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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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作者：阎阳生      时间：2009-02-03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记忆》编者按：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 　　◇背景和伏笔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一、1966年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 　　典型事件：5。29圆明园成立红卫兵、6。3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6。8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5月中：对校领导态度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57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 　　红卫兵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57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稍、偷听。”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二、1966年6月中——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 　　典型事件：6。8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6。24“造反精神万岁”、7。26江青接见、7。29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许多其他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不好的“右派学生”。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16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三、1966年8月初——9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 　　典型事件：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8。18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联辩论和破四旧、红卫兵掌权、Y卧轨事件、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8。27《十点估计》、大串联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在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泅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8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8月6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齐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处于微弱的少数，只能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斗争据说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8月8日：Y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17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是8月8日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净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6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40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27个人，留下了23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了。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安排人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但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整齐军装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旧衣破衫显得分外扎眼。 　　◇8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革命激情已殃及外国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影。 　　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我采访了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时年30岁）：是预651班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时年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呛，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年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有关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 　　◇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的“红八月”抵制暴力的作用。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北京市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候觉得代表了红卫兵……”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 　　这时红卫兵的创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我把第四章省略并非是对于红卫兵不重要，而是它已经没有了清华附中在历史上的独立性。“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争。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2008．5．29初稿，6．8缩写，7．17删节于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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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受山：我所经历的北师大“反右运动”




作者：李受山      时间：2008-01-22   来源：《不肯沉睡的记忆》  
   
  　　一九五七年春天,来的特别温馨和煦。我们春节留校同学,有的在新春正月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家恭贺新春佳节。他热情款待大伙,喝茶吃糖。由于人多,耀邦同志只落个小茶杯,还没有把,不慎将茶晃出,烫了手。他便借题风趣地说:“我希望大家都要成‘大器’,不要像这个小茶杯,只要有点水就往外晃。”接着喝口茶又说:“你们要作‘世’罗庚”,不只是华罗庚;要作钱‘世’强,不光是钱‘三’强!”(可能这两位科学家刚来过,所以就借题发挥了)。说得大家都感到很亲切,又很兴奋。我们学校文艺团体,也去拜访了大诗人艾青同志、田间同志;还有老作家老舍先生,都有很大收获。至于本校的,尤其是本系的:黄药眠系主任、肖璋副主任、菜著岑教授、李长之教授、还有启功先生……启功先生还出示他翰林祖父的八股文考卷,给我们看。单就是那小楷真是字字珠玑,使人叫绝。总之,当时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洛阳花”之感。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四月初,学校党委作了传达,更使人心温暖如春,热血沸腾。不久就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在校园燃起熊熊篝火,学前一女同学(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唱了一曲《桂花开幸福来》,接着中文系李修生同学朗诵了他的《献给人民教师》的诗歌,就像脆亮的鼓点,擂动我们的心弦。于是我下定决心,55 年肃反以来,一切不愉快的委屈?目水、被污辱的窝囊气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 我就是一心一意地当一名人民教师就是了。
              
    一、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
              　　
    正当我们豪情满怀,在进行每周三政治学习的时候,忽然《光明日报》(五月廿二日)刊发了我校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这可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于是准备毕业考试的、谋求毕业分配到大城市的、筹划营造小家庭的等等等等,都宣告暂停,不到三天的时间,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就贴得铺天盖地,紧紧迫问何锡麟的绯闻(其中也有反对的),一时称为《何穆事件》。

    所谓《何穆事件》,就是穆木天在《我的呼吁》中,揭露了何锡麟的绯闻事件。当时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口头流传的,说是某研究生(或进修生)夫妇,在即将毕业前夕,欲谋求留在北师大工作(当教授)。能决定此事的只有党委一把手(即何锡麟)。于是女方便以自己年轻姿色,谋求于何,以至达到“献身”程度,女的男友因吃醋气极,便跳楼自杀(学生楼西楼三层)。其时西楼刚建完,回填尚未夯实,因而男方自杀未遂。但却传扬出去了,有好事者还亲自去为之验证。

    另一种说法就是穆木天《我的呼吁》揭发的,现摘抄如下:
              　　
    “……我举出,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这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 这也不算宗派主义。”另外,穆木天还有诗一首,题目就是诗的首句“何大官人有一宗”也提到此事。原诗是: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悻名。

    以上两种说法,虽都未经当事人的确认,但确在校园里刮起强劲之风。同时穆木天教授之家,造访者也络绎不绝。有些过激人员(以学生为主),还把大字报贴满何的办公室和家中,甚至连他坐的小车也被围堵,一直无法出去办公。

    约过三、四天后,一天下午四点多,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同志,到大字报区 (大食堂的西边)看大字报,顺便约了一些社团负责人。临时在南宿舍(女生宿舍)的三楼中部(忘记门牌号了)北侧一宿舍,开了个临时座谈会,人员是自由参加。当时主要社团有:“底层之声”(苦药尚不成形)。我和丛鉴同学是后去的,室内已坐满了人!我俩便依门框站立,听张斧在讲:“大字报鸣放得很好,不过我要求大家不要老纠缠何书记的事(指绯闻),要向‘三大主义’或‘三害’进攻。”当有人问他“何书记的事情是否真有?”张斧副书记叹了口气说:“运动一开始,党委就担心这件事,所以穆木天《我的呼吁》在《光明日报》一发表,我们就感到被动了。彭慧(穆的老伴)是中文系的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能瞒得住吗? 何书记最不应该的是把自己办公室钥匙也交给女方一把,这使女方可以随时就去……不过这事已经处理完了,何不久就要调离,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再纠缠此事了,要集中力量,指向‘三大主义’猛烈开火。还有我们学校在肃反方面斗错了许许多多好人,大家可以大量地提嘛!”会议开的时间不长,这时在楼道上也挤满了人。大家听张斧副书记说的很中肯,态度也真诚,便为他鼓了掌。同时也都表示今后要指向“三大主义”,不再纠缠这无聊的事了。张斧副书记说他这几天特忙,又要接待各方人员,又要答复各种问题,说完便匆匆离去,大伙也忙着进大饭厅吃晚饭去了。

    二、“苦药社”的产生
              　　
  　自从穆木天《我的呼吁》问世,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有的以班级、有的以团小组、有的以宿舍、有的以同学友好、有的以个人等名义(如“夜行人”)。有的命名“底层之声”(中文系甲班)、有的命名“苦药社”(中文系乙班)、有的命名“霹雳社”(教育系)等等,都应运而生。这些社团大都是一“轰”而起,开始并没有什么严密组织,更没有领导或党团指示,而是自发成立的。通过一个阶段的活动,有的发展壮大了,如“苦药社”、“底层之声”等,有的一“轰”而起,不久也“一哄而散”,这是大多数。“苦药社”初期,也是由郑景星他们一个宿舍“轰”起来的,以后发展由小到大,而成为中型社团。开始郑景星请我给写个刊头,我用隶书很形象地写了“苦药”二字,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之义。受到欢迎以后,每期都由我题写刊头,我也就成“苦药社”的一员了。郑景星原为大伙服务收集稿件;又自愿跑腿去学校总务处,要笔要墨要大白纸等,就成了总编了。冯三浩会写毛笔字,又善于编排整理稿件,就成了编辑了。为了吸引人,他还为大字报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他用文言文写了个序言,又用章回体,一事一文,短小精悍,编写成类似小品文,以吸引观众,全校同学都拥挤争看。并曾引起中文系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说:“中文系真有人才!”这时“苦药社”还缺少一个上下沟通、内外联系的人,正好卫之祥长于此项,便自愿担当社长,于是这时的“苦药社”便成为学生中“有组织”“有领导”也有影响的大社团了。

    大约在五月末下午的学习日,我们乙班由班、团联合开了一个关于我校肃反问题座谈会(有人又叫“诉苦会”)还请来学校团委周之良书记参加了。是否还有当时主持我班肃反会议的周纪彬同学(我们下届的)忘记了。主要内容是一九五五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被苦斗了一个多月(还有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好发表政治性议论,也被批斗了),我还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座谈会一开始,同学们发言很活跃,有的还带有气愤情绪,一致指责我班肃反是毫无根据地乱斗好人、乱扣大帽子,又限制自由,谁受得了啊!虽然也平反了,但教训是深刻的,被斗人受的打击是惨痛的。大伙的发言使我的眼泪几乎都控制不住。会的后半部便是要我尽情地诉苦。我忘记了哪位女同学还特为我打来一茶缸开水,要我喝着开水慢慢儿说。我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才说:“我校的肃反运动,是斗了许多好人。我是一个学生,倒还无所谓;最不该是斗了那些老教授、老专家,还有许多任课的先生们,虽也平反了,但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敢大胆地发挥了,也不敢再说自己的真知灼见了,这个损失有多大啊,那是不可估量的。”我说完后,同学们便七嘴八舌谈起我校曾斗过不少老教授,特别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有的还被迫自杀了。这些人既然从国外回来,能没有海外关系吗?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就行了呗,肃反还要惨酷地斗人家,伤了人家的心……嗨!真是太不应该了。大家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感到问题严重。最后一致认为:肃反是我们学校整风的主要问题之一。于是就决定成立“肃反专栏”,专抓肃反问题,并由我当编辑。理由是我在肃反中受的苦最多,理解也最深。我也就不能推脱了,就当了“肃反专栏”的编辑。这时学校为了促进鸣放, 除了上课、晚自习时间不占,每天下午课外活动都为鸣放写大字报时间。苦药社人员也增多了。大伙都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运动,不像以前那样自由散漫了,于是重新编组和分工。
              　　
    卫之祥为社长。具体负责与学校党委及行政的联系(包括汇报、请示),同时也接待校内外来访,沟通情况。
              　　
    郑景星仍为总编。负责稿件收集分配,物资(主要是笔墨纸张及少量用钱) 的筹办和大字报张贴等。
              　　
    冯三浩仍编缉《新今古奇观》并自己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帮忙。
              　　
    李受珊编辑“肃反专栏”后,也改为章回体一人一文的《奇冤记》,自己改编、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帮忙。
              　　
    薛若安、胡家瑞等负责采访、收集材料,后又增加了一些人。
              　　
    出版(张贴)时间:每天下午四时左右。
              　　
            
    张贴地点:大饭厅西边大字报区。有固定地方,别人不得抢占。成为当时有秩序、有规律的活动,也是全校同学按时争看大字报的活动时间。这时也是苦药社最兴旺的时期,影响最大、名扬校内外的时期。

    这期间,我因为编辑“肃反专栏”曾亲自去采访了政教系教授何廷杰先生, 在肃反被苦斗的情况。回来编写了《奇冤记》第一回并出刊了(后又收入《苦药特辑》)。
              　　
    据统计:《新今古奇观》共约编辑出刊了五十多回。(都是冯三浩主编)。
              　　
    《奇冤记》共编辑十一回,出刊了七回(由李受珊主编,其中第七回是陈力编写,因而也当了右派)。
              　　
    以上两个作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许多人建议出油印本,以便保存。郑景星又筹划出《苦药特缉》油印本并出售,两角一本,供不应求,仅出三期就停刊了。
              
    三、沉闷的七月 鸣放尾声
              　　
    六月七日,我们看到《光明日报》的六教授会议报道,还很自豪地认为:六教授我校就占两位——黄药眠、陶大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及后来的《工人说话了》,还认为这又是教条主义那一套。但是,学校的形势有些变化,好像很“沉闷”。于是苦药社的人们便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苦药社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首先由卫之祥说:他曾亲自向方铭(明)汇报请示过。她答复说:“仍要继续鸣放”。也有的人说:“中央可能要‘收’了”。郑景星说:“我大概检查了一下,咱们发出的稿件,都有事实根据,没有什么大问题。”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毕业考试了,要复习功课了。”其中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郑景星就决定:把手头的稿件清理一下,能发的就发,不能发的就收起来,看看再说(也包含指运动方向)。自此后,苦药社整风鸣放运动就基本告一段落。实际上大伙也都感到很劳累,也愿借此休息休息而复习功课。

    也就在这几天,常看党组织通知党员开会,团组织也召集团员开会。回来都很少言谈。我的上铺便是一名党员,在鸣放兴旺时,我们很谈得来,现在却啥也不说了。过了不久,班级也开会,其中有一次开会的主持人是一名新人党的女党员,一开始她就宣布“还是要大鸣大放,要大伙积极发言。”可是很长时间大伙都闭着嘴,谁也不说啥。其中有一位是我上面提到的在肃反中因出身不好,又好发表政治性议论而挨斗的同学,突然被主持人看中。可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他什么社团也没参加,也没写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于是主持人就特别关照,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吭吭哧哧,半天也没说一句完整的话。最后说:“我还没有想好呢!等一会别人说完,我再说吧!”说完就坐下了。可是别人还是没有说的,于是主持人又再一次光顾他,并主题鲜明地指出:“你在肃反中挨斗了,难道没有意见吗?”说完就赶紧准备好了钢笔和小本,等待记录。可这位同学连忙站起来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才要坐,主持人又提出:“不会吧!肃反是把你斗错了的,难道没意见吗?”这回这位同学不知从哪来了灵感,铮铮站起来打开了话匣子说道:“斗错了党不是给我平反了吗?而且还给我赔礼道歉了!”于是便左一个“感谢党”,右一个“拥护党”。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已经打过就寝铃了,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便收起钢笔和小本回宿舍了。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我在苦药社作“肃反专栏”编辑时,他曾于无人处几次劝我:“别干了,天下哪里会有那么便宜事,给咱们平反就不错了!”我还认为他和党有异心,是落后呢!而今天演的一幕就是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吧!
              　　
    就在这时,我班出了传奇性事件,作了鸣放的尾声。
              　　
    我们五班(小班),有个江西籍的姑娘叫沈巧珍。长得小巧玲珑,性格纯清如水,又爱好歌舞,因而班上都唤她“巧儿”。苦药社兴旺时,她写了一则《新今古奇观》,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曾引起全校轰动,因而“巧儿”也出了名。这篇短文不过六、七百字,取材她们团小组的集体采访,大厨房某管厨师傅供给的材料。原来我们新校因系初建,还没有围墙,只有简易的铁丝蒺藜权当围墙,以防周围尚未搬迁的农家之狗,进来偷吃厨房垃圾的鱼头骨屑等。学校曾买了几杆土枪,雇工巡逻,只让轰走,不准打死,以免伤了邻居关系。这时学校总务长是湖南人,特别嗜食狗肉。其下有个姓李的食堂管理员,身材魁梧,堪称“壮士”,为了讨好上司(即总务长),就将农家之狗打死了,还想借食堂锅盆炖熟,孝敬总务长,某厨师不让。于是李壮士以职权之便,硬是炖了,最后将狗皮送给某厨师,以期堵住他的嘴。等到“巧儿”她们去采访时,某厨师就将此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并将原狗皮也出示给她们看。采访组听后非常气愤,经讨论就由“巧儿”执笔,写了这则短小精悍的《新今古奇观》。现在事已过了,又是沉闷时期,已无人再过问了。恰有我班(小班四班)黄家榜同学,是印尼归国华侨。在鸣放旺盛时,他因阑尾炎手术住院了。现在他出院回来,一看偌大校园,冷冷清清,一片寂静。不像他住院时听同学们说的情况,他曾不只一次自言自语地说:“帮党整风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正好有位同学向他说了沈巧珍这则《李壮士打狗孝主》的大字报,他就把大腿一拍说道:“此风不整,党何以堪!”当时就去找了大字报原稿抄清放大;又去大食堂找某厨师要来那张原狗皮,就在食堂前面单枪匹马召开辩论会。由于事过境迁,倒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他仍执着地宣讲不停,一手拿着大字报,一手抖着狗皮。有的好心人还劝他别管了,他也不听。三整两整,由于他过度劳累,手术刀口进发。于是他又再次住进医院。等他再出院时,早有一顶“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帽子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了(后去香港经商,2叩4年9月去世)。沈巧珍呢?这个“自告奋勇”的右派,受到考查一年处分,每月拿20元生活费,劳改了四年才摘帽,后分在四川自贡大安区第七中学,每月拿40元工资,教两个高中班语文,劳累病苦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66年7月25日)的反动路线迫害下受尽了批斗酷刑之苦,扔下五个月的吃奶孩子及一个几岁男孩,投了自贡市滏溪河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反右初期我校的三个批判大会
              　　
    我校整风鸣放第一期由穆木天《我的呼吁》(即5月22日)开始,到六月八日后一点,黄家榜的个人辩论,也就是一个多月就算结束了。我们准备的毕业考试,也未举行,这时常能听到的,就是给谁定右派(包括学校、系、及社团等)。看到报纸上也登有储安平“党天下”、“章罗联盟”等报道,校外也听说北大谭天荣等、人大林希翎等情况,心神很是不安。不久就听说,要给“苦药社”、“底层之声”定性,多数人对“苦药社”是认为在整风鸣放中“立有汗马功劳的”。于是有一天晚饭后,在大食堂道南一临时教室里,由苦药社作说明解答。参加人员是不分系、班,自由参加。也不拘限发言形式,可以随说随走,也可以有不同争论。我记得那天晚上人还很踊跃,几乎全都坐满了。教师有朱启贤、王汝弼等,都说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其中有个外系拄拐的同学,因排不上号发言,就写了一个纸条说:“苦药社的同学辛苦了!我校整风如没有你们的推动,是打不开局面的。我赞成你们立下汗马功劳的说法!”最后署名“窗外人”。通过这次会议,苦药社的人们,心情还好过些。可是过了不久,校党委(书记仍为何锡麟)便发布: “底层之声”、“苦药社”都为反动社团。这一锤定音,苦药社的人们,只好等着 “受”了。
              　　
    这时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鸣放,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安排的鸣放。并且学校也准备好了新鸣放大字报专栏,要大伙张贴大字报。内容当然是直指“底层之声”、“苦药社”了,也有指向个别校领导、系主任,某教授的,当然穆木天、彭慧是大量的了。又不久,“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深、杨碧遐、罗宗义等,“苦药社”的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等,先后被揪上台去亮相示众了,并都开了大型批判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便不能自由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活动,甚至晚自习、看报刊、文体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只准在宿舍反省或写检查,有什么活动要随叫随到。有时候还强迫我们去看“新鸣放大字报”,回来还要谈感想、写心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张署名“一兵”的大字报,内容是:“何书记,你的身体很不好,工作又太累,为什么还不加强爱护呢?我建议,您应该好好保养保养了!……”我的一位朋友(从鉴)看后,轻轻拽我的衣领悄悄说:“你看,人家的大字报,提意见也带着溜须拍马屁,你会吗了”
              　　
    下面再说这期间学校开过的三次大型批判会,我们都是奉命参加的。
              　　
    1.批判武兆发大会
              　　
    武兆发是我校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有名的切片专家,全国性《生物学报》主编。解放初期回国,被我校聘为教授。因有国外关系,肃反被苦斗了。后纠偏平反,并赔礼道歉。整风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这是必然的。学校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及国内外影响显著,在反右开始,要抓他的典型。他因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就用自己使用的手术刀自杀了。因他是生物系的名人,我是中文系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上述情况也是听来的,不太准确(当时生物系尚在定阜大街师大北校)。批判大会由生物系主持,其中还有一位约三十多岁的女性。说是武的助教(或助手),曾被其强奸。该女性中等身材,穿身男式蓝布制服,面容粗俗,像一农妇。说话呜噜不清,要哭又无泪。她发言(或诉苦)完了,主持会议者让她从左方下去,她却胡里胡涂仍由上台时方向下去了。下面便是生物系有组织有准备的发言。这些发言,主要是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散会后,有的人借骂武兆发便说:“妈的!武兆发还是美国留学的,又是国内外名人。怎么去强奸一个像老母猪式的女人?怪哉!怪哉!”

　　2.批判谢昕大会
              　　
    谢昕是我校俄语系一女生(因年久不准)。在肃反中,因与其离婚前夫有某些政治问题(其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与其离婚后,便考入北京师大读书), 曾被逼供审问批斗,后平反,恢复名誉。整风运动一开始,她就去找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紘先生(曾是蒋介石派与中共和谈的五老之一)反映了她被斗情况。黄表示同情,并要过问此事(后在反右中自缢身亡)。因此我校就要抓她为主要攻击肃反典型。大会布置得很严肃,参加的人也很多。我们都奉命参加了,并被告诫要“严肃”。谢昕被揪上台后,耿耿直立。主持会者便高喊:“谢昕低头!”谢昕仍是原样直立。于是主持会议者便指示两个青年,一个拧其一支胳膊,硬是把她摁低下头,就勉强宣布开会了,发言者便轮流上台。时间长了,摁谢听脑袋的两青年有些乏力了,不注意,谢昕一骨碌,又是耿耿直立。主持会议者再也没有管,将就把会开完了,又喊了一气“打倒谢昕……”口号就散会了。倒是两个壮男把她擒下台来,可能当晚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以后再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更不知她是死还是活。

     3.批判何廷杰大会
              　　
    何廷杰是我校政教专业教授。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苦药社做“肃反专栏”编辑时曾亲自去访问过他;并将他的事迹编写《奇冤记》第一回出刊了。现在学校党委要抓他为攻击肃反典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使我没想到的是当时住学生宿舍西楼一位素昧平生的名叫付日春的进修生(或研究生),不速来到我的宿舍,说是奉学校党委之命,要我写揭发何廷杰的材料。付日春约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我与他虽不相识,但党委之命却得完成。便问他:“那得怎么写?”他说:“你先写个初稿我看看。”又告诉我:他住学生宿舍西楼三层某号。要我明天中午就送去。第二天,我将初稿给他,他看完说:“这不行!你不能光自己检查嘛,要揭发何廷杰是怎么对你毒害的!”他又就我的稿子指出:“此处要如何如何写,某处又如何如何写……”最后还郑重地说:“老李,这是给你一个光荣而又难得的政治任务啊!”我明白了,这是要我陷害何廷杰啊!当晚我长时间也睡不好,一面想起我的老寡母常说:“孩子,你四岁就失去父亲,咱李家就你这一根独苗,可不能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面又寻思付日春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又难得的政治性任务!”梦想:背不住我揭发了何廷杰能得到奖励,也许免于戴右派帽子呢。时间紧迫,机不再来,最后还是按付日春指点的写了。再送给付日春看,他仍不满意。一面叨咕时间太紧迫,一面将我的稿件勾勾改改,最后要我回去誊清,明天下午一点半在大礼堂,就按此稿发言揭发。第二天我按时到大礼堂,付日春看看我的誊清稿,就让我上台坐在一侧,不一会人就来齐了,宣布开会,好几个人讲话后,才呼我上台揭发。我一上台,就看到何廷杰就坐在前面。一眼看他那病瘦身躯,憔悴面容,不由得难过起来了。不知我是说了些什么,胡里胡涂就把发言稿念完了,倒是得了一阵掌声。自此以后,每当我想起何廷杰的病瘦身躯,憔悴面容,就莫名地心怯气虚!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才明白:人是不能作亏心事的,这才能活的踏实。何况,我也没有得到幸免不戴右派帽子啊!

    五、反右初期的两则见闻
      
    一是关于“天、水、心”事件。
      
    在反右初期有些奉有特殊使命的人便到处搜求过去的大字报,看有否漏网者,以便邀功请赏。这时,原鸣放大字报区早已拆除了,只有边边拉拉还有些断篇残角,就成为他们猎奇的目标。这时在我们男生宿舍(北楼)后面,极为偏远的地方,恰有一张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极为醒目《党主乎?民主乎》,完好的贴在那里。内容不过三、四百字,朗朗清晰。下面署名“天、水、心”。用心者如获至宝,当即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迳送校党委。校党委很快就查明所谓“天、水、心”是中文系四年级(毕业班)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经交代:在整风鸣放兴旺时,一天晚上吴云生下了晚自习回宿舍,看桌上正有笔墨和一张看完的报纸,便顺手写了这张大字报,当时自己还很感得意,想念给别人听听。正好同窗宿舍的余毅忠也下了晚自习进门来;另外还有他上铺的刘洪钧,早就回来就寝了,吴云生便把他推搡醒来,有声有色地朗读起来。很快就读完了,又问:“都同意吧?那就签名!”自己便拿起笔,说道:“咱们每人只出一个字,我姓吴,口天吴嘛,出个‘天’字”,说完就签个“天”字。又指刘洪钧,你出个“水”字,洪字旁不是三点水嘛!余毅忠就出“忠心”的“心”字吧!余毅忠当即应允。只有刘洪钧还在睡得迷里迷胡的,再三推问,才像说梦话似的说“行吧!”于是就由吴云生代添了一个“水”字。正好室外有浆糊,他便拎着走到楼下。一看大字报区都是下午新出的大字报,那不能盖。他转来转去,看到只有他们宿舍楼后还有空处,为了避免别人盖上,他又特意又离远些,才结结实实、稳稳当当贴在这里,真就保存下来。打这以后,他心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了,更没有想到会闯什么祸,现在可麻烦了。党委名之为“天、水、心事件”,他们三人也被称为“天水心分子”。吴云生才二十多岁,还未脱童稚之气呢!因自己是主犯,当时就彻底认罪了。余毅忠正忙着他的《寓言故事集》,还有单行本《鲤鱼告状》的出版,对此不太在乎,当然也承认了。只有刘洪钧认为他在睡觉,是稀里糊涂答应签名的,又是吴云生代笔,怎么也感到冤枉。此时又恰赶上他本人出了个婚姻问题,正在闹离婚。真是祸不单行,越想越冤,因而高低也不认罪。这样就先开小会,继而中会,最后便是全毕业生的大会,我也参加了。看他借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向东流”在作检查,哭得实在叫人可怜,可谁也救不了他,最后闹了个“顽固”的右派,流放家乡河北涿县,不知所终。吴云生发配哈尔滨双城中学,改正后教学成绩卓著,多次受到重奖。

    二是江、严“政治第一之争”。
              　　
    江X X是我的同班同学,严X X也是我的同系而不是同届的同学,他两位都有胃病,同在胃病食堂用膳,又是同一饭桌。他两位性格上都有个特点,凡事好争论,而又各执一词,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也强词夺理,不能服输。其中严曾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又遇到个人婚姻问题,常有怨气形于言表。整风初期,严在吃饭时提出“还是业务第一”,江则马上反对“应该政治第一”,因而两人先由争论到争吵,后到动手——严打了江两个嘴巴子,江打不过严,便哭着去到学校行政告状,恰逢傅种孙副校长当值。本要下班吃晚饭去了,看二人来,便又留下。,在倾听二人各诉情况后,便认为校内二人争论问题,时常有之,但严不该动手打人,又念及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最可爱的人”,便想把事压下,不再让发展。于是便以“长者”领导的态度安抚江,继又责备严,认错赔礼,双方都满意后,便下楼共进晚餐去了。不意,这则消息很快被《北京日报》某记者,以北京市委领导口气报道说:“北京师大某学生,因坚持‘政治第一’被挨揍了,学校领导竟然敷衍了事处理之”等等,于是不久,我们学校这位素称长者的民主人士,又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权威——傅种孙先生,后被报纸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罪状之一是包庇打人的右派学生,其立场可见一斑。严呢,先被学校开大会公开逮捕,后发配黑龙江兴凯湖边某农场,长期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落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才被召回工作,现已退休。

    六、苦斗一月 劳动五月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也是我们北京师大极为特殊的一个月——反右派“大丰收”的一个月。当时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软禁在宿舍里,党团员、班干部及新上来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可忙得不可开交。干啥呢?定右派啊!我们在宿舍,不管谁被召唤,去时轻松光着头,回来时那怕是三伏酷暑,都戴上一顶紧紧登登的帽子,我班最多一天有六名。过程大致是:先经过全班批判,宣布定案;再经本人签字,这样一个右派就诞生了。当时主持我们乙班定案的,是我们下一届(或下两届)的可咏雪同学。他个子不高,年岁也不大,说话有些内蒙口音。有的还要经过他训斥一通——不知别人,我是经过他训斥的。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右派,唯恐天下不乱”如何如何,我听后很是反感。心想:天下乱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你们叫我们帮党整风的吗?大鸣大放吗?尤其对我们毕业班,不是再三要我们把宝贵意见留下来,以后好整改吗?现在你们全不认账了, 反赖我们惟恐天下不乱!真是岂有此理!心是这么想的,但又明明白白口里是绝不能这么说的,就只听他一个人咋呼吧!他训斥够了,就再去我班某女同学处,现为整理右派案卷能手,为了卖弄自己有学问,给右派都起了个带有污辱性的外号。前面已经说过什么“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自报奋勇”的右派,还有什么“起义狗”右派等等,不一而足。我看我的案卷呢,主要是“攻击肃反问题”。但其中所列罪证,有许多都是1955年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由副总支书记提为总支书记)在给我平反赔礼道歉的原话。为什么他说了可以升官走运,我便为“右派言论”,而定为右派分子呢?心里很不服气。但又想到,我就是提出申辩,也无济于事,干脆就默认了吧!看到最后定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我不由得火冒三丈,就向她质问:“请出示一个有折有扣的右派分子给我看看!要不,我不签字!”她无法,又去请示可咏雪,给去掉“不折不扣”四字,于是我就当了一个光是右派的右派。事后想想,我也是“多余”之举。

    上面所述,是我乙班(小班4、5)定右派的情况,其他甲班(1、2)、丙班(3、6) 详情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乙班共定了18名右派,计有:卫之祥、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胡同荪(女)、张孝存、黄家榜、谷兴云、王开烈、冯三浩、肖敦煌、汪智、陈力(以上4班)、李受珊、丛鉴、王文禧、沈巧珍、张平治(以上5班)占大班的30％,其中4班13人(附:中文系教授共18人,右派9人。其中一级教授两人:黄药眠、钟敬文。二级教授两人:穆木天、彭慧。三级教授三人:李长之(也可能是二级)、俞敏、陈秋帆。副教授一人:启功。)

    八月过去了,右派也都定案了。毕业生(无问题的)也该分配离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新生开始入学了,于是我们这些右派便被通知:自8月30日起都要搬离原宿舍,9月1日起,都集中到锅炉房大烟囱附近的一所平房去住宿。吃饭按大班排队进食堂,内有划定的界限,不得与外班同学言谈说笑,饭后即回住处学习报纸或写检查材料。同时也告知在原班老同学离校走时,不得送行告别。有必要送行时要请假,但也不能出校大门,更不能去车站。这时,我那位被引而未出洞的同学,也完好地被分配去西安北边一个县城中学(仿佛是高陵),正在忙着办理离校手续呢!我才深深感到我这位同学的高明,有远见。悔恨没听他的劝告,完全咎由自取而活该当右派!当然我不能去与他告别送行了。可是就在他要登车的那晚,他却背着行李,悄悄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辞行。我不由得两眼泪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与他握手。他却宽慰我说:“这一次我算是侥幸逃脱了,谁知道将来又怎样呢?希望我们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我听完很不解他的话中内涵,于是他又压低嗓音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装进小口袋里(指档案)去了。”说完就匆匆背起行李赶车去,事后还真不出他的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抓了他个“漏网的右派”,由于“四人帮”倒了台了,还没来得及给戴上右派帽子。

    且说这期间,学校既忙于接待新生入学,还要考虑下一届(58届)的反右斗争,有些顾不上我们了,我们倒也落得暂时轻松。不久,就有专职人员来管我们的学习、生活等等,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农业社队,圆明园大队,五道大队,大钟寺大队等,参加秋收劳动。每天学校派出两台大板车,我们吃完早饭后再带上午餐,坐车去农业社,再由农社队长安排活儿,实际活儿很轻,不过是抱豆子,捆苞米秸子等。我是农家子弟,干这些活儿不怵,还很内行,受到农民的表扬,右派们也来向我学习。时令又当秋高气爽,郊野秋色斑斓可人,所以心情感到很舒畅。午餐便由社队供热水或豆腐菜汤,都也吃的很饱,有的还加了饭量。下午四点多钟,大板车就接我们回校,晚饭后也能洗个澡、洗洗衣裳袜子、睡觉,也很安稳,所以大伙都感到,这段秋收劳动生活很不错,特别是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和痛苦了。就这样从晚秋到初冬,干了五十天,忽然告诉我们不再去参加秋收劳动了,按班组要进行阶段总结。内容有二:一是对劳动的体会,二是对划右派罪行的认识,会后还要讨论评议。于是大家为争得一个好的评议,都在认真准备呢。

    七、尾声——发配吉林
              　　
    十月三十日,忽又通知,都去文史楼参加重要大会,不得缺席不准请假。于是大家心里都在犯琢磨,能是什么重要大会呢?有些先知先觉的(也可能得知小道消息),便说:“什么重要大会,是公布处分呗”。结果一到会场,真就是公布处分呢!

    首先,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同志宣读了文件指示,接着就是公布处分。因为右派案卷,早就整理完了,并各已签了字,现在只是公布每个人的处分,所以很快就完了(也是李筠公布的)。

    我听了,好像“底层之声”的张海深、杨碧遐,“苦药社”的卫之祥、丙班的辛桂斌,还有谁忘记了,没有听到念名字,其他都公布了。处分最重的要考查三年,一般的是考查二年,最轻的是沈巧珍考查一年,而且全都分配工作。我与从鉴的处分,都是考查二年(相当中右或三类)。又认为考查是在工作中考查,二年的时间容易过,处分不重然而也有当场哭鼻子的。我和从鉴都想起他的好友甲班孙健孙同学,只为摆弄大喇叭,整风时常义务地帮人安装或调理大喇叭,今天也当了考查二年的右派,那才叫屈呢,可他啥也没说,就流放去江西萍乡了。

    最后李筠又说,要大家都填写两个志愿是哪省哪市,以便分配工作,同时也指示,只限东北三省、内蒙古、西北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四川、云南也可以,但京津、上海、广东、山东最好不填,有困难的可以提出考虑。最后又说: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做离校的准备了。
              　　
    我自小就听我爷爷说,长白山的大森林如何大,关东山的大棒槌(人参)如何值钱。就羡慕向往,所以就决定填吉林了。第二志愿是山东,知道去不成,也就更能保证我去吉林了,结果真的就批准,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自十月三十一日,学校已解除了对我们的限制,我们可以自由上街购物,买箱子、绳子,办理户口迁移,以至辞亲别友,甚至下个小饭馆儿也没有人干涉了。自打十一月二日起,就有离校的,起先还有人互相送行,以后人越来越少,大多是冷冷清清,苦苦凄凄,自个儿拜别了亲爱的母校大门,又自个儿奔向火车站离去。我因车票关系,一直等到十一月七日晚,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灯火辉煌,我只好雇个三轮车(当时尚没有出租车),绕过热闹场面,直奔永定门火车站,到九点才坐上去长春的快车,结束了我在北京师大中文系的整风反右活动,又在梦想着我将去长白山下的流放生涯,又会是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