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眼中的2013年中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1日第5版)
点评小说 雷达 进一步“接近现实”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长篇小说依然数量浩繁,有人称2013年为“中国长篇小说大年”。这里姑不论其大与小,事实是,许多名家竞相推出长篇新作,带动大量新作品的涌现:贾平凹首次尝试女性主角的《带灯》,马原聚焦遗产纠纷的《纠缠》,韩少功思想家气质浓郁的《日夜书》,文坛老帅王蒙尘封40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王安忆的《众声喧哗》,林白具有时代感与精神力度的《北去来辞》,余华表现现实的残酷与荒诞的《第七天》,延续苏童惯常的叙述风格和节奏的《黄雀记》,“神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的《炸裂志》,红柯的爱情风暴小说《喀拉布风暴》,还有严歌苓的《毕业歌》。 以上罗列接连不断的出版盛况,是想描述长篇小说的热度和名家竞写的热潮,这似乎是莫言获“诺奖”后的某种集束效应,也是名家们试图保持自己“在场”的努力: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然名家力作远不止这些。像艾伟的《盛夏》,陈希我的《移民》,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十月的《米岛》,李凤群的《颤抖》,田耳的《天体悬浮》,路内《天使堕落在哪里》,弋舟的《蝌蚪》,张浩文的《绝秦书》,钟平的《塬上》等等,都是引起反响的作品。 我们看到,除个别作品外,这些作品都表达了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转型时代复杂现实生活的大胆审美判断,表达出力图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这已成为当下长篇小说的主体格调。我以为这一点很突出,尚没有得到相应的正视,甚至不被提及。余华就认为《第七天》是他“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马原也说:“是因为中国今天的麻烦,很多来源于正在变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从没有财产概念的时代走进有财产的时代。”苏童说“《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借它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阎连科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而贾平凹更是1950年代的“发言人代表”,一直以关注转型现实而著名。这是一代作家的现实情怀,也是当下消费时代一种亟需肯定的文学书写的积极力量。问题在于,直面时代的勇气和思想艺术能力不逮的问题同时存在着。 白烨 名家变招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回望2013年的文坛,梳理诸种感受与印象,一个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凸现出来,那就是“新变”。这一年,作家们的各类创作都在尝试变招,理论批评也在直面新的文学现实中相应变调,网络文学更是在各种合力的推导下深层变异。这一切,使得整体的文坛,在2013年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诸多新的变动,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新的变局。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不少文学大家与小说名家都有新作推出,而且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招。这种小说写法上的适度更新,主要表现为观察生活的视点下沉,作品内蕴极具现实性;叙事文笔质朴无华,表现形式上更具故事性。贾平凹的《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金宇澄的《繁花》,更是类乎以说书的方式汇成了丰繁而鲜活的生活万象与人性百态。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的新作,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值得关注的名家新作,还有韩少功的《日夜书》和苏童的《黄雀记》。出现于2013年的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十分独特的小说文本。其独特,既在于它是失而复得的一部旧作,又在于它的不加修饰的原样推出。 2013年的青春文学,也以一些新锐作家的有意出新,带来令人惊异的欣喜。其中,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最值得注意。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在信息科技化、传播多样化、写作平民化、阅读浅俗化的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导之下,一直呈现出一种作者不断扩充,领域不断扩张、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态势。2013年,不仅这种强劲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还在创作、运营等方面,以贴合网络传媒的自身特点,从自发状态向自立状态不断过渡。 贺绍俊 “70后”咄咄逼人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2013年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年,值得一提的有苏童的《黄雀记》、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余华的《第七天》。更让人惊喜的是不少“70后”的长篇小说都在这一年出版,显示了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实力,如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乔叶的《认罪书》、李凤群的《颤抖》、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等。“70后”活跃在文坛的中心舞台,他们的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我发现作家们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视。 余华的《第七天》出版后引起较大争鸣,也是2013年的一大亮点。余华仿佛是向文学批评的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检验一下文学批评还有没有活力。《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和《小说评论》等报刊都为《第七天》组织了系列批评文章,涉及到小说结构、主题表达,以及如何处理现实和新闻资料等多方面的内容。关于《第七天》的争鸣也让人们看到文学理论批评的“及物”性,这也是2013年文学的一个特点。文学批评的“及物”性,也就是文学批评更有针对性,更有鲜明的观点。体现“及物”性的例子还有:《人民日报》组织的“警惕不良文化趋向”系列批评文章,分别对闭门造车、以丑为尚、网络暴力、政绩工程、浮奢之风、技术崇拜、比坏心理、形式主义、价值迷失等九种不良文化趋向进行剖析与批评。《光明日报》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的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样不乏尖锐的批评。《文艺报》开辟“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这些作家目前正活跃在创作前沿,具有较大的创作潜力,完全应该成为文学批评重点关注的对象。 孟繁华 “城市”突围“乡村”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考察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那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这一现象的出现重要无比:它是对笼罩百年文坛的乡村题材的一次有声有色的突围,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巨变的有力表现和回响。2013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十年前的2003年,刘庆邦那篇宣言式的小说《到城里去》的女主人公宋家银,嫁给杨成方还只是为了做“工人家属”,那么,到了“保姆在北京”系列,刘庆邦通过保姆的视角,发现了城市深处无数隐秘的存在。“保姆”不仅发现了城市的细胞——家庭生活的外表与真相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城市人心的“恶”。《后来者》(载《十月》2013年5期)写的还是世道人心,还是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 尽管如此,还有试图进城者绵延不绝前赴后继。付秀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生活。《曼啊曼》(载《芳草》2013年6期)题目就是慨叹。这一慨叹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在范小青的《梦幻快递》(载《北京文学》2013年5期)中,城市生活的荒诞性和不可捉摸可见一斑;吴君的《夜空晴朗》(载《中国作家》2013年6期)则是一篇表达城里人归宿焦虑的小说。“80后”作家文珍的《到Y星去》(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通过幻想从人间到天堂的故事,写出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 《曼啊曼》要进城,《后来者》进城受尽屈辱,《梦幻快递》生活恍惚亦真亦幻,《夜空晴朗》归宿难寻无所皈依,《到Y星去》不仅要逃离城市甚至要逃离地球。城市梦和“围城”悖论,就这样在2013年部分短篇小说中被完整地构建起来,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城里人心的不安、惶惑和迷茫的状态。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变化,某种变化尚未适应,另一变化已然到来。 批大师级人物的追求、遭遇和不同命运,笔力稳健,扎实厚重。徐怀中的《底色》,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同样写出了历史之重、历史之真。 如何处理现实与历史,如何运用虚构与纪实,是考察创作的重要尺度。回望本年度文学创作时我发现,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是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处理历史题材,在书写过去经验的时候,很多作家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而在处理现实题材、面对当下经验的时候,则有不少作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应对失据。在文学表达方面,今年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虚构类特别突出的佳作较少,而纪实、非虚构类作品则无论在表达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均有超出虚构类作品的态势,这很让人深思。文学书写怎样才能贴近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作家怎样真正让艺术想象腾飞起来,恐怕还有不少考验在前面。
点评报告文学
何建明 私人化非虚构作品应引起警惕 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报告文学学会会长):2013年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几大亮点,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比较多,比如王宏甲和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都有深刻的思想力和表现力;二是冒出了过去并未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年轻作家;三是更多的女作家充实到报告文学队伍中,写出了优秀力作;四是文本的探索及报告文学外延更为宽泛,无论是“非虚构”还是“纪实文学”的概念,都属于大的报告文学范畴。另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章刊发报告文学,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央提出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这对报告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整体看来,2013年有一些作品写得很有深度,比如余艳的《杨开慧》、马娜的《滴血的乳汁》、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等,但仍然缺乏震憾之作,对反映现实的作品驾驭能力差、审视力不够。目前报告文学关注的人物有两类,一是已经树立起来的人物典型,二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和眼光去发现小人物,这比纯粹地记录时代更重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优秀之作都是作家按自己的思维和眼光去关照社会,如果报告文学作家不善于发现,或发现得不够精彩,说明还是功力不够。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所谓“非虚构”作品,写得精彩,其实有虚构的成份,是小说化的“非虚构”,这是报告文学应该严格排斥,私人化非虚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本质,这一点应引起警惕。 梁鸿鹰 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梁鸿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梦想是灵魂的声响。在2013年依然风生水起、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中国梦想成为年度书写的重要母题,激情洋溢的作家们把创作与国家蓬勃发展的前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自觉联系在一起,书写中国发展、弘扬中国精神,像贾平凹笔下的带灯这样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认可,就是因为这个每天都要面对棘手问题的乡间女干部心中依然有梦想,有灵魂向上飞升的积极精神追求。王宏甲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等一批报告文学,对国家发展变化、社会历史进步、当代杰出人物进行热情书写,时代特色浓郁、富于激励人心的正能量。真相最具打动人心的力量,中国真相的纪实书写是2013年度文学创作的又一耀眼亮点。阿来的《瞻对:一块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通过追述中央政府200余年间对瞻对土司部落实行控制的历史,重构汉藏交汇之地藏民艰难而独特的生存境域,传达出作家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思考深入、书写灵动。岳南创作多年的《南渡北归》充分还原历史细节,重彩描绘人物群像,再现抗战爆发后中国学术文化领域—— 点评诗歌 张清华莫忘顾城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关于2013年的诗歌,有三点不能忽略。一是诗歌民间力量的充分显现。前些年的喧闹早已不再,网络书写带来的伦理下降也似乎已经终结,反而是诗歌伦理精神与秩序的再度生长,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投资诗歌的“民间资本”越来越多,如今诗歌从编辑到出版,到传播推介、评价评奖,几乎无不是民间人士在资助,在诗歌界几乎有无数个由民间构筑的圈子或平台,它们以各种形式,结合各种力量,以不同的角色生成着今天诗歌日益彰显的良性生态。 二是杨健的《哭庙》。2013年好作品很多,但无法一一列举,只能选一个代表谈一谈,杨健的《哭庙》既可以看做是一部长诗,也可以读为一部诗集。某种程度上看,它与90年代于坚的《0档案》有点可比性,都是以一种刻意杂乱无章的方式,记录个体所感知的历史与成长记忆。 三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事件:顾城事件二十周年。对于当代诗歌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有着象征意义的悲剧性事件,不该被世人遗忘。其中含义丰富,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类似于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我说的是神话与史诗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但随之,一个真正收获的“白银时代”到来了,只是而今这个白银时代也早已终结。其次,作为一种诗人的人格类型,顾城属于那种一生也不肯走出“精神的童年”的诗人——这种“黄金时代”才能赋予的一种伟大和自恋的精神镜像的体现,永远不复存在了——在如今,卑微已经成为诗人身份的代名词。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纪念顾城,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慨。
点评散文 王必胜没有太多亮点 王必胜(评论家):说到散文,想到一句诗,有星无星的夜晚,散文这一年的收成,大致如是。 过往的散文,在经历了前些年的花团锦簇之后,是一种沉静的状态,没有太多的亮点和新景。但也延续着多年来散文的几大文脉,一是历史文化的挖掘,写地域文化,读书思考,或者游历亲闻,这类多从历史中看取人文反思,多年来历久不衰;二是对亲情的书写,这是散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散文最大的题材优势,同时,也成为散文的文体优势,亲情、友情的书写,是散文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最可发挥和展示的。所以,亲情散文在任何时空下,都是散文的大户;三是面对生活的种种世相,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诸如自然的环保生态,诸如人文的习性情感尊严等,当下更为迫切而廓大的民生与社会问题成为不少散文的主打内容。四是一些节庆纪念成为散文家习惯的感怀触点。举凡此类,在散文的名义下,成为当下这类题材的集中现象。 这是就内容而言的,而在写作手法上,我以为,时下散文最为突出的是纪实性的增强,或者,写实类散文成为一个亮点。纪实性,因读者的喜爱,不同的文学都在倡导。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也分离出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引得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而散文,这些年,也因为纪实性的增强,有了相当的份量。新近一些作品,沿习此路者是作者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关注,是对于生活的底层与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有从历史的关节点上切入,纪述人物,抒写大人物的功绩。比如,在革命叙事的作者中,像善于书写老一辈亲人或革命领袖生活与功绩者的贺捷生、梁衡坚持有年,前者写出《木黄木黄木色苍黄》,后者有《文章大家毛泽东》。比如,长期关注农民工的丁燕,写了一系列东莞地区打工者的文字,代表作有《女房主》,比如,李存葆的《乡村燕事》;比如,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比如,新人冯唐的散文系列。新近的散文,我以为芜杂多于佳品,大雅之作少有。也许,杂而芜成就了其鲜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