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在大地－中国的乡村建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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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行动在大地－中国的乡村建设报告     作者： 梁鸿作者：museumofunknown
1918年，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晏阳初奔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帮忙在法的华工提高教育程度。他在那儿办了名为《华工朝报》的报纸，让华工了解世界信息，并教华工识字，写信。一段时间后，一个华工写了一封信，并寄来360法郎，他说，晏先生，你办这个报纸，非常有意义，这360法郎是我两年的工资，我捐给你，希望你继续把报纸办下去。晏阳初在许多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他说，“原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从此，“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将我的终生献给劳苦的大众。原来我们只看到农民只有‘苦’，没有看到他们的‘力’。”也由此，晏阳初把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定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1927年7月，晏阳初带着自己的家属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成员，搬迁到河北定县翟城村定居下来，开始了“定县乡村试验”。他和李景汉、陈志潜、瞿世英等当时在各个学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定县进行各个层面的社会调查。经过几年的调查、设计和实验，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们制定了一系列方案，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来重新建造乡村。时至今日，他们在教育、文化、卫生、政治等方面的理念、所采取的措施及方法，仍然是全世界推广平民教育和进行乡村建设的蓝本和依据。定县试验十年，前前后后有几百位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参与进来。这些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已很有建树，有着稳定的收入，巨大的声望和安定的生活。但是，他们骑着驴，驮着书，带着家小定居乡村。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
和晏阳初几乎同时在做乡村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都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奔走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把思想改革变为实践的操作，寻找中国乡村发展的途径。
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学者这样做？还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放弃城市、放弃舒适的生活和可见的前程，为乡村而献身，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行动并非只是行动，它所需要的是承担力和责任心，需要爱，也需要对乡村在中国的命运有基本的认识。当代的学者似乎成了一个被隔绝和自我隔绝的阶层，在书桌前面壁喃喃自语。即使研究乡土、乡村的专家与学者，即使书写乡村的作家，也与乡村生存本身没有关系，只是学问与书写而已。而当代的乡村，又恰恰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矛盾核心，它的命运、特性、生存模式、文化结构正在遭遇着被解体和被扭曲的挑战，乡村何去何从，正意味着中国何去何从。关于这些，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有很多讨论、研究，也是言论居多，实践者甚少。
但是，历史并非铁板一块，有许多事物，我们总是视而不见，即使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慢慢进入了一个几乎全然陌生的群体，接触并试图理解很多全新的机构、名词，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邱建生，何慧丽，刘湘波，社区大学，工友之家，乡村图书馆，青年公社，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等等。其实，他们一直“在场”，并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乡村并非被全然抛弃，它还有守护者。
我跟随他们在乡村大地行走，我想了解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乡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自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现代性话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就是乡村，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及各个学科领域的改革背后都有一个终极目标：启发民智，建构乡村的主体性。但是，鲁迅《故乡》中闰土一声低低的“老爷”使得一切现代性思想和举措都显得苍白和不切实际，它或许只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即使如晏阳初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乡村，究竟有多大的有效性，仍是值得质疑和深思的事件。因为他当年“介入”的对象，定县翟城村，八十年后和八十年前似乎并无多大的差别。那一代人的努力，那无数经验和由此而形成的知识、制度还被搁置在历史深处，无法启用。而那一代人乡村建设工作在中国大地的仓促结束和结束的方式也让人颇为感叹。究竟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农村？知识分子？制度？政治纷争？还是这样一个国度的综合性格、气质所致？
今天，乡村建设工作者们同样深入大地，在乡村奔走，成立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社、文艺社、农村社区大学，培养志愿者，等等，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与村庄、村庄生存、当代村庄精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它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性？又能走多远？
历史充满吊诡，也因此充满无奈的悲剧感。我无法对他们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进行价值判断，同样，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对他们的事情进行学科内的梳理和判断。或者，我能做的，也最想做的是把他们这一群人的精神面貌，和他们在历史中的命运之规定给传达出来。

  邱建生与厦门

   去福前文化中心

2011年1月8日晚上，我坐上到厦门的飞机，再转安溪福田，那里是我这次的采访对象——当代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邱建生—的重要根据地，他在那里建了一个福前文化中心。之前已和邱建生通过邮件和短信（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他和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乡村建设工作者们第二天晚上将近八点钟时才到达福前。一个小个子男子先从车上下来，头发蓬乱，面有风霜之色，他下车就往前面去拿东西，然后朝着另一方向走了。我以为是一个搭车的农民，就没有在意。到了餐馆的二楼，大家坐定。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邱建生呢？正在这时，那个小个子男子进来了，大家乱纷纷的，没有人和他说话，他站在门口，欲进未进的样子，下去又上来。那位老师看见了，喊道，建生，扭过头对我说，他就是邱建生。我仔细看过去，他脸上的皮肤呈黑红色，眼神疲倦。外面套一件藏灰色的西服，也许只是因为脏成这个颜色。里面一个圆领毛衣外面又加一个鸡心毛衣，典型的农村大队支书的打扮。他的身上有风尘仆仆的感觉，有长期在户外生活所特有的粗糙和不修边幅的气息。这与我想象的邱建生大相径庭。
在进来的女士中，我一眼就确定了谁是何慧丽，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她。因为她和邱建生有相同的肤色和相同的气息：冬天寒冷印在脸上的黑红色和年复一年大地上的灰尘、风沙的气息。果然，这个有着娇小个头和一张秀丽面庞的女士就是何慧丽。
在热闹而纷乱的吃饭过程中，我逐渐认识了大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心的一部分教授，周立、仝志辉和谷莘；西部阳光基金会的戈玲；中国三农基金会闫迎春；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的张兰英女士还有科罗多拉大学的汪明杰博士。邱建生上下楼跑着，一会儿拿碗倒水，一会儿又去催菜，一顿饭下来，他几乎没有在桌旁坐过。
吃完饭，邱建生带我们到文化中心去参观。文化中心一楼是棋室，电脑室和乒乓球运动室，在大厅的四壁上挂着福田乡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最早有一九五几年开山修建铁路和图片。这也是邱建生所建文化中心的传统，尊重并展示当地的历史文化，最大限度地让民众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并热爱它。二楼是一个巨大的办公室，在正面的墙上，有两行标语，“使无力者有力，有力者有爱”。在小邱的办公桌上，放着“福前文化中心周年工作报告”，把文化中心的任务、目标和一年来做过的工作说得非常清楚。福前文化中心一年来建了社区图书馆，社区文艺队，腰鼓队，举办了五次文艺晚会和暑期儿童夏令营，还请来台湾教育专家做讨论。开展了电脑培训，茶叶田间管理和制作技术培训；以及面向全国各地包括安溪县，开展了为期五天的合作社培训。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福田公共生活的开拓”这一部分工作。对于当代的乡村而言，几乎没有“公共生活”可言，下午在和一位当地居民聊天时，他提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场经常会组织篮球赛，唱歌会，或者生产劳动比赛，吃完晚饭，大家在广场吹拉弹唱，聊大天，干什么的都有，文化氛围很浓厚。那时候觉得很开心。现在谁也不理谁，彼此之间非常冷漠，也没有凝聚力。其实，这与乡间公共空间的萎缩有着直接关系。邱建生他们重建图书馆、腰鼓队、文艺队，也许是在试图重建乡间那种精神共同体的感觉。然而，对于福前文化中心来说，这些具体的活动和热闹的场景已经成为过去，如一潭池水，才刚被搅动，又被巨大的惯性和吸力所固定，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文化中心和农民，和乡村之间还没有形成血与肉的联系，就陷入了困顿之中。这样的乡村建设是否过于脆弱？这一现象与文化中心本身的操作思路有没有关系？如何进一步推进？
此时，邱建生正在四处寻找茶壶、茶杯，他要让大家在二楼的大露台上喝茶、赏月。看着他乐观的样子，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的力量和乐观从何而来？

   美丽的培田

乡村的旅馆并不隔音，天刚微亮，街道上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响起，拉开窗帘，并没有想象中的万物复苏之感，一个零乱、萧条、没有生机的小镇。从本质意义上讲，当代的乡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贫穷，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恢复精神的凝聚力，如何聚拢人气的问题。没有人，一切的重建、措施、方法都如进无物之阵，找不到对象。
早饭过后，我们前往连城县宣和乡的培田村，需要三个半小时的路。培田村，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获得过“中国十大最美村镇”称号。这个客家小山村，聚居着300多户吴姓人家，1000多人口。一进村庄，是一条依水而修的鹅卵石古街，两边是一座座古民居建筑，其结构被称为“九厅十八井”，青瓦挑檐，典雅浑朴，院落，天井，正间，书房，一切井然有序，谦恭慈孝，恍然之间，仿佛身处时间之外，又回到家族聚居时代的古中国。清同治年间，由族人衍庆堂五亭公提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良田三十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由南村公祠承担。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考上本科的学生，村里都会有所奖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古老、悠久文化传统的村庄，也不免要面临着颓败的命运。和其它乡村状况一样，村庄的中年人大多出去打工，这也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老人留守村庄，偌大的南山书院空空荡荡，长满荒草。虽是“最美村镇”，但旅游业并没有发展起来，为数不多的游客在村庄里面显得怪异、招摇。
在经过两年的调研后，邱建生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社区大学，校址就在南山书院。在这期间，他多次带志愿者到培田办夏令营，组织文艺队，搜集整理培田村史，并试图寻找资金维修那些都濒临毁坏的、已经被遗弃的古民居。培田村的村民对这个朴实的、满带笑容又务实的小个子男子非常熟悉，对到村里的志愿者印象也非常好，这些大学生每天唱歌、跑步、吃大锅菜，纪律严明，在村里给孩子补课，给老人做家务聊天，给他们讲种种知识和新理念，他们相信邱建生的建议会对培田村有好处，也相信志愿者会给村庄带来活力。因此，这一设想得到了培田村民的同意和支持。
经过一番艰难的运作之后，诸如资金、住宿、人员、议题等等，邱建生请了各地专家、学者为刚开张的培田社区大学剪彩并开学术研讨会。当地政府听了邱建生的方案，非常支持，表示一定会参加这次剪彩，如有必要，也会给予资金上的资助。这使得邱建生特别高兴，因为社区大学能够获得政策上的肯定，意味着许多事情具有了合法性，他不希望再发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事情。
在邱建生和乡建工作者看来，社区大学是介入当代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新形式。在台湾，社区大学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模式和相当大的规模，在短短十几年内，已经发展了一百余家。这些社区大学分布在台湾各地，成为台湾农民和工人非常重要的学习场所，对发掘、坚守本土文化也起着很大作用。社区大学的教师来自于各大高校的教授和社会各阶层精英，都是免费义务教学。它的运作成本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筹资，近年开始有政府资金介入。
在南山书院，大家一起讨论培田社区大学的发展计划，并对小邱的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张兰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她在菲律宾的晏阳初学院工作了七年，有一套非常科学和严谨的乡建工作方法。她认为邱建生的工作有点粗放和过于随意。社区大学如何推进，一定要非常细化。仝志辉认为社区大学定位不能很高，要做好挫折的准备。汪明杰认为学校里总有良知的教授，社会上也很多有良知和责任心的精英，这就是乡建工作者需要争取的东西，他们是很大的潜在力量。
针对大家所说的，邱建生认为可能目前社区大学的计划等许多方面的确不够明确，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只能边走边看，可能会需要一个过程。它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有很多培训经费，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争取和整合起来，将会很不一样。同时，他认为，社区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知识重新整理，要有适合农村教育的知识。这也是对当代教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国的教育体制处于一种非常顽固的状态，在花岗岩上种小草没用，必须在旁边用另外的方法种上，慢慢动摇它的根基。现在推出“平民教育”，是和社区大学相配套的。要在社会上形成全民教育的思潮，需要社会动员，需要很大的社会支持，同时也需要社区大学在乡村真正扎根下来。
这一群搞乡村建设的人非常严肃，也非常坦诚，对于邱建生工作上所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过于严肃和咄咄逼人了，但很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正常的交流。而在邱建生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气质、感召性和某种特别的淡然态度，它们吸引他身边的人不自觉地靠近他，信任他，并愿意帮助他。它们让你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是坦诚的，率真的，有着某种崇高的理想和梦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爱。

   “沿门托钵，等米下锅”

邱建生在厦门的办公室设在火车站旁边莫泰大厦的一个三室两厅里。它是新加坡一个华侨的房产，免租给小邱使用。里面的设施同样非常简陋，几张桌子，椅子，一台电脑，倒是三排书架是新的，里面放着一些书，也是朋友的捐赠。我在小邱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听他说话：

很简单，福前文化中心的资助人被抓。实际上当地政府抓错人，但是又没有纠错机制。查经济，没有查出经济问题，就抓住我们工作人员接受了台湾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去培训，其实在去的时候当地政府都知道这件事，也没说不让去。在中国搞乡村建设，环境很恶劣。每走一步，似乎都很有风险。这跟大的政治体制没有关系，倒是跟小的政治环境相关。
中央政府肯定不反对，是好事嘛，真正不支持的是那些具体分管的执政者，因为怕影响前途，就相互扯皮，当然，也有的是想从中揩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体制不畅通，许多事情无法办，譬如我们的海南文化中心，本来政府很支持，每年给拨了一些经费，但是没办法报账，因为没有这个项目支出。政治本身是一种斗争，改良者是在政治中找到空间。
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项目申请，觉得哪些基金会会对这些项目感兴趣，就去申请，或跟企业合作，企业出资进行资助。当年晏阳初做乡建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他在《九十自述》写到自己总是“沿门托钵”，等米下锅的现象经常有，甚至跑到美国去募捐。目前在中国来说，做公益事业限制是比较大的。
说到底，民间机构都有先天不足：资金有限，资源有限，人才有限。必须要组织政府企业以外的社会力量，也要与政府合作，因为之所以这类机构有存在的必要，也是为弥补政府的不足，最后的目标是达到进步。如果处于一种对立态势，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社会捐赠渠道慈善性质的较多，有香港的和国外的基金会，内地现在也有，但大部分资源是政府垄断了。社会上很多人都不懂。中国社会的捐赠本身就非常少，没有这种传统。也有些基金会给资助了，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的使用会很受很大的限制，会为了项目而项目，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与资金短缺相伴生的就是人才问题。整个社会的精英都往公务员系统去，社会系统发掘起来比较难，和人才相伴生的是资金问题，没有更高的薪资。这是在这个时代必然的问题。现在没有人愿意到农村去，虽然城市工作也不好找。
我肯定是希望继续做，不管困难多大，都坚持这么多年了。但是希望有好的效果。这十年来对社会的触动不是特别大。我这两年劲头比较小了，跟家庭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挫折倒是没有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遇到的挫折多了，也就正常了，不会特别去难受。做乡建和公益的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未成家之前，不在话下，一个人有饭吃，有地方住，就行了，不管有钱没钱。现在得担负起家庭的责任，特别是有小孩之后，使你有很大的压力。

我第一次了解到，小邱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固定收入。原来在《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工作的时候，是外聘人员，一旦离开单位出去做调研或去支农，就没有工资。在河北晏阳初学院，钱本来就非常少，小邱、他的妻子和几个志愿者几乎都是零工资。后来，辗转在海南、福建，小邱的收入也多来自一些项目的资助，多一点的，一个月能支取一千多块钱，少一点的，几百块钱。在初到厦门时，有半年时间，他几乎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现在，他所住的是朋友的房子，家里的孩子、老人也是靠老婆在洗衣店挣的一千多块钱生活。从今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每月给小邱发2500块钱，连续三年。这是温铁军争取来的一个项目。这也是从事乡建这七八年来小邱的第一笔固定收入。小邱告诉我，他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在厦门买个小房子。孩子慢慢大了，老人也老了，妻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希望能有个自己的家。
这一情况使我非常震惊。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农村做种种事情，却一直处于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解决的地步。他的乐观，他的坚持，都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这条荆棘之路上走下去？
晚饭前，小邱去厕所，好久以后才出来。问怎么回事，小邱笑着说，我怎么说这些天不舒服，原来是有些便血。我早已发现，在这几天里，小邱的脸色一直很不好，面色苍白，老想呕吐，有几次把刚吃下去的饭吐了出来。小邱说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犯了。

   一个乡建者的经历

邱建生，1973年出生，一个农民的孩子。1996年开始接触晏阳初的事迹和思想，在那之前，邱建生一直有点愤青倾向，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对现实很不满。但是，在看了晏阳初的东西之后，他突然醒悟，革命成功以后怎么办？暴力以后，建设新的世界还是那一帮人，什么都没有改变。晏阳初提出命题，一切问题的解决要在人身上下工夫，以教育为主，为国家塑造新人。同时，也建设新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由此，邱建生从革命者变为一个改良者。
大学毕业以后，邱建生被分配在国营企业，一个热血青年到办公室去，可以想见是多么的格格不入。邱建生非常郁闷。在企业工作的两年中，开始还保持着激情，锻炼身体、看书、成立青年会、做社会调查。坚持到1997年，终于辞职北上，到北师大、北大做旁听生，主要听政治学和教育学方面的课。晏阳初给邱建生心里面带来的那团火始终没有熄灭。
正在这期间，他看到报纸报道，山西一个知青回到北京当中学老师后，又辞职，并筹了三十万块钱，回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农村扶贫。看到这些消息，邱建生非常振奋，背着包就去找她了。这是邱建生第一次见到黄土高原，大宁县，在壶口瀑布，对于一个一直生长于南方的人来说，北方的贫瘠和荒凉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直接找到那位女老师，问她自己能不能帮着做点什么事。这算是邱建生第一次支教生涯。按照那位女教师的方式，她从农民那里把地租过来，志愿者自己开发种地，自收自支。邱建生身上仅有四百块钱，他算了算，除了种地，找窑洞，买铺盖，还要置办锅碗瓢盆什么的，可能最后可能连温饱都没法维持。呆了十天左右，只好走了。
那时候，邱建生是热血青年，心存一种理想，想为农民做事，想找到一个平台，如果有饭吃，解决温饱，就可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好几年。但那时乡村建设运动还没有苗头，没有人做，更没有氛围，邱建生感到非常孤独。从山西回到北京，也许是吃不惯山西的硬馒头，邱建生突然胃大出血，再加上旅途劳累，内心的不安、困惑，一下子病倒了。整个人元气大伤，人像白纸一样。在家休养了四个月病。第一次北上，邱建生就受到了重大打击。
后来，邱建生到厦门找了一家私人企业协会，做文字工作。同时，自己办一个中国乡村网，经常发一些新闻，大多是各地农村所发生的事件，也贴一些农村技术知识和文艺小故事之类的文章。那正是农村干群最为紧张的时期，他的中国乡村网总是被关，最后，彻底被封了。在这期间，他还把晏阳初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选编了一下，自费出了单行本，一千册，全部赠发。
2000年，邱建生再上北京，策划了一套“乡村建设丛书”，他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且幸运地找到一个老板资助。但是，搞好第一本时，老板却反悔了。在约稿当中，邱建生认识了温铁军，一下子被温铁军的思想所吸引，不久之后，他到温铁军主编的杂志《中国改革》农村版做编辑。对邱建生来讲，算是正式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之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反映当时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杂志。
2002年始，邱建生开始带大学生，或自己去定县翟城村支教，并做调研。后来决定筹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学院什么都没有，住在漏着风的板屋，烧着柴锅。后来，陆续吸引了一些资金、志愿者，增加了设施，才稍微好一点。在这期间，邱建生和翟城村民打成一片，培养了如亲人一般的感情。而学院的农民培训工作，生态农业工作都获得广泛的声誉，也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和扩大化带来了积极影响。
2006年，海口市政府派人来，和邱建生谈海南实验区的建立。邱建生认为，晏阳初学院虽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已经在良性运转，他可以去开辟新的乡村建设基地了，于是，2006年过完年，他就带着妻子、一个志愿者从北京出发了。海南实验区设在澹州的“石屋村”，这个村当年是学大寨的典型，邱建生去的任务主要进行“农村组织创新，农村教育创新，制度创新”。一切又重新开始。他在海南呆了一年，办文艺队，跳舞队，挨家挨户宣传经济合作社的好处，给他们算账，并找出一些具有公益心的农民到晏阳初学院进行培训。
没想到，刚到海南不久，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突然被关闭。而在海南，因为与政府理念的不同，和政府的合作变成了一种相互的推诿，常常是一件事情不知道去找谁协调，经费不知道找哪里要。所开办的实验基地成了政府为完成任务而进行的培训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质的东西。但是，基地却又是他来管理，经常连志愿者的生活费都开不出来。最后的形势变成了既无法退出也无法往前走，他和两个志愿者被困在那里了。现在，邱建生手里还有几万块钱的发票不知道找谁报销。他一直在借钱运转各项工作。这成了他巨大的债务。
2008年，他又回到福建，重新开始。很快，他成立了国仁工友之家和福田福前文化中心。2010年，因资助人突然被抓，福前文化中心的资金链中断，目前靠邱建生用其它项目的基金贴补勉强运行。2011年，成立培田社区大学。
这就是目前邱建生乡建的状态，不是关闭，就是停滞，或者刚刚开始。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非常乐观，他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只要还在做，肯定会有空间。

   “国家元气在民间”

小邱告诉我，一定要明白一点：“国家元气在民间”。民间的力量之大，精神之宽广难以预测，“搞乡建，没有人支持肯定不行。像很多高校的老师，那么多年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可以成为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是很纯粹的一群人。不管是在河北，福建，海南，走过来，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人。这一批人让人看到中国的良知未泯。”
晏阳初学院的志愿者群体印证了小邱所说的“国家元气在民间”的论断。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即使如温铁军、茅于轼这样有名望的学者，也和大家一样，住硬板床吃大锅菜，一个馒头配一点汤。还有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和各个阶层的对乡村关心的人都以不同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义务上课，义务劳动，义务编教材，义务计算账务，带进资金，等等。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自己编印一本《艺术手册》，放在中心，谁想看就自己去拿。她的侄女在美国读书，在姑姑的影响下，回国后也做志愿者。目前都还在坚持。还有一批无名的老先生，如周进军，晏阳初学院的网站全部是他做的，志愿者到北京后都到他家吃饭；李小红，自己制作晏阳初在定县的纪录片，并捐赠几千张光盘，等等。这样的老知识分子非常多，也是乡村建设最有力的支持者。
到晏阳初学院做志愿者的大学生也非常多。无论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是在福前文化中心，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志愿者，邱建生们一直坚持一个传统：来回自己路费自己掏，吃饭住宿不要钱，所有志愿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吃的很简单，大锅菜配馒头，大家几人一组，轮流做饭，有些大学生不会做饭，做不熟，就吃夹生饭。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青春、激情，虽然艰苦，但因为有理想和情怀，因为有实践和思考，都觉得很有意义。有许多志愿者回去，在自己学校成立社团，动员学校学生来帮助农村。一些特别坚定的志愿者每到寒暑假都会去支教。
小邱认为，新时期的平民教育应该把这部分人抓住，让他们成为社区大学的主力军。大学生志愿者，兼职老师，有社会情怀，可以言传身教，并影响到乡村、农民和工人。其实，在这里，知识传递反而是第二层的，一种精神和情怀更为重要，更能够提升农民的精神境界，社区大学的生命力也体现在这些方面。现代大学是一个很技术性的活，缺少人文精神。小邱说，罗曼·罗兰曾说过，这样一些社会的有识阶层如萤火虫一样，散布在各个地方，光亮很微弱。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光亮收集起来，照亮大家。
而农民身上潜藏的素质，他们的主体性和内在的力量，小邱更是深刻体会。一个农民参加村里的合作社后，对小邱说，我都不敢在村里说话，不敢随地吐痰，因为人家会说，你都是合作社成员了，还这样。在晏阳初学院的时候，小邱曾经组织过学员到一个窑上去捡砖，这是合作社的财产。有的成员自己把家里的拖拉机开上，扛着家具，浩浩荡荡从村庄走过。那阵势，非常激动人心，村里老人说，多少年没见过这种场景了。
在培田做夏令营的时候，培田村周边有一百五十多个孩子参加。乡里怕安全问题，要叫停。村民不愿意，说多好的事儿，为什么不让做？于是，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去和乡里干部讲，说如果还不行就到县里呼吁。有村民主动为夏令营捐了一千元，有游客来参观，看到夏令营的教育和志愿者的热情，非常感动，也捐了八百块钱。有的村民把房间捐出来，放电脑，当教室。志愿者受到村民很高的礼遇。这些都让小邱很感动。也许不需要多高的理论，农民的情感和道德是最朴素，只要有健康的环境，他们是最有创造力和素质最高的人。
小邱让我看他手机里的一条短信：“你在北京吗？翟城人每当提起你，总感到那么亲切，最近有啥活动吗？我们还要保持联系，为了晏阳初的事业，为了广大平民事业。”这是翟城村一个合作社骨干给他发的短信。他说，翟城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很想他们。小邱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发展投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心里非常舍不得，翟城村的老人小孩都已经是他的亲人。他已经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也把小邱作为其中的一员。有一段时间，小邱想把晏阳初学院重新办起来，但还是不行。小邱说，到海南后，他有意地不让自己投入太多感情。跟村民的关系也很好，但自己相对放松一些。因为付出太多，伤心就太多，对当地的农民来说，也是一种相互的伤害。

  何慧丽与兰考   

   焦裕禄纪念馆前的老太太

2011年农历大年二十三，早上五点，我从北京出发，到兰考去见何慧丽。与小邱相比，何慧丽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她从2003年起以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身份在兰考挂职做副县长，在几年时间里，把乡村建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来了众多媒体报道，也为当代乡村建设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从地图上看，兰考位于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大弯处，年复一年，汛期的来和去，对于兰考来说，带来的不是肥沃的冲积平原地，而是盐碱地的不断增加。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史来说，兰考是个独特的象征符号，它的核心人物焦裕禄成为干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代表。他朴素的阶级情怀，以天下为已任的传统道德风尚及艰难寻找治理盐碱地办法的事迹成为当代干部的典范。也因此，在当代，我们反感很多典型，但对焦裕禄却有特殊的情感。如今，距焦裕禄治盐碱地已有半个世纪之远，不知道兰考会是什么模样？
中午十一点钟进入兰考县城。一个中国内陆千百个县城中最普通的县城。房屋，大的街道，商场，广告，甚至广场的形状都几乎相同。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何慧丽已经下乡了，昨晚就住在村庄里面，在电话里，她让我先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这让我颇有点奇怪和意外，为什么安排这样富有官方色彩的参观？这样一个被认为“另类的”和具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体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毕竟，她身在体制内，却做些并不为体制认可的事情。
在焦裕禄纪念馆广场，我看到一群老太太在唱歌。就凑过去听了一会儿。她们正在唱自编的歌曲。是京剧，两个人对唱，有动作，进场、停顿、念白，旁边七八个围观的老太太还不停地叫好。再仔细听，唱的都是“来了个毛泽东，生活大变化”之类的歌词。看到我们在看，她们非常害羞，勉强又唱了几句。在攀谈之中，我了解到，她们是县城周边的农民，最小的也有六十岁，其中一个唱戏的已有七十五岁。她们每周都会来两三次，自发自动的，没有约定，也没有什么曲调，都是乱唱。问她们为什么唱歌颂毛泽东的词，一个牙齿几乎全掉光的老太太说，她们不会唱别的，一唱就想起了毛主席。
在纪念馆看了焦裕禄的事迹展，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那些老照片，他的衣着、神情非常朴实，以现在的观点看，就像是一个稍有点文化的农民。他在盐碱地一再考察，最后才决定引进泡桐，极大地改变了困扰兰考多年的盐碱现象。
中午，何慧丽从乡下赶回来，请我们在土菜馆吃饭。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种泡桐这条路，它不但改变了土地的状态，而且，也为兰考人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支柱。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她这一理解角度倒让我很吃惊，但也颇有道理。这是典型的乡建人思路。

   住在乡村地铺上的支教大学生

下午，离兰考有十几公里远的二里寨村合作社骨干早早来接我们，他们主要是想和何慧丽谈合作社的新计划和最近遇到的困难。二里寨就有河南大学的学生在那儿支教，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了解当代大学生如何在农村支教。
二里寨支教的学生都属于“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成员。所谓“三农发展研究会”，其实就是大学里面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在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一社团。这一社团最初由梁漱溟发展中心的刘湘波发起、组织、培训，并逐渐扩大影响力。刘湘波是乡村建设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他的主要方向是培养青年学生“热爱农村、走进农村”，摸索并创造一套幸福新生活的新理念。河南大学是全国最早的三农社团基地。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故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够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沙尘也比其它地方要多。村庄的房子大多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泥坯房，相当破旧，和外面的黄河尘土融在天空之下，给人一种残酷的怀旧和古老的感觉。我们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下来，很快，便有村民围了上来。
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房屋非常破旧，墙上的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凉意袭人。没有暖气，没有电热毯，门是那种传统的木门，还透着风。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的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上面铺一层褥子，再上面，放着厚厚的被子，虽然破旧，但叠得非常整齐。地铺前面是拼起来的三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材料，学习用品，围着一圈椅子，可以看出，这是学生们开会和学习的地方。靠左墙也放着两张椅子，上面放着锅碗筷盆，还有一小堆大白菜，几棵大白萝卜，几束干面条。在桌子下面是一个单灶的液化气炉和一个液化气罐。这是女生住的地方。男生住在隔壁，同样的地铺，只不过，稻草又薄了点。
晚上我们到坝头村看另一队支教的大学生。他们住的条件更差，潮湿，低矮的房屋，到处漏风，虽然有床，但几乎已经处于腐朽的边缘，大队部没有其它更好的床给他们。我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很黑。几个学生正在院子里做饭，烧的是在野地里捡的树枝，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上面的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盖上。在火光的闪烁中，几张年轻的面孔也隐约闪着光芒，非常美丽。我想，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有了这些支教的历程，他们对中国的现实肯定会有更深入的认知，同时，对理想、民族、乡村这样的词语会有更深刻的看法。将来他们走上工作岗位，走上某一职位，应该会对乡村、对社会更多一些关怀，更多一些完全出于公心的思考吧。

   “合作社可以恢复乡村内在生命力”

在二里寨的那一天，二里寨一个合作社的几个骨干成员一直跟着我们，想找机会和何慧丽谈谈他们合作社所遇到的问题。直到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我们才找到机会坐下来，就在大学生支教的那个宿舍里。
几位农民讲他们在合作社运行中的优势和遇到的困难。首先就是大资本的强势，他们无法抵抗。他们和一个公司去谈合作，但那个公司说你必须先买我们的种子，否则，不谈收购合作。他们很害怕这样，因为最后就被他们控制了。但也有好的事情，如河南天明农业搞种子培育，第一年在他们合作社搞推广，是合作模式，种的人不多，但产量比其它种子提高百分之五十，其他村民看见产量提高了，高百分之十五，第二年就都种了。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合作社稳定的来源，达到了公司、农户双赢的地步。
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乡里、县里并不真正支持这些合作社，他们谈到他们一直在申请一个国家资助的项目，但是因为乡里不积极或不信任他们，最终导致这个项目黄了。合作社理事会下了很大工夫，各自动员了各方关系，已经给农业局管项目的工作人员说好，只好批准下来，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但最终，乡里根本没有往上报。这使得他们非常失望。“我心凉了，我追农业局三年了，我的工作都做到只要批一个就是我，但乡里不报。现在一下子就不行了。”他认为乡里之所以不积极，可能与不能从项目中捞到好处有关，因为这个项目完全是透明的。
在和合作社成员交流的过程中，何慧丽一直努力化解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不让农民轻易抱怨，而是去寻求合作，这样，对农村合作社长远发展来说也有好处，这样一种理性的方式，这种对政府的理解态度，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非常少见。知识分子习惯于纯粹批判行为，而没有看到彼此之间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和合作之后给予彼此的空间。这一点，应该与何慧丽长期在乡村建设最前沿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在结束了和几位合作社成员的交流之后，我们又直奔胡寨。他们在交谈中一直在提这一村庄的合作社。其中一个最玄的说法是，现在，在兰考市场上，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小菜贩，只要说是“胡寨的菜”，即使比普通菜贵一点，也会立刻销售一空。
到胡寨的时候，已经夜里十点左右。一个身穿夹克的精干青年人站在一座小平房面前等我们。他面前停着一辆面包车，里面装满了包装好的蔬菜，准备给兰考县一些家庭送菜，是早就预订好的。在他身后，是一排绵延过去的巨大的白色塑料大棚，在房前微弱灯光的朦胧照射下，显得非常壮观。胡寨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主要是经营有机蔬菜种植。最初是几户农民出股金，成立合作社理事会，共同商量如何种植，如何销售。一开始本金很少，只有几个大棚。理事会成员自己去联系买家，超市，菜市批发，单位，等等，有几个人长年在兰考，也往省会跑，去推销自己的产品。非常艰难，没有人信任他们的产品。两年之后，市场慢慢开拓起来，参加的农户越来越多，经过几年的经营，如今已经发展到五十个大棚，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蔬菜几乎已经供不应求。
合作社基本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参加合作社的每家农户每卖一斤蔬菜（不能私自卖，统购统销），合作社抽五分钱提成，除却必要的运营经费外，这一提成将来要作为分红再返还给大家。合作社理事会成员负责跑销售，跑品种及与外界的种种联系。账目每过一段时间会公示，接受成员质询。合作社理事会成员没有工资。现在的情况是，胡寨有机蔬菜的销售量很大，提成已经积累出了相当的盈余，年前要有一次分红。也会考虑到提出给理事会成员发一定工资的问题，买运输车的问题，这些都必须是大家一块儿商量。
在言谈过程中，我对他们如何坚守品质保证表示怀疑，这位合作社负责人快言快语，“质量一定会保证，如果真去糊弄人，砸的可是自己的饭碗。”非常朴素的一句话。现在，合作社资金充裕，他们对产品的种植、挑选、包装，包括塑料袋，纸箱子都非常讲究。
我惊讶的是二里寨和胡寨这几位农民的自信和流畅的表达，他们对市场，对商业和社会各层关系的理解，已完全超出了普通意义的农民，颇有现代企业的管理风范。而这些，是建立在对本土资源充分利用，和城市之间合理互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发展，这一合作互助模式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对整个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向很有启发性。
实际上，对于合作社，我们的了解和基本认知都来自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声势浩大的运作和彻底的失败也使我们对“合作社”这一机制在中国大地上的存在有点谈虎变色。随着2007年国家颁布《专业合作社法》，允许农民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合作社”又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者已经开始进行合作社实验，这一合作社去除了当年的政治色彩，试图在乡村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结合体。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以个体的身份自由联合，经济合作，统一购销，降低成本，增强本金，避免西方经济实体对中国乡村的控制，真正提高农民自我的组织性；同时，如果他们能够在本土本乡就获得很好的生活，也可以恢复乡村的内在生命力和活力，重新恢复我们的本土文化。
2003年何慧丽刚到兰考的时候，大家对农业合作社还没有概念，包括政府科级干部也不知道，国家政策也正处在一种胶着状态，并没有明确如何走下一步。也因此，大家对她的思路都不太接受。怎么合作社又回到解放初？当时有一些人还有误解，对何慧丽的活动打问号。苦闷之中，何慧丽就一个人下去接触农民。自己走到农村，走到一家家农户中，去推广她的观念，因为副县长的头衔，她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但当时，兰考有许多关于何慧丽的闲言碎语，她在县里组织一些女性文艺骨干分子下乡，有些人后来不敢去了，说万一成了什么组织怎么办。但是，何慧丽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观念和自己的方式，最终才摸索出一套与农民打交道的方法。兰考县文化局局长赵平阁对我说，现在国家认可了合作社，也出台了合作社条例，在这里面，何慧丽应该是做了很大贡献的人。
现在，全国开始进行农村合作社运动。但是，按照邱健生们的看法，这样大集中的提倡容易出现假合作社和形式化的合作社，合作社是好事情，但不能成为形式化和指标的东西。同时，必须看到，合作社的领域很窄，很难挣到钱。农业系统的现实是利润高的行业被大资本垄断了，注定了农村合作社的积累是比较慢的。不能盲目地进行生产性项目，可以先在购销上进行合作。小邱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真正的合作社必须有精神的层面在里面，有精神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里面。通过合作，农村整个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成为可以合作的人，在村庄里面推行一种“和谐”。合作的目的是每个个体都有变化，所以，一定把教育植入进去，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也有教育进去，使农村真正活起来。

   一头猪的政治经济学

今天何慧丽安排我去南马庄看杀猪。猪是南马庄一个合作社的猪，每一头猪都有具体的定购人。今天是其中一个定购人带着一帮朋友来认领猪。这些猪是农户用天然食物喂养，秸秆、树叶、红薯，或剩菜剩饭，等等，农户每天记日记，记录猪的吃食，身体状态，以保证的确不是添加饲料喂养，并进行成本核算，交猪时一并交给定购户，定购户按高于市场一倍的价钱购买。何慧丽想让我们看一下如何能在合作和各取所需的层面上达成城乡互动。
南马庄的大队部非常阔绰，和其它几个村庄形成鲜明对比。在广场上有一个外形相当独特的房子，有点像教堂，又有点像中国传统农村的屋架房。这是台湾设计师谢英俊所建的生态房。在河北晏阳初学院也有他的建筑，但并不为村民接受。围着大队部的周围，是一大片莲藕基地，在进行藕蟹混养的实验，而西边的稻田地则是社科院的有机米实验基地，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杂粮，绿豆，红豆，黑豆等等，也开始向市场推广，甚至还有网上销售。
上午十一点半钟，订购猪的朋友到了，这群朋友是何慧丽这两年重点争取的对象，有民盟的，自然之友的，畜牧局的，都是对乡村建设有点认识的人。合作社的另外几个成员一直小心翼翼地跟着何慧丽，在说着什么，我听了好久，才明白，还有四天就春节了，他们想赶紧与订购户联系，让他们把猪拉走，共有二十多头，再晚就来不及过年了。但是，如何联系，如何包装，如何运输，都成了重大问题，他们一点没有办法。
这让我感觉到，对于农民来说，让他们养好一头猪，也许并不难，但是，让他们和外部世界自信地打交道，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们的语言，穿着，他们的姿态都低人一等，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这使得他们更加封闭，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提要求，或正常交流。
午后三点钟，订购的那头猪终于拉来。为了迎接今天这群人来，养猪户于昨天半夜把猪拉到县城屠宰场排队屠宰，今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才排到。回来后又去找本村会分割猪肉的人，这样来来回回，已是三点钟。何慧丽让农户拿出喂养日记本、成本核算等材料，农户说没有，日记记了一半不记了，因为没啥可记的，猪就每天吃吃睡睡，核算也就那么多，不知道记什么。她对农户说，日记是小事，关键是得让订购户体会到我们的诚意，既然承诺了，就要做到，这是信用。何慧丽又气又急又笑，也无可奈何。
最后，终于开始分割猪了。几位从郑州来的朋友各自买了自己想要的部位，一斤20块钱。在内心深处，在这一过程中，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与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来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慈善只能是一种推动，真正的发展必须依靠真正的需求来驱动。
在和何慧丽交流时，这也是她特别纠结的地方，因为这不应该是一种施舍和被施舍的态度，而应该是感谢和被感谢的态度。农民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养猪，一年生长，不吃饲料，保证健康，讲究信誉，承担风险，这应该是城里人特别感谢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反了过来？“我就是心疼，我们的农民养了十二月，普通的猪是三到四个月，等于农民一头猪别人可以养三茬子，为什么是普通价格的两倍，而不是更多点。其实咱这个东西是很稀缺的。”难以解决的还有具体操作的问题，譬如如何把猪送到订户手中。
但是，也恰恰是这些具体而微的小事情，决定了合作社的成败和乡建运动的成败。因为中间的一个环节断了，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之间的沟通还是不畅通，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互赢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一头猪所带出来的是乡建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因为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和由此而形成的性格状态成了很大的阻力。农民缺乏谈判能力，缺乏对主体性和尊严感，面对外面来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害怕，他们无法说话。

   乡村建设的“学术政治化”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到，搞乡建运动一定要“学术政治化”，他认为，“要把学术深入到民间去，最理想的是政治要学术化，学术要实践化，最好是学术与政治合流。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就是一般学者全都钻入政治中去，研究以往政治，为什么效率那样低，为什么贪污那样多，就是要做到学术与政治、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真正合流。”晏阳初认为，要想把乡村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学会认识政治，进入政治，最终达到改变的目的。也因此，1933年，晏阳初多方奔走，提出县政改革案，并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自己当院长，通过政治层面去推动乡村建设的发展。何慧丽也在实践晏阳初的模式。一方面，说服、影响一些有想法的官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政治所拥有的权力去调配各方力量，最终朝着有利于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当然，最好的是学者又是官员，两者天然合二为一。但是，“学术政治化”这一要求里面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恰恰是知识分子最不擅长的。
在兰考的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何慧丽如何认识官场，如何与官场打交道。可以看出，何慧丽在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清高，试图和每一层面的官员走近，包括她以前最讨厌的企业家，她都要重新去认识，和他们进行交往，并纳入到自己的系统里面，也是她所谓的“统筹”。但是，这也是她最大的苦恼所在。就一个知识分子的根性来说，这的确是最需要克服的一部分。
我在兰考的最后一天，何慧丽被开封市委召回北京，订早上六点的飞机。她明白，官方需要她出场，因为她代表着他们改革的力量和成绩，但反过来，她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所以必须要去。她讲到布迪厄的“场域”，认为地方领导和乡建者其实是在一个场域里面，两者是“对立的统一”：

我的乡建里面不想排斥领导。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合作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十个政府不合作的例子，也可以举出十个政府合作的例子。不要把政府一棍子打死。基层政府有十个毛病，但它也有十个优点。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无力感，其实是被边缘化了。在未来一百年中，我们民族会有很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心态问题，信仰问题。知识分子做出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其实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验来做一点东西。没有为理论而理论的知识分子，实验就是理论，知识分子在此中应该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想，如果我的实验结果能够通过官场递交给官方，能达到政策层面，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通过知识分子发动实验，并让政府开明官员认识到这一意义，最终达到实践层次。这几个层次相互促进。这很有意义。去年兰考县委书记还不知道我何慧丽在干什么，今年县委书记就号召大家来买南马庄的猪。县委食堂也订购一百头。现在，兰考县委包饺子用的是南马庄的猪肉。我很骄傲。这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价值感。知识分子走向乡建其实是自我救赎。
那些揭示性和实证性的东西其实只是第一步，我希望，知识分子理论性的东西、实践性的东西和中央推动的政策有某种勾连。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政府和政策是一体的。所以，不管我在兰考做的怎么样，怎么被人评说，至少是第一步，我希望能够推动大系统，大家都来参与。
我在这儿也是不按规矩办事。假若把农民文艺队带到学校和北京演出的话，按正常观念，至少得提前半年准备。我说去就去，带着文艺队就去北京，没名堂，按没名堂的办法来。现在也后怕。习近平副主席来兰考，别人都回避，我不管，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我就要说。我憋得太久了，当官的都不会这么做。后来，习副主席表扬我说给兰考带来希望。表扬我并不重要，我也不想当官，但最起码有可能给兰考带来新机会。
以学术进入政治，应该是非常好的路子，2004年温铁军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带了六个国家的人来兰考参观。我利用政治职务的便利在兰考组织了几百个农民参加的大型活动。温先生背后说，何慧丽这种动员能力我年轻时根本做不来。不容置疑，这肯定有学术的因子在里面，所以后来才有习副主席他们这些高层官员的参观。现在，兰考县长出去考察带的是南马庄的米，胡寨的菜，都很成功。
假若你承认我们做的事情是改良，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真正在做改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坏的机制，关键看你如何去做。说实话，我的压力来自于知识分子内部。知识分子的压力大于政府的压力。知识分子的坐标是错乱的，所以说话不着调。他会说你不是说政府支持吗？为什么还没有拨钱呢？我最怕别人这样说，把一点希望都给推远了。这样看问题太简化，问题不只是出在这里，它是很多层面的综合。在官场上还有很多官员面对乡村问题的能力是超一流的。
但是，也有干部说心里话，“感谢何慧丽这样有情怀的学者，但是，大家都像你这样，基层干部怎么活？”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我做这些事永远是暗面的，是非主流的。难道让整个财政都这样吗？我的行为还是逆潮流而行，虽然中央叫得很响，但其实在基层还是处于暗处，没有真正形成潮流，还不被大家认同。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何慧丽打来电话，说开封市委常委开会决定让她做开封市市长助理，同时，兰考的县委常委位子也还保留。这应该是很好的事情，空间又大了些，可以做更多的事。何慧丽却很矛盾犹豫，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处于一种徘徊状态。该做的都做了，大学生支教已经自成系统，兰考农民自己也在慢慢往前走，好像没有自己可以做的，再推进，也更难了。这个事情是无穷无尽的。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回大学教书了。
和何慧丽接触这么久，我似乎有些明白她的矛盾和纠结所在。在官场里，她是一个可笑的另类，在学校，有人说她像干部，而在老百姓那里，她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哪有她这样当官的，天天泡在村里？她挂着县常委的职，却不领工资，不求仕途，一心一意做乡建，她也处心积虑地和领导，和各个行业的干部打成一片，因为她想让社会的每一层面的力量都能为乡村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她在一个一个乡村奔走，组建文艺队，合作社，联系销路，约请各界人士，为一头猪费尽口舌。我想，官场里的人看着何慧丽，肯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去忙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在学术界，她似乎也有些另类，也是不务正业的一个人。她没有好好地坐在大学里教书，她不满意大学的现状，不满意学科内部的陈腐。即使在乡村建设圈内人中，她也多少有点格格不入，她的紧张与焦虑也来自于此。“年年重阳又重阳，趟趟李庄复李庄。八载乡建何处去？一路风雨化沧桑。”何慧丽自己编的这首诗也许最能体现她的心境，矛盾、失望、坚持、孤独、痛苦，都蕴含其中。

  当代乡村建设运动  

   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十几年前，邱建生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就写下这样的座右铭，“像卢梭一样思考，像晏阳初一样行动，像耶稣和甘地一样去爱。”晏阳初在他心中就是一个行动者的化身，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2003年，在经过多次调查和访问之后，邱建生提出在定州翟城村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地址就选在晏阳初平教会当年的农业实验场旧址，现在是废弃了的翟城中学。这一设想得到了温铁军、翟城村村支书米金水和一些搞乡建的人的积极响应。翟城村在乡村建设的历史上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选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延续历史，继往开来的感觉。
2003年2月，翟城村支部征集了村民意见，把闲置的翟城中学买过来（其时翟城中学已经被私人承包）。买校花去39万元，晏阳初塑像，花去1万多元，共投入40多万元。学院的工作分两大块，院墙内的工作，院墙外的工作。院墙内做培训，院墙外做乡村实验，进行生态种植和有机种植。
到2006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非常热闹，培训虽然有种种问题出现，但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地农民源源不断地来学习，甚至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农民自发前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派出基层干部前来学习。学院对“劳动者免费入学”，举办有关“三农”问题的培训班、论坛、研讨会几十次，吸引了全国各地上千人次的农民、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志愿者前来学习。培训农民，鼓励他们进行合作社实验，是把农村的对抗性力量变成一种建设性力量。学院希望他们通过学习成为在农村致富、普法和维权等方面的带头人。
院墙外的乡村实验主要是生态种植。在周边的八十亩地里种试验田，不打肥料，不拔草，庄稼、草和昆虫一起长，慢慢恢复自然的生物链，最终还原健康的土地，健康的生产，健康的食物。自引进种种杀虫剂和化肥之后，农村的土地污染很厉害，有人曾经做过化验，农村种植土壤的污染度要超过正常标准的百倍左右。但要想使土地重新净化，至少需要三年时间，三个循环才可能实现。这三年必然会减产。
在晏阳初学院，有一个重要的尝试和试验。就是在乡村组成生产合作社，在城市建立消费合作社，直接把它们对接起来，实现城乡互动。因此成立了“生态农业工作室”，“生态建筑工作室”。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建了几座生态建筑和生态厕所。和目前农村里盖的砖瓦房不同，它们都是框架式的，先由梁柱斜撑等构件相互咬合成框架，再用土填充墙体，抗震性远高于砖混结构的房子，建筑寿命高达数百年，而且冬暖夏凉，“这种会呼吸的土坯房在西方很流行，造价也不高，如果农民采用换工方式协力造房，只要两三万元、两三个月就可以盖起一座”。学院还兴建中国第一组“六位一体”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生态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气池、生态厕所、猪圈、鱼塘和菜地，各自的产出物彼此循环利用，整个系统不对外生成垃圾。这样的农业生产，在东南亚被称为“永续农业”。不用化肥农药、种菜储菜、养猪养牛、生产沼气，这在当地的中国农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时间，乡村建设运动似乎兴盛起来。媒体不断给予报道，中央台，凤凰卫视，大量纸质媒介都有专题介绍，一些期刊杂志也进行深度报道，“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这些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和词语重又回到大众和政治的视野。而凡是来这里的人，都被学院这种义务、志愿、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活所吸引，同时也对种种实验的可能性产生很大好奇。
但是，危机已经潜伏，它既来自于外部各方面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理念的分歧和学院自身运行机制的缺陷。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关闭

自晏阳初学院诞生之日起，就因培训理念和发展方向备受质疑。谢英俊的生态房并没有被周边的农民接受，农民说你这是泥巴盖的，我们好不容易住到平房里了，现在再退回去，连媳妇都娶不到。另外，那个斜的屋顶也不实用，不能晒粮食。农民害怕闲言碎语，也因此，这也是新型事物在乡村很难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永续农业”也没有被翟城村村民接受。因为学院的实验并没有给农民以可以看得见和令他们信服的成果。
在一次采访中，温铁军告诉记者，“村民们说我们懒，院子里的草太高了，甚至要帮我们除草。我说我是坚持了几年才把生态环境恢复到这样，草多了，鸟儿也就多了，生物防治环境就逐渐恢复了。整个村子除了学院，哪里还有鸟？”但是村民并不理会这一套。2004年夏天，学院试验田里开始出现害虫。在学院用辣椒、烟叶汁等土办法杀虫无效后，村民实在看不过去了，拎着喷雾器就要向试验田里打农药，“你们不打，害得虫子都传到我们地里来了”。
“我们这几年没有施过任何化肥和农药，但现在麦子长势很好，这块地已经被改造得比较肥沃了，麦子自身的作用可能限制了杂草的生长，现在的试验田已经基本没有杂草了。外边的田里，村民们则天天忙着除草。”从香港来的志愿者袁晓仙认为，“中国农民有很多传统的农业经验是非常环保的，也是符合永续农业的思想的，比如自留种子。但现在当地人把自留种子叫做’笨种子’，不觉得这是科学的，每年会花很多钱买种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量”。
翟城村合作社由于找不到好的合作项目，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对此，学院的创建人之一邱建生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乏力。“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在翟城这种没有尖锐矛盾的乡村中，分散的小农很难形成利益上的合作需求，很难培育出合作意识；后天乏力，则是客观环境，包括金融制度等等，并不对合作有所支持，在一些情况下，合作在市场竞争中甚至处于弱势。”
在学院内部，也有理念的种种冲突。如小邱这样的乡村建设者，坚持贯彻晏阳初的基本理念，“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要和农民打成一片，要推动农民。小邱在翟城村以种植方向形成学习小组，组成“葡萄藤学习小组”、“辣椒学习小组”，利用晚上农闲时间带动农民读些书。小邱的最终理想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农民自己的骨干，让他们自己学会学习。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却并不乐意，或者不知道如何和农民打交道，更很少走到田间地头，这也使学院和村民之间没有达到完全一体化的状态，双方并不真的相互认同。而志愿者的来来去去，在管理上都出现许多问题。政府也开始慢慢注意与学院相关的活动。小邱和两个上海志愿者编辑印刷《田间地头丛书》—书型较小，农民可以装在口袋里，干活时带到地上，里面的故事和内容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印的多了，上海的文化执法大队找上门，说是非法出版物，把两位编辑家里的电脑收了。
当然，还有资金的问题，因为是民间和公益性质，办学所需资金只能靠自己筹集。一开始的时候是温铁军个人从稿费和演讲费中拿出3万元，以支付志愿者的吃住消费，并在社会上广泛发动募捐，后来，慢慢有基金会注入基金，但总体上资金还是处于匮乏状态。
2006年的某一天，在一阵被卷起的灰尘中，几辆黑色的公车开进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宣布学院将被关闭。三条理由：第一，搞生态建筑没有报批具体的部门；第二，学校注册没有去年检；第三，给上访农民搞培训。这是三条非常正当的、漂亮的而又站得住脚的理由。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学校关闭。
那时刻，农民正在接受培训，志愿者在院子里、村里各自忙碌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外面的试验田里，草和庄稼还纠缠在一起生长着，彼此正在较劲。

   绿色青年公社：新幸福主义

在没有见到刘湘波之前，已经多次听到他的名字、他所组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绿色青年公社。在一个晚上，终于有机会去探访他设在北京郊区温泉村的基地。
我没有想到，那里只是一个有些破败的大院子。正对着大门是一小片空场，空场后面是错开的两排平房，左右各一排平房，形成一个“冂”字形院子。一个年轻人正在一个几乎敞篷的厨房里为我们做饭，今天轮到他值班，我走近看去，就是一个洋铁皮围成的大棚子，里面放着两个大煤炉，靠墙的桌子上放着萝卜、白菜、土豆、馒头等等食物。这也是我接触乡建工作者以来见到的最多的几种蔬菜和食物。一碗素面条端了上来，所有的来客，几乎同样，没有特殊之处。隔壁的大教室里人声熙攘，这是从全国各个大学过来培训的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讨论一天的感受和学习内容。再隔壁是女生宿舍，女性工作人员和她们同住一起。宿舍很拥挤，和一般的大学宿舍几乎相同，只不过条件更差一些。夜晚，睡在女生宿舍里，大家都是盖两床被子，暖气烧得并不是很足，因为锅炉太小，只供应女生宿舍。
第二天六点五十分，培训学生和工作人员准时起床，在门前空场集合，唱歌，然后，沿着村边公路跑步，路程约六公里，然后回来洗漱，排队吃饭，有值日的学生帮忙打饭，每天都有几个学生专门负责家务，洗碗，打扫卫生，清除厕所，等等。吃完饭已是八点半左右。在门前空场再次集合，开朝会。这是梁漱溟时代留下的习惯。然后，一天的生活开始。在这里，刘湘波和我谈起他的乡建经验：

基地主要有几项任务。青年人培训，志愿者培训，合作社试验和培训；做绿色产品沟通城乡。长期培训的是2005年开始的一个人才计划的培训。这是一个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为期一年，培训人员必须有十个月在农村，我们安排具体的地方，中间穿插着来这里培训。重要的短期项目就是培训大学生支教社团，现在社团已经发展到了220多所高校。每年培训两次，每次一百来人参加。一般都是寒暑假时间。
就乡建而言，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推动乡村组织化，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这里面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并不是所有来培训的人员都会进行实践工作。开始都是直观的，有很多目的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只想经历一下，看一下。有些人是真的想做，但最终还需要下决心。光凭感情还不足以支撑大家走下去。
我们现在在提倡“新幸福主义”，主要是简约，环保。并且也开始发公积金，先在公社内通行，看将来能不能扩大。一个小社会，依据自己的规则生活，也要有种种要素，保证员工的生活。去年搞了一个集体婚礼，非常热闹，也非常有启发性。以后会随着工作人员年龄的增长有新的想法和措施。
大学生支农史实在是非常曲折，一开始还很惊险。2001，2002年我招大学生，跑几个学校才能招来几个人。那时候，干群矛盾很激烈，学生去做社会调查，了解到的全是这方面的事。当时北大的几个学生到内蒙古，派出所把他们围起来。为了保护大学生的安全，农民隔50米拿着棍子，晚上两个小时轮班。这让大学生特别感动。那时候大学生支教是干部不愿意，农民欢迎。
一开始带学生下乡的时候，发现学生很散，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三大纪律、八项主义”能提高大家的精气神，并且，下乡教农民唱歌，老一点的农民都只会唱毛泽东时代的歌。只好大家都唱红歌。后来就把它当作一套手段和模式。培训农民首先要把农民调动起来，要凝聚起来，唱歌，口号，做起来它就是有效的。但对于新农民，老歌是否有效，还得再试，也正在找新的歌曲。我们是实践派，以实践为主。比如现在我们也唱《春天里》，也有很大的励志作用。
一开始大家对支教也没有认识。2002年大学生上海、武汉五个地方分别下乡，可能规模太大了，官方就悄悄去调查，发现没什么事。再接下来，各个单位、学校团委也组织下乡团队。现在局面都拓展开了，“三下乡”活动，学校也愿意参与，甚至作为学生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重新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其实是以支农方式恢复起来为前提的。如果青年都被关在学校里，国家的未来不就完了吗？只要把握住上限和下限，下面不碰基层政府利益，上面不碰政治制度，在缝隙里走，就会有空间。也有人质疑，你这样能培养了多少人出来？但我觉得不求轰轰烈烈，像这种平平淡淡不声不响的青年教育能做下去，会非常好。
乡建作为一个运动，到了现在，从上级官方到农民，氛围已经有了，整个社会动员已经差不多了。后面阶段实质性推动还刚刚开始。
我认为，乡建主体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像贺雪峰，李昌平，杨团他们都在做。温老师算是做得最大，历史时间长，有许多事情都是温老师在推动的。在宏观上和大事推动上，都要靠温老师。包括“农民组织化”也是他提的，我们实践。温老师很包容，信念不同的人都可以。

现在，青年公社的运行基本通畅，大学生支农培训工作非常规范、系统。既有专家讲课，基本上都是义务，学生相互讨论，也编有详细的指导手册，有非常具体的章程和方法。经济来源暂时也相对稳定，有一家基金会每年都固定拨款，能够维持中心和公社基本的运转。还有一些不固定的资金来源可以弥补其它突发性需用并给工作人员发工资。但是，在这里，工作人员，他们还把自己当作志愿者，工资都很低。刘湘波因为不是全职，一个月只拿八百块钱。最高的将近两千块，其他大多是一千块至一千五百块之间，相当低的工资。当在问到这些问题时，他们都表现得非常淡然，其中一位女生说，当然也想工资多一点，但这里的财务都是透明的，就那么多钱，大家都一清二楚，只能发这么多。所以，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原因也各不相同。我一直在想，在这两个月里，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要了解的是什么？除了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它的意义，它的运行逻辑及它的价值之外，我最想了解的其实是这群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每到一个地方，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工资、收入、家庭、爱情，我似乎有一种特别紧张的关心。为什么？我自问我自己，我是否是被经济社会的利益追求完全异化了？好像还不是。我有一种害怕，我害怕他们因为理想而放弃自己应当得到的利益，我害怕他们因为做了志愿者就被认为自动放弃了对物质的向往和喜爱，我害怕他们的生活变成一种清教徒的生活，我害怕他们因为一直没有充足的收入而一直贫困，我害怕到最后一切都只是变成一个职业而已，热情与信念都被磨灭殆尽。因为这批志愿者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成了家怎么办？如何解决吃、住、行？将来孩子在哪儿上学？如何支付学费？能否继续在这个地方呆下去？能否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我也知道，我的害怕和担心或者只是我中产阶级的追求在起作用，刘湘波所倡导的“新幸福生活”正是要提倡一种新的幸福理念，简单的生活，朴素的需求，为理想而生活。如果这一生活理念真的能够被认同，能够唤起当代人对简单生活的冲动和向往，毫无疑问，它会有很大的意义。我们精神的紧张，我们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对自我的不满，对物质的欲望，包括人性的残缺和丑恶多来自于我们无限制地向往华丽的、金属的和过于奢侈的生活，然而，究竟哪一种生活更为美好？哪一种生活更能培养出优美的人性和崇高的情感？哪一种生活更适合如今千疮百孔的地球？

   温铁军：“我一点也不悲哀，因为它存在”

2011年2月26日，在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中心，我第一次见到温铁军。也许刚上完课，他看上去非常疲倦，说话声音很低，但非常沉稳：

我一点不悲哀，是因为它存在。你不要看现在这么困难，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后人写晏阳初当年做乡村建设多么红火，那都是被后人包装的。当年不是这样。我们要有一部真正的乡村建设史，不可能一帆风顺。
我经历过百年史上后两次乡村建设，第一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法经历，第二次，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经历了。我在八十年代是以官方身份从事乡村实验，完全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进行实验，当时我分管项目，调研，评估，总结。我非常了解乡村实验是怎么回事。那个工作我做了十一年，1987-1998年，最终我是不能再做了，因为做不下去了，完全失败了。
接下来，中央重新强调“三农问题”，我们再次启动乡村实验，这次就是非官方的。2001年以后，我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不认同大资本对乡村的剥夺，因此，我们的项目得不到大资本的资助，得不到各种基金会的资助也是正常的。天生注定它是步履蹒跚的，继承了梁漱溟的反现代性思想，不认同主流的现代化思路。因此，它某种程度上是保守的。从一般意义上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它是拉历史倒车的。你知道现代化过程需要巨大社会成本，这个成本被转化给乡村。照这样，乡村无法很好地发展下去。
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忍。做人，做知识分子，难免妇人之仁，如果知识分子没有妇人之仁，如果身在主流不能反思，那就会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或者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主流思想。
现在，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形成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加入的这么一种社会网络，既没有外部的大资金，也没有政府的大资源支持，它完全靠民智和民力来维持运作的社会网络。哪怕它多存在一天，它就是胜利。假若我们有总部，我们有一套东西，那我们就是现代性。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不叫NGO，我坚决反对，我不搞那些东西，结果我们生存下来了。就像你想起小邱，他一直在干，靠的是人成之为人的努力，靠的是人试图生存于多样化生态社会的一种回归。无论他被人怎么看，这些所有参与的人都具有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基本精神。大家不必高官博带，也不必登高一呼，每个人都似乎在浅吟低唱，声音却震动大地。我们没有媒体，但却有大量媒体报道，我们没有权力，但却有无数成千上万的人自觉自愿地参加。我们甚至不提供指导思想，什么纲领啊，理论体系，我们甚至反对自己搞一套体系，因为那样成本太高，我们穷到了没有任何能力支付组织成员的劳动工资，我们做不到。但它却坚持了十几年。我们的存在时间和实验成果已经超出了民国历史，也即将超过有世界银行拿三亿元贷款投入、以中央名义推进的实验区。今天我们依靠民智民力、自发力量形成的庞大社会网络，已经成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胫而走。无论我们存在不存在，历史都将留下这一笔。
何慧丽本来仕途和学途都光明一片，北大博士毕业，好好当教授，风风光光，何必承受那么多苦难，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还不受人待见。邱建生也是，以他的聪明和才能，他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每个人都“不堪”，对现在这种明知不是、还非要拿不是当理说的主流的东西实在不能忍受。我们骗了自己，还去骗别人。除非你有太强的利益诉求，就是要住豪宅开好车，那你就不是知识分子，就是食利阶层。那人就可以无道了。假若你真要活成一回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何慧丽内心深处也是一种“不忍”在支撑。
乡村建设机构运作很艰难，都一样，资金的问题，民间渠道也不是很畅通，福前文化中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已经比历史上民国的乡村建设多活了一年，晏阳初他们前后十年左右，就寿终正寝了。他们中间很多人被杀的，1935年第一个被杀的是冯卫平，在河南信阳，乡村建设学校被关闭，人被杀了，陶行知搞三年也被关了。我们还存活了3年10个月。1937年，梁漱溟自己培养的乡建核心人员被地方军阀收编成战士拉走了，剩下的青年知识分子被老百姓杀了。
也有相关部门很关注我们的这个做法，但他们会逐渐了解我们没有任何激进的思想，我们就是改良。我们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我也特别反对他们去搞一些激进的事情，因为这种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最终，可能会把一些希望也丧失掉。

在谈到自己在当代乡建中的作用时，温铁军非常认真地说，“我其实什么事儿都没做。事儿都是他们做的，你要想了解乡村建设，跟他们接触，尽管他们千差万别，有的比较激进，但毕竟，这是健康的力量。”实际上，在与这批乡建人接触交谈的过程中，会发现，温铁军既是他们的精神象征，同时，又在背后承担着切实的责任和风险。许多时候，当有事情发生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最终都要找到温铁军。
温铁军认为，当代的乡村建设不能只关注乡村，因为两亿多农民已经进了城，即使不进城，也深陷于城市发展思维的漩涡中。城乡之间一定要统筹和协调，不可能农民只干农民的事，市民不能置身事外。这几年，他一直尝试发展一种新型的农民工业，“小毛驴生态农业”，利用生态种植和有机种植，倡导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及转基因品种进行农业生产，充分依靠和开发农作物自身天性抵抗病虫害。经营模式是和城市居民形成互助合作，城市居民自己包地，“小毛驴”管理，平时居民也可以去劳动，既从事生产也作为休闲，重新培养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在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运行之后，“小毛驴”已经开始盈利。这一套生产模式和合作模式能够带动农民合作社产品发展，能够给那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合作社找到市场，同时又不被大商业资本盘剥。温铁军说，“我们把这一运动叫作市民动员或市民运动，城市和农村公平贸易，促进城乡良性互动，从对立关系改为和谐互动关系，农民既能守在土地上，又能够很好地生活，这样，乡村才能够慢慢恢复生机。它走的是一种民间道路，叫人民资本主义，人民市场经济都可以，最终对农民，对乡村发展，对生态环境有利。”
不管怎么说，乡村建设运动还在发展。虽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关闭，但学院的生态农业工作室在北京郊区租了一片地，继续进行实验，就是温铁军所言的“小毛驴生态农业”。邱建生对晏阳初学院的关闭一直耿耿于怀，但他的乡建工作并没有停止，先在海南做合作社实验区，虽然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现在还有志愿者在那里继续开展工作，辅导村民成立合作社，办文艺队、腰鼓队等。厦门的“国仁工友之家”有望在年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使邱建生非常兴奋，它意味着他们可以向社会募捐，并且自己支配资金。关于培田社区大学的创建思路，邱建生组织各路专家、民间人士开多次网络会议，正在不断探讨种种工作方法和发展模式。刘湘波负责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成立青年公社，开展乡村人才发展计划，合作社的培训，和各个高校组织三农社团到农村做调研。何慧丽也已经成为开封市市长助理，不管如何犹豫、矛盾，她肯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小邱、何慧丽和刘湘波三人所从事的工作层面、性格上都有很大不同。小邱是完全民间的，努力开拓民间空间，带动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它对整个社会有机的心灵建设方面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何慧丽有官方的渗透，进入基层政治的框架，有政府色彩在里面，许多事情更容易推进。刘湘波自成体系，探索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新幸福生活”。他们都相当平和，很少剑拔弩张的东西，没有抱怨，争取一切有利的因素，踏踏实实地推进自己的工作。在这批乡村建设工作者的世界里，关闭、停滞、阻挠都是正常现象，但只要乡建工作能够继续下去，它就有意义。用何慧丽的话说，我们讲究的是“天空有鸟飞过”，运动是一种氛围的塑造，只有全社会的思想被调动起来，都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思考，乡村建设才真正有希望。

   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故乡

随着对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自发从事乡村建设的人、组织并不少，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安徽阜阳的杨云标、湖北宜昌的吕邦列等人带领村民进行自主意识的培养；山东沂南的博士研究生曹继华回到村里创办“小河图书馆”；孙君的绿色乡村，垃圾分类，重建文化；还有无数并不为人所知的无名志愿者，学者，教师，医生，建筑师，等等，他们多是有学历，有专业知识的人。可以说，知识分子正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发挥作用。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与困境。生存的、资金的、情感的、社会的、亲人的，等等。
今天，坐在这明窗净几的房间里，回想着这群人，回想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命运，那种心痛感仍然没有消失。他们身上似乎都有天然的悲剧因子。悲剧感来自于哪里？我在反复思索，究竟是他们身上哪些东西什么地方让我有如此大的怜悯？他们的面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仰，在当代知识分子之中，是那么另类。如此不知识分子，又如此泰然自若。
他们的价值观、生活观和我们习惯了的社会价值观几乎背道而驰，我们习惯于从衣着、谈吐，从职称、职务，从收入、房子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忽略了心灵和奉献所具有的价值。我们跟随这个时代的步伐，不断地、不停地索取，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到更大的城市，习惯了用经济来衡量一切。他们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我们情不自禁地怜悯他们，反倒忘了，该怜悯的恰恰是我们，我们失落了理想、信仰和人生至真的光亮。
我想起了福田那沿河而生的壮阔的芭蕉林，想起了那在林间垂直而上的柔弱而坚硬的藤蔓。想起了兰考的黄河故道，那巨大的转弯和夕阳的平和，黄河一年年的冲刷，最终改变了地貌，形成了山川、河流和地理，也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这就是时间和坚持的力量。
想起了沿河开辟道路的何慧丽，捡着植物种子的汪博士，想起了略显严肃为乡建事业贡献了大半生的张兰英，想起在那挤了十一个人的小面包车上的合唱，想起在长长的海岸线上行走的曹立新，想起了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他们是一群行动者。无名的，行动的，群体。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成败如何，在乡村最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批乡村建设者们所倡导的“城乡互动”以及背后一系列的理念、观念和最终目标是否正确（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差异和分歧），是否有效，还有待历史来检验，我也不愿意用“主义”和“派别”来归结他们。但是，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确定地知道的，他们在与这个社会巨大的惯性力量做抗争，他们在试图为中国乡村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更好的路，也在为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寻找更为宽广的道路。他们在试图让农民不离乡背井就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让乡村更有现代的包容性，让我们这个民族不那么快地就失去故乡，不那么快地失去和谐、优美的大自然，不那么快地失去那仍然可以让我们民族情感宽容、深沉、阔大的道德习俗和文化方式。
他们不埋怨，不急切，一点点推进，希望也一点点在内心生长。在这批乡建人的心中，乡村、农民和他们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一堆抽象的，坚固的问题，是可怕的阻力和无从下手的东西。它们被具体为一个个问题，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农民，他们不感叹，而是走上前去，询问、讨论、制订方案，然后，行动。于是，似乎有了路，有了希望，歌声从未来的某个地方飘渺而来。那是无限的空间与阳光。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已，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见光明。一起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齐做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1930年代晏阳初所编的“平教会同志歌”。当一切的行动都基于生命的本源需求时，当所有的救世、责任和义务都与生命的本质存在相联系时，责任、义务、抗争这些词语都变得肤浅而狭隘了，因为那是一个有信仰的生命个体应当做的事情。既沉重又快乐，既平常又崇高。这是爱的力量。