与这些议论，传看“李一哲大字报”等地下资料。但是，我当时仍拥护“文革”，怀念我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号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长诗《献给十年的诗篇》。

　　这是唐山地震发生前的我。一个受“毛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学青年；对几年后将投身的新闻传媒，几无认识。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发生。我向编辑部请求，去参加抗震救灾。我与《朝霞》和出版社几位编辑获准组成一个小组，到震区组稿。那些稿件的主题，都是歌颂党和主义的。比如，我写过一首诗《烙饼的大娘》，用抒情的笔调，写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哪个省送来的。

　　在唐山，我见到一些记者，印象中，他们在震区的时间不很久。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留了下来。我遇见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这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他有意识地带我参加赈灾工作，并到各处了解情况。在唐山的两个多月里，许多时间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实的灾区生活。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医疗队作了一次内部报告，医生护士泣不成声。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在唐山，我赶上一个时代的闭幕。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上海的张、姚体系瓦解。《朝霞》编辑部打了许多电话，才在震区找到我，命我速回。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开始了，编辑部里贴满了揭发市委写作组的大字报。在全市批判大会上，有人追问：市委写作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务活动？！

　　可以这样说，在那时，无论是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文革”末期，不要说绝无可能出版那样一本书，连采写的构想也不可能产生。

　　1984：头脑风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来形容那几年，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前线，参加中越边界战事报道，由此调入《解放军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报社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大空”新闻宣传恶习。发给新记者的学习资料，除了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还有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

　　和同龄人一样，我也天蒙蒙亮到书店排队抢购过文学名著，恶补解禁书籍。谁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许多报纸用几个版，全文转载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一代新记者，谈起刘宾雁、理由、黄宗英的作品，如数家珍。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W”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们这代记者的“师傅”，多为1957年的“右派”，以及“文革”中吃够苦头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方复出，尚年富，成了各大报社的骨干。他们痛定思痛，弃旧图新，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中央级党媒体一度让人刮目相看。

　　但是，新闻改革步履维艰，媒体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当记者之初，我参加对越战事、发射火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等报道，起步顺利，但随后状态跌入低谷。许多反映军队基层实际的稿子无法写，或写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从命的政治任务，令我反感。

　　我们许多新记者，就是这样“逃”到报告文学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钟爱。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1981年，我和江永红合作采写了《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3月号），这篇赞扬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的作品，在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对我们鼓舞极大。1984年，我们又合作采写了记录军队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当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当时很活跃。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奖刚公布，他们便萌生大手笔创意，约当时获全国奖的几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而且，一期杂志只刊登一位获奖作者的一部新作。编辑部和我商议，写唐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保存着唐山救灾时的笔记本，蒋忆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资料给我，说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但是，除了应唐山市的征文，我写过一篇护送孤儿的回忆，写长篇作品的念头没有产生过。1984年，条件比较成熟了。

　　我的责任编辑是陶泰忠。他建议，两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我们商量过具体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写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责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点采访。

　　当时，我离职进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请来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开阔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观念。1984，这个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虚构年份，在我的真实记忆里，充满头脑风暴的呼啸激荡。

　　我边读书，边一次次去唐山采访，1985年春节前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换句话说，边采访，边在用读书中得到的“新观念”重新审视唐山地震，用已经掌握的职业新闻手段重新调查事实。例如，我当时下决心找到“728”凌晨3点42分时的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淹没在人海中，但是，我还是寻找到了十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等。我用军报刚发给我的SONY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证言。我当时想，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要达到基希报告文学的水准，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类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地，我想，为什么不能只写“毁灭”，不写“重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陶泰忠。我们一拍即合！重新调整了视角，内心的闸门被打开了。当年震区笔记本里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一一复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我当时还没有听过“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历史的比重很大。采访的后半段，我开始追踪唐山地震的预报问题。当时也还不知道何谓“调查报道”，但所做的，无疑已是错综复杂的调查。

　　写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当年在震区两个多月的亲身经历；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三是我担任记者后受到的新闻采写训练。

　　作品在1985年底写成，1986年3月发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

　　1986：解冻效应

　　以灾难为核心，而不是以救灾为核心，这样的写法，在当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闻的规范，记述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地震前的奇异自然现象，地震发生时的实况，震后的惨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亲历，艰难时日各种人的命运，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实，这只是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报道了在十年前就该报道的东西。然而，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轰动。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传，除了报刊杂志的刊登与转载，很重要的渠道是广播。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电台，都有优秀的播音员或著名演员在连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发表后最初的麻烦。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触及了地震预报这个敏感问题，以及国家地震局内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社反映我的作品有错误。但是，领导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要我到国家地震局去，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座谈、解释。后来，国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总政领导对我有批示。原来，国家地震局老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主任余秋里批示，大意为：请钱钢同志去采访胡克实同志，向他请教，在再版时对作品作出修改。我很快见到了胡克实，这位和善的老人，又让我了解到许多史实。

　　总之，《唐山大地震》发表后，有麻烦，但不算大。我没有遇到张庆洲先生的坎坷——他的《唐山警示录》在2005年出版不久即被停止重印；也比2008年采访汶川大地震的一些记者朋友幸运——他们想查明一些真相，却见厉禁高悬。

　　2008年，有记者采访我，要我比较汶川和唐山。我说，2008，无疑比1976开放了很多。但与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为例，你们比较一下吧。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教师之友网

书信里的秘史




作者：丁东      时间：2009-07-07   来源：作者博客
   
  　　私人通信往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相比，书信的可信度更高。和公事文件相比，私人书信更能反映历史过程中的矛盾。人和人之间，往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才通信。因而，通过书信观察历史，是一个极好的角度。最近，徐庆全出了一本新书《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就是利用周扬等人家中收藏的私人通信，写成的一本饶的趣味的史学新著。

　　周扬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所保存的往来书信的重要性。文革以前和打倒“四人帮”以后，周扬两度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处在文坛的漩涡中心。他生前保存的往来书信，自然是观察文坛风云的极好视度。给周扬写信，多是职位低于他的文化官员和他商议公事，或是遇到麻烦的文化人找他申诉，向他求援。由信中涉及的问题说起，梳理事件或风波件的起因和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条通向历史深处的隧道。

　　有些事，如果光看当时的公开报道和文章，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结合当事人的书信考察，就能通往背后的真相。例如1978年陈荒煤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当时我读了这篇文章，只知道他为进一步放开老电影发出了有力的呼吁，局外人哪能知道背后竟然引起文化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江青在文革期间把老电影都封起来不让老百姓看固然不得人心，江青倒台以后，这些电影，特别是爱情电影能够和老百姓见面，其实也不容易。

　　书信多数是周扬在台上时所写，内容也多为别人有求于周扬，只有一封比较特殊，是周扬在1976年底到1977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的底稿。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报刊上自然要发表批判文章。一些文章循着多年的习惯，把过去被定性为敌人者和刚刚揪出来的敌人捆在一起批判。当时有人发现张春桥三十年代以狄克的笔名攻击过鲁迅，就把他和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挂在一起，批判他们三十年代鼓吹“国防文学”，宣扬“投降主义”的“罪行”。周扬是1975年经毛泽东批示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的，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未获平反。但周扬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不是“敌我矛盾”，所以不应当和张春桥归为一类，于是向中央写信申诉，要求把自己和“四人帮”区别开来。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但历史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在提出不能把自己划入“敌人”之列时，又要和当时被认为是“敌我矛盾”的胡风、田汉、阳翰笙等小心地划清界限，仍然视他们为“敌人”。在这个意义上，周扬和写批判文章的人采用的是同一逻辑。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当时要整谁，墙倒众人推。后来的人再挨整，不论和前一批人是否对立，都要捆在一块儿批。直到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人们才从这个荒谬的逻辑中走出来。包括周扬，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胡耀邦的历史贡献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